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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1990年大儿子胡广出生那天,胡桂梁还在老家湖北广水做生意,以为给一个男孩当父亲是不用费神的事,“只要不在外闹事,不去吸毒打架,不管他,自己也会长大”。7年后,胡桂梁到深圳谋生,儿子从此被留在了湖北。多年后他才体会到,“任何一个孩子的成长,不是有吃有喝就行的”,他现在常拿胡广问他的问题来自嘲:“这么多年,你跟我生活了多少天?”

 在大儿子20岁那年,胡桂梁在自己生活的木棉岭社区办了“来深留守儿童夏令营”,今年已经办到第5届。他把这视为对内心亏欠感的一种补偿。

 在木棉岭,生活着2000多名从湖北来深圳打工的出租车司机,他们的子女一半以上生活在老家。这些候鸟一样的孩子每年暑假来到深圳,即使是一年只一次的团聚,为生计而奔忙的父母也常无暇顾及。在胡桂梁看来,自己的夏令营类似于工作日的“托儿所”,“按天数一起生活的日子,要给那些父母分忧,让这些孩子有个安全的地方可以去”。

 撰文:

 南方日报记者 刘昊

 实习生 朱碧菲

 栏目策划/统筹:张玮

 《人物》栏目提供深圳本土最好的人物类报道,2013年8月6日由《南方日报·深圳观察》所创立,每周一期,逢周二出版。人是万物的尺度,记录人就是记录一个时代。关注我们可搜索微信号“szgcrenwu”或者昵称“深圳观察人物栏目”。

 1

 空白

 胡桂梁创办夏令营的理由是弥补过去对大儿子胡广的歉疚,但这对父子各自的夏天回忆中,却几乎没有对方的影子。提到与父亲有关的记忆,胡广常常难以立刻回应。长长的停顿后,他才会吐露出一个简短回答。

 大风扇在长长的教室里隆隆地转,又是一个湿热的夏天。120多个孩子在深圳木棉岭社区工作站的活动室里玩耍或是看书,叽叽喳喳的童音里有南腔北调。2010年以来,木棉岭来深留守儿童夏令营累积了许多“小候鸟”的夏日记忆。胡桂梁创办这个夏令营的理由是弥补过去对大儿子胡广的歉疚,但在这对父子各自对夏天的回忆中,却几乎没有对方的影子。

 在木棉岭居民的眼中,身材高大的胡桂梁总是健步如飞,喝酒吃肉颇有豪气。他当过兵,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在木棉岭当了7年湖北同乡村流动党支部书记,还是深圳市人大代表。作为城中村外来打工者和政府之间的“话事人”,他遇事总能想到办法,成天为老乡的事奔走,即使到了凌晨,手机铃声也没松懈过。

 可在采访中提到与爸爸有关的记忆时,24岁的胡广常难以立刻回应。长长的停顿后,在记者以为他要拒绝回答时,他才吐露一个简短的答案。沉默意味着不习惯表达,似乎也代表回忆的空白。曾有一段时间,因为感受不到爸爸的关心,胡广甚至不想再跟爸爸说话,可如今愤怒和孤独好像也都已经过去,“现在说这些也回不到过去,你说对不对?”他说。

 在胡桂梁的记忆中,与儿子的相处并不全是粗心和忽略。1990年代初,牛奶在内地小镇还是奢侈的食物,胡桂梁每隔一天就骑三轮车去当地的空军疗养院,用大可乐瓶给哺乳期的儿子打牛奶;一次跟人发生口角时,对方把小胡广踢倒在地,胡桂梁血一热,“跳起来就要上去跟人拼命”。

 那时候,“下海”的狂热气氛从沿海席卷内地,退伍转业的胡桂梁深受感染转而经商,2岁半的胡广被送进了部队幼儿园上全托班,每个周末才被接回家。可没过多久,“打白条”的风气像瘟疫一样流行,因为被赊欠太多钱,胡桂梁的小店倒闭了。1997年,胡桂梁带着一张毛毯、一床凉席离乡,父子从此连周末的相聚也不再有。

 “谁都想把孩子带在身边,可是什么条件都不允许”,胡桂梁回忆。他从南宁辗转到深圳“找生活”,成为龙华一家酒店的司机,住集体宿舍,一方面是经济困难,怕孩子吃苦,更重要的考虑是孩子读书,“当时的户籍把人绑得太死,没户籍的话要交借读费不说,别人还不一定收你”。父子从此分开,手机是奢侈品,打电话很贵,电报也是惜字如金,许多年的时间里,父子之间几乎没有交流。

 骨肉分离,也是几代打工者的困境。

 2

 亲疏

 “为什么你要生我?”“我把你养这么大,难道我还错了吗?”胡桂梁满腹委屈,又被儿子接下来的话彻底问懵:“这么多年,你跟我生活了多少天?”胡桂梁与胡广曾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儿子的这句话让胡桂梁感到了“实实在在的亏欠”,并至今以此自嘲。

 胡桂梁心目中的胡广是“从小就很自立、很懂事的孩子”,直到10多岁的儿子在一次争吵中问他,“为什么你要生我?”“我把你养这么大,难道我还错了吗?”胡桂梁满腹委屈,又被儿子接下来的话彻底问懵:“这么多年,你跟我生活了多少天?”胡桂梁感觉到了“实实在在的亏欠”。“深圳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以前没时间去想这个问题,儿子问我后,我一晚上没想通”。

 其实大部分时候,胡广只是不说罢了。“我常对他(爸爸)闹情绪,觉得不开心,感觉自己好像没人要的孩子一样”,胡广说。长大以后,他才学会用“孤独”来定义那样的状态:“没跟爸爸住一起,妈妈、奶奶也都在忙,没人来照顾你,自己在家开心还好,受了委屈的时候,总感觉没有人过来安慰你”。

 胡广一点一点长成了“对爸爸没什么需要,也没什么事需要说出来”、“懂得自娱自乐”的孩子。读书时他只来过一次深圳,随着家用电话和手机渐渐在国内普及,胡广学会了在电话里含混地说着学习情况,课业成绩默默往下掉,也习惯了“自己能熬过去的事,就不会想复杂”。只是下雨天里,父母给孩子送伞这件事提醒着他,“那时候会很想我爸”。混混沌沌地长到15岁,胡广加入了军队,退伍后成为一名铁路技术工人。

 可他对爸爸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深圳是什么样。儿子飞快长大的10年间,胡桂梁在深圳一波三折地扎了根——刚开始工作的那家公司倒闭,后来他开起餐馆,因为个性太慷慨而亏本关了门,又在电子公司做过保安和司机,2007年他开上了出租车,也有了更多社会身份,开始替更多人张罗事情。他搬过几次家,最后在木棉岭落脚,还组建了新家庭,小儿子胡昊在老家出生。

 比哥哥幸运的是,胡昊4岁时就被接到深圳,跟父母一起生活。那时候,胡桂梁的经济状况好了起来,深圳对外地户籍儿童的入学政策也渐渐放开。跟小儿子的相处反倒提醒了胡桂梁,过往的日子到底缺失了什么。“看到小儿子在身边撒娇,逢年过节小儿子说老师让买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想到大儿子。他这么大的时候,有没有烦心的事?有没有想向我倾诉的时候?有没有想要东西的时候?”

 两个儿子对父亲的评价几乎一致,区别只在生活细节。胡广说爸爸“总把别人的事情看得很重,很关心别人,不在乎自己”,但这“只是一种感觉”。胡昊说爸爸“很保护别人,负责任,乐于帮助别人”,具体的佐证是,“爸爸每次接到老乡的电话,吃饭吃了几口,洗澡洗到一半,就会急急忙忙跑出去”。两个儿子都感受到父亲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社区而非家庭上,但胡昊跟记者强调,“爸爸对家人很好”,“忙的时候还是会打电话问我作业写完了没”。

 3

 弥补

 胡桂梁的自我反省渐渐推己及人,由子女想到了老。他说,背井离乡的生活中,“子女对父母有亏欠,父母对子女也有亏欠”。他想“为其他漂泊在外的家庭做点事”。听说父亲正在忙活的夏令营,胡广“还是感觉有点替父亲骄傲”,“我希望他可以好好努力,给大家多做一点事”。

 往事不可追。胡桂梁想“为其他漂泊在外的家庭做点事”,哪怕只是在工作日帮他们照看一下子女,“鼓励他们放假把孩子接来深圳团聚”。

 2010年,通过调动同乡村流动党支部和罗湖区东晓街道木棉岭社区工作站的资源,第一期木棉岭留守儿童夏令营开班了。当时夏令营里只有20多个孩子,因为场地和经费限制,夏令营只收湖北籍来深留守儿童。

 后来,夏令营的规模一年年扩大,从50多人到80多人,今年甚至达到了120多人。孩子们的籍贯也不限于湖北,而是扩展到湖南、江西、广东等省份,其中既有留守儿童,也有跟父母到深圳来生活的流动儿童——他们也同样面对在家无人照看的状况。胡桂梁看到,这些孩子在暑假“一下子被推到社会、家庭”,他担忧如果无人接手,社区儿童会陷入失控,例如打架、溺水,沉迷于电子游戏甚至烟草。

 “不能只是简单地看护孩子,还应该根据他们的需要举办更多有助于成长的活动。”胡桂梁说,夏令营的活动从最开始的辅导写作业,到举办各种培训班和参观游览,以帮助孩子们“了解父母所在的城市和城市的生活”。许多义工也参与到夏令营中,并不止于社区居民,甚至还有在美国高校读书的深圳孩子。

 胡桂梁的自我反省渐渐推己及人,由子女想到了老人。他说,背井离乡的生活中,“子女对父母有亏欠,父母对子女也有亏欠”,他报名参加了社工资格证的考试,给“的哥”家庭谋划各种服务项目,从子女夏令营,到“的嫂”互助会,再到对留守老人的帮助。前年,胡桂梁的“贵良社工服务中心”宣告成立,对孩子们的服务向更专业的方向发展。

 然而资金却还是很大的问题。与去年得到罗湖区民生创新服务项目资金的支持不同,今年的夏令营在最初遇到了资金瓶颈,胡桂梁自己掏腰包,给夏令营垫了一些钱。一方面,贵良社工服务中心这样的草根组织很难对接政府资源,另一方面,尽管目前有爱心企业有意为夏令营捐资,但胡桂梁担心“政策把握不准”,并没有接受他们的善款。

 尽管胡桂梁还在思考如何让留守儿童夏令营项目实现长期运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有多困难,夏令营一定会办下去”。在电话那头听说父亲正在忙活的夏令营,胡广说“还是感觉有点替他骄傲”,“我希望他可以好好努力,给大家多做一点事”。

 4

 和解

 长久的相处空白,让留守儿童们对自己的状况有种惊人的忍耐或钝感,但很多孩子讨厌被叫做“留守儿童”,“因为不好听”。成年以后,胡广在心里跟父亲和解,他认为父子俩关系最好的时候是现在。两人十天半月打一次电话,胡广尝试去理解父亲的辛苦,也试着去倾诉自己遇到的事,但他始终觉得孩子应该跟父母在一起生活,“无非艰苦一点”。

 夏令营让很多亲子分离的故事汇集到一起。许多父母正在担心的是,自己是否被儿女淡忘,一名“的哥”告诉记者,比起被埋怨后被理解和原谅,自己更害怕的是在女儿心中已经缺席,“连埋怨也没有,只是冷淡,是我最害怕的”。开车时,他在每一个十一二岁的小乘客身上寻找女儿的身影,留意他们说话,希望用这样的方式了解远方的女儿。

 而木棉岭的“的哥”家庭里,也许没多少人知道怎么做父亲。出租车生意晨昏颠倒,加上从老家带来的固有观念,这些家庭往往是丈夫开车,妻子照顾其饮食起居,间或做做零工。接受记者访问的10名“的哥”家庭留守儿童无一例外都提到,相比跟妈妈的关系,自己“跟爸爸交流很少”,“对爸爸不了解”,夜班司机的孩子尤甚。

 前不久,“的哥”老陈刚刚把儿子陈西(化名)结结实实揍了一顿,因为孩子偷了别人200块钱去打游戏。陈西平时是个张牙舞爪的小男孩,在家的他却显出被打蔫的孩子才有的低落。想到儿子就要回老家了,老陈给儿子送了一份生日礼物想要修复关系。那是一把玩具手枪,扣动扳机时枪口有红色的小灯骨碌碌转,嘟嘟嘟地响着。陈西把礼物放到一边说,“这是4岁的小朋友玩的”。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喜欢什么?老陈并不知道。

 “的哥”白师傅至今还珍藏着女儿白小腾在四年级时给他写的一张贺卡,学校门口文具店里那种1块钱一张的平常小物,里面写着:“祝爸爸妈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落款是“你们的女儿”。事实上在那一年春节,和以往任何一个父母不在的除夕一样,被独自留在老家跟奶奶生活的小腾自己偷偷躲着哭,“家里没有任何人知道”。

 这一期留守儿童夏令营中,刚考上大学的小腾也来做义工。在她心里珍藏着几个温暖的时刻,都发生在妈妈回老家的时候。一次她被一种叫“翘翘”的红尾巴虫子弄得全身过敏,妈妈带她去医院看病。一次发烧到39.9℃,在细雨中,妈妈用衣服裹着她,把她抱回家,“晕晕乎乎的,记得妈妈把我抱得好紧”。还有一次跟妈妈吵完架,她把自己关在房里写作业,很迟才看到妈妈悄悄在门口放的一杯蜂蜜水。让她难过的是,温暖的记忆中并没有爸爸。

 长久的相处空白,让孩子们学会了不抱期待。但大部分时候,留守儿童们对自己的状况有种惊人的忍耐或钝感,总以快乐的笑容示人。很多孩子讨厌被叫做“留守儿童”,“因为不好听”。小腾说,远离父母的孩子因为对周围环境更警惕,一部分变得唯唯诺诺,也有一部分变得飞扬跋扈。而在外跑车的父亲更难觉察到这些微妙的情绪。

 对胡广来说,在心里跟父亲的和解,发生在成年以后。当兵回来那年,他发现爸爸老了。“神态、身材都明显老了很多。长时间没见面了,突然这么一下,好明显。”他感到难过。

 生于1960年代的爸爸不可避免地老去了,满脸皱纹,笑起来嘴会歪掉,身体也不如之前硬朗。胡广想起了10岁时爸爸送自己的自行车,还有当兵前爸爸说的话:“要勇于承担,自己做决定,决定好的事不要后悔。”胡广开始担心,“怕他身体不好,怕他什么都靠自己,怕别人不会用同样的关心来对待他”。

 胡广认为跟爸爸关系最好的时候是现在。父子俩十天半月会打一次电话,胡广尝试去理解父亲的辛苦,也试着去倾诉自己遇到的事。但他始终觉得孩子应该跟父母在一起生活,“无非也就是艰苦一点”。趁着读大学前的暑假,小腾也说,自己正在“努力多了解爸爸一点”。白师傅说要去逛公园,眼看着天空乌云密布,小腾还是耐着性子跟爸爸出门,被淋成“落汤鸡”也乐呵呵地回家。

 “人生很短暂,希望(跟亲人)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温暖的时间多一点,不希望有那么多的悲伤在里面。长大后我们会有自己的生活,可是童年失去跟家人在一起的机会,是弥补不来的。”小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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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2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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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深圳大学大三学生李佳佳(化名)如今还可以流利地背诵《木兰辞》。在这首写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北朝民歌中,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家喻户晓。

 当代“木兰”想要应征入伍则不必再女扮男装。前不久,留着一头及腰长发的李佳佳(化名)在网上申请入伍。

 又是一年征兵季,深圳各高校成为征兵“重地”。近些年,国家对征兵进行改革,优先征集高学历青年。在此背景下,去年中国征集大学生新兵约14万人,今年更在原有数据上将目标增加了40%,有望达到20万人以上。

 截至上周末,深圳报名参军的大学生已超过1600名,占了全部报名参军人数的约40%,比起以往的20%—30%有大幅提升。

 在这当中,报名从军的“木兰”多达560多人,已通过网上筛选的185人中有不少是在校女大学生,来自深圳大学的就有60名。自2009年首次公开征集15名女兵以来,深圳每年都有20多名女兵奔赴各地军区服役。这些出生和成长于和平年代的“90后”当代“木兰”们,在军营中书写着各自不同的从军故事。

 1 “自讨苦吃”的女孩

 每个女孩当兵的理由都不一样,有的是“女承父业”,有的是出于好奇,有的想“给自己找点苦头来吃”,有的受电视剧影响想变帅,还有的是在找工作、读研、出国这三条传统路子上选择“不一样”。

 退伍归来的堂哥身上发生的变化,让正在深圳大学读大一的张静雯很是吃惊:“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想法、做事变得成熟、沉稳,也戒烟了。”张静雯觉得好奇,萌生了也去当兵的念头。不久前,她在网上提交了入伍申请。

 “深大当时各个饭堂都设了招兵点,有志向就可以去报名,学校有工作人员帮你填申请表、带着去体检。”现在浙江舟山某舰队服役的王燕(化名)回忆起2012年冬季征兵的情形。那年,她才刚刚入读深圳大学。入伍的理由是:“以前看过电视剧《我是特种兵》、《麻辣女兵》,很想成为像里面的主人公一样帅的人,经过艰苦训练,变得稳重、干脆、有责任感”。

 与王燕同时入伍的王晨曦当时被日本购买钓鱼岛的新闻“气炸了”。她想,自己从小到大一帆风顺,一直都是在享受环境为自己提供的各种优良待遇,很少为生活着的国家和身边的人做过些什么。“真要去保护家园,我有能力吗?”王晨曦感觉自己得到军队磨练磨练。

 已经退伍,继续回深大读书的钟范容一直忘不了小时候的黄昏。“成都郊区冬天爱停电,吃过晚饭后也没有其他事做,就听爷爷讲故事”。

 钟范容的爷爷曾在西藏当过5年炊事兵。他讲头顶那块很深的疤,是一次担着挑子去送饭,被山上掉下的石头砸的;他讲在西藏煮饭用高压锅、炒菜用大铲子。兴致起来了,还会双目炯炯地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钟范容入伍,为的就是体验爷爷口中“苦中有乐”的军营生活。

 “在征兵的考核中,入伍动机是必问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问利芳和郝菲是深圳2009年首次公开征女兵时入伍的。郝菲的爸爸是退伍军人,他鼓励女儿穿上军装。“那一年报名情况很‘疯狂’,考核‘刷人’,300多人一下就剩下不到30人”。

 女孩们都带来了舞蹈、乐器等才艺,问利芳朗诵了一首诗。“各地针对入伍大学生有各种优惠政策,当兵了可以考军校,也可以回来继续读书,能给自己多一些选择。”问利芳觉得,当兵的机会很珍贵,并不是人人都有。

 对于正在读大三的李佳佳来说,入伍的确是另外一个选择。“身边的同学不外乎是找工作、读研、出国三条路”,但李佳佳觉得,“暂时哪条都不想走”。3岁就跟父母来到深圳的她没吃过苦、受过累,对自己没信心。“想要看一下脱离了学校、还未步入社会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同时把自己训练得更好一点。”李佳佳决定选“第四条路”——到军队“给自己找点苦头来吃”。

 2 不“麻辣”的女兵

 女大学生入伍后,大多是后勤兵、通信兵和文艺兵,能成为电视上那种“拉风”的特种兵的,数量极少。然而,无论是平时训练还是上课学习,女兵都会铆着一股劲,要让别人觉得女兵不比男兵差。

 “虽然向往,心里还是挺忐忑。”李佳佳觉得,倘若不是亲身经历,真的体会不了那么多。

 “不少女孩的军营生活是从剪短头发时大哭开始的。”爱看《麻辣女兵》的王燕进到部队才发现,大部分女兵并非电视剧里演得那么“麻辣”。“现在看军旅题材电视剧都会笑,那些是经过美化的,实际中根本不那样。”王燕说,女大学生入伍后,大多是后勤兵、通信兵和文艺兵,能成为电视上那种“拉风”的特种兵的,数量极少。

 从大学生变身女兵,3个月新兵营的“魔鬼”训练是第一关。“每天都要跑3公里练体能,最难的是俯卧撑,有次连长让我们撑半个小时,最后全趴下了,腰都快断了。”王燕练了两个多月,最后做10个都没问题。“完不成任务要匍匐前进。训练场和宿舍离得很远,一公里多的路,全部爬着回去。”问利芳班上有10个女兵,训练中常有人晕过去。

 “都不知道那3个月是怎么撑过来,跟着大家就坚持下来了。3个月后新兵下连队,以为不用那么苦了,结果更苦。”钟范容是通信兵中的话务员,到连队就开始学专业。背号码、练打字、学规范用语。有电话打进来,要把对方的话记在脑子里,一字不漏打出来,打字用五笔,速度要快,起码每分钟70个。

 即使是大学生,来军队也跟其他人一样,从零开始学。执勤前,所有女兵都要“考出班”。钟范容号码背得快,但真正出勤要求同一时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她在打字上“卡住”了,总考不过。排长、连长来“听班”,总说她“还差点火候”。背号码比她慢的人都慢慢赶上、超过了她。钟范容没办法,只有天天练,“像闷在水里一样不抬头”。大部分女兵考一次两次就过了,她考了5次,创了连队的记录。

 王晨曦是卫生兵,在家什么家务都不会做,来了部队就什么都得干。冬天在医院清洁垃圾桶,得端着凉水,拿钢丝球一点一点蹭。除了在部队医院做协助工作,还要负责部队的保洁,清扫道路、除草、扫垃圾场全干过。“拔草得俯下身来用手,清洁完还得再推着垃圾车去倒”。

 早上6:20起床,6:50出操,7:20打扫宿舍和环境卫生、去吃饭,随后的时间去“操课”、做专业相关的练习,执勤是24小时四班倒。这就是很多女兵的日常生活。

 “你们是不是觉得,既然如此,有男兵不就够了吗?”在问利芳眼里,后勤兵、卫生兵对于一个国家的军队来说同样重要。“要当话务员,肯定女兵有优势,女孩子声音甜啊”。

 “我们新兵营里只有8个女兵,很容易成为焦点。”郝菲说,无论是平时训练还是上课学习,女兵都会铆着一股劲,要让别人觉得女兵不比男兵差。

 “看过《超级女兵》的‘南海天使行动’不?那里面的女兵就很强,有业务兵,也有士官。”王燕觉得,女兵也有能量。她所在的舰队经常有全军性比武,男女兵一起比武,女兵很多时候都不输给男兵。虽然整个舰队只有一个女兵连,但部队里来几个女兵,就能激发全军的积极性。

 3 新军营,老规矩

 虽然军队生活已现代化,但那些老规矩还在。部队没有零食,被子要叠成“豆腐块”,平时也不能用手机。服役的那段时间,写信成了钟范容与外界的联系方式。如果不出班,她就在宿舍写信。默默等待回信时,时间的流逝和感情的来往仿佛也变得慢了。

 “之所以征兵一直在提升大学生新兵比例,与国家科技兴军、强军的战略分不开。”南山区征兵办主办参谋熊光球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军营的职能也在扩展,军营成为科技的集结之地。

 现代化的军营里,自然也有功能齐备、信息智能的现代营房。“现在不再是‘穿草鞋爬草地’的时代,军队生活也是现代化。”郝菲说,在她们部队,乒乓球室、羽毛球馆、乐器室等设施很齐全,部队还有军营网吧,平时用于训练,周末供官兵休闲娱乐。“我们宿舍还有个不小的学习室。”钟范容说。

 但规矩就是规矩,现代的军营中仍保留着过去军营的老作风。被子叠成“豆腐块”是肯定的;牙膏牙刷摆放的方向、角度必须一样;一天3次内务,每周一个大扫除,连床底要爬进去打扫,做到一尘不染。问利芳开玩笑:“厕所可能比你家厨房都亮”。

 传说中的“豆腐块”最难弄。钟范容和战友们常常五点不到就悄悄起来,抢占地盘开始叠被子。“得在地上叠才行,起来晚就抢不到地方啦。遇上广州回南天,叠完被子都是湿的”。

 “来当兵的年纪最大的是1990年的,年轻的有1996年的,很多是家里的独生女,毛病不少,爱撒娇,事儿事儿的。”郝菲说,部队讲集体、讲团结。太自我,不考虑别人肯定不行。早上出操做队列训练,动作要求规整划一。迈脚、落脚要同一时刻、同一高度,如果有一个人乱了就会乱了,一起受罚。一个战友做错了事情,全班要一块受罚。即使班长说让她一个人受罚,大家也不愿意,会一起写检讨。

 日子长了,小性子都被慢慢磨掉了。“班上这批女兵大部分是在校学生,一群小姑娘在一起免不了摩擦,但大家同吃同住同训练,什么磨砺都是一起经历,哭也是抱在一起哭,也就不会太把小事放心上。”郝菲还讲了一个“矫情的段落”。差不多快退伍时,部队突然要进行体能考核,每个人都要参加。当时郝菲膝盖不太好,一直跑不合格,战友们一直拖着她跑。“我跟她们说不要管我了,她们到最后都一直拉着我,没有放弃我。那天还下大雨,跟演韩剧似的”。

 “现在的战友情不是靠战争练出来,是一起偷干坏事培养出来的。”王燕还记得刚到连队学业务到半夜,肚子饿,和战友偷偷吃东西的情形。“部队没有零食,一颗糖都没有。战友的家人来探亲带了零食,都是整个排40个女兵一起吃。”钟范容有次不小心弄碎了一颗战友给的巧克力,觉得“心都要碎了”。不仅没有零食,部队里还规定平时不能用手机,只有周末才可以打电话,外出时间也有严格规定。

 服役的那段时间,写信成了钟范容在部队与外界的联系方式。如果不出班,她就在宿舍写信。“写很多信,起码一周一封。写给爸爸、妈妈、同学、新兵连的战友。”钟范容觉得,在部队的氛围里,写信这件事一点都不复古。默默等待回信时,军营里时间的流逝和感情的来往仿佛也比外面的世界慢。

 4 退伍,不褪色

 这些当过兵的女孩几乎都想过纪律和自由的关系。但哪里有绝对的自由呢?在部队,她们学会了自律,也学会了如何在纪律的圈圈里,做自己想做的事。

 退伍回到校园的钟范容最近时常感觉不适应。“很难做到早睡早起,体育锻炼少了,作息变得不规律。”但在老师点名时,她还是会不自觉地很大声答到,把周围的同学吓一大跳。“退伍不褪色,在部队培养的很多东西正慢慢消失,但我相信,很多习惯将会伴随自己一生”。

 “有些变化是潜移默化的,只有比较了才知道。”毕业后,问利芳成了广东省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前段时间入职拓展,高强度的训练让很多新人叫苦不迭,问利芳却觉得毫无压力。“以前我到人前、上台就害羞,现在更多能把力量定在心里、脚里面。”现在,问利芳遇到事情就会想着自己要冲在前面,不会往后退。

 以前大大咧咧的王晨曦,现在变得细心多了,做什么事都对自己有个标准,也更注重细节。“在部队虽然做着普通、重复的事情,但很磨性子”。

 张静雯在听退伍学姐的分享时有个疑问:“在部队会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为什么很多退伍军人反而更加胆大心细,能在各行各业大展拳脚?”

 这些当过兵的女孩几乎都想过纪律和自由的关系。王晨曦觉得,社会上的纪律可能是法律、道德规范。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遵守纪律才会有自由,不管到哪都适用。“部队有句话这么说——纪律是一个圈,自由在中间。”在部队,她们学会了如何在纪律的圈圈里,做自己想做的事。

 而且,如果真的非常想要做一件事,在目标下,就会产生真正的纪律——自律。

 有个让问利芳印象深刻的战友,她在大学毕业后来当兵,爱好写书法,曾在大学组织过书法展。后来,她在连队通信站里辅导其他战友写书法。别人在午休,她就练毛笔字,一点都不觉得累。“她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很有范儿”。

 王燕从连长身上学到了不少。连长当初来当兵时也是个“菜鸟”新兵。但她很勤奋,在训练之后还自己练习,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坚持了一年。后来,连长在话务员比武中得了第一名,立了三等功。由于表现好,她第二年就开始带新兵了。“就是有一个目标,朝向它奋斗,不管付出多大的艰辛。不需要纪律,她会自律”。

 对于问利芳来说,她想做的事情很平凡——当一名护士。“在部队待过,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方式与他人会有不同。”问利芳说,在部队吃过苦,什么活都干过,因而愿意俯下身来,做一些别人看来“降低身份”的事。在她眼里,任何工作都不分高低贵贱,“每一个在工作的人都值得去尊敬,任何劳动成果都该被珍惜”。

 “在部队,很多时候做事情是不求回报的。”王晨曦却觉得那时候的生活特别充实。“晚上站夜哨,很冷站一宿,在你们看来可能觉得没意义。但你不站岗、我不站岗,谁来保卫家?”她想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朋友、战友可能因为自己的站岗度过安全的一晚,就会觉得值。

 “这个世界需要自由和创意,需要聪明人走在前面。假如我们是最笨的一部分人,也要给走在前面的人一些支持。”钟范容说,这是她从部队学到的。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胡明

 栏目策划/统筹:张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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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时光飞逝,自去年8月6日深圳观察《人物》补白本地市场,以“记录人就是记录一个变迁时代”的理念创栏以来,明天即将迎来周岁生日。回望过去一年,栏目共推出45期,采写47个人物或群相,覆盖政治、经济、科技、学术、教育、文化、医疗和民间等界别,既有名流、精英,也有基层、草根,还有边缘弱势或敏感人群。

 随着栏目品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引起包括深圳官方高层和政府部门、民间机构的高度关注,部分稿件的微信图文转化率(图文转化率=图文实际阅读人数/送达人数)最高已达1704.44%,大幅超过微信公众号这一指标的市场平均值。

 而本期,在这个承载着栏目特殊意义的日子,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栏目本身和主创人员身上,跟您说说那些幕后的故事。

 “你有梦想吗?”

 “我没有什么梦想,就是很认真地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梦想会自己来找我。”

 在浮躁的时代,梦想如今是个时髦词。而8月1日播出的《中国好声音》舞台上,受到导师热捧的维吾尔族歌手帕尔哈提在回答评委提问时,给出这样的回答。

 当晚,一位闺蜜记录下这段话并@我共勉,让正在思虑如何迎接《人物》开版一周年的我突然有种“又遇同道”之感——

 一年前,2013年8月6日,在一片报纸“消亡论”、纸媒“衰败论”的业界喧嚣声中,南方日报地方版“深圳观察”补白本地市场,以“记录人就是记录一个变迁时代”的理念,创办每周一期、逢周二出版的《人物》栏目(公众微信号:szgcrenwu)。

 开栏当日,有赞赏、有鼓励、有观望,也有质疑。而作为策划人的我实际忐忑大于欣喜,因为除了“将栏目定位为一个高品质新闻栏目”这一信念是无比确定之外,不确定因素实在太多:没有先例可循、选题库存不足、小组成员多是新手、以“稿件中心制”为核心的栏目全过程品质管控机制能否运行顺畅等都是未知数。开栏前的无数个夜晚,我在心里画着它的样子,彼时,却不敢想象它的未来。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起航就必须经受住风浪。或许正是这种如履薄冰的心境,反而让人迈出每一步都小心仔细。与其说,是栏目的slogan“做深圳本土最好的人物报道”在引领这支年轻的团队,倒不如说,“不想将来,认真做好每一期”才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心态。

 于是,选题不够充盈,也坚决不会选择只想借助这一平台达到炒作目的或一己私利的人物;角度不够独特,就留出更多时间从案头开始一点点精确细化;稿子不够好,就一遍一遍的修改。在现有条件下,“以稿件最佳为原则”几乎是一条没有情面可讲的铁律。

 所幸,我何其幸运,尽管只是建立了虚拟团队,但这些小伙伴们却难得的志同道合。比如为了写殡葬师,胡明一个月内先后六次去远郊的殡仪馆采访;被公认为“码字绣娘”的刘昊,几乎每篇稿件的采访笔记都高达数万字;擅长同志、艾滋病等边缘人物题材的张仁望常常不惜花费两个月去完成一篇稿件……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许多许多。

 每个栏目都会逐渐形成独特的气质和品质,而这不仅源于团队成员对于事物认知的坐标系,更在于我们对选题和采写所要求的点点滴滴,以及做事原则和处事态度。

 时至今日,《人物》栏目已推出45期,共采写47个人物或群相,覆盖政治、经济、科技、学术、教育、文化、医疗和民间等界别,既有名流、精英,也有基层、草根,还有边缘弱势或敏感人群。随着栏目品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引起包括深圳官方高层和政府部门、民间机构的高度关注,部分稿件的微信图文转化率(图文转化率=图文实际阅读人数/送达人数)最高已达1704.44%,大幅超过微信公众号这一指标的市场平均值。

 “下乡前,我的开笔先生对我说:‘你去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可以这么想,就像去一个房间,房间是黑的,你拉开灯,房间就亮了。你不用知道电线是怎么装的,你要做的事只是去拉灯,别的事情都不用去想’。日后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每临挑战,想到这句,心就踏实了。不要想太多得失成败,不问收获,但事耕耘。”去年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港中大(深圳)首任校长徐扬生时,老先生说这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

 而在那之后,这也成为影响我最深的一句话。

 忘了是谁说过:梦想不是空想,更不是幻想,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铸就。想说,其实“人物”并无秘笈,一个“认真”的态度足已。

 栏目策划/统筹:

 南方日报记者 张玮

 1

 发问吧

 栏目主笔:

 南方日报记者 胡明

 去年6月,我揣着简历来到南方日报深圳记者站面试,一位我很尊敬的前辈问:“为什么想要做记者?”我回答:“因为很想听听他人的故事。”那时深圳观察“人物”栏目已开设,栏目在同事的眼里是“自留地”——可以报自己感兴趣的选题,与感兴趣的人聊天。栏目牵头人“小花姐”(张玮)有天笑眯眯地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点头如捣蒜:“嗯嗯!”

 科技界“怪咖”、知名文化人、政界大佬、网络红人、边缘人群……在我眼里,小组的成员就像一只只八爪鱼,恨不得长长伸出全部触角,把自己感兴趣的人“抓过来”。而让我感兴趣的,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平凡的大多数。

 这里有初来乍到的青涩毕业生,听他们七嘴八舌谈心里的憧憬、不安、迷茫,“毕业那年来深圳面试,拉着行李在大街小巷找小旅馆。深圳有不少善意,在公交车上哭,会有陌生人递过来的未拆封的纸巾。”我忍不住聊起自己的“当年”。

 这里有为了自闭症的孩子几乎放弃人生其他内容的父亲,他喜欢看孩子画画,一看就是一天,看着他的柔软眼神,我想起我的妈妈——在我写稿的时候,她喜欢坐在旁边,不出声地看着我。

 这里有不到30岁的创客“军火商”潘昊,听他说着毕业那年骑车寻找自我的经历,我想起喜欢的动漫《蜂蜜与四叶草》,里面的男主角竹本也在毕业那年踏上寻找自我的骑行之旅,“啊,原来现实中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呀。”我一边惊讶,一边回想起动漫片头那只滚滚向前的车轮。

 这里还有从小就对科学“走火入魔”的科学家、对深圳的环境状况痛心疾首的自然观察者、从调查记者转行投身公益寻找老兵的同行……再平凡的人也有的故事可以讲述,我对这个城市里与我不同的个体着迷,并且对于他们每一次选择的动机好奇。

 采访殡葬题材时曾去过六次殡仪馆,同事问我为什么愿意接这个。我想,可能是因为那里也许会有心中盘旋的问题的答案。有一位重要的家人生病离世,那段时间找来很多探讨死亡的书和电影来看,有天忍不住跟一位朋友透露了心中的困惑,并没有期望她会给我什么回答。但她说:“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去看肯·威尔伯的《恩宠与勇气》吧。”后来,就有了操作殡葬师选题的机会,对于我提出的问题,殡葬师都很努力地从各自的经历给予回答。

 这些经历让我觉得很奇妙,仿佛你有一个疑问,就会有一个选题带你去寻找答案。写到这,我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想要听别人的故事了。

 2

 我们在记录时代

 而不是寻找传奇

 栏目主笔:

 南方日报记者 杜艳

 “人物”版创刊一周年,如何用区区几百字去梳理表达此刻的感受,着实难住了我。思来想去,我决定把主题定为讲讲采访过的人,以及在对待“人”上的蒙昧与逐渐清晰。

 去年曾采访过一位在深圳很有名的残疾人慈善家。初见他时,他正在楼下的小摊档吃早餐。食物很简单,一个茶叶蛋配一个大馒头,再随便对付一点白开水,没有任何其他配菜。而他的家安在一条拥挤逼仄的城中村胡同里,但就在这样困窘的状况下,他却拿出100多万元资助了100多名贫困大学生,助他们圆了大学梦。

 然而,就在我情不自禁为他的义举所感动时,随着采访的深入,却发现他捐助贫苦学生是有选择性的,一个硬性要求是只捐助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成绩差的不考虑。对此,他坦诚地告诉我,自己做公益确实有现实的考虑。

 应该说,他的一些做法不值得提倡,但也促使我开始反思我们究竟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良性机制,才能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公益慈善行列,并让公益事业长久持续下去。这只是一个案例,但这绝对不是个例。我相信,在这些人身上所体现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各种矛盾和属性,恰恰映射了当下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的特点缩影到我身上,就是在经过多年的典型宣传后,在接触这些慈善家或“好人”时,经常会习惯性地以概念化和模式化的思维去“构想”他们,甚至主观先验性地将他们塑造成一个“传奇”,很少去触碰人物背后所隐藏的各种矛盾,以及深层次的社会现实。或者即使发现了这些矛盾和现实,也在写稿时出于各种考虑将之删去。然而,随着采访次数越来越多,我渐渐意识到,这些才是最珍贵的。

 刚入行时曾告诉自己,要虔诚地做一名记录者,现在回过头来更觉得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如何在飞速转型的社会大背景下,真实、多纬度地呈现出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温度的人,如何冲洗掉深埋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固有程式,如何用这些人去丈量一个时代,我想是接下来我要认真努力的。

 3

 每次采写都是

 一个厚重的回忆

 栏目主笔:

 南方日报记者 昌道励

 “为什么要把姜葱挑出来?”护工端上饭菜,陈细金老人却拿起筷子,把姜葱一一夹走。

 “我不喜欢吃姜葱的”。老人边说边把姜葱全部挑干净。除了偶尔回答我的问话,老人默默地专注于吃饭,丝毫不受我们“围观”的影响。

 她有自己的世界,也有自己的主见,不喜欢做的事情坚决不做。自梳女或许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也是那个时代岭南女性独立的典型代表。

 受制于严苛的封建礼法,女子只能忍气吞声,伺候婆家人。得益于蚕丝业的兴起,女子有了谋生能力。她们不甘欺凌,自行束髻,矢志不嫁。

 经济独立给了她们生存保障,让她们有能力选择自由。女子可以打工赚钱,自然不必通过婚嫁获取经济回报。

 梳起是一次解放,却又是另一种桎梏。姑婆堂是她们团结的平台,却又起到监督作用,破例者将被驱逐出组织。自梳女无法完全冲破封建的枷锁,只能用终生不嫁来换取独立的筹码。

 采访过程中,护工阿姨忍不住吐槽道:“现在40多岁不结婚的人多着去了,嫌别人没钱没房”。在她看来,有的人为物质而婚嫁,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桎梏呢?

 人物栏目开设一周年之际,我为《深圳最后的自梳女》补写了上述的手记。采访的情景依然清晰,敬老院里老人房间的气味,似乎还留在记忆里。

 事实上,每次人物的采写,于我而言都是一次厚重的回忆。

 90多岁的老人向我展示她40多岁时的照片,那张被时光磨损得只剩灰白的照片中,只有镶金的耳环仍闪着金光。喧嚣热闹的茶楼一隅,廖虹雷老人言语间便勾勒出10年前东门老街的风情。活禽交易市场内,戴着管理员送来的口罩,让我感觉像是躲在一个角落,悄悄地窥视着眼前的一切……

 在入行两年的节点上,一次又一次突破底线的忙碌和快节奏的工作状态,偶尔会让心感到疲惫,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码字的意义。

 庆幸的是,每当拿到一个人物报道的选题,原来的焦虑不安都会散去。即便是采写过程中的苦思冥想、煎熬纠结,回想起来也是一次畅快淋漓的投入。

 因为,又一次奇遇在等待着我。

 我忽然发现,支撑自己继续走下去的,不仅仅是那份对世界的好奇,还有对人与人之间交流时碰撞的火花的期盼。采写中的记忆与思考,会成为我记者生涯的一个个刻度。

 4

 我想给你

 写个故事

 栏目主笔:

 南方日报记者 刘昊

 读历史系那年,我常去图书馆看旧报纸。1937年的《申报》被放在微缩胶片上,在投影仪下一寸寸卷动。旧报纸里有政治、经济和战争浓雾,也有婚讯、讣告、艺文风尚,文章里飘来的只言片语、故人和往事一点点浮现,人性跟天时、地利的化学反应都在其中。从那时起,我觉得自己不仅活在当下的时空,未来的人会透过我们的记录来到现在。

 他是聋人足球运动员,他不喜欢被叫作“聋哑人”,因为他会用手语说话,还会好几国“外语”。他教我用中国、德国、日本、英国以及国际通用的手语说“你好”。我们用纸笔和简单的手势聊天,寂静却也热烈。听障学生围拢过来,表情丰富,手舞足蹈,相比之下,我的身体语言很贫瘠。

 他给我们泡茶,点燃一只香炉,用手机听最新收到的微信——其实他的视力几乎为零,不过这不妨碍他跟我们聊畅销书、球赛和明星。他最喜欢张曼玉,“很多年没有看她了,她还那么美吗?”他有自己领悟世界的方法,相信盲人可以做更多事。

 他们曾是好友,从农村到城市打工,某天爱上跳街舞,张罗一伙人疯狂练习,饱一顿饥一顿也乐在其中。后来成为政府文化部门资助的对象,上了电视选秀节目成为明星,粉丝的情书和礼物,经纪人的游说和教唆,镁光灯和舞台的诱惑一起涌来,兄弟生隙,各自分家,名利也一点点退潮。我们在路边奶茶店里听他们讲这些事,兴奋而落寞。

 他是个出租车司机,出生以来没出过广东省,在饭桌上一边剔牙一边中气十足地数着自己身体的毛病,“秃头,胖,前列腺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他除了开车就是做义工,还举报了十年黑烟车。他不依不饶地做这些事,可你不会从他嘴里听到漂亮的道理。他总是抢着买单,喜欢被人认为是慷慨豪爽、见多识广的,事事跟人争论。

 加入深圳观察“人物”栏目这一年,写的故事里有聋人、盲人、漫画家、检察官、出租车司机、保险推销员、小岛护士……没约访过显赫大人物,也没接触过争议性主人公,更没有戏剧性的惊魂一刻,常常担心题材会淡到没味道,但又安慰自己,要安静地端详每个人,要写出人所共有的特质,或者人所没有的经历。

 感谢记者这个身份,让我可以持续地进入广阔人群中找到有故事的人。被信任的时候,对方会掏心窝子给你讲自己的人生。有那么一些彼此灵光乍现的时刻,工地上满面尘灰的人淡淡一句箴言,人情冷暖都在里面;谨言慎行的检察官突然讲了一个尘封的故事,力重千钧。

 写盲人陈俊良,有位从事平权倡导的视障人士说他喜欢这个故事,“一个好故事胜过一千句道理的说教”。我觉得感动。小时候,童话、神话或张牙舞爪的鬼怪故事里善恶交织,长大以后发现真实世界的故事有更多人性的试炼、明暗的冲突,它们告诉我这个世界的复杂难解。由此,对“他人”和与我不一样的群体怀有敬畏,保留好奇,知道理解和倾听的珍贵。

 人物故事在新闻意义、社会意义背后,有没有观照人性的意义?挖掘后者的过程更让我着迷。我想写出人的味道,人情的味道,写出人高大和渺小,想知道他们怎样对待平淡的生活,怎样对待不完整的自己,怎样对待突如其来的好运和衰运,怎样揣着远大的抱负去看待一个也许不够好的时代,怎样在一个卑微的工作里抱持一种达人精神,琐碎而日久天长的善事究竟如何坚持……

 ■链接

 (总计44期)

 《人物》往期回顾

 第一期:《民工街舞团的两个团长》(2013.8.6见报)

 第二期:《港中大(深圳)首任校长徐扬生:不能经济先进教育落后》(2013.8.13见报)

 第三期:《三代留守儿童的故事》(2013.8.20见报)

 第四期:《寻找“城市的孤独者”》(2013.8.27见报)

 第五期:《最后的“自梳女”》(2013.9.3见报)

 第六期:《师者人生》(2013.9.10见报)

 第七期:《被“解放”的医生》(2013.9.17见报)

 第八期:《孙春龙:送抗战老兵回家》(2013.9.24见报)

 第九期:《社保达人吴秋榜》(2013.10.15)

 第十期:《被阅读的艾滋病患者》(2013.10.22)

 第十一期:《一名土著的“负波普”地图》(2013.10.29见报)

 第十二期:《一个80后“深漂”的万言书》、《廖虹雷:民俗文化的固守者》(2013.11.5见报)

 第十三期:《海闻卸任》(2013.11.12见报)

 第十四期:《潘昊:做创客的“军火商”》(2013.11.26见报)

 第十五期:《打工诗人:在深圳寻找温暖的词语》(2013.12.3见报)

 第十六期:《三个南科大少年》(2013.12.10见报)

 第十七期:《钟书峰:当检察官的“翻译家”》、《保安王龙:因救火上了三次央视》(2013.12.17见报)

 第十八期:《雷闯不雷》(2013.12.24见报)

 第十九期:《南兆旭:记录深圳的记忆和变迁》(2013.12.31见报)

 第二十期:《象牙塔与流水线的互望》(2014.1.7见报)

 第二十一期:《“陈嘉庚青年科学奖”获得者郑海荣:“不成型”的深圳充满机会》 (2014.1.14见报)

 第二十二期:《“较真代表”郑学定》(2014.1.21见报)

 第二十三期:《教育“松绑者”程红兵》(2014.2.18见报)

 第二十四期:《24小时书吧的守夜人》、《海岛上,最遥远社康中心的两个“她”》(2014.2.25见报)

 第二十五期:《“新手”代表易凤娇》(2014.3.4见报)

 第二十六期:《“官民跨界者”李罗力》(2014.3.11见报)

 第二十七期:《H7N9阴云下的鸡贩》(2014.3.18见报)

 第二十八期:《记录原住民的异乡客陈宏》(2014.3.25见报)

 第二十九期:《殡葬师:静对生死知人生》(2014.4.2见报)

 第三十期:《陈俊良:盲人能做的一定不止这些》(2014.4.15见报)

 第三十一期:《首位挂职前海的香港公务员梁志添:摘下“有色眼镜”看开放合作》(2014.4.23见报)

 第三十二期:《五一特别策划:“劳模”奖章背后》(2014.4.30见报)

 第三十三期:《母亲节特别策划:“出柜”的同志妈妈》(2014.5.6见报)

 第三十四期:《再遇胡晓梅》(2014.5.13见报)

 第三十五期:《大芬村里长出的草根画家》(2014.5.20见报)

 第三十六期:《残障者筑梦》(2014.5.27见报)

 第三十七期:《星星儿 父与子》(2014.6.10见报)

 第三十八期:《“黑烟猎手”王治平》(2014.6.17见报)

 第三十九期:《一个戒毒者的自述:心灵搏斗23年》(2014.6.24见报)

 第四十期:《三个港人眼中的回归17年》(2014.7.1见报)

 第四十一期:《“深港人”的双城故事》(2014.7.8见报)

 第四十二期:《最后的“大学室友”》(2014.7.15见报)

 第四十三期:《老王与海》(2014.7.22见报)

 第四十四期:《南岭村的原住民二代》(2014.7.29见报)

 《人物》栏目提供深圳本土最好的人物类报道,2013年8月6日由《南方日报·深圳观察》所创立,每周一期,逢周二出版。人是万物的尺度,记录人就是记录一个时代。关注我们可搜索微信号“szgcrenwu”或者昵称“深圳观察人物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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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飞逝,自去年8月6日深圳观察《人物》补白本地市场,以“记录人就是记录一个变迁时代”的理念创栏以来,明天即将迎来周岁生日。回望过去一年,栏目共推出45期,采写47个人物或群相,覆盖政治、经济、科技、学术、教育、文化、医疗和民间等界别,既有名流、精英,也有基层、草根,还有边缘弱势或敏感人群。

 随着栏目品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引起包括深圳官方高层和政府部门、民间机构的高度关注,部分稿件的微信图文转化率(图文转化率=图文实际阅读人数/送达人数)最高已达1704.44%,大幅超过微信公众号这一指标的市场平均值。

 而本期,在这个承载着栏目特殊意义的日子,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栏目本身和主创人员身上,跟您说说那些幕后的故事。

 “你有梦想吗?”

 “我没有什么梦想,就是很认真地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梦想会自己来找我。”

 在浮躁的时代,梦想如今是个时髦词。而8月1日播出的《中国好声音》舞台上,受到导师热捧的维吾尔族歌手帕尔哈提在回答评委提问时,给出这样的回答。

 当晚,一位闺蜜记录下这段话并@我共勉,让正在思虑如何迎接《人物》开版一周年的我突然有种“又遇同道”之感——

 一年前,2013年8月6日,在一片报纸“消亡论”、纸媒“衰败论”的业界喧嚣声中,南方日报地方版“深圳观察”补白本地市场,以“记录人就是记录一个变迁时代”的理念,创办每周一期、逢周二出版的《人物》栏目(公众微信号:szgcrenwu)。

 开栏当日,有赞赏、有鼓励、有观望,也有质疑。而作为策划人的我实际忐忑大于欣喜,因为除了“将栏目定位为一个高品质新闻栏目”这一信念是无比确定之外,不确定因素实在太多:没有先例可循、选题库存不足、小组成员多是新手、以“稿件中心制”为核心的栏目全过程品质管控机制能否运行顺畅等都是未知数。开栏前的无数个夜晚,我在心里画着它的样子,彼时,却不敢想象它的未来。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起航就必须经受住风浪。或许正是这种如履薄冰的心境,反而让人迈出每一步都小心仔细。与其说,是栏目的slogan“做深圳本土最好的人物报道”在引领这支年轻的团队,倒不如说,“不想将来,认真做好每一期”才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心态。

 于是,选题不够充盈,也坚决不会选择只想借助这一平台达到炒作目的或一己私利的人物;角度不够独特,就留出更多时间从案头开始一点点精确细化;稿子不够好,就一遍一遍的修改。在现有条件下,“以稿件最佳为原则”几乎是一条没有情面可讲的铁律。

 所幸,我何其幸运,尽管只是建立了虚拟团队,但这些小伙伴们却难得的志同道合。比如为了写殡葬师,胡明一个月内先后六次去远郊的殡仪馆采访;被公认为“码字绣娘”的刘昊,几乎每篇稿件的采访笔记都高达数万字;擅长同志、艾滋病等边缘人物题材的张仁望常常不惜花费两个月去完成一篇稿件……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许多许多。

 每个栏目都会逐渐形成独特的气质和品质,而这不仅源于团队成员对于事物认知的坐标系,更在于我们对选题和采写所要求的点点滴滴,以及做事原则和处事态度。

 时至今日,《人物》栏目已推出45期,共采写47个人物或群相,覆盖政治、经济、科技、学术、教育、文化、医疗和民间等界别,既有名流、精英,也有基层、草根,还有边缘弱势或敏感人群。随着栏目品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引起包括深圳官方高层和政府部门、民间机构的高度关注,部分稿件的微信图文转化率(图文转化率=图文实际阅读人数/送达人数)最高已达1704.44%,大幅超过微信公众号这一指标的市场平均值。

 “下乡前,我的开笔先生对我说:‘你去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可以这么想,就像去一个房间,房间是黑的,你拉开灯,房间就亮了。你不用知道电线是怎么装的,你要做的事只是去拉灯,别的事情都不用去想’。日后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每临挑战,想到这句,心就踏实了。不要想太多得失成败,不问收获,但事耕耘。”去年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港中大(深圳)首任校长徐扬生时,老先生说这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

 而在那之后,这也成为影响我最深的一句话。

 忘了是谁说过:梦想不是空想,更不是幻想,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铸就。想说,其实“人物”并无秘笈,一个“认真”的态度足已。

 栏目策划/统筹:

 南方日报记者 张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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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问吧

 栏目主笔:

 南方日报记者 胡明

 去年6月,我揣着简历来到南方日报深圳记者站面试,一位我很尊敬的前辈问:“为什么想要做记者?”我回答:“因为很想听听他人的故事。”那时深圳观察“人物”栏目已开设,栏目在同事的眼里是“自留地”——可以报自己感兴趣的选题,与感兴趣的人聊天。栏目牵头人“小花姐”(张玮)有天笑眯眯地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点头如捣蒜:“嗯嗯!”

 科技界“怪咖”、知名文化人、政界大佬、网络红人、边缘人群……在我眼里,小组的成员就像一只只八爪鱼,恨不得长长伸出全部触角,把自己感兴趣的人“抓过来”。而让我感兴趣的,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平凡的大多数。

 这里有初来乍到的青涩毕业生,听他们七嘴八舌谈心里的憧憬、不安、迷茫,“毕业那年来深圳面试,拉着行李在大街小巷找小旅馆。深圳有不少善意,在公交车上哭,会有陌生人递过来的未拆封的纸巾。”我忍不住聊起自己的“当年”。

 这里有为了自闭症的孩子几乎放弃人生其他内容的父亲,他喜欢看孩子画画,一看就是一天,看着他的柔软眼神,我想起我的妈妈——在我写稿的时候,她喜欢坐在旁边,不出声地看着我。

 这里有不到30岁的创客“军火商”潘昊,听他说着毕业那年骑车寻找自我的经历,我想起喜欢的动漫《蜂蜜与四叶草》,里面的男主角竹本也在毕业那年踏上寻找自我的骑行之旅,“啊,原来现实中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呀。”我一边惊讶,一边回想起动漫片头那只滚滚向前的车轮。

 这里还有从小就对科学“走火入魔”的科学家、对深圳的环境状况痛心疾首的自然观察者、从调查记者转行投身公益寻找老兵的同行……再平凡的人也有的故事可以讲述,我对这个城市里与我不同的个体着迷,并且对于他们每一次选择的动机好奇。

 采访殡葬题材时曾去过六次殡仪馆,同事问我为什么愿意接这个。我想,可能是因为那里也许会有心中盘旋的问题的答案。有一位重要的家人生病离世,那段时间找来很多探讨死亡的书和电影来看,有天忍不住跟一位朋友透露了心中的困惑,并没有期望她会给我什么回答。但她说:“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去看肯·威尔伯的《恩宠与勇气》吧。”后来,就有了操作殡葬师选题的机会,对于我提出的问题,殡葬师都很努力地从各自的经历给予回答。

 这些经历让我觉得很奇妙,仿佛你有一个疑问,就会有一个选题带你去寻找答案。写到这,我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想要听别人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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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记录时代

 而不是寻找传奇

 栏目主笔:

 南方日报记者 杜艳

 “人物”版创刊一周年,如何用区区几百字去梳理表达此刻的感受,着实难住了我。思来想去,我决定把主题定为讲讲采访过的人,以及在对待“人”上的蒙昧与逐渐清晰。

 去年曾采访过一位在深圳很有名的残疾人慈善家。初见他时,他正在楼下的小摊档吃早餐。食物很简单,一个茶叶蛋配一个大馒头,再随便对付一点白开水,没有任何其他配菜。而他的家安在一条拥挤逼仄的城中村胡同里,但就在这样困窘的状况下,他却拿出100多万元资助了100多名贫困大学生,助他们圆了大学梦。

 然而,就在我情不自禁为他的义举所感动时,随着采访的深入,却发现他捐助贫苦学生是有选择性的,一个硬性要求是只捐助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成绩差的不考虑。对此,他坦诚地告诉我,自己做公益确实有现实的考虑。

 应该说,他的一些做法不值得提倡,但也促使我开始反思我们究竟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良性机制,才能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公益慈善行列,并让公益事业长久持续下去。这只是一个案例,但这绝对不是个例。我相信,在这些人身上所体现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各种矛盾和属性,恰恰映射了当下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的特点缩影到我身上,就是在经过多年的典型宣传后,在接触这些慈善家或“好人”时,经常会习惯性地以概念化和模式化的思维去“构想”他们,甚至主观先验性地将他们塑造成一个“传奇”,很少去触碰人物背后所隐藏的各种矛盾,以及深层次的社会现实。或者即使发现了这些矛盾和现实,也在写稿时出于各种考虑将之删去。然而,随着采访次数越来越多,我渐渐意识到,这些才是最珍贵的。

 刚入行时曾告诉自己,要虔诚地做一名记录者,现在回过头来更觉得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如何在飞速转型的社会大背景下,真实、多纬度地呈现出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温度的人,如何冲洗掉深埋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固有程式,如何用这些人去丈量一个时代,我想是接下来我要认真努力的。

 3

 每次采写都是

 一个厚重的回忆

 栏目主笔:

 南方日报记者 昌道励

 “为什么要把姜葱挑出来?”护工端上饭菜,陈细金老人却拿起筷子,把姜葱一一夹走。

 “我不喜欢吃姜葱的”。老人边说边把姜葱全部挑干净。除了偶尔回答我的问话,老人默默地专注于吃饭,丝毫不受我们“围观”的影响。

 她有自己的世界,也有自己的主见,不喜欢做的事情坚决不做。自梳女或许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也是那个时代岭南女性独立的典型代表。

 受制于严苛的封建礼法,女子只能忍气吞声,伺候婆家人。得益于蚕丝业的兴起,女子有了谋生能力。她们不甘欺凌,自行束髻,矢志不嫁。

 经济独立给了她们生存保障,让她们有能力选择自由。女子可以打工赚钱,自然不必通过婚嫁获取经济回报。

 梳起是一次解放,却又是另一种桎梏。姑婆堂是她们团结的平台,却又起到监督作用,破例者将被驱逐出组织。自梳女无法完全冲破封建的枷锁,只能用终生不嫁来换取独立的筹码。

 采访过程中,护工阿姨忍不住吐槽道:“现在40多岁不结婚的人多着去了,嫌别人没钱没房”。在她看来,有的人为物质而婚嫁,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桎梏呢?

 人物栏目开设一周年之际,我为《深圳最后的自梳女》补写了上述的手记。采访的情景依然清晰,敬老院里老人房间的气味,似乎还留在记忆里。

 事实上,每次人物的采写,于我而言都是一次厚重的回忆。

 90多岁的老人向我展示她40多岁时的照片,那张被时光磨损得只剩灰白的照片中,只有镶金的耳环仍闪着金光。喧嚣热闹的茶楼一隅,廖虹雷老人言语间便勾勒出10年前东门老街的风情。活禽交易市场内,戴着管理员送来的口罩,让我感觉像是躲在一个角落,悄悄地窥视着眼前的一切……

 在入行两年的节点上,一次又一次突破底线的忙碌和快节奏的工作状态,偶尔会让心感到疲惫,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码字的意义。

 庆幸的是,每当拿到一个人物报道的选题,原来的焦虑不安都会散去。即便是采写过程中的苦思冥想、煎熬纠结,回想起来也是一次畅快淋漓的投入。

 因为,又一次奇遇在等待着我。

 我忽然发现,支撑自己继续走下去的,不仅仅是那份对世界的好奇,还有对人与人之间交流时碰撞的火花的期盼。采写中的记忆与思考,会成为我记者生涯的一个个刻度。

 4

 我想给你

 写个故事

 栏目主笔:

 南方日报记者 刘昊

 读历史系那年,我常去图书馆看旧报纸。1937年的《申报》被放在微缩胶片上,在投影仪下一寸寸卷动。旧报纸里有政治、经济和战争浓雾,也有婚讯、讣告、艺文风尚,文章里飘来的只言片语、故人和往事一点点浮现,人性跟天时、地利的化学反应都在其中。从那时起,我觉得自己不仅活在当下的时空,未来的人会透过我们的记录来到现在。

 他是聋人足球运动员,他不喜欢被叫作“聋哑人”,因为他会用手语说话,还会好几国“外语”。他教我用中国、德国、日本、英国以及国际通用的手语说“你好”。我们用纸笔和简单的手势聊天,寂静却也热烈。听障学生围拢过来,表情丰富,手舞足蹈,相比之下,我的身体语言很贫瘠。

 他给我们泡茶,点燃一只香炉,用手机听最新收到的微信——其实他的视力几乎为零,不过这不妨碍他跟我们聊畅销书、球赛和明星。他最喜欢张曼玉,“很多年没有看她了,她还那么美吗?”他有自己领悟世界的方法,相信盲人可以做更多事。

 他们曾是好友,从农村到城市打工,某天爱上跳街舞,张罗一伙人疯狂练习,饱一顿饥一顿也乐在其中。后来成为政府文化部门资助的对象,上了电视选秀节目成为明星,粉丝的情书和礼物,经纪人的游说和教唆,镁光灯和舞台的诱惑一起涌来,兄弟生隙,各自分家,名利也一点点退潮。我们在路边奶茶店里听他们讲这些事,兴奋而落寞。

 他是个出租车司机,出生以来没出过广东省,在饭桌上一边剔牙一边中气十足地数着自己身体的毛病,“秃头,胖,前列腺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他除了开车就是做义工,还举报了十年黑烟车。他不依不饶地做这些事,可你不会从他嘴里听到漂亮的道理。他总是抢着买单,喜欢被人认为是慷慨豪爽、见多识广的,事事跟人争论。

 加入深圳观察“人物”栏目这一年,写的故事里有聋人、盲人、漫画家、检察官、出租车司机、保险推销员、小岛护士……没约访过显赫大人物,也没接触过争议性主人公,更没有戏剧性的惊魂一刻,常常担心题材会淡到没味道,但又安慰自己,要安静地端详每个人,要写出人所共有的特质,或者人所没有的经历。

 感谢记者这个身份,让我可以持续地进入广阔人群中找到有故事的人。被信任的时候,对方会掏心窝子给你讲自己的人生。有那么一些彼此灵光乍现的时刻,工地上满面尘灰的人淡淡一句箴言,人情冷暖都在里面;谨言慎行的检察官突然讲了一个尘封的故事,力重千钧。

 写盲人陈俊良,有位从事平权倡导的视障人士说他喜欢这个故事,“一个好故事胜过一千句道理的说教”。我觉得感动。小时候,童话、神话或张牙舞爪的鬼怪故事里善恶交织,长大以后发现真实世界的故事有更多人性的试炼、明暗的冲突,它们告诉我这个世界的复杂难解。由此,对“他人”和与我不一样的群体怀有敬畏,保留好奇,知道理解和倾听的珍贵。

 人物故事在新闻意义、社会意义背后,有没有观照人性的意义?挖掘后者的过程更让我着迷。我想写出人的味道,人情的味道,写出人高大和渺小,想知道他们怎样对待平淡的生活,怎样对待不完整的自己,怎样对待突如其来的好运和衰运,怎样揣着远大的抱负去看待一个也许不够好的时代,怎样在一个卑微的工作里抱持一种达人精神,琐碎而日久天长的善事究竟如何坚持……

 ■链接

 (总计44期)

 《人物》往期回顾

 第一期:《民工街舞团的两个团长》(2013.8.6见报)

 第二期:《港中大(深圳)首任校长徐扬生:不能经济先进教育落后》(2013.8.13见报)

 第三期:《三代留守儿童的故事》(2013.8.20见报)

 第四期:《寻找“城市的孤独者”》(2013.8.27见报)

 第五期:《最后的“自梳女”》(2013.9.3见报)

 第六期:《师者人生》(2013.9.10见报)

 第七期:《被“解放”的医生》(2013.9.17见报)

 第八期:《孙春龙:送抗战老兵回家》(2013.9.24见报)

 第九期:《社保达人吴秋榜》(2013.10.15)

 第十期:《被阅读的艾滋病患者》(2013.10.22)

 第十一期:《一名土著的“负波普”地图》(2013.10.29见报)

 第十二期:《一个80后“深漂”的万言书》、《廖虹雷:民俗文化的固守者》(2013.11.5见报)

 第十三期:《海闻卸任》(2013.11.12见报)

 第十四期:《潘昊:做创客的“军火商”》(2013.11.26见报)

 第十五期:《打工诗人:在深圳寻找温暖的词语》(2013.12.3见报)

 第十六期:《三个南科大少年》(2013.12.10见报)

 第十七期:《钟书峰:当检察官的“翻译家”》、《保安王龙:因救火上了三次央视》(2013.12.17见报)

 第十八期:《雷闯不雷》(2013.12.24见报)

 第十九期:《南兆旭:记录深圳的记忆和变迁》(2013.12.31见报)

 第二十期:《象牙塔与流水线的互望》(2014.1.7见报)

 第二十一期:《“陈嘉庚青年科学奖”获得者郑海荣:“不成型”的深圳充满机会》 (2014.1.14见报)

 第二十二期:《“较真代表”郑学定》(2014.1.21见报)

 第二十三期:《教育“松绑者”程红兵》(2014.2.18见报)

 第二十四期:《24小时书吧的守夜人》、《海岛上,最遥远社康中心的两个“她”》(2014.2.25见报)

 第二十五期:《“新手”代表易凤娇》(2014.3.4见报)

 第二十六期:《“官民跨界者”李罗力》(2014.3.11见报)

 第二十七期:《H7N9阴云下的鸡贩》(2014.3.18见报)

 第二十八期:《记录原住民的异乡客陈宏》(2014.3.25见报)

 第二十九期:《殡葬师:静对生死知人生》(2014.4.2见报)

 第三十期:《陈俊良:盲人能做的一定不止这些》(2014.4.15见报)

 第三十一期:《首位挂职前海的香港公务员梁志添:摘下“有色眼镜”看开放合作》(2014.4.23见报)

 第三十二期:《五一特别策划:“劳模”奖章背后》(2014.4.30见报)

 第三十三期:《母亲节特别策划:“出柜”的同志妈妈》(2014.5.6见报)

 第三十四期:《再遇胡晓梅》(2014.5.13见报)

 第三十五期:《大芬村里长出的草根画家》(2014.5.20见报)

 第三十六期:《残障者筑梦》(2014.5.27见报)

 第三十七期:《星星儿 父与子》(2014.6.10见报)

 第三十八期:《“黑烟猎手”王治平》(2014.6.17见报)

 第三十九期:《一个戒毒者的自述:心灵搏斗23年》(2014.6.24见报)

 第四十期:《三个港人眼中的回归17年》(2014.7.1见报)

 第四十一期:《“深港人”的双城故事》(2014.7.8见报)

 第四十二期:《最后的“大学室友”》(2014.7.15见报)

 第四十三期:《老王与海》(2014.7.22见报)

 第四十四期:《南岭村的原住民二代》(2014.7.29见报)

 《人物》栏目提供深圳本土最好的人物类报道,2013年8月6日由《南方日报·深圳观察》所创立,每周一期,逢周二出版。人是万物的尺度,记录人就是记录一个时代。关注我们可搜索微信号“szgcrenwu”或者昵称“深圳观察人物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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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时光飞逝,自去年8月6日深圳观察《人物》补白本地市场,以“记录人就是记录一个变迁时代”的理念创栏以来,明天即将迎来周岁生日。回望过去一年,栏目共推出45期,采写47个人物或群相,覆盖政治、经济、科技、学术、教育、文化、医疗和民间等界别,既有名流、精英,也有基层、草根,还有边缘弱势或敏感人群。

 随着栏目品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引起包括深圳官方高层和政府部门、民间机构的高度关注,部分稿件的微信图文转化率(图文转化率=图文实际阅读人数/送达人数)最高已达1704.44%,大幅超过微信公众号这一指标的市场平均值。

 而本期,在这个承载着栏目特殊意义的日子,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栏目本身和主创人员身上,跟您说说那些幕后的故事。

 “你有梦想吗?”

 “我没有什么梦想,就是很认真地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梦想会自己来找我。”

 在浮躁的时代,梦想如今是个时髦词。而8月1日播出的《中国好声音》舞台上,受到导师热捧的维吾尔族歌手帕尔哈提在回答评委提问时,给出这样的回答。

 当晚,一位闺蜜记录下这段话并@我共勉,让正在思虑如何迎接《人物》开版一周年的我突然有种“又遇同道”之感——

 一年前,2013年8月6日,在一片报纸“消亡论”、纸媒“衰败论”的业界喧嚣声中,南方日报地方版“深圳观察”补白本地市场,以“记录人就是记录一个变迁时代”的理念,创办每周一期、逢周二出版的《人物》栏目(公众微信号:szgcrenwu)。

 开栏当日,有赞赏、有鼓励、有观望,也有质疑。而作为策划人的我实际忐忑大于欣喜,因为除了“将栏目定位为一个高品质新闻栏目”这一信念是无比确定之外,不确定因素实在太多:没有先例可循、选题库存不足、小组成员多是新手、以“稿件中心制”为核心的栏目全过程品质管控机制能否运行顺畅等都是未知数。开栏前的无数个夜晚,我在心里画着它的样子,彼时,却不敢想象它的未来。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起航就必须经受住风浪。或许正是这种如履薄冰的心境,反而让人迈出每一步都小心仔细。与其说,是栏目的slogan“做深圳本土最好的人物报道”在引领这支年轻的团队,倒不如说,“不想将来,认真做好每一期”才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心态。

 于是,选题不够充盈,也坚决不会选择只想借助这一平台达到炒作目的或一己私利的人物;角度不够独特,就留出更多时间从案头开始一点点精确细化;稿子不够好,就一遍一遍的修改。在现有条件下,“以稿件最佳为原则”几乎是一条没有情面可讲的铁律。

 所幸,我何其幸运,尽管只是建立了虚拟团队,但这些小伙伴们却难得的志同道合。比如为了写殡葬师,胡明一个月内先后六次去远郊的殡仪馆采访;被公认为“码字绣娘”的刘昊,几乎每篇稿件的采访笔记都高达数万字;擅长同志、艾滋病等边缘人物题材的张仁望常常不惜花费两个月去完成一篇稿件……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许多许多。

 每个栏目都会逐渐形成独特的气质和品质,而这不仅源于团队成员对于事物认知的坐标系,更在于我们对选题和采写所要求的点点滴滴,以及做事原则和处事态度。

 时至今日,《人物》栏目已推出45期,共采写47个人物或群相,覆盖政治、经济、科技、学术、教育、文化、医疗和民间等界别,既有名流、精英,也有基层、草根,还有边缘弱势或敏感人群。随着栏目品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引起包括深圳官方高层和政府部门、民间机构的高度关注,部分稿件的微信图文转化率(图文转化率=图文实际阅读人数/送达人数)最高已达1704.44%,大幅超过微信公众号这一指标的市场平均值。

 “下乡前,我的开笔先生对我说:‘你去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可以这么想,就像去一个房间,房间是黑的,你拉开灯,房间就亮了。你不用知道电线是怎么装的,你要做的事只是去拉灯,别的事情都不用去想’。日后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每临挑战,想到这句,心就踏实了。不要想太多得失成败,不问收获,但事耕耘。”去年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港中大(深圳)首任校长徐扬生时,老先生说这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

 而在那之后,这也成为影响我最深的一句话。

 忘了是谁说过:梦想不是空想,更不是幻想,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铸就。想说,其实“人物”并无秘笈,一个“认真”的态度足已。

 栏目策划/统筹:

 南方日报记者 张玮

 1

 发问吧

 栏目主笔:

 南方日报记者 胡明

 去年6月,我揣着简历来到南方日报深圳记者站面试,一位我很尊敬的前辈问:“为什么想要做记者?”我回答:“因为很想听听他人的故事。”那时深圳观察“人物”栏目已开设,栏目在同事的眼里是“自留地”——可以报自己感兴趣的选题,与感兴趣的人聊天。栏目牵头人“小花姐”(张玮)有天笑眯眯地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点头如捣蒜:“嗯嗯!”

 科技界“怪咖”、知名文化人、政界大佬、网络红人、边缘人群……在我眼里,小组的成员就像一只只八爪鱼,恨不得长长伸出全部触角,把自己感兴趣的人“抓过来”。而让我感兴趣的,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平凡的大多数。

 这里有初来乍到的青涩毕业生,听他们七嘴八舌谈心里的憧憬、不安、迷茫,“毕业那年来深圳面试,拉着行李在大街小巷找小旅馆。深圳有不少善意,在公交车上哭,会有陌生人递过来的未拆封的纸巾。”我忍不住聊起自己的“当年”。

 这里有为了自闭症的孩子几乎放弃人生其他内容的父亲,他喜欢看孩子画画,一看就是一天,看着他的柔软眼神,我想起我的妈妈——在我写稿的时候,她喜欢坐在旁边,不出声地看着我。

 这里有不到30岁的创客“军火商”潘昊,听他说着毕业那年骑车寻找自我的经历,我想起喜欢的动漫《蜂蜜与四叶草》,里面的男主角竹本也在毕业那年踏上寻找自我的骑行之旅,“啊,原来现实中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呀。”我一边惊讶,一边回想起动漫片头那只滚滚向前的车轮。

 这里还有从小就对科学“走火入魔”的科学家、对深圳的环境状况痛心疾首的自然观察者、从调查记者转行投身公益寻找老兵的同行……再平凡的人也有的故事可以讲述,我对这个城市里与我不同的个体着迷,并且对于他们每一次选择的动机好奇。

 采访殡葬题材时曾去过六次殡仪馆,同事问我为什么愿意接这个。我想,可能是因为那里也许会有心中盘旋的问题的答案。有一位重要的家人生病离世,那段时间找来很多探讨死亡的书和电影来看,有天忍不住跟一位朋友透露了心中的困惑,并没有期望她会给我什么回答。但她说:“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去看肯·威尔伯的《恩宠与勇气》吧。”后来,就有了操作殡葬师选题的机会,对于我提出的问题,殡葬师都很努力地从各自的经历给予回答。

 这些经历让我觉得很奇妙,仿佛你有一个疑问,就会有一个选题带你去寻找答案。写到这,我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想要听别人的故事了。

 2

 我们在记录时代

 而不是寻找传奇

 栏目主笔:

 南方日报记者 杜艳

 “人物”版创刊一周年,如何用区区几百字去梳理表达此刻的感受,着实难住了我。思来想去,我决定把主题定为讲讲采访过的人,以及在对待“人”上的蒙昧与逐渐清晰。

 去年曾采访过一位在深圳很有名的残疾人慈善家。初见他时,他正在楼下的小摊档吃早餐。食物很简单,一个茶叶蛋配一个大馒头,再随便对付一点白开水,没有任何其他配菜。而他的家安在一条拥挤逼仄的城中村胡同里,但就在这样困窘的状况下,他却拿出100多万元资助了100多名贫困大学生,助他们圆了大学梦。

 然而,就在我情不自禁为他的义举所感动时,随着采访的深入,却发现他捐助贫苦学生是有选择性的,一个硬性要求是只捐助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成绩差的不考虑。对此,他坦诚地告诉我,自己做公益确实有现实的考虑。

 应该说,他的一些做法不值得提倡,但也促使我开始反思我们究竟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良性机制,才能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公益慈善行列,并让公益事业长久持续下去。这只是一个案例,但这绝对不是个例。我相信,在这些人身上所体现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各种矛盾和属性,恰恰映射了当下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的特点缩影到我身上,就是在经过多年的典型宣传后,在接触这些慈善家或“好人”时,经常会习惯性地以概念化和模式化的思维去“构想”他们,甚至主观先验性地将他们塑造成一个“传奇”,很少去触碰人物背后所隐藏的各种矛盾,以及深层次的社会现实。或者即使发现了这些矛盾和现实,也在写稿时出于各种考虑将之删去。然而,随着采访次数越来越多,我渐渐意识到,这些才是最珍贵的。

 刚入行时曾告诉自己,要虔诚地做一名记录者,现在回过头来更觉得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如何在飞速转型的社会大背景下,真实、多纬度地呈现出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温度的人,如何冲洗掉深埋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固有程式,如何用这些人去丈量一个时代,我想是接下来我要认真努力的。

 3

 每次采写都是

 一个厚重的回忆

 栏目主笔:

 南方日报记者 昌道励

 “为什么要把姜葱挑出来?”护工端上饭菜,陈细金老人却拿起筷子,把姜葱一一夹走。

 “我不喜欢吃姜葱的”。老人边说边把姜葱全部挑干净。除了偶尔回答我的问话,老人默默地专注于吃饭,丝毫不受我们“围观”的影响。

 她有自己的世界,也有自己的主见,不喜欢做的事情坚决不做。自梳女或许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也是那个时代岭南女性独立的典型代表。

 受制于严苛的封建礼法,女子只能忍气吞声,伺候婆家人。得益于蚕丝业的兴起,女子有了谋生能力。她们不甘欺凌,自行束髻,矢志不嫁。

 经济独立给了她们生存保障,让她们有能力选择自由。女子可以打工赚钱,自然不必通过婚嫁获取经济回报。

 梳起是一次解放,却又是另一种桎梏。姑婆堂是她们团结的平台,却又起到监督作用,破例者将被驱逐出组织。自梳女无法完全冲破封建的枷锁,只能用终生不嫁来换取独立的筹码。

 采访过程中,护工阿姨忍不住吐槽道:“现在40多岁不结婚的人多着去了,嫌别人没钱没房”。在她看来,有的人为物质而婚嫁,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桎梏呢?

 人物栏目开设一周年之际,我为《深圳最后的自梳女》补写了上述的手记。采访的情景依然清晰,敬老院里老人房间的气味,似乎还留在记忆里。

 事实上,每次人物的采写,于我而言都是一次厚重的回忆。

 90多岁的老人向我展示她40多岁时的照片,那张被时光磨损得只剩灰白的照片中,只有镶金的耳环仍闪着金光。喧嚣热闹的茶楼一隅,廖虹雷老人言语间便勾勒出10年前东门老街的风情。活禽交易市场内,戴着管理员送来的口罩,让我感觉像是躲在一个角落,悄悄地窥视着眼前的一切……

 在入行两年的节点上,一次又一次突破底线的忙碌和快节奏的工作状态,偶尔会让心感到疲惫,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码字的意义。

 庆幸的是,每当拿到一个人物报道的选题,原来的焦虑不安都会散去。即便是采写过程中的苦思冥想、煎熬纠结,回想起来也是一次畅快淋漓的投入。

 因为,又一次奇遇在等待着我。

 我忽然发现,支撑自己继续走下去的,不仅仅是那份对世界的好奇,还有对人与人之间交流时碰撞的火花的期盼。采写中的记忆与思考,会成为我记者生涯的一个个刻度。

 4

 我想给你

 写个故事

 栏目主笔:

 南方日报记者 刘昊

 读历史系那年,我常去图书馆看旧报纸。1937年的《申报》被放在微缩胶片上,在投影仪下一寸寸卷动。旧报纸里有政治、经济和战争浓雾,也有婚讯、讣告、艺文风尚,文章里飘来的只言片语、故人和往事一点点浮现,人性跟天时、地利的化学反应都在其中。从那时起,我觉得自己不仅活在当下的时空,未来的人会透过我们的记录来到现在。

 他是聋人足球运动员,他不喜欢被叫作“聋哑人”,因为他会用手语说话,还会好几国“外语”。他教我用中国、德国、日本、英国以及国际通用的手语说“你好”。我们用纸笔和简单的手势聊天,寂静却也热烈。听障学生围拢过来,表情丰富,手舞足蹈,相比之下,我的身体语言很贫瘠。

 他给我们泡茶,点燃一只香炉,用手机听最新收到的微信——其实他的视力几乎为零,不过这不妨碍他跟我们聊畅销书、球赛和明星。他最喜欢张曼玉,“很多年没有看她了,她还那么美吗?”他有自己领悟世界的方法,相信盲人可以做更多事。

 他们曾是好友,从农村到城市打工,某天爱上跳街舞,张罗一伙人疯狂练习,饱一顿饥一顿也乐在其中。后来成为政府文化部门资助的对象,上了电视选秀节目成为明星,粉丝的情书和礼物,经纪人的游说和教唆,镁光灯和舞台的诱惑一起涌来,兄弟生隙,各自分家,名利也一点点退潮。我们在路边奶茶店里听他们讲这些事,兴奋而落寞。

 他是个出租车司机,出生以来没出过广东省,在饭桌上一边剔牙一边中气十足地数着自己身体的毛病,“秃头,胖,前列腺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他除了开车就是做义工,还举报了十年黑烟车。他不依不饶地做这些事,可你不会从他嘴里听到漂亮的道理。他总是抢着买单,喜欢被人认为是慷慨豪爽、见多识广的,事事跟人争论。

 加入深圳观察“人物”栏目这一年,写的故事里有聋人、盲人、漫画家、检察官、出租车司机、保险推销员、小岛护士……没约访过显赫大人物,也没接触过争议性主人公,更没有戏剧性的惊魂一刻,常常担心题材会淡到没味道,但又安慰自己,要安静地端详每个人,要写出人所共有的特质,或者人所没有的经历。

 感谢记者这个身份,让我可以持续地进入广阔人群中找到有故事的人。被信任的时候,对方会掏心窝子给你讲自己的人生。有那么一些彼此灵光乍现的时刻,工地上满面尘灰的人淡淡一句箴言,人情冷暖都在里面;谨言慎行的检察官突然讲了一个尘封的故事,力重千钧。

 写盲人陈俊良,有位从事平权倡导的视障人士说他喜欢这个故事,“一个好故事胜过一千句道理的说教”。我觉得感动。小时候,童话、神话或张牙舞爪的鬼怪故事里善恶交织,长大以后发现真实世界的故事有更多人性的试炼、明暗的冲突,它们告诉我这个世界的复杂难解。由此,对“他人”和与我不一样的群体怀有敬畏,保留好奇,知道理解和倾听的珍贵。

 人物故事在新闻意义、社会意义背后,有没有观照人性的意义?挖掘后者的过程更让我着迷。我想写出人的味道,人情的味道,写出人高大和渺小,想知道他们怎样对待平淡的生活,怎样对待不完整的自己,怎样对待突如其来的好运和衰运,怎样揣着远大的抱负去看待一个也许不够好的时代,怎样在一个卑微的工作里抱持一种达人精神,琐碎而日久天长的善事究竟如何坚持……

 ■链接

 (总计44期)

 《人物》往期回顾

 第一期:《民工街舞团的两个团长》(2013.8.6见报)

 第二期:《港中大(深圳)首任校长徐扬生:不能经济先进教育落后》(2013.8.13见报)

 第三期:《三代留守儿童的故事》(2013.8.20见报)

 第四期:《寻找“城市的孤独者”》(2013.8.27见报)

 第五期:《最后的“自梳女”》(2013.9.3见报)

 第六期:《师者人生》(2013.9.10见报)

 第七期:《被“解放”的医生》(2013.9.17见报)

 第八期:《孙春龙:送抗战老兵回家》(2013.9.24见报)

 第九期:《社保达人吴秋榜》(2013.10.15)

 第十期:《被阅读的艾滋病患者》(2013.10.22)

 第十一期:《一名土著的“负波普”地图》(2013.10.29见报)

 第十二期:《一个80后“深漂”的万言书》、《廖虹雷:民俗文化的固守者》(2013.11.5见报)

 第十三期:《海闻卸任》(2013.11.12见报)

 第十四期:《潘昊:做创客的“军火商”》(2013.11.26见报)

 第十五期:《打工诗人:在深圳寻找温暖的词语》(2013.12.3见报)

 第十六期:《三个南科大少年》(2013.12.10见报)

 第十七期:《钟书峰:当检察官的“翻译家”》、《保安王龙:因救火上了三次央视》(2013.12.17见报)

 第十八期:《雷闯不雷》(2013.12.24见报)

 第十九期:《南兆旭:记录深圳的记忆和变迁》(2013.12.31见报)

 第二十期:《象牙塔与流水线的互望》(2014.1.7见报)

 第二十一期:《“陈嘉庚青年科学奖”获得者郑海荣:“不成型”的深圳充满机会》 (2014.1.14见报)

 第二十二期:《“较真代表”郑学定》(2014.1.21见报)

 第二十三期:《教育“松绑者”程红兵》(2014.2.18见报)

 第二十四期:《24小时书吧的守夜人》、《海岛上,最遥远社康中心的两个“她”》(2014.2.25见报)

 第二十五期:《“新手”代表易凤娇》(2014.3.4见报)

 第二十六期:《“官民跨界者”李罗力》(2014.3.11见报)

 第二十七期:《H7N9阴云下的鸡贩》(2014.3.18见报)

 第二十八期:《记录原住民的异乡客陈宏》(2014.3.25见报)

 第二十九期:《殡葬师:静对生死知人生》(2014.4.2见报)

 第三十期:《陈俊良:盲人能做的一定不止这些》(2014.4.15见报)

 第三十一期:《首位挂职前海的香港公务员梁志添:摘下“有色眼镜”看开放合作》(2014.4.23见报)

 第三十二期:《五一特别策划:“劳模”奖章背后》(2014.4.30见报)

 第三十三期:《母亲节特别策划:“出柜”的同志妈妈》(2014.5.6见报)

 第三十四期:《再遇胡晓梅》(2014.5.13见报)

 第三十五期:《大芬村里长出的草根画家》(2014.5.20见报)

 第三十六期:《残障者筑梦》(2014.5.27见报)

 第三十七期:《星星儿 父与子》(2014.6.10见报)

 第三十八期:《“黑烟猎手”王治平》(2014.6.17见报)

 第三十九期:《一个戒毒者的自述:心灵搏斗23年》(2014.6.24见报)

 第四十期:《三个港人眼中的回归17年》(2014.7.1见报)

 第四十一期:《“深港人”的双城故事》(2014.7.8见报)

 第四十二期:《最后的“大学室友”》(2014.7.15见报)

 第四十三期:《老王与海》(2014.7.22见报)

 第四十四期:《南岭村的原住民二代》(2014.7.29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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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台风“威马逊”的阵仗挺大,来之前一天,乌云为其夸张造势。51岁的王炳那天上午去大鹏湾海里拍了一种海鱼之后,急忙回家准备迎接暴雨。

    掐指一算,王炳玩浮潜已快5年,在深圳海中泡了上千个小时,拍了4万多张海洋生物照片。他从卖服装退休的老板变身深圳浮潜摄影达人,并进出大小科学讲座,介绍不为人知的深圳海底世界。

    五彩缤纷的海洋生命让他老有所乐,但是,越来越频繁的人类活动正在蚕食深圳珍贵的海岸线,而海水污染与大量捕捞更在毁坏海洋生态系统,这给他带来难以言说的隐忧。

    去年12月,王炳穿着潜水服在大鹏云海山庄表示,“希望今后海边大项目规划、环评更客观、公开”,孰料半年后,这里举办了一场深圳今年最受关注和争议的中石油深圳LNG调峰站填海项目听证会,王炳表达声音的朋友们被拒之门外。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李荣华 实习生 朱玲可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王老板”变“王老师”

    王炳费心核实照片中海洋生物的名称等,朋友圈原来多是供货商小老板、驴友,现在变成环保人士、媒体及科学专家。

    洁白的牙齿、蹭亮的头皮和壮硕的身板,第一次见到王炳,见他只背了个有些干瘪的双肩包,以为去徒步,很难相信这是去大鹏海里浮潜。

    他的包里的装备太简单了:一双普通劳保鞋,一副棉纱手套,一副泳镜,一根呼吸管,一套潜水衣,再加一个小小的防水卡片相机。原来,浮潜是指用一根呼吸管在水面下游泳,一般潜水位置在低潮区,只需潜水镜、蛙鞋、呼吸管和泳衣等装备。

    近年出国游火热让浮潜慢慢流行起来,但像王炳这样46岁就给自己退了休、一心玩浮潜的人则极少。

    王炳老家在浙江温岭。1980年,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四届,他考入浙江理工大学学习纺织工程,毕业后进入国企。1992年,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不久,29岁的王炳南下深圳,其公司来此开办合资企业,王炳成为内地外派干部。

    第一次深夜过特区检查站南头关时,王炳眼见厂区绚烂灯火,不禁感叹特区的繁华,激情被点燃。每一个来深打拼者都有精彩的加班故事,王炳的版本是,刚来前8个月都住办公室。

    “这是一个我喜欢的城市,冬天都像老家的春天。”王炳在这个城市扎根下来。1996年,因为公司交接,王炳留职停薪待在深圳,开始自己做服装生意,4年后国企改制,王炳买断工龄在深圳留下来,小王也慢慢变成老王。

    2009年金融危机后,王炳开始把服装生意规模缩小,空闲多了,便玩户外,开始接触大海。有一天,他借个泳镜,加一根呼吸管,趴下水里看,水是清的,有很多游弋的小鱼,小鱼非常通透。

    “我第一次看到鱼身上泛出的光,深深震撼,那光不是灯光,是生命之光。”王炳回忆,海底世界向他展开缤纷一角,唤醒了掩藏多年的童趣。

    第一次下水还没注意防晒,头在水里看得好玩,背和屁股撅在外面。上岸后,王炳背上的皮整个晒脱掉了。后来他穿T恤下水,但脖子还是晒伤,接下来找了件连体冲浪服,脖子还是晒伤,终于发现网上淘宝店有卖潜水衣,才两三百块,他如获至宝。

    就这样,王炳正式玩浮潜是从2010年开始,此后一发不可收拾,每月一有空就要下海。

    “慢慢看多了,觉得这么漂亮的东西要分享,自己一人看很浪费。”王炳琢磨着要买个相机拍照。刚好当时市场上开始出现大众化的防水卡片相机,价格才一两千元。现在,王炳用了4台相机,手头是一款两千多元的国产卡片机。

    “我只是平民科普爱好者,不是摄影发烧友,照片不是摄影作品,能跟朋友分享就行。”王炳介绍,一开始纯属自娱自乐,一条鱼不认识,甚至不知道怎么查,“像瞎子一样”,只好整理照片放在文件夹里。

    “我有一个原则,除了相片什么也不带走。”王炳说。

    喜欢学习的王炳费心核实照片中海洋生物的名称、环境、习性、种类等,慢慢触类旁通,越来越多照片被转移到名为“认识”的文件夹里,朋友圈也在变化,原来多是供货商小老板、驴友,现在变成环保人士、媒体及科学专家。

    现在,王炳与南兆旭、严莹、田穗兴、吴健梅、李成等组成的自然学习小组颇为活跃,他们不只在深圳媒体发表介绍深圳自然的科普文章,还参与各种讲座。

    “现在很多人一说到爱环保、爱自然、爱生命就是藏羚羊、大熊猫、长江源,但深圳的自然却被忽略了。”《深圳自然笔记》作者南兆旭说。这让王炳颇有共鸣,他说,玩浮潜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告诉深圳人:现在深圳海里有什么?

 海底“朋友圈”

    5年来,王炳光虾虎鱼就认识近20种,有时为了一种鱼一张照片,会花大半天赶往大鹏下一次海。

    现在深圳海里有什么?

    深圳有4片海区,只有东边大鹏湾和大亚湾近岸浅滩海水清澈,但是,因地理条件和人类活动等,适合浮潜的地方并不多。

    东部海边浅滩王炳都玩了个遍,对于每一个位置浅滩海底情况都如数家珍。

    比如,众所周知的大梅沙垃圾扔得最多,水下充斥着胶带、罐子、衣物、太阳帽、鞋子、雨伞等,相对而言,柚柑湾、鹅公湾、东涌、杨梅坑倒有不错的珊瑚和礁石。

    在东涌,王炳去过一个礁石,那里的珊瑚覆盖率能达到80%以上,而且不同种类的珊瑚密密麻麻地长着,在一个小范围内有10几种珊瑚,可见那里海洋生态稳定性很好,但村民在养海带,不让下海;杨梅坑大块礁石比较多,海底生物丰富,但海边人太多了;桔钓沙曾经有深圳最好的珊瑚,现在不行了;盐灶是他见过的深圳海葵最多的地方,冬天多得脚踩不下去。

    “生态价值最高的是大鹏湾。”王炳发现,大鹏湾水深20米以内,岸边不到10米,阳光充足,海水清澈,为丰富的海洋生态奠定基础。

    海边浅滩礁区是王炳观察海底世界的重点。

    进入4月,岸边礁石区渐渐被各种各样的海藻所挤满,石莼、囊藻、团扇藻等,“就像是一首交响乐到了高潮,所有的弦乐、管乐和打击乐齐齐奏响,如果说石莼和囊藻大约相当于交响乐团中的小提琴和中提琴,那么,团扇藻就相当于交响乐团中的单簧管,虽然它在数量上不占多数,但是却不可或缺。”

    而5月的舞台最热闹,历时半年的深圳海藻嘉年华在此时进入盾叶总状蕨藻的压轴表演阶段。今年气温比较高,压轴戏提前到5月底,一些小演员的露脸时间也颇仓促;而海底的泥鯭会在此时回到岸边,赶上食莼崩解时期,可以享受丰盛美餐;同样,饥寒交迫了半年的六放珊瑚此时终于熬出头了,变得滋润饱满,开始拿出红橙黄绿蓝各色新衣兜风。

    冬天,各种呆呆笨笨的海鱼随着水温上升,身子骨灵活了,开始钻出礁石,四处寻欢作乐——海底世界进入最闹腾的季节,王炳也进入最忙的时候。

    在珊瑚礁区,肩鳃鳚算是“宅鱼”一枚,除了觅食,它多数“宅”在自家小洞穴内;而短桨蟹则是最凶猛的蟹,这个小个子迅猛残忍,只吃鲜肉,连同属蟹类的平背蜞也不放过;民间称为“鸡鱼”的细鳞鯻是少数几种会叫的海鱼之一,通过鱼鳔,会“咕咕”叫;隐身爱好者中,眼斑豹鳎和蜘蛛蟹算是老手,而低栖怪杰拟鲈也会在猎杀前多在灰色珊瑚礁石里。

    如果要盘点,王炳的海底“朋友圈”还有鸟爪拟帽贝、裸掌盾牌蟹、瓜参、海葵、海蟑螂、白纹方蟹、金梭鱼、斑马鱼、褐菖鲉、海兔、扁脑珊瑚、蜂巢珊瑚、玉足海参、鲻鱼、牡蛎、壶海胆海麒麟、丝鲷、浪人鲹、眼斑豹鳎、螳螂虾……

    5年来,王炳光虾虎鱼就认识近20种。他了解到,有些虾虎鱼会找一些鼓虾共生,好似夫妻般恩恩爱爱。虾虎鱼反应快,就出外觅食,而鼓虾比较笨,在家举着大钳子挖洞。鼓虾会把挖洞挖出的沙子推出来,但眼睛近视,虾虎鱼就在洞口放哨,鼓虾会把一根触须搭在虾虎鱼身上,稍有动静,小两口“唰”地一起躲回洞里。

    有时,王炳为了一种鱼一张照片,会花大半天赶往大鹏下一次海,他觉得很值,“我只是从门缝往海洋宝库里面瞄了一眼,发现那里面全是宝贝。”

 小帚虫之忧

    王炳介绍,中国只有4种帚虫,大鹏湾的填海项目为帚虫等海洋生物的生存蒙上阴影。

    在王炳发现的海底“朋友”中,最得意之一当属帚虫了。

    帚虫是十分独特的海洋动物,帚虫门中只有一个帚虫纲、一个帚虫目、一个帚虫科,仅仅两个属项,含20来种,中国才4种帚虫,香港将帚虫列入官方名录才10多年,评级为极其罕见。

    虽说帚虫就生活在活跃的岸边浅滩,但其一千多小时的水下拍摄中,也仅仅见过两次、见过两种,分别叫南方帚虫和毯形扫帚虫,分别在荔枝庄和洲仔头发现,两种帚虫发现地点距离仅几公里,时间差两年,都属于大鹏湾。“在中国,第一例帚虫被发现是在一九五几年,深圳我没有见过正式报道。”

    但是,王炳介绍,大鹏湾的填海项目为帚虫等海洋生物的生存蒙上阴影。

    王炳发现,深港两地对海洋重视程度差距甚远:“香港目前有四个海岸公园,一个海岸保护区,这五个是香港法律规定不能动的。”其中,四个海岸公园三个在大鹏湾,但深圳一个海岸公园都没有。

    而在深圳大鹏湾这边,却是8个完工和拟在建石化项目、码头:中海油LNG项目、深圳东部电厂项目、广东LNG项目、中石化大鹏湾项目、深圳华安液化石油气公司、光汇石油码头等。

    “我觉得频繁填海是因为被利益绑架。”王炳首先认为填海违背动物保护法,“所有珊瑚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填海会毁坏海边浅滩珊瑚,这不犯法么?”

    在大鹏海边拍摄近20年的资深摄影师周炜介绍,无节制的人类建设工程破坏了海边浅滩珊瑚礁石,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珊瑚礁就像热带雨林一样重要,滋养海底万物。

    目前,香港已鉴定的珊瑚达到84种,占全世界的1/10,深圳珊瑚种类一直没有科学普查,业内估计深圳与香港类似,而王炳拍到了40多种珊瑚,主要在大鹏湾洲仔头周围不到0.5公顷的海域拍到的,这片海域面积约是附近规划建设的中石油填海工程面积(约39.7公顷)的1/80。

    由此,王炳担忧频繁填海会摧毁当地浅海生态。填海区离洲仔头大概5公里左右,一般而言,从海岸下海,分别是高潮区、中潮区和低潮区,三潮区统称潮接带,接下去是亚潮带,填海会填在亚潮带,而潮接带是生物最密集的地方。而项目方推出的填海项目补偿方案尚未公开。王炳听说,项目方计划对受影响海域的海洋生物进行估算,估计各种生物加起来有多少分量,填海填掉之后,就另外买一些等量的生物放回去。

    “填海是第一次破坏,如果再放别的生物进来是第二次破坏,不放还好一点。就像你在四川保护区杀掉一只大熊猫再买一只猪回去。”王炳认为这种方式有待商榷。

    另一种潜在影响是填海工程会影响海域的水动力系统。

    大鹏湾每年都会有赤潮发生。大海生态系统有一定消化和自净能力,但力量不够时,就会出现赤潮。深圳海洋环境与资源监测中心技术负责人告诉王炳,大鹏湾的赤潮危害严重。大鹏湾的水看上去很干净,但海域水动力系统中,水的交换速度不是很快,是深圳赤潮重灾区。“如果大量填海,海洋水体交换受阻后,流速会更慢,赤潮爆发程度将更严重,爆发频率也会增加”。

    “我只是一个退休老头,胆儿也不大,甚至说如果有人那天叫我别说了,我可能就不说了。”王炳笑着说,“我不希望大鹏湾变成第二个深圳湾。”

 ■对话

 “保护大鹏湾要学香港经验”

    南方日报:以前有没有接触这个领域。

    王炳:没有,以前做生意比较忙,而且玩水下,不像爬山随时可以爬,要根据潮汐规律在撤潮水时去。浮潜这个圈子很小,经常一起玩的就两三个人。

    南方日报:深圳哪个地方的海比较好?

    王炳:四个湾里面我觉得生态价值最高的就是大鹏湾。因为西部生态价值很低,这边的水浑,污染特别严重,现在能活下来的东西可以说是非常顽强的,化学污染很严重,稍微娇气一点的都没了.

    但生态保护方面,深圳的大鹏湾没有香港那边的大鹏湾做得好。香港目前有四个海岸公园、一个海岸保护区,都是香港法律规定不能动的。其中4个海岸公园里面有3个就在大鹏湾、东平洲、海峡湾,海峡湾是整个大鹏湾的地理中心,盐田港附近有一个海岸公园叫做印洲塘海岸公园。

    南方日报:说填海项目都会说到荷兰、日本如何如何,你们怎么看?

    王炳:先别说他们,说自己吧。深圳湾填海时也做过环评,但现在呢?多年水质劣四类。22年前我来深圳时,深圳湾还有人工沙滩可以游泳,现在请人下去游泳都没人去。深圳湾都这样了,大鹏湾别这样。

    南方日报:您这几年看到深圳海湾有什么变化?

    王炳:人类活动对海湾的干预是一个累积、渐进过程。我玩浮潜才5年,看不出明显变化,但是来深圳22年,深圳海边变化可谓剧变。

    南方日报:你说的很多事好像大家都不清楚。

    王炳:我觉得这片海生态价值大家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也只是凑着宝库的门缝往里面看了一眼。

    南方日报:您闲着没事就看资料是吧?

    王炳:平时拍回来的照片我会花大量时间去核实。讲座时经常有同学在交流的时候问我学什么专业的,我说纺织工程,他们说跨行跨得挺大。我觉得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我从小对花鸟鱼虫挺感兴趣。

    南方日报:准备一直就在深圳这边住下去?

    王炳:我在这边22年了,感觉还是待在深圳好,去别的地方感觉自己像客人一样,待在深圳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深圳填海什么的,我就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城市,我们要自己呼吁公开环评,不能等别人帮我们呼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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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7 19:53)

 

华大基因

关于《华大六项成果入选Science2010年十大科学突破”》新闻产生误解的有关情况说明

 

  12月17日,《Science》杂志公布了“2010年十大科学突破”(Breakthrough of 2010)。其中,华大基因在“下一世代的基因组学”中有两项联合研究成果作为参考文献引用,分别为“世界首例古人类全基因组的深度序列测定和解读工作”及“‘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新进展----发布迄今最详尽的人类基因多态性图谱”。

 

  此外,《Science》杂志评选出了“本世纪前十年十项科学卓见”(Insights of the Decade)。其中生命科学领域的发现包括“黑暗”基因组、古代DNA、细胞再生、肠道菌群及炎症在慢性疾病中的作用。在“‘黑暗’基因组”中,华大基因的“人类基因组计划1%测序”联合研究成果在参考文献中提及。同时,在“肠道菌群”中,华大基因对“构建人体肠道菌群元基因组参考基因集”的联合研究发现也被选为引用文章。

 

   在12月19日给各位记者所发的新闻通稿中,提到了华大基因的另外两项联合研究成果(2010年10月4日在《Nature Genetics》上发表的“对200个人类外显子的测序揭示大量低频率非同义突变的存在”与11月23日在《Brain》上发表的“利用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发现小脑共济失调新的致病基因TGM6”),彰显了华大基因在“外显子组测序/罕见疾病基因”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与前沿性。此两项虽没有在《Science》杂志的“2010年十大科学突破”中明确引用,但因“对200个人类外显子的测序揭示大量低频率非同义突变的存在”不仅指出了目前主流疾病研究方法的缺陷,并颠覆性地提出疾病关联分析应充分使用测序技术而非基因分型技术,对改变科学家对复杂疾病的研究手段、推动人类健康与医学研究的进步具有里程碑意义,而“利用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发现小脑共济失调新的致病基因TGM6”也对促进国内单基因病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故在“外显子组测序/罕见疾病基因”研究领域可作为代表性成果。在撰写新闻通稿时,特地将这两篇文章作为重要科研成果辅助添加了进去。

   综上,华大基因的四项联合成果分别入选《Science》杂志“2010年十大科学突破”(Breakthrough of 2010)及“本世纪前十年十项科学卓见”(Insights of the Decade),并有两项联合研究发现可作为“外显子组测序/罕见疾病基因”代表性成果,共计六项。但因为相关内容并列,且文字上没有清晰表述,特别是予以明确区隔,导致广大读者对新闻内容的理解产生了岐义。此外,尽管稿件内容准确表述了所有成果系华大基因与相关科研合作伙伴共同完成,但没有在标题部分明确标示出来,也潜在造成了误解。这是华大基因宣传部在工作上的失误,对此,我们深表歉意。

   根据贵报的反映,目前新闻稿已重新修订,具体请见华大基因官方网站相关链接:(华大联合研究成果入选《科学》“2010年十大科学突破”:http://www.genomics.cn/news_show.php?type=show&id=1054,华大联合研究成果入选《科学》“本世纪前十年十项科学卓见”http://www.genomics.cn/news_show.php?type=show&id=1053)。

   我们特别想表达的是,非常感谢各家媒体特别是贵报长期以来对华大基因发展进步的关心和支持,对华大基因宣传工作的指导与帮助。对本次新闻表述问题所造成的误解给各家媒体特别是贵报工作所带来的不便、困扰,我们深表歉意。同时,我们也十分感谢广大网友、社会各界友人对华大基因长期以来的关心和理解,欢迎对华大基因宣传工作一如既往的监督和帮助,并诚恳邀请网友代表在方便的时候前来华大基因参访,加深对华大基因的了解,当面听取我们的致歉。

华大基因宣传部

2010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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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 

  ■人物档案

  人物:张亚玲

  职业:职业经理人

  来深时间:7年  

(详见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0-12/01/content_6901794.htm

 

     “如果没有梦想,我会在47岁的时候再开辟一个新的行业吗?”当张亚玲轻声反问时,笔者发现,张亚玲与笔者一年前见到她时相比,似乎有些不同了。

  笔者知道她的故事:曾经的法国ARCHOS(爱可视)亚洲董事总经理,现在的美国SONOS亚洲董事总经理,各种媒体对她的报道很多,她那个有2000多万访问量的博客“忘忧宫”也在传递她的所思所想。

  笔者知道她:22岁就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邻居海子经常拿着自己写的诗给她看,爱读书的她并不太懂;很多年后,她事业有成,被称为“IT玫瑰”,最喜欢的诗是食指的《相信未来》,不时还召集一帮“不再年轻的人”在家中举办烛光诗会。

  笔者知道她:40岁时,在法国生活十多年后把爱可视的视频播放器带到中国,并感性地称之为MP3的“升级版”———MP4,她因此被称为“中国MP4第一人”,借助2004年在深圳举办的第六届高交会,MP4一炮而红。

  笔者也知道她:2010年,47岁时开始了新的征程,成为美国SONOS亚洲董事总经理。

  但笔者不知道,今年她再次单枪匹马闯出一番天地,自信的笑容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在生活多年的深圳第一次坐地铁,打不到出租车就背着厚重的资料顶着烈日步行,与以前助理、司机环绕的生活落差很大。

  笔者也不知道,她在SONOS登陆中国的发布会上竟然朗诵食指的《相信未来》。

  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再次重头开始?她说,工作其实是天堂,没有工作才是地狱,这不过是她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

 

  ◎求学   

   “海子是比普通人更普通的人”

  我是北京人,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尽管是在不尊重知识的文革时期,父亲对于书的热爱和对于知识的重视从来都未曾改变过。我也从小就被教育要做有知识的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在我7岁时,父亲被遣送到天津郊区的农村,我在那儿呆了8年。从城市到农村,我们的生活很困苦,吃不饱,永远没有菜吃,不过最大的困难不是经济上的困难,而是精神上的。我很少跟别人讲那一段经历,永远不会说那些特别不好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说多了没有意义,关于那个年代的事情,听不懂的年轻人永远不懂,听得懂的同龄人没必要说。

  那个时候,没有孩子会说长大以后要做有钱人什么的,就是要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当时,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梦,希望将来能实现一定价值,但是,未来的前途可能是光明的,但眼前一片漆黑。

  当时的“知识无用论”并没有影响到我,在我1981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之前,我的学习成绩一直特别好。当时当兵特别时髦,但我家出身不好,我当不了兵。由于文革期间我父亲受到的冲击比较厉害,所以我选择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我当时觉得学了法律或许能让社会更公平一些,让坏人得到惩罚。

  1985年大学毕业后,我留校教刑法,海子当时在中国政法大学教哲学,他比我早两年毕业,但比我们小一岁。同为教师的我们被学校统一安排在昌平校区的一个单元楼里,我们五个青年女老师住在三居室的301,而海子和另两个男老师一起住在我们隔壁中门的两居302。就这样,我们在无意中成为了邻居,在日常生活中也渐渐地熟识了起来,大家相互也有了很多的交流。

  海子在我的印象中是个比普通人更普通的人,我们都没有太注意到这个人的存在。他话不多,个子很矮,长了一张非常生动的脸,这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男孩,脸上也时常挂着微笑。

  他写很多诗,老是送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他其实是很不得志的,很不被人重视,我对他后来的出名也很惊讶。

  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时,我已经结婚离开了单身宿舍。得知他死讯时的震惊和遗憾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后来我到了国外,听说海子有很大的名气,我很奇怪:这个小孩怎么就出名了?

  有人买海子的诗送给我,我从来不看,我觉得这个人太熟悉了,我已经很了解他。直到2009年,我看到一本厚厚的海子全集,看到他写的哲学方面的文章,我开始审视海子。我只是想知道海子为什么这么有名,我开始看他的书,了解他不仅是个简单的诗人,而且有思想,再看他的诗时可以理解深层的东西。

  我最近很喜欢著名诗人食指的《相信未来》,不是因为我觉得这首诗写得好,而是我了解食指,我看他的经历,知道他的背景,不是浅层次地追星。很多人喜欢海子可能都有追星的感觉。我要是喜欢一个人,我一定是了解他并在某些方面佩服他,在了解他的思想、深度后,我才可以开始说我喜欢或者不喜欢他。

  最近,我对海子有个新的认识:原来我那么熟悉他,但实际上并不了解他。我不知道他在20来岁的时候就有这么深刻的理想。一个是人固有天才一说,另一个是他从非常苦的农村出来,在那个年代他考入北大可以说是几十万挑一的,他经历的撞击给他以烙印,让他对于人生是有很多的反思。

  

 

     ◎创业

  “MP4就是从高交会走出去的”

  25岁那年,我嫁给了一位研究物理的年轻科学家。1990年,我随同先生去法国陪读。到法国后,我上了很多年学,学服装设计、法律、工商管理等,我在法国的时装公司工作过,还在电影公司工作了3年半。1999年在法国进入爱可视时,我36岁。

  有报道说我在进入爱可视之前投了1000封求职信,其实我也没数过,但确实持续不断地发求职信。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的公司来到中国。最初,我在爱可视从事法务工作,负责很多方面的事,后来我自己提出了爱可视进入中国市场的建议,过了3年他们才答应进入。或许你现在来看,不理解为什么当时他们不看好中国市场,但在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WTO,不少外国人确实看不懂中国市场,与现在的差别还很大。

  当时,爱可视的组装就在东莞和深圳两个地方进行,我负责中国的OEM。那时我们在深圳已经有一个20多人的团队,我作为首席代表在法国工作,当爱可视确定进入中国市场后,很自然就选择在深圳起家。我在原有的团队基础上加了一个销售人员,就开始了在深圳的工作。

  2003年我来到深圳,当时正是非典发生的时候,我从法国戴着两层口罩登上了到香港的飞机,外面是防毒面罩,里面是一层薄的口罩。到深圳后第一件事情,我就在工厂20平米的小屋子里面试了猎头公司推荐的第一名面试者———后来成为爱可视亚洲销售总监的伍东一。现在他和另一位原爱可视同事陈俊红一起随我进入SONOS,分别担任SONOS亚洲区销售总监、公关总监。

  深圳的高交会是我铭记于心的一个地方。2004年起,爱可视连续三年参加高交会,而且连续三年都在高交会上获奖。2004年高交会时,爱可视只有一个大约3米宽的展台,请了几个模特,但依然被围得水泄不通,引起了非常多的关注。2005年再次参加高交会时,爱可视的展台就很大。可以说,MP4就是从高交会走出去的。

  我将SONOS在中国的起家之地仍然放在深圳,是因为我喜欢深圳。虽然我是北京人,但我在深圳呆得太久,有很多人脉和基础。在深圳,做什么事相对都比较顺利,政府部门办事不那么官僚,新移民城市给人的感觉也比较现代,人与人之间的感觉也介乎中国和外国之间,很舒服。如果在中国选择最适合生活的地方,我会选择深圳,无论是气候,还是人与人的交往,这种简单又不失中国人温暖的感觉很好。

  深圳是一个很新的城市,人的思想都是新的,没有历史的累赘。深圳也是一个规划得很好的城市,在中国很少有规划得这么好的城市。

  我现在的时间多半是在深圳,剩下的时间会在北京、上海以及美国、法国和一些亚洲国家。我在深圳的圈子很多,我是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的副会长,有协会的圈子,在蛇口还有法国一些朋友的圈子,还有IT的圈子,以及中国政法大学老同学的圈子。

  今年10月,我还在家里主办了一场烛光诗会,邀请到14个朋友参加。我们这一群真的不再年轻的人,聚集在了一起。诗会的开场,我们选读了食指的《相信未来》,后来还有人读比如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海子的《九月》……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半左右才结束。

  来诗会的朋友们都是人们眼中的成功者,是物质生活满足后的一群人,而正是这些人,在精神上的需求并没有因为物质的充斥而满足,所以这也是我主办诗会的一个初衷。没有想到在深圳这样物化的城市里,这群既不是文学家也不是诗人的企业家还能有这样一份心境。

 

   

(11月2日,张亚玲在Sonos登陆中国发布会上朗诵食指1968年写的《相信未来》。)

  

    ◎再创业

  “梦想再创造一个新的市场”

  今年3月,我离开爱可视,回到巴黎办理离职手续。3月底,我第一次到SONOS美国总部进行参观,最终被那帮有梦想的人们所感动,在和SONOS三年多的接触中,我在47岁这一年,终于决定加入SONOS,重新开始一段崭新的人生征程。

  这是一个新的行业,但我认为跨度并不大,SONOS并不是纯粹的音响行业,内部的东西仍然是高科技的。操作市场这么多年,我历来认为要以技术、产品说话,连我自己都喜欢的感到神奇的产品,我就相信肯定能做好。

  如果没有梦想,我会在47岁的时候再开辟一个新的行业吗?什么叫梦想?我的梦想从来没有改变,就是在有限的生命中,做多一点点有意义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分两种,一种是对自己有意义,另一种是对社会有意义,做一个事情多少能影响到一部分人。

  一个人一辈子总要做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情。当你给予的时候,得到的是你自己。我现在的梦想就是如何再创造一个新的市场,让很多人喜欢我这个团队带进来的产品。我会觉得这样的人生挺有意义的。

  SONOS最初是通过我欧洲的同事知道我,认为我在中国市场操作品牌上有一定经验,SONOS的创始人及现任总裁JohnMacfarland与我接触了3年多,认为我很合适,派了无数人说服我。当时也有一些国际大品牌的服装公司也来找我,但我不是做纯时尚的人。我做新的东西更有激情、有经验,我自己喜欢技术型的公司,它们很难雷同。

  我认为时尚分几种,一是外形的时尚,二是内心希望创新、革新,通过革新带入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让人眼前一亮。这些创新如果有技术支撑会更有底气。市场不是忽悠来的,必须要有好产品,有了好产品还得告诉别人,这是市场。从参加全球第一个MP3小组开始,非IT背景的我就对IT行业非常痴迷,这份吸引就源自不断变革和不断革新的产品、不断有新的想法和创新,工作中充满无限的惊喜和可能。

  我选择SONOS这个公司,是因为我喜欢它的产品,也喜欢这个团队。刚离开爱可视时,我什么都没有了,左边一个助理、右边一个助理、24小时服务的司机的生活没有了。当时我在家里上班,爱可视的办公室离我家咫尺距离,但已经不是我的了,落差很大。

  选择了SONOS后,我要来组建团队和亚洲总部的工作。转型需要时间,最开始我是一个人,要应对很多事情。虽然只有几个月时间,但很漫长,这一段经历也让我体会到了员工的辛苦,让我更善待他们,这也是我的一种收获。

  我第一次在深圳开始学坐地铁,加盟SONOS之后,不穿套装了,就穿牛仔裤忙来忙去。人永远是能高能低的,一个人如果不能走下来,就不可能走得上去。当你下来的时候,你就是普通人,甚至你还不如普通人,普通人一直是普通的,还没有这样的心理落差。

  那段时间,我反思了很多。人生的每一步,如果我们能多思考,都会有很多的收获。如果浑浑噩噩过来了,你也是一辈子,他也是一辈子,每个人得出的结论真的不同。                  

  

      ◎未来

  希望退休后能重做教师

  我前不久看了一篇文章,写到一个人死后进了一个美丽的地方,很多人伺候着,什么都不用做,结果他痛苦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早知这样我还不如进地狱呢!结果别人告诉他,你以为这是哪里?这里就是地狱!

  这说明工作其实是天堂,没有工作才是地狱。人们工作特别忙的时候,会设想没有工作该有多好,但真让你不工作,你会觉得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价值。一些年轻人可能有时候搞不清楚这一点。

  其实人总是希望得到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拥有的时候未必珍惜,但能否学会珍惜一点点眼前的、自己手上拥有的东西呢?所以我找工作的时候那么难,我依然珍惜这个能把一个新的市场带到中国来的机会。

  其实,我完全可以选择不忙,我奋斗了那么久,不工作也没什么问题。就是一种选择,就看你选择过一种没有价值的生活,还是选择更大的挑战。我倒也不是认为47岁非要刻意去挑战什么,现在的选择也是顺理成章的,或者说命运安排的。但我答应人家的事情,我就一定要做好,这是我的性格。

  我没有想过要“退休”什么都不干,我计划在60岁以前开始去做另一些自己非常喜欢的、悠闲的事情,还没想清楚是做什么,比如开非常漂亮的庄园、咖啡馆这样休闲的事情,做一些喜欢的而不是因为经济原因做的事情,想有空去教教书、写写东西、思考一些问题。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教书,到现在我都特别想返回到学校去教书。教师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职业,你能够给一些年轻人指引、启发。我认为不是年纪大的人说话就一定对,而是互相学习的过程,只不过你的经历可能会对他们有启发,而年轻人的想法对老的一代也会产生启发。与年轻人交流,你能吸收到很多年轻人的智慧,同时你也告诉他们你走过的路上哪里有沟沟坎坎、哪里有风景如画,只是告诉他们人生原来是这样。

  

  ■同题问答

  1.用一句话描述您对深圳的感受。

  如果在中国选择最适合生活的地方,我会选择深圳,无论是气候,还是人与人的交往都很好,这种简单又不失中国人温暖的感觉很不错。深圳有海,有海的地方就是天堂。

 

  2.深圳最让您喜欢的一点是什么?

  在深圳,做什么事相对都比较顺利,政府部门办事不那么官僚,新移民城市给人的感觉也比较现代,人之间的感觉也介乎中国和外国之间,很舒服。

 

  3.深圳最让您讨厌的一点是什么?

  深圳的空气没办法跟以前比,交通也很可怕。另外,深圳的社会治安跟北京、上海没法比,不安全,周边太多人遇到过不安全的事情。城市让人觉得安全很重要。

 

  4.深圳现在30岁了,您期望,再过30年之后的深圳是什么样子?

  我希望30年之后的深圳是个更适合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希望它将来更安全。

 

  出品:

  南方日报珠三角新闻中心

  监制:姚燕永张建明

  策划/统筹:吕冰冰

  编辑统筹:王军

  版式统筹:邱洪添

  文字:马芳

  图片: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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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者

■人物档案

  姓名:周行康

  身份:深圳登山协会创始人之一

  来深时间:27年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0-12/01/content_6901794.htm

     周行康曾协调指挥过国内首次商业攀登珠峰,深圳登山协会创始人之一,是国内早期的山友,民间攀登的积极推动者。在深圳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对深圳的每一个地方都熟悉。他从喜欢爬山到专业玩户外,2000年—2003年期间,带领和组织国内最大的几支业余登山队,组织各类山野户外活动达200余次。在登山历程中,他担当过领队、教练、珠峰攀登协调指挥、随队记者等各种角色。他曾独自登上欧洲最高峰,俄罗斯的厄尔布鲁士。

 

  喜欢租房子住,认为工作在哪儿,人就应该在哪儿。他是个更重视精神层面上的人。当人们还在为扎根这个城市、为房子和车子努力打拼的时候,他已经离开深圳。

 

  他现居北京,服务于公益慈善机构“苹果慈善基金会”,在西藏农牧区从事医疗、教育等公益慈善事业。从城市跑到偏远的高原,一年只有几个月在低海拔地区,他称自己为“上山下乡,已经完全超出了都市人的范畴”,NGO的工作他已经从事了6年。

 

  “人在自然的面前,应有些许谦卑之心。比如,一只蚂蚁趁着大象打瞌睡的时候,做好充足准备、努力爬上了大象的头顶,然后蚂蚁宣称“我征服了大象!”这不是有些可笑吗?而今,随着登山的人越来越多,这类喜爱用“征服”概念夸耀自我的人,也逐渐增多。我想,他们更喜爱的也许是“登顶”以及由此带来的光环。”

 

  “我认为人在20岁的时候应该做加法,不断在生活中加东西;到30岁了则应该学会做减法,要锁定一个目标,重点要突出;到40岁了,可以做乘法了,该做什么,拥有什么,还缺什么,需要奔向什么应该很清楚了,乘法的形式组合起来发挥最大的价值。”

 

  深圳不应该是你的终点,而是你下一个位置的起点。 

  

    ◎ 承包“洗厕所”

  一层一个月30元,包括洗厕所,我一下就承包了5层。

  

  1983年我随父母迁居深圳,特区才刚刚开始建设,连柏油马路都没几条,那时候下雨就一摊泥,不下雨就满地灰土。我的父母是第一代“垦荒牛”,当时我在红岭中学读高中,1991年我从深大毕业。

  从1983年到2003年是我在深圳度过的完整的20年,这一阶段是我人生第一个梦想从开始到实现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阶段,可以说是在深圳所受到的教育,最重要的知识结构的养成。

  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国家的学界、高校里都充斥着自由主义的精神,当时深圳最流行的有外贸、进出口、电子、金融专业,学那些是出路最好的。我在大学里主修电子精密机械,而深大比较早实行学分制,所以我同时还选修了工业产品设计专业,这样毕业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职业选择。我认为选择是打造完美个人的必要条件。

  有那么四五年的时间,当时的深大与现在所有的高校都不一样。在学校里,我们的学生会都是一年一届的“全民”选举,选举前,候选团队进行组合式的宣传拉票;校园内部的纪律、保卫都由不同的学生组织来完成;学代会、自律委员会、校卫队等全部是由学生选举产生的。

  我还记得当时的校训是“自立、自律、自强不息”,感觉我们国家解放以来都没有一所如此形态的大学:整个校园的氛围对于学生个性的养成、知识面的开拓非常好,很接近西方,而不只是教我们怎么考试。

  学生都是自己管自己。大一时我承包了男生宿舍的清洁工作,一层一个月30元,包括洗厕所,我一下就承包了5层,后来发现太累了,就和另一个同学一起合作。大二开始我就没闲着了,参加学生工作,在大学里也算是“风云人物”(笑),一直比较活跃。我担任过系学生会副主席、校卫队、校团委宣传部长。每年的艺术节等活动,都是由校团委和校学生会各承担一半来组织,很锻炼人。

  现在来回顾,在那个时段的个性成长中,开始埋下了“大我”的意识,知道很多事情不仅是为个人而做。

  

  

   ◎ 专业“玩户外”  

  可以说我基本上都不务正业了,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登山上。

  

  大学毕业之后,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我把一种爱好变成了当时生活中占绝大部分的东西。早在高中,我就喜欢组织同学们去东湖公园烧烤、爬梧桐山什么的,一开始有些像自发的郊游。1986年可以说是我的户外元年。那时候已经有意识地去玩了。比方说会专门找一个牛津布的书包,找到一家外贸公司弄了个帐篷的样品,这样到处去玩,已经开始有“装备”了。

  1986年开始,经常去现在深圳东部的桔钓沙。那时的海滩树下,厚厚的松针像毯子一样铺在沙滩上,细细的白沙,还有淡水从山上流下来。当时要坐2个多小时长途公交车先到东山珍珠养殖场,然后再徒步45分钟到海滩,每天只有1班车。大学时,喜欢上了去全国各地旅行。经费是学校勤工俭学的工资,还有奖学金———那会儿当学生干部,也是有工资的,我是一个月80元。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周边的山能去的都爬遍了,只要公交车开到哪儿,我就爬到哪儿。从1996年开始在山上遇到别的人,一来二去就有了伙伴。1999年网络BBS的出现,我们的队伍便迅速扩大。当时万科有个内部BBS叫游山玩水,我是那里的版主,主要是以山为群;“磨房”也集结了一帮人,主要是背包游,他们是从新浪的旅游论坛分出来的。还有一个BBS,就是旅游大论坛,玩法更“腐败”一些,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有了这样便利的召集渠道,到90年代末,深圳登山爱好者已经开始有组织、有计划进行攀登,也开始玩得比较专业。当年“磨房”刚刚成立的时候,一批发起人问我能否带个路,因为深圳周边的山我比较熟;就这样,一拨一拨户外爱好者出发了,1997年到2003年,可以说我基本上都不务正业了,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登山上。

  深圳的户外爱好发起时间并不比北京、上海早,但是发展得非常快,有气候,成规模。1999年我们主动找到中国登山协会,开办了第一个面向社会的登山技术学习班,参加的全是深圳人;2000年中登协和青海登协组织第一届玉珠峰登山大会,这是国内第一次商业登山活动,面向全社会召集,深圳队是最大的队伍。深圳山友,从2000年开始就已经成规模地上雪山了。到2003年期间,我大概组织了约100多人次山友初次尝试登雪山。这可谓深圳最早的极限户外时期,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头开始的。

  2003年达到了一个顶点,2003年初,中登协第一次组织业余选手攀登珠峰,那也是国内第一次商业登山攀登世界最高峰,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实况转播,这在电视史上,也是首创。整支队伍连媒体记者一共143人,1个总指挥,4个副总指挥,我是总指挥助理。

  这支由山友组成的队伍,以深圳队为主干,9名队员中,有5名来自深圳。深大老师梁群成为第一个登顶珠峰的大陆汉族女性。

  组织珠峰活动,我个人收获很大,因为这个位置(总指挥助理)很有挑战性,需要全面的能力和素质。一次大型登山活动,登顶的往往只有几个人,但是背后支持和保障的工作非常庞大、困难和重要。2002年夏天我做了气胸手术,我不在登顶序列里,但能够为大家的事情出力,我很满足。这实际上也是从小我走向大我的一个过程。

  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就一直酝酿要成立深圳山友协会。这次珠峰攀登活动得到了诸多媒体的报道,非典期间,更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肯定,深圳市政府还专门在报纸上刊登了给5名深圳队员的表彰信。这个时候,成立协会的时机成熟了。

  2003年夏天,深圳登山户外运动协会正式成立。协会成立的初衷,就是给山友们找一个家。某种程度而言,这也算是登山6年的一个成果。深圳是全国登山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我觉得主要有几个原因:深圳是一个年轻化的城市,玩户外的潜在人口比例很高;深圳的城市文化和氛围,与国内其他大城市不一样,人与人之间在平等、独立、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交往、合作,有利于形成一个由爱好维系起来的大型群体;平均收入比较高,出远门、登雪山的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可以说,在深圳登山开展户外活动有着国内最好的土壤。

  到2003年为止,我的第一个梦想就已经基本完成了。

  

  

   ◎ 投身NGO  

  花点时间做点利他的事情,拿出生命中的一段放进去,很值。

  

  2003年下半年,我进入媒体工作,把个人生活简化了一段时间,算是某种程度的休整。然后开始做NGO,就是现在的北京苹果慈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由王秋杨创立,她既是企业家、也是山友,后来她找到我。我愿意投身这个事业有几个层面的原因。第一,人的一生,总得花点时间做点利他的事情,当有机会,事情又能干得好的情况下,值得干。拿出生命中的一段放进去,很值。第二,这个事业有挑战性,我也自信能做好。第三,高海拔、特殊的工作环境挺适合我,同时与同事之间有信任和默契。

  从2003年开始,苹果基金会在西藏阿里进行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公益慈善工作。我们并不仅仅是去献爱心,而是要把事情做好。中国社会在不断进步,而今,很多人在献爱心,很多爱心在等着献。而NGO在我国是一个新兴行业,没有可以直接用的经验,很多时候现实情况也不那么理想。中国的传统里有慈善,缺公益。而我认为,公益就是每一个公民或机构自愿地、尽自己所能做一些利他的事情。

  我想做这个事最初也是源于玩户外产生的想法,当年玩登山的时候零星做过一些公益的事儿,比如来到某个偏远贫困地方,几十个山友合计着资助当地学生。当时只是一种个人行为,觉得有一份心就够了。

  其实“户外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关注弱势群体、关注环境。比方说,梧桐山上有垃圾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是跟我有关系的,因为亲近户外的同时,你就会在乎自然。2000年我组织过“梧桐山捡垃圾”活动,当时我们组织了200多人,六七支队伍分头上山收拾垃圾。现在看来,这只是初级形式。

  我们为什么要做医疗和教育呢?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健康生活的权利,良好的医疗条件能够解决人当下的痛苦。我曾在那儿看到一个孩子从马上摔下来,胳膊上裂个大口子,但是没有医疗护理的条件,父母也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给予人一张文凭、一些知识,教育的作用应该是使人在一生中有条件作出不同的人生选择。有选择的人生,才是有可能获得幸福的人生。

  我们在西藏的阿里等地、在青海玉树,就是从最基层的事情做起,而非面上的、锦上添花的东西。目前苹果基金会的教育、医疗等公益项目都已经成体系了,而且资金来源也比较稳定,基金会正逐渐成为一个平台,欢迎并接纳各方志同道合的人和机构参与进来。

  我希望,许久以后,当我由于身体或别的原因不得不离开这个岗位的时候,苹果基金会已经成为一棵挡得住大风大雨、茁壮而硕果累累的大树,我也可以挺欣慰地对自己说:“生命的这一段,我没白活。”

  

  

   ◎ 事业为家  

  于我而言,事业在哪里,人就应该在哪里。

  

  做NGO,首先要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国内同行中,目前有两个倾向不太好:一是,预先设立一个对立的立场进入项目所在的社会;二是,只顾及自己献爱心、爽一把,而忽视了当地基层的实际需求。通过这些年的基层工作,我个人觉得NGO机构,首先要明确自己“不是政府”,要善于做好体制本身没有顾及的事情;其次,结合热情和专业素质做好扎实的一线工作,深入了解哪些是当地切实需要的。

  我们主张首先要针对基层需求,关注政府未顾及到的层面,结合特定地区的特定人文条件和自然条件去做事,此外,绝不能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我们在阿里开展各个项目,总是先做试点,拿到经验,进行调整,然后大力推动。在一开始,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去年,我们做了多方调研,决定在普兰科迦村建设第一所苹果村级医务室。科迦村以农业为主,居住得比较集中,距离县城20多公里,人口780多,外来人员主要以香客为主,村里已有3名接受过培训的苹果赤脚医生。在投入了医疗器材、药品、诊床诊台、办公设备、出诊设备(摩托车)等之后,经过一年的实践,我们摸索出了农区基层医务室的需求规律,今年投入30多万,新建一所具备抗震结构、带有暖廊的新医务室,并追加投入室内各项物资,预计9月份建成投入使用。同时,把相关经验应用于其他农区村级苹果医务室的建设。

  2005年,我们在当地建成了3所苹果小学。自2003年动工,共花了2年时间。为什么要这么久?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一年只有半年的施工期,每年9月底土地就冻结了,而草场要到6月才会绿,工人得从外地请,他们会有高原反应,施工机械也会有高原故障,进度当然不如内地。

  我们在普兰县巴嘎乡塔尔钦建的苹果小学,位于著名的“冈仁波齐”神山脚下,设计师王晖采用当地的鹅卵石作为墙砖的一部分,工艺特别复杂、需要创新,但这样做的好处是,学校在若干年以后到了寿命,分解的材质也是回归本土、非常环保;学校设计了双层玻璃墙,利用光能来取暖,这个地方水电等基础设施,节能和环保我们都要考虑。

  做公益不应该带有道德优越感。这就要求我们,在一线工作中,做大量的沟通工作,和了解情况的人耐心沟通,需要对基层有非常好的了解,包括解决语言的障碍。因为这是值得做大、做好、做成规模的事情,于是我们去基层体验百姓的生活,与有关部门聊,站在不同的层面来看、来分析是不是当地的切实需求。

  去年我一共上了阿里4次,在西藏待了4个多月。今年,我们在阿里的项目继续扩大规模,同时在玉树有一个灾后重建项目,这样看来,今年我在低海拔地区的生活加起来不会超过2个月。我以前是一年爬2座雪山,现在争取2年爬一座雪山。

  目前我对自己的状态感到挺充实。生命是有阶段的,一个阶段应该做好一个阶段的事情。对我本人来讲,登山的梦做得挺好,这个梦还在做,也已经挺完整。而第二个梦想就是现在的NGO的工作,人总要拿点时间做些利他的事情,如果不在深圳成长,而是在内陆比较封闭的地方,做这些选择的时候也许就不会如此。这两个梦,大我、小我都在里面。

  选择离开深圳,因为于我而言,事业在哪里,人就应该在哪里。深圳不应该是你的终点,而是你下一个位置的起点。  

  

  

  ■同题问答

  1.用一句话描述你对深圳的感受?

  深圳的每一个地方我都熟悉,那就是我的家。

  

  2.深圳最让你喜欢的一点是什么?

  城市文化有活力、平等、年轻,大家都凭本事做事。深圳人有契约意识,讲信用,不太重视是否有上层关系,而重视个人能力,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平等和个人奋斗。

  

  3.深圳最让你讨厌的一点是什么?

  也开始堵车了。

  

  4.深圳现在30岁了,你期望再过30年之后深圳是什么样子?

  深圳是个沿海城市,从30年前走到今天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城市商业文明,注重契约意识、讲究信用。深圳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城市,希望深圳是一个更多的立足于高附加值产业的城市,也希望由此在市容和城市节奏、生活等方面让人更加便利、亲切(这两年的深圳变得不那么方便了)。

  深圳要成为像硅谷一样的地方,千万别成为迪拜,深圳不应该是北京、上海、广州,必须是她自己。

  

  5.如果没有深圳这座城市,你会怎样?

  如果没有深圳,那就等于没有改革开放,那我可能在某个国营大工厂里当技术员、当工程师吧。

 

  出品:南方日报珠三角新闻中心

  监制:姚燕永 张建明

  策划/统筹:吕冰冰

  编辑统筹:王军

  版式统筹:邱洪添

  文字:林曦屏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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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0-07/14/content_6860800.htm  )

 

■人物档案

  姓名:林立人

  身份:九九加一公司老板

  来深时间:25年

  逼上梁山:深圳淘金梦

 

   深圳从来不乏福布斯榜上的焦点人物,最近的有海普瑞的控制人李锂、李坦夫妇,此前,有比亚迪的王传福。在以成败论英雄的时代,显赫的名字快速地被口耳相传,在梦想永不落幕的深圳,那些为此而追逐的身影沧桑而坚韧。

  林立人就是这样一位追梦人,这位出身于温州渔村的渔民之子,曾经四次创业、三次惨败;曾经一贫如洗、露宿街头;也曾经腰缠万贯、衣锦还乡;他曾为创业一掷千金,也曾为公益呕心沥血。2004年,在深圳的房价高涨之际,林立人因为发起“个人合作购房”而名噪一时,如今,风头已过,兼具着网商、五星义工等多重身份的林立人,仍在红岭中路一栋大厦不算豪华的办公室里,潜心经营他的九九加一公司。

  就像大多数改革开放初到深圳来淘金的人一样,林立人以一个温州商人的精明和勤奋得到了财富之神的丰厚回馈;然而与大多数的安居乐业安享富裕生活的初期创业者不一样的是,46岁的林立人依然以20岁的心态追逐着梦想。

 

 “像我这样没有什么学历、没有什么专业技术的人,打工没人要,只好做老板。”——林立人

 

    逼上梁山:深圳淘金梦

  【和林立人约在一家饭馆,坐定之后,林立人说,前一天晚上去酒吧蹦迪一宿,天亮后直接去公司工作,一直没有休息。言谈间林立人精力充沛、神采依旧,很难想象是一个24小时未眠的46岁男人。】

  

  1964年我出生在温州苍南县的一个村子里,温州人天生就是生意人,我十几岁的时候温州的“前店后厂”模式就开始了,村子里很多人做印刷、商标等业务,我那时候已经开始自己当老板了,雇了几个人做一些文化产品,诸如一些“不准随地吐痰”的宣传标语和文件夹之类的,销售到全国各地。

  那个时候书本很少,我很喜欢读报纸,我一个人把全国所有能订到的报纸都订了,专门请四个人来帮我看报纸,主要是留意一些科技、政策方面的信息,总觉得能从报纸中找到一些需要的东西。

  当时温州人去法国成风,但我们村没有人去,我也想过去法国,因为没有认识的人带着,所以就没去成。

  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风气并不开放,像在家里办企业、开工厂,虽然也是合法个体户,但是在报纸上看到深圳在搞改革开放,政策优惠措施很多,一些在温州等内地城市不能做的事情在深圳就可以做。比如当时在深圳已经可以拍卖土地。

  年轻的时候总是有股子“敢为天下先”的劲头,所以也想到深圳来,看看改革开放的城市。

  1985年1月6日,至今我还记得第一次到深圳的日子。到深圳是因为业务关系,第一眼看见传说中的深圳感觉真的就是一个大工地。那个时候在修建深南路,无论下雨不下雨都要穿雨靴,国贸大厦还在三天一层地建设。第一次到深圳我就去了舞厅,人家叫我“先生”或者“林老板”,21岁的我觉得很新奇,以往大家都是叫“同志”的呀,叫老板或者先生肯定不是好人,是地主。

  当时我在家乡办企业已经小有名气,到深圳的时候身上揣着3万元钱,当时的3万元钱相当于现在两三百万都不止,一般人的工资才几十元钱,一餐饭也就几毛钱,青菜也就5分钱。37元人民币就能换100元港币。我手里带着钱,看到深圳的建设场景,心里就觉得可以在深圳干一番事业了。正好当时在深圳有客户,所以就准备留在深圳发展。

  但是待了半年过后,我觉得深圳的环境还是太恶劣了,于是就回到温州继续当个体户。

  第一次过来我还是很风光的,但是第二次过深圳就是生活所逼,因为当时破产了!1989年有很大的一笔生意,我准备搞个“浙南编织集团”,当时接了1亿多条编织袋的合同。先发货再付款,前面拿到了钱,但是到了后来因为市场不好,那边就不付款了,百多万的欠款收不回来,我破产了。

  1991年,我背着一身债务再次来到深圳,当时的深圳已经成形。我一下车,就有摩托车过来问我去哪里。我记得那时台湾花园正在盖,巴登街也变成了聚居区。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南下深圳,街上的人也渐渐多起来了,不像我前一次来的时候街上冷冷清清,我借住在巴登街2号一个朋友租住的农民房里睡水泥地板。

  

  

  商海折翼:温州大厦烂尾

  

  【林立人生日是1月6日,按星座的说法,他属摩羯座,典型特征是脚踏实地、勤奋严谨、渴望成功、事业心强。摩羯座的林立人再加上温州人精明和善于发现商机的天性,林立人的深圳淘金梦越做越大。】

  

  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到深圳,他们都需要租房,我也发现了这是一个商机,做租房中介,当时内地还不能注册房产中介公司,我跑到香港去注册了一家“立业”房地产开发公司,希望能在深圳立业。那应该是深圳最早的租房中介了,现在深圳满街都是的中介公司那时候还没影子呢,一不小心,我又做成了民营租房中介公司的第一家。

  一开始我雇了3个人,让他们白天挨家挨户去问有谁需要出租房子,再通过电话去找要租房子的人,晚上就出去带人看房。公司成立之后,生意火暴异常,每天上门要求租房子的人络绎不绝,我又雇了六七个人。当时一天能做十单生意,平均每单2000元,一天2万元毛利润,除去办公室租金人工等开支,一年后我的资产就迅速增值到了六七十万。

  除了租房中介之外,我又发现一个很好的赚钱方法。就是现在已经不允许的“炒楼花”,1992年的时候,新楼开盘还是学香港卖“楼花”的,我就去排队买个楼花转手卖给人家,交5000元到1万元的诚意金,转手就可以赚1万元,我雇了好几个人去炒楼花。那时候白天去赚钱,晚上就去去舞厅,深圳的舞厅几乎我都去遍了。

  我一点都不担心赚钱的问题,而且在手里有了一点资金之后,我又开始有新的想法,想建一个“温州大厦”来卖给温州人。那个时候深圳的房价只有2000元多点,我用手里的资金找到深圳本地一家有地的企业合作,准备搞房地产开发。

  为了避免风险,我还搞了一个测试,设计了一个“深圳温州小区”的效果图在温州日报上做了一个通栏广告。当时深圳的政策是买房子可以入户,我们广告打的招牌是买“温州小区”转户口,广告登出去之后,在温州的反响非常热烈,很多人拿着钱来要求我一定要收,不收他们就不放心。

  核算一下这个大厦的利润,如果顺利的话,大厦的成本每平方米在1000多元,可以卖到每平方米2600元,利润相当丰厚。我于是回深圳筹集资金,准备开工。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1992年5月1日,中央取消了深圳购房落户的政策。这一招太要命了,这意味着以前我给他们的承诺不能兑现。为了给温州人一个交代,我只好到大亚湾去搞了一块地建“温州大厦”,因为大亚湾还有购房落户的政策,那个宣传口号我想了很久,也很有煽动力,“错过了深圳,还能错过大亚湾吗?”

  1993年5月,也是让我刻骨铭心的日子,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一系列政策成了压垮温州大厦的最后一根稻草,9月份,我费尽心思的温州大厦烂尾了。在这次的调控中,深圳很多房企都出现了烂尾,城建、万科等著名企业也有一些楼降低了最初设计的层数。

  那真是个黄金时代,投入20%就可以赚100%的利润,但只能说我运气差了一点点。

  

  

  百折不挠:再战物联网  

  【林立人戴着墨镜,交谈时也没有取下来。这不禁让人想到著名香港导演王家卫,按照心理学的分析,这是掩盖内心想法的表现,但是林立人否认了,他说自己只是因为近视才戴眼镜,解释完他取下眼镜却不自觉地总是去摆弄它。】

  

  并不是第一次遭遇失败,但这次失败却是最为沉重的打击,让我元气大伤。1993年、1994年、1995年这3年里我都非常艰苦。

  那个时候我的梦想还是做房地产,但是没有资本,所以先生存下来再说。1995年,BP机刚刚流行,还是非常时髦和稀罕的玩意儿。有一天我花200元买了一个旧的BP机,然后写了个300元转让的单子贴在公告栏里,没过10分钟,就接到有人要货,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很好的商机,市场需求量很大,于是开始经营BP机。

  做通讯行业的那几年确实运气很好,做什么都赚钱,几百块的机器让我赚了上千万。

  有很多BP机来源于海关拍卖的走私货,这样的货利润极高。后来我发现公开拍卖的房子也有利润。当时深圳的拍卖行有很多房子在拍卖,而关注这方面信息的人比较少,我一方面从投资的角度,不用按揭直接付款,另一方面通过拍卖的方式渠道也很好。所以那时候买了很多房子,也帮朋友买了很多房子。那些房子最少都能赚个30%—40%。有一套房子我义务帮朋友13万元拍来,最近卖了近70万元。

  2005年的时候,深圳的房价也比较贵了,到2006年的时候深圳的房子均价都9000多元一平方米,而且拍卖的房子并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做义工了,很多做义工的朋友都说买不起房子,我就想能不能组织很多人一起来拍房子,这样很多收入不高的人都可以有房子住。

  2006年12月,我们以600万元的价格拍到沙井2栋宿舍楼。后来也陆续参加了一些房子的拍卖。

  个人合作购房有成功也有失败,也引来很多议论,我不愿意再多说那些事情。虽然现在暂时没有做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很多事情,没有案例,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一旦准备充足了,就永远都不会放弃。

  做个人合作建房还是影响了我的生意的,因为我后来开始做网络营销,由网站经营九九加一牌数码相机起步,到现在公司网站上经营新奇特各种各样的产品。我总是会去做一些别人没有的产品,比如说小孩子用的手机,好看的鼠标垫等等,现在公司已经在网上开了80多家店,我也把生意做到了美国。

  2005年,受到阿里巴巴的特别邀请,我还率领九九加一公司核心成员参加阿里巴巴主办的第五界“西湖论剑”,这是互联网业界的群英会,以腾讯、网易、搜狐、盛大为代表的国内上百家互联网公司的CEO都将参加,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世界顶级互联网公司的CEO也参加此次盛会,我还代表网商群体给马云颁发电子商务终身成就奖。

  2008年我在做物联网方面的研究,也跟一些朋友合作做了物联网的项目,发展比较顺利。去年受北京大学邀请做《物联网发展带来的机遇》的演讲。最近,我们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邀请函,请我去给他们讲授关于物联网培训方面的课程,其中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等国家重点机构邀请我去给他们做物联网关键技术及发展趋势的授课老师。

  

  

  永不言败:为福布斯榜努力  

  【记者认识林立人多年,记忆中,林立人从来都是戴着帽子。夏天也戴着帽子吗?面对记者的问题,林立人习惯性地整了整帽子,说,好多年了,不戴着帽子好像自己没穿裤子一样,很不习惯。刚说完,一边陪着林立人接受采访的朋友立刻说:“好像是从北大演讲回来才开始戴帽子,那也不过是三四年前的事情。”林立人有些自嘲的笑了:“其实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沧桑。”“如果你认为这是林立人在是向岁月认输,那你就错了,林立人非常疯狂,非常有激情,跟20多岁的时候没有两样。”这位朋友说。】

  

  深圳是特别能够容纳和实现梦想的地方,当初我到深圳来的时候,没有立锥之地,当时我跟自己说我要有一栋房子,现在也已经实现。小时候穷得上不起学,我自己就特别尊重老师,也想着说什么时候当一下老师就好了。后来我也可以当老师,还可以去北大的讲坛上演讲。

  现在我更是把目标瞄准了物联网,可以看到的是,比互联网更具前景的物联网浪潮已经到来,必须提早准备、努力抓住第三次信息化的机遇。从互联网时代到物联网时代,每个时代的到来,都会造就一批英雄,谁是物联网大潮之中的英雄?我在努力。

  所以很多人问我,林立人你其实也很有钱,穿得也很普通,现在都没买部好车,你干嘛那么拼?我觉得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福布斯排行榜上有我的名字。我有这个信心,物联网就是我的机遇,我也一直在努力。

  小时候在村子里常常会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后来到了深圳知道深圳有义工组织。1995年5月1日,我也参加了深圳的义工,当时最多只能报3个组,我就报了文艺、环境和关爱老人组。2001年,我做义工的时间达到500个小时,经批准成为五星级义工。做义工不是一个任务,而是一个工作,现在做义工不仅是坚持,更是一种习惯,周末不去做义工好像就浑身不舒服,不去做义工的周末我能睡上一整天,但是做义工我一大早就能准时起床。

  现在经常去的是老人院,跟一些老人家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奶奶站在窗户边等人,就故意绕到她背后,却听到她问别人说,为什么林立人没有来?那种感觉就像看到妈妈在等待远方的儿子归来,也像看到初恋时女朋友等待我回家,非常幸福和快乐。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去老人院并不能帮他们做什么或者说多少,但是只要我们去了那些老年人很长一段时间都会非常高兴,有一些老人还跟我开玩笑说:“林妈妈来了”。

  我的父母在深圳住不惯,所以在老家生活,我也很愧疚不能在身边照顾他们。我曾经带着我的父母去老人院,一些老人跟我父母聊天,说你儿子来看我们,让我们很快乐。我爸爸很开心地说,看到我儿子照顾你们,就好像看到他在照顾我一样。

  并不是说做义工就是在帮助别人,其实做义工也是在帮助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提升。你影响一个人,一个人影响一批人,一批人影响另一批人,爱心就会多起来。

  这几年做义工之后,我总会有一些做公益的想法,比如说去了马来西亚,我看到那边有专门的未婚妈妈保护组织。我也希望在深圳能做一个这样的组织,小孩子不懂事,做错了事情,生了小孩,这个社会要来做一些弥补的事情,来关心这些孩子,我希望可以多做公益,这也是我的梦想之一。

  在我心里一直都还有一个梦想,在我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我要买一两栋或者盖一两栋房子,给那些在深圳创业三十年、二十年的没有房子住的人住,让他们也能在深圳安居乐业。

 

■同题问答


  1.请用一句话描述你对深圳的感受?

  充满激情,充满无奈,充满梦想。

 

  2.深圳最让你喜欢的一点是什么?

  这个城市的包容性,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可以在深圳生存,大家交流很方便,一个话题上能找到很多知音,还有这个城市允许失败,充满机会,不排外,最好的人和最坏的人都有。

 

  3.深圳最让你讨厌的一点是什么?

  腐败!还有一个,人太多,太拥挤了,有时候会感到窒息。

 

  4.深圳现在30岁了,你期望再过30年之后深圳是什么样子?

  未来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另外深圳扩容一体化,会整个提升深圳的市容、环境、人文。30年以后我估计深圳的房价会到10万元/平方米左右,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深圳的房子。从美好的愿望来说,我觉得30年后深圳的义工人数会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参加深圳的义工,希望到时候深圳有40%—50%以上的人都去做义工。

 

  5.如果没有深圳这座城市,你会怎样?

  我可能会去法国做温州的传统产业———服装、鞋贸易等等。

 

  出品:南方日报珠三角新闻中心

  监制:姚燕永张建明

  策划/统筹:吕冰冰

  编辑统筹:王军

  版式统筹:邱洪添

  文字:苏妮

  图片:何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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