牛浩江的官方博客

　　□本报特约评论员　牛浩江

　　幸福是个人创造的结果和由之产生的综合心理感受，而全社会的幸福感则是一个外延更大的概念，但本质上也是一种集体的创造和分配所产生的群体感受。该调查虽以职业分类，却反映出了更大层面的幸福危机。

　　无疑，即使是社会的幸福感，最终也体现为个人的感受。在原始时期体现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旧体制下则是权力系统的特别待遇和优越身份，但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中，幸福非天赐，也并非拜政府所赐，而应当是惠及社会每个个体的制度性保障。就这一层面讲，中国对个体的欠账实在太多、太久。打造“样板中国”的欲望和区域利益的冲动，强势地区对后进地区的资源掠夺，让“先富带动后富”在完成一半后就停滞，并且前后差距越拉越大；资源的过度集中、运作的不透明和部门利益驱使，让近权力者坐收渔翁之利，而让体制外的大多数陷入贫瘠化的竞争，人力资源价值也因之远远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巨额的财税收入集中于与民生无关甚至只是长官政绩的增长中，让应有的基本社会保障无以实现，早被病诟的教育、医疗等改革一直停留在纸面，却年年岁岁得不到落实和推进；城市建设依然回不到以人为本的正道上来，交通拥堵、人身安全堪忧，让人找不到归属感；户籍制度坚硬如斯，自由迁徙遥远如梦，而现实的羁绊和困扰已显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特供和变相特供的存在，以及问责机制的缺失，让安全无忧的相关部门没有动力进行食品安全问题的彻底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当每个个体面对诸多不公、困惑、不安时，幸福自然是一种奢望，但事实上，这些不应是奢望，而是幸福的前提，更是每个公民应当享受到的权利。这些早该拥有的权利迟迟得不到实现，以至于成为庞杂纷扰的死结。

　　欲解此结，需要从社会的最终目的——人的幸福——着手，让国家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和GDP生产机器，而是还权与民、还发展成果与民。只要民众拿回其该得的这一切，板结的生存土壤自然会变得松软肥沃，幸福也才有了生长的前提。

　　□本报特约评论员　牛浩江

　　人民大学最新推出的“圆梦计划”，其用意之一自然是挽救上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院校尤其是重点大学中农村生源递减的现象。但在现象背后的根源却不仅在于考场和自主招生的“战场”上，而是牵涉到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譬如，城乡收入差距悬殊、教育资源向城市严重倾斜、五花八门的加分政策和递条子等灰色因素。甚至还跟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问题带来的光芒褪尽有关。

　　在上述影响因素的较量中，农村学生自然是完败的，人大此举明确界定该计划对象，并且是建立在以成绩论成败的基本原则上，其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尽力排除权力渗透和出身优劣的同时，该计划的三个基本原则：“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尤其县及县以下地区”、“平时成绩排名为所在中学的前10%”和“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似乎也并非无隙可趁。首先，此前的高考移民告诉我们，在学籍上做文章并不难，有人脉自有办法；其次，在户籍这个硬骨头面前，真正的农村学生一般是无力变脸的，而权贵阶层却太容易进行操作；然后，三代之内有无大学生对于一些人来说，也并不难造假；此外，是否三代中曾有大学生是否就应该失去一份机会？也是值得商榷的。何况，这些标准是“原则上”的，在中国，“原则上”意味着什么，几乎人人心知肚明。

　　如何避免这种“才离虎穴又入狼窝”的尴尬境地？需要校方在招生标准上再行推敲。其中核心精神应当是：一、尽量撇除农村考生天然具有的劣势，二、尽量避开权钱可以渗入的领域。依此考量，要想“圆梦”，在严格身份认定的同时，须回归升学录取“成绩竞争”的本义，这也是“欠发达地区”学生为数不多的“核心竞争力”：天赋与勤奋。这也才算是真正照顾对了地方，也是“圆梦计划”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

　　同时，该计划应当是一个“做大蛋糕”的行动，以对免弱势者的优待损害非照顾对象的正当权益。至于农村生源减少的诸多根源问题，也需政府和社会尽快提上日程，予以逐步解决。

　　□本报特约评论员　牛浩江

　　一方是湖南省省纪委干部微博“揭黑”，另一方是长沙县公安局长和县县委书记翻云覆雨。但借助网络披露，双方孰对孰错已昭然若揭。

　　这是一个充满了符号的故事：老乡情谊、弱者关怀、侠义精神、官场正气等各种道义的混合，使前者成为大众眼中的正义化身；后者则因执法犯法、利益追逐等被深恶痛疾的恶行而成为罪恶的象征。

　　但这不应是整个故事的全部。如果一个党内的监督组织成员与一个县级党委的一把手和执法机构，进行一场依托双方所在组织，依据现行组织纪律、法律法规进行的较量，加之微博的“实况直播”，足值我等普罗大众欣慰。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整个事件唯一值得肯定的是那个良知未泯、正气在胸、敢于打破官场和气的“士大夫”个人。

　　你当然可以说，如果运气好，这份正气起码可以挽救50名农民工，该县纪委确实也已介入了办案过程的调查。但如果受害人没有一个身在纪委的干部，又会是何种命运？再如过去不久的衡阳司法局长和副局长互殴事件，如果没有副局长的坚决反对，违规进人不过是又一次平静顺利的人事违规。

　　我们也可以乐观地预测类似上述纪委干部和副局长们会不断出现，但这些少数个体带来的少数正义能对庞大的官场阴暗面撼动几何？我们该对偶尔看得见的“正”欢呼？还是该对深水区的“邪”心怀猜疑和揣测？

　　在此可以借用一对法学名词：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如果我们只着眼于结果正义，而忽视了指裁判过程和法律程序的正义，那么，换来的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时爽快，而得不到“包医百病”的系统救治。哪怕程序并没有预设的真理标准，也许程序不完善会损害少量的实质正义，但起码不会因一时一地之需、一人一众之意志带来长远的正义偏离。在药家鑫案中，这个社会已经尝到了痴迷实质正义的苦头。

　　我要说的是，个体的良知和正气自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激发力量，但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止步于单个的正义实现，而忽略了在此前的点滴的制度建设，和此后的进一步逼问和督促，那么，系统的程序不正义将吞没更多的零碎的实质正义。如本案中的违法诱捕也不会就此断绝。

　　□本报特约评论员　牛浩江

　　小悦悦不是第一个被多次碾压的孩子，更不是第一个被漠视的伤者，即使出于动物同类相怜本能，她们也应当得到他人救助，但尚有人道和爱心标榜的人类，却反复上演这样的冷血场景。

　　如果我们只看到催人泪下的类似人狗深情、狗狗相助的故事，如果我们只看到太多宠物获得子女般的宠爱，如果我们只看到动物保护志愿者高速路拦运狗车阻止杀狗……甚至会有一种错觉，这是一个博爱的社会，她跨越了种族的隔阂，甚至已有些爱心泛滥。

　　但小悦悦及类似遭遇者往往将我们拉回残酷的现实：只要与己无关，只要可能会带来一点麻烦，面对再大的伤害与脆弱，我们都可以置之不理。一个被提及最多的原因是近年相继发生的多起“彭宇案”（最新案例发生在10月16日），这几乎是由法律出面宣告：救人者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出于自保的本能、出于对“非正义”的抵触，人们纷纷缩回援手，以至成为社会普遍现象。

　　人的行为往往是权衡的结果，必然倾向于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益”，此种收益，可以是内心的满足、经济的回报、他人的赞美。但不幸的是，当下施行人道的代价太大了，大到不仅无法获得激励，甚至会伤及自身。这样沉重的代价，无疑是悬在人道单薄身躯上的一块大石。而上述“狗道”依然可以畅行的原因恰是因为代价甚微，并且会带来极大的精神褒奖，自然从者如云。

　　人不会天然有爱，也不会生来绝情。乐于施爱是因为曾经得到过爱，否则，人道和爱心就是一种可有可无，甚至莫名其妙的东西。在人道沉沦背后，是“人”被忽略，全社会普遍的“失爱”。

　　试看我们的城市规划，并非以人为本，往往是建筑的主场、钢铁怪兽的赛场，肉身的人在夹缝处处惊心，常有飞来横祸；法制不完善和滞后，和执行者的疏懒，让“撞伤不如撞死”成为共识，让施救者成为肇事者几成惯例；畸形分配制度将绝大数人逼上一条殚精竭力求生的道路而无暇看顾内心，使得心灵和道德感如此干涩。

　　每个人都是受害者，然后彼此伤害。

　　□本报特约评论员　牛浩江

　　9月22日，河北省馆陶县29岁县长闫宁的简历在该县政府网站上公布，三年四次升迁、12年9度换岗，部分岗位任职甚至不足1月。这份被逼问出来的简历向民众透露了怎样的信息？

　　错不在年轻、不在“破格”。相反，在一个论资排辈、人身依附严重的官僚系统中，如果部分年轻官员因其能力出众而能相对摆脱官场桎梏，脱颖而出，反倒是其个人之幸、治下百姓之福、无数普通后继者的希望。

　　但在闫宇身世被揭露之后，我们悲哀地发现，这不过是又一个乘坐官场“直升机”的“官X代”，有着相同幸运的年轻官员都能从其父辈、祖父辈那里里抖出一个“官”字来。之前的“29岁市长”周森铎、25岁副院长王圣淇、25岁镇长牟阳……莫不如此。

　　如果没有身世附体，没有谁可以成为奇迹。这使我们不由得怀疑让他们平步青云的最关键因素正是他们的出身。而官方关于其学历、能力和履历的辩护无论是否属实，皆因升迁程序和合法性的缺失而成为无根之木、沙上之塔。

　　如果仰仗长辈之力而优先上位，不过是有类“公器私予”之举。在公共职位资源既定和稀缺的情形下，上述“官X代”的没有悬念的通途，也正是其竞争者们没有悬念的绝路：不断出现的“插队者”让在遵守规则者永居劣势，进阶异常缓慢甚至不见天日。而不是凭借自身努力和合法评选机制上位的公务人员，其作为又怎能叫人信服？

　　这些“最年轻的X长”不过是破坏规则者的特例，在他们当中盛行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血亲效应，挤占资源者甚众。铁道部前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诸多家族成员占据各部门要职即是一例。而据人民网强国论坛网帖显示：闫宁的父亲闫宪良曾任永年县供电局局长，爷爷曾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县招待所长；而闫宪良的亲堂妹夫闫德英是邯郸高开区主任、党委书记（副厅级），闫德英的妻子闫美珠是永年县政协副主席；闫德英二哥闫德武是河北农发行党委书记、副行长（正厅级），闫德武的儿子闫春波在馆陶县任副县长已3年；闫德英的大哥闫学文曾任永年县供电局副局长、乡党委书记，闫学文32岁的儿子闫春雨现任永年县公安局副局长、交警大队长……这些家庭背景或许很说明问题。

　　显然，一方面是寒门的不得其门而入，和无荫庇者的郁郁不得志，另一方面则是有背景者的“绿色通道”。当公权力部门变异为“私家朝廷”，也让它的服务对象成为个人和家族利益的攫取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