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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杂谈 |
逃离热闹
吃完中饭，一个人在校园内的操场散步，沿着塑胶跑道，想走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境界；其实，就是在逃离热闹，虽然热闹被视为生命活力的表征，逃离热闹，也就远离了成功。
塑胶跑道紧围着三个篮球场，也就围紧了一群群“废寝”读书而“忘食”抢球的学生；跑道外是大学围墙内的中学校园的围墙，围墙上新近换了彰显建国60年辉煌的文字图表，被“评估”专家誉为能说话的文化墙。但此时，与球场热闹比，这文化墙却很寂寞，除了我这个饱饭撑着的人，来消遣这些没有多少文化含量的文字图表外，几乎没有人对它有兴趣，孩子们的兴趣跟着篮球跑，去追逐另一种成功的喝彩了。
文化墙的外面是大学科技楼的建筑工地，其热闹程度又远在球场的学生之上。那些比操场上多得多的农民工，为了自己及其家人的生存，显然比这些孩子更加“废寝忘食”；他们卑微的生命，在切割与拌浆机的合奏下，奏响了中国地产伟业的一路凯歌。
| 分类：教育随笔 |
高考制度要不要“改革”
——读《越改越坏：中国“教改”十年的总结批判》
（此文网址：http://www.cat898.com/Infolook.asp?bclass=1&id=92895）
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会被耻笑，可近来确实每每受到一股否定改革寒流的袭击。在社会层面的“国进民退”缘自所谓对改革的“反思”，把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如政府不退出市场主体角色等）所带来的社会不公人心不古的问题，统统归结与市场化的改革。而在教育上，则把市场化与产业化混为一谈，把“应试教育（本质是科举教育）”的倒行逆施归因为与教育资源的“供求”矛盾，进而否定教育改革；今天读到雷颐先生《越改越坏：中国“教改”的总批判》的一文，就是一个明证。
令人担忧的掌声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经过中山大学的小礼堂，里面传来阵阵掌声，这才想起，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吴晓明先生来此做学术报告。于是迫不及待地挤进去，即便分享到这思想盛宴的残羹冷炙，对于我这个思想上的流浪者而言，也算是一次难得的美餐啊。更何况这不时爆发的掌声就足以证明吴先生的演讲相当精彩。然而，站在人群后面听了足足一个小时，教授的演讲与听讲者不时的掌声犹如一道鲜美的深水鱼，让我开始狼吞虎咽，似乎很解馋，而此时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了。
我进去时，吴先生正讲到中国现代化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理由是，经过一千多年基督教文化的洗礼，西方的人都变成了由契约关系定格的原子般的个人，而中国人却不是这样。开始听来，以为他在反思本民族文化缺乏个体独立性，可是后来才知道，吴先生是要赞美我们非原子的国人的伦理性。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朋友的姐姐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每次回国，很不习惯和亲朋围着圆桌吃饭，大家的筷子都在同一个菜碗里搅合；这位朋友就反问姐姐是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
“三精牌”的好课
——听赵谦祥老师的课笔记
2009年9月24日星期四
听赵谦祥老师的课
课题：陶渊明《归田园居》
教学过程概要及点评
一 用激励的语言导入之后，让学生朗读课
第一遍之后帮助学生正音，第二遍后给予赞赏性评介。
点评：首先
监考时的胡思乱想
监考，是一件令我尴尬的事；我不喜欢学生把我视为警察，更不愿用一种监视的目光看学生，我更愿意把监考视为一种服务。于是搬了一把凳子，坐在教室的一角。一旁的孩子看我坐在她身边，有些不自在；这我理解，就说，我旁边为你加油吧。她脸上绽放了笑容，我才放心的坐下。我坐的地方，正对着讲台前那个高高挂着的监控摄像头；但我不屑这监控的眼睛。发完卷子后，悄悄地坐下，又胡思乱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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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南墙有一段培根语录：“集体的习惯，其力量大于个人的习惯。因此，如果一个有良好道德风气的环境，是最有利于培训好社会公民。”
这里所谓的习惯就是文化，也就是软实力。
一个场域的文化除了各
被绑架之后
昨天上午知道校方要剥夺我的周末，且为迎接什么高中教学评估去做假，当时就气不打从哪里来。作为一个教师，我始终把不做假作为底线，尽管我能理解别人做假的无奈，但我不允许自己做假的。早就听说校方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这样的工作，一开始，我就跑到校长处申明：检查我的教学，想怎样检查就怎样检查，我无需做假，也请校长别逼我做。校长当时也一脸真诚，说：科组长到底让你做什么，我把他叫来。我很感激，就说：不用了，大家都不容易，我也不想为难别人，反正你心里有数就行。
后来，科组长也分派了任务，但没有具体的（他也弄不清），具体就是要教案计划总结教学反思之类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现成的，我打印交上也就算完成任务了。以为没有事了，可谁知，现在又来了个“冲刺”。前两天接到一个任务，要我写一份2008届高考语文考分总结分析，我带了这一届
不做“看客”做回孩子
办公室又在议论周末加班应对高中教学评估的事，说：从本周开始，不但晚上加班，而且星期六下午与星期天的上午教师都要集中到形体室整理教学评估的档案。这段时间办公室时常都有不满校方的议论，我自然也参与其中。可是每次发完牢骚，又很后悔，想自己一把年纪，既然说淡薄名利，用得着那样愤世嫉俗吗？现在人都学乖了，没有人想做孙志刚，只想乘孙志刚的便车；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学着做一个“
读郎咸平在清华大学演讲稿的思考
读这篇讲话，我有两点启发。
第一，郎先生理清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历史线索。马克思是面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性，提出了剩余价值的理论；而社会主义公平追求对原始资本主义的冲击，使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了社会主义化。因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非过去我们先前理解那样是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而应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第二，市场自由经济运行必须有规范的法治体制来做保障，而这个法治体制的文化就是平等的观念；挑战精英意识，表现在《反托拉斯法》和平民陪审团的司法途径，这样就可能实现对大家族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解构。不过在此，郎先生似乎忽视了社会平等意识的形成与基督教等宗教文化的正向关联。我以为，如果没有终极意义上的信仰，人就无法进入灵魂
我国的改革开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下）
——郎咸平教授清华演讲全文实录
我请同学们注意，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美国政府在1950年透过各种方法提倡新自由主义学派（以往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学派）。而这个学派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分别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其中一个叫做弗里曼（Friedman），另外一位叫做哈耶克(Hayek)，他们两人都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们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理念，就是只有自由竞争经济才是最好的，社會主義国家透过计划经济所达成的财富重分配的制度是他们所反对的。这句话让我们回到了国富论亚当.斯密的时代！亚当.斯密不是也提出了同样的思维吗？但是请各位注意， 1950年代和亚当.斯密的时代是不一样的。美国政府从1890年开始，已经进行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已经完全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你不敢以大欺小，你不敢以强欺弱。这些法律不仅规范了自己的行为，也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因此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