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江平先生八十华诞而作

贺卫方

河北浩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打着横幅欢迎江先生

五、外国法律文库

回到学界，当然要继续自己的学术事业。经历了这次“下海”，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胜任的，人必须有所不为，或必然有所不能。此后外面风云再变换，自己也完全不为所动，心如止水。除了在大学工作外，不再有任何旁骛之想。到研究所报到，连原来的办公桌都没有改换，重作冯妇，继续自己的研究和编辑工作。由于那场大事件的警醒，我个人的关注领域逐渐转向本国制度，尤其注意一种能够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司法制度的建立。先是从历史入手，研究《明公书判清明集》中收录的南宋时期的司法判决，并与英国司法制度进行比较。回归后的当年底，我的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之后，又跟夏勇、高鸿钧、张志铭、刘广安等同道合作，运用法律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现代中国权利观念以及维护权利机制的变迁与现状。我的研究对象是法官以及司法制度的现状，并结合现代司法理念，提出相关的改革方案。这些研究成果最终汇成《走向权利的时代》一书，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自己私心也把这类成果作为向厚爱自己的江平老师以及我的导师潘华仿先生等的一种微薄的汇报。

1990年代中期，江老师主持了大型翻译丛书“外国法律文库”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这套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的丛书是1949年之后第一个涵盖法学各领域的大型翻译工程。由江老师来领衔编委会可谓一时之选。江老师邀请了沈宗灵、谢怀栻、郭寿康、冯大同、余叔通等同辈学人以及一些当时还算青年学者组成编委会，又邀请了四位国际知名的外国比较法专家担任顾问。我忝列编委，并担任具体的协调联络工作。在这项持续多年的项目推进过程中，我有很多机会向江老师请益，不断地接受他的耳提面命。当出现了某些困难，可以看到江老师是如何举重若轻地化解冲突，通过他巨大的个人魅力加快各项工作的进程，最终让这套丛书能够顺利地出版。在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律翻译史上，“外国法律文库”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对中国法律学术与教育最具影响力的丛书。丛书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毫无疑问，江老师的努力推动是决定性的因素。

六、“江平精神”

后来的岁月里，我很荣幸跟江老师多次一起参加一些活动。记忆中包括在东京大学举办的国际法社会学会议、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两岸法治建设研讨会、江老师担任会长期间的历次比较法学会年会、刘桂明安排的多次律师论坛、在孙国栋主持的《律师文摘》历次座谈会、在多所大学共同参与的学术讲座以及不同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其中有一个场合，我曾经对于江老师的风范作了一点归纳。2004年4月27日，社科院法学所举行仪式，授予江老师该所荣誉研究员，时任所长的老同学夏勇邀请我在仪式上讲点感言，我讲了如下的话：：

能在这样一个仪式上致辞，我感到非常荣幸。在这里我有多重的身份，但最重要的身份是江平老师的学生。作为学生，我们都能为自己的老师在74岁的时候被聘任为法学研究所的荣誉研究员表达由衷的祝贺，想跟江老师说：祝贺您，祝福您！

我相信很多机构都想和江老师发生关联，许多人都特别愿意表达他们内心的一份敬意。江老师在中国的法学界、教育界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不是没有来由的，重要的是江老师言行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令人感佩。我一直在思考这种精神，甚至也有幸亲身体会这种精神。过去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后来又留校任教，自己有机会聆听江老师教诲，感受他的魅力。1988年，我曾经在一间公司作一个业务员，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在那里待不下去，就找到江老师求助，使我很快地回到了学术单位。可以说，在那个极其困难的时刻，是江老师把我又拉回到学术界了。所以，每念及此，我总是对江老师心存感激。

我觉得江老师的精神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他有着非常强烈的令人感动的道德勇气。这种道德勇气可以说是延伸到他生活的每个环节。江老师有深切的家国之忧，并对民族的命运一直保持着最强烈的关注。我们都记得他为保护学生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他又如何想方设法与某些邪恶势力抗争。他有一句名言，他也常常将此题给他的学生们：“只向真理低头”。1990年，被免去校长职务之后的江老师度过60岁寿辰，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们自发地为江老师祝寿。在祝寿活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我们都要求江老师表演一个节目。江老师走路不太方便，但是我们还是看得到他步履的坚定，他用英文演唱了美国工会运动的一支歌曲，叫《我们绝不动摇》。看到这个场面，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深受震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有自己的脊梁，而江老师就属于这样的脊梁，而法治社会的建立靠的也就是这样的脊梁。

第二，江老师身上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的尊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依附性的群体，他们只是要为某种阶级服务，自身决无独立的品格。直到今天，知识分子仍然面临着政治威权与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保持独立的品格，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常要面对的考验。江老师是著名学者，他的学术领域不仅仅在民商法，还在其他的许多领域，近年来尤其关注宪法问题。江老师意识到民法得以具有生命，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宪政环境。江老师对于在中国建设宪政体制所面临的困难有敏锐的洞察，他的言说在理论高度和立论的独立性上都超越了某些一辈子研究宪法的学者，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尊严，显示了面对政治以及商业逻辑所保持的独立品格。

第三，江老师热情提携后学的精神感人至深。在他70岁的时候，拿出自己的积蓄，宣布成立“江平民商法学基金”，对于那些在法学学习和研究上成绩突出的学子加以表彰。同时，江老师足迹踏遍大江南北，给各种各样的人讲课，这些人都通过学习不仅了解了民商法的知识，还了解了江老师的精神，他博大精深的学问。我认为江老师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对于后学而言，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教师之一，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法学老师。

江老师内心充满着对生活和我们这个世界的热爱，他喜欢古典音乐，做格律诗，也是一个级别很高的球迷，对于世界杯和欧洲杯的转播，江老师也和年青人有同样的热情，后半夜三点爬起来看球，第二天又兴致勃勃地参与学术研讨。那样的精力充沛让年轻人也自叹弗如。今天，这样的仪式让我为江老师感到由衷高兴的同时，也不免让我对于未来有一份企盼，希望将来我七十四岁的时候也能够受聘成为法学所的荣誉研究员，也有江老师这样健康的身体，更重要的是，有江老师这样的精神。

一转眼，这次演讲已经是五年多以前的事情了。2007年，在张思之先生八十华诞的祝寿会上，江老师专门谈到过“思之精神”，这里我愿意就自己理解的“江平精神”——在上面讲话的基础上——再做一点补充。

首先要补充的是，他极度珍惜自己教育家的角色，无私而勤勉地投入到教育和传播法治理念与知识的事业中。记得江老师曾经谦虚地说自己不是法学家，只能算是法律教育家。了解他的人都记得他对待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是何等认真而虔诚。无论是在哪里演讲，他都认真地做准备，绝不敷衍塞责。到了台上，他总是精神饱满，神采飞扬，讲授内容丰富而生动，令所有的听众都为所获得的知识与思想上的收益而兴奋不已。记得2007年5月，河北浩博律师事务所的宋振江律师在邯郸举办“燕赵律师论坛”，通过刘桂明邀请江老师为河北的律师就物权法发表演讲。10日下午六点，江老师刚从外地讲学归来，刘桂明和我就到他的楼下接他，马上驱车三个多小时赶往邯郸，草草吃了点东西就与当地的一些律师座谈到深夜。次日上午演讲三小时，不要说律师们，我也通过这三小时的听讲而进一步理解了物权法的原理及其在中国遭遇到的独特困难。午饭后江老师立即赶到火车站乘车回京。在北京西站早有政法大学的学生等候，直接接到位于昌平的法大校区，匆匆忙忙吃了个汉堡包，就来到了学生辩论赛赛场，精神抖擞地为辩论赛进行点评。这样的节奏即便是年轻人恐怕都吃不消，但是这位77岁、一只腿还是假肢的老人却马不停蹄、一路奔波下来，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

要补充的第二点是江老师尊重他人、尊重规则的风范。无论参加怎样的活动，江老师都会准时出席。在规定了发言时间的会议上，他的讲话从来都会在规定的时间里结束（实际上，大家都特别期待他能够多讲一点），绝不拖泥带水。有些人——特别是某些知名学者——参加会议仿佛是一种对其他人的赏赐，讲完话立即走人。但是，在我也有机会跟他一起参加的会议上，江老师从来都是自始至终地认真开会，认真地听取每一个人的发言。即便对于服饰，江老师也给予特别的注意。在重要的研讨会或仪式化的场合，他永远是西装领带，仪表庄重。记得在某大学校庆时举办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年轻学者上台发言，衣着过于随意。江老师马上悄声跟我说：“在这样重大的场合，如此衣冠不整真是太不应该了。”他那郑重的语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七、中国的未来

这些年来，江老师不断地拓展自己的治学领域，并作为法学界的代表人物，积极地开展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话。许多人都记得他与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之间的多次公开对话。很明显，随着中国市场经济遭遇到的困难的越来越凸显，经济学家们深切地感受到经济的问题不能仅仅通过经济学的知识和政策加以解决。1990年代中期之后，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张曙光、盛洪等经济学家积极地组织开展对于政府制度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吴敬琏先生也在不断地强调仅仅依靠市场法则并不能带来合理的市场经济；一种足以保障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法治环境是不可或缺的。而作为法学家的江老师，也在不同的场合呼吁，现代市场经济离不开现代国家制度，其中基本的宪政和法治正是题中应有之意。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过去十多年间经济学与法学之间频繁地交流与合作的大背景，也是江老师超越法学，越来越经常地对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发出独立声音的大背景。

后学们当然也受到这样的精神的感召。我个人由于主要研究方向是当今的司法改革，因此也不得不触及到那些制约司法公正的体制性和意识形态因素。与此同时，在大众传媒上频繁发言的结果，也会跟更多的社会问题发生关联，作出回应。这在客观上也带来了自己与江老师间接或直接地合作发声以及互动。例如关于律师政治参与的倡导，关于“《冰点周刊》事件”的公开信，就废除劳教制度的共同呼吁，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感受得到江老师也在关注我，支持我，有时也担心我。

2006年3月4日，我参加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杏林山庄举办的关于改革方向与途径的座谈会，并在会议上发表了真诚而直率的讲话。4月下旬，会议的原始记录稿在网上全文泄出，酿成轩然大波，俗称“‘新西山会议’风波”。左派人士如获至宝，抓住我的讲话不放，连篇累牍地发表了许多讨伐文章。主持会议的高尚全先生也承受了很大压力，在某期《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里，说某个学者在会议上讲了一些“出格的话”。后来见到江老师，他也关切地问起我相关情况，我也趁机向他请教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江老师所持的立场较我要更温和，叮嘱我注意所提主张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只是我有些确信，所谓渐进温和的变革路线或许已经山穷水尽。或者说，行动意义上固然应该温和，但是在学理上需要更加清晰和明确。当历史和逻辑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某种道路已经完全走不通，学者还虚与委蛇，出于策略的考虑，把言与行、名与实相分离，后果会不会更糟糕？

第二年，谢韬先生发表了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又引起很大反响，左派人士在北京和杭州都举办过声讨会议。“民主社会主义”究竟能否成为一条合理的道路？在谢韬先生和江老师都参加的一次纪念李慎之先生的会议上，我也坦率地谈了心中的顾虑，甚至提出了这样的质疑：“民主社会主义”绝对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如果我们心中明明知道那个旗号指向的是一条不通之路，却还是不说透，只是在旗帜之下把其他货色改头换面地塞进去，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前途么？为什么在其他民族中，有些具有吸纳一种学说中好的因素去改进制度，同时又足以拒绝其中有害因素的能力，有些则是当经验已经证明所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时，具有幡然醒悟的能力，而我们却无视真理与现实，一味地沉溺在某种观念或主义的谬误中，缺乏基本的纠错能力？这跟我们知识界本身的缺陷是否也有一定的关联？也许自己遣词造句上有些过于直截了当，隐约觉察到一些老先生们有些不满的表情。

江老师怎么看呢？好像后来某个私下的场合我曾经跟他请教过。尽管他对于我的激进看法有足够的宽容，不过，这样直截了当的话题还是让他有一点不安。从不到二十岁开始，他就积极投身到这场以全新学说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虽然历尽磨难，但是在过去三十年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主流学说由于对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吸收而具有了某种活力。我猜测，江老师也许认为到了一定的时刻，更深刻的变革就会顺理成章。时机未到，社会条件不成熟，贸然提出过于激烈的观点，导致不必要的牺牲姑且不论，更可能因为挑起很大争议而延缓变革的进程。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江老师内心里还是认同谢韬先生的观点，确信现行体制有脱胎换骨的内在转换机会。不过，江老师内心的真实想法究竟怎样，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当面确认一下。毕竟，这是一个有几分敏感的问题。

八、“信是明年春风来”

去年11月，江老师突然发病，在301医院住院治疗，我曾和刘桂明、龙卫球一起到医院看望过。那时还没有手术，江老师却已经恢复得很好。听说刚发病时，居然说不出话，我心中很沉重。假如江老师不能说话，那简直是比贝多芬的耳聋更大的痛苦呢。后来知道手术很成功，除了打过一个问安电话外，自己也不敢多打扰他术后安静的调养生活。如今，在石河子的街头上，我不禁惦念：江老师情况怎样了？

7月中旬，回到了北京，参加在中国检察官学院举行的比较法学会年会。甫进会场，远远地就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江老师，风采依旧，讲话还是那样既有清晰的条理，又激情不减当年，心中宽慰了许多。次日晚，承蒙浙大钱弘道君美意，在江老师家附近安排了一个饭局，又可以饭桌上听江老师谈时局，说学问，忆往事。不过，那天晚上，江老师谈笑风生之中，几次说到自己老了。我的心中不免有些担心。这场病也许对他的心理有某种负面影响，从前极少听到江老师发这样的感慨。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以江老师良好的身体素质，尤其是乐观开朗的性格，八十初度——用比他还年长几岁的张思之先生的话，叫做“进入‘八零后’”——之后，一定会以他一贯的知识、智慧和勇气引领我们的法学研究、法律教育以及法治建设的事业继续前行的！

“信是明年春风来”。这是在人生经历最苦难岁月时，江老师洋溢着乐观精神的诗句，此刻仿佛在我的耳边响起。

2009年10月26日于石河子大学

——为江平先生八十华诞而作

贺卫方

青年时代的江平先生

一、在石河子思念江老师

自从到石河子大学支教以来，我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民以食为天”，吃饭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这里的同事们非常热情，不断地有人请我吃饭。我也会回请他们，以为答谢。当然，也有不少时候要自己吃。周边的餐馆不少，风味多样，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惟一的缺点是，在最后结账的时候，偶尔会被告知已经有人帮我付过了。是谁呢？依稀只觉得仿佛有人在离店时跟我投来友善的眼神。无论如何，让这样的匿名朋友埋单，总是很过意不去的事情。

于是，自己就常到稍微远离大学的餐馆吃饭。今年的7月10日，上午判完了期末考试的全部考卷，之后我步行到这里的商业区，在一家叫做“亚森”的维吾尔餐馆里吃饭。一人坐在餐桌前，突然就想起江（平）老师来了，他好像就坐在在我的眼前，他那朗朗的声音响起在耳边，强烈的思念之情一阵阵地向心头袭来。这种如春潮涌动的思念还是很少发生的，我不免有些困惑。也许是因为学期结束了，再过三天就要回北京的缘故？

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二、如沐春风

1982年，我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成为外法史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是潘华仿先生。那时研究生教育恢复未久，硕士生招生规模不大。我们那一年总共只招生13人，其中来自西南政法学院的4人：阮齐林、王敏远、赵旭东和我，其中赵旭东的导师就是江老师。我们入学后大概半年之后，江老师就担任北京政法学院的副院长了，1983年学校改名中国政法大学，江老师自然地又担任副校长。不过，作为学生，大家都不习惯称他的官职，只是叫“江老师”。（我观察1980年代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们，反而是在1990年初江老师被免去校长职务之后，不少人却改口叫起了“江校长”。）

除了在一些仪式性的场合，见江老师最方便的地方就是他的“罗马法基础”的课堂上。听江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他站在三尺讲台上，器宇轩昂，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悦耳的嗓音，谈吐之中洋溢着知识的自信，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仿佛一条精神的河水在课堂之上款款流动，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虽然自己在大学阶段也上过周枏先生的罗马法，不过精通拉丁语以及现代西方多种语言的周先生却讲不了普通话，多少妨碍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但江老师的课却是清晰、流畅、风趣而又逻辑严谨。从这样的课上，我们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而且也包括怎样改善表达能力的技巧。在一定程度上，法学不正是一门修辞的艺术么？

作为一名教师，江老师对于学生的关爱更表现在巨大的宽容精神上。他是过去数十年政治运动的受害人，深知学术自由的价值。与此同时，他是民法专家，自由平等自治等江老师常说的所谓“私法精神”正是民法学得以安身立命之本。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教育管理的一些细枝末节上，江老师都注重尊重个性，培育自由的人格。现在回忆起来，1980年代尤其是江老师长校期间的中国政法大学，真正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校园。来自域外的各种新学说在这里自由传播。学生与教师、年轻教师与资深教授可以坦诚直率地切磋和争论。校报虽然属于官方主办，但是年轻的编辑们却有如初生牛犊，把它办成了一份最具批判精神的报纸。还有，对于校政本身，我们也经常直言不讳地批评，甚至有些稍嫌过火的举动。

1984年，法大庆祝成立一周年，我们这些研究生为表达对学校管理尤其是食堂伙食糟糕的不满，就在校庆时发动罢餐，我和几个同学甚至堵在食堂门口，说服大家加入到罢餐者行列。引来学校官员们的不满，于是我就在人群中与一位官员辩论，人越聚越多，我正口若悬河之际，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拽了出来，抬头一看，正是江老师。

“卫方，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以反对派领袖自居？”他的语气虽然不满，但眼神里还是一片温馨。“事情都要一步一步解决。这样的方式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

三、我的出走与回归

1985年，我毕业留校，在新成立不久的比较法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虽然隶属研究生院，江老师还是给与了热情的关注和支持。那段时间我偶尔会跟赵旭东一起拜访江老师，有两次是跟瑞士比较法研究所的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先生一起拜访。每次见面，他都要仔细地询问研究所的近况，鼓励我认真地从事学术研究，多出成果。在这段时间里，我有机会听江老师聊起他过去的坎坷经历。1957之厄以后的二十年时间里，他所遭遇到的灾难实在是超出一个人能够承受的极限。支撑他活下来的内心动力，也许正在于他对这个不完美世界的强烈的爱心，还有那样的信念：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曲折乃至苦难正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在谈到自己过去经历的磨难时，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却让他刻骨铭心。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是江老师品格最具有感染力的部分。

在研究所里的工作很闲散。1986年底，我们筹办《比较法研究》季刊，我担任副主编，开始了兼做研究与编辑的生活。编辑一份刊物是我的一个梦想，如今梦想成真，心中自然是非常兴奋，干劲十足。年初，第一期出版，手捧着飘着油墨特有的气味的新刊物，那样的感觉只有经历者才能想象得出来。尽管还属于内部刊物，但是还是得意洋洋地赠送给关心自己的师长们，当然包括江老师。来自老师们的鼓励也是自不待言的。在题为“创办初期的《比较法研究》”一文（刊登在前年某期《比较法研究》上），自己曾回忆第一期出版时的感受：

到现在自己还记得起手捧第一期刊物时的激动心情。几天前还是一堆不修边幅的手稿，现在已经变成赏心悦目、翰墨飘香的一册杂志，多么让人开心。作者阵容方面，在创刊号上登场的包括王名扬、潘华仿、程味秋等老辈，还有新生代的薛瑞麟、梁治平、范忠信、赵旭东、黄风等，徐国栋也发表了关于路易斯安娜民法典的一篇译文。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作者群体，可以说是“出手阔绰”了。

尽管从事编辑工作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愉悦，但那个时期正是大学教师生活最艰苦的岁月。到了1988年，我有了孩子，蜗居在一间筒子楼里，每月收入仅仅相当于当时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十分之一，深有困兽之感。中国的改革农民获得了一些实惠，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正在大规模下岗，知识分子被接纳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待遇却比不上一般工人。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是：

工人哭，农民笑，

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

高校涌动着下海潮，兼职做律师的、“办班”的（主持或参与一些收费的培训项目）、“停薪留职”到商事企业工作的……不一而足。我也未能免俗，想离开大学几年，先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再回归教育界。正好当时有一位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正在招录员工，我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何不一试？简单的相互考察的结果都很满意，但是在办理调离手续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阻碍，不同意放行的正是江老师。我找到已经是校长的他，希望能够同意我的调动。

江老师明确地跟我说，根据他对我的了解，我根本不适合从事商业工作。要相信眼下的困难是暂时的，咬着牙坚持，总会过去的。学术成长的过程需要不间断地努力，轻易中断，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对于长久的发展是不利的。我所谓的“曲线救国”，即先挣钱养家，再回归学界是不大现实的。

但是，我当时去意已定，对于江老师所说的道理根本听不进去，而且总觉得他是因为年轻时吃苦太多，对于现在的年轻人的艰难处境缺少同情的理解。越说越急，竟然在会议室外跟江老师吵了起来，最后还冲动不已，不顾几位副校长的劝解，拂袖而去。

到公司之后，我的工作经历好像完全按江老师的预测进行。收入虽然比在大学里翻了一番，但外贸业务完全不上轨道，已经定型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难以改变，于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久就开始寻觅离开的途径。当然，因为跟江老师“不欢而散”，觉得没脸回政法大学。1989年春天，我开始跟社科院法学所联系，承蒙李步云老师厚爱，已经基本确定调入《法学研究》编辑部，说好3月份就办手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春夏之交爆发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事件以及最终的悲剧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由于积极参与了某些活动，我被公司解雇，通向学界的道路也都因为悲剧后的大规模整肃而堵塞。三个月自找工作的时间很快要过去，眼开着就要沦落为无业游民，无奈之下，我又敲开了江老师办公室的门。

四、目睹江老师的免职

“我说的不错吧？你肯定干不了那样的工作。这件事要快办。这样吧，你让比较法研究所马上写个报告，以研究所的名义申请把你调回。”说着他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人事处倪才忠处长的号码。“老倪，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倪处长一会儿就来了。“老倪，这是贺卫方。我考虑到他是比较法方面难得的人才，还是说服他回来了。比较法研究所的报告很快就送到人事处。我建议学校的商调手续马上就开始，尽快让他到位。”明明是我走投无路，为了减少某些环节上不必要的周折，江老师说是他主动希望我回来。这种巧妙、体贴而迅捷的安排让我很感动。那是江老师做事的一贯风格。当然，有一个因素或许也很重要：悲剧半年之后，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十位大学校长中惟一还在位的只有江老师了。流传着的种种传说让江老师进一步加快了某些事情的办理速度。

不久之后，我回来了。大难之后回归学界，真正体会到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江老师呢，正像人们预测的那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司法部党组决定免去江老师的校长职务。下面是司法部宣布免去江老师校长职务的当天我写的一则日记，其中追记了江老师在大会上的演讲：

1990年2月15日 星期四

今天学校开学，下午召开全校教师大会，司法部派员来校宣布免去江平老师校长以及校党委委员职务。会议气氛相当凝重。虽然在有关文件对此次人事变动的解释比较低调，然而每个人都清楚江老师去职的显而易见的背景。官方文件宣读完毕之后，安排了江老师的讲话，全体教师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欢迎他。虽然没有记录，我还是能够大致记住他的讲话内容。

“首先，我对于司法部党组免去我的校长以及校党委委员职务的决定表示拥护。实际上，自担任校长职务以来，我一直感到不能够胜任这副重担。自己也多次萌生辞去职务的想法。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学校长这个角色愈发不好干，自己愈发不能适应国家的要求。今天终于被免去了职务，我好象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感到了一种特别的轻松。自己本是一介书生，从教师中来，现在又回归到教师中去，我想起陶渊明的话，‘田园将芜兮，胡不归！’能够回归到自己的学术家园，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我是从本校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开始自己的大学教师生涯的。几十年来，自己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跟我们这个不大的校园联系在一起，对于这里的一切充满了感情。能够为学校做些微薄的贡献，是自己的责任。当然，由于自己能力和水平上的原因，许多事情想做没有做成，或者没有做好。我想今天是一个机会，向大家表达我的歉意，尤其是我得罪过的人们，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校长了。但我仍然是学校里的一个教师。今后学校有哪些工作需要我参与或者协助，我仍将全力以赴。另外，我现在还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我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立法方面的工作，为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总之，无论地位怎样变化，无论从事哪种工作，我都将力求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谢谢大家！”

出席会议的全体教师再一次用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向老校长表达敬意……

这则日记曾经在一些网站上以“江平教授被免去校长职务”为题刊登，在“法天下”网站上，一直是点击数最高的一篇文章。到今天，我再读，当天小礼堂里的场景仍然有如昨日一般清晰。想来有些后怕的是，假如江老师早两个月被免职，我当年会去向何方？算命的人喜欢说某人有贵人相助，江老师是否正是我生命历程中的那位贵人？

（未完待续）

章开沅

原载《同舟共进》2009年第6期

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发展之声不绝于耳，且见诸声势浩大的行动。成绩似乎令主事者陶醉，经常挂在口上的主流话语是：“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但这些耀眼数字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所谓“跨越”发展带给教育的是祸是福？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存在深刻分歧。

高教何以在错误道路上走得这么久这么远

2009年初，政府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并公开征求意见，随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讨论，网络上的各种争议更为火热。3月2日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提出《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建议：一、废除自学考试制度；二、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三、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四、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五、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六、停止大学办分校；七、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八、实行教授定编制；九、砍掉2/3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十、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据《长江商报》“高教十症”调查结果 （3月12日公布），近两千网友投票，除第一、九两条外，其余8条意见均获“7成以上的网友力挺”。

当然，高教之病并非仅限这10条，而这10条也不一定都是最为严重之症，但这毕竟是一位资深大学校长率先响应政府号召，全面系统地坦陈自己的批评与建议，理应给予应有的尊重与理解。

我与刘道玉教授相识已久，而且都是在1980年代出任武汉地区中央直属高校的校长。他虽然比我年轻，但在高校行政管理方面却比我出道早得多，而且还曾在教育部主持过重要工作。我非常敬重他对教育事业的革新精神与执着追求，对他此次提出的批评建议更深有同感。应该说，刘道玉是1980年代那批大学校长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意见包含着众多师生积压已久的共同心声。但我不想重复列举或补述当今高等教育的各种弊端，而宁可探索我国高教何以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这么久、这么远，危害又这么深！

记忆所及，1980年代的高教基本上是正常发展的，尽管体制、教学、科研等方面的革新步履艰难。1990年代以后，“教育产业化”作为决策开始推行，主要驱动力来自比教育部更为强势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我至今还记得若干权威人士在报刊和电视上发表的那些梦呓或狂想，仿佛高教一经形成规模宏大的支柱产业，就可以财源滚滚，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经过任何民主咨询，决策究竟有多少科学性也不得而知——1999年就从上而下仓猝地敞开“扩招”的大门，加上此前也是从上而下促成的高校大合并，一味追求扩展办学规模的狂热浪潮开始形成了。

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诚然需要加速高等教育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普遍提升，也需要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牺牲整体质量，否则教育即令转化成庞大的产业，也只能视之为高成本、低效益而虚有其表的泡沫经济。很不幸，有关部委一意孤行，并且以“跨越”一语要求高等教育勉力推行21世纪新一轮“大跃进”，大学遂成为重灾区。

紧接着又是在“跨越”号召下出现弥漫全国的“升级”狂热。中专升为大专，大专升为学院，学院升为大学，其实好多学校根本不具备升级条件。许多正规大学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甚至连“教学型与研究型”这样的双重身份都不满足，一定要往“研究型综合大学”蹿升；而已经具有“研究型综合大学”特殊身份的所谓“985”大学，又纷纷向“世界一流”狂奔——真可以说得上如痴如醉，举国癫狂。

大学的各系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纷纷争先把握这千载难逢的“升级”良机，于是好多系上升为学院，个别系还分身为几个学院。有些研究所也不甘落后，自行提升为牌号甚大的研究院。某些“特大”大学由于下属学院太多，校领导管不过来，又在校、院之间设立学部，俨然泱泱大国气派。相形之下，原有许多系、所的地位则江河日下，往往自嘲为“无非教研室”。与过往相比，现在的大学管理机构名目繁多，层次重叠，越来越像庞大而又复杂的官僚机构，与原先标榜的“精简、效率、效益”革新目标背道而驰。

大学现在确实很忙，因为学校越办越大，学生越来越多，教师的教学负担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年轻教师，为了从助教升为讲师，讲师升为副教授，每年还要达到发表若干论着的所谓“刚性指标”。校、院、所各级领导更忙，因为“扩招”也好“升级”也好，并无足够的财政拨款，还得“自筹”财源弥补经费不足，于是便想方设法“创收”，乃至变相推销形形色色的“学历”，当然更少不了“跑部前进”，争招生数额，争项目经费，争科研课题，争学位授予点等等。而教育部及其下属各司局又巧立名目，精心设计繁琐的申报、评审、验收等手续，其中仅本科教学评估一项，就把全国高校折腾得人仰马翻……

试问，在这样劳民伤财的纷纷扰扰之中，大学领导又有多少余闲精力用于改善管理，以期实实在在地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呢？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更为严重的是急功近利、弄虚作假造成的诚信流失。我们现在还有大学精神吗？今后大学精神的重建恐怕不是一两代人的真诚努力所能完成。高教的积弊不仅年深日久而且盘根错节，彻底整顿谈何容易。

从深层根源来剖析，主要问题仍在于主管教育者对教育本身缺乏正确的认知。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需要良性的互动，而不是单向的“灌输”、“塑造”。教育的起点与归宿都是爱，都是人性的完善与提升。所谓“以生为本”，就是以人性为本。现今教育当局主事者把各项重大措施都名之为“工程”，实际上是忘记了人性不同于物性，学校不是工厂，教育更不同于制造业的生产流程。说到底，教育是细致的教化而不是简单的制作。

大学没有自我完善的空间，校长没有自我完善的胆识

把教师比喻为“灵魂工程师”未必完全确切，但教育的根本毕竟是人格的养成，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积60年高教工作的亲身体验，我总觉得教育应该是慢工细活，教师更像精心培育花木的园丁，必须按照植物的生长规律与季节的环境变化，循序渐进地从事本职工作，而最忌急于求成和揠苗助长。与其主观武断地通过行政命令推行一个紧接一个折腾大学师生的所谓“创新”或“跨越”，倒不如让大学保持相对安宁的校园，也许顺乎自然的“萧规曹随”比什么“开辟新纪元”之类豪言壮举更有利于高教的发展。从历史上看，无论古今中外，成功的教育改革往往表现为渐进式的积累及作为其结果的“水到渠成”。

“文革”以前，多次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不仅未能实现“教育革命”的预期目标，反而严重损害教育本身，特别是挫伤了众多师生员工的积极性。这个教训极为沉痛，但似乎早已为现今教育当局所忘却，并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重蹈覆辙。现在虽然不再有人公开侈言政治挂帅的群众运动，但是动辄以政府行为推行全国一盘棋的举措，依然忽视教育的连续性与相对稳定性。朝令夕改，而且政出多门，让许多大学无所适从。以前“教育革命”主要靠政治威权，现在却主要是靠“利益驱动”，以形形色色的各类“工程”与相应的“课题”、“项目”经费促成“跨越”导向。同时，又拟订各种繁琐而脱离实际的指标体系与评审程序，迫使大学顺从就范。如果说过去的大学是屈从于政治压力，现今的大学则是倾倒于金钱的魔力。政界“跑官”，大学“跑点”，而且都一同“跑步（部）前（钱）进”，这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潜规则”。

大学的堕落已经令人难以容忍，但教育当局仍然沉醉于少数追随者的歌功颂德，至今未能深切反省，因此在错误道路上愈走愈远。最近，为浙江大学所谓院士课题组“抄袭舞弊”事件，教育部也曾严辞痛陈要下“猛药”，但“猛药”似乎只是针对大学，学术道德教育主要针对学生，真是匪夷所思！我认为，追根求源，如果现行教育体制依然原封不动，中国教育改革也只能停留于修修补补，根本难以革除错综复杂的各种积弊，因为大学根本没有自我完善的空间——而恕我直言，许多大学校长也没有自我完善的胆识，甚至没有自我完善的内在醒悟。因为其中有些人已经习惯于唯命是从，随波逐流，把学校作为个人晋升之阶，千方百计在“跨越”与“创一流”的虚热中显耀自己的政绩。种种事实表明，在目前教育部这样强势集权的管理体制下，大学很难在教育改革中有根本的转变。

教育改革，千头万绪。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两个回归：一是回归大学主体，一是回归教育本性。而关键首先是体制改革，让大学独立自主地按照教育自身规律来办好教育。

我深信，大学应该把握自己的命运，大学必须自我完善，也能够自我完善，大学的希望在于大学自身！

贺卫方

从前年开始，每年九十月份总会有机会回一趟烟台，参加“胶东法律人联谊会”的年会。今年的年会跟烟大自己的一个活动合并举行，因为今年是烟大法学院建立25周年。遥想1985年，我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当年曾经跟顾永忠、阮齐林和赵旭东同学四人相约一起到烟台大学任教，当时也得到烟大方面的欢迎。不过因为中国政法大学亟需师资，严令禁止这种“集体叛逃”行为，最后四个人都只能留校任教。这次我在庆祝烟大法学建立25周年庆典的论坛上说起此事，表达了一个疑问：假如当年这四人都在烟大任教，今天的情况会是怎样？

说起烟台大学，当然免不了浓郁的家乡情感。每年自己都会回家三五次，只要有时间，总会想方设法到烟大看一看。在那里的法律学人的努力下，烟大法学院已经成为中国法学的一个重要基地。尤其是民商法学方面，郭明瑞、房绍坤等学者筚路蓝缕的努力，把这所略嫌偏远的大学建成了一个成绩斐然的基地。另外，烟大也特别注重英美法的研究与教育，祖籍烟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国立先生全力投入，编写和出版了国内第一本英文教材《英美法导论》，并开设了一系列的相关课程，形成了烟大法律教育的一个特色，这在全国法学界也是居于先导地位的。

近年来，烟大校园扩张了许多，这里的人喜欢说烟大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大学。昨天早晨六点多，我一个人出东门，到海边，太阳已经高挂在海上。这个时候新疆还是一片漆黑呢。不少人在沙滩上漫步，从事养殖业的人们也开始了一天辛苦的劳作。这里贴上随手拍的几张照片，与各位网友分享。

海燕翱翔

悠悠晨海

孤独者

情人与海

狗，人，船

海边漫步

晨起劳作的人们

烟台大学东门

烟大东门外的门廊

烟大法学院25周年论坛

英国最高法院徽记

2009年10月1日，英国最高法院正式成立，将取代上议院成为英国的最高终审司法机构。

联合王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Kingdom），中文通称英国最高法院，是英国的一所最高法院，对于英格兰法律、韦尔斯法律（由韦尔斯国民议会为韦尔斯制定，并与英格兰存异的法律除外）及北爱尔兰法律三个司法制度下的事务拥有终审权，也是这些司法管辖地区的最高上诉司法机关。最高法院在苏格兰法律担当的角色则相对有限，此外，对于因权力下放而衍生的诉讼，最高法院亦拥有审判权。这些涉及权力下放而衍生的诉讼，是指关于北爱尔兰行政院、苏格兰政府及韦尔斯议会政府三个地方政府，涉及其法律权力的诉讼、以及由这三个地方政府的立法机关因制定法律而导致的诉讼。最高法院现址位于伦敦西敏的前米德尔塞克斯市政厅（Middlesex Guildhall）。

联合王国最高法院乃依据《2005年宪制改革法案》第三章而设立，并于2009年10月1日起开始运作。它的司法权力主要继承自上议院，这些权力过往一直由12位同时拥有上院议员身份的常任上诉法官（Lord of Appeal in Ordinary，通称「上议院高等法官」）行使。至于涉及权力下放事务的审判权，过往则由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执掌。

联合王国最高法院无权审理来自苏格兰的刑事案件，这些案件一概由苏格兰的高等法院（High Court of Justiciary）审理，因此苏格兰高等法院是当地的最高刑事法院。然而，联合王国最高法院则一如昔日的上议院，继续有权审理来自苏格兰高等民事法院（Court of Session）的上诉案件，但要上诉获最高法院受理，就必先要由两名苏格兰大律师（Advocate）确认上诉理据合理。

成立背景

设立最高法院的主要论据，在于原本的上议院不应集立法权及司法权于一身，而最高法院首任院长菲利普斯勋爵（Lord Phillips）亦指出，昔日上议院具备终审权，令人混淆之余，亦有违三权分立的原则。

受历史因素影响，英国过往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权未有明确分清，而一旦司法人员同时拥有立法或行政权力，就使到司法审讯潜在不公平的因素，有可能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内的规定。基于这种背景，有意见认为昔日由上议院常任上诉法官审理案件，随时可受《欧洲人权公约》挑战。然而，资深法官廖柏嘉勋爵（Lord Neuberger）则担心，联合王国最高法院法官有机会比昔日上议院的法官拥有更多权力，从而使到他们权力膨胀。菲利普斯勋爵曾回应承认的确有这种风险，但他认为实际发生的机会不大。

设立最高法院的建议，最初由工党的贝理雅政府在2003年6月正式提出。在提出建议前，由于政府未有广泛咨询公众，使方案初时备受一定争议，不过建议后来仍在国会得到详细讨论。在2004年间，上议院一个特别委员会对成立最高法院的正反意见作出详细审视，经修订后方案最终随《2005年宪制改革法案》获通过而正式落实。政府在筹建最高法院期间，估计总筹建开支约为5,690万英镑。除联合王国最高法院以外，现时苏格兰高等法院、高等民事法院及法院会计师办事处（Office of the Accountant of Court）合称司法院（College of Justice），官方上称为苏格兰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s of Scotland），是英国另一所最高法院。至于在联合王国最高法院成立以前，英国本来另设有英格兰及韦尔斯最高法院（依据1870年代制定的各条《司法机构法案》而成立）及北爱尔兰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Judicature in Northern Ireland），两所最高法院分别包含上诉法院、高等法院及若干皇室法院。但自《2005年宪制改革法案》正式生效以后，这两所最高法院分别更名为英格兰及韦尔斯高级法院（Senior Courts of England and Wales）及北爱尔兰司法院（Court of Judicature in Northern Ireland）。

司法权力

联合王国最高法院的主要职责，是审理来自英格兰、韦尔斯及北爱尔兰三个司法管辖地区的上诉案件。最高法院尤其关注对一般大众具重要影响的司法案件，一如昔日的上议院上诉委员会，商业纠纷、家庭问题、涉及公共机构的司法复核、以至于涉及《1998年人权法案》等等各类型的诉讼，都可由最高法院审理。另外，最高法院亦可审理刑事上诉案件，不过在苏格兰，刑事案件最高只可上诉至苏格兰的高等法院，由于不设上诉权的关系，苏格兰高等法院是当地的最高刑事法院。

联合王国最高法院亦可就「权力下放事务」（Devolution Issues，由《1998年苏格兰法案》、《1998年北爱尔兰法案》及《2006年韦尔斯政府法案》所界定）作出裁决。这类型的诉讼，都与北爱尔兰行政院及北爱尔兰议会、苏格兰政府及苏格兰议会、或韦尔斯议会政府及韦尔斯国民议会三个地方政权的权力有关。在最高法院成立以前，这类案件一概由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审理，而过往的案件，主要涉及到《欧洲人权公约》、各条《权力下放法案》、以及《1998年人权法案》。

法院编制

《2005年宪制改革法案》确立了联合王国最高法院法官的遴选制度。根据法案，最高法院一旦出缺，将由一个遴选委员会负责遴选工作，这个特别委员会成员包括最高法院正、副院长二人、以及由英格兰及韦尔斯司法任命委员会（Judicial Appointments Commission）、苏格兰司法任命委员会（Judicial Appointment爱生活爱沧海oard for Scotland）及北爱尔兰司法任命委员会（Northern Ireland Judicial Appointments Commission）各派出一名委员担任。在《2005年宪制改革法案》生效后及联合王国最高法院成立前的期间，在遴选新的上议院常任上诉法官时，院方可自由选择是否采用最高法院的遴选制度进行遴选。

最高法院在2009年10月1日正式启用，12席法官席位中，其中10席由原来的上议院常任上诉法官出任，第11席由卷宗主事官（Master of the Rolls）克拉克勋爵（Lord Clarke）出任，他成为首位未担任过常任上诉法官，而直接出任最高法院法官的人。克拉克勋爵遗下的卷宗主事官一位，则由原上议院常任上诉法官廖柏嘉勋爵接替，因此廖柏嘉勋爵未有到最高法院供职。至于首任最高法院院长一职，由原上议院首席常任上诉法官菲利普斯勋爵出任。

截至2009年10月1日，最高法院法官分别是：

1.     菲利普斯勋爵（Lord Phillips，院长）（2009年10月1日上任）
2.     霍普勋爵（Lord Hope，副院长）（2009年10月1日上任）
3.     萨维尔勋爵（Lord Saville）（2009年10月1日上任）
4.     罗杰勋爵（Lord Rodger）（2009年10月1日上任）
5.     华学佳勋爵（Lord Walker）（2009年10月1日上任）
6.     黑尔女男爵（Baroness Hale）（2009年10月1日上任）
7.     布朗勋爵（Lord Brown）（2009年10月1日上任）
8.     曼斯勋爵（Lord Mance）（2009年10月1日上任）
9.     科林斯勋爵（Lord Collins）（2009年10月1日上任）
10.    克尔勋爵（Lord Kerr）（2009年10月1日上任）
11.    克拉克勋爵（Lord Clarke）（2009年10月1日上任）
12.    悬缺

除了上面12席常任法官席位，最高法院院长亦可要求其他资深法官署任最高法院法官，但人选必须从下列两大类别中选取：

第一类是「资深地方法官」：即英格兰及韦尔斯上诉法院法官、北爱尔兰上诉法院法官、以及苏格兰高等民事法院内院的第一庭或第二庭法官。

第二类是「补充名单」：即已经退休，但年龄未过75岁的资深法官，这类法官获委任前，需先获得最高法院院长之书面许可。

 
法院院址

自《2005年宪制改革法案》通过后，英国当局一直为最高法院物色院址，早期的选址包括位于伦敦河岸的萨默塞特府（Somerset House），但政府最后决定以位于西敏国会广场的前米德尔塞克斯市政厅作为法院院址。有关决定曾获国会一个委员会作深入探讨，后来再获西敏市议会批准对院址进行翻新工程。但工程被保育团体质疑破坏历史文物，更一度遭入禀提出司法复核。

建成于1913年的前米德尔塞克斯市政厅本身获评定为二级历史建筑物，在改作联合王国最高法院以前，曾先用作米德尔塞克斯郡议会、米德尔塞克斯四季裁判署（Middlesex Quarter Sessions）及皇室法院等用途。

法院院徽

不同于英国其他法院，最高法院除了入口正门上方及三号法庭内分别展示了皇家纹章外，法院内其他地方基本上不展示代表英国皇室的皇家纹章。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代表最高法院的徽章。最高法院院徽乃由纹章院于2008年10月颁布，院徽呈圆形，外部顶上方写有「THE SUPREME COURT」（最高法院）的字眼，其下是一个同时代表古希腊字母奥米加（Ω）及磅（♎）的外圈，分别寓意终结及公平；外圈内则分别绘有代表英格兰的都铎玫瑰、代表韦尔斯的韭葱叶、代表北爱尔兰的亚麻、以及代表苏格兰的蓟花，四者枝茎紧紧扣连，形成院徽的内圈。呈圆形的院徽正上方，则缀上代表了英国君权的皇冠徽号。

除正式版本以外，最高法院另有两款院徽的简化版，在第一款当中，「THE SUPREME COURT」的字眼以黑色而非金色写成，而奥米加圈则同样以黑色而非白色上色，至于内部的花卉则较正式版本简化和大，顶上的皇冠亦采用较简化的线条。另一版本则更为简化，这款简化版除了省去「THE SUPREME COURT」字样，顶上的皇冠也被省去。

最高法院另有一微缩版院徽，微缩版同样呈圆形，内分四等份，每份皆以抽象线条，绘有上面提及的四种花卉。这款微缩版院徽由彼得·布莱克爵士（Sir Peter Blake）设计，布莱克爵士曾于1967年为披头四乐队设计大碟「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的封面。

来源：徐昕教授的博客，链接：

http://justice.fyfz.cn/blog/justice/index.aspx?blogid=101003

原始出处似系港媒，因此一些译名不同于我们这里，请读者留意。

在纸条箱里，一位网友提出下面的问题。我回复时，居然说字里行间有违禁词汇，调整多次终于无法发出，只好在这里公开回复一下。

贺老师，我这里有个问题。英文来自brown v. allen，lawcrawler.findlaw.com，它有句话是这样：we are not final because we are infallible,but we are infallible only because we are final.

该句我后面部分能理解，意思是“我们（法官？法律？）永不犯错误，仅仅因为我们是（所有答案的）终点。前面那句怎么翻译怎么理解？

答：粗略地翻译可以是这样的：我们之所以享有终审大权并非由于我们一贯正确，相反，我们之所以一贯正确是因为我们享有终审大权。

这句话蕴含着的司法制度的内在道理值得仔细思考。

祝福假期快乐！

贺卫方

贺卫方

我老家的说法，“人是活宝”。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人更是生龙活虎，行踪无定。上个月26日，我曾远上昆仑山上最高的边境口岸红其拉甫（也是最西端的口岸之一），本月26日就来到了最东侧的中朝边境城市丹东市。距离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六十年了，这里的战争记忆似乎仍然鲜活地留存在那炸断的铁桥、动感十足的雕塑、流淌江水中默默站立着的浮桥木桩之上。隔江相望，对岸是那个神秘的国度，也是近乎停滞的国度——陪同我的表弟说，他四十年前看到的对岸就是这个样子。那些还沉浸在姓社姓资之争中的人们倒是不妨来此一游，定将不虚此行。

阴云下的铁桥

雕塑名称：为了和平

炸弹留下的痕迹

朝鲜方的一座水边建筑

朝鲜一边

中国一边

对面好像是座游乐场，但是那个摩天轮却一动不动

朝鲜一座大巴要入境

浮桥木桩显示着岁月的流逝，令我想起斯坦因在沙漠中拍摄的古城遗址

对岸有些房屋，但是却看不到一个人影

1993年建成的“抗美援朝纪念塔”

抗美援朝纪念馆

在建有纪念塔的山上眺望，街市尽头是鸭绿江以及对岸的朝鲜

一个月之前在红其拉甫口岸巴基斯坦一边，跟一位该国边防警察合影。海拔5200米，冰天雪地，氧气稀薄，但是，这里的气氛却祥和得多。后面的国门是不久前刚竣工的。

贺卫方

史景迁的《前朝梦忆》，写江山易帜的几章颇激动人心。希望找到一些士大夫对于是否服务于新朝的见解，但是没有。也许是因为张岱本人并非前朝大臣的缘故吧。书中只是写到张岱以司马迁为榜样，那就是任何艰难都要克服，以便写成有关历史的伟大著作。

贺卫方

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广西师大版）。我似乎买过此前本书的一个版本，但是只是草草翻过，未及细读。这次读，看到其中有不少理论跟我最近思考儒家学说与宪政之间关系问题特别有关联。他从君主、贵族和官僚三者之间彼此消长的历史过程，并且对比西欧历史，作出的解说颇具启发意义。列文森的理论看得出韦伯的影子，但是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析无疑更具体入微。我过去觉得中国早期历史贵族制度的消失是君主专制体制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但是，列文森认为儒家官僚也有某种贵族化的倾向，但是君主却十分警惕并阻止这种发展。当然，贵族本身已经完全式微，在一定程度上权力的蛋糕基本上是由君主和官僚两者分享的。另外，由于通过科举考试选任的官僚一直就不是专业化的职业官员，因此他们只能从道德的角度对于君主权力作出某种约束，这种约束本身有着内在的矛盾，也很难有效。有趣的是，君主与官僚之间固然有对立的一面，但是却也相互依存；当官僚成为君主制度的敌人的时候，儒教本身也就走向衰落了。作者对于前革命时代中国社会与法国社会在权力结构上的差异的分析颇有些趣味。

贺卫方

钱锺书先生《人生边上的边上》收录了不少他包括年轻时代发表的评论文章，过去我大多读过，这一段时间心情轻松，细读其中的不少篇章，愈发感到文字的清新典雅和学理上的细密深邃。如他对用杜甫诗句“可爱深红映浅红”形容所谓百花齐放也可能只有一种花，只不过颜色有些差异而已。对柏拉图、罗素、桑塔耶纳等文学风格的评论；每种修辞风格都有其逻辑依据；好文学既要技巧到家，又要气象阔大；他的博喻一例：“至于他的文笔，我想只有一个形容字——英文（不是法文）的farouche，一种虚怯的勇。极紧张，又极充实，好比弓满未发的弓弦。雷雨欲来忽然静寂的空气，悲痛极了还没有下泪前一刹那的心境，更像遇见敌人时，弓起了背脊的猫。”

另外，钱先生翻译歌德的一首小诗最具陶渊明的风格：

微风收木末，

群动息山头。

鸟眠静不噪，

我亦欲归休。

贺卫方

路上读在上海报摊上买到的9月3日《南方周末》，“写作”版上有一篇题为“苏格拉底为什么审判雅典民主”的长篇文章，作者冯八飞，写于曼海姆。作者认为只有民主无法保护少数，没有法律的民主就会沦为人民的独裁。虽然观点不错，但是没有说清楚的是，人民得以形成独裁的条件是怎样的。还有，所谓必须有法律能够防止民主蜕变为独裁，这法律是什么？雅典人审判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坚持不越狱避难的理由不也是依据的法律么？显然，作者没有更进一步把这类问题解说清楚，而这却是个中的关键所在。

贺卫方

读斯坦因的《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中译本，他谈及第二次考察新疆时路过我也到过的塔吉克自治县：“到达萨尔库勒首府塔什库尔干，我又再次探访塔什库尔干古城。古城位于大片河谷草甸边的一处台地上，四周城墙用石块砌筑而成。城中央的堡垒已经倒塌废弃，但还有人居住。古城已经变成一个极小的村落。”页47。当年他也是从这里向东北，越过海拔15000英尺的齐齐克里克一带，途径慕士塔格山，抵达喀什。跟我往返的路线完全一样。按照斯坦因的考察，这也是玄奘当年西行取经走过的路线。

照片中，彩色是我拍的，黑白是当年斯坦因的作品。

贺卫方

“人遭剧痛时，都是呼唤母亲；到临终时，难免不说母语。陈省身有爱因斯坦的成就，但不像爱因斯坦在异国的医院里，说着周围的人皆不懂的德语，饮恨而去；倒像托尔斯泰在祖国的野店里，说着周围的人竟也不懂的内容，虽然同为母语，赉志而终。”（《陈之藩文集》卷三页353-4）

我记得汉学家卫三畏回到美国后患病失忆，医生帮助他恢复语言能力。最初他会说的居然是周围谁都听不懂的汉语！

贺卫方

把茨威格写的《蒙田》一书读完了。蒙田竟然是学法律的，以前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从这本书里，自己也有一些很深的感触。茨威格通过对于蒙田生平的描述，表达了他对于人类命运的忧虑。尤其是对于专制思想对于人类自由的威胁，一个人如何在那种充斥着专制、暴力和意识形态压迫的环境中保持心灵的自由，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议论。

贺卫方

读罢陈之藩《一星如月》，书中显示作者早在1970年代就对于极权制度作出犀利的批判，对于某些人和组织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有直率的揭露。

贺卫方

2009年9月7日，在乌鲁木齐至奎屯高速公路呼图壁段上，一辆大卡车起火，消防队员正在灭火，但是看来已经于事无补了。（老鹤摄）

周末来到上海，终于有机会在这里写几个字。从上个月17日回到新疆直到到今天，不能上网已经接近一个月了。上网后看到了网友们在这里的所有留言和评论，对于大家的挂念十分感谢。很抱歉，一些朋友的留言（以及纸条）仿佛不知道新疆已经封网，还是托付一些事情，或者不解为什么博唠阁这么长时间不更新。更有一些朋友指责我对新建封网的批评是不顾大局或小题大做，这些人在能够上网的地方作出这样的批评实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断网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无法上网，难以了解外部信息，研究和写作时无法利用网络资源，没有电子邮件，无法收发手机短信，任何联系都需要打电话。你很难想象这是多大的困扰。到上海来，这里的朋友对于新建的局势都很关心，纷纷问我近况如何。但是，我尽管从新疆来，但是却根本是两眼一抹黑，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不明真相的群众，加上无法上网，更是陷入闭塞的黑屋之中。我所知道的只是大家对于这种长达两个多月的封网的怒火中烧和绝望无奈。

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学期自己承担的是新入学的09级学生的法理学课程，平常读点历史，倒也轻松平静。请大家不必担心，也请接受我的衷心祝福：祝各位平安、健康和快乐！

贺卫方

由于石河子大学要举办一个研讨会，我马上要回新疆了。自七月六日凌晨直到现在，全疆的网络处于封锁状态已经有四十多天了。因此，回到新疆就意味着倒退到前网络时代。不能上网，博唠阁也就无法更新。另外，电子邮件也不通，手机短信也屏蔽，通信方式就只能依赖邮局或直接打电话了。

其他地方的人们很少有机会体会这种断网给正常生活带来的影响。E时代的写作，经常需要到网上查找某些资讯。你要发表作品，跟出版社、杂志社以及报社之间，也统统都要通过电子邮件相互联系。日常交往中对电子邮件以及手机短信的依赖就更不必说了。现在，所有这些都没有了。你可以想象人们是怎样的手足无措，怎样的百无聊赖。还有，平常火爆无比的网吧也都关门大吉，跟网络相关的各种产业也都受到冲击，炒股的人们无从正常交易……这样的损失不知道有多少。

封网的一个理由就是某些人利用网络相互联络、传递资讯，封闭就可以让他们相互孤立，无法串联。这样的理由其实很勉强。因为按照这样的逻辑，手机、座机甚至邮局信件也应该一律封杀，因为那也可以用来串联。根据央视的报道，那位在国外的维族老太太在事件之前就是用电话跟家人联系的。再说，你除非把在里面和外面的策划人都“消灭”光，否则，只要重开网络，内外之间又可以故伎重演，恢复网络联系，那是否意味着新疆的网络要永远封锁下去？还有，封锁资讯的结果遮蔽的不仅仅是“坏人”的眼睛，“好人”也会闭目塞听，你如何做到知己知彼？另外，贵州瓮安出事，贵州不封网。湖北石首出事，湖北不封网。广东韶关出事，广东不封网。单单乌鲁木齐出事，全疆都要封网，而且持续时间如此之长，这是为什么？

作为一个支教教师，自己诚挚地希望新疆自治区党政决策部门能够慎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本来由于地处边陲，资讯不便，对于新建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科学人文研究就带来了很大的制约，好不容易有了网络，地理距离带来的困难刚刚克服，动辄封网又让这里的人们陷入困境。这是极其不明智的。而且，有关官员一直强调新疆的秩序已经恢复，但是，只要网络不通，人们总不免怀疑这样说法是否真实。可以说，在今天这样的网络时代，网络畅通是生活秩序正常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

我期待着上网的时刻早日到来。在开网之前，博唠阁不能更新，也请这里的网友们谅解。

贺卫方

贺卫方按：本文发表于2009年8月15日《东方早报》（http://epaper.dfdaily.com/lcyzb/html/2009-08/15/content_152326.htm#）。同时看到新华网报道，被指接受美国企业贿赂的中海油总公司内部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人士称，“中海油已进行调查核实,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公司内部人员收受该公司及其代理商的商业贿赂”。问题在于，这种自说自话式的内部调查完全无法取信于人。好在这已经属于跨国型的犯罪嫌疑，我们可以期待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们公布有关犯罪指控的细节，例如中国企业中究竟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收受了怎样的贿赂。因为事涉中央企业，这里不妨提出建议，由中国的最高检察院出面与美国司法部开展司法合作，追根溯源，顺藤摸瓜，让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这样做，既有助于中国司法形象的改善，也可以为今后开展此类犯罪检控创造一个可以依循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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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部公布了对于美国几家企业在国外通过行贿而攫取利润的调查结论，其中收受贿赂者包括多家中国著名企业。读到这则消息，我颇有些感叹。说起来，我国的法律也不乏对于商业贿赂的惩罚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该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者必须如实入账。”与此同时，我国刑法也规定了“单位行贿”和“单位受贿”等罪名及其处罚。但是，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这样的规定基本上属于一些宣示性的条文，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很少有实际的案件出现。而对于日常商业实践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交易中，行贿与受贿是如何成为商业流转的润滑剂的。外国企业到中国做生意，“入境随俗”，也加入到这种游戏之中，倒也不是什么特别反常的事情。

但是，通过贿赂而获得商业利益乃是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之大敌。行贿者必然暗箱操作，以见不得人的方式获取本不应该属于自己的利益。对于竞争对手而言，当然是极其不公平的。而且贿赂往往来自于要获取比一般竞争状态下更多利益的动机，甚至所推销之商品也完全不具备公开表明的那种品质，当然会导致采购方以及消费者不应有的损失。国营企业的行贿受贿行为还带有公权力腐败和犯罪的浓厚色彩，足以败坏更广泛的社会风气。因此，为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对于商业贿赂进行严格的调查和惩罚自然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时代，也是每一个国家的重要责任。

尽管如此，要追究商业贿赂的责任，某些商业之外的因素还是需要考虑。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个一直存在的弊端是，对于收受贿赂者，法律的制裁往往是严厉打击，无所宽宥。但是，对于行贿一方，通常的做法却是网开一面，不予追究。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心理原因是，人们认为行贿者往往是弱者，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才破费钱财，输送好处。这样的看法完全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受贿与行贿之间的互为因果的关系。没有受贿者，就没有行贿；同样，没有行贿者，就没有受贿。在商业贿赂中，行贿者的罪责并不比受贿者更小。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我国，之所以长期以来贿赂犯罪难以遏制，重要的原因正是只惩罚受贿者，而对于行贿者不予追究。如此一来，源头难以堵塞，下游无论怎样惩罚，也难以阻却贿赂犯罪。

这一次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报告明确揭露了美国企业的行贿犯罪，那些被控受贿的中国企业有责任对这调查结果作出回应，也应向中国国民作出交代。美方发布的调查结果是否属实，中国企业出于怎样的动机接受美国企业的贿赂，除了美国企业之外，是否还接受过其他国家企业的贿赂？由于受到揭露的企业均属国有，其经营行为关乎中国的政府形象，它们作出说明的义务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事实确凿，依据我国法律也构成犯罪，有关责任人承担相关刑事责任。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美国之所以由司法部作出调查，是因为依据那里的体制，司法部本身就是司法行政与刑事检控两种职权的合一。在我国，司法部完全没有对于任何刑事犯罪的调查和指控的权力，而负有刑事检控职能的检察院却极少对于诸如企业贿赂这类犯罪以及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作出刑事控告。这无疑是我国刑事执法上的一个巨大漏洞。1950年代我们全方位借鉴苏联的检察体制，但是作出的一个重大修正就是，检察院的监督权的范围只限于法院和公安部门，而不享有当年苏联检察院所具有的一般监督权。这种情况导致我国法律监督出现一些空白地带，例如不正当竞争领域里的诸多违法和犯罪行为得以逍遥法外。这正是今天司法改革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大事项。

老鹤

前天深夜的某个时刻，我看到博唠阁的点击量接近一个数字，但是还差一千多。于是就在昨天早晨打开，居然赶上了这个数字：点击量：5555555，博客积分：777，博客等级：22。惟一的不重复的数字是关注人气。不管怎样，这个数字还是有些奇妙，我把截屏图贴在这里，以为纪念。

贺卫方

隶属山东济宁市的邹城市是孟子故里。我在近二十年前曾有机会到曲阜参观，孔府、孔庙、孔林都看过，那些建筑的雄伟，尤其是孔庙建筑，完全可以与紫禁城这样的皇宫相媲美的气象，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然也记得文革给这里留下的许多劫后痕迹。不过，同为儒家学派代表人物的孟子，自己却一直没有机会去看一下他的故里。近年来，自己很喜欢读《孟子》，心中对于到邹城一游的想法越发强烈起来。

凑巧了，山东师范大学的程汉大老师今年年初就向我发出邀请，说要陪同几位学界朋友一起到邹城游览。因为在石河子大学支教，路途遥远，就拖到了这个暑假。8月7日，北京的杨玉圣教授和我，河南大学的陈景良、耿勇教授等，以及程汉大教授等，大家兵分三路，从济南、开封和北京同赴邹城。程先生在当地的朋友康建国先生以及相启水先生等给了我们热情的款待。

邹城虽然是一个县级市，不过由于兖州矿务局的总部设在此地，加之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县城高楼林立，市容整洁。全市人口一百余万，县城里的人口就达到了四十万。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在全国百强县的排名中位居第十六或十七位。我记得我的家乡牟平县，全县人口好像也只有四十多万，虽然地处胶东，不过，经济总量是难以与邹城相比的。当然，对于知识人而言，更重要的是，这里诞生了孟子。

前面提到，我近来对于《孟子》发生了浓厚兴趣。我发现其中有着相当丰富的政治和法律思想。例如，我在博唠阁里就对于孟子的国际法学说作过一些梳理。我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题为“限制君权的孟子困境”的文章（2009年6月25日“阅读版”），尤其是注意到他在君为臣纲与可诛暴君之间所面临的困难。这是“民贵君轻”的呐喊之外，孟子宪政思想最值得开掘的一个课题。另外，读过孟子的人都会对于他关于治理国家中的专业分工思想留下印象。杨伯峻先生在他的《孟子译注》导言里对于孟子在思想上如何在孔子的基础上更上层楼有简要恰切的论述。因为这些阅读和思考，这次的孟子故里之游就有了格外亲切的感受。

当然，游览中印象很深的，虽然邹城离曲阜只有区区二十多公里，但是孟庙孟府的型制和规模与孔府孔庙相比有着巨大落差，另一个惊奇是，这里的游人稀少与第二天我们到曲阜时看到的万头攒动的景象之间的强烈对比。虽然至圣在前，亚圣在后，不过，治史者都承认孟子具有的巨大原创性，何以如此重孔轻孟，颇令人不解。关于后一点，当地的一位朋友解释说，也许恰恰是两地相距太近，因此游客大多是冲着孔子来的。游罢三孔，也就打道回府。假如孟子故里是在相距遥远的地方，反而会成为游客专程前往的一个中心景点。事实上，孟子之外，就在曲阜市的曾、颜两府也是观者寥寥。“大树底下不长草”，这种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

至于型制与建设规模的差异，显然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或许正是因为孟子在君臣以及君民关系上所持的那种激进的主张，导致在后世的君主心目中，孟子多少有些受冷落。说来话长，先发几张照片，并表达对各位热情接待我们的东道主和费心安排了这次游览的程汉大先生的衷心感谢。

孟庙正门棂星门

亚圣庙石门立柱上留下了文革遗迹：毛泽东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

元朝的蒙汉文对照碑

一座独特的用连环画形式刻的图画碑。上图为孟子与齐宣王

从赐书楼向深处看

孟母三迁祠，祠无碑存

一棵生命力感人的古槐

孔庙雄伟的大成殿和游人如织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