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殷海光 

    殷海光的这本书我现在恐怕很难做一个公正的评论，因为在我启蒙之初这本书起了很大一个作用，评价他就会带进我个人阅读经历发展的过程，很难剔除主观因素，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同我看《平凡的世界》，因为初中读的时候，他和我农村环境的暗合，让我极为感动，当然现在我可以有种种理由来说，这本书语言不优美，人物单调生硬，情节一般等等，但我还是无法跳出身在庐山的状态。和我读殷海光以及很多书都是一样的。
 
      殷的这本《中国文化的展望》在现在（当下的中国学术发展）的角度看起来，如你所说逻辑生硬，道德等的界定等等都有问题。除此之外，他的框架过大，精力有限，导致论点太多，实证太少，分析部分明显太少，并且在很多地方都是下断语式的章节，这就注定了这本书在学术史只能是一个参考系，而不是里程碑。这一点殷本身也承认他存在着这个缺点，他不曾认认真真的搞过一点东西，不肯仔细的收集资料细细的考查，我记得他曾经让他的学生去做读书笔记，他直接引用，这种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大师学者应该有的态度。并且在考虑到殷海光所谓的学术背景，他是写时评出身的，之前和雷震等人一起办《自.由中国》杂志，耗费了十数年时间，这个杂志被封了以后，他没有地方可以发言才迫使他转向深层次的研究，但毕竟他的学术底子并不是很好。在学理学术这几点他不如他的学生，他也不如同时代的徐复观等人，这个我都是认可的。
 
      我们又要考虑到一点，在当时的时候，连哈耶克都没有流行起来（因为殷海光送林去美国读书，交流过哈耶克的理论，说起来也比较有意思，哈耶克曾去台湾一次，我忘记了两人是否见面，但很明显，虽然殷对哈很推崇，但哈可能不大瞧的起殷），在那个时代左的理论还是比较占主流，哈的理论直到苏联的倒掉才在社会主义国家起了大的反响，当然之前在中国出过那种灰皮书（好像是，或许白皮书之类的）。再看看中国大陆，当时顾准稍后的时间正在写《从经验主义到理想主义》，这样的人少的可怜。为什么是殷海光和雷震？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哈耶克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以意识形态对抗意识形态”的方式，他建立朝圣山学社，用行动，用立场来反击左的思想。虽然哈耶克在自生自发秩序、有限知识等等方面有重大的突破，但作为一个知名大师，他是以观念赢得了名声和诺奖，并不是他的经济学理论成就。他和凯恩斯地伦敦经济学院论争的时候他还把自己置于和凯恩斯相当的地位，但凯恩斯去世的时候他才发现，同凯恩斯对经济学界的影响比起来，他的影响其实是小很多。或许是从《通往奴役之路》开始的，他前往芝加哥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所并不是因为他的经济学成就（甚至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对他怀有疑问，他是否懂经济学），而是因为《通》一书引起的巨大影响。也就是说，理论如果影响世界？学者如何影响世界？是否应该影响，这种影响是好的还是坏的？李大钊说“思想是最危险的”，但针对恶劣的思想我们如何去改变？我总觉得这个是死结，不知道怎么打开，当然类似于这些的讨论太多了，比如启蒙等等。
 
      这些问题都要归结到实践层面上，这个我们需要再讨论，在这里，立场是需要的。 
      殷海光的引入中国，大约是2002年，首先是范泓十月份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万里不许一溪奔，雷震案平反二十周年纪念，这前前后后可以在《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一书中了解清楚雷震与殷海光在台湾的一些工作。其后我开始了解殷海光就是《中国文化的展望》，对于我来说，顾准是我第一个打破以前思维模式的书，第二个就是殷海光，他在此书列述了诸多的观点，且不谈论证如何，他是给了我一个索引，让我可以按图寻找我需要看的东西，因此我看了知识分子的东西、哈耶克、波普、族长制等等东西。他对于我的意义其实是在于此的。之后便引进了殷海光学记等书，到后来雷震也被引进来，至此殷海光开始名震大陆，这是我的了解。
 
      我还要再补充一点的是，做学术也好，做论争也好，首先是要开窍，就是说视野是开阔的，我就是有一个感觉，有一些学理做的很明白的人只不过是在走迷宫，尽管走的很熟练，但他们并不知道迷宫的背景、迷宫的意义到底在哪。或许他们可以找出很多背景上的漏洞，但这并不说明什么。还记得我看顾准的时候是很激动的，我好像从一条小路一下子跑到一个空旷的草原上，很兴奋。
 
二、知识分子
 
      这个词用的比较烂了，我更愿意更细的划分，比如文化人、批评家之类的。讨论这个词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好多东西，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社会意义、责任之类的。我当初考查这个词的时候就发现知识分子自出现之初就是左派、激进的代表，他们有强烈反政.府、批评当下、激进等等的特征，这个或许和我想的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因为在西方自由主义更保守一些，以至于哈耶克都被认为是保守主义，因为西方的传统就是自由主义，所谓的保守主义就是保有自由的传统。在美国最高法院，保守主义的法庭都是反对政府干预人身自由、干预社会公平等等，而激进的法庭则倾向于关注平等，关注公共福利的开支增加等等。

      在法国，在美国，著名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认可的）如萨特、萨义德、桑塔格等都贴着左的标签。但比较搞笑的是，在中国我们称道的知识分子很多都是右派，像茅于轼、吴敬琏等，但我又在想，他们到底是不是右派，这里面我到现在还是比较混乱（我读的自由主义理论的来源就是洛克，柏林等人的书以及宪政的一些东西如刘军宁的作品）。
 
      之所以讲到上面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想说，虽然中国自由主义自90年代中期的发展至今信者众，但并不是良性的发展，在一个成熟的自由社会（这里的自由我以为不需要做过多的学理研究，针对一个受过独立思想教育的个人来说，他的直观感觉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宏观上的自由则需要学理和公民群的一个妥协），断不会出现中国当下的种种非理性，这种或许是现状与压制并存产生的怪胎吧。目下的自由学人拉帮结派不说，更甚者山头林立，互相攻击，所以说来理论的创新固然重要，但现在缺乏的是道德、学术、社会等等一些浅而易见的常识，在这种纷乱无底线的时候，什么知识分子都不免肮脏。
 
      这里面不得不说美国第四任、第三位总统杰菲逊，他是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在对于党派等工具实践了一个好的典范，在坚定原则的立场上有妥协，其实这个标准正是我目前所接受的，这里面就是所有人都要坚持的一个原则，之后才是论争，这大约也是哈贝马斯所讲的交往理性吧。
 
      关于施米特你是对的，施米特对魏玛宪法的批评正是洞悉了它的弱点，这些历史己经证明了这些，施米特的《宪法学说》仍然是法律家必读之书，他是自由主义最可怕的敌人不知道是谁说的，但正是这样的人才能洞悉自由主义的缺点。
 
      最后说一点，还是前面的话，所谓的主义等等都是需要实践和生活体验的，天花乱坠的理论太多了，而实践中的体验和感觉在我看来是辩析这一切的重要参考。最后，要强调的是，我并非认为对当下的环境不该忧心，不该批判，而是要说明，一方面自由主义理论无法面对这样的道德困境，在美国，新保守主义也正是基于此批评自由主义在道德上的软弱无力，据说自由主义接受批评进行了理论创进，但我不知具体如何；另一方面，空洞无力的道德谴责与主张除了显示激情外，对社会进步是否有助益，我持极大怀疑，这些不仅仅是左派对自由及市场的批评，也包括自由主义空泛的道德话语都是如此。哈维尔的例子我经常，他之所以在世上留名，并不是他说的理论有多伟大，而是他做了它并且取得了成绩（他签名了七七宪章等等）。在中国则是一样，要突破这个困境，可能要另寻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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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不风原回复在我BLOGCN上的长文
    牧之兄，有礼了。
    胡适的“入阁不如组党，组党不如办报”我是记住了。
    不过对傅先生的这些言论（vanyun以前对我说要区分言论和理论），我还是有些看法。
        一是对傅先生引用的殷海光的狭义知识分子定义不能赞同。读过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不客气地说，其中没有什么深刻洞见。殷的观点很粗糙，知识面也不宽，他是金岳霖的学生，逻辑方面应该术业有专攻，但仅从《中》一书来看，他对当时逻辑理论的发展也缺乏了解，分析一些论点时套用逻辑理论套得很生硬，不知他那本专述逻辑的著作中如何。他这个知识分子定义就问题颇大，道德、真理都是大问题，本身就云雾缭绕，何以能定义另一个概念？这样的定义会引来无数纠纷，后现代、新左派都会引用无数理论来批驳。据说你考证过300多个知识分子的定义，我做不出这么精细的努力，但依我之见，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足以明确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甚至自由之思想也不用，因为自由也是个麻烦问题，只需独立之精神或者说独立人格一条。众所周知，西方家庭教育首先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其中关键一点又是经济独立。所以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知识分子首先要经济独立，这从傅先生所举中国报业发展史上的例证中也可显见，傅先生本人也是一例，我在不少自由主义者或者说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的言论中也看到了人格独立这一点，他们在开骂的时候也常常指责论敌是**的附庸。然而接着的问题是，以独立人格为标准衡量下来的知识分子如果仅仅是像工人、农民这样一个职业的、平等的名称，也没什么问题，可很明显，不少谈论知识分子概念的人都对其附加了道德价值，于是知识分子就变成高人一等的稀有人种，以至于傅先生会说出全中国就那么几个，还有许良英、李慎之说100个这样的话。如此一来，所有体制内的知识人就将无所立足，无数经济不独立的人更将一无是处。我忘了是在双周还是枫林晚的一篇讲座纪录里看到两个自由主义者口口声声以他们的知识分子标准划帮分派。自由主义的大敌人施米特说政治的标准就是划分敌友，按理自由主义者们该是坚决反对的，但他们却在践履这条标准；无论是以前的卡尔.波普尔还是现在的德沃金，他们也早已确立了对不履行宽容原则者才不宽容的底线（在美国，这个底线是碰到恐怖主义），持不同理论者都是平等地位上的论争对手。他们的做法实在不是正派的自由主义者所为，让人厌恶。傅先生一方面推崇报业史上诸家所倡导的言论制衡理念，一方面又在强调知识分子的道德感，间接地贬低了论争对手的人格，最终怎能不导致相互的人身攻击？怎能实现不同言论的平等、良性的制衡、对冲？傅先生说对主义之争不在意，不期然已置身其间。
 
    二是对傅先生的道德勇气颇感敬佩，但若要将他在道德方面的主张纳入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中实感困难。我不知道傅先生算不算自由主义者，不管他是不是，他作为个人有权提出任何道德的主张和批判，但问题是要为他的这些主张找到一个稳固的理论支撑使其站得住脚却很困难，我所考虑的也是这类道德主张如何能融入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依我所见，自由主义难以提出道德主张，无法自洽于这样的道德批判。1、因为自由主义必须是价值中立的，它必然是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不同价值观在自由主义的图景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它本身的最高价值即尊重和维护所有人自由选择的权利（话说回来，这里面蕴含着一个逻辑矛盾，是施特劳斯与以赛亚.柏林论战时提出的，即相对主义要将相对主义本身确立为绝对价值。此点付诸于此，暂且不论），自由选择的界限不是道德而是法律。所以，在现有法律界限内，以遵守游戏规则的方式作出自由选择及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都是合理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没有道理对体制内的知识人进行道德指责。更何况，中国社会之进步是否就只靠傅先生所说的那样的“知识分子”，我看大大未必。如果傅先生真心赞同和平渐进，进入体制内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体制内、体制外互相论争、互相制衡方是上策，而不是互相攻讦。（基于此点，我也才理解了康南海的苦心孤诣。南海先生当年至死力主保皇，是有道理的。流俗皆指他保守、反动，果真如此，何来《大同书》？也正因为这个理由，我的原则是，即使在最坏的处境下，也应该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渐进的、有所作为的、一点一滴的行动而不放弃，如果我们还有所希冀的话。我把这句话，在这也赠与老罗。）但傅先生的言论里却充满矛盾，他一方面说二十一世纪的“怪现象”，老百姓比知识人看得清楚明白，社会进步关键靠自下而上（这里面也藏着一个问题，即中国人进行社会批判的，无不以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自居，无论是陈胜吴广朱元璋，还是后来的**党，直到现在的自由主义者，傅先生也显然有这种意识，我觉得这其实很有问题），一方面又数着全国仅有的那么几个“知识分子”，充满精英意识。（这种自相矛盾，我在许良英和李慎之那里也明显看到了。）2、自由主义早期与功利主义结合，后来又与实用主义联姻，其核心是将世俗的、物质的利益置于至高地位，自由主义谋求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就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即肉欲解放，要说还有精神文化的大丰富，那也必是实证的和实用的。谁要说自由化的当代能创造出与古代媲美的精神价值，我只能认为他在骗人。所以它根本没理由指责为了世俗利益所做的种种不违法的行为，这也就是我上次说的吃饭和自由的问题。但在国内却出现了很奇怪的状况，一方面哈耶克式的经济自由主义在推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后，被斥为与新权威主义合流，另一方面法学领域的自由主义者又以人权为指向为弱势群体争取生存权和发展权，成为自由主义者新的道德良心，其实两边都是在为吃饭发愁，不过代表阶层不同，何以判别孰善孰恶，其实用的还是我们传统的扶危济困的良知。更奇怪的是，既得利益的资本家面临不少社会压力，弱势群体获得很多道德关怀，空哭空喊的中间阶层就成了麻木的群畜，难道所有人本质上有区别吗？3、vunyun告诉我自由主义在人性观上持人性恶，其目的是抑恶而非扬善，故其实践必是建立健全之制度以制恶，而非树道德以张善，自由主义对无健全制度制约下的恶无法加以道德谴责。傅先生骂余秋雨是败类，以及余杰四处开骂，不过是逞一时快意的宣泄，于事无补，反起无益纷争。别说对余秋雨，就是对文革时的无数个人，也没有人有资格对他们进行谴责，跳出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也不能。余杰当年高喊余秋雨你要忏悔，我也要忏悔，后半句没半点诚意。傅先生也谈到了黄炎培、王芸生的后半生，那么多解放前人格健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解放后的表现能用简单一句晚节不保就带过去吗？谁有资格去指责他们呢？马寅初、梁漱溟们有资格，但他们许只会痛心。谁不能担保在当时的处境下保持自己的善良与正直，谁就没有资格做那样的咒骂！谁又能做这样的担保呢？以我自身对恶的体验，我要说，道德只能是自己对自己提出的自我克服、自我保存、自我提高的要求，是自己命令自己的强力意志，任何个人无资格对另一个人提出道德要求，外加的道德不是个人加诸个人的，而是社会整体的制约，也在制度范围内，而制度建构不是咒骂谴责能解决的，它必须依靠严格的理性追索和崇高的精神创造。还是以同样面临道德危机的二战后的德国为例，作为第三帝国“桂冠法学家”的施米特，西方学界对其道德谴责一直不绝于耳，但他们并未止于此，而是深入研究他的思想，反而揭示了其中隐藏的更大问题，即便哈耶克也承认“在现代德国学者讨论这个问题（法治）的文献当中，他的论著依旧是最具学识且最富洞见力的”（《自由秩序原理》，三联1997，上卷422页）。另一例是战后波兰，以基耶斯诺夫斯基为代表的“道德焦虑电影”表现了艺术家们在社会追求上的努力，基耶斯诺夫斯基的《十诫》可谓影响深远。而这两种，在时下中国均罕得其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