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此稿原载《开放时代》，是本文的最后修改定稿。感谢《开放时代》给我这个机会，使此修改定稿有机会和读者见面。今后参考、引用本文请以此修改定稿为准。

　　在我看来，能不能意识、体会、进入、理解乃至共有对方的深层困惑与苦恼，是决定亚洲讨论能否建设性深入的关键之一。

　　比如，现代中国革命及其社会主义实践是使中国现代史区别于日本、韩国等热心推动亚洲讨论国家与地区现代史的最主要标志。所以，中国革命及其社会主义实践，或者成为议者谈论的直接话题，或者虽没直接出场，却每每成为可以感到的形塑文章和谈话的实在背景。

　　就我所读到的文章和听到的谈话论，在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实践议题上，有三种典型的态度方式：一是共产主义实验不是已经随着苏联东欧巨变和中国改革的进行被证明是失败了吗？中国这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的大幅改善不正是偏离乃至放弃原有的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吗？二是一些五、六十年代受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感召和刺激，至今仍关心中国的人，他们在感情上自觉不自觉地希望听到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肯定性谈论。三是各国与地区一些左翼取向的批判知识

   
    王少普：沟口雄三教授，您好。您与小岛教授主编的《中国的思维世界》被翻译成中文，去年在中国出版。此前，先生的《作为方法的中国》等专著，已先后在中国出版，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先生的视野很开阔，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例如您为《中国的思维世界》所写的序，就不仅涉及历史领域，也涉及国际关系领域。我今天受《文汇报》委托，想就以下问题，向您请教：
    
    您提出了“中国的近代既不是超越欧洲的，也并不落后于欧洲，它从开始就历史性地走了一条与欧洲和日本都不相同的独特道路”的重要观点，您能否说明一下中国近代道路的独特性？
    
    沟口雄三：例如，我提出了以16—17世纪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立足点的看法。因为，16—17世纪，在中国发生了大的历史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其后不久，为中国带来了辛亥革命。但是，我所说的变化，不是侯外庐先生曾提出过的、早期启蒙思想等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之类西洋型的近代化变动。我所说的变动，是指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乡里公论”，即“地方的公事

 　　张： 今天在座的都是从事人文学科教学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文史哲三大学科都有。我们大家都切身体会到，我们所从事的人文学术今天已不止是“不景气”，而是陷入了根本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因素很多。一般大家较多看到的是外在因素：在一个功利心态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人文学术被普遍认为可有可无；不断有人要求人文学术实用化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持久压力，等等。但人文学术的危机还有其内部因素往往被人忽视，这就是人文学术内在生命力正在枯竭。
　　拿哲学来说，它发展的动力在于怀疑和批判，但现在几乎完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怀疑和批判。哲学作为爱智之学追求的是人生的智慧，作为形上之学又必然要有深切的终极关怀，这种智慧与终极关怀构成了哲学真理的主要特征和内涵，体现的则是所谓的人文精神。实际上人文精神是一切人文学术的内在基础和根据。正是由于人文精神意识的逐渐淡薄乃至消失，使得智慧与真理的追求失去了内在的支撑和动力，使得终极关怀远不如现金关怀那么激动人心。
　　王： 文学批评的现状也是如此。许多人都觉得今天的批评界太沉闷，缺乏生气，我想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批评家丧失了对批评

 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挑战  

  
      
　　王　瑾　译


　　我在下文所讨论的一些问题，是关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对作为理论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最近30年来，这三个术语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代表了不同的精神发展模式及其暗含的物质环境。正如我在下文中要讨论的一样，全球化作为认识世界的一种新范式具有非常重要的精神层面的意义。但是与其他两个术语主要是指精神和文化的发展，包括认识论的发展不同，全球化由于涉及全球政治、经济的重大变革而显得更加重要。换句话说，它是认识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提出的精神、文化和认识论变革的物质背景。

　　这些在讨论中常常被忽略的差别，也给我下面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指出了解决的办法。这些新观点的确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政治学的地位提出了非常关键的质疑，而且在当今世界，在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问题时，任何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讨论都必须认真对待这些质疑。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