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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风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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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叛逃延安
过了几天，台湾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三千五百美元，嘱转交张国焘之妻。蔡孟坚收到汇款后，即转交杨子烈。张国焘的后事开支即用蒋经国的赠款。
1979年12月4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加拿大多伦多市松山园的公墓里，终年82岁。
1994年3月27日，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也去世了，跟丈夫合葬在一起。张国焘夫妇两人墓碑上的中文字是：张公国焘，张杨子烈。
墓碑上也写明了张国焘生于1897年11月26日,逝于1879年12月3日。
杨子烈生于1902年12月9日,逝于1994年3月27日。
墓碑是普通的灰色石料，高约95厘米,宽57厘米,厚20.5厘米。墓碑左右是两棵小松树，紧紧拥着石碑，碑文面向正东南。张氏夫妇的墓碑是与别人共用的——碑的后面为葬在另一侧的一对洋人老夫妇刻录的碑文。
1950年7月26日至8月11日，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在北京召开。王明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七个小时的报告。会后不久，他再次病倒，住进了北京医院。
7月底，王明收到七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8月17日，他致信毛泽东，以各种借口拖延写声明书。18日毛泽东在他的信上批示：“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以前写好。”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党中央提出了去苏联治病的请求。
因他确实有病，苏联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都比我国高，所以中央同意了他赴苏联治病的要求。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12月9日，王明赴苏联治病养病三年多。病好转后，他与妻子孟庆树和两个孩子回到北京，住进孟公府2号家中。
1954年4月8日王明疾病复发住进北京医院，没有再重新工作。
1955年初，王明又因胆囊炎急性发作等病，再次住进北京医院。医生建议他做切除手术，但王明和孟庆树不愿做手术，致使病根难除，没有彻底治愈。
王明这次是肝炎、胆囊炎和心脏病连续发作，治疗一段时间也未见根本好转。于是他再次向党中央提出赴苏联治病。经党中央同意后，1956年1月30日，王明坐飞机到莫斯科。孟庆树和两个孩子及保姆陈启珍仍然与王明同行。还有保健护士、警卫员等同往。
王明去苏联后，秘书田书元还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给他寄钱、物、药、报刊等，并经常派人去看望。
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逐渐康复。
1956年，“八大”召开之前，党中央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状况许可的条件下回国参加会议。王明从莫斯科致电刘少奇并转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示身体状况还不允许回国参加“八大”，提出请假。
王明虽然没有参加会议，“八大”会上仍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选举结果，王明在97名中央委员会中得票最少，列在最后一名。
1957年，毛泽东访苏期间，曾派人去看望王明。王明表示，他已不愿再回国了。
王明是早已定性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文革”期间又在苏联反对“文化大革命”，必然会受到批判。王明后来在莫斯科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个别亲属在“文革”中遭受株连的情况。他在《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一书中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就出现了大标语：‘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从此以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有《红旗》杂志，经常选择王明作为头号攻击和诬蔑对象……此外，红卫兵对埋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王明父亲进行鞭尸，还抄了王明的家，把他八十多岁、年迈的继母黄莲舫打得半死，扔在大街上；把王明几十份手稿和藏书不是烧了就是扔了。”
其实，王明的手稿和藏书没有被烧或扔了，而是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收缴了。
“文革”中一直负责给王明寄钱物的田书元被撤职，并遭到批判后，从1966年下半年起，国内再没有给王明夫妇寄工资和物品。
1974年3月23日，王明在莫斯科写完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只过了四天，王明就病逝了，终年70岁。
王明在他的晚年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1969年3月，王明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一文。同年3月19日，他在加拿大共产党党报《加拿大论坛报》上发表了《论中国事件》。同月31日，苏联将这篇近4万字的长文作为小册子出版。
1970年4月，王明为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而出版了《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一书。
1974年3月，王明把《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四篇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为《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1975年苏联用俄文出版了这本书，1979年至1980年《蒙古消息报》中文版全文连载此书。
参见《文摘旬刊》1995年4月8日《张国焘的卫队长回忆录》
参见《作家文摘》1995年4月7日《周恩来警卫埋名40载》
参见《作家文摘》2007.9.14《王明与中央分庭抗礼的10个月》
原载《党史纵横》2007年第9期张家康/文
参见《作家文摘》2007.11.16《张国焘落葬多伦多松山园》
原载《百年潮》2007年第11期高晓黎/文
参见《作家文摘》2008.8.12《王明拒发{论持久战}前后》
原载《团结报》2008.8.2
张家康/文
《王明的最后二十四年》 《文摘旬刊》2009.5.8
戴茂林
[编辑本段]辽宁省党校教授
| 王明传：看中共“左”倾第一人的悲喜人生 |
连载 > 人文社科 > 人物 > 王明传
王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凭借苏联的扶植，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操控中共最高领导权，可谓中共高层内的“通天教主”。王明，一生瞻左顾右，歧路徘徊。他堪称中共“左”倾第一人，以他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时间长，危害大，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悖论的是，抗战时期，王明又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晚年踏上留居苏联的不归路，著书立说攻击中共和毛泽东。
| 中共党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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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提倡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为学术界做这个工作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学术界在陈独秀问题上，就出现了一种「百家争鸣」的热闹景象。每年在各种报刊上，发表几十篇论文和出版多部著作，在现实政治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有人称这种现象为「陈独秀热」。
本人也在这个热潮中做了一点工作，并担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执行会长，主编会刊《陈独秀研究动态》，还每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博士研究生开设的「史学前沿」课程中，讲授《陈独秀和中国托派》专题，对陈独秀问题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下面就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谈几点看法，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来考察，陈独秀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传统的封闭保守的封建主义统治的国家，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大门。从此，中国人民除了继续受到封建压迫之外，还要受到外来的侵略之苦。国家和人民贫穷衰弱到了极点，被侮称为「东亚病夫」。东西方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大的如英美法，小的如葡萄牙，都可以任意地欺侮她，提出种种侵略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中华民族面临着被瓜分和灭亡的危险。于是有些中国人，首先起来为中国的近代化而奋斗，提出种种使中国独立富强的主张：
先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分化出以奕诉、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搞起了「洋务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在维持封建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某些改革，从西方购买先进的武器，在国内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军队入手，加强政府的军事力量。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镇压人民的反抗（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受到的启发），但客观上也有加强国防，抵御外国侵略，实现中国「自立自强」的作用。而且由于建立和发展近代军事工业的需要，必须引进科学和近代工业，于是带动了矿务、轮船、电报、铁路、纺织等近代资本主义工业、近代科学和教育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正式开创了对外开放，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大量翻译引进外国科学知识的书籍，邀请外国管理和科技人才来华和中国向外派遣留学生制度的先河。但是，由于保守派势力的反对和1894年中国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洋务派的改革终于破产。
于是，洋务派代表人物由于在外国列强入侵过程中代表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又是镇压太平天国等人民起义的刽子手，在中共极左的年代里是被彻底否定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术界提出了重新评价洋务运动的问题，不少人认为他们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开创者。
接着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主张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基础上，参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政治机制进行重大的改革，即实行君主立宪制。这个运动一度受到孙中山、陈独秀、毛泽东的拥护。这个运动的高潮是1898年的戊戌政变，企图依靠光绪皇帝和投机军人袁世凯，推翻阻碍改革的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强力推行改革。但是，光绪仅是慈禧手中的一个傀儡和玩隅，袁世凯趁机依附强权，反戈镇压运动，政变以康、梁出逃、谭嗣同等六君子被砍头而失败。不流血的改革运动，以流血的代价而结束。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同时，日本也面对西方入侵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运动，却得到了成功。于是中日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由于主张和平改革的维新运动失败，使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迅速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牺牲，终于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搬掉了阻碍中国近代化的绊脚石。本来，这又是一次中国实现近代化的机会，因为，新上任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有一个宏伟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业的计划。但是，由于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弱小，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夺取。这个集团与满清政府一样腐败，除了继续对外国侵略者屈膝卖国，加紧压迫人民和镇压革命派之外，他们彼此又分成几个派系，为了本派系小集团的私利，进行无穷的割据和混战。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国家也更加贫弱了。中国近代化的路完全被堵死，看不到希望和出路，人们，甚至许多参加过革命的先进分子也都绝望了。当时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之间的争论，也不过是中国应该实行民主共和，还是实行君主立宪的空谈，引不起人们的兴趣。
就在历史发展的这个关键时刻，陈独秀独辟蹊径，继续在先前改革和革命中他和其它一些先觉曾经提出过的思想，主张中国要独立富强，要实现近代化，首先要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为武器，进行一场思想革命，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质。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把人变为奴隶的儒家伦理制度、消极退避的老庄哲学、迷信鬼神的各种宗教和「文以载道」宣传孔孟思想的旧文学等对中国人的毒害，以及把青年人培养成只知追求个人名利、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的传统教育制度，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只能使中国亡国灭种，必须彻底清除，代之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与社会实践、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制度；表现健康内容、白话文为形式的新文学。
如何着手？进行伦理革命、宗教革命、教育革命、文学革命等一系列运动，也就是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希望通过这个运动，推倒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用以造就一代又一代「新青年」，从而从根本上彻底改造旧中国，实现中国的近代化。这新青年的标准是：（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个运动从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开始，由陈独秀一人发动；1917年1月，在蔡元培校长支持下，陈独秀和《新青年》移到北京大学，吸收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进《新青年》编辑部，形成新文化运动阵营，经过几年的奋斗，果真使中国思想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终于造就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一代新青年。
正是这一代新青年，在1919年与他们的导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一起，团结其它广大青年，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进而又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组织共产党，又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不仅实现了中国的近代化，并开始向现代化进军。
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谈到他和同时代青年人如何受到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时深情地说：「他（即陈独秀?引者）是五四运动时期（即1915-1921?引者）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他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综观以上中国近代化的全过程，陈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是十分崇高的。康、梁]中山紊W秀翾A东H小平，陈处在这个过程由失败到成功的转折点上。他是中国公认的启蒙运动领袖，他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实际途径。康、梁和孙中山的奋斗不过是中国近代化的前奏。前奏是必要的和重要的。由于他们的失败，才引发出陈领导的启蒙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又在这个全过程中起了承上启下、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作用。
总之，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二、在中国革命史上代表一个特殊的时代
从中国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陈独秀处在怎样的地位上呢？
中国近代革命，即民主革命，如果从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开始，到1952年结束，共计59年。中国学者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把这59年分为两个阶段：1919年五四运动前为资产阶级（通过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此后为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从实际进程来考察，孙中山资产阶级独立领导的旧民主革命在1915年反袁斗争失败后，已经基本结束，而无产阶级独立领导的新民主革命实际上又是从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开始的。1924到1927年国共合作进行的大革命（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既是国民党由革命走向反革命的转折期，又是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的预备期和训练期。
所以，1915-1927年，是旧民主革命与新民主革命的过渡时期、转折时期。这13年中，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而深刻影响的重大事件：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等，这些运动都是陈独秀亲自领导或由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这个时期中，陈不仅是启蒙运动的领袖、「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中共创始人，中共中央第一至五届的最高领导人。对这一段历史的推动作用，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与他相比。所以，若以一个人物代表一个时代，那么，1915年《新青年》创办前是孙中山时代，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是毛泽东时代，1915-1927年是陈独秀时代。
三、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党史上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党史的视角来考察，陈独秀的历史地位更加特殊了。
他是中共创始人，是中共中央一至五届最高领导人。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党史上，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播到对中共、对革命运动的组织领导，陈有别人不可代替的崇高的地位。当时，共产党人都尊称他为「老先生」，「中国的列宁」。这里，除了他的年龄比一般的共产党人大十几岁之外，主要是因为他的作用和地位的重要。
他不仅以启蒙运动培养造就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代新青年，而且在五四运动以后继续指导或影响这一代人成为中共最杰出的领导人。这一代人，由于在1927年后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掌握了新中国头28年政权，被称为「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陈的指导、帮助和影响。其中受到陈的指导、帮助最大的恰恰是毛泽东。从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长沙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日记、中共四大前的党的文件，以及1915-1927年毛泽东的成长实践中，可以极其深刻地看到陈对毛泽东的这种巨大的影响，例如：
1，毛泽东自己说：原来他把康有为、梁启超当作自己的「楷模」，读了《新青年》后，陈独秀、胡适等人，代替康、梁成了他的「楷模」。
2，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在李大钊管理的北大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他遍访了包括陈、胡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一睹他心目中「楷模」们的风采，而只有陈独秀给他留下最深影响。他说：陈对他的影响「超过其它任何人」。
3，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陈因散发反帝反北洋政府的传单而被捕。在全国掀起的救陈运动中，毛泽东在长沙仿效陈主办的《每周评论》，创办《湘江评论》，并在创刊号上发表自己写的援陈文章，称陈是「思想界的明星」；高度评价陈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热情颂扬陈说的「出研究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研究室」的人生格言；最后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与此同时，毛泽东按照陈的思想和榜样，也在长沙发动领导了五四运动。
4，这时的毛泽东的思想是相当复杂而混乱的，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佛教思想等的影响。在政治上，他和同伴组织了「新民学会」，为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暴虐腐败的统治，主张中国实行联邦制，「湖南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和北京政府脱离关系」。1920年上半年，当陈在上海刚刚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开始筹建中共时，毛泽东到上海拜访他，二人一席长谈。毛泽东说：陈所谈的信仰共产主义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然后，毛泽东又读了陈主持的上海中共发起组组织翻译出版的三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共产党宣言》（陈独秀请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汉俊校对）、《社会主义史》（柯卡普着，陈独秀请李季翻译）、《阶级斗争》（考茨基着，陈独秀请恽代英翻译），毛泽东从此就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说，陈是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
5，接着，毛泽东接受陈独秀的委托，在湖南开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的组织。陈还给他寄去指导建团的《团章》、指导建党的《共产党》月刊。这些为毛泽东参加1921年7月中共成立大会创造了条件，使毛泽东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
6，中共成立后，陈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毛泽东则是中共长沙区委书记。二人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而在此前，毛泽东虔诚地把陈尊为自己的导师。
7，此后，由于毛泽东在湖南建立党、团、工会组织和从事工人运动的杰出成绩（超过了其它各大区委），受到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高度赞扬，于是，陈独秀在1923年初，把毛泽东调到身边，筹备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陈当选为中共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这个秘书具有极大的权力，实际上是他与陈共同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三大通过的中共中央组织法规定：「本党一切文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当时二人共同签署的文件，现在有不少已经编入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从这里可以看到陈对毛的器重和二人关系及友谊的密切。尤其在1924年5月毛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与委员长陈的关系更加紧密。
陈与周恩来的关系，众所周知，也有十分亲密的时期，不再赘述。
1929年开始，陈转向托洛茨基派，这是联共斯大林派和第三国际的反对派，也是中共的反对派。反对中共在中国革命中推行第三国际的路线。结果，他在这年11月被开除。1931年5月初，他正式当选为中国托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一直到1932年10月被捕入狱为止。在这期间，他领导中国托派，一面开展反对第三国际和中共的路线斗争，一面开展反对外来侵略（主要是九一八后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虽然他们与中共的斗争很激烈，双方互相攻击对方是「机会主义」、「反革命」，都自称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面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时，双方实际上又站到了一条战线上。托派中央常委王凡西、郑超麟在《回忆录》中，曾生动讲述了许多他们经历的在狱中他们与共产党战友怎样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对监狱反动当局进行斗争的故事。陈为首的托派中央也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中，呼吁与中共及红军联合进行反蒋抗日。只是由于当时统治中共的是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这种呼吁得到的是更加激烈的谩骂和批判。
从战略上考察，中共与托派之间的路线分歧，主要是前者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被迫到自觉地走上了以农村武装斗争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而托派则坚持以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由非武装的合法斗争转到武装暴动的欧洲传统的斗争模式。所以，在理论上是互相排斥的，但在实践上，一方在农村斗争，一方在城市斗争，打击的是共同的敌人，却是互相配合的。这个观点，由日本大阪教育大学的菊池一隆教授首先提出，很有见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1928年12月在中国出现托派和1929年春陈独秀转向托派的行动，仍属革命阵营内部的事件。1931年陈出任中国托派中央书记领导的中国托派运动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一部分。尽管他们的路线是错误的，也没有什么成就，但重要的是参与和所进行过的实际斗争。所以，陈在一生的最后13年，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正因为如此，1933年开始托洛茨基在筹建第四国际时，多次要求陈参加第四国际的领导机关。陈在中国托派（至少在一派中）和国际托派中，一直被视为精神领袖。直到50年代，第四国际领导人法兰克在他所着的《第四国际简史》中，还称陈为「中国共产主义之父」。
四、陈的理论探索和领导革命的经验教训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
从毛泽东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一向被视为毛泽东思想对立面的「陈独秀主义」，又怎样呢？
在中国，毛泽东思想被视为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它是引导中国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走向独立强大的旗帜。它因此而永垂中国史册。但是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问题上，过去有一种偏面的观点，认为这个思想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天才智能的创造。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集团是这个观点的鼓吹者。
1976年毛泽东逝世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开始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共领导集体智能的结晶，即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智能。毛泽东个人的智能和理论创造当然是重要的。
三年来我在主编并参与撰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一书的过程中，发现毛泽东思想也不仅是中共领导集体智能的结晶，还是中华民族集体智能的结晶。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我们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它也有多个来源：
最大的来源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学说，它是这三大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第二个来源就是毛泽东的战友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方志敏、陈云、刘伯承、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在各个领域斗争取得的经验；
第三个来源是许多非共产党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如曾参与陈独秀建党工作后来很快脱离共产党的李达，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30年代曾发表多部论着，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这两部哲学著作的产生发生重要影响。两论的许多观点来自李达的论着，而两论是毛泽东思想中哲学思想的奠基之作。
第四个来源是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和博古、张闻天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和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过去，由于这些领导人犯过右倾或「左」倾的错误，他们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经验教训，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对立面，完全被排斥在外的，实际上，早在20年代，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实际的过程中，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认识，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对国民革命后的前途应该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认识，对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重要性的认识等，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些认识，正是后来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论」和「三大法宝」的奠基部分。
至于陈独秀在执行莫斯科路线过程中，发生的对资产阶级「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的错误，其它人发生「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的错误；陈一度认为在民主革命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二次革命论」，其它人则在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就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错误等，更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直接参照物。哲学上有「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原理。就是往往从对立的、两个极端的认识中，才能比较全面地得到正确的认识。毛泽东正是从以上两种极端的认识中，才建立起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理论，建立起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又区别又联系起来的理论。
从认识论上说，人对一个事物的正确认识，往往要经过许多次成功和失败的过程，就是要经过许多次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积累，不可能一次就成功。这在自然科学领域表现得很明显，一个重大的发明，往往要经过几十、几百、几千甚至几万次的失败的试验，才能成功。社会科学也应该如此。所以，陈的错误理论和经验，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实际上，在《毛泽东选集》中，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提出自己的理论时，总要提到陈独秀，说明毛泽东本人是十分珍惜陈独秀的经验教训的。
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怎样？我认为从以上四个方面来考察，已经很清楚了。概括起来：他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启蒙运动的领袖，杰出的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以上是笔者在1998年5、6月份访问日本时作的学术报告，作为本书序言，贡献给读者，供参考。
1998年即将过去，1999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10月9日，是陈独秀诞辰120周年，谨以本书纪念这两个日子，并献给在那个黑暗年月为中国人民点亮火炬的伟大旗手──陈独秀。
1998年12月8日 北京 东厂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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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与瞿秋白 |
连载 > 人文社科 > 人物 > 陈独秀与瞿秋白
《陈独秀与瞿秋白》在讲述他们的革命经历的同时，更重点描述了他们的家庭、感情和婚姻，还原了活生生的真实的陈独秀与瞿秋白。此外，《陈独秀与瞿秋白》还附珍贵历史图片200幅。
陈独秀和瞿秋白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都是出生在破落的“士大夫”家庭的知识分子，是中共成立后第一代、第二代领袖，共同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二人又由于各自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失败，先后成为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 团结出版社 |
《陈独秀与瞿秋白》 作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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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瞿秋白》 上篇：一代怪杰陈独秀(1)
- 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
- 监狱中产生的建党念头
- 到工人中去
- 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发起建党
- 帮助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 捍卫建党思想的纯洁性
- 帮助建立广东党组织
- 新文化阵营四分五裂
- 与胡适奇特的友谊(1)
- 与胡适奇特的友谊(2)
- 鲁迅小说的引路人
- 向广东旧势力宣战(1)
- 向广东旧势力宣战(2)
- 马林带着紧迫的使命
- 与马林的冲突
- 被捕后掩护同志
- 探索者的初步成果(1)
- 探索者的初步成果(2)
- “宁死不加入国民党”
- “能救国的只有国民党”
- “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
- 调毛泽东协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 领导“五卅”运动(1)
- 领导“五卅”运动(2)
- 没有爱情的婚姻与没有
- 父子情“薄”
- 窘困生活中的浪漫
- 神秘的情人
- 恋爱与革命
《陈独秀与瞿秋白》 上篇：一代怪杰陈独秀(2)
《陈独秀与瞿秋白》 下篇：书生政治家瞿秋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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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二) |
| 龚育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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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8月17日16:38 |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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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色人等的回忆和自述 |
| 来源：《学习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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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演 评唐宝林的「中国托派概述」 《往事》第13期上，载有唐宝林先生的文章《中国托派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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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唐宝林：毛泽东和陈独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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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2月23日17:03 来源：[ 人民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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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宝林是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比较活跌的人物，发表和出版论文、著作近300万字，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好评，论著曾多次获奖。于是，有了我们下面的谈话…… 陈独秀影响了毛泽东， 毛泽东视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 访问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曾是一段历史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谈到自己的成长道路时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毛泽东的这句话呢?陈独秀对毛泽东到底有哪些影响? 唐宝林：我认为毛泽东说的是心里话，这是他多少年反复实践、体会出来的结论。根据我掌握的材料，陈独秀和毛泽东最早的联系是在1917年4月。 访问人：您是指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 唐宝林：正是。当时毛泽东是一个年仅24岁的青年，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时候的《新青年》是陈独秀一个人主编，所以这篇文章陈独秀不但看到它而且还选中了它。从文章的内容看，毛泽东主要讲体育问题。陈独秀从1902年开始提倡重视体育，提倡德智体同时发展。1915年他创办《新青年》以后，有很多文章批判旧教育摧残青年健康，描写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书呆子形象，说他们弱不禁风，力不能敌，所以我们国家贫弱，被人欺侮。他提出新青年的标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体格强壮。我们想想看，毛泽东的文章恰恰和陈独秀的主张相吻合，而毛泽东写的这篇文章又恰恰寄给了《新青年》，这不能说是偶然的。因为两年来毛泽东一直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说他非常钦佩陈独秀的文章，陈独秀一时成了他的“楷模”。 访问人：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后来成了毛泽东一生的主张，可见陈独秀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影响? 唐宝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个运动的主要内容是：高举民主和科学，推动三大革命，即批判儒家纲常，进行伦理革命；提倡白话文等，进行文学革命；提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等，进行教育革命。提倡白话文为陈独秀、胡适首倡。这个事情现在来看很是一般，但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革命。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使用的都是文言文，这已经在人们的脑子里深深地扎下了根，要一改过去的行文习惯，作为提倡者来讲，要有极大的勇气，作为一般文人，有的激烈反对，年轻人则大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毛泽东属于后者，1918年9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就拜访了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实现了他一睹心目中“楷模”风采的愿望，而对陈独秀的印象最深，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回忆此事，还称“这是一大发明”。这的确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 陈独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更是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五四期间，陈独秀被警方逮捕。这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文章《陈独透之被捕及营救》，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崇拜陈独秀，受陈独秀影响的原因。他在文章中说：陈独秀平时所标揭的就是民主和科学两样东西，而我们的国家缺少的就是这两样东西。因此他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说陈独秀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甚至说：“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访问人：这一点我们也颇有同感，1919年毛泽东从北京回来之后，思想发生很大变化，这之前他还哀叹中国缺少像托尔斯泰式的大思想家，还要探求“大本大源”来救中国，从北京回来后，他的调子完全变了。在他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大力提倡要解放思想，反对宗教、文学、政治、教育、经济、思想、国防的各种强权，这些强权统统都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改革他，打倒他。其思路和陈独秀是一样的，甚至语言也是相同的。 唐宝林：毛泽东的悟性很高。他首先是在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旗帜下觉醒、成长起来。其次他善于思考，勇于实践，很快就成了全国小有名气的先进知识分子，引起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注意。 访问人：陈独秀唤醒了一代青年，更创造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上，陈独秀也是一个关键人物，请谈谈陈独秀又是怎样影响毛泽东的? 唐宝林：这个话说起来就长了。1920年毛泽东是一个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学生，胸怀拯救祖国、改造世界的大志。当时社会上流行着各种主义，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究竟信仰哪一种主义，毛泽东曾经倾向过无政府主义，但不坚定，尚在比较选择当中，通俗地讲，就是还一时拿不定主意。这年春天他因宣传驱张运动（驱逐湖南反动军阀张敬尧）和欢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去了上海，拜访了陈独秀。这个时候的陈独秀已经先毛泽东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酝酿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事情。毛泽东和他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湖南自治的计划。毛泽东说：“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最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七大”上，他还说，他最早是听陈独秀“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的。于是，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接受陈的委托，回湖南发起组织该地区的共产党。 访问人：根据毛泽东的实践活动来看，他在1920年夏天回到湖南，搞的是湖南自治运动，并没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唐宝林：这个现象容易解释。首先，表面上，湖南自治运动的形式没有变，但内容已经变了。原来是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宣布湖南脱离北京而独立，建立“湖南共和国”，这方案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现在的目标是实现“劳工专政”，即劳动阶级当家作主。这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第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只能秘密地进行，如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建立青年团，筹备共产党等。当时陈独秀、毛泽东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走俄国人的路，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所以，上海、北京等地首先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毛泽东也不例外。关于湖南的建党活动，现在没有材料证明在“一大”前湖南成立了共产党支部的史实，只是成立了青年团。实际上这个青年团就是湖南共产党的筹备机关。这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共产党，办了《共产党月刊》，作为这个共产党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陈独秀不仅给毛泽东寄去青年团团章，还表示要去亲自参加青年团的成立会；还给毛泽东寄去《共产党月刊》，创刊号发刊词就是陈独秀所写，其中有中共最早的党纲，明确宣布“有阶级战争夺取政权”，“建立劳动专政制度”。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没有丝毫机会主义的色彩。毛泽东见后完全拥护，向法国的蔡和森写信介绍时，称赞陈独秀写得“旗帜鲜明”。这表明毛泽东这里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通过与毛泽东的接触，从他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等一系列活动中，看到了毛泽东非凡的革命精神、领导才华和组织能力，对毛泽东十分赞赏。当时他写了一篇《湖南人的精神》的短文，在赞颂了历史上一些湖南志士的奋斗精神后说：“我曾坐在黑暗室中（指1919年6-9月被捕坐牢），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下答道：我们奋斗不息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后来我出了暗室，虽然听说湖南人精神复活底消息，但是我盼望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他们真实的复活，不仅仅是一个复活底消息，不使我的欢喜是一场空梦。”这里，虽然没有提毛泽东的名字，但是，他指的“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显然是指毛泽东等一批新民学会的青年。陈独秀不仅赞赏他们的革命精神，还对他们寄予很深的期望。正是出于这样的赞赏和期望，他才把湖南建党的重任放在了毛泽东的肩上。 访问人：毛泽东自己说，他是1920年夏，读了三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个问题您怎么理解? 唐宝林：这与他受陈独秀的影响并不矛盾。这三本书，现已查明至少有两本书是这年夏天陈独秀组织翻译出版的，是中国最早的中文全译本。即《共产党宣言》是陈安排陈望道翻译的。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是陈请恽代英翻译的。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是属于《新青年》丛书。这三本书以及《共产党月刊》等小册子，当时都由上海大批寄往北京、武汉、长沙等地，以指导这些地区建党。所以毛泽东才能在1920年夏天读到这些书，比较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 由此看到，毛泽东从1920年春天与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到夏天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短短几个月，陈独秀给了他多么巨大的影响。为什么毛泽东一再提到陈独秀对他影响最大，说了上面的情况我想就不难明白了，而这个影响，对毛泽东来说，是他人生的最大转折，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生都没有动摇过。 在毛泽东眼里陈独秀身上的光环渐渐退去 访问人：早年的毛泽东非常崇拜陈独秀，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怎么崇拜，甚至有些失望呢? 唐宝林：毛泽东和陈独秀的关系似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17年至1923年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毛泽东和陈独秀直接接触较少，神交较多。也就是说他是在远处看陈独秀，从《新青年》、五四运动中被捕和筹备成立中共的活动中看陈独秀。从陈独秀来讲，这一段他的确也是光彩照人：发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是关键时刻推动历史前进的巨人形象。所以，这是毛泽东崇拜陈独秀的时期。1923年至1927年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初期，由于毛泽东执行中央决议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成绩突出，受到陈独秀的赞扬，在“三大”前夕，毛泽东调到中央当秘书，与陈独秀共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文件均由二人共同签署。因此双方接触较多。当时国共合作的局面非常复杂，陈独秀已经感到很难驾驭，不像他写起文章来那么得心应手。他常常做出一些决策，而这些决策经过实践的检验有些是对的，有些则是行不通的。所以陈独秀在毛泽东的眼里，他身上的那层耀眼的光环渐渐退去，呈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有伟大的一面，也有不伟大的地方，或者说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在这一阶段后期他们关于农民问题已不知不觉地出现了分歧。第三段是1927年初以后，毛泽东开始批评陈独秀。原因是毛泽东从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回来，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农民问题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路线，对中央关于农运的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总的讲毛泽东主张积极全面的发展农民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陈独秀则主张对农民运动要有所限制，更不能马上解决土地问题。因为在农民问题上两人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分歧，所以毛泽东也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比如在中共五大上，他的正确意见，受到压制；在选举时，他才当选为候补中委，五大后他的中央农委书记也撤了。1927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他过去以为领导者的话都是对的，这说明他对陈独秀已经不那么敬佩了。他还谈到了党内有家长制，实际上也是说的陈独秀。 访问人：我同意您这三段概括法。具体说到他们分歧的产生，有种观点认为是从毛泽东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始。 唐宝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1925年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毛泽东还不如陈独秀。中共四大前陈独秀就接受了这个思想，至少在口头上。但毛泽东在当时写的《阶级分析》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毛泽东选集》中的那句话，是解放后加进去的。 访问人：这是否与他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文章又发表在国民党的刊物上有关。从文章内容上看，毛泽东认为只有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那么它不来领导谁来领导呢?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唐宝林：这属于辩论问题。若分析起来，大家可以见仁见智，没什么标准。而且我的根据比你更充足，因为他白纸黑字，谁也否认不了。你则是分析出来的。我认为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其思路和陈独秀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没有分歧。他们真正的有点分歧，还是在农民问题上。也就是说，在谈到国民革命时，毛泽东更重视农民问题，而陈独秀就不那么重视，或者说他把资产阶级的作用估计得更高一些。 访问人：1927年陈独秀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观点，我想这也是他过高估计资产阶级作用的原因。 唐宝林：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对访问者说过：你们现在根本不了解情况，当时陈独秀的日子非常难过，睡不着觉，一方面是广大农民群众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农民领袖，要求陈支持农民运动；另一方面国民党和北伐军官坚决反对农民运动，他毫无办法，找不到出路。所以他听听党内同志的意见觉得有道理，又听听国民党方面的意见，又感到这样乱来不行，非常痛苦，非常矛盾。但总的来说，他还是遵守国际的决议，维护国共合作，要先打倒军阀，打到北京去。所以从倾向来讲，他还是二次革命的主张。所以他落伍了，最后被历史抛弃了。 毛陈之间虽曾互相欣赏，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建立起真诚的友谊 访问人：毛泽东很崇拜陈独秀，对陈独秀也满怀着深情，但从陈独秀来讲，对毛泽东似比较平淡。比如：1937年陈独秀出狱，我党曾派人劝他到延安，他说，大钊死了，延年、乔年也不在了，延安就不去了。话虽然很简短，但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和毛泽东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友谊，尽管他们曾有过这样的机会。 唐宝林：我认为感情是单方面的，比如：我崇拜你，被崇拜人并不一定知道，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又没有机会接触，我可以把感情埋在心里。友谊就不一样了，友谊必须是双向的，平等的，互相交流，互相帮助。从毛泽东和陈独秀两人早期的关系看，只看到感情，是一个学生对一个师长的崇拜和尊敬。从年龄上说，陈长毛泽东14岁，这对他们的平等交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陈独秀对毛泽东很赞赏，也有过鼓励和支持，但那是一位长者的赞赏，是上级对下级的鼓励与支持，所以因为地位的不同，也影响了他们的双向平等的交流。还有陈独秀是国内知名学者，毛泽东当时仅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这种知识上的差距，也是影响发生友谊的。再加上陈独秀有一种家长作风，不太容易和小字辈建立忘年交，他比较缺少主动和年轻人打交道，并给以帮助的风格，这一点他不如鲁迅。他决不会因为欣赏毛泽东而主动接近毛泽东。陈独秀和李大钊就有友谊，他们地位相同，知识水平接近，认识客观世界的观点接近，所以他们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访问人：恐怕与两人的性格也有关系。陈独秀的外号是“火山”，脾气很暴且很倔，其实毛泽东的脾气也很大，且很有独立思想，他们在一起共事，可能会产生些碰撞，妨碍他们之间感情的交流。 唐宝林：这个问题还很难说清楚，因为没有材料。1923年夏到1924年底陈独秀是中共总书记，毛泽东是秘书，他们一起共事一年多，从留下的文件看，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明显的冲突。当然这年底毛泽东生病不得不回家休养，并且不再当中央秘书，是不是与陈独秀发生矛盾有关，这还要待有材料证明才行。相反，1925年毛泽东从家乡回来，就当上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这自然要经过陈独秀的同意，说明当时的陈独秀仍然是常识毛泽东的。他们真正产生分歧是1927年在对待农民问题、国民党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以后天各一方，毛泽东到农村搞武装斗争，陈独秀在城市搞国民会议运动，而反对农村武装斗争。这个时候，两个人实际上代表了两条路线，也就彻底没有产生友谊的基础了。 1937年陈独秀出狱的时候，延安毛泽东是负责人，陈独秀虽然已经离开了托派组织，但仍保留城市为中心的托派观点，中共也还把他视为托派首领。当时的共产党在国际影响下，对托派采取绝对打击的态度，康生、王明诬陷陈独秀是汉奸，并且发表在党的机关刊物《解放》上。作为陈独秀，他分不清毛泽东和康生、王明有什么区别，他看到的是共产党的报纸在骂他，自然也就把这笔帐记在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头上，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好感，不去延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在中共党内是最高的访问人：从陈独秀那一面来讲，他缺乏和毛泽东建立起友谊的基础，如果从毛泽东这一面来分析，您是怎样看的?唐宝林：毛泽东对陈独秀始终保持了他青年时代的感情。比如在陕北同斯诺的谈话，他谈到了陈独秀给他的影响。1945年“七大”预备会议上他的报告，更给陈独秀高度的评价，说他是“有功劳”的，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党方面，相当于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将来我们修党史时要讲到他。建国后，他对陈独秀的后代很关心，亲自指示政府给予补贴，就是在“文革”中也没有断过。据我了解，毛泽东是我们党内对陈独秀的历史功绩评价最高的，而且是一贯的。他批判陈独秀主要是批判他的右倾错误，为党总结历史经验，并不抹煞他的历史功绩。而王明等人批判陈独秀，则是一笔抹煞，一棍子打死。 访问人；毛泽东在延安虽然强调了陈独秀的历史功绩，但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并没有提到这一点，相反我们的党史对陈基本持否定态度。后来毛泽东对陈独秀否定的也是比较多的。 唐宝林：这并不矛盾。党的决议和毛泽东批判陈独秀比较多的是大革命后期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后来搞托派的错误，这是对的，因为陈的确犯有这种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抹煞他的历史功绩。一个人有功又有过，批评他过错，不否定他的功绩；同样，肯定他的功绩，也不是说他没有错误。这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过去搞形而上学，说一面，就无限夸大、无限上纲，不能提另一面，这是很不得人心的。其次，谈到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的评价为什么没有写到党的决议中去，我认为从两方面看：一、毛泽东的观点，没有被党内多数同志所接受；二、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家，懂得怎样处理感情与政治、个人意见与党的主张的关系，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前者必须服从后者。就是说，他作为个人发言时，可以谈到他对陈的历史功绩的看法，但党的决议反映的是整个党的意见和主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必须服从党。不能因为我和陈独秀的感情比较深，就必须把我的意见写到党的决议里，这是不可能的。根据我的研究，党内大部分高级干部对陈独秀都有一种极“左”的情绪，否定较多。建国后我们党对陈独秀发了两个文件，1954年一次，1983年一次，直到1983年中央宣传部发出的通知还说陈独秀不是党内人物，令人惊讶! 访问人：党内对陈独秀有“左”的情绪，原因恐怕是他后来成了托派，而对于托派，我们受斯大林影响，那是绝对反革命的。 唐宝林：所以从毛泽东来讲，他对于陈独秀，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吾爱吾师，亦爱真理”。 毛陈之间的异同 访问人：陈独秀是毛泽东的导师，是陈独秀导引着毛泽东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但最后的结果，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则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异同吗? 唐宝林：陈独秀和毛泽东都是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渴望中国强大富强，同时又都是有独立思想的人，都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但由于二人在理论创造性上的差异，前者失败了，后者成功了。由于失败，陈独秀最终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成功，毛泽东才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两个是否善于结合，决定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典型。访问人：您能具体谈谈“理论创造性”上的差异是指什么? 唐宝林：建党初期，由于“二七”惨案的结果，党中央企图在中国照搬十月革命模式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计划失败后，陈独秀一度产生“二次革命论”的思想，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先进行由无wft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协助的民主主义革命。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再加上接着进行的国民革命由国民党来实施领导，而国共合作的形式由于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实际上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而当资产阶级反共时，共产国际又命令中共不许反击，只能让步，结果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失败之后，他又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正确总结经验，找到正确的道路，而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这种理论上极“左”（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行动上极右（当前没有革命形势，不能进行武装斗争，只能在城市里进行国民会议运动）的理论，又导致陈独秀领导的托派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不断地失败。由于他们一直标榜托洛茨基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陈独秀晚年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动摇。这也是符合社会思想规律的，一般来说，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胜利，才能巩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总是失败，自然就会产生动摇情绪。相反，对于毛泽东来说，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所以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就引导党下到农村去，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实践的结果虽有曲折，但总的来说是不断地取得胜利。所以他越来越坚信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差异。同样道理，毛泽东晚年搞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由于不断地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终于被人们所否定；而邓小平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以能取而代之，获得人民衷心的拥护，是因为它能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由此可见，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还是维护一种理论得到人民信仰的唯一根据。 访问人：我们还考虑，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个人的差异还与经验有关系。陈独秀纯粹学者出身，学者闹革命就要带很多的书生气，缺少灵活精神。毛泽东虽然学生出身，但他更注意了解中国国情，更具有政治家的素质，这似乎也是他们两人很重要的一个不同点。 唐宝林：这是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我认为，毛泽东是政治家，没有书生的迂腐气。陈独秀有学者的风度，但缺少政治家的品性。这样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物一起放到革命的风浪中去检验，最后的赢家肯定是毛泽东。一般来说政治家在政治斗争中能正确估计形势，审时度势，确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灵活的策略，善于妥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达到自己既定的目标。毛泽东这方面十分出色，表现出非凡的才能，不愧为伟大的领袖。相对来讲陈独秀在政治上却是个矮子，他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往往不能正确估计形势，提不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又不能团结人共同奋斗，最后成为孤家寡人，共产党离开了他，托派离开了他，他还以“终身反对派”为荣，宣称“不怕孤立”，自然不可能成功和胜利。他晚年在文章里两次承认，自己奔波一生，政治上失败了。但是，作为学者则不然，他这种为真理而执着奋斗、能自圆其说、自成一家、创造一种学说而不怕孤立的精神，往往会取得很高的学术成果。所以，他在学术上是个强者。然而，如果用这种学者品性去从事政治斗争，往往会转化成书呆子气，固执己见，迂腐，不能照顾全局，不能团结大多数。书生从政，这是陈独秀政治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由此也给他带来一个优点，即不会搞阴谋诡计。有些政治家为了保持自己不败的地位，塑造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往往耍政治手腕，搞阴谋诡计，诸如翻云覆雨、文过饰非之类。陈独秀由于是书生，不会这一套。于是，他在政治上失败的同时，个人品格却高大起来。所以李维汉说过：我党早期的领袖中只有两个人不搞阴谋诡计，陈独秀一个，瞿秋白一个。恰恰瞿秋白也是“书生从政”的典型。陈独秀一生光明磊落。他自己说过：“我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可见耿直得可爱。 陈独秀与毛泽东还有两个差异：一、时代的差异。由于年龄上的差距，两人主要的历史功绩产生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陈独秀的历史功绩主要产生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前，包括领导新文化运动、创建中共、领导早期工人运动、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等。这个时代我称之为“陈独秀时代”，因为这时代的任何人的历史功绩都不能与他相比。这时代的特点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打一个比方，是资产阶级把革命领导权的接力棒交到无产阶级手中的接力区，或者说是两个阶级激烈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时期。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就完全落到无产阶级的手里。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主要在1927年以后，可以延长到1956年。同样，这个时期内，没有任何人的历史功绩可以与他相比，我们可以称之为“毛泽东时代”。陈独秀在这个时代里，已经失去了对历史的影响。由于两个人的时代相承而不相叠，两个人的主要历史活动不相混杂和冲突，历史功绩就互不掩盖，再加上毛泽东时代在陈独秀时代之后，这是毛泽东可以坦然地肯定并公正客观地评价陈独秀历史功绩的重要原因。 访问人：您上面讲到陈独秀在学术上是很强的，是否再说得具体些。 唐宝林：好的。他不仅汉学很好，还懂得几门外语，学识非常渊博，一生中，在从事政治活动之余，进行了不少学术研究。我在编写《新论语——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陈独秀卷”一书时，深切地感觉到，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教育、民主、科学、民族、宗教、伦理道德、人生观、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妇女、家庭、婚姻、人口、法律、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社会主义等广泛的领域都有很深的思考和研究，撰写了大量论著，发表了不少深刻的见解，有的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尤其在音韵学、文字学领域，他的学术成果有较高的造诣，撰有约100万字的论著，除了台湾出的陈独秀文字学专著《文字新诠》之外，《陈独秀音韵学论集》也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所以，胡适、傅孟真和王森然等著名学者，都曾为陈独秀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而惋惜，认为他若专心于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王森然在1934年得知陈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评论说：“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更精通英文、拉丁文）。故其学，术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近代二十家评传》） 所以，在学术上，无论是学识、成果和风度，陈独秀和毛泽东不在一个层次上。 由此看到，政治家与学者犹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陈独秀的悲剧，也许就是人生错位，即“学者从政”，结果“两败俱伤”，最后还是回到“书生”的本分上来。如他的好友朱蕴山最后赠诗所云：“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1993年3月21日于北京近代史所 （摘自《说不尽的毛泽东》 名人学者访谈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