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出院。

身体没有多少不舒服，虽然还带着呼吸系统方面的一些小问题，比如容易缺氧、肺部感染，比如还必须保留着该死的气切插管（虽然它对我来讲已经不是妨碍说话的东西）。

但比起曾经的疾病来，这都算不了什么。临出院前得到的实话是，医生——即使是世界上神经外科数一数二的天坛医院医生——们谁都没把握能救活我，也没想到我能下地走路。长在我延髓至第六节颈椎的一个12cm的肿瘤（虽然是良性的）以及切除它之后反复的肺部问题差点要了我的命。医生们的医术、家人和护士的护理和我求生的本能让我活了下来。

尽管还有很多的康复工作，但毕竟可以继续生活了。

那就让它继续吧。


生病大事记
2007年
8月 开始感觉背痛持续发作

2008年
3月 出现肢体麻木
4月 到北医三院进行针灸治疗，麻木及疼痛好转
9月-12月 上肢活动逐渐受限，精神状态逐渐下降，最终用筷子、系纽扣、拎包等功能全面变差，走路僵硬

2009年
1月4日 到北医三院检查颈椎，被要求做x光和MRI
1月6日 接受MRI检查
1月8日 得到检查结果，为“考虑星

对于大部分熟悉我的人而言，这实在是一段迟到了三个月的文字。从春节到五一，我就如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连关于我去向的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

然而对于我来说，即使在这里留下这么几句话，也已经成了极度困难的事情。颈髓肿瘤、ICU、气管切开、肺部感染……这些原本从没想过和自己有什么关系的字眼，现在成了被我闯过去的关口。哪怕是再不被人注意的事情，只要它需要一个正常的人来做，现在我都非常渴望。现在我只能每天一边努力使自己的身体听从自己支配，一边呆在医院的病房里看着窗外的景色由白雪变成绿叶，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那被暂停了的生活中去。


不过请大家放心，生活暂停了，生命还要继续。我迟早会健康地回到你们中间。

在方便的时候，我会把医院中的生活写在这里，留给将来的自己，也算对大家的交待。

从余热未退的九月到寒意袭人的十一月底，我的研究生也算是做满了三个月。

 

两年制的研究生果然比三年毕业要紧张，上课占据了时间的大部分，大体上类似扫盲，但讨论还是有的。其余是与课程有关的论文。

 

不过，留给自己的时间也的确是不少的。起码可以找到些大块的时间来做点自己喜欢的工作——诸如看完一本书的一章或者几章了。但是，不知是上半年休息得太过安逸还是一直不大在最佳状态的身体使然，静下心来看书的次数总是少于东看看西瞧瞧把时间空耗过去的次数，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得快点转变一下。

 

当然收获也是不小的。至少这三个月来，以前思考过的一些问题有了更完善的答案。很多概念不再前后不一，而是终于稍稍懂得了先解释清楚要使用的术语，尔后再围绕着展开讨论的道理。前几天对上半年的一篇旧文章做了些修改，感觉那时候在这方面的严谨性的确是有所欠缺。

 

总的来说这三个月算是个过渡吧，告别闲散和野路子（尽管已经被北大的参考书初步建立了理论头脑），留下去年考研时的知识遗产和思维方式，接下来该赶快做点什么了。

很早就想再回林大看看
找找我们大学时最熟悉
却又是最难忘的记忆角落
但当我拿着相机在校园中徘徊
却发现
似乎什么都熟悉
但一切却又陌生

停在二教楼下的旧自行车
银杏大道上的片片落叶
计算中心墙上的标语
二食堂的暖瓶
………………………………

一切一切
都成了昨天的残片
我甚至不知道
这些记忆
什么时候
会从我脑海中
彻底消失
我能做的
只有尽量去记录

又一次想到这么几个有趣的问题：

·当“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和当局一致时，是否还叫做“独立思考”（或者“自由思考”）？
·我们思维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甚至思维的错误是否能够被作为“独立思考”的价值所在？或者说，我们有持异议的权利，但当我们的异议被证明不成立时，我们是不是需要为了这种权利而坚持我们的错误？

按：本来打算将本文按照一篇随笔处理，但今天（10月4日）赫然在某网站首页发现置顶了一篇博文——《可不能往民主里掺三聚氰胺》，内容大体是炮轰中国驻英大使傅莹女士所作的以“中国不会成为另一个西方国家，中国会在自己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探讨民主问题”为主题的演说。文章言辞激烈，将傅大使的演讲逐一批驳，并引用了弗·哈耶克关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之间矛盾的论述，最终尖锐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民主是西方最先设计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其内核是自由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民主是文明的，因此中国要想走向文明，就必须向西方看，必须摒弃自身的社会主义传统而代之以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观其言论，除去一些实在情绪化的宣泄之外，倒也颇为值得品味，尤其他代表了一部分人对西方人在民主价值观的实现方式上的态度，因此我想有必要把我的这篇随笔整理一下，作为一篇正式的文章（本文作为我当下正在准备的论文之一部分材料积累，一切权利均归本人所有）。

要谈论民主，那么首先自然应该弄清楚民主这个概念。民主究竟是“人民选出自

大学这东西对我来说算是再熟悉不过了，不过来到东大两星期，这里还是给我留下了不少“深刻印象”。

8月30号到沈阳，在老爸帮助下把一干大小东西安排好，便开始踌躇满志起来：北大虽没考上，在这总要一样搞出点东西！——但很快我就发现，似乎不太容易。

星期一二，东跑西颠地买齐应用之物。但到了星期三，忽然困懒起来，几乎一动都懒得动。自己盘算，想来是自从离家前一天开始就没好好休息，那就多睡他几觉补补吧。于是整个星期三下午都在睡梦中度过。

到了星期四，忽然腹泻起来，而且极其利害，蹲下几乎就无法站起。一而再再而三，不知何时能止住。蹲着蹲着心里忽然大惊：痢疾？霍乱？……呜呼，我命休矣！于是次日赶紧奔往医院。一查还好，肠炎，估计由于沈阳水硬，胃肠一时还不适应。不过还是被留下打了两瓶吊针——本人自出生以来没输过液的不坏金身自此终结。

连打针带吃药，总算见好了，紧接着是上课。一天上到晚，几乎天天不闲着。好容易盼到星期四没课，说去洗个澡休息一下吧，得，这澡却洗出毛病来了。九月的沈阳还真不比北京，早晚温差不小，凉风直透骨头，穿着短袖洗澡的我被吹了个痛快——回到宿舍没几分

单双号了一个多月，北京的空气也终于清新了一回，交通也终于畅通了一个月。看着这些久违的蓝天白云和黄得发腻的午后阳光，还有路上稀稀拉拉的汽车，真有点梦回童年的感觉。

不过近日有消息出来，称相关部门打算推广单双号限行措施，这引发了不少司机巨大的担忧：自己辛苦挣钱买的车，政府说不让开就不让开了，这怎么行？本来还盼着9月20号翻身呢，这下……

推行单双号，一方面是缓解交通压力，另一方面是减低碳和颗粒物的排放。而作为一个深受污染影响的城市，后者显然是更应该考虑的问题。据我所知，在数年前的西欧一些国家如德国，在温度达到某一临界值时，政府会强制使用单双号限行措施以避免温室效应激化。不过这种方式很快就随着人们出行观念的改变和更严厉的燃料排放标准的推行而淡化了。

在中国推行某种限行措施，首先有现实性，这必须承认。看看这些老生常谈吧：由于过分刺激国内的汽车市场，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在一些大城市实在太高，而公路由于地皮、财政等问题导致发展又十分滞后（想到这里其实很可笑：十几年前我们提出汽车保有量向美国看齐，却忘了我们的人口密度没法向他们看齐）；燃料标准目前最严也只是欧IV标准（这

“感觉伦敦的八分钟完全把张艺谋的开幕式比下去了”

……对此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唉……

恕我眼拙，这就叫人文关怀？！……我只能说，看来有些人对西方一个主角跑到黑的叙事模式真的很“偏爱”（大概最后一个没用这种风格的西方奥运会创意是1996年的亚特兰大？），但伦敦的八分钟真的没啥可赞赏的……

萝卜白菜，萝卜白菜……但那你比个什么劲儿呢？

如果你问身边的人“你怎么看这次的奥运会”的时候，我想，答案不会是唯一的。

会有人告诉你：“中国拿了那么多金牌，太爽了！”
也会有人说：“场馆真漂亮，在鸟巢看那么多牛人破纪录，真是享受！”
当然也会有人长出一口气：“总算顺利结束了，大伙没白辛苦！”
当然也有人会头脑很冷静：告诉你：开幕式太人海战术；中国的奥运会花费很大，而这笔钱可以让很多地方更好地发展；中国的安保太严，老百姓因此很不方便……
我有意省略了诸如该算金牌还是奖牌、中国运动员是不是岁数不够、以及Phelps是不是吃了什么药或者是不是实际上比别人晚到终点之类的“看法”——因为和这届奥运会本身比起来，它们实在太“花边”了一点。

但总而言之，我们很难用三言两语把中国人对自己的第一届奥运会的看法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