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金色的秋天，共和国每一寸热土都浸透着欢欣与幸福，流淌着甜蜜与歌唱。走在小城的街头,宛如身处红色的海洋,道路两旁插满了红旗

     盛夏中午，太阳像火球一样炙烤着大地，室外温度足有40多度。居家的空调，低垂的窗帘把热浪阻挡在了屋外，尽情地享受双休日带来的一份惬意。冷不丁的敲门声骤然响起，一个黑糊糊的中年汉子挟着热浪和汗臭冲进来,身体精瘦，皮肤黝黑，头发蓬乱，鬓角带着白色的盐花，正用挂在脖子上的一条已经发黄的毛巾擦拭额头的汗水。“你好,我来送水。”一说话露出灿烂的笑容， 一排整齐的牙齿分外洁白。

     他单手拎起一桶水，脱掉鞋光着脚进屋来，将饮水机上的旧桶换下来，小心翼翼地把消毒水倒进饮水机里，适力地摇动使消毒水流向四周，然后倒进清水，又摇动着饮水机，让消毒水连同清水一起出来。然后双手一托，脚一踮，将装水的桶装上去,这才放心地舒了口气。看着他汗湿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干的地方已结出一层薄薄

      那是一个晚霞映照的傍晚，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透过稀疏的梧桐树影，瞅见了这个席地而卧的旧书摊, 摆在塑料布上的旧书包罗万象,普通书籍、畅销期刊、卡通童话、小说杂文应有尽有，让人眼花缭乱。蹲下翻看，一地书香迎面扑来，惊喜地发现居然有我喜欢的九十年代初期的《收获》、《十月》、《小说选刊》等过期杂志。
      摆书摊的老伯大约六十多岁,衣着朴素，胡子花白，坐在小折叠椅上，眯着眼带着笑意，举止谈吐中可看出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见我在书堆中流连忘返，拿起一本鲁迅先生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向我推荐,我翻开这本外表挺拔，干净的九成新的书，油墨的芳香依旧，因这本书早就有了,冲他笑笑，放下了。过了一阵子，老伯似乎心有不甘，拿着书再次向我推荐，我讲出了理由。他笑笑说：“

进入五月，小区的几株栀子树开花了，青翠的绿叶间，洁白的栀子花盈盈地绽放着，深吸一口空气, 除了栀子花浓郁的香气,还有粽子糯糯的甜香沁人心脾, 端午节的气息就这样迎面扑来。

    儿时的记忆中，栀子花和端午节的粽子是连在一起的。外婆的房前屋后种着一排排桅子花株，叶茂花盛。每当一株株洁白的桅子花儿兴高采烈接二连三地开放，那淡淡的花香四处荡漾开来, 我就知道端午节该到了，外婆也忙活开了。她来到后园的矮墙边，细细地寻那些又大又宽的青粽叶,趁着清

    初春的傍晚, 夕阳的光辉淡淡地洒在小城,漫步在公园的林荫小道, 空气中夹杂着淡淡青草泥土的气味。公园广场上，一群精神抖擞,两鬓斑白的老人正在如痴如醉地合唱红歌。没有流光异彩的舞台，没有华丽精美的包装，只有一位戴眼镜的老人站在旁边拉手风琴伴奏，《小白杨》《我爱你，塞北的雪》《走进新时代》……歌声齐整雄壮，高亢而明快，那曾经十分熟悉的旋律深深的撼动了我的心，感觉自己仿佛又跌进了时光的洪流中。
    我出生于七十年代，童年的梦便是母亲哼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南泥湾》唤醒的。当背上小书包，一路唱着“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蹦蹦跳跳地走进了小学的校门后，每周二节音乐课是我们最爱上的课程，一架很老很旧的脚踏风琴便是我们音乐课的宝贝。每次上音乐课前，四、五个男生便去老师办公室搬来风琴，然后大家争先恐后地涌上讲

    33岁的生日在我没来得及反应的瞬间就和春天一起悄悄溜走了，没有大喜，亦没有大悲，只有一份淡淡的思绪在心中弥漫。那种拒绝长大的掩耳盗铃的心态，让人不敢相信自己就此步入34岁了，身体上的成熟更显现出心智上的不够完美，更无情地告诉自己应当正视逐渐走向衰老的事实。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即使春天，这个属于希望的季节，依然会有一些东西会离我们而去！
     生日当天恰逢放清明假的最后一天，半醉半醒的先生晚上10点前赶回来邀上朋友为我过生，并补送了蛋糕和鲜花，却至今不能原谅他的重友轻色，对他抛下我们母女，和一群朋友去踏青行路耿耿于怀。重庆的好友阿年回来了，三个女人带三个孩子一起来到了花山公园，感受久违的阳光和春风。尽管重庆离南川并不远，但能这样悠闲地聚在一起，在阳春三月的野外走走，却是十分难得的事。
    

    不经意间正月已悄然过去，爆竹声中，又一个春节渐渐地离我们远去。今年的春节是温暖的，不仅仅是天气的暖和，还因为出嫁近十年来第一次回娘家过年的那份温馨、暖心。
    “回娘家”，对女人来说,是结婚后由“回家”悄然转变而来的,因多了一个“娘”字,便有着绵延不绝的爱恋。每到过年时，更成了一份深深的牵挂压在心里。我们只有两姐妹,自然不会遵守嫁出去的姑娘不在娘家过年的习俗，而是有了一年在婆家一年回娘家过年的约定。可总有种种特殊的原因打乱了计划，直到今年才如愿以偿。
     尽管早就知道我们会回家过年，可看到我们一家三口，父亲的脸上还是有掩藏不住的惊喜，系着围裙的母亲从厨房跑出来,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好象瘦了？”我喊一声：妈！突然有些哽咽，想起多年前，每学期放假回家，都是这样一声清脆脆的呼喊，母

    又一个周末，我悠闲地坐电脑前，打开北京某报社电子版,查阅自已近日发表的文章,然后将前几日写完的一篇稿件认真修改一遍后，鼠标轻轻一点，便通过在线投稿发送成功。聆听着电脑里悠扬的音乐，回想起自己近20年“爬格子”的喜怒哀乐，就如久违的情感花絮片段，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至今仍清晰地记得1990年在《中学生作文选刊》上发表第一篇作文时的喜悦心情,从此便与“爬格子”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写一篇文章，要在草稿本上打底稿，经过十余次的涂涂改改，往往都是面目全非后,才在作文纸上如蜗牛般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爬”行，然后装入信封、贴上邮票，虔诚地投进绿色的邮筒，开始充满希望的期待。
      1994年，我参加工作后，视宣传报道及文学创作为神圣的事业，开始了“爬格子”的业余生涯。新闻稿件要寄送到中央、

 

又是一个加班的深夜,坐在电脑前敲打着键盘,在叭嗒叭嗒的声音中,思路破破碎碎,也得绞尽脑汁地拼凑着这些没有生命的文字。这是工作职责,更是政治任务,想写得写,不想写也得写,写得出来得写,写不出来依然得写。烦闷也好，枯燥也罢，还催命鬼般要得火急火燎，哪容得了你和风细雨地慢慢折腾，自然只有“为伊消得人憔悴”了。
   这不是文学创作的舞文弄墨,自然不能随心所欲，文采飞扬, 更别说宣泄心情了。即使几天后,几个月后,随着一个会议，一件工作的完成，这些长篇大论就变成了文字垃圾。可它此时就这样，牢固地占据着你一个个不眠之夜，消耗着一个个节假日，逼着你领会领导意图，理解文件精神，堆砌专业数字，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文字功底，替他人做嫁衣，把平淡的工作总结成经验，把自己的思维变成别人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