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从网上和报上获悉，贾平凹先生的大作《废都》又获出版。对于广大的读者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幸事。而对于作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件值得大庆特庆的事情。
广大读者都知道，《废都》禁与不禁，他们都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内容，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必要的性冲动和性感应；况且，即便是《废都》仍然不解禁，广大的读者还愁找不到比《废都》更“废”的所谓的“文学作品”吗？君不见目前的网络文学，哪一篇有比“废都”更缺少性事的描写？哪一篇有比“废都”更高雅的情调？所以，就读者而言，与其购买目前正版的“废都”，还不如找个地摊买一本盗版的“废都”来过一下在感观上缺少刺激的“瘾”，不仅便宜，而且所获并不比正版的少。此外，还可以用同样多的钱来购买其它类比“废都”更令人起色心起淫胆的地摊文学书本，岂不是大有便宜可得？
对于作者而言，贾平凹先生要的是对自己的中肯的评价。就上次网络上的宣传来说，据说刚刚过世不久的季羡林先生活着的时候曾经对《废都》情有独衷，预言此书“二十年后大放异彩。”这话谁能考证得来是真是假？谁都不可能找到季先生一问究竟，所以这话可信度不高。另据有学者考据，季先生年青曾经撰文强调“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中稻达到四万三千多斤”，这话已经从历史角度得到了证明，全属于不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即便是季老曾经预言如此，作为一个有头脑的人也不必云信以为真。
但不管怎么说，《废都》还是再版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可能就是中国主流文学在近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的纯文学的东西再也引不起广大读者的消费心理的趋向，只能借助那种“王小波式”性文学来逗引大家的阅读兴趣。其实对于阅读类似“黄色小学”一类的文字，中学时代的男孩子（当然也应该有不少的女孩子）大多都相互传阅过。当时的兴趣不只在于不懂事理，颇想一探究竟，所以才急于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读下去。读过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下身胀胀的难受，当然就免不了做些手淫之类的自慰工作。再过一天半天后，内心感觉的就是一种无比的罪恶感，发誓再也不读此类的书籍了。可是一到闲下来之时，情不自禁就又想读这样的书了。有人把这归结为性本能，更有西方学者对此大谈特谈。因为本人对此没有过多的研究，所以就不懂了。在此姑且不再谈论。只是就今天看来，这种做法实在有碍于少年人的成长。意志稍胜一筹的人可以自慰一番了之，倘若是那色胆淫心之人，难免不做苟且或是违法乱纪之事。我在这里并不是说贾平凹先生的作品有引人犯罪之实，而是把年青人阅读此类书籍的感受真实的写下来而已。当今时代不就是要这种真原本的人性吗？所以目前的网络文学中如果有哪一篇不涉及到性，就不能说是写真主义者，就恐怕找不到一个读者了。
其二便是《废都》在国外得到的流行和赞许，而且还在1997年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据说这个奖项在法国文学中是排名第二的奖项。且不要去谈论这件事有多大，就奖项而言，我以为贾先生作品如果能捧回个诺贝尔奖才更值得宣传一番。只因为得了个奖，国内专家就感到我们是不是埋没了好的文学作品？所以就有人想着让《废都》重出江湖，这也是在理的。问题是现版归再版，有必要作大肆的宣传和炒作吗？是不是文学作品？要看有没有读者踩你。我敢确信，就《废都》那点皮毛的性描写，恐怕也难以勾起而今读者群的味口。因为这种味口早已经被网络文学难调高去了，哪里是那么一点的“口口口”类的启发或“……”式的诱导能够解决了的？
写到这儿，我不想再谈论这部大作的质量问题了。我只想把自己当年上学时在一块共同研究《废都》的情况简单说一说。我当时恐怕是全校中第一个读完此书的。因为当时正赶上我与几位同学值夜班护校，便到街上买本书，一下竟然让书商劝动买了本《废都》回来。我两夜看完后，此书便传遍校园。大家看了后，有几位玩得不错的男同学便叫起我色鬼来。因为这书是我购买的，罪魁是我，我不受此名号谁来受呀？但我感到很气愤，就把书给收了起来。还有同学向我借，我都推说让他人给借走了。但是这书毕竟很诱人，有同学翻抽屉找到此书，又互相传阅起来。居然有一次，我进卫生间里，正看见一位读者一只手捧此书面壁而立，另一只手在下面不停地摇晃着生殖器。我不敢声响，便立在原处看。终于等他做完了此事，我才咳嗽了一声。他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回过头来，把书合上说：“他娘的！这书不管看，我都看得‘跑马’了（跑马是本地方言，意谓遗精）。”我只是笑笑，并不作答。后来与几位读者交流，大家都承认这书太“黄”，弄不好会引诱人去犯罪。于是，待大家都读完此书后，我便把此书给收了起来，至今还放在书箱的底部，让他永远不再见天日。
而今儿子都快要成年了，这《废都》居然要再版了。千万千万不可让这些小孩子给看到了，不然，他们如果缺少定力，是不是会把当年我们没有犯的错误给犯了呢？这种心思我想不只是我有，恐怕但凡有儿女者都会这样想。
好啦，这已经说明问题了。《废都》的再版只能说明中国目前的文学主流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还要走多远？我是不能说出个所以然的。而我只知道，任何一个朝代只要到了繁荣时期，在文艺与文化方面都趋向颓废。历阅前人的此类小说，大家可以推算一下，是不是在物力最繁荣时期？此正应了那句话：“饱暖思淫欲。”谁也没有办法的。文人们自古以来都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们对这句话体验得应该更为深刻些才对。所以，“淫”字往往是从文学里走出来的。
这就是一位读者对《废都》的全部认识。
近几日以来，据网上报道，安徽又对特岗教师补招825人；甘肃等其它省也在进行类似的补招。这种补招不是在原基础上扩大名额，而是在上一次的招聘中没有能够报满，根据要求，还必须按国家给予的计划来进行补招。因为是暑假，大家闲着没事，就聊起今年全国特岗教师的招聘问题。其中有几点是热门话题，在此农夫不免要谈上几句。
第一个热门话题是：为什么要设特岗教师？
官方的答案显然是为了扩大就业或者是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可是就广大教师们的意见可知，主要原因就是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出现了空缺，由于受经济浪潮的冲击，在岗的许多教师纷纷下海经商或者做第二职业搞钱去了，而这些教师又因为有门路，照样拿着国家的工资却不给教育出力，致使教育事业缺少“老黄牛”一样的人去做。而这些教师又是无法辞退的，因为上级领导一来清查，他们因为门路多，不又都返回到原单位工作去了。待领导一走或者风声过后，他们照样可以拿着国家的钱却去撞自己的钟。如此下去，不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教育事业真正成了老黄牛的事业，只有那些默默无闻的教师才能呆下去，但凡有一点门路的都飞得找不到边了。上级领导不是不知道这事儿，他们对此也没有好的办法，只能用特岗教师来吸引那些刚毕业或已毕业几年还没有找到满意工作的人来做教师，反正是特岗教师，做三年后，他觉得还不错就当下去，觉得不好就作鸟兽散走人。这样做的结果是，既不必为整顿教师而得罪人，又能够表现出对教育事业的巨大支持。一举两得，是谁都愿意做。
第二个热门话题是：今年的特岗教师为什么会出现招不满现象？
对这个问题，我在网上搜索了好多次，官方的答案一个也没有，而且连此类的条目都没有。但据网上报道，已经有几个省出现特岗教师补招现象。农夫认为，特岗教师所给予的待遇已经不错了，每年的工资是一万八千多，比我们这儿工作十几年的教师工资都要高，但为人才还会出现招不满的现象呢？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可能招聘条件太苛刻。我在网上找到一个条目就是谈到这一点的，以往每年招聘教师年龄比较宽，可以达到35岁，不论是哪一年毕业的都可以，初中以上必须是大专，小学则可以是中师。但自去年开始，不论中小学都必须是大专以上。而今后的特岗要求是必须是1979年5月1日以后出生的，学历上的要求更为严格，必须是应届师范类本科毕业的学生才可以。因此，这就致使一大部分愿意献身教育事业的人挡在了门外。
二是当教师太辛苦，工资相对较低，社会地位低。这一点不用多去劳费口舌，各地的教师都是有切身体会的。在我们这儿，我工作十几年了，现在的工资水平连一个刚外出打工的小伙子的工资高都没有。如果不是想到自己都三十好几的人了，早就不做教育而外出打工去了。至于社会地位，现在的人认的是钱，有钱就能够挺起腰肝子，没钱就只是低头走路。全社会对于知识的尊重远没有二十年前那样，一位教师在周围邻居的眼中除了会认几个字之外，其余都是一幅穷酸相，再次就是花钱不大方，太小气。其形象如此，哪来的社会地位？而且更让人可笑的是，从我们身边的调查可以看出来，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教师家庭走出的孩子表示，他们以后不会再做教师。因为他们作为教师子女，最能够了解教师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现在的教师，再不是二十年前上师范学校时的香饽饽了。那时候，教师子女上师范还能够优先二十分，其他人还都在争着往里面挤；现在国家鼓励学生免费上师范院校，其原因何在也就不用再去白话了。
三是从主观上看，任何一位男士只要肯动脑筋肯出力，做任何事业都比做教师要来钱快要有奔头。近几年的教师招聘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那就是男教师越来越少，而女性逐惭成了教师的主力军。这就可以看出，男士在这个社会中无论做任何行业都感到有一种成就感，而教师无疑成了女性最为理想的职业选择。有专家呼吁有关部门注意这一现象，鼓励男教师入行。尤其像今年出现金融危机，许多男士仍然选择外出就业，而不去报考教师，更充分说明了教师这一职业逐惭失去了它美丽诱人的外表，而不受世人的欢迎。
第三个热门话题是：特岗教师的补招会带来什么结果？
这一点很值得研究一下。我敢确定，任何级别的公务员还没有出现过补招现象，而且我只听说某些公务员出现几十几百甚至几千人竞争一个岗位的现象。而今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教师这一职业竟然需要补招才能招满（当然，这也可以看出政府部门对教师招聘工作的认真谨慎严肃风格，也就是说，教师招聘工作一定要做到宁缺勿滥，一定要把社会上高素质的人才给招到教师这一行业中，从而来振兴我们的教育事业）。那么，补招的结果是什么呢？只能是一点，令全社会都可以看出来，现在这个世道还有谁愿意做教师。我不由地想起了一位专家介绍在沿海发达地区流行的话：老板们教育自己的孩子说：“你如果不努力奋斗，我就让你去做教师！”也就是说，当补招教师成为流行时，用“教师”来吓唬孩子以期让他们努力奋斗已经不再是传说，而应该在为现实了。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全社会再也不会把教师看作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而应该是什么事业呢？大家自会有一个说法的。
说到这，我想说的是，“特岗教师”的“特岗”二字应该引起全社会的注意，也应该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尤其是广大的大学生们的大力支持才是。而今在一些省出现补招现象，可能还没有引起一些专家的注意，但农夫要说的是，特岗教师补招现象不容忽视，应该从中看出些端倪才是，从而让有关部门对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个更为深入的了解，而不只是从领导们的口中得到一些表面的辉煌和光环，却不能够深入到基层去。
维权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河南省新密市一企业工人张海超工作3年多后，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却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他取得了去做正式鉴定的机会，但郑州职防所为其做出了“肺结核”的诊断。
为寻求真相，28岁的他跑到郑大一附院，不顾医生劝阻，坚持“开胸验肺”，用一个人的无奈之举，揭穿了谎言。因此这才惊动了国内的几家媒体关注,这才惊动了河南省的几位领导,大替张海超伸张正义。
近两年维权求医，张海超花费近9万元，早已是债台高筑。为了省些医药费，张海超现在只好转院到县级医院，虽然他入了农村医疗合作保险，但医院认为他是工伤，不在医保范围。“开胸后我找过新密市信访局，一位科长说，他们只认郑州市职防所的鉴定结论。振东公司是个大企业，我这是一个人在战斗！”张海超说，在那个企业里，与他有相同遭遇的工友，绝不止他一个。
而对于张海超的遭遇，不少医生认为：“得了职业病，还得单位开具证明才能鉴定，说是让高污染企业凭良心办事，其实恰恰给企业留下了能钻的空子。”
更有不少专家评论此事，认为应该给我们的制度来一次“开胸验肺”。这固然是有识之士的言论。可怕的是现在连一个农民工的维权之路都难以满足的情况下，说这样的大话岂不是天方夜谭？我们制度本不可厚非，值得我们去厚非的是我们现行制度下的各个行业之间的行规与不正之风。试想，如果我们的职业鉴定机构在鉴定职业病时可以自由出入，如果其中的管理人员不接受任何行业或领导的暗示或者其它方式的指派，那么像张海超这等鉴定个职业病的如此小事还不是手到擒来。问题就出在这一环节上，我们的这些类似于“职业鉴定机构”及其工作管理人员都是受控于某一行规或者说他们拥有着诸多的不正之风，才造成了众多的张海超们无处鉴定无处投诉，只得自费去做这种“开胸验肺”的“赌博式”的维权之路。像张海超这样能够心动诸多媒体的，则可能有个水落石出的结果，我们还不知道有多少个张海超们在“赌”着这样的“博”，而我们的媒体却无法关注到此类事件，他们只得在维权之路上走下去，甚至是头破血流也无济于事，最后只能的把苦水深深地咽进肚里。
此类事件多如牛毛。我们身边的弱势群体一旦受骗，最一感觉就是想到要告状。待告不成状就想到去上访，再待上访不成就想到忍了，再待忍不下去就想到什么呢？现在且不去论说，我只想不通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诸多的鉴定机构都有这么多的行规？为什么在中国要自己搞一个什么鉴定还必须单位出个证明？我有不舒服了，就可以自由鉴定，就可以向自己的企业申诉赔偿，为什么偏偏要自己的企业出证明才能够算数？这岂不是让小偷自己找证据证明自己做了违法或犯法的事？天下的道理都如此滑稽可笑，但这种滑稽可笑偏偏就存在在我们的身边。无可奈何之下，我们在维权的道路再一直走下去也是应该的。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制度还不完善，还有待于我们的有识之士们一步步修改一步步提高。这就是为什么我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能够忍受住官僚们的打击压迫，待以后他们都有素质了都明白自己公仆的身份后，我们再提出自己的合理要求也不晚呀？干吗那么着急呢？
与此相类似，在我国的事业单位中，还有着如此不平的“行规”。例如，一个人如果想从一个单位调出，远没有领导直接想让你调出容易得多。你必须请客送礼，你必须让领导满意后才可能给你签字，你才可能顺利地调出。否则，即便你有天大的理由也别想走掉。中国不讲求什么民主，领导可以炒下属的“鱿鱼”，而下属远远没有炒领导的“鱿鱼”的可能。因为在我们的事业单位中有着这样的行规，即不论什么事都必须领导同意签字后才算着数。不管是一分钱的开支，还是上到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开支，还是人事的调整调动等，一切都必须待领导同意才算。工会中不过是个幌子，遮掩我们工作民主开展的幌子罢了。现在电视上经常讲工会如何如何好，如何替农民工维权，如何为下属们的生活操心劳力，如何为构建和谐单位出力。其实那都是骗人的话。现在大家可以想想，哪个单位都有工会，而哪个单位的工会有独立的领导机构？哪个单位的工会主席不都是听一把手的？工会真能解决工人、下属们的苦衷和困难，张海超们就不至于去“开胸验肺”。说到底，我们的工会建设都是虚伪的！
说到工会，就自然想到政府机构中的民政部门。他们是干什么的呢？只有天知道。至于信访、司法、公安等部门，我们更难以知道他们内部的行规，更难以知道其中的不正之风到底若何。
谈到这，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维权之路远没有结束。我想，张海超的“开胸验肺”事件是可以给世人给政府一个警醒的。从此以后，世人中的弱势群体自可以不停地“开胸验肺”，直至心动媒体和领导高层，直到自己的权利行到了维护为止；而政府也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哪此行规可以规避了，哪些领导可以“隐退”、|辞职或双规了。没有了张海超们的“开胸验肺”，也就没有了我们行规的逐步取消，也就没有一个个新条例的诞生，同样也就没有一个个不正之风的大白天下，也就没有一个个“渎职者”的消失和清退。
维权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初级阶段的道路同样遥远，我们必须上下而求索。
刚刚在凤凰网看到一则消息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6日在吉林市考察企业，途中来到正在晨练的市民当中，与大家面对面交谈，详细了解医保、就业等民生问题。”报道中详细报道到温总理与一位职业中专教师交谈过程中，温总理向她说明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以下是两人谈话的内容：
温总理：你好！
职业中专教师：温总理您好！
温总理：你是做什么的？
职业中专教师：我是学校老师。
温总理：是中学还是大学？
职业中专教师：职业中专。
温总理：职业中专使我们重视的。教孩子技能，又教文化，又教技能。过去人们都不大重视职业学校，其实现在应该把职业学校摆在整个教育系统很重要的位置。你说，上学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就业。
职业中专教师：对。
温总理：你看大学毕业了，还得找工作。只有就业他（指前面与总理对话的一位大学生）才能施展才能。把工作做好啊！
职业中专教师：恩。
看到这儿，我感到很高兴。总理对职业教育如此重视，可以说是中国目前众多没有走进高中或大学校园学生们不幸中的大幸。我记得去年我还看到一则报道，意思是温总理曾经强调，职业教育应该免费招生。由此可见，温总理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远非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
然而，中国目前的职业教育到底如何呢？
早在我上学的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政治老师就大谈特谈中国今后教育要走的道路，那就是向日本等发达国家学习，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培养大量的中等专呈技术人才。才能够真正振兴中国的经济和产业。而今二十几年过去了，依我看我们中等专业技术教育明显不如高等教育发达。我记得就在我中师毕业之后，在校的初中生猛然有一个升学转向，大多数学生都去上高中，而不再上中专了，其主要原因是中专不再分配工作。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学的扩招，这就为这些上高中的学生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他们都纷纷走进了大学校园。我那时好后悔，自己如果晚生几年，不也可以上个大学吗？总比这个中师毕业要好多了。那个时候，农村每到暑期，到处都是请客送礼的，谁谁家的公子小姐考上某某大学了。是啊，农村多少年来能出一个大学生，不管是哪里的大学，只要是大学，就已经够家人和亲邻兴奋喜悦的了。
然而今天来看待这件事，并非全是好事。而今我国一年毕业的大学生不知以什么计，可是就素质而言就很难说令人满意了。这更不要就如此之多的大学生产生的就业压力和社会问题。温总理今日要大谈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其目的也是要倡导学生走职业教育之路。然而我们知道，在大学扩招的同时，出现的一个不良现象就是中等专业学校纷纷倒闭，一个个都摇身一变成了其它类的学校。大约在本世纪初，国家已经认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在慢慢扶助职业教育兴起。可是，也许是大学的吸引力太大了，农民及他们的孩子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接受职业教育了，哪怕他们的孩子的成绩再差，他们稍有一点钱都要扬言，花钱买也必须让孩子上大学。所以，时至今天，上职业中专仍然不能够让众多家长所接受。
究其原因，这自然是农民的虚荣心在作怪，觉得自己的孩子不比别人的差，干吗要上职业中专，咋样也得上高中考大学。孩子自然就扭不过大人的，也就顺理成章地去一些私立的高中混三年，管他考多少分，只要大人掏钱，自己照样可以混个大学毕业。至于有没有学识，有没有能力，这一切都不是他们所关心，就业就更不用放在心上了。这就为今后的找工作埋下了苦根。目前众多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就是明证。
当然，这其中自然也在中等专业学校的原因。纵观目前的中等专业学校，其招生目的本不在培养学生什么技术，而在于通过招生多赚取国家的补贴（要知道每个学生一年补贴一千五百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同时还在于把学生介绍到厂方时可以得到一笔介绍费，有些学校还可以打着让学生勤工助学的名义，从学生少许的工资中再克扣些银子来花，所以致使一些敢于“吃螃蟹”的学生警告他们的学弟学妹们，如果考不上高中，就直接打工，远比花了钱学不到技术，还要遭受别人的剥削强许多。
分析了上诉原因后，我就又想到今年我县中职学校的招生工作来。上级强制要求我们学校必须完成五十多人的中职技校招生名额，我是初三班主任，到现在为止就我所知，我们仅仅完成了一个学生的名额。其余的都没有戏。眼看我们就要遭受上级领导的处分，却也是干着急没办法。学生和家长都不认可，你总不能自己掏钱让他们去上吧？话又说回来了，别说是自己掏钱请学生去上，看有些家长的意思，即便是学生上学一分钱不要还倒给他们钱，他们就不愿意上，因为他们觉得远没有让孩子现在就去挣钱划得来。
说到这儿，我想总理的重视就算是白重视了。真是让一些说中了，国家越是重视什么行业，什么行业就越丢人现眼。难道说职业教育真是扶不起的阿斗？我看倒不是，真正要振兴中国的职业教育，只要有两点就足够了。
一是从源头上抓，就是把劳动市场给整顿好，任何没有技术培训证的学生均不得就业。这其中自然是把劳动法规给贯彻执行下去，任何童工都不得进入劳动市场。这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大量学生不经过技术培训就直接从工的可能性。二是大力支持职业教育，全部实行免费教育，学生学得技术后不再推荐就业，而是凭手艺和技术到人才市场与其他人一样竞争。就这从根本上制止了职业学校借就业之杨来剥削学生的劳动力。
温总理，不知道你能否看到这种现实情况。你的调研是否能够切中实际，这就要看你能否真正去调查了。
今天是六月五日，离六月七日的高考还有两天时间，但是早上六点半，全体监考人员从县城四面八方齐集到县灯光球场进行高考监考动员大会。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听说临泉来了个朱爱民书记，据说对各项工作强抓不懈，因此今天到场参加会议的人员都早早到了会场，想亲眼看一看这位朱书记是否亲临会场。大家静静地注视着会场的主席台，专等着朱书记露面。
六点三十四分，一行政府官员模样的人从球场下面走了出来，大家都张大了眼睛想一睹朱书记的尊容。可惜有人说，那不是朱书记，是分管教育工作周奉田书记。这似乎很令大家失望，因为像这样如此大的场面，也算是亲民的一大机会吗！朱书记怎么就不给面子？大家猜想着，也许朱书记还有更为重要的工作去做，现在不正值麦收时节吗，农村有多少工作需要他亲自去料理呀！所以，当周书记一开口讲话时，会场还是如此安静，因为周书记的讲话的确有磁性吗！
但是，当周书记宣布将由县委常委、县公安局长杨华杰出面宣读高考任务分工时，会场竟然出奇般地骚动起来。原来杨书记没有到场。至于什么原因，大约周书记一时也搞不清楚。迟疑了一会儿，会场各处响起了一些掌声，这就是贺倒彩了。周书记连忙出面解释说：“哦，杨书记提前没有接到通知，这会议准备得太伧促。但是文件是已经印发好了！”如此一说，与会人员也挺支持，但大多数人都想了，这事儿能算小事吗？怎么就准备如此伧促，而竟然让第一位要讲话的领导没有接到通知呢？
此后由县教育局局长韦伟讲话，他很低调地坐在主席台的角落里，开口便把没有通知到位的事儿揽在了自己的身上，向与会的两千名人员道歉。这让人感到他勇于承担错误的责任感，却不能让人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因此几乎所有的参加监考的人员都是昨天下午接到通知，于昨晚或今天一大早赶到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吃早饭，一位将要在动员大会上作重要讲话的领导却因为没有接到通知而未到会场。这实在有此后匪夷所思。
接下来更让大家感到惊心动魄，因为动员讲话中几乎所有领导一再强调高考监考的重要性，玩不得任何的马虎大意。为了让大家惮于这种形势，也为了引起大家的警觉，会上宣读了去年高考期间处理的三名监考老师的决定，分别是一人记过和两人警告。这是不是有些小题大作？与会者不得而知，反正感到参加此次监考似乎是个错误，待遇多少不说（其实也就是四五天的工作，管吃管住，临走再给一百五十元钱，这大约仅仅是个打工籽的待遇罢了），如果不小心弄个处分背身上，那可是一辈子都要带在身上的耻辱呀！可别小窟窿掏个大螃虾!!咱这小民小道的可实在是担当不起呀!但是既然来了,咱们还是小心谨慎为佳,以免不小心弄个“螃虾”回家去可不是玩的！
然而，以严格治吏为名的朱爱民书记，扬言要把临泉的各项工作给抓上去，就任后的形象与政绩也一直倍受全县民众关注和拥护，但不知道是否知道此次高考监考工作动员大会上的一幕，如果知道的话，他又该如何处理此事此人呢？小民不知，只好留此话语，试看我们的朱书记如何处理此事了？
末了，散会时刻，周奉田书记与领导们首先撤出会场，大家才纷纷散去，灯光球场里留下了满台阶的纸片。这些纸片都是与会者铺在屁股下面留着坐的，此时一散会，谁还会想到要把这张纸给带走？唉，朱书记最讲究的文明卫生工作，此时在高考监考工作动员大会上实在也没有得到提倡和应对。这大约也是会议准备太伧促之故，且留待以后再去评说吧！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可怜我一堂堂大县，参加高考人数达一万四五千人，一年一度高考之事大于天，大于地，不然绝不会拿几位监考教师的工资与职位开玩笑！弄一个高考监考工作动员大会竟然准备如此伧促！领导不到，卫生不搞，这能是一个“伧促”就能掩视得了的吗？
在鲁迅的一生中，接触到不少的优秀女子。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在研究时，硬是以小心之心度君子之腹，随便猜测和肚撰，发现一些对先生极为不利的言语。这在客观上是不正确的，不管鲁迅先生当时对待这些女子的心思如何，也不管先生在日记和书信中如何去记录他们之间的交往，但只要这些女子与先生之间没有发生任何有关暧昧的事儿，我们今天就不能妄自猜测，而应该视他们为知己。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一位有着对弱势群体怀有大爱的学者，一位时时关照社会的革命家，在生活中拥有一些红颜知己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怎么能够因为他们的知己而去发表一些出奇而无聊的话题呢？
笔者对搜集到的一些材料进行了分类整理，发现先生一生中的红颜知己还真够多。在此一一陈述之。
一、最是爱戴的母亲
每一位男性的心目中都有一位值得一生去尊重和爱戴的女性，这个人应该说是母亲。鲁迅也不例，先生一生中最为爱戴的女性应该是他的母亲。母亲鲁瑞在鲁迅的一生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首先，作为鲁迅的母亲，她与她的大儿子鲁迅关系特别好，鲁迅是爱戴她的，一生当中唯母亲的话是从，包括婚姻也是如此。在这点上，我认为先生是视母亲为知己的。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母亲鲁瑞未必就能够理解先生的心思与志愿。鲁迅一生反对学生请愿、反对无谓的牺牲，从他在日本参加光复会而后退出的事实中我们很容易看出来。在当时那样慷慨悲歌的气氛里，鲁迅很早就做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宣誓，结果却中途变卦，以母亲为由推卸任务。这件事一直成为他的一块心病，这个“情结”也让他喋喋不休的解释了“一生”；其次，鲁瑞是明显的封建旧社会大家长式的典型，与新思想的鲁迅存在明显的对立。她要死要活，以封建大家长的身份要鲁迅娶比他大三岁的朱安女士为妻，而后又对鲁迅与许广平的事颇为得意，这让人费解，或许，鲁瑞的这种偏执或多或少的导引到了鲁迅的“文字暴力”。在这方面上讲，先生之母未必就能够称得上先生一生事业的知己。
二、牺牲终身的妻子的朱安
1906年7月6日，浙江绍兴的没落户周家正在为其大公子成婚。新郎是鲁迅，而新娘就是朱安。
鲁迅与朱安的生活悲剧我就不多讲了，将其一生，形同陌路。鲁迅考虑过离婚，但是，一、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意愿，为了尽孝道，甘愿放弃个人的幸福；二、不忍让朱安做牺牲，在绍兴，订了婚又被退回娘家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三、他当时有个错觉，以为在酷烈的反清斗争中，他大概活不长久了，和谁结婚都无所谓了。在这方面，先生不认为朱安是自己的知己，但也不把她排除到个人的生活之外。终其一生，鲁迅都没有摒弃她，这也算是先生一生作为反封建斗士的最大弱点，也算是我们今天评价先生的优秀一面了。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朱安是个善良单纯的女性，她爱她的大先生，她忠于她的大先生，她将大先生的亲人(将许广平看做姐妹，视周海婴如己出)当做了自己的亲人。周海婴在所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书中不无深情地回忆起朱安女士对他们母子的好。除此之外，朱安一生为先生保存了不少的书信文稿，这也算是对先生事业上的一个支持。从这一点讲，她应该是理解先生的，可算是一位知己。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却没有一个人。朱安的墓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在孤独与寂寞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漫岁月。在她的人生悲剧中，所有的人都没有过错，错的是那个时代。
三：事业上的支持者：许广平
许广平是广东番禹人，比鲁迅年轻近二十岁。身材颇高，人却不漂亮。但是，她却是那群女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对社会运动，甚至对政治运动，都满怀热情她敬仰鲁迅。你不难想象，当她表白了爱情，又从他那里收获同样的表白的时候，她的心情会多么兴奋。
用世俗的眼光看来，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论年龄，双方相差有十八岁之多；论外貌，鲁迅身材矮小，并无特殊魅力；论金钱，鲁迅不但家庭负担沉重，而且因购置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而债务在身；论地位，鲁迅固然在文坛享有盛誉，但当时却因支持进
步学生运动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免去佥事之职，甚至面临着被通缉的危险。最大的障碍，还是鲁迅有着一位形式上的太太，然而，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着深受封建包婚姻之害的共同遭遇（许广平刚生下三天，被酩酊大醉的父亲“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劣绅家的子弟，后逃婚离家，北上求学），又有着反抗旧社会、旧礼教、旧教育的共同思想。跟鲁迅当时所能选择的惟一的结合方式，就是同居。
我们来看下当时的鲁迅对自己所发出的疑问：“我已经是这个年纪，又有这么多内心的伤痛，还能够容纳这样的爱情，还配得上争取这样的爱情吗？”；“让她这样与我结合，她的牺牲是不是太大了？”；“即便她现在甘心情愿，以后会不会后悔？”；“她究竟爱我到了什么程度？”我相信，每当晚上，他躺在床上抽烟默思的时候，类似上面这样的疑虑一定会在他心中久久盘旋，去而复返的。他面前似乎已经浮出了一条逃离绝望的清晰的生路，但他何时走进去，又怎样走进去，却久久下不了决断。在感情上，鲁迅自己也承认，许广平比他要决然的多。在这一点上讲，许广平走进先生的生活，绝非先生的主动或预期，先生虽视为知己但并非有所贪图的。
他们相恋于1925年10月20日.这一天的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时也报许广平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迅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以上细节，参阅许广平：《风子是的爱……》，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接着，两人热烈地接吻。第二天，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伤逝》。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鲁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得多。
许广平后来对此做出了明确解释：“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鲁迅年谱〉的经过》，原载1940年9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
许广平比子君幸福，她的“涓生”并没有弃他而去。鲁迅该感谢许广平，是她让他重新迸发出青春的斗志、生活的希望，使他创作出了更多杰出的作品。如果说许广平更多从精神上支持鲁迅，那么朱安就坚守住了鲁迅终其一生唯一的牵挂——母亲鲁瑞。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生一生真正的红颜知己应该是许广平。
四、悉心相助的北方女子：萧红
鲁迅有两位忘年交：一位是日本人增田涉，还有一位就是萧红。我们着重谈下萧红。鲁迅在后期极其矛盾和焦躁的战斗时期，唯一的情感线索，涉及了东北女子萧红。奇怪的是，当鲁迅对绝大多数陌生人都拒之门外时，萧军萧红几乎是唯一受到接纳的，鲁迅的这一“例外”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鲁迅最初对两萧的态度极为冷淡，直到收到萧红的'抗议书'才发生戏剧性突变。许广平在《忆萧红》一文中谈到，鲁迅跟二萧接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而且萧红又具有活泼开朗、天真无邪的性格，因此才“用接待自己兄弟一样的感情招待了他们”（原载1945年11月28日上海《大公报·文艺》）。二萧跟鲁迅接触过程中，萧军写信多，萧红上门拜访多。因鲁迅当时多病，萧红来时多半是由许广平出面作陪。在萧红心目中，鲁迅是敬爱的导师，慈祥的长辈，并没有留下让人猜量的感情空间。至于后来，萧红1936年7月去东京，萧军去青岛，暂定分别一年，是因为萧军一度移情别恋，使萧红内心苦痛，两人之间一度产生了感情裂痕。这跟鲁迅丝毫也没有关系。即使如此，在萧红赴日本期间给萧军的信中，仍时时流露出对萧军的恋情。 绝不像一些学者所言，说是先生的暗恋萧氏而致使两人不和。
五、与先生通信最多的女子：许羡苏
在鲁迅日记中频频出现的一个女子，从1912年至1923年的短短12年间，有关她的记载多达250多次。从1924年至1932年，两人书信往返的次数也相当多。1932年她结了婚，跟鲁迅的通讯关系就中止了。这个人就是许羡苏，在先生的书信和日记中，经常称她为“许璇苏”“淑卿”“许小姐”。
其实这位女子也先生的一位红颜知己。我们先研究一下许氏的家庭和成长经历就可知一二。许羡苏，许钦文之妹也。她是先生这弟周建人的学生，因周建人的介绍而入了北就女子师范大学读书。从许钦文的自述来看，他们的家境是相当地困难。许钦文在北京饿得眼珠子都陷了下去，老家的寡母幼妹，却还在盼望着他寄生活费。许羡苏能够到北京来读书，缘于也是一个读书人的族叔的帮助。
当时许小姐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通过老师周建人的关系，第一次住进了周氏三兄弟合居的八道湾寓所。那时鲁迅的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初到北京，吃不惯北方菜，出外购物也有语言障碍，于是她跟另一位同乡学友俞芬无形中就成为了鲁母和朱安的特约采购员，偶尔也同到俞家吃家乡菜。
至于二人通信极为繁密的原因，许羡苏是这样回忆的：“鲁迅先生离开北京的时候，虽也带走了许多书籍和拓片，但到厦门后仍然有许多刊物和书籍要转寄，几乎三天两头有信往还。1931年当我离开鲁迅先生的家往河北第五女师去的前夕，我把鲁迅先生的来信，捆成一包交给了朱氏，以备有事要查查。后来不知她怎样处理了。在整理故居的时候，在朱氏箱内，并没有找到。否则可以多一些手稿，而且也可以了解当时许多事情。”许羡苏的上述回忆是诚实的。由此可见，她跟鲁迅的往返信件并无私密内容，否则她不可能坦然地交给朱安。只可惜这些书信已经丢失（但也或许还没有公之于世，我们只能猜测而已）。
后来，许羡苏决定离京去河北大名工作时，1930年2月25日从北京发信，向鲁迅告别，并寄去了鲁迅离京后由她代记的《家用帐》一本。(鲁迅离开八道湾后，每年都记有家用帐。)这是表示她在北京帮助处理家务的事告一段落。3月4日，许羡苏给鲁迅写了信，报告她已到大名和所接工作的情况。鲁迅是3月18日才收到她的信的。第二天，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而为国民党当局通缉，鲁迅离家避难。在避难中，鲁迅于4月9日给许羡苏写了信。许羡苏到大名不久，与同校教师余沛华相爱，7月间两人同到杭州。7月19日，许羡苏从杭州到上海来到鲁迅家。鲁迅热忱接待。鲁迅请她吃饭，由鲁迅全家和周建人全家作陪，可谓盛情热烈。陶璇卿即陶元庆。许钦文在西湖边建造了一所陶元庆作品陈列室。鲁迅托她带画回去，说明她很快就要回杭的。大约许羡苏回杭后，即给周建人写了信，并附信给鲁迅。此信现在下落不明，我们无法知道它的内容。很可能是告诉鲁迅他们行将结婚。鲁迅见信十分关心，即托周建人汇给她一百元，以表贺仪。此后二人通信渐少，直至1933年9月23日和10月22日鲁迅两次收到许羡苏的信。这大概是她在成都寄来的。鲁迅没有复信。从此，鲁迅与许羡苏之间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曾经亲一如家人的师生之谊，令人意外地是如此的结局。
此外，在鲁迅先生一生交往中还有一位北大的才女马珏。也有专家学者称先生曾暗恋此女，在此我也认为这只是一位老师对所教学生的一种爱护和怜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才之心人皆有之，想想看，一位才色兼有的女子，哪一位老师不欣赏呢？如此欣赏就代表着暗恋，那么天底下哪一位老师没有欣赏过他的学生呢？如果没有欣赏，我想天下的老师就难以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来，因为从今天的教育来看，只有欣赏才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才能真正的培养出非凡的人才来。先生爱才，对一位才色具佳的女孩有所倾慕，有什么理由去说三道四呢？
阜阳,你还有多少稀罕事未浮出水面
近日打开网页,大多是有关阜阳李群案.具体具体情况是, 2007年4月至2O09年4月，中国农业银行阜阳市分行及其下属阜阳市腾达支行先后直接或通过该行行长李群向数百名储户借款数亿元用于银行自营业务或提高银行储蓄量，为银行和行领导增添业绩。截至2009年4月，农行阜阳市腾达支行共借储户逾亿元未还。2009年5月1日时任行长的李群因违法犯罪向公共安全专家机关投案，数百名储户担心借给农行的资金的安全，先后持银行出具的借据向银行索要，但银行却以行长涉嫌犯罪被刑拘为由，拒绝返还储户借款。这事被炒得沸沸扬扬, 万般无奈的储户们向该行的上级银行阜阳市分行反映，要求给予返还借款，但阜阳市分行以各种理由推诿， 迟迟不予解决。倍感骗的储户们又向阜阳市银监局投诉，银监局告知此事公共安全专家机关在调查，银监局也在调查，未给储户任何答复。至今却丝毫没有得到具体的解决.由此可以看出阜阳地区是中国乱象横生的地方！作为专业金融机构的银行，以其特殊约定位，雄厚的实力，优越的公信力，向储户借款不还简直是骗你没商量。在当今金融危机施虐，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下岗的当口，鉴于银行的特殊角色，人们把血汗钱借给银行；本想安全无风险，未曾想上下级银行相互串通，在银监局的授意下推卸责任，迟迟不予偿还债务。面对储户呼救，甚至轻生，而作为执政机关的阜阳市委、市go-vern-ment，在关键时刻却沉默不语，不知用意如何？据悉，行长李群的丈夫是阜阳市的宣传部副部长，是阜阳市go-vern-ment提拔的正处级领导干部。银行何时还款，我们将拭目以待。
很显然,李群虽然只是一个支行的行长,但也是中国的一大贪官.提起阜阳,众人所知无非是历史上的欧阳修曾在些做过太守,其余的信息大多都与近些年本地出产的大贪官有关.上自肖作新夫妇,下到今日的李群行长,一个个都促成了阜阳成为举名全国的贪官盛产之地.
从原市长肖作新夫妇腐败案起，阜阳的盖子不断被揭开，两任市委书记王怀忠、王昭耀先后倒台，媒体报道说，“到目前为止,阜阳市干部中已经有两名省、部级、八名市委常委、十一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而落马。”
不仅如此，阜阳还曾经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研究生亓培玉被追落水致死案，危害全国的劣质奶粉、大头娃娃事件，物价局长为教育乱收费而辞职事件等等。当地人戏称，阜阳几乎每年都要发生一到两起“轰动全国”的大案件，成为“新闻富矿区”。
当地一位有识之士指出，出现上述情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王怀忠、肖作新主政时期形成的扭曲的政治生态。
阜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连松就清醒地指出，王怀忠等腐败官员影响了一代人，带坏了一方风气，搞乱了干部的思想。其带来的危害既有有形的，又有无形的，具有相当强烈的破坏性、滞后性和延续性。
事实确实如此。王、肖大案之后，余震绵绵，公检法系统的腐败让人触目惊心。
先说法院。2005年5月，阜阳中院腐败窝案的盖子被全面揭开：阜阳中院副院长王建民、朱亚，中院执行庭长王春友、副庭长尚杰，经济审判第一庭庭长陈和平，经济审判第二庭庭长董炳旭、副庭长薛懿，刑一庭庭长巫继成，刑二庭副庭长李先义，等等，涉案人员10余人。
此后,阜阳中院又爆出冷门：尚军、刘家义、张自民相继落马，这三任院长连续主政阜阳中院十几年，而且涉嫌的主要犯罪事实也都发生在担任院长期间。张自民是在任上案发，尚军担任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不足三个月就案发，而刘家义在阜阳市政协副主席位上还不到一年。从案发时间上看，尚军和刘家义是去年，张自民是今年4月。
新华社在报道这一窝案时列举了这样一些例子：刑一庭庭长巫继成收下一位想给丈夫办假释的女人卖地的几千元钱后，这位有着20多年庭审经历的法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她，被判重刑的其夫随后获假释出狱。一名案犯强奸、轮奸多位少女，巫继成与他的母亲发生性关系后，大力相助让他差点逃出法网。至少与6名当事人亲属发生性关系的巫继成，因强奸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再说公安。被王怀忠提拔起来的公安局局长付洪杰为了取悦王怀忠，竟然恬不知耻地说：“市长，我这个公安局长没头脑，你咋说我咋干。”后来王怀忠出事，付洪杰畏罪自杀；阜阳市国家安全局局长闪步轩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原阜阳市公安局副局长种永纪，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原阜阳市交警支队长韩明亭，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有期徒刑11年……
唉,身为阜阳人,同样为阜阳盛产如此众多的贪官而感到无比羞耻.阜阳,你到底还有多少贪官未浮出水面?你到底还有多少稀罕事没有呈现在世人面前?
附:阜阳贪官落马榜
1. 2003年，阜阳市原市长萧作新和其妻（劳动保障局局长）因贪污3000万元人民币，分别被判处死刑与无期徒刑。
2. 2003年12月9日，安徽省原政法委副书记、曾担任阜阳市委副书记、市长的李和中，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3. 2003年12月29日，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被二审判处死刑。在担任副省长之前，王怀忠是阜阳市委书记。
4. 2004年12月，阜阳市委原秘书长张华琪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及其妻姚舒皊受贿一案终审判决，判处张华琪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5. 2005年8月3日，原阜阳市公安局副局长种永纪涉嫌受贿、贪污、私藏枪支弹药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公开宣判，种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6. 2005年8月19日，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王昭耀被免除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并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王昭耀在调任合肥之前是阜阳市委书记。
7. 2005年12月9日，原阜阳市政协秘书长徐波贪污受贿案宣判，受贿136万的徐波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8. 2005年10月1日，安徽省政府宣布免去尚军的省卫生厅副厅长职务。此前尚军担任阜阳市委副书记，到合肥任职不到半年。
9. 2005年，阜阳中院两名副院长王建民、朱亚，十余名庭长、副庭长涉嫌受贿，悉数被判刑。
10. 2006年8月底，曾经担任阜阳中院院长的尚军(女)、刘家义、张自民，因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分别被安徽省检察院反贪局侦查终结，移送安徽省的安庆市、滁州市、六安市三地检察院审查起诉。
11. 安徽阜阳腐败窝案成员之一、原安徽省淮北市副市长王汉卿涉嫌受贿一案，2003年12月31日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王汉卿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2万元。
12.
范兴集中心校邀请市委党校专家燕少红教授
为全乡教师开展科学发展观专题讲座
4月28日上午，范兴集乡政府人民礼堂人头攒动、群情激昂。范兴集中心校全体教师二百余人齐聚这里，举行了一场具有学术意义的报告会。
(图为范兴集中心校邀请阜阳市委党校燕少红教授(右一)为全乡教师做科学发展观专题讲座)
坐在主席台上发表报告学说的是阜阳市委党校专家报告组成员燕少红教授。此前不久，他曾应范兴集乡党委书记杨世洲之邀，专门为范兴集乡党员干部做过一场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报告会。中心校长孙联合听后深有感触，颇受启发，联系到当前的教育教学工作，他觉得有必要请燕教授为全乡教师做一场此类学报告会。经过孙校长多方联系，他与燕教授通了电话。前后几次的促膝谈心，燕教授被孙校长对教育的一片赤诚之心所打动，决定接受孙校长的邀请，专门备课，前来范兴集中心校为全乡教师举行这场别开生面的报告会。说它别开生面，其一是因为燕教授的报告会本来是针对党员干部进行的，而此次听取报告的有75%的不是党员；其二是因为燕教授的报告内容不仅涉及到科学发展观，更由此涉及到当前所开展的教育创新改革。
报告会从上午9点正式开讲。燕教授从当前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谈起，主要强调三点：一是要深化认识，增强主动性；二要把握内涵，提升自觉性；三要真学真用，落实言行中。燕教授首先向与会者揭示了科学发展观在关键历史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以许多丰富生动的事例表明科学发展观对我国当前进行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意义。接着，燕教授向大家讲明科学发展观是怎样提出的，这不仅有中国国情的使然，也包含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更体现了中国从古至今传统的“民本”思想。他认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发展，在此基础上他对比分析了四代领导人在各自当政时期发表的“民本思想”的理论著作，认为前三代领导分别对“科学”与“发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论述，但真正把“科学”与“发展”联系在一起来提出的，胡锦涛总书记是第一人，并由此分析了科学发展的内涵本质，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方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最后，燕教授联系教育实际，提出目前进行的教育改革其实就是要研究两个问题，即“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好教育”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他从知识的更新和社会的需求两个方面入手，向与会的全体教师提出了几点要求，即要多学习，多回顾，多创新，在教育工作上能够真正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既“科学育人”又能够“和谐发展”。
在报告中，燕教授旁征博引，列举了大量的事实例证，可谓丰富详实，生动有趣，不仅增添了报告会的实用性，而且提高了大会的趣味性。再加上燕教授平心静气、娓娓道来的演讲风格，言语之中透着一种和善之态，使与会者均感到他讲课的稳重与儒雅，但又不能不被他生动的事例和幽默的论述所打动。随着讲话内容的不断深入，会场上不时响起阵阵的掌声，有的同志还主动拿出纸和笔，把燕教授讲话的精彩章段给记下来。
上午十二时，报告会落下帷幕，可是与会者始终都没有感到时间过得如此之快。在热烈的掌声中，大家上头燕教授走下主席台后，才纷纷散去，还不时地与其他同志交头接耳地议论着报告的内容，言谈之中透着几许的赞扬和佩服，又流露着几分自得之情，为自己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的要义而高兴，也为弄清了如何把科学发展观运用到教育教学之中而兴奋，更为自己能够聆听这样一场颇有意义的报告会而感到自豪。
这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专家报告会是由范兴集中心校长孙联合主持开展的。会后，中心校长孙联合要求与会听众均要写一份心得体会，交由中心校评选，选派优秀的文章送交县教育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办公室”作为参评论文。同时他表示，这次专家报告会达到了预期目的，看到与会听众那么认真的聆听报告，他觉得以后类似的报告会还应该多举力几次，才能真正促进范兴集乡的教育事业科学发展，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本来不打算对这个话题进行任何评说，因为近两年来在本地实行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以来，我们基层老师对义务教育颇为恼火。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学生都一个上了天，谁都管不了啦。因为是免费教育，不论是什么样的学生都可以在校园里混起来，而且在每一位教师面前都猛然间抖了起来。因为义务教育不允许开除任何学生。学校也同样为了套取国家对每个学生的划拔的义务教育经费，固然对每一个学生都施以格外开恩，只要不至于把教师给打坏，就不对任何学生进行批评式教育，更不可能对其进行劝退、开除等处理。这也许是中国式民主在校园中最大的成功之处，却不幸让教师给摊上了。什么都不可能绝对民主，可在班级中学生则要求最大的民主，常常因此与上课的教师PK起来。这且不说，近来常常在学生把教师给按倒的事出现，倒不能够让媒体明白这种畸形的民主成为关注的焦点。
其次就是领导们也都上了“天”。这其中最让广大教师难以承受的便是公用经费的使用，听领导们常常这样子训斥教师，现在每上一节超课时的课我还给你几块钱，你还喊天怨地的，按照国家规定，教师是不允许有课时津贴的，国家划拔的那么些公用经费都要用的办公上，既不能还账，也不能搞建设，一切都必须要正规发票才能上报。教师们一下就弄糊涂了，原来国家划拔那么多的公用经费都是给领导吃喝跑着玩用的，不然哪来的正规发票可以报销。因为发课时津贴没有发票，只有到酒店吃饭、到洗浴中心按摩找小姐、到外地参观旅游才能有所谓的“正规的发票”。自去年本地实行公用经费统一划拔以来，本地的每个乡镇的领导个个都上了“天”，成了地地道道地活神仙。这国家领导人在制定这些规定时不知道有没有调查研究，教育公用经费不用的教师和学生身上，能用在谁身上？难道说都用在领导身上，这教育质量就上去了？
再次，自从实行义务教育以来，教育质量不仅没有上了“天”，反而逐渐有入“地”的可能性。许多教师出于自身安全，上课只是应付了事，谁还会张着嘴巴做得罪学生的事？再加上上课也得不到钱，只是给领导们买命，让领导们过更逍遥的日子，所以出于心里不平，就得过且过。农村义务教育几乎陷于一片纯粹的当天和尚撞天钟的境界。
面对这种状况，我早就不想谈及有关教育的事，因为我发现目前从上到下除了做与“钱“有关的事外，领导们就什么都不过问了。但是今天我又看到了一则消息，不由地又谈起了这些事。这则消息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教育部3月31日表示，中国仍坚持九年义务教育，12年义务教育的做法不符合目前国力。此前，教育部部长周济也表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能对教育实施水平的目标定得过高，中国的教育能力相对还比较低。教育部的明确表态，告诉了我们一个遗憾的事实：即将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普及12年义务教育建议划上了“休止符”，更不用谈是“向上普及”（高中教育）还是“向下普及”（学前教育）了。
这些明显道出了两方面的事实：一就是中国的义务教育水平还很低，这缘于我们国家的经济水平低；二是中国目前还不宜发展更高层次的义务教育，这也缘于国家的经济水平低，支撑不住。
对于第一个事实，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既然我们国家经济水平低，为什么公用经费还有那么多？为什么有些学校的公用经费没有花完还要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他们在这里为我们节约了经费还不应该表扬吗？为什么拿那么多的公用经费不为教师谋任何的福利，偏偏都要让领导们只是办个公就给花完了？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有没有到基层看看教师们的住房，有没有看看教师们的办公室里连个电扇都没有，更不要说冬天有个暖气了？这么多的教育公用经费都一年年像流水一样被领导们吃干、折腾干，能说国家没有钱吗？胡总书记让我们“不折腾”，又有几个教育部门的领导不在“折腾”？
对于第二个事实，我似乎无权议论，因为我们的确不了解十二年义务教育要花多少国家的钱，而九年义务就这样子“折腾”，由此可想十二年义务教育应该是如何地“折腾”。办不办十二年义务教育与我们教师无关，温总理提出的给教师们兑现“绩效工资”的事还是梦中想着，管这么多干啥子哟？
总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仅仅是个战略，又不可能把这当成真正的战争来打，只要领导常常在嘴边提几回，教师们就会感到自己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了，他们自然就会不负使命，像牛一样的辛勤耕耘，为国出力了！科学发展观要以人为本，这也只是学习一下，至于实践吗，那还不只等我们经济都上去了，等我们的一切都上去了，再提倡一下，也算是实践过了。
但我们也应该想想，何谓以人为本？教师就不是人吗？何谓教育优先发展？农村教育目前的教育质量比起若干年前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这一点不是领导说了算，而应该问一问基层的教师就知道了。要明白，往往有些统计出来的数据都是领导们坐在办公室里，想着自己如何把自己的政绩给吹出来，找几个人，拿着公用经费吃吃喝喝，就给编写出来了。即便是真的能从数据上得到提高的结果，我想那也是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大，学生生源多，怎么能不考上如此多的大学生呢？而就普及这一点来讲，又谈得起什么呢？
唉，中国式义务教育，你究竟能够走多远？
蔡铭超拍得兽首：是功还是过? 3月2日，蔡铭超公开在媒体上表明，他虽然拍得了兽首的权利，但不会为此而付款。他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这种时刻都应该站出来，发出我们的声音。但是，这个款我不能付。”
这一事件必然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评论。
打开此项新闻背后的评论，99%的网友认为蔡铭超此举漂亮，终于致使法国佳士得拍卖公司这次拍志园明园兽首流拍，这才能给中国人这些日子为了追讨流失海外文物而长起来的爱国之情注入一剂强心针。
有一位山东的网友认为：“虽然买家蔡铭超的新闻发布会是在巴黎时间深夜举行的，但是法国各家媒体是在第一时间迅速地加以报道评论，法国各家电视台直到现在还在滚动报道这次新闻发布会内容，报纸虽然赶不上今天出版，法新社和法国各大报刊的网站还是都醒目地刊出了有关消息和相关图片。整个评论的重点是‘中国买主拒绝付款，佳士得拍卖行将如何应对。’”
“目前佳士得还没有正式的反应，但相信一定会十分地震惊、十分地焦虑不安，我们也在等待佳士得的第一反应。”
“这一次中国买主毅然高价买下圆明园兽首，应该说是打了一场非常漂亮出色的阻击战——避免了文物再次流失到其他欧美买主手中，导致日后追讨更加困难。”
可以这么认为，这位网友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见。我也这样认为，蔡铭超先生此举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有可能遭到拍卖行业的起诉，但毕竟是阻止了海外拥有外国流失文物的个人或单位以打击。他们当外用欺骗甚至武力强行把外国的文物据为已有，本身就是非法所得，而今又要拿出来拍卖，以此奇货可居来谋取更大的利益。这不仅是对文物所属国的蔑视，而且是对当今人类文明的侮辱与挑衅。
当然，我们也不防看看外国媒体对此举的看法。
据报道，英国《泰晤士报》2日发表评论说，尽管竞得圆明园铜兽首的中国藏家表示不会付款，但佳士得公司“不可能”起诉其违反合同。
据法新社2日报道，上周在巴黎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得圆明园铜兽首的神秘人士是中国厦门藏家蔡铭超，他还是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国宝工程收藏顾问。
《泰晤士报》称，“如果蔡铭超果真是胜出的竞拍者，那么，他不为这两件兽首付款的决定并不会对佳士得公司产生严重影响——虽然它在国际艺术领域方面的声望会受到影响。”该报还认为，“佳士得不可能起诉蔡违反了合同，通常这种情况的结果是，低价投标者获得拍卖物。”
由上述新闻可以看出，即便蔡铭超不去付款，但依照惯例，低于蔡铭超的投标者可以获得此拍卖物。这种结果，无疑不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希望看到的。由此可见，蔡铭超先生的义举，也只能缓解一下兽首拍卖的时间差别，并不能从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们还要认真的分析一下，蔡先生此举有可能为以后这些拍志公司拍卖我国流失海个的文物带来一些更多的麻烦，也就是说，这些拍卖公司有可能会制定出一些不利于我国收藏文物的个人和单位的条款，造成我们讨还文物的道路更为艰难。
此言绝非危言耸听，因为这应该算是蔡铭超用失信换来的一种苦果。也许这是他在兑拍时因为爱国之情过激而疏漏的一点。至于最终如何，我们且试目以待。
但我们相信，蔡先生此举也并非不是一个万般无奈之下的最佳良方。唯有如此，我们才有理由相信，虽然我国追讨海外流失文物的道路既漫长而且艰难重重，但最终我们一定能够赢得广大国际友人和正义之士的理解，也就是说，这种追讨工作最终还是可以赢得胜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