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电协会电视制片委员会开会了。在北京。

有个司长叫李京盛在会上发言了。批《蜗居》。

司长批的很有水准：“《蜗居》是靠荤段子，官场，性等话题来炒作，社会影响低俗，负面。”

看来，要当官的说句人话真难。是社会先“荤”了，却不准写“荤；”是官场靡烂了，却不准写靡烂；是性福生活开始了，却不准写性；是社会“低俗”了，却不准写“低俗”；是国家“负面”太多，却不准写“负面”。《蜗》有许多精彩对白，可我怎没觉得“荤”，李司长就昏了呢？腐烂黑暗的官场怎么就不能写啦？刚结束的中纪委会议上反腐的大旗还在猎猎飘扬。司长太敏感，司长太好斗。

一直不太明白这人民政府里有的官员怎么总是和人民拧着。人民叫好他叫孬，人民流泪他在笑，人民骂街他先跳。1949后的历史证明，凡被官家批过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优秀的。

文艺有个功能，减压阀。社会有不公如高房价，高房价带来房奴，房奴不堪重负，幕幕悲情，这很正常。给他们一个渲泄口，流流泪，骂骂娘，

妓女发飙。哥本哈根（为什么不叫“哈根达斯？）好热闹。妓女也来凑热闹。主办方通知各饭店不要帮客人招妓，要求与会者不要买春（不知是否与温室气体有关）。这下惹恼了妓女们。“性工作者利益团体”宣称要提供免费服务，也就是“送春”，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送温暖，以示抗议。她们认为，这是公然的歧视。政治人物不该为难性工作者，应该予以谴责。不知“丹麦妇联”是何态度。

扯淡的会。联合国气候大会此次在哥本哈根举办，富国穷国骂成一团，不会有实质性进程。中国办奥运时是强国，谈排放时是弱国。因为我们还处在脱贫阶段，让先富起来的国家去品尝自己的孽果吧。记得28多年前我在当“宣传干事”时曾第一次去环保局采访，回来写了篇《愿合肥天常蓝水常青》的文章，还得了5元钱的“好标题奖”。28多年过去了，这个城市和伟大的祖国一起天不蓝水不清，浑浑噩噩每一天。我们是乍富，我们只能把责任挂在嘴上，我们距离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观还很远很远。

周恩来去世的哀乐一遍遍的响起，通过校园的喇叭；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一遍遍的重复，就象那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里的镜头，“萨拉热窝的公民们，这是德军司令部最后一次公告......”

1976年1月8日。那个阴郁的日子，那个刚开年就报大丧的日子，那个眼看高中毕业即将去“炼一颗红心”的惆怅的日子。

可是什么日子也阻挡不了三个没心没肺的“草季少男”的小小野心和计划。虽然他们也滴下几粒鳄鱼般眼泪。

我，阿瘪，阿瞎，三个铁杆，都有亲戚在上海，我们计划在踏上广阔天地这条不归路之前，好好享受一下我们可怜而短暂的人生：去上海过年。

家里给的钱太少，仅够盘缠。三个兔崽子还想在上海这样那样，都少不了银两。我们开始考虑搭顺风车。几天后同班罗姓同学那有了消息（此人后成了自卫反击战时让越南鬼子发怂的神枪手），说他家亲戚的一辆卡车今晚就发车（1月9日）。我们决定，机不可失，启程。

我们都瞒着父母，踏上了这辆没有车篷，只有一块大油布的裸车。油布下已经

我敢说，周恩来如果还活着，往天安门城楼上一杵，仍然是最风度翩翩，最风流倜傥，最靓最帅的政治明星。

超男周恩来，超越世纪的美男。

今天上午在淮安的周恩来故居，感受这位世纪超男的“风度。”

无论是周的幼年，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无论是学生的周，军人的周，政治家的周，外交家的周；无论在万隆会议，在泼水节；无论是重庆的周，还是“最后日子”里的周；无论是行是坐，是谈是笑；无论正面，还是背影，抑或侧影，这个中国最高雅最儒雅最优雅的男人，都是最美的。

迷人的周恩来。

周是个轻度残疾人。他那微微弯曲的右臂，却丝毫不曾影响他的叱詫风云，反倒成了不朽的周氏符号。老侃说过：“有的人手残了，依旧魅力四射；有的人手没残，却已身残志残。”

这个旷世超男离开我们已经34年了（到2010年的1月8日）。那一年，我第一次知道有一种音乐叫哀乐，第一次明白一个人的离去可能会影响一段历史。在经历了举国哀痛和“扬

从1998年起在深圳和万科第一次交往，就深度“中毒”，不能自拔。

读了10年的《万科周刊》，深知企业文化就是老板文化，万科文化就是王石文化。王石想把万科办成百年老店，即使进入后王石时代，也依然是今天的万科。难。如果万科是优秀的家族企业，王石的梦想还可能实现，可万科恰恰不是。万科的大股东姓“国”，不姓“私”。

有次和万科在当地的分公司老板吃饭，别人极尽恭维，我说，万科就是披着文化外衣的奸商。他佩服的五体投地。

万科卖楼的手段过于煽情，刚有点钱的年轻一代哪见过这阵势。所以我给万科的客户一个描述：35岁左右，有购买能力，有居住需求，大学本科，进了万科售楼部或参加了万科的首推仪式，基本无一漏网。或者换句话，如果漏网了，那就不叫万科。

同样神神道道的冯仑，号称哲学家，许多年前就提出“学习万科好榜样”，真不是好学的。见过稍大些强些的公司，忙着办内部刊物，内容全是董事长今天发表讲话，明天去哪里考察，分公司如何贯彻落实等，老板把自己当总书记了。他们永远不懂

宜家，一家经营家居家具的瑞典公司，以极审慎的扩张态度，挥动着“更美好的日常生活”的大旗，把北欧简约，清新，自然之风，徐徐的吹向中国。虽然它目前仅仅占领了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成都，大连，深圳。下一个战场是宁波。

中国都市里的年轻人不满宜家的扩张速度，因为对于追求低价格，好生活的他们来说，宜家是他们最佳的选择。

我逛过宜家的前三家中国店。

第一次是在上海，2002年。那时久居海南，老婆说多在宜家买几块浴室用的地巾。男人购物简单，进了宜家，直奔主题。地巾的价格吓着我了，一块色彩鲜艳，质地厚实的地巾，才买9元。记得我当时买了好多块，一块一色。

第二次在南京，2008年。发现许多年轻人在店里任意的拍照，拍装修，拍家具，拍厨房设计，这在中国的其它商业场所都是被限制的。看到年轻人肆意妄为的躺在宜家的床上，有的母亲甚至哄孩子入睡后在一旁守护。这在中国的其它商场也是难以想象的。还有人在任意的拨弄着台灯的开关，服务生微笑着从旁边走过。

此逻辑非彼逻辑，基本属八卦逻辑。

因为公司的项目寻求合作，结识了红星美凯龙。喜欢他们的广告词：“全球家居，从此一家，”很有点奥运主题“双同”的气势。也喜欢他们的形象代言人，疯癫的小S和淑女的大S,一对难姐难妹。红星美凯龙近十年里，已开店60多家，计划明年至100家，其家居市场地位20年无人可撼。

真应了那句老话，买卖不成仁义在。我和“红星”成了朋友。在交往中，我总和公司的同仁说，和大公司交往好，始终可以“占便宜”啊。我和“红星”第一次见面也不回避，我说：“小心我占你便宜哦”。

“占便宜”就是学习。人的一生都应该把自己始终处在“海绵”状态，主动把自己置身下风，方能长进。

“红星”的员工结婚，公司有一件礼物是要送的：书柜。

“红星”鼓励员工读书，每年无论多忙必须写（不准打字）10篇读书笔记上交，每篇都有奖。非“红星”系的配偶只要读了写了，同样有奖。

“红星”高管每年必须向公司推荐五个人

六六继《双面胶》之后，再次推出新作《蜗居》，正在东方卫视热播。说的啥事儿呢？一言蔽之：一个脑残女人（海萍）为买房，把妹妹和亲人（海藻，苏淳，小贝）集体拖下水的故事。海萍坚持要买房的理由两个，一是“蜗牛还有个壳呢？”她怎么知道蜗牛的壳就一定是有产权的呢？或许蜗牛的壳是租的或借的呢。我家狗儿就在三亚湾的海滩上捡到过类似小海螺的壳。二是“要接女儿过来同住，就要有自己的房子”。为什么女儿和父母一定要住在“有产权”的房子里才叫一家人呢？正如周立波说的，你打算把房产证复印了贴在门上？所以我说海萍是脑残。

在现行体制下，只能寄望于皇上圣明，而不要想有了《房产证》就可天下太平。最近频发的被拆迁业主手握《物权法》却屡屡受到地方政府《拆迁法》的挑战，以至于动了燃烧瓶，还有的索性爬上树过起猿猴生活，以示抗议。何用？

韩寒说，中国分四个阶层：穷人，房奴，富人，富豪。韩寒又说，房奴的不好在于让年轻人放弃了理想和追求。没有了自我，

2004年，新锐刊物《新周刊》有一期的封面赫赫然四个大字：“重回耳朵。”说的是音乐已经堕落了，堕落成一条单调乏味的流水生产线，从生产线上不断“滚下”一个个产品，就是歌星。这些年大众对音乐的理解大都是通过“看”，而音乐的真谛则是“听。”所以提出让音乐重回耳朵。

眼睛的确太累了。看报看电视看博客，看美景看美人，看眼色看脸色，看飞机撞楼，看雪花漫天......

耳朵的确太闲了。它本可以听其言观其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最牛逼的是垂帘听政......

所以，让这条叫老侃的大耳朵狗从今儿起上班干活。

09年“人模”，

10年“狗样”。

拜托各位善待它，厚爱它，好吃好喝伺侯它。

一，开会秀。开会也能秀。尼泊尔最近就把内阁会议开到了5300米的珠峰营地；马尔代夫总统带着全体内阁成员潜入海底开会。目的都是一个，呼吁关注环境和气候变化。我喜欢这种有创意的“秀”。好象我们对环境和气候远没有那么关注，好象那是富裕人家的事，好象我们的领导也没有那样的体魄。当然，还是人民大会堂好。

二，人毛衫。冬天里总爱去想些暖融融的事儿。记得2004年的12月去哈尔滨，刚到机场出口，前来接机的酒店服务生就递上一幅护耳，还有一个热乎乎的可充电手炉，那叫一个暖。我在海南有个铁哥们儿，浑身的毛浓而密而黑，我一直认为象他这样的耐寒品种呆在那么温暖湿润的地方可惜了。他最应该去的地方就是林海雪原，熊瞎子岛，卧在雪地，卧岗放哨。可他不去，宁可在那任蚊子做窝下崽。我总惦记他那一身毛是资产闲置，前天还发邮件给他：“速拔毛，织人毛衫一件，寄我御寒。”

三，骑种猪。我们这儿高速路新近立起块大广告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