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为改革张目１５年
本报记者
2006年，周瑞金67岁了，退休已七年。
这一年，他每日参禅，诵心经，念大悲咒，偏头痛的毛病日盛，中医建议打座治疗，于是不分场合，但凡坐定，盘若莲花。这一年，他还笃信起“认知科学”，常煞有介事地感慨生命之复杂，惊叹宗教经书对于人生万物预言的何其准确。偶尔还在一份发行寥寥的杂志上，唠叨着最开心的养生之道，遵循着南方人的“一二三四”，起居生息。毕竟，他已经67岁了。
也是这一年，他以“皇甫平”之名发《改革不可动摇》，招来风雨如磐，于是不甘寂寞，从第三次改革争论、文革结束30周年到上海社保案，直至越南政治改革、任仲夷逝世一周年，每遇块垒之事，依旧心痒，不吐不块，既而以文章针时弊，入旋涡，惹得好事者揭老底，蜚短流长，却兀自“聊发少年狂”。毕竟，他才67岁而已。
再见周瑞金，是《改革不可动摇》文表之后的第10个月，还是在上海新华路上的真锅咖啡店。他徒步而来，隔着人群爽朗地招呼示意，话未开口，已脱鞋盘坐，一杯铁观音仰脖而尽。待茶酣耳热后，外套脱了一件又一件，嗓音也越升越高，说到厉害处、痛处，拳头“咚咚”敲击桌面，何似一位
一个母亲的电话
我有快两个月没接到她的电话了，这是个坏征兆，按照当初的约定，案子审判有了眉目，她会第一时间通知我的。
面对中国的记者，日本人喜欢宣称自己的新闻自由，外务省的一官员，甚至不无戏噱地问我们，你们是不是政府的公务员啊？
有两件事也的确让我觉得资本主义国家在此方面的好处。一是，逗留东京的第二天，当地一居民家中的热水器因为产品质量发生燃气泄露，致人死亡的事故。当天晚上，几乎所有的电视台和报纸在
傍晚的时候，翻译陪我们去了靖国神社。此前的行程，但凡提到参拜问题，外务省的官员多半会一脸正经地解释，神道是日本很正常的信仰，右翼在日本民间其实影响很小，日本并没有脱离和平宪法等等。
但是真的到了靖国神社，真的留心察看一切，即便如我这样，自认为绝非愤青，也会心中陡生不快，然后是郁郁的厌恶，再到挥之不去的忧虑，眼前的日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日本？它正在往哪个方向去？
我们抽空去了大名鼎鼎的歌舞伎町，冒雨前往。访日期间，随行的媒体同行对于行程及采访提纲，多有异见，印象里只有两件事空前一致，一是靖国神社，另一就是这歌舞伎町，而且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积极性和克服艰难险阻的耐心，原因众所周知。
第一次去，是到达东京的当天，我们在蜘蛛网的地铁线路里打转，辨别“歌舞”的汉字，居然摸到了地方。第一感觉是繁华，乍看上去和上海南京路有点像，看不出暧昧的迹象，因为雨天，人丁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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