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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风云(一) 第9章 (10)张国焘冻死加拿大(2009-08-20
18:11:12)
标签：作家文摘 军统 墓碑 北京医院 张国焘 加拿大
文化
第九章 王明“先斩后奏”
张国焘叛逃延安 (10)
王先金 编著
张国焘冻死加拿大
张国焘从脱党到叛党，甘心情愿地做起了走狗的走狗，担任了专门为他而设的“特种政治研究会”主任，虽非在册的军统特务，却挂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及军委会中将委员的头衔。但终因对中共人员的策反几无成效，被打入冷宫。1949年冬，因他完全失去了利用价值，被军统排斥，凄凄惶惶逃往台湾。不久，迁居香港。
1953年，正在穷困潦倒中的张国焘，做梦也没有想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会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上他的门来，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
一般人对中共高级领导人不可能有张国焘知道的那样详细。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一般人无法掌握的情况。所以，美国人决定利用张国焘。
美国人并未费很多周折便取得了张国焘的配合。在张国焘看来，出卖情报虽然是不名誉的事情，但脱离中共多年，与中共已无任何感情上的瓜葛，用不着为其保密；更何况美国人每次访问总要付些报酬，虽然不多，但对于正处在经济窘迫之际的张国焘一家，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就这样，从1953年7月15日开始，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受美国国务院委托和中央情报局指示，先后约20次拜访张国焘，了解有关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的情况。
美国人每次拜访张国焘时，总是事先准备好名单，要求张国焘按名单上所列的人名一一报告他所了解的情况，内容包括该人的性格、经历、与其他领导人的关系等。除此之外，还涉及到中央的一些重要会议的情况。
美国人列出的名单中涉及的人很广泛，大约有100多人，其中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高岗、林彪、张闻天、罗瑞卿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于列在名单上的人，张国焘总是尽自己所能，如实地予以回答。对于熟悉的人，他是知无不言、搜肠刮肚地全部提供给美国人。张国焘在谈话中，很注意提供现任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有关的情报。比如，他在详细介绍了刘少奇的经历、性格等方面的情况后，还提供了刘少奇与政治局其他成员的私人关系：
一、毛泽东关系亲密。自从1939-1949年毛泽东与刘少奇一起工作至今，在他们之间没有明显的不合。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现在的地位与毛泽东的支持有密切关系。
二、周恩来关系不好。
三、朱德关系好。
四、董必武和刘伯承关系好。
五、陈云关系可以，并不亲密。
六、张闻天和陈绍禹，刘少奇最反对的就是像这些人，他认为这些人过去与莫斯科纠缠得太紧。
张国焘还告诉美国人，就目前情况来看，彭真、宋子文、刘澜涛等是受刘少奇保护的人。
至于曾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徐向前、陈昌浩，他也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
毫无疑问，张国焘对人对事的评价，都夹杂着个人的感情成分在内。美国人自然也清楚这一点，但仍然尽可能地从张国焘口中索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1958年，中国大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香港的张国焘再次受到鼓舞，又萌发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打算。当年10月，他托人向政府表示，愿为中国政府做点事，并要求给他生活补助。此要求作为内部情况简报，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呈送毛泽东主席后，毛泽东在上面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毛注。”但是，张国焘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1961年前后，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写回忆录录。张国焘欣然应诺。他花了四年时间后，终于写就了《我的回忆录》，共三册，约100万字。
在这四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给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所得到的却是他用心血写成的著作的英文版权。这样，实际上等到张国焘交稿时，全部费用已经所剩无几。直到香港《明报》月刊向张国焘取得中文版权后，他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
这期间，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也投入了回忆录的写作当中，写成《往事如烟》一书，后改名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
此后的十余年中，张国焘一家主要靠这两本书的版权费为生。
1968年，“文革”风暴波及香港，张国焘担心受到冲击，迁加拿大，定居多伦多市。此时，张国焘已是71岁的人了。
此时，张国焘的大儿子张海威正在多伦多研究数学，二儿子张楚湘在纽约当医生，（大约在1955年，张国焘通过香港友人向中国政府提出，把张楚湘送广州中山医学院学习，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后，如愿。张楚湘在中山医学院学习五年，毕业后在香港行医，后移居美国纽约。）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
张国焘夫妇到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每日孙儿孙女绕膝，在某种程度上慰藉了张国焘孤苦的心灵，使他享受到了天伦之乐。
不久，张国焘和妻子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并不宽裕，便决定搬出儿子家，住入免费养老院。按照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即可接受政府福利救济。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也已年逾七十，加之腿有残疾，也无力照顾张国焘。这样，张国焘只得经过申请，住进官办的老人病院。当他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却不得不与老妻分手，孤苦伶仃，无以慰藉。
自从中风之后，张国焘说话就很费力，而且含混不清，听力也明显减弱。由于行动不便，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杨子烈和儿孙们不时探望，带给他许多好吃的东西和许多安慰。但这些均无法取代他的痛苦，每当往日的友人看望他时，他总是紧握着他们的手，两行老泪夺眶而出。
日子在郁闷中一天天挨过。张国焘心里明白，他现在只有等死了。
就在这一年的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当《伦敦日报》的记者为此采访张国焘时，他感慨万端地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记者希望他对昔日的对手作一番评论时，张国焘只是淡淡地说：“像我一样，毛泽东也是凡世之人，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张国焘突患重病，医药费骤增，可谓贫病交迫。在病榻上，他和妻子杨子烈商量应变办法。杨子烈提醒张国焘：“当年你到武汉向国民党政府投诚时，热情接待你的不是你的萍乡小同乡、当时任武汉警察局长的蔡孟坚吗？我们曾和他交往多年，友谊不薄。蔡孟坚现住美国，是不是可以请他帮帮忙呢？”
张国焘认为妻子的话有道理，就嘱咐和蔡孟坚接通电话。
蔡孟坚问候张国焘的病情后，问杨子烈：“你们与台湾哪位政要相识？”
杨子烈回答：“当年我和国焘在香港时，台湾曾派黄少谷（湖南南县人，曾任台湾‘外交部长’）赴香港访问张国焘，我也在座。”
蔡孟坚又说：“张国焘先生当年在武汉对我说过，他任中共莫斯科首席代表时，王明将蒋经国打成托派，被判流放。张国焘向俄共尽力交涉，改为准蒋到列宁格勒军事学院旁听，作思想改造；以后又派蒋经国去工厂做工，使蒋经国避去了流放之难。抗日战争时期，蒋经国从苏联回国，我在机场迎接他下飞机，再送他去见乃父。在重庆时，蒋经国曾到舍下接我一道去张国焘居处造访，彼此无话不谈。张国焘对蒋经国有旧恩，当此患难之际，求助于蒋，定当回报。”蔡孟坚还表示，他将飞加拿大，看望张国焘夫妇。
听了蔡孟坚的电话，杨子烈非常高兴，央求蔡孟坚请蒋经国解难。
蔡孟坚遂快函致台湾的黄少谷，告知张国焘在加拿大重病，身无分文，如病死、饿死加国，则对张本人及台湾皆为一大讽刺。蔡孟坚请黄少谷建言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对张国焘予以救济。
听说蒋经国闻讯后，颇为动容。
时隔一周，蔡孟坚接台北“行政院长办公室”秘书长的长途电话，告知蒋经国有钱托蔡带给张国焘，请他等候，收到钱后再飞往加拿大。
不久后的某天，黄少谷的二女婿夏功权（时任台湾蒋政府驻纽约“总领事”）飞抵旧金山机场停留，夏功权接通蔡孟坚家电话，告知蒋经国有一万美金支票，抬头写蔡孟坚收，请转交张国焘作医药费，并请蔡到机场面交。这时，有台湾蒋政府驻旧金山“总领事”钟湖滨去接飞机。蔡孟坚说：“请交钟领事转我可也。”
蔡孟坚收到支票后，即飞加拿大，去张国焘住的医院探访，将蒋经国赠给他的医疗费交杨子烈。杨子烈亲笔写了收据。张国焘的牙齿早已脱落，当时说话语音已不清楚。
1979年12月初，多伦多连日下着大雪，天气异常寒冷。2日晚，终日躺卧在狭窄的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将被子、毯子掉在床下，按铃叫人却无人来，只好咬紧牙关受冻，指望能有护士或医生前来相助。其实，来这个病院养病的老人很多，护士少，医生更少，无法照顾周到。因此，除每日三餐、隔日为病人洗澡外，平时病人按铃，多不理会。
就这样，本已衰弱的张国焘由于长时间的严寒侵袭，从12月2日凌晨5时起，便接连呕吐达两小时之久，从此人事不省。等到家人闻讯赶到病院时，张国焘的尸体已放在了病院的太平间。
抚摸着丈夫已经变硬的尸体，杨子烈百感交集，按捺不住伤心的眼泪，悲愤地痛哭起来。回想起张国焘坎坷的一生，再看看自己行将就木的境况，她不无悲哀地说：“我们做共产党20年，反共40年，一生未享到半点幸福，天道真不平呀！”
蔡孟坚接到杨子烈报告的噩耗后，将张国焘的死讯告诉黄少谷，并请转告蒋经国。黄少谷问需要安葬费多少，蔡回答：“约三四千美金即可。”
加拿大多伦多张国焘墓
过了几天，台湾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三千五百美元，嘱转交张国焘之妻。蔡孟坚收到汇款后，即转交杨子烈。张国焘的后事开支即用蒋经国的赠款。
1979年12月4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加拿大多伦多市松山园的公墓里，终年82岁。
1994年3月27日，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也去世了，跟丈夫合葬在一起。张国焘夫妇两人墓碑上的中文字是：张公国焘，张杨子烈。
墓碑上也写明了张国焘生于1897年11月26日,逝于1879年12月3日。
杨子烈生于1902年12月9日,逝于1994年3月27日。
墓碑是普通的灰色石料，高约95厘米,宽57厘米,厚20.5厘米。墓碑左右是两棵小松树，紧紧拥着石碑，碑文面向正东南。张氏夫妇的墓碑是与别人共用的——碑的后面为葬在另一侧的一对洋人老夫妇刻录的碑文。
长征时的张国焘，有由16名轿夫组成的轿夫班，还有警卫员，前呼后拥，躺在滑干上“行军”。当他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毛泽东等会师时，他威风飘飘，不可一世，还想坐上中共中央的第一把交椅。然而，走向生命终点的张国焘，却是向人乞求，并被冻死；这大概是张国焘自己怎么也想不到的结局。他要是不叛党，不反共，怎么会有这种结局呢？
附录：解放后的王明
1950年7月26日至8月11日，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在北京召开。王明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七个小时的报告。会后不久，他再次病倒，住进了北京医院。
7月底，王明收到七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8月17日，他致信毛泽东，以各种借口拖延写声明书。18日毛泽东在他的信上批示：“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以前写好。”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党中央提出了去苏联治病的请求。
因他确实有病，苏联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都比我国高，所以中央同意了他赴苏联治病的要求。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12月9日，王明赴苏联治病养病三年多。病好转后，他与妻子孟庆树和两个孩子回到北京，住进孟公府2号家中。
1954年4月8日王明疾病复发住进北京医院，没有再重新工作。
1955年初，王明又因胆囊炎急性发作等病，再次住进北京医院。医生建议他做切除手术，但王明和孟庆树不愿做手术，致使病根难除，没有彻底治愈。
王明这次是肝炎、胆囊炎和心脏病连续发作，治疗一段时间也未见根本好转。于是他再次向党中央提出赴苏联治病。经党中央同意后，1956年1月30日，王明坐飞机到莫斯科。孟庆树和两个孩子及保姆陈启珍仍然与王明同行。还有保健护士、警卫员等同往。
王明去苏联后，秘书田书元还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给他寄钱、物、药、报刊等，并经常派人去看望。
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逐渐康复。
1956年，“八大”召开之前，党中央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状况许可的条件下回国参加会议。王明从莫斯科致电刘少奇并转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示身体状况还不允许回国参加“八大”，提出请假。
王明虽然没有参加会议，“八大”会上仍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选举结果，王明在97名中央委员会中得票最少，列在最后一名。
1957年，毛泽东访苏期间，曾派人去看望王明。王明表示，他已不愿再回国了。
王明是早已定性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文革”期间又在苏联反对“文化大革命”，必然会受到批判。王明后来在莫斯科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个别亲属在“文革”中遭受株连的情况。他在《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一书中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就出现了大标语：‘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从此以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有《红旗》杂志，经常选择王明作为头号攻击和诬蔑对象……此外，红卫兵对埋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王明父亲进行鞭尸，还抄了王明的家，把他八十多岁、年迈的继母黄莲舫打得半死，扔在大街上；把王明几十份手稿和藏书不是烧了就是扔了。”
其实，王明的手稿和藏书没有被烧或扔了，而是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收缴了。
“文革”中一直负责给王明寄钱物的田书元被撤职，并遭到批判后，从1966年下半年起，国内再没有给王明夫妇寄工资和物品。
1974年3月23日，王明在莫斯科写完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只过了四天，王明就病逝了，终年70岁。
王明在他的晚年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1969年3月，王明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一文。同年3月19日，他在加拿大共产党党报《加拿大论坛报》上发表了《论中国事件》。同月31日，苏联将这篇近4万字的长文作为小册子出版。
1970年4月，王明为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而出版了《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一书。
1974年3月，王明把《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四篇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为《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1975年苏联用俄文出版了这本书，1979年至1980年《蒙古消息报》中文版全文连载此书。
参阅资料
参见《文摘旬刊》1995年4月8日《张国焘的卫队长回忆录》
原载《人生与舞台》1995年1月 罗学蓬/文
参见《作家文摘》1995年4月7日《周恩来警卫埋名40载》
原载1995年3月24日《羊城晚报》邢珊瑚/文 (1995.04.14)
参见《作家文摘》1995.9.8 《王昆风雨六十载》
原载《中华英才》1995年第13期霍达/文 (1995.09.16)
参见《延安鲁艺生活杂记》马可/文
载《红旗飘飘》第16集 (1972.1.9笔记 1995.09.16)
参见 《“东方红”词作者之谜》 载《中外书摘》1995年第46期
参见 李增正：《东方红》载《解放军报》1977.2.17 (1995.10.10)
参见 丛雪：《“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前前后后》
载1982.12.9 《解放日报》 (1999.09.29)
参见《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方可 单木/文
载《作家文摘》1997.3.714 (1997.03.15)
参见《历史漩涡中的蒋介厂与周恩来》 尹家民/著
载《春城晚报》1998.2 (1998.03.01)
参见《作家文摘》1998.6.24 《张国焘乞求蒋经国》
原载《上海滩》1998年第6期陈浩望/文 (1998.09.30)
参见《作家文摘》1999.9.28 《国歌》
原载《金舞台》1999.8.31 (1999.10.03)
参见《云南日报》2001.4.10 《〖东方红〗的来龙去脉》
《雨林》副刊399期 责任编辑 王宁 (2001.04.18)
参见《作家文摘》2001.4.1017 《张国焘传》选载之一七
姚金果、苏杭/文 (2001.07.09)
参见《作家文摘》2002.7.19 《张国焘的弟弟是烈士》
原载《羊城晚报．新闻周刊》彭江流/文 (2002.07.22)
参见《文摘旬刊》2002.9.20 《三变金身〈白毛女〉》
原载《大众电影》2002年第17期 刘澍/文 (2002.10.01)
参见《文摘周报》2003.3.10 《毛泽东与张国焘》
原载《党史博览》2003年第2期陶朱问/文 (2003.03.14)
参见《作家文摘》2003.7.17 《与张国焘相处的日子》
原载《纵横》2003年第5期张之楚/文 (2003.06.22)
参见《龙之脉毛泽东与中国古代智慧》扬振之、田利军/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1955.5 出版 (2003.08.13)
参见《作家文摘》2003.9.16 《军统炮制“中共非常委员会”事件》
原载《文史资料存稿选编》陈文荣/文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出版
(2003.09.21)
参见《作家文摘》2003.9.30 《王明讨好毛泽东》
原载《王明传》周国全 郭德宏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4出版
(2003.12.29)
参见《作家文摘》2004.11.12 《刘少奇“下令”枪毙黄世仁》
原载《大众阅读报》2004.10.22-28 (2004.11.28)
参见《作家文摘》2005.6.24 《1938年，毛泽东的胜利》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20期王恺/文 (2005.06.29)
参见《作家文摘》2005.7.15 《毛泽东与蒋介石》（选载之九）
叶永烈/著 (2005.07.27)
参见《文摘旬刊》2005.7.29 《博古39岁的辉煌人生》
原载《传记文学》2005.7 黎辛/文 (2005.08.10)
参见《文摘旬刊》2005.11.4 《张闻天、毛泽东分别宣读的两份牺牲者和
烈士名单》
原载《党史博览》2005.10 散木/文 (2005.11.11)
参见《作家文摘》2006.6.9 《民主延安》
原载《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2期 何方 口述、邢小群整理(2006.06.19)
参见《作家文摘》2006.9.19 《抗战初期任弼时出使莫斯科》
原载《世纪》2006年第5期李亮/文 (2006.09.27)
参见《作家文摘》2007.9.14《王明与中央分庭抗礼的10个月》
原载《党史纵横》2007年第9期张家康/文 (2007.09.27)
参见《作家文摘》2007.11.16《张国焘落葬多伦多松山园》
原载《百年潮》2007年第11期高晓黎/文 (2007.11.25)
参见《作家文摘》2008.8.12《王明拒发{论持久战}前后》
原载《团结报》2008.8.2 张家康/文 (2008.09.01)
《王明的最后二十四年》 《文摘旬刊》2009.5.8
原载《王明传》戴茂林曹仲彬/著 (2009.06.29)
| 王明传：看中共“左”倾第一人的悲喜人生 |
王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凭借苏联的扶植，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操控中共最高领导权，可谓中共高层内的“通天教主”。王明，一生瞻左顾右，歧路徘徊。他堪称中共“左”倾第一人，以他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时间长，危害大，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悖论的是，抗战时期，王明又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晚年踏上留居苏联的不归路，著书立说攻击中共和毛泽东。
|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 作者：戴茂林 曹仲彬 定价：38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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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须有的十宗罪
1927年八七会议决议、1929年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维护当时党的团结、
思想统一、推动革命的发展，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也都有它的历史局限性，陈独秀问题就是一例。这些决议以及根据这些决议所作的其他文件、领导人讲话、文
章，和毛主席那位秘书1951年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史和革命史教育“最高教科书”），给陈独秀扣了十顶帽子——我们称它莫须有
的“十宗罪”：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遵照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重新进行考察，发现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有些是是似而非。此案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现把这个考察情况简述如下：
“五四无陈论”与“一大错误选择论”的破灭
关于五四和建党时期的陈独秀，建国初期1954年12月2日人民出版社给中央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指出，当时他们与《中国青年》编辑部、马列学院等单位在分别
编辑有关五四运动资料时，不知道能不能选编陈独秀的有关文章，有关论著能不能提到陈独秀的名字。四川武隆县委宣传部甚至来信责问：“为什么三联书店出版的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一书中还选有革命叛徒陈独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为此,报告提议：“有关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陈独
秀），有关的历史资料可以选录他的一部分有影响的论文，但是应有适当的批判，或加注说明他在当时的作用和后来叛变革命的行动。”1
这个提议，实际上受那本《三十年》的影响。这本书以及50、60年代作为高校教科书普遍使用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著），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一般
都不提陈独秀，而只提李大钊，有的仿照毛主席的做法，再加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讲建党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只讲李大钊和毛泽东，也不提陈独秀。
《讲义》甚至说毛泽东在1920年“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毛泽东1936年自己对斯诺说：1920年在听了陈独秀的一次谈话、读
了陈独秀推荐的《共产党宣言》等三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后，才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当写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陈独秀被选为中央书记时，他们也要强调
“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说“他以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而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之被选为党中央领导人，是由于“党在初创时的
幼稚所致”2，是全党“错误的选择”。
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气氛中，一些搞五四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学者，由于在具体论述中不能回避陈独秀的历史作用，纷纷遭到批判，如孙思白、丁守
和、彭明、林茂生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触及皮肉”的批斗。他们的“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
文革结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国内学者都举行了盛大的学术研讨会，发表了一批重要
文章，针对以上情况，提出应该肯定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如以儒将闻名于世的肖克将军在中共建党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说：“陈独秀问
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有顾虑。”“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
不久前看纪录片《先驱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在创党的镜头中，一出现就是李大钊。然而‘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
论。李大钊作为建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3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谈到陈独秀，毛主席深情地说：他是有过功劳
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
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随后，经过众多学者的长期广泛的论证和宣传，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中共主要创始人的观点，逐步被各界人士所认知，并被上面接受。如1984年
3月19日一份发向全国的13号文件，主题虽是防止对陈独秀的不妥当宣传，也不得不承认：“陈独秀在建党时期有不可否认的功绩。”4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
中共党史范本，即1991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和2001年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以及获得中宣部、文化部奖赏的电影《开天辟地、》电视剧《日出东方》，
都热情洋溢地歌颂了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历史功绩。这时才比较彻底地否定了统治中国舆论界几十年的“五四无陈论”和“一大”“错误选择论”的传统观
念。
13号文件为陈独秀汉奸罪公开平反
1935年12月1日，当时在苏联人民中威望比斯大林高的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被暗杀。此案由于凶手的侦察凶手的人员很快被消灭，至今还是个谜。但
是，斯大林迅速抓住时机，对过去不同时的不同意见者，进行了大审判，大清洗。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到流亡在国外的托洛茨基。在国内的逼供信后，
全部枪毙，abc的不1937年末至1938年初，王明、康生在共产党的机关报——巴黎的《救国时报》、武汉的《解放》和《新华日报》上诬陷陈独秀是每月
向日本侦探机关领取三百元津贴的汉奸。当时就引起舆论大哗，纷纷要求中共拿出证据来。陈独秀也发表声明予以批驳，并准备付诸法庭。后来由于周恩来做了许多
工作，并由徐特立出面调解，再加上抗日战事吃紧，武汉很快失守，此事不了而未了。于是，陈独秀头上“汉奸”这顶帽子，一直到死也没有摘掉。1951年出版
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毛泽东选集》时，有一条注释，还完全重复30年代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
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叛徒相结合，于一九二九年形成一个反革命的小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
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
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叛徒”时，人们以为毛泽东是不同意的，现在看来当时的确是不同意的，建国后变了。因为，在王明、康生1937
年11月从莫斯科回国前，1936年4月2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表的《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被呼吁的40个党派及团体名
单中，就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盟”。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还发表“时评”，对陈独秀表示欢迎和期待：“当陈独秀先生恢
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5
1979、1980年，学术界在首先为陈独秀五四和建党问题上正名的同时，大胆地对“汉奸”论提出质疑。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夏立平首先在该馆主办的《党
史资料研究》上发表《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后》一文，提出“汉奸论”不能成立的观点，然后唐宝林等一批学者发表《旧案新考——关于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汉
奸问题》6等论文，进行论证。此事立即引起上层注意。1984年那份发向全国的13号文件，终于明确承认：“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
实。”实际上为陈独秀的“汉奸”罪，分开作了平反。
邓小平理论为“陈独秀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作了彻底平反
从1928年11月蔡和森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7起，中共领导人及几乎一切大陆学者，把陈独秀视为“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者”，起因是1923年
陈独秀发表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因为，陈独秀在文章中明确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
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批判者都把这个观点想当然地断定为陈独秀主张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日本学者江
田宪治1990年从陈独秀两篇文章的原意出发，推翻了这个“想当然”的推理，指出陈独秀是“两阶段连续革命论”8。因为陈独秀认为，不管民主革命由谁来领
导（即使是资产阶级领导），胜利后由谁来掌握政权（即使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紧接着无产阶级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革
命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为佐证。
但是，由于传统观念影响太深，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像江田先生那样认真研究陈独秀文章的原意。直到1999年3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修改
《中国共产党历史》讨论会上，本人转达江田先生的观点，并问如果陈独秀所指的国民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的情况，是指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状况——资产阶
级掌握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府，但由于紧接着发生十月革命，能不能也说列宁是“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在场的众多权威学者才承认“不能”！然后，本人又
指出：现在，当我们总结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又瓦解的历史教训和毛泽东在建国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教训，我们发现，在民主革命后，即使是无产阶级握得政
权，在社会经济上，必须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或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否则侈谈社会主义就是民粹主义的空想。所以，陈独秀在1923年两篇文章中的思想，不
是右，反而是“左”。因为他认为民主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会紧接着很快发生，排除了有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是，这时他的这个观点还是动摇的。直
到1938年，陈独秀才真正有所觉悟，连续发表《资本主义在中国》、《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章9，对像我们中国这样落后
的国家必须要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才能过度到社会主义的观点，进行全面论述。这时，陈独秀才变成上述批判的地地道道的所谓的“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者”，但
是，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在晚年也明确指出：所谓“二次革命论”，“这确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讲不断革命
论，就是这个意思。”10于是，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也不再批判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了。
新版毛选放弃了五项“反革命罪”指控
陈独秀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定为这取消派、反党、反共产国际、反苏、反革命、叛徒五项罪名，都是因为他走上了与托派相结合的道路。但是，人们只知
道，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采取了与共产国际及党中央对立的立场，至于他究竟有什么主张？进行了什么活动？为什么是取消派、反革命、叛徒？大家是不清楚的。党
的决议都笼统地说他转向托派后“客观上”“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就这样，慑于党的纪律，没有人提出异议。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几乎成了铁案。即使毛泽东
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建党有功”时，也不得不说：“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
了。”造成这种状况，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1929年陈独秀与托派接触开始，一直到他逝世，他的政治主张、托派活动以及与党的争论，都是在少数人中、极
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政治主张和某些重大的托派活动报道，也绝大多数发表在印量极少的托派油印的机关报、小册子、传单和私人通信上。这些稀少的材料
原先保存在少数留存在大陆的托派骨干分子手中。但是，1952年12月23日夜里，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一致行动，把大陆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全部逮捕
后，接着搞了一个全国性的肃托运动，所有有关陈独秀和托派的材料从一切角落中彻底清查出来，作为绝密档案，被严格管理起来。于是，陈独秀与托派结合的真
相，也就封锁了起来。文革中，管理失控，资料暴露。1980、1981年，笔者在收集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时，看到了这些资料，终于了解到陈独秀从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到1942年逝世的系统主张和活动状况，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托派从1927年莫斯科留学生中产生，到1952年在大陆上覆灭的历史情况。
随后，笔者在运用这些资料编辑《陈独秀后期研究资料》（内容包括陈独秀未刊文章、书信、别人写的回忆录及其他各种有关陈独秀的珍贵资料）的同时，写出了
《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的论文，1981年《历史研究》第6期不惜以3万多字的篇幅发表了这篇论文，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文章以大量无可争辩的原始档案资料，叙述了陈独秀从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与托派相结合、争吵、分离的复杂过程，以及在此期间他与共产党的矛盾、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指出在他出任托派中央领导人期间，曾领导托派进行过许多重大的“反将抗日”革命行动；抗战爆发后，也作过许
多一些抗日工作。所以，不能称其为取消革命的“取消派”、更不能视为“反革命”。因为在民主革命时期，衡量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只能是一个：是否反帝反封
建反国民党独裁统治。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派。而他与共产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对党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认为革命应该像欧洲那样，共产
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希望。这自
然是错误的。但这个错误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路线分歧，不应定为“反革命”。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两方面的强烈反响。学术界认为填补了一项空白，1983年纪念《历史研究》杂志社成立三十周年时，与其他八编文章一起，获得《历史研究》1980—1983年优秀论文奖（这次评奖不分等级）。
另一方面，1984年发向全国的那个文件指出：“近年有些刊物发表为陈独秀错误辩护的文章……这是很不妥当的。望告各有关刊物，此后严肃注意防止再发生同
类事情。”并指出“不能为他被开除出党和进行托派活动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党内人物”。于是，以“分工”为名，不允许《历史研究》再发表有关陈独秀研究的
文章。
因为“不能把他看作党内人物”，所以，从1980年至1991年期间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至五十辑，共632人中，没有陈独秀。而他是党的主
要创始人，并连任党的五届中央第一把手。虽然年数不是最长，但连任届次是建党以来最多的（毛主席是连任四届）。
更有甚者，文件中还把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3辑）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党史资料》（1982<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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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与瞿秋白 |
《陈独秀与瞿秋白》在讲述他们的革命经历的同时，更重点描述了他们的家庭、感情和婚姻，还原了活生生的真实的陈独秀与瞿秋白。此外，《陈独秀与瞿秋白》还附珍贵历史图片200幅。
陈独秀和瞿秋白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都是出生在破落的“士大夫”家庭的知识分子，是中共成立后第一代、第二代领袖，共同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二人又由于各自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失败，先后成为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 团结出版社 出版 作者：唐宝林 陈铁健 定价：39.8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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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二) |
| 龚育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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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08月17日16:38 |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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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色人等的回忆和自述 |
| 来源：《学习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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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演 评唐宝林的「中国托派概述」
《往事》第13期上，载有唐宝林先生的文章《中国托派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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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唐宝林：毛泽东和陈独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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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2月23日17:03 来源：[ 人民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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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宝林是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比较活跌的人物，发表和出版论文、著作近300万字，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好评，论著曾多次获奖。于是，有了我们下面的谈话…… 陈独秀影响了毛泽东， 毛泽东视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 访问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曾是一段历史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谈到自己的成长道路时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毛泽东的这句话呢?陈独秀对毛泽东到底有哪些影响? 唐宝林：我认为毛泽东说的是心里话，这是他多少年反复实践、体会出来的结论。根据我掌握的材料，陈独秀和毛泽东最早的联系是在1917年4月。 访问人：您是指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 唐宝林：正是。当时毛泽东是一个年仅24岁的青年，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时候的《新青年》是陈独秀一个人主编，所以这篇文章陈独秀不但看到它而且还选中了它。从文章的内容看，毛泽东主要讲体育问题。陈独秀从1902年开始提倡重视体育，提倡德智体同时发展。1915年他创办《新青年》以后，有很多文章批判旧教育摧残青年健康，描写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书呆子形象，说他们弱不禁风，力不能敌，所以我们国家贫弱，被人欺侮。他提出新青年的标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体格强壮。我们想想看，毛泽东的文章恰恰和陈独秀的主张相吻合，而毛泽东写的这篇文章又恰恰寄给了《新青年》，这不能说是偶然的。因为两年来毛泽东一直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说他非常钦佩陈独秀的文章，陈独秀一时成了他的“楷模”。 访问人：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后来成了毛泽东一生的主张，可见陈独秀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影响? 唐宝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个运动的主要内容是：高举民主和科学，推动三大革命，即批判儒家纲常，进行伦理革命；提倡白话文等，进行文学革命；提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等，进行教育革命。提倡白话文为陈独秀、胡适首倡。这个事情现在来看很是一般，但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革命。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使用的都是文言文，这已经在人们的脑子里深深地扎下了根，要一改过去的行文习惯，作为提倡者来讲，要有极大的勇气，作为一般文人，有的激烈反对，年轻人则大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毛泽东属于后者，1918年9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就拜访了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实现了他一睹心目中“楷模”风采的愿望，而对陈独秀的印象最深，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回忆此事，还称“这是一大发明”。这的确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 陈独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更是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五四期间，陈独秀被警方逮捕。这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文章《陈独透之被捕及营救》，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崇拜陈独秀，受陈独秀影响的原因。他在文章中说：陈独秀平时所标揭的就是民主和科学两样东西，而我们的国家缺少的就是这两样东西。因此他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说陈独秀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甚至说：“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访问人：这一点我们也颇有同感，1919年毛泽东从北京回来之后，思想发生很大变化，这之前他还哀叹中国缺少像托尔斯泰式的大思想家，还要探求“大本大源”来救中国，从北京回来后，他的调子完全变了。在他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大力提倡要解放思想，反对宗教、文学、政治、教育、经济、思想、国防的各种强权，这些强权统统都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改革他，打倒他。其思路和陈独秀是一样的，甚至语言也是相同的。 唐宝林：毛泽东的悟性很高。他首先是在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旗帜下觉醒、成长起来。其次他善于思考，勇于实践，很快就成了全国小有名气的先进知识分子，引起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注意。 访问人：陈独秀唤醒了一代青年，更创造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上，陈独秀也是一个关键人物，请谈谈陈独秀又是怎样影响毛泽东的? 唐宝林：这个话说起来就长了。1920年毛泽东是一个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学生，胸怀拯救祖国、改造世界的大志。当时社会上流行着各种主义，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究竟信仰哪一种主义，毛泽东曾经倾向过无政府主义，但不坚定，尚在比较选择当中，通俗地讲，就是还一时拿不定主意。这年春天他因宣传驱张运动（驱逐湖南反动军阀张敬尧）和欢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去了上海，拜访了陈独秀。这个时候的陈独秀已经先毛泽东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酝酿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事情。毛泽东和他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湖南自治的计划。毛泽东说：“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最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七大”上，他还说，他最早是听陈独秀“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的。于是，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接受陈的委托，回湖南发起组织该地区的共产党。 访问人：根据毛泽东的实践活动来看，他在1920年夏天回到湖南，搞的是湖南自治运动，并没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唐宝林：这个现象容易解释。首先，表面上，湖南自治运动的形式没有变，但内容已经变了。原来是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宣布湖南脱离北京而独立，建立“湖南共和国”，这方案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现在的目标是实现“劳工专政”，即劳动阶级当家作主。这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第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只能秘密地进行，如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建立青年团，筹备共产党等。当时陈独秀、毛泽东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走俄国人的路，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所以，上海、北京等地首先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毛泽东也不例外。关于湖南的建党活动，现在没有材料证明在“一大”前湖南成立了共产党支部的史实，只是成立了青年团。实际上这个青年团就是湖南共产党的筹备机关。这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共产党，办了《共产党月刊》，作为这个共产党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陈独秀不仅给毛泽东寄去青年团团章，还表示要去亲自参加青年团的成立会；还给毛泽东寄去《共产党月刊》，创刊号发刊词就是陈独秀所写，其中有中共最早的党纲，明确宣布“有阶级战争夺取政权”，“建立劳动专政制度”。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没有丝毫机会主义的色彩。毛泽东见后完全拥护，向法国的蔡和森写信介绍时，称赞陈独秀写得“旗帜鲜明”。这表明毛泽东这里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通过与毛泽东的接触，从他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等一系列活动中，看到了毛泽东非凡的革命精神、领导才华和组织能力，对毛泽东十分赞赏。当时他写了一篇《湖南人的精神》的短文，在赞颂了历史上一些湖南志士的奋斗精神后说：“我曾坐在黑暗室中（指1919年6-9月被捕坐牢），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下答道：我们奋斗不息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后来我出了暗室，虽然听说湖南人精神复活底消息，但是我盼望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他们真实的复活，不仅仅是一个复活底消息，不使我的欢喜是一场空梦。”这里，虽然没有提毛泽东的名字，但是，他指的“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显然是指毛泽东等一批新民学会的青年。陈独秀不仅赞赏他们的革命精神，还对他们寄予很深的期望。正是出于这样的赞赏和期望，他才把湖南建党的重任放在了毛泽东的肩上。 访问人：毛泽东自己说，他是1920年夏，读了三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个问题您怎么理解? 唐宝林：这与他受陈独秀的影响并不矛盾。这三本书，现已查明至少有两本书是这年夏天陈独秀组织翻译出版的，是中国最早的中文全译本。即《共产党宣言》是陈安排陈望道翻译的。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是陈请恽代英翻译的。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是属于《新青年》丛书。这三本书以及《共产党月刊》等小册子，当时都由上海大批寄往北京、武汉、长沙等地，以指导这些地区建党。所以毛泽东才能在1920年夏天读到这些书，比较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 由此看到，毛泽东从1920年春天与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到夏天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短短几个月，陈独秀给了他多么巨大的影响。为什么毛泽东一再提到陈独秀对他影响最大，说了上面的情况我想就不难明白了，而这个影响，对毛泽东来说，是他人生的最大转折，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生都没有动摇过。 在毛泽东眼里陈独秀身上的光环渐渐退去 访问人：早年的毛泽东非常崇拜陈独秀，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怎么崇拜，甚至有些失望呢? 唐宝林：毛泽东和陈独秀的关系似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17年至1923年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毛泽东和陈独秀直接接触较少，神交较多。也就是说他是在远处看陈独秀，从《新青年》、五四运动中被捕和筹备成立中共的活动中看陈独秀。从陈独秀来讲，这一段他的确也是光彩照人：发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是关键时刻推动历史前进的巨人形象。所以，这是毛泽东崇拜陈独秀的时期。1923年至1927年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初期，由于毛泽东执行中央决议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成绩突出，受到陈独秀的赞扬，在“三大”前夕，毛泽东调到中央当秘书，与陈独秀共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文件均由二人共同签署。因此双方接触较多。当时国共合作的局面非常复杂，陈独秀已经感到很难驾驭，不像他写起文章来那么得心应手。他常常做出一些决策，而这些决策经过实践的检验有些是对的，有些则是行不通的。所以陈独秀在毛泽东的眼里，他身上的那层耀眼的光环渐渐退去，呈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有伟大的一面，也有不伟大的地方，或者说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在这一阶段后期他们关于农民问题已不知不觉地出现了分歧。第三段是1927年初以后，毛泽东开始批评陈独秀。原因是毛泽东从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回来，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农民问题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路线，对中央关于农运的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总的讲毛泽东主张积极全面的发展农民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陈独秀则主张对农民运动要有所限制，更不能马上解决土地问题。因为在农民问题上两人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分歧，所以毛泽东也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比如在中共五大上，他的正确意见，受到压制；在选举时，他才当选为候补中委，五大后他的中央农委书记也撤了。1927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他过去以为领导者的话都是对的，这说明他对陈独秀已经不那么敬佩了。他还谈到了党内有家长制，实际上也是说的陈独秀。 访问人：我同意您这三段概括法。具体说到他们分歧的产生，有种观点认为是从毛泽东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始。 唐宝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1925年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毛泽东还不如陈独秀。中共四大前陈独秀就接受了这个思想，至少在口头上。但毛泽东在当时写的《阶级分析》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毛泽东选集》中的那句话，是解放后加进去的。 访问人：这是否与他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文章又发表在国民党的刊物上有关。从文章内容上看，毛泽东认为只有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那么它不来领导谁来领导呢?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唐宝林：这属于辩论问题。若分析起来，大家可以见仁见智，没什么标准。而且我的根据比你更充足，因为他白纸黑字，谁也否认不了。你则是分析出来的。我认为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其思路和陈独秀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没有分歧。他们真正的有点分歧，还是在农民问题上。也就是说，在谈到国民革命时，毛泽东更重视农民问题，而陈独秀就不那么重视，或者说他把资产阶级的作用估计得更高一些。 访问人：1927年陈独秀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观点，我想这也是他过高估计资产阶级作用的原因。 唐宝林：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对访问者说过：你们现在根本不了解情况，当时陈独秀的日子非常难过，睡不着觉，一方面是广大农民群众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农民领袖，要求陈支持农民运动；另一方面国民党和北伐军官坚决反对农民运动，他毫无办法，找不到出路。所以他听听党内同志的意见觉得有道理，又听听国民党方面的意见，又感到这样乱来不行，非常痛苦，非常矛盾。但总的来说，他还是遵守国际的决议，维护国共合作，要先打倒军阀，打到北京去。所以从倾向来讲，他还是二次革命的主张。所以他落伍了，最后被历史抛弃了。 毛陈之间虽曾互相欣赏，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建立起真诚的友谊 访问人：毛泽东很崇拜陈独秀，对陈独秀也满怀着深情，但从陈独秀来讲，对毛泽东似比较平淡。比如：1937年陈独秀出狱，我党曾派人劝他到延安，他说，大钊死了，延年、乔年也不在了，延安就不去了。话虽然很简短，但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和毛泽东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友谊，尽管他们曾有过这样的机会。 唐宝林：我认为感情是单方面的，比如：我崇拜你，被崇拜人并不一定知道，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又没有机会接触，我可以把感情埋在心里。友谊就不一样了，友谊必须是双向的，平等的，互相交流，互相帮助。从毛泽东和陈独秀两人早期的关系看，只看到感情，是一个学生对一个师长的崇拜和尊敬。从年龄上说，陈长毛泽东14岁，这对他们的平等交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陈独秀对毛泽东很赞赏，也有过鼓励和支持，但那是一位长者的赞赏，是上级对下级的鼓励与支持，所以因为地位的不同，也影响了他们的双向平等的交流。还有陈独秀是国内知名学者，毛泽东当时仅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这种知识上的差距，也是影响发生友谊的。再加上陈独秀有一种家长作风，不太容易和小字辈建立忘年交，他比较缺少主动和年轻人打交道，并给以帮助的风格，这一点他不如鲁迅。他决不会因为欣赏毛泽东而主动接近毛泽东。陈独秀和李大钊就有友谊，他们地位相同，知识水平接近，认识客观世界的观点接近，所以他们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访问人：恐怕与两人的性格也有关系。陈独秀的外号是“火山”，脾气很暴且很倔，其实毛泽东的脾气也很大，且很有独立思想，他们在一起共事，可能会产生些碰撞，妨碍他们之间感情的交流。 唐宝林：这个问题还很难说清楚，因为没有材料。1923年夏到1924年底陈独秀是中共总书记，毛泽东是秘书，他们一起共事一年多，从留下的文件看，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明显的冲突。当然这年底毛泽东生病不得不回家休养，并且不再当中央秘书，是不是与陈独秀发生矛盾有关，这还要待有材料证明才行。相反，1925年毛泽东从家乡回来，就当上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这自然要经过陈独秀的同意，说明当时的陈独秀仍然是常识毛泽东的。他们真正产生分歧是1927年在对待农民问题、国民党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以后天各一方，毛泽东到农村搞武装斗争，陈独秀在城市搞国民会议运动，而反对农村武装斗争。这个时候，两个人实际上代表了两条路线，也就彻底没有产生友谊的基础了。 1937年陈独秀出狱的时候，延安毛泽东是负责人，陈独秀虽然已经离开了托派组织，但仍保留城市为中心的托派观点，中共也还把他视为托派首领。当时的共产党在国际影响下，对托派采取绝对打击的态度，康生、王明诬陷陈独秀是汉奸，并且发表在党的机关刊物《解放》上。作为陈独秀，他分不清毛泽东和康生、王明有什么区别，他看到的是共产党的报纸在骂他，自然也就把这笔帐记在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头上，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好感，不去延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在中共党内是最高的访问人：从陈独秀那一面来讲，他缺乏和毛泽东建立起友谊的基础，如果从毛泽东这一面来分析，您是怎样看的?唐宝林：毛泽东对陈独秀始终保持了他青年时代的感情。比如在陕北同斯诺的谈话，他谈到了陈独秀给他的影响。1945年“七大”预备会议上他的报告，更给陈独秀高度的评价，说他是“有功劳”的，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党方面，相当于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将来我们修党史时要讲到他。建国后，他对陈独秀的后代很关心，亲自指示政府给予补贴，就是在“文革”中也没有断过。据我了解，毛泽东是我们党内对陈独秀的历史功绩评价最高的，而且是一贯的。他批判陈独秀主要是批判他的右倾错误，为党总结历史经验，并不抹煞他的历史功绩。而王明等人批判陈独秀，则是一笔抹煞，一棍子打死。 访问人；毛泽东在延安虽然强调了陈独秀的历史功绩，但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并没有提到这一点，相反我们的党史对陈基本持否定态度。后来毛泽东对陈独秀否定的也是比较多的。 唐宝林：这并不矛盾。党的决议和毛泽东批判陈独秀比较多的是大革命后期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后来搞托派的错误，这是对的，因为陈的确犯有这种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抹煞他的历史功绩。一个人有功又有过，批评他过错，不否定他的功绩；同样，肯定他的功绩，也不是说他没有错误。这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过去搞形而上学，说一面，就无限夸大、无限上纲，不能提另一面，这是很不得人心的。其次，谈到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的评价为什么没有写到党的决议中去，我认为从两方面看：一、毛泽东的观点，没有被党内多数同志所接受；二、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家，懂得怎样处理感情与政治、个人意见与党的主张的关系，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前者必须服从后者。就是说，他作为个人发言时，可以谈到他对陈的历史功绩的看法，但党的决议反映的是整个党的意见和主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必须服从党。不能因为我和陈独秀的感情比较深，就必须把我的意见写到党的决议里，这是不可能的。根据我的研究，党内大部分高级干部对陈独秀都有一种极“左”的情绪，否定较多。建国后我们党对陈独秀发了两个文件，1954年一次，1983年一次，直到1983年中央宣传部发出的通知还说陈独秀不是党内人物，令人惊讶! 访问人：党内对陈独秀有“左”的情绪，原因恐怕是他后来成了托派，而对于托派，我们受斯大林影响，那是绝对反革命的。 唐宝林：所以从毛泽东来讲，他对于陈独秀，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吾爱吾师，亦爱真理”。 毛陈之间的异同 访问人：陈独秀是毛泽东的导师，是陈独秀导引着毛泽东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但最后的结果，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则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异同吗? 唐宝林：陈独秀和毛泽东都是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渴望中国强大富强，同时又都是有独立思想的人，都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但由于二人在理论创造性上的差异，前者失败了，后者成功了。由于失败，陈独秀最终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成功，毛泽东才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两个是否善于结合，决定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典型。访问人：您能具体谈谈“理论创造性”上的差异是指什么? 唐宝林：建党初期，由于“二七”惨案的结果，党中央企图在中国照搬十月革命模式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计划失败后，陈独秀一度产生“二次革命论”的思想，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先进行由无wft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协助的民主主义革命。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再加上接着进行的国民革命由国民党来实施领导，而国共合作的形式由于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实际上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而当资产阶级反共时，共产国际又命令中共不许反击，只能让步，结果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失败之后，他又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正确总结经验，找到正确的道路，而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这种理论上极“左”（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行动上极右（当前没有革命形势，不能进行武装斗争，只能在城市里进行国民会议运动）的理论，又导致陈独秀领导的托派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不断地失败。由于他们一直标榜托洛茨基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陈独秀晚年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动摇。这也是符合社会思想规律的，一般来说，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胜利，才能巩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总是失败，自然就会产生动摇情绪。相反，对于毛泽东来说，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所以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就引导党下到农村去，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实践的结果虽有曲折，但总的来说是不断地取得胜利。所以他越来越坚信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差异。同样道理，毛泽东晚年搞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由于不断地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终于被人们所否定；而邓小平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以能取而代之，获得人民衷心的拥护，是因为它能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由此可见，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还是维护一种理论得到人民信仰的唯一根据。 访问人：我们还考虑，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个人的差异还与经验有关系。陈独秀纯粹学者出身，学者闹革命就要带很多的书生气，缺少灵活精神。毛泽东虽然学生出身，但他更注意了解中国国情，更具有政治家的素质，这似乎也是他们两人很重要的一个不同点。 唐宝林：这是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我认为，毛泽东是政治家，没有书生的迂腐气。陈独秀有学者的风度，但缺少政治家的品性。这样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物一起放到革命的风浪中去检验，最后的赢家肯定是毛泽东。一般来说政治家在政治斗争中能正确估计形势，审时度势，确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灵活的策略，善于妥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达到自己既定的目标。毛泽东这方面十分出色，表现出非凡的才能，不愧为伟大的领袖。相对来讲陈独秀在政治上却是个矮子，他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往往不能正确估计形势，提不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又不能团结人共同奋斗，最后成为孤家寡人，共产党离开了他，托派离开了他，他还以“终身反对派”为荣，宣称“不怕孤立”，自然不可能成功和胜利。他晚年在文章里两次承认，自己奔波一生，政治上失败了。但是，作为学者则不然，他这种为真理而执着奋斗、能自圆其说、自成一家、创造一种学说而不怕孤立的精神，往往会取得很高的学术成果。所以，他在学术上是个强者。然而，如果用这种学者品性去从事政治斗争，往往会转化成书呆子气，固执己见，迂腐，不能照顾全局，不能团结大多数。书生从政，这是陈独秀政治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由此也给他带来一个优点，即不会搞阴谋诡计。有些政治家为了保持自己不败的地位，塑造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往往耍政治手腕，搞阴谋诡计，诸如翻云覆雨、文过饰非之类。陈独秀由于是书生，不会这一套。于是，他在政治上失败的同时，个人品格却高大起来。所以李维汉说过：我党早期的领袖中只有两个人不搞阴谋诡计，陈独秀一个，瞿秋白一个。恰恰瞿秋白也是“书生从政”的典型。陈独秀一生光明磊落。他自己说过：“我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可见耿直得可爱。 陈独秀与毛泽东还有两个差异：一、时代的差异。由于年龄上的差距，两人主要的历史功绩产生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陈独秀的历史功绩主要产生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前，包括领导新文化运动、创建中共、领导早期工人运动、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等。这个时代我称之为“陈独秀时代”，因为这时代的任何人的历史功绩都不能与他相比。这时代的特点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打一个比方，是资产阶级把革命领导权的接力棒交到无产阶级手中的接力区，或者说是两个阶级激烈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时期。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就完全落到无产阶级的手里。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主要在1927年以后，可以延长到1956年。同样，这个时期内，没有任何人的历史功绩可以与他相比，我们可以称之为“毛泽东时代”。陈独秀在这个时代里，已经失去了对历史的影响。由于两个人的时代相承而不相叠，两个人的主要历史活动不相混杂和冲突，历史功绩就互不掩盖，再加上毛泽东时代在陈独秀时代之后，这是毛泽东可以坦然地肯定并公正客观地评价陈独秀历史功绩的重要原因。 访问人：您上面讲到陈独秀在学术上是很强的，是否再说得具体些。 唐宝林：好的。他不仅汉学很好，还懂得几门外语，学识非常渊博，一生中，在从事政治活动之余，进行了不少学术研究。我在编写《新论语——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陈独秀卷”一书时，深切地感觉到，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教育、民主、科学、民族、宗教、伦理道德、人生观、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妇女、家庭、婚姻、人口、法律、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社会主义等广泛的领域都有很深的思考和研究，撰写了大量论著，发表了不少深刻的见解，有的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尤其在音韵学、文字学领域，他的学术成果有较高的造诣，撰有约100万字的论著，除了台湾出的陈独秀文字学专著《文字新诠》之外，《陈独秀音韵学论集》也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所以，胡适、傅孟真和王森然等著名学者，都曾为陈独秀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而惋惜，认为他若专心于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王森然在1934年得知陈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评论说：“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更精通英文、拉丁文）。故其学，术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近代二十家评传》） 所以，在学术上，无论是学识、成果和风度，陈独秀和毛泽东不在一个层次上。 由此看到，政治家与学者犹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陈独秀的悲剧，也许就是人生错位，即“学者从政”，结果“两败俱伤”，最后还是回到“书生”的本分上来。如他的好友朱蕴山最后赠诗所云：“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1993年3月21日于北京近代史所 （摘自《说不尽的毛泽东》 名人学者访谈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