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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风满族,任过教师,当过图书编辑,小说、散文、诗歌作品曾发表于《民族文学》《北京文学》《北方文学》《青春》《雨花》《百花园》《天池》《短篇小说》《青年文学家》《星星诗刊》《绿风诗刊》《诗神》《诗林》等文学杂志,另出版过历史人物传记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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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学杂谈
现实主义更是一种创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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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5期  | 李一鸣  2018年09月27日10:46

李一鸣 ,文学评论家,作家,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多次担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出版著作6部,发表散文、文学评论700余篇,10余篇散文被选入《中国散文年选》《山东新文学大系(1917-1999)等重要选集,入选《山东文学通史》,曾获冰心散文奖散文理论奖等重要奖项,多项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当我们谈到现实主义时,对它往往有几个维度的理解。一是作为一种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现实主义发生在西方十八世纪末期到十九世纪末期;二是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恩格斯关于“除了细节上的真实之外,现实主义还要求如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论述,被公认为是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方法的经典诠释。除此之外,人们往往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维度: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态度。法国文学史家爱弥尔•法盖曾说过:“现实主义是明确地冷静地观察人间的事件,再明确地冷静地将它描写出来的艺术主张”;俄国文学理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在评论普希金的诗歌时使用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其涵义也更多是指作家对生活所持的态度。

何为现实主义态度?概括地讲,就是密切关注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现实,关切人类生存处境和精神成长,揭示现实生活本相和时代特质,书写人类丰富饱满的心灵世界。

首先,现实主义体现从客观生活出发的现实逻辑。现实主义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美国文学理论家雷内•韦勒克在《批评的概念》一书中论道:“艺术都是当下现实的一种反应”。中国文学从《诗经》、唐诗、宋词、汉赋、元曲、明清小说到现当代文学,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到“鲁郭茅巴老曹”,关注现实、呈现存在,始终是创作的主潮。《诗经•国风》作为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其中的篇章多来自对现实生活的描摹和感知。《七月》描述的是奴隶阶层血泪斑斑的生活,《伐檀》呐喊出的是下层人民阶级意识的觉醒,《采薇》反映了士兵征战生活,《君子于役》表达的则是劳役给家人带来的痛苦和思念。劳动、歌咏、爱情、婚俗、战争、徭役、压迫、抗争、祭祀、幻想、天象、山川,周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应进入诗人的笔端。至于李白笔下的长安、杜甫眼中的老媪,苏轼的儋州之苦、关汉卿的窦娥之冤,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无不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逼真写照,无不是作家对生活的思考和浩叹。五四以降,就对中国社会的揭示而言,鲁迅对国民性尖锐透彻的解剖、对黑暗社会毫不留情的批判,无出其右。茅盾则坚持以社会分析视野观察社会生活,以史诗性文学创造开掘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长河。当代许多优秀作家,莫不以描绘现实生活、揭示生活本质为己任,创作出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芒的篇章。

放眼世界文学史,秉持现实主义精神,关注现实、描写现实、揭示现实,也是许多西方杰出作家的选择。19世纪法国伟大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创作的基点就是从现实出发,广泛深入地概括社会生活,像历史学家尊重历史事实那样尊重现实生活的真实,并揭示社会现象内在的本质,故而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评价为“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作家”,“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巨擘狄更斯,关注的是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双城记》《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等名作讲述人间真相,深刻反映了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俄国文学巨匠托尔斯泰倾心于观察生活并从中抓住生活现象背后的本质,如实地描写现实,揭露现实矛盾,表现出“可怕的真实”“惊人的真实”“极度的真实”,被誉为 “最清醒的现实主义”。

但是,必须认识到,作为一种创作态度,现实主义并不只对应于现实题材创作,固然在聚焦现实题材时需要现实主义观照,在处理历史题材、科幻题材等其他题材时,同样可以体现现实主义的辽阔视野和深刻洞察;现实主义也不等同于非虚构写作,小说是虚构的艺术,现实与虚构不形成沟壑关系,而是存在与表现、现实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联系,在现实基础上通过想象、虚构进行创作,不仅不影响揭示世界的本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世界本质的敞开;现实主义更不意味着仅仅运用细节描述和典型化这一种艺术手法进行创作,它不拒绝其他手法的运用,魔幻手法可以铸成“魔幻现实主义”,荒诞变形的营构可以成就“荒诞现实主义”,钟情对心理世界的极度刻画可以形成“心理现实主义”,而结构现实主义、神话现实主义等等,在不同程度上也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立场、视角,甚或方法。质言之,只要秉持现实主义态度,不管现实手法、现代手法,还是浪漫主义手法,都不过是对现实或忠实记录、或曲折表达、或变形体现的具体艺术手法而已。高尔基说,“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像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这都为我们正确认知现实主义提供了指引。

其二,现实主义遵从创作的时代逻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现实生活总是一定时代中的社会存在,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不可能脱离时代悬空存在,这是文学的时代逻辑。《文心雕龙•时序》有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指出了文学变化与时代变迁的必然联系。王国维的著名论断:“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则深层次揭示了文学与时代的密切关联,不同时代的现实生活赋予文学作品别样的内容表达、体裁呈现甚至修辞特征。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认为决定文学艺术发展的是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因素,这里的时代,主要是指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社会制度、精神文化等,这些因素必然会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去。

事实上,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独具的器物、制度和精神,时代是文学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社会风景、生活场景、人生情景,时代定然给文学作品打上独特的烙印。而现实主义关注的不仅是时代的环境,更为关注的是时代的特质、时代的“精神性气候”。

曹雪芹的《红楼梦》堪称“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百鉴”,其所描绘的诗词歌赋、制世尺牍、琴棋书画、对联匾额,只能发生在中国;其所渲染的宫闱仪制、判狱靖寇,则非中国封建社会不独具;其所描述的自鸣钟、玻璃、汪洽烟这些西洋制品则是清朝中期大量涌入中国,从生活场景上散发出时代性气息;而巨著穿透迷雾的光亮,则是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形象彰显的反抗压制、敢于叛逆、追求自由的精神情愫。《人间喜剧》作为一部反映法国19世纪上半叶社会生活史的巨著,描绘了那个时代“任何一种生活状态,任何一种容貌,任何一种男人或女人的性格,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一种职业,任何一个社会区域,任何一个法国城镇”。作为对法国资本主义社会形形色色人物的速写和时代风貌的展映,这部无与伦比的著作“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俄国“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屠格涅夫的代表作《猎人笔记》,则具象展示了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俄国农奴制下广大农奴的悲惨生活和不幸遭遇,真实再现了农奴阶级惨遭压迫和欺凌的真相,揭露了农奴主阶层的残暴、伪善与冷酷,颂扬了普通人的善良、正直和乐观。故事所产生的时代正是俄国从贵族革命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俄国专制制度的腐朽本质全然暴露,农奴制度进入危机阶段,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起来,农民反对农奴制度的斗争日趋激烈。《猎人笔记》这颗批判现实主义的火种,点燃的是“射向俄国社会生活的灾难——农奴制度的一阵猛烈的炮火”,其反抗与斗争的力量,产生了撼人心魄的爆炸当量。

面对时代,如果仅仅是自然主义的铺张描绘,而不是着意提取时代特征、时代风貌、时代精神,就会陷入浅表化写作的泥潭。能不能表现出一个时代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质、新质、异质,是作品能否得以存在并传之后世的重要标尺。现实主义态度提倡的是立足时代、观察时代、聆听时代、解读时代,把握时代风云,抓住时代特质,呈现时代精神。面对时代,如果拘囿于所处时代本身,不能在历史长河中认知时代、评价时代,也会落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混沌境地,时间是浪,淘尽千古岁月,只有以浩渺历史为镜鉴,方能辨清当世精神的高与下、清与浊。面对时代,如果缺乏辩证思维和锐利眼光,只见光彩炫目而不吝赞美,唯感雾霾充塞而怨气冲天,则会徘徊于偏狭小径,写不出大块文章。生活中有昂扬也有沉郁,有幸福也有不幸,有喜剧也有悲剧,有光明也有黑暗,现实主义态度应是既谱写人类追求美好的旋律,又弹奏铲除噩梦的交响;既书写生命的觉醒,又直逼灵魂的沦丧;既描绘人性的高洁与光芒,又揭示人心的卑微与阴暗;不仅描写社会矛盾冲突的错综复杂,而且要作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存在的勘探者”,努力揭示产生矛盾冲突的历史缘由、时代成因、文化因素,就如鲁迅所指出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意在复兴,在改善!”

其三,现实主义服膺文学的人学逻辑。文学是人学,开掘人心、人性,展露人类的处境,是一切文学创作的笔锋所向,更是现实主义聚焦所在。现实主义始终关切人类处境和内心世界。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为例证:1947年法国作家德烈•纪德以“呈现了人性的种种问题与处境”得奖,1957年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则因“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得奖;南斯拉夫小说家伊沃•安德里奇获奖是因为“他作品中史诗般的力量——他籍著作品在祖国的历史中追寻主题,并描绘人的命运”,西班牙诗人阿莱克桑德雷•梅洛获奖是由于“他的作品描述了人在宇宙和当今社会中的状况”;1996年,希姆博尔斯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由于其作品“挖掘出了人类一点一滴的现实生活背后历史更迭与生物演化的深意”;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的代表作“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鉴于“深入表现了人类长期置身其中的处境”,诺奖委员会将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哈罗德•品特,缘于《暗店街》《星形广场》《青春咖啡馆》等名作“展现了德国占领时期最难把握的人类的命运以及人们生活的世界”,2014年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荣获该大奖。

卡夫卡说,“文学的本质是同情”。现实主义始终以同情、悲悯之心,关注人的现实命运,真诚地注视人类的存在和死亡、地位和尊严、权利和责任、事业和生活,始终关切人类的心灵世界,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冲突与挣扎、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需要与诉求等等,真正使文学成为弱者的伟业。即使表达的是愤怒、怨恨、谴责,也是源自于对弱者命运多舛、遭际不幸、社会不公哀叹同情的另一种反应。现实主义强调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文心永远随着人心跳动,透过人的生活情境和命运境遇,徐徐展开对人类生存领域的揭示,层层拨开人类精神的内里,到达丹纳“精神地质形态”的“原始地层”,深刻揭示民族气质和民族性格,进而达到最深层人性层,以思想精神的深度,使现实主义文学的创造之泉激荡喷涌,从而实现法国作家皮埃尔﹒米雄提出的愿景,把“庸常的深渊变成神话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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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主流

第三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暨长篇小说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行超) 为了对一年来长篇小说整体状况进行深入总结,并对其发展态势进行展望,12月2日,由《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举办的“第三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2018)暨长篇小说高峰论坛”在京举行。本次金榜评选由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担任评委会主任,李一鸣、何向阳、孟繁华、张清华、贾梦玮、陈东捷、付秀莹、张莉担任评委。论坛活动由《长篇小说选刊》主编付秀莹主持。

本次金榜评选发扬“展现长篇小说创作实绩和风貌,引导、推动长篇小说创作潮流”的精神,在历时20天的读者网络投票之后,专家评委团对初评入围的15部长篇小说进行了现场表决,最终遴选出本年度5部金榜作品。经过充分讨论与公开投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被评选为2018年度金榜领衔作品,与肖亦农的《穹庐》、王安忆的《考工记》、宗璞的《北归记》、陈彦的《主角》共列第三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彭荆风的《太阳升起》、梁晓声的《人世间》、叶兆言的《刻骨铭心》、杜斌的《天上有太阳》获得特别推荐奖。

在随后进行的长篇小说高峰论坛中,评委们结合刚刚产生的金榜榜单,对本年度长篇小说的整体创作状况进行了回顾、梳理与总结。吴义勤提到,此次上榜的几部作品基本代表了2018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创作实绩,但也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因出版时间等客观原因,此次评选也存在遗珠之憾。近年来对现实题材创作的提倡,在今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收获了重要成果。这一年,宗璞、王安忆、韩少功等名家名作相继涌现,反映出中国当代小说生产和创造力的繁荣。在今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我们看到,作家解读时代的能力就去年相比有了明显提高,与此同时,艺术能力的积累和提高对作家来说将是更为重大的考验。

大家认为,2018年的长篇小说在现实题材的开掘和现实主义的表现上,作出了较大贡献。既有张平的《重新生活》、周大新的《天黑得很慢》等关注当下生活第一现场和最新现象的作品,也有刘亮程的《捎话》、肖亦农的《穹庐》等在艺术创新方面显示出探索精神的作品,还有叶兆言的《刻骨铭心》、梁晓声的《人世间》、王安忆的《考工记》等对社会历史等进行多样挖掘的作品,创作题材广阔丰富、创作手法深入多样,体现了新时代新气象。孟繁华说,2018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现实题材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广阔,作家立场和视角的变化,体现出现实主义多样化的力量。

贾梦玮认为,小说是对某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学表达,小说的初心是计算历史的“软成本”,即通过文学的个性化表达,书写历史中具体的人的身心付出,此次上榜的多部作品在这方面都提供了范本。李一鸣说,关注现实、历史,揭示存在、本质,是长篇小说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2018年,作家关注时代的特质与异质,通过艺术的书写,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人心的变化。何向阳表示,2018年长篇小说金榜中女性作家占的比重与此前相比有明显提高。《考工记》《北归记》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鲜明突出,呈现出小说人物立得住、进而以人物带作品的创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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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与写实

――读鲍十《平原的日子:三合屯记事》

我想,可能会有许多读过鲍十这篇《平原的日子:三合屯记事》(《钟山》2010年第6期)的读者会和我有着共同的第一印象:这是一篇不象小说的小说。因为作者是生活在当下的都市里,去叙写曾有的乡村记忆,童年往事,这些很“写实”的题材与内容都只能是散文的写实;“我”的童年,“我”对童年的人和事,“我”的那些乡土记忆与怀念,都是散文的抒情。因此,这样的“写实”让我们只是在散文里细细回味那些乡村生活,而不再去想小说的虚幻或仿真。

但是,从叙事看,如果仔细审视,这确实又是小说的叙事方式。我想到了似乎已淡出我们视阈的一个词:先锋。因而,我想试着用先锋,也是第一次尝试从叙事角度来简单分析一篇小说。

在我的文学接受记忆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的近十年应该是一个“先锋时代”,当时的年轻一代作家和诗人们以标新立异的姿态侍弄着远离读者大众的文字,引得学界热议不断。但是,对先锋,我以为,似乎也只是个停留在大家能够意会但未必能确切明定的概念。因此,我们理解的先锋到底包括了什么特质,常常成了一个语焉不详的言词。而我个人所理解,应该是包括了叙事手法的另类(比如当年马原的叙事圈套),以及内在精神的表达。所以,这鲍十的这篇小说,我觉得可以看做是一种先锋的回归。

就精神层面而言,这篇小说从生命的存在境域出发,以“我”潜在的它乡生活的焦虑,守望童年生活的温馨与乡村记忆的亲近,渐渐切入人的存在的困厄、苦难、迷惘与焦灼。小说的时代背景选择在文革前后的中国,但我想,这只是个淡化的背景,因为文革中的人和事的种种荒诞,似乎已经成为对那个时代认识的普泛化景象。而乡村,有时却又有着它自然形成的生态系统,所以无论什么样的时代,都有着一些因乡村文化中受传统的带着恒定传承特质的因子。这些因子,有时不为我们发现,但经年累月之后,我们回望乡村,却发现那些因子一直固执地矗立在乡村大地上。因此,小说中小微、老林头、祖二明的命运流动,一方面写出了乡村人物普遍的困厄与苦难,另一方面也表征了卑微人生中“自由”的永远离场状态。三合屯虽是杂姓之村,但乡村政治依然有着强大的场域存在,于家和马家的争斗,虽然只是对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的职们的角逐,但乡村政治中对权力的追逐,也一样看到了人性在权力之下的变异。这场权力的角逐,改变了围绕在两姓人家周围的人的命运,带动了整个村子人家的生活纷扰。而祖二明父亲因为反对割资本主义尾巴导致的家庭变故、老林头的怪诞生活姿态及悬梁自尽,无不呈现着人生的荒诞。最后一章关于黄狗的前后性情变化,其实又何尝没有暗示人性的变化呢!

就叙事曾面看,先锋总是表现出与传统叙事迥异的姿态。传统小说叙事强调时间的流动与完整,情节与人物的统一,故事的圆形闭合,而先锋,常常打破这些完整性。这篇小说首先采用了破碎式叙述,我叙述语言的呈现人物或事件时,“我”常常出现在字里行间,或作解释,或补充,打断了叙述语言的完整,使语言节奏变得琐碎无比。同时,回忆性的文字与现场性文字交替行进,间离了情节的流动性。其次,小说的情节淡化,这是先锋小说常常采用的手法,小微十六七岁无奈退学成家,老林头离奇自尽,祖二明多才多艺却又无奈主动承担乡村生活的苦难重担,这些情节中本身都有着丰富的细节可以呈现,但鲍十却以简单约的文字刻意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沉静文字去叙述,也在淡化着人物的悲剧性命运流动。再次,碎片式的叙事。小说没有以一个或几个中心人物贯穿,而是一个个片断地呈现。五个片断,三个人物,两姓人家,一只狗。没有中心,似乎处于一种“无主题变奏”的状态中。

然而,这样散淡的叙事之下,我们会发现作者故作的“零度情感”背后,对乡村人事的深深眷顾,对乡村人事变迁的回望,对乡村人事沧桑的思索。所以,虽然是一篇不象小说的小说,却依然折射出小说深度精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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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市井小说和市井社会的现代性隐痛

——关于王方晨《老实街》

(原载《文艺争鸣》2018年第4期)

王春林

 

最近若干年来,作家王方晨差不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所谓“老实街”系列的创作之中。这一系列中最早的一部分曾经以《大马士革剃刀》的标题首发在《天涯》杂志2014年第4期。依此发表时间来推断,则作家创作念头的酝酿与形成,当在20132014年前后。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一系列最后一部分《大宴》标明的完成时间,是2017年的71日。由此可见,“老实街”系列的写作,乃是王方晨最近三四年间最倾注心力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一系列小说差不多都曾经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刊发于全国各大文学杂志的缘故,我曾经以为作家创作的终极目标,乃是如同1980年代王蒙的《在伊犁》、李锐的《厚土》那样的一种系列小说一样,意欲凭借这种方式而建立自己在小说世界中的地标式建筑。然而,只有在预想的内容全部完成之后,我们方才搞明白,却原来,王方晨的终极目标乃是要创作一部题名为“老实街”的长篇小说。这样一来,我们所首先必须面对的,就是小说的文体问题。一方面,这些单独成篇的部分,都可以被视作独立的短篇小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其中的很多部分可以说不仅已经接受过刊物不无严格的编辑过程,而且还在文学界产生了颇为广泛的影响。这其中,尤以短篇小说《大马士革剃刀》最为引人注目。小说发表后,不仅很快被多家重要选刊及时选载,而且在被收入多种年度选本的同时,也还获得了《小说选刊》的年度大奖与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另一方面,因为这些中短篇小说所讲述的人和事不仅全部都发生在济南老实街,而且作家的笔触也明显地聚焦在老实街所必然面临的城市拆迁这一大变故之上,所以,这些业已单独成篇的中短篇小说却又可以被连缀在一起,最终整合成为一部别出心裁的长篇小说。

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被拆散为很多篇独立的中短篇,或者反过来说,一个中短篇小说系列,却又可以被整合为一部长篇小说,如此一种奇特的景观,在中国文坛似乎还并不多见。我依稀仿佛的记忆中,恐怕只有此前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差堪比拟。1980年代中期,莫言曾经凭借中篇小说《红高粱》而在文坛产生了强烈反响。紧接着,在《红高粱》的基础上,他又相继完成了《高粱酒》《高粱殡》《狗道》与《奇死》一共四部中篇小说,并在文学刊物上分别发表。最后,又有编辑在此基础上把五部中篇小说连缀在一起,这就变成了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依照我的猜测,因为1980年代曾经一度流行系列小说写作的缘故,莫言的初衷恐怕也是要完成一个彼此存在着若干内在关联的系列中篇小说。遵从一般的写作规律,刚刚在文坛出道不久的莫言,在当时,无论如何都不会产生长篇小说的写作念头。也因此,“红高粱”系列小说的变身为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毫无疑问是长篇小说这一文体走红之后出版社编辑“策划”的结果。就此而言,王方晨的情况便有所不同。因为置身于一个长篇小说文体备受重视的时代,王方晨“老实街”系列的写作初衷,恐怕就是奔着长篇小说去的。之所以要被拆解开来,以短篇小说的形式零售,应该是考虑到了体量庞大的长篇小说耗时漫长的缘故。然而,不知道王方晨自己是否已经意识到,这样一来,却必然会带来一个文体归属的辨析问题。那就是,王方晨的“老实街”,到底是一部长篇小说,还是一个短篇小说系列,又或者说,一个思想艺术品质相对优秀的短篇小说系列,是否可以被重组整合为一部长篇小说。原因在于,作为不同的小说文体,长中短篇小说之间其实有着各不相同的文体规范和文体要求。很多情况下,若干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叠加在一起,未必就能够成为一部同样优秀的长篇小说。此处的一个关键问题,恐怕就是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究其根本,对于王方晨来说,通过怎么样的一种结构方式把这些散在的短篇小说成功地集聚为一个有机艺术整体,才是这种文体转换得以完成的关键所在。具而言之,王方晨所可以寻觅到的长篇结构方式,一个是“老实街”这样一条街道,另一个则是城市拆迁这样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大事件。

首先是“老实街”这样一条特定的老街巷,活跃于文本中的众多人物,都与这条老街巷存在着这样那样或远或近的关系。唯其因为作家把“老实街”设定为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所以才会在小说一开头便开宗明义地写到这条“老实街”:“我们这些老实街的孩子,如今都已风流云散。”“老实街地处旧军门巷和狮子口街之间。当年,若论起老西门墙根下那些老街巷的声望,无有能与之匹敌者。老实街居民,历代以老实立家为本。老实街的巨大声望,当源于此,据济南市社科院某丁姓研究家考证,民国时期老济南府曾有乡谣如斯:‘宽厚所里宽厚佬,老实街上老实人。’宽厚所是老济南的一家民办慈善机构。”

这里,除了对“老实街”主要特点的介绍之外,另外一点乃是要明确告诉读者,当作家意欲大规模地展开老实街叙事的时候,这条老实街其实已经在历史的震荡中不复存在了。正因为老实街已然不复存在,所以我们这些老实街的孩子,才只能够被迫无奈地风流云散。从叙述学的理论来说,小说开头处一种回溯性视点的设定,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一般来说,只有在回望既往历史的时候,才有可能谱写出一种充满眷念之情的文化挽歌。我们注意到,对于自己把老实街设定为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王方晨在后记中曾经给出过特别的说明:“一个城市有很多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内看与从外看相比,还有更大分别。我选择了它的一条老街巷……这条老街巷,被我命名为‘老实街’,具体的方位都是实在的,却完全出于我的虚构。”“《老实街》书写一个城市的世道人心,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个认老理的老济南人,他们生活在那些百年老宅和老街巷,在经历了漫长岁月而形成的民风民俗包围之下,像他们的祖辈一样安然惬意地承受着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滋养,有时也不免显得有点迂腐自封,但实际上,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见得就一定相信那些虚幻的道德想象,因为世道的嬗变不仅是传说,更为他们所一次次亲身经历。——老实街上,人情练达、洞悉人心者大有人在。”由作家的自身说法可知,他之所以要创作这样一部具有章节组合性质的以地域名为标题的长篇小说,正是为了窥一斑而知全豹地借助于老实街一隅而透视表现时代大潮冲击下中国文化传统一种必然的流散嬗变的命运遭际。

然而,在进一步展开关于王方晨长篇小说《老实街》的讨论之前,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谓市井小说的类别归属问题。市井者,街市也。顾名思义,以街市为聚焦对象,旨在关注表现街市上以商业活动为中心的各色人等的日常生活的小说作品,就应该被看作是市井小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先生以其包括《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离婚》等名作在内的一批小说作品而被视为市井小说大师。通常意义上,因为街市隶属于城市的缘故,我们总是会把市井小说纳入到城市小说的范畴中来加以理解。但千万请注意,这里的城市,实际上只是古典意义上的一种城市。在古典时代,所谓城市和乡村的分野,大约只在于一个以商业运营为中心,一个以农业劳作为中心,其他方面比如在流动性的阙如上,二者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差别。正如同那些农人们将会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个乡村,除非战乱或遭遇天灾的缘故之外,几乎很少会有人口迁徙的现象生成。同样的道理,除非遭遇如同战乱这样的意外情况,古典时代城市里的市民们,事实上也很少会发生人口迁徙的状况。也因此,单只是从人口流动的角度上说,无论是乡村社会,还是市井社会,皆具有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凝固不变的性质。唯其在较长的一个时间段内人口凝固不变,所以,不管是乡村世界,还是市井社会,说起周边人群的生存状况来,才可以轻而易举地上溯至五辈三代,皆没有什么隐私秘密可言。

从根本上说,进入现代文学的阶段之后,所谓现代乡土小说和市井小说的生成,很显然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很难设想,若非市井社会具备人口流动上的凝固性特征,老舍先生怎么可以写出如同《四世同堂》这样杰出的市井小说来。然而,在遭遇到通常所谓现代性的猛烈冲击之后,古典意义上的那种市民人口长时间凝固不变的状况就被彻底打破了。我们经常说,所谓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城市化或者工业化。千万请注意,这里所谓“城市化”中的“城市”乃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因为如果说到城市,无论中西,早在现代性出现的很久很久之前,就都已经存在有人口规模很大的城市了。西方的城市情形我不清楚,最起码在中国,这些古典意义上的城市,明显具备着人口流动上的凝固性特征。也因此,现代性意义上的所谓“城市化”,就不仅仅只是意味着乡村世界的被“城市化”,而且也同样意味着古典城市的被“城市化”。这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到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里,伴随着人口流动上凝固性的被打破,一种可谓变动不居的无根漂泊现象日益成为显著的特点。由于人口流动的速度大大加快,整个城市的陌生化程度便日益明显。这样一来,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就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社会。而这,就很显然与传统乡土与市井那样一种熟人社会,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与区别。就此而言,曾经在1980年代兴盛一时的以作家陆文夫(苏味小说)、邓友梅(京味小说)、冯骥才(津味小说)等为代表的市井小说的逐渐退出文坛,细致推想起来,恐怕就与现代性强势冲击下市井社会的被瓦解存在着格外紧密的内在关联。

既然具有明显熟人社会性质的市井生活都已经荡然无存,那么,以这种市井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市井小说的一蹶不振,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进行了以上的细致梳理和深度辨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这就是,倘若从古典城市的层面上来说,所谓市井小说乃是当之无愧的城市小说。然而,一旦进入以变动不居的陌生性为其显著特色的现代城市,那么,再将市井小说坚持贸然划入城市小说的范畴,恐怕就多少显得有点勉强了。由此可见,一方面,市井小说固然不同于以乡村世界为表现对象的乡土小说,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很难被划归到现代性意义上的城市小说的范畴之中。又或者,市井小说可以被视为介乎于传统乡土小说和现代城市小说之间的某种“中间物”存在形态,也未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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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巷里的云蒸霞蔚

——读《老实街》

文清丽

 

王方晨跟我渊源颇深,初相识,是在《红豆》杂志上,记得文前照片是他站在一辆坦克前。做为军人的我,多看了几眼,就记下了他的名字。鲁三,我们是同桌,我经常被他与中外名著同名的小说惊骇:《红楼梦》《鱼王》《八月之光》《兔子回来了》等等,与他看似憨厚的长相颇不相符,倒是那大而幽深的眼睛,让我看出了暗藏的狡黠。后来鲁二十八回炉班,我们再次成为同学。这期间我责编过他七八篇作品,被其文中飞扬的诗性和典雅的文字所迷醉,篇篇送审即过,有些还被各选刊转载。当我读了他的长篇小说《老实街》时,我忽觉又见到了一个厚积薄发、笔力强健的王方晨。

成书之前,这些短篇均发在全国重要文学期刊上,我基本都读过,最喜欢的是《大马士革剃刀》。不少人以为这是一篇侦探故事。虐猫者谁?细读之,都知道是左门鼻。我却为文中弥漫的情绪而感伤。

作者一开笔,就说陈玉伋初来时,左门鼻对他是欢迎的,还想上前见他,因为猫而错过。猫在小说中很重要。陈玉理发利落无比,一分钱不肯要。接着,名声就传了出去,生意大震。而左门鼻的“小百货店显得特别清静”。左门鼻给陈玉伋热心送去客人,当客人理发亮了时,左门鼻头皮一炸。为何?作者说,“左门鼻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从理发铺出来,心里长了,长了虱子,爬了疥壳,落了满头鸟粪,长了芒刺。” 草,虱子,疥壳,鸟粪,芒刺,生之不可承受之物也。为此,他大半夜去找陈玉伋理发。闪眼之间,送给其自己的剃刀。作者一直强调他们两个相似:都是生意人。都没老伴。都有一个长得相像的女儿。左门鼻的女儿不常来,他一个人孤身度月。

陈玉伋开始躲着左门鼻。为何躲?且从门前过,也不跟左门鼻打招呼。到了半夜,剃刀还了回来。半夜。理由:贵重。左门鼻再送剃刀。陈拒收。左门鼻把石榴树上的叶子全都揪掉了。左门鼻去看女儿,陈玉伋的女儿却来看爹。陈玉伋闺女走时,左门鼻把店里的蜜饯糖果包好,让带回给上学的孩子吃,还让把孩子带来,说左姥爷有的是好吃的。

大家想想,作者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细节?“姥爷”一词,让我泪喷。作者没有给我们交代左门鼻有没有外孙。此后,有了剃了毛的猫。

左门鼻又去看女儿,陈玉伋的女儿仍来。陈玉伋终于走了。

我谓作者想要表达的是老人的孤独,是人与人之间那把看不见的冷剌剌的相比之刀。陈玉伋的热闹得意更体现出左门鼻的落寞失落,所以他必须用相依为命的猫,用贵重的剃刀一步步地逼走陈玉伋,好似自己的伤口没有比照,不落在明处,方不伤怀。不心爱,不贵重,焉能给陈玉伋心里造成极大的压力?焉能让老实街的人们,信服是陈玉伋所为?人性的深暗显现,却让我难过的是左门鼻好似胜利了,可他的胜利仍是被陈玉伋的女儿一语击穿。女儿,那个跟自己想象的女儿,我想这样的痛,只有深陷孤寂的人方可体会。

还有老花头,一个说无就无,说有却时时有的说媒老头。这个职业,也可有可无。喜吃素菜馆手撕的过了油的蘑菇,这不新鲜。鸡的味道是按中药料调出的。一个“中药味”,如夏日惊雷,给一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身上注入了异质,让他一下子跳出了芸芸众生。让我的眼睛一下子就被此人牵绊上了。他给编竹匠的女儿说媒,说得体贴而入微。老实街被拆,他第一个签了字。好似不齿。半夜,却一个人走到一片废墟的胡同,蜷缩在编竹匠女儿遗弃的大竹椅里,好像给我们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想到他给编竹匠女儿说媒的动机,还有内心那不易人知的秘密。而这由张小三,一个也曾喜欢编竹匠女儿的另一个男人看见。让我们再倒回前面看一段如诗如画的描写:

 

“喝得晕晕乎乎,却能自己站,自己走。人喝酒,若不是喝到烂醉,样子就是好看!编竹匠女儿去搀他,他也不躲。但见人轻飘飘欲倒不倒,满面亮晶晶,红扑扑,笑嘻嘻,显年轻了不说,竟是乘风御气的仙人可比。而那编竹匠女儿亦是朱颜酡些,有她傍其一侧,竟又是古时的高士名流,携了可心侍儿冶游山林,直把人看得目眩神摇。”

 

作者潜藏的意思读者明晓了,作者再述,路过张公馆,一枝逾墙而出的独步春,轻轻打了一下他的脸,他竟对花说起话来。花是荼靡花,从《西厢记》《红楼》里,从唐诗宋词里我们已多见它的芳姿,用它尚可。王方晨却巧用它另一个名字,独步春,与主人公老花头配得恰切,与文中丰厚的寓意,更是接得天衣无缝。他可不就是被编竹匠的女儿吸引的贪玩的孩子?被野花逗了一下,在老妻搀扶下,满怀惆怅回了家。可不就是独步漫游了自己生命最后的春天?

编竹匠女儿鹅这个人物的形象,一下子刷新了我的阅读感觉。她如老实街上的野花,极尽自己的绚烂,她任情的绽放,一扫多数作家笔下女性的为情所累。生了私生子,老街的人们,毫无俗规鄙弃她,却用一个古老的传说——践石而娠,为她解围。可谓一奇情。与大龙,我要在床上。听说是床,就不动了。二奇情。她觉得自己好像一朵硕大的鲜花,盛大地开放着,无私地芳香着整个世界,包括那个一腔心思的青年。三奇情。石头,你有很多爹,陈东风、张小三,张明,张树,李汗轩,李汉堂,马大龙。四奇情。她是鹅,她不飞,苦乐都在这儿。五奇情。如果一篇小说写出其中之一,我谓就是好小说,可王方晨奇中见奇、一笔千用的写法,让我这个写作者也敬慕不已。

此少妇太随便了吧。但,原则,使她大放异彩,比如“床”的设置,比如“红糖”的记忆,在她与曾经心爱的人高杰约会后,买了她最爱吃的“合锦菜”。 你骗了我。你不讲信义。我称的不是盐。人物性格的变化,自然而合逻辑。高杰的野人幽微之说,妙绝,越是无形的,可能更伤人。

全书人物是立体的,是丰饶的。鹅需要的一张床,老花头隐性的情感之花,阿基米德兄弟的隐身独世,我想放在一条古老的街上,更有其丰富的所指。王方晨小说,故事是散篇化的,密码却巨多,线头不时闪现,密布,稍不留意,就可错过。有时可能是一把钥匙,一盘菜,一片叶子,甚至一朵花的叫法,器物、手艺、它们都巧妙地给我们展示了那条街的纹理及人物独特的个性。比如剃刀,竟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名字:大马士革。比如兄弟名叫阿基米德。王方晨看似站在一条街,其实他的目光投向世界,投身更加丰富的世界的范畴。把一条古老的街放在时代,放在浩浩宇宙中去考量,去体察,方显天人合一,万物同序。

好小说不是写出来的,是呕心经营,思谋出来的,是作者站在内心的制高点上,把自我深深地投放进去,细察众生万物,展现人性、道德之间的纠缠,方显生命之复杂和幽微。

千佛山、大明湖,涤心泉等出现,使小说的地域感明显。唐二海酱菜,文升园的蒲菜奶汤、古盛村的银丝卷,使地方风味扑面而来。竹器匠、理发师、开小百货的,说媒的,国家公职人员,做生意的,剪纸的,下棋人,鞋匠,锁匠、开馍馍房的,搓澡的,自闭症的,退休干部,下岗的,长寿的,商界高管,使人物不致陷入作者自我牢笼,而是眼观芸芸众生,体恤世情人心。老实街、旧军门巷、鞭指巷上的张宅、穆宅,状元第,饭店汇泉楼、燕喜堂、心佛斋、厚得福等饭庄,使小说在现世中又平添一份古意。如此的元素使小说既接地气,又使文本丰茂,汤汤水水,油盐酱醋的世情扑面而来。

作家行文,最忌死板,王方晨小说如紫藤怒放,堆在院墙之处,好似云山崩落,墙外观看,时有花闪曜目,如生活中的他。在众人聚会喧嚣各执一词时,一直默坐的他,忽然冒出一句让大家都呆愣半天的话语,好似他还没从自已的世界跳回,可细想,却是神来之笔。如:“有人听到张树突然对脚下的青石板低低地说了句很令人费解的话:‘你们封杀了阿基米德。’阿基米德在天,青石板在地,千人跨万人踏,早被磨得光滑可鉴。”接着,作者来了这么一句,“再者说啦,石头不长耳朵。”好似跳落滑脱,可仔细想,却又根系相连,真真的妙笔矣。

如果读者还不过瘾,容我再叙。老实街变成废墟的当天夜里,老锁匠把自己配给所有街坊的钥匙准备扔到护城河里,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此时作者这样写道:

 

“河里的流水都是众泉汇集而来,澄澈凉冽。他一点儿也不慌张。也不呼救,任在水中漂浮。水流脉脉漫过他的老脸,也缓缓漾进了他的嘴。他吞咽了几口中,如啜甘醴。

“眼前悄然亮了,就看见皓皓白日下,真的排了一场流水席!

“大宴方兴未艾,美酒如同身下的护城河,潺潺流淌,各种美味佳馔都盛在一只只白玉盘里,白玉盘自动在水上漂,连小二都省了。仔细听,远远的,似有节日欢快的丝竹,声声入耳。”

 

如此天马行空的想象,如此的飞扬诗情,真如评论家李敬泽所言:王方晨是乡野间的先锋作家,毫不为过。

小说如此结束,便是七八十分了,小说家王方晨却还不过瘾,又写道,老锁匠手里还攥着他的那个装满老式锁的人造皮包,面朝星星,顺着水流,到了大明湖的西门不远,在水面上轻轻地翻,爬了起来。

老锁匠不该走,读者松了一口气,小说该完了吧。

没。

作者又补道,老锁匠在失足护城河前,还去了涤心泉,本来想把锁丢进泉水里的,又担心堵了泉眼。老锁匠站在泉水边,想到老实街的居民,跟家人围在一起,吃了一罐什锦菜。小说如此结尾,足够了。

惜字如金的王方晨又让“我们”去看老锁匠远去的背影,眷恋之情犹然,更是为全书作结,好似我们读者跟作者一起告别那个让我们魂牵梦萦的老实街,告别我们已经远去的家园和亲人。没有观众的戏,当然非好戏。此结尾,又可加分。

王方晨太会讲故事!以上提及的《大宴》情节紧凑,我极偏爱。从老锁匠到小丰处吃大餐到河中大餐,再到想象中的街坊们吃流水席,可以说,一波三折,行文逶迤,笔调旖旎,作为同行,我好妒忌!

纳博科夫看了《安娜·卡列尼娜》,曾画过当时俄罗斯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火车车厢图,我也好想画出王方晨老实街的图来,可叹非画家,笔力不逮。写到这里,忽没来由地想起鲁二十八时,我们在鲁院荷塘边散步,王方晨穿着一条深蓝色牛仔裤,他再三强调,这是第一次穿。那时,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银杏叶铺了一地,灿如黄金。

《老实街》不正是王方晨写作之路上银叶大道吗?

评论家谢有顺说:“一条自成一格的老街,一座真实、客观的北方大城,浓缩着中国伦理和文化基因的老街上,王方晨力图写出这个道德小世界的解体,碎裂,并由此发现当代都市的情感密码,寄寓时代变迁下的精神乡愁。”我深以为然。

 

 


作者简介:文清丽,陕西长武人,1986年入伍,历任战士、卫生员、干事、编辑,现供职《解放军文艺》杂志。毕业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北京大学艺术系。曾在鲁迅文学院第三、第二十八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深造班)就读。在《十月》《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作家》《小说界》等全国文学刊物发表作品四百余万字,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出版有:散文集《瞳孔 湾 湖》《月子》《爱情总是背对着我》;小说集《纸梦》《回望青春》《我爱桃花》;长篇非虚构《渭北一家人》,长篇小说《爱情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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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小小说为何难成大家


前几天朋友圈很多文友都转了著名作家方英文的写的一段话:

小小说是一个天才的文体,不是谁想玩就能玩的。它看上去只是写了生活(人性)的一鳞半爪,但读者能感觉一条巨龙隐形其后。总之此文体源远流长,一向由顶级作家完成,如庄子,蒲松龄,契诃夫,欧亨利等。

我没有转,为什么呢?我不想让初学者对小小说产生误解或者说是错觉。

方先生说这话是了不起的,因为他是写长篇小说和散文为主的,偶有短制被纳入小小说。他给予小小说以高度评价,也是对小小说写作者的肯定和鼓励。

但有的作者会因这句话膨胀起来,甚至自欺欺人:你看,写小小说,多不容易,我写小小说,我就是个天才!“一向由顶级作家完成”,我不就是顶级作家么?

当然,这和方先生的本意无关。

关于小小说的美言还有很多,大家基本都知道,就不罗嗦了。

我说这些,是想引出一个话题:写小小说,能不能成大家,或者说是名家。这里的名家主要界定为文坛名家。

我先给出答案:不能。

有的人可能急了,如果就近,保不齐上来扇我耳光,骂我胡说八道。

稍安勿躁,听我细细道来。

目前的分法,小说有四大家族:长篇、中篇、短篇、小小说。

一目了然,小说体裁分类是以字数计的,小小说是字数最少的。而且小小说和字数最接近的短篇相比,没有短篇的容量大,在叙述上难以做到像短篇那样游刃有余,在意蕴上有时也难以达到短篇的厚重。

当然不是绝对的,即便你某些方面能与短篇抗衡,在字数上还是输给了短篇。

有人要说了,有些垃圾长篇还不如小小说。

话没错,思维方式错了。既然是比,肯定是优秀对优秀,你把垃圾拉来和优秀比,不公平——人家要拿优秀长篇跟垃圾小小说比呢?能急得你跳河。

优秀的长、中篇肯定比小小说强。没有商量的余地。

优秀的短篇与优秀小小说比有的属于模棱两可,难分伯仲。

这里有个世俗的问题。

张家的姑娘和李家的姑娘都美,只是张家的姑娘个头高,李家的姑娘个头矮,就个人而言,有人喜欢高的,有人喜欢矮的,但就普遍性而言,喜欢高个的多。况且,张家的姑娘丰满、圆润,还很有教养。

很显然,小小说发展历史才几十年,即使“古已有之”的小品、传奇、志怪,还是不能与古典中长短篇相比。况且,现、当代的中长短篇比小小说根基深、发展快。所以,在文坛世俗(我生造)的眼光中,小小说一直就是低能儿。

再看看散文和诗。

先谈散文,篇幅一般和小小说不相上下,可写散文成名的,叫散文家(当然也是作家,本文为了对应小小说作家,后同),含金量比小小说作家不知高多少。写诗的一般字数比小小说还少,但成名的叫诗人,也比小小说作家牛叉多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散文本来就是以短篇幅为主的,再短的已化归为散文诗了。散文诗作者既可划归散文家,也可划归诗人,风行时比小小说作家吃香多了,当然现在这种文体也式微了。只有泰戈尔还有人看。散文虽然也有几万字的长散文,但那反而是散文中的另类了。担当散文主力军的还是一至两三千字的作品。

所以散文家比小小说作家风光。

诗,也是同理,也有长诗,一般是叙事诗和朗诵诗,但主要是几十行的短诗。也有几行甚至只有一行的,那叫小诗。不管你写长诗、短诗、小诗,都统称诗人,不叫小诗人。小诗人,是指少年儿童诗作者。

所以说,写小小说和写散文写诗的比起来,还真有点气不过。

为什么写小小说难成大家?你想想,上面有三个哥哥在压着你,而且这三个哥哥很强势,又是官方认可的。你没有翻牌的资本。

自从小小说纳入鲁奖以后似乎也得到官方认可了,业界一度欢呼雀跃,其实这只是表面上的认可。你写小小说的,站在长中短篇面前还是矮了一截。纳入评选不等于给。小小说想拿鲁奖,难!这里边有多种因素。如我推测不错的话,第一个靠小小说得鲁奖的,多半不会是专门写小小说的作者,极有可能是别的行业成功人士兼写小小说的或文联系统的专业作家。

因为这里边有个“运作”的问题,小小说得鲁奖,十有八九不是单靠作品。拿奖这人作品不一定是最成功的,但运作一定是最成功的。

小小说作家离世的,著名的,据我所知有三位了:许行、王奎山、孙方友,他们都是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许行离世,当地媒体有没报道,我不得而知,我见到的只有时任《小小说选刊》主编杨晓敏一篇纪念文章发在《文学报》上。王奎山离世,当地的《天中晚报》(注意,是晚报,而不是日报)发了消息,原文无法查证,大意是,全国著名小小说作家王奎山先生辞世。

孙方友离世后,《河南日报》发了消息,措辞是“‘小小说之王’孙方友去世”。参加追悼会的有河南文艺界人士和著名作家等,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李佩甫致悼词,也算规格较高的了。

陈忠实离世后,《人民日报》发了消息:《著名作家陈忠实逝世》。习大大都送了花圈,铁凝前往吊唁。追悼会由陕西省副省长姜锋主持,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梁桂介绍陈忠实先生生平。

注意,一个是“辞世”,一个是“去世”,一个是“逝世”,这就是讣告中的隐喻。

我特无聊?用这种方式来比一个作家的身份!不管你承认与否,葬礼规格是一个人身份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是个官本位观念严重的国家,即使是虚名,即使你死了,也不是随便给你的。

我想我死了,别说《人民日报》,就是县报,也会置若罔闻。

所以,为了死讯能上报纸,上大报纸,为了把“辞世“、“去世”、“亡故”等等低端措词变为高大上的“逝世”,我得卖命地干,争取成大家、名家。

这是我前行的动力,矢志不渝的追求。

又有人说,写小小说怎么不能成大家,汪曾祺、王蒙、冯骥才不都写小小说吗?又偏了,他们都不是主要写小小说的,汪曾祺虽然没有写过中长篇,但他是以短篇为主的,另一身份是编剧,著名的《沙家浜》就出自他之手。也正因为他们不是专门写小小说的,所以他们的小小说更吃香。

我说,我的小小说图书要是换上王蒙的名字肯定比署名王海椿好卖。你信不?

作品还是那几篇,但读者买账。

文以人名。

又有人说,欧·亨利、星新一不也是写小小说的?

·亨利是美国短篇小说作家,只不过部分短小的篇目被拿来当小小说了。

星新一,那是上世纪20年代的日本作家,国情、时代不同,没有可比性。如果现在星新一来中国写小小说,你能敢保他成大家?

我看未必。

那么小小说还有什么写头?

且不要泄气,写小小说和散文、诗的比起来,你又是最讨巧的。

何以如此?

散文需要大才情,大智慧,非一般作者能为。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正统散文,而非鸡汤体、励志体。一般作者很难跻身身于散文家行列,文章只能在报纸副刊上、刊物屁股后混混,捞个作协会员就不错了。写诗的倒比小小说作家讨巧些,只要你整天敲打些分行的文字,网上、民刊上发发,混个诗人头衔,易如反掌。但这头衔往往含金量很低,不但难得官方认可,在一般人眼里你也是坨屎。

真正的大诗人是需要天才的,靠激情,靠硬写,靠苦思,都当不了大诗人。

写小小说呢,只要你不是太渣,很容易步入作家行列。在报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小小说,再在《百花园》、《小小说选刊》等小小说类杂志上露露脸,很容易就会被封为小小说作家了,而且不需要你是什么作协会员。成绩稍微再大点,“小小说作家”前面就可再加个“著名”,顿觉牛叉起来。

我没作过详细考证,据我了解,把有一定成绩的小小说作者称为小小说作家,首开先河的应该是《百花园》和《小小说选刊》,这是个非常聪明的做法。作者需要刊物,刊物需要作者,两相依存。《百花园》和《小小说选刊》办刊从培养、鼓励作者入手赢得稿源,非常成功。

而且,只要你会混,善于钻营,凭着小小说的招牌,照样在小地方弄得风声水起,活得滋润。混、钻营过去都是贬义词,现在还有谁忌讳这两词?不会混,不善钻营,你的人生就完蛋。当然这也要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就是你恰好碰到某种时机,能顺利进入当地官方文艺圈,如文联、作协、文学院、文化馆等。

人和,就是你的人脉不错,领导、小兄弟都鸟你,甘愿把你捧起来。

地利,为什么放到最后说?因为这一点很重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看你在哪一方水土,那地儿牛叉的人多不多。比方说,你是山东高密的,虽然莫言人不在高密,但他名气已搁那儿了,死死罩住你了,你写长篇都不容易出头,别说小小说了。所以,家在高密的作者,除非你有大实力,最好别写小说,可以写散文、写诗。说别人容易得罪人,还是拿我自身开涮,江苏是个文化大省,赵本夫、范小青、黄蓓佳、苏童、叶兆言、周梅森、毕飞宇、曹文轩、叶弥等等,哪一个不是厉害的主,你想在江苏靠小小说混出名堂,痴人说梦,只能先矮着。

当然,这不影响我好好活着,好好写文章。矮,不要紧,可以想办法往上长。长高了,格局就变了。

有一个女作者,写了多年散文,我说你写这些东西,不疼不痒的,写一辈子也就是个文学爱好者。写小说吧,小小说。

她说我能行吗?

我说,你那散文很多也是假的,说明你会编,会编就能写小说。

她就写起了小小说,发给我提意见,我一看挺好。让她投某某刊物,发表了。

她接着写,一篇一篇,都发了。

她所在的市,属于经济发达地区,但文化不发达,人家都忙做生意挣大钱了。玩文字的人少,在当地,她就渐渐有了名气。

野心也就有了。

她是在企业上班的,办公室秘书,要应付各种材料,写小小说都是利用业余时间。

有一天她开车穿越几百里来找我聊天,王哥,又工作又写作,太累了,我想搞专业创作,当专业作家。

我说那你就想办法活动活动。

她就活动了。她是做秘书的,左右逢源是长项,组织部和文联的人,被搞定了,很快就调到作协去了。调到作协,她写的还是小小说。几年下来,出了两本集子,又“潜规则”了几个奖,尽管这些奖含金量不高,但在当地她挺牛。

现在她已是市作协主席了。

靠写小小说当上作协主席,是不是很过瘾?有很多写长篇的未必能谋上这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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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希我:当下中国文学对世俗写得太多,对精神探索太少

  


    

    中国文学不注重精神性,很低端

  

  讲座上,陈希我还谈到了“中国文学缺什么”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学世俗性和写实性太多,而表现精神性却显得不足。“没有精神性的文学是很低端的,这造成了我们的文学很低端。”

  

  陈希我表示,中国文学一直以来满足于以“传统的、历史的、民俗的、乡土的”作为文学的标准,但这只是文学的最低标准、最基本的标准。中国文学必须注入更多精神性、思想性的东西才能与世界优秀级的文学进行高端对话,而这种对话才是面向人类共同精神性问题的,不再拘泥于某个国家的特色。“我跟你谈的是人类共同的精神性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中国文学里非常重要的。”陈希我说,我们要有这么一个志向,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作家。

  


   不能真的相信“鸡汤”

  

  而对于越来越多人喜欢看非虚构的作品,而小说则被人丢弃、不爱看这个问题。陈希我用“文学亚健康状态”这个说法来谈论。一方面读者存在偏见,认为非虚构作品才能反映现实,而虚构则意味着平庸;另一方面是因为作家没有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受时代潮流的影响,一些小说作家还在创作之时考虑如何能够让小说更好地改编成影视剧本,而这对小说创作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在鸡汤文、治愈文盛行的今天,陈希我并不厌恶鸡汤文,甚至认为适当时候来一篇鸡汤文可以消解痛感,是有必要的,但是读者心里必须清楚鸡汤文只是一个安慰,不能真的相信。鸡汤文对作者来说简单易写,容易出成果;对读者而言简单好读,还能提供心灵避难所。但是文学领域的鸡汤化很可怕,并且急需改造,否则爱文学的读者会慢慢远离文学,陈希我说身为作家只有做到重视难度、深度和富有牺牲精神,才有可能在几代之后跟世界文学对话。

  


  对青年人写作的建议

  

  讲座上,陈希我结合自身的写作和经验,谈到不少关于他自己对于写作的体悟。或许其中的几句话也可作为给正打算或已经开始写作的读者的一些建议及忠告。

  


  不要轻易碰文学

  

  “我这种人当上了作家是误入歧途,你们如果爱读文学的话,也是误入歧途。我有一个观点,不要写作,不要当文青……文学就是一个毒品,所以不要轻易去碰它……写作是要拿生命的苦难作为代价的,我自己知道写作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作家又是普通人,所以很分裂。写作也不容易成功,人们总认为努力就会成功,这个要看哪方面,也许你在学数理化搞科技上是可以的,但是搞文学是不行的,文学没有客观标准。”

  


  保持痛感,且女性有天生优势

  

  “作为普通人,我最好没有疼痛感……如果一个作家没有痛感了,就不要写了。”

  

  “女作家很大程度上比男作家写得好,因为女作家的疼痛感比男作家强……你看女作家写东西不容易表面化。有的女作家可能格局不太大,像一些女作家,但是你去看这个作品,里面的感觉非常尖锐,非常深刻。而男作家有的时候,是傻傻的,搞一些宏大叙事,不深入。这是女性的优势,向你们表示羡慕。”

  


   忠于自我,淡看奖项

  

  “写作是一种信念的磨炼,是一种宗教,或者是对理想事业的一种追求,我们认真在做的时候,或者说是在一种恋爱的过程之中,都要有虔诚之心,让自己多经历,多思考,多把自己的底子打厚,至于说什么时候能够获奖,也许一辈子获不了奖,也许你写得很火仍然与获奖无缘。获奖是妥协的产物……可以不去考虑得奖和不得奖的问题,你自己本身做好了,把自己夯得很实,这个很重要。”



                       节选转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7a05070102w44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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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用笔记体书写传奇作者:杨晓敏


记体书写传奇

                                       杨晓敏

小小说发展30多年来,人才辈出,精品叠现,为一种新文体的繁荣也为作者自己赢得了尊严。孙方友算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创作了8卷本《陈州笔记》和6卷本《小镇人物》共计600多篇笔记体小小说,构建了中国小小说发展史上一道充满传奇色彩的风景。

每一方钟灵毓秀的水土,均会孕育出不同凡响的人物。古时的陈州府,即今天的周口市淮阳县区域,历来人杰地灵,这里除了古迹太昊陵、平粮台和曹植墓等,更因为是戏剧《下陈州》、《陈州放粮》的发生地而蜚声海内外。孙方友是极典型的农家子弟,文凭不过初中,凭此起点,写小说自然非易事,但他在四处流浪中,靠一支笔闻鸡起舞,通过在社会底层多年的人生历练,28岁时因发表小说而跳出农门,然后是乡文化站站长,县文联秘书,省级期刊编辑,一直到今天的河南文学院专业作家。如此跳跃式的传奇人生背后,个中甘苦唯孙方友自知。

1978年开始至今,孙方友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小小说和电视剧等方面,共创作计600多万字,卷帙浩繁,规模宏大。论及他的最高创作成就,其笔记体小小说是一座艺术高峰,他被誉为笔记体小小说之王8卷本《陈州笔记》和6卷本《小镇人物》,可谓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让当年一代清官包拯赈灾放粮之地,在800年后以一种文化形态重放异彩。

《陈州笔记》偏于叙事,写作背景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小镇人物》重在写人,时间跨度从新中国诞生至今。著名评论家孙荪先生曾经评价道:前者可称乡村社会的百科全书,后者则是底层人生的百姓列传。根植于多年来对小小说的坚守与参悟,方友精心打造的陈州笔记小镇人物两个浩大的系列,不仅亮出了他最为独特的艺术名片--“笔记体小小说,还用这一文体删繁就简的形式和见微知著的技法,构筑了发生在陈州大地上三个朝代的百年历史。毫无疑问,孙氏笔记体小小说,己成为陈州古地乃至中原的一个文化符号。

所谓笔记体小小说,以传奇为主色调,传奇的人,传奇的事,传奇的风物,孙方友的传奇自成一家,亦庄亦谐,厚重深邃。在孙方友笔下,颍河水流过的陈州府(这里的陈州已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区域),弥漫着神秘氛围和传奇色彩。其三教九流、风物人情、历史掌故,纷至沓来,次第涌入笔端。他一直在有意识地打造陈州地域性的文学色彩,把一个又一个活灵活现的艺术典型请进文学的艺术殿堂。地域性文学艺术的开掘,犹如打一口深井,令后来者无法逾越,只好绕井而过。

《蚊刑》是一篇小小说精品,也是最能体现孙方友写作特点的一篇作品,给读者带来了奇妙的阅读快感,显示了作者的文字功底和文学素养。 1400字不到的篇幅,用了近800字的闲笔来交代陈州的花脚蚊子之烈之害,导致火艾供不应求。一方父母官贾知县为搜刮民脂民膏不择手段,将火艾生意垄断,发明了神奇的灭绝人性的蚊刑。被刑者惨痛无比,难逃一劫。这些交代读起来如临其境,毫无阻塞干巴之感,收到了阅读奇效。蚊子猖獗--火艾供不应求--贾知县实行垄断,发明蚊刑--被蚊刑者大多一命呜呼--贾知县被土匪蚊刑--安然无恙,这样的故事情节编排,跌宕起伏,枝繁叶茂,既有古典笔记小说的神韵,又有现代小说的艺术成分,令读者感慨万千,思绪绵绵。可以看得出来,《蚊刑》是一篇经过反复打磨技法娴熟的心血之作,一些细微处的艺术处理颇具匠心,耐人寻味,譬如故事背景的时间是不知从何代开始,譬如贾知县,譬如给贾知县施刑的是土匪而非民众,譬如看似无意提及的包公等俏皮话,使这篇作品常读常新,多义丛生,即使搁置当下,依然有很强的时代感和认知感。

孙方友除了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外,还善于吸纳现代小说的诸多因素,比如注重气氛的渲染,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注重细节的描写。《蚊刑》也有这特点,里面对蚊刑场景的描写可圈可点,动静结合,虚实相间,形象生动,栩栩如生,有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的神韵,作为小小说,写到这等境地,近于天成。四两之所以拨动千斤,靠的不是孔武有力,而是巧劲。试看《蚊刑》的结尾--

这就怪他们自己了!蚊刑中有明文规定:天明不死者放生。可他们耐不住,来一批蚊子刚喝饱,他们便摇头晃身,把它们赶跑了,于是又来了一批!一夜之间,赶跑一批又来一批,赶跑一批又来一批……如此循环,那血哪有不被喝干之理呢?寥寥数语,似裂帛之音,揭示了人性深处的劣根性。虽然略显牵强,但却在审丑中得出了一个类似荒诞不经的生活悖论。

《雅盗》或许是作者写得最有文化味儿的一篇。主人公赵仲曾中过秀才,后不得已沦为盗贼。因粗通琴棋书画,便自诩盗亦有道赵仲说,这叫落道不落价,也叫雅癖。古人云:有穿窬之盗,有豪侠之盗,有斩关劈门贪婪无比冒死不顾之盗;从未有从容坐论,谈笑自若,如名士之盗者。--赵某就是要当个例外!他在行窃之余欣赏一幅名画时,被画中的落魄景况所感动,竟感慨于自己的身世。在险境中以聪明才智脱身后竟金盆洗手,以自我救赎的方式开始一种新的人生。生活自食其力之余,常在夜晚读《灞桥风雪图》而泪流满面。一个通俗的故事由于被赋予了文化背景,便显出清濯之意。《泥兴荷花壶》同样精彩,写挑壶是行家里手,赏壶是专业术语,击壶却是生活境界支配行动,一气呵成,语言,神态,动作,各臻其妙。

孙方友的小小说善于出奇制胜,而的背后,则是人生正道,天理良心。他的传奇,扎根于传统文化土壤,而又不囿于传统文化的束缚,能够以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反思。《女票》、《女匪》等一系列作品,都能以时代精神为参照,以纵向的思考途径,以历史发展的目光,发掘出合乎时代进步的人格价值。在创作技法上,孙方友的传奇,吸收了古典笔记小说的神韵,叙述从容,描写简洁。情节一波三折,尺幅之内高潮迭起,给人以较高的阅读快感。孙方友的传奇小说讲究情节的延伸和突转,着力于一个字,常常给人以兴奋和惊喜,这就使得他的大部分小说兼具了雅和俗的特质。

孙方友关于写好小小说曾说要有翻三番的能耐。这种能连续把读者带入阅读奇效的手法,在他的小小说里比比皆是。比如《神偷》里改邪归正的贼王最后交出来的一筐手指头,《女匪》里主人公的土匪立场女性立场人性立场的一层层开掘推进,都成为孙氏写作制胜的法宝。

笔记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国粹,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从《诗经》、楚辞以后,叙事文学发轫并开始兴盛,也可以说从《搜神记》《世说新语》、唐宋笔记,《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一路走来,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两大写法。其实《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也可以看作是豪华版的笔记体。所以,笔记体作为一个文学传统或者流派,是源远流长的。当代名家如汪曾祺、孙梨、冯骥才、谈歌、阿城、聂鑫森、魏继新、野莽、张晓林、杨小凡等,都在此领域创有佳绩。现在我们来看孙方友的《陈州笔记》,洋洋洒洒数百篇,数质兼俱,一时蔚为大观,本身就是对这种文学传统的极好的继承与发展。

有人说孙方友是被评论界低估的作家。其实对作家与作品,历来就有两个互补的或弥合的评价体系共同存在着,一是我们常说的体制内或曰主流,二是民间或曰文化读写市场。事实上当下的一些文学评判机制在指导或引领文化读写市场方面是乏力的。而孙方友在老百姓的读写中影响很大,这个体系就是庞大的读者群,社会各界读者一直对方友的作品情有独钟,有着追星一样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作家孙方友并没有被低估、被冷落和被边缘化。

小小说作为一个近三十多年才兴盛繁荣的时代文体,有庞大的写作者和两代以上的热心读者,有数以百篇计的名篇选入大中专以小学教材,既是对传统文学的一脉相承,又有独特的文体特征和艺术规律界定。小小说与小小说作家,在中国乃至更大范围内,正在成为一个具有时代创新性的字眼。一个文体,当然会产生它的代表性作家和经典性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孙方友就是小小说这种新兴文体的重要代表性作家之一,因为方友的小小说创作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比如就曾被《小小说选刊》转载过近百篇小小说作品,荣获六次两年一度的优秀作品奖。再就是他有大量的小小说精品佳构作支撑,《蚊刑》《雅盗》《女匪》《神偷》《狱卒》《泥兴荷花壶》等等,作为一种系列创作既可以成为一个作家自身创作的厚度,作为单篇看,这种经典篇什又支撑了一个文体的高度。

    倘若把孙方友作为一个小小说文体的忠诚实践者、开拓者和奠基人,或许更加能够在一种宏大视野中凸现他的不可取代的意味,也会为我们研究和拓展当代文学创作,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营造当代文学乃至文化意义上的生态环境,提供出某种建设性的参照。

因为塑造了各个不同时代、各种不同性格命运的数百个传奇人物,孙方友成为了当代小小说领域的重要代表性作家之一,他本身也书写出一种人生传奇。

孙方友先生因心脏病复发,于2013726日不幸逝世,享年64岁。我写的挽诗是:

 

送方友

 

当年泛舟汤泉池,从此缘定笔记体。

灵感袭来情如潮,巧绘小镇人物谱。

帝王将相风流迹,三教九流逐心底。

市井从来多逸闻,野花照例香入脾。

神偷女匪或雅盗,包氏袁家陈州里。

邮差狱卒皆异人,霸王别姫催人泪。

煌煌八卷五百篇,翻三绝技名鹊起。

唐诗宋词小小说,华夏文脉多盛事。

黄钟大吕余韵长,长河小溪浪花美。

天下谁人不读君,蒲氏之后续新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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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学杂谈

让“乡土”自己说话

                     ——评叶炜长篇小说《福地》


杨光祖 张亭亭

 


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话说得很精辟。因此,只要一谈及历史悠久的华夏文明,乡土文化是不可绕过的话题。作为农业大国,中华文明源于乡土,长于乡土,成于乡土。“乡土”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和密码,它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兴盛衰亡,也折射出一脉文化的独特韵味。“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的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但在这“乡土”之中衍生出的乡土文化,在21世纪的中国,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土文化正因现代化的迅速发展而面临着破碎与衰败。宛如一朵朵曾艳压群芳的牡丹,在花期末时,呢喃出凋零与枯萎的生命残语。然而,乡土之情于大部分中国作家来说,是其用生命浇灌的创作的灵感来源。离开乡土,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便不能完整地呈现;离开乡土,一切形式的生命之歌也都将变成无力的呻吟。在激发乡土的力量与记忆的过程中,作家们呕心沥血创作的文学作品为此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同时,在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们也扮演着让“乡土”自己说话的启蒙角色,让其自行去讲述曾发生在它发肤、肉体以及血液中的那些关于过往宠辱不惊的岁月。

而那些关于乡土记忆的回放,在叶炜的《福地》中我们看到了。


一、动植物视角叙事的神秘窥见


在《福地》的文本写作中,神秘文化的注入,使得小说充满了趣味、荒诞与想象。从人、鬼、老槐树、鼠王等不同视角来讲述麻庄在历史变迁中的面貌更迭,是长篇小说《福地》最为别致之处。乡土文学,起源乡土,离开土地之根,便不能很好地营造出“纯粹”的乡土之气。自华夏文明诞生以来,“盘古天开辟地”、“女娲补天造人”,关于神、鬼、灵、怪的传说不胜枚举。早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之前,对于鬼神的崇敬,是广大农民乃至达官显贵们的精神寄托。由于古代科学技术的局限,但凡出现奇闻异象,人们往往将此归结为鬼神的神秘力量。

在叶炜的长篇小说《福地》中,开篇第一卷因难产死去的“绣香”,在整部小说中虽然戏份不多,但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每当老万遇到家族难题,作为鬼魂的“绣香”都会出现并帮其解决。这种神秘力量的介入,让原本沉重的文学文本看上去轻盈了几分,也还原出乡土文化的真实面貌。第二卷,老槐树便开始回忆自述五百多年前麻庄的模样以及它在麻庄的生长史。老槐树人格化的写作处理,让这棵见证麻庄百年历史的生灵形象跃然纸上,成为对麻庄人生存状态最为熟悉且最有资格评议麻庄大小事理的“土地公”。而大地主万仁义对老槐树的“疼爱有加”,更是体现出老槐树在麻庄不可动摇的尊贵地位。于是,《福地》中就有了多篇老槐树自述麻庄的描写,且每次老槐树的出现都是以一种“神灵”视角,它知晓麻庄发生的一切,也能够看到将要发生的一切。“我身在高处,看得清楚。不知道是因为我活得时间长,五百年的修行让我经多识广,还是因为麻姑神附体,使我有了一些灵性,透过那乌云形成的两条黑龙,我仿佛看到了万福和万禄的自相残杀。但我法力有限,只是模模糊糊地有些预感。”这段老槐树的自言自语,起到了承接下文,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也是从老槐树的视角来肯定青皮道长预言的准确性。

作者的借物喻人,也是小说设置老槐树视角的重要因素。在大多数小说作品中,对于人物的描写总是具体、形象的,但对于人性的刻画却总是抽象、隐蔽的。我认为,此类问题的产生大概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是血肉融汇而成的,与生俱来的生命感带有很强的吸引力,是存在的可以被扩大化的。而人性往往隐匿在皮囊的深处,它具有张弛之力,非时时刻刻都公之于众。于是,作家们开始为自己的作品披上魔幻的外衣,寻找合适的能够衬托出人性幽暗或美好的实物载体。对于载体的刻画,用力过多会显得作品有灵无感,用力过少却又承不起文本自身之重。在《福地》中,老槐树曾多次暗示它与老万之间的关系。“他对村里人说,麻姑庙没了,但老槐树还在,老槐树就是麻姑神在世。麻姑是个大寿星,老槐树也是个大寿星,可见,他们是一体的他们都是麻庄的守护神!老万的话让我很温暖。我隐约感觉到,老万就是我在麻庄的人身,而我则是老万扎根大地的树灵”。“以前,老万曾经带领着乡亲以这样的仪式来祈求老天降雨。而以这样的方式来让雨停下来,还是第一次。只听他嘴中念念有词:老天开眼,烟消云散;麻姑有灵,停雨风来;槐树在上,保佑生灵!”“念毕,老万抬头望天,大雨依旧不止。他张开双臂,大呼:老天爷,你咋不开眼呐!话音未落,天空忽然划过一道闪电,接着传来一声炸雷,刹那间雨停了。”“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和麻姑以及老万——树、神、人三位合体,浑身充满了神秘的力量。”品读这两段老槐树的自述,我们不禁要问究竟麻姑神是麻庄的守护神,还是老槐树是麻庄的守护神?其实这两者都不是,真正的守护神是万仁义!诚如老槐树所言:我则是老万扎根大地的树灵。而大地不就是老万想世代守护的麻庄吗!


二、人的动物性的符号揭示


人,作为灵长类最高级动物,骨子深处依旧存在着动物性本能。《福地》中鼠王视角的设置,即通过动物来看人的动物性。小说中老万与滴翠、万福与滴翠、嫣红与陆小虎、万福与香子等众多和“性”有关的人物的描写此起彼伏。于乡土小说来说,似乎书写乡土,我们的作家们就离不开对“偷情”的细节刻画。“两个人在麦秸垛旁完了好事。不知道是万福很卖力,还是香子身子软,这一次两人的动静大,惊醒了南场上的鼠王。它带着一群老鼠站在不远处,盯着香子和万福,看他们一会儿一动不动,一会儿突然一动,感觉很好玩,兴致很高地围着两人转来转去,最后终于明白那是人类在行苟且之事。鼠王受了刺激,找了个母老鼠,也动作起来。”这一段是作者对万福和香子偷情画面的描写。万福与香子、鼠王与母老鼠,这样的搭配似乎是作者有意拿万福、香子同鼠王和母老鼠作对比。“性”是动物的基础本能。在哺乳动物中,“性”是其繁衍生息的途径,不受道德伦理的约束。但人类不同,人作为高级动物,有思想、有文化,更有规范秩序的道德文明。香子是老万的干闺女,也就是万福的干妹妹。虽然两人没有血缘关系,但在社会道德上两人偷情就是乱伦,是不能够被人所接受的。而且,早在年轻的时候,万福就同自己的继母“滴翠”偷情生下万春。被老万赶出家门后,又接走滴翠,娶其为妻。在《福地》中,万福偷情形象的设置,恰恰展现了人类在“性”这一文化上丑陋的一面。

饥饿灾荒的年月,人同鼠蚁并无区别。动物性的求生本能,让麻庄的百姓把一切能吃的不能吃的都用以果腹。“所有活动的野物都被吃光了,麻庄的人就开始吃老鼠和蚂蚁。当几乎所有的老鼠都被吃光的时候,有人发现了那只鼠王,它站在南场边上嚎啕大哭,哭着哭着突然倒地身亡,几个人蜂拥而至,把鼠王生生地吃完了。小孩子们都守在蚂蚁窝前,用细长的树枝蚂蚁,一旦上来一串,当即就放到嘴里吃掉。运气好的,能到许多,直到吃的满嘴白沫。有人开始撸树叶和扒树皮,用水煮了吃,一开始是榆树、杨树,后来不管什么树很快就变得光秃秃。在这段中,目睹万福和香子偷情而受刺激的鼠王在倒地身亡后被人们吃掉,预示着伴随性符号鼠王的死去,麻庄男女在饥饿的生存状态下,偷情的闲情逸致也死去了。随着饥荒的加剧,麻庄人求生的愿望愈发强烈。面对生存,人格与道德早已荡然无存。“有人说。隔壁小王庄食堂的大师傅用芋头窝头勾引了大半个庄的小媳妇大姑娘。”“还有人说,西集的一个老财主从枣庄换来了两筐子白面馍馍,用其中的一半换来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美得跟下凡的天仙似的。”随着饥荒年月的逝去,麻庄的新“鼠王”再次登基上位,这也代表着麻庄又恢复了往日的勃勃生气。纵观整体,小说中鼠王视觉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精准地剖析了人类的动物性特质。


三、时代变迁中乡土中国的真实写照


“《福地》是用六十甲子做每一卷的题目,从辛亥革命开始,到丙子卷结束,中间跨度80多年。六十甲子是中国的传统的纪年法,每60年一个轮回,起点也是终点,终点也是起点,这种表达方式表达了中国古人对历史变化的认识。”在这一长达80多年的历史跨度中,大地主万仁义一家作为故事发生的主体,在叙事上推动着麻庄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前进的脚步。麻庄是中国广大农村的一隅,在麻庄发生的一切故事,都能够折射出当时中国的社会风俗以及大的环境。

在中国的历史中,地主往往同宗法制度联系在一起。譬如,小说《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既是族长也是“地主”。不过,在《白鹿原》中白嘉轩是以族长的身份同读者见面的,并且作者陈忠实先生也是从族长的角度来塑造白嘉轩的形象。虽然,《福地》的故事发生地麻庄是一个只有地主没有族长的朴实乡村。但是,老万在麻庄却同族长一般无二,面对麻庄有着极强的责任感,世世代代守护麻庄,是他毕生的心愿。在小说中,老万是一个开明乡绅的角色定位。老万视老槐树为麻庄守护神,老槐树在,麻庄就在。老槐树则视老万为自己的肉身,自己就是老万那扎根大地的树灵。诚如前面我们所分析的,老万不仅仅是麻庄的守护神,更多了中国传统乡绅文化代表这一身份。老万作为麻庄的“守护神”,在每次大难面前都挺身而出,保卫麻庄。为使麻庄不被匪患血洗,他先是同意自己的女儿万喜做孙大炮的义女随其上抱犊崮为匪,然后又自愿出资组建民兵团;他支持自己的子女参加革命,驱逐日寇……即便在解放以后的土地改革中被划为地主,受到陆小虎的折磨与辱骂。但在灾荒年月,老万仍旧将自己偷藏的一点粮食分给乡亲,召集乡亲们打井,因为只要有了水,麻庄就会恢复往日的生命力。

在历史的更迭变迁中,麻庄也逐步步入现代化社会。村组织的建立,人民公社运动的开展,都昭示着麻庄的宗法制社会结构已瓦解破碎。老万不再是麻庄的大地主,也不再拥有百亩良田,而是同普通的麻庄百姓一样,自耕自食,响应国家的号召。老万所代表的中国传统乡绅文化,在时间巨轮的碾压下,早已不复存在。麻庄橡胶厂的建立也预示着麻庄开始进入新的纪元。“转眼间,老万走了十年了。这十年麻庄发生了很多事。乡亲们不再一辈子看守麻庄,都开始纷纷往外走了。尤其是年轻人,考上大学的就再也不回这个小山村了,没考上大学的小青年就到北京、上海、广东去打工。他们背起行囊说走就走,没有丝毫的犹豫。我站在麻庄的村口,目送着每一个离开麻庄的年轻人,他们的背影是如此决绝,似乎要把身后的麻庄永远地抛在脑后。”这段是站在麻庄村口百年老槐树的自述。这些都是目前乡土中国的真实写照。在现代化潮流中,老槐树口中的麻庄的生活状态,不正是眼下中国广大农村所面临的困境吗?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空巢老人数量的增多,土地闲置逐渐贫瘠。我们曾经赖以生存的家园,究竟命归何处?叶炜的《福地》留给我们深深的思考。

总之,《福地》是一部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他不仅思想新颖,而且叙事也很前卫。它不是那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其中包容了很多超现实主义的写作技法,老槐树视角叙述、鬼魂叙事、动物叙事,都让小说充满了灵动和幻象,既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也颇具先锋性。

 


 

注释: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8月,第6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8月,第6页。

   叶炜:《福地》,青岛出版社,20153月,第90页。以下凡小说引文,都出自《福地》,不再注明。

   贺仲明  刘文祥:《乡土文学的自主性建构——以叶炜的〈福地〉及“乡土中国三部曲”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5期。

 (原刊《创作评谭》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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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瞬间风景

▲伊春嘉荫茅兰沟

进入九月,黑龙江秋天的脚步就开始急促起来。从九月中旬开始,大兴安岭金黄色的秋色便开启了黑龙江秋天的缤纷大幕,那五花山色的斑斓便像打翻了调色板,将小兴安岭、张广才岭、完达山脉的森林尽染。


▲大兴安岭

九月中旬至十月上旬,是黑龙江浩瀚的森林、广袤的土地、江河湖畔色彩最为丰富的时节,今年的秋色旺季正直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很多朋友节日准备出行。


▲哈牡高速公路

黑龙江是最适合自驾游的地方,交通便利,重要的是路上车少景色好。看看场盛大的秋宴,你不动心都难吧?!


▲大海林太平沟原始林公园

秋宴
文/绿虾   图/馨子

    当第一缕霞光悄悄染上群山
     树梢最先燃起灿烂的火焰
     当黑夜的睡袍缓缓褪去
     秋阳给层林披上斑斓的彩衣
     它把喧闹与热情交予白天
     森林懒懒的结束一夜窃窃私语

    
▲桃山悬羊峰

看呀  是谁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
粉红  草绿  藕和紫  柠檬黄
大片大片的颜料将层林尽染
可分明是一场精心布置的色彩盛宴啊
秋浓妆艳抹着闪亮登场
我怎能以无端的惆怅  
使它的热情暗淡


▲镜泊湖

静静地  聆听马儿咀嚼青草
静静地  聆听雁儿呢喃在林梢
静静地  聆听溪流淙淙欢快小跑
静静地  你听到了吗
俏皮的风儿
把整座森林当成它的乐器
那树叶尖上的颤动
是它弹拨的节奏


▲五常秋收

秋阳同秋影交叠成斑驳的旖旎
草色和烟光旋舞出朦胧的诗意
误入秋韵深处  
闻听秋虫呢呢
是谁奉献这五彩缤纷的宴席
让我与山川万物共醉于迷离
群岚背后有炊烟升起  
谁记起



根据黑龙江省旅游委去年推荐的最佳秋季旅游观光线,根据自己的了解的情况,提前为想来黑龙江秋季采风的朋友推介几个最有看点的线路:

黑龙江揽秋第一条线:大兴安岭-兴安林海天路
加格达奇、松岭、新林、呼玛、塔河、呼中、漠河
特色:以黄色为主,间有红绿
时间:9月10日——9月25日左右


▲南瓮河嫩江源湿地











黑龙江揽秋第二条线:伊春-探秘小兴安岭
伊春市、五营、上甘岭、汤旺河、嘉荫、桃山、铁力、朗乡、带岭、南岔、金山屯、美溪、西岭等
特色:伊春的秋天是黑龙江最美的五花山色,色彩丰富,姹紫嫣红
时间:9月20日——10月初


伊春兴安森林公园云海日出

伊春兴安森林公园之晨

嘉荫茅兰沟森林公园


嘉荫茅兰沟森林公园


南岔仙翁山


桃山森林玉温泉


带岭大青山


西岭宝宇温泉度假村

朗乡石林地质公园


汤旺河森林地质公园

金山屯鹿苑


五营森林自然保护区


黑龙江揽秋第三条线:一池两湖-湖光山色之秋
即五大连池、镜泊湖、兴凯湖的周边,包括黑河、牡丹江、鸡西、双鸭山
特色:多彩绚丽的湖光山色
时间:9月25日——10月10左右


五大连池

五大连池老黑山


五大连池温泊


五大连池龙门石寨


镜泊湖吊水楼


镜泊湖地下森林公园鸳鸯湖


镜泊湖火山熔岩

牡丹江大海林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太平沟原始林公园


牡丹江三道关森林公园


鸡西兴凯湖湿地公园


鸡西珍宝岛湿地自然保护区


饶河乌苏里江

黑龙江提揽秋第三条线:哈尔滨市-纵贯张广才岭
哈尔滨市区及周边的阿城、尚志、五常、双城、通河、呼兰等区、市(县)
特色:色彩丰富、城市与山林完美响应
时间:色彩最好时间在10月初——10号左右



哈尔滨伏尔加庄园


伏尔加庄园如油画一般

伏尔加庄园秋叶满地




阿城金龙山吊水壶

阿城金龙山林间小路
五常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高山花园国庆期间会邂逅一场雪,景色非常独特


五常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曙光红叶王国


西泉眼水库风光


阿城平山神鹿风景区


呼兰河口湿地公园


哈尔滨亚布力虎峰岭森林公园


虎峰岭森林公园






金秋时节,收获的季节。黑龙江的大农业风光是农业观光游的亮点,农垦建三江万亩大地号、友谊农场北大荒农机博览园、七星农场旅游名镇、哈尔滨农科院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五常市稻花香生态旅游体验区等农业休闲区,是美丽乡村游的亮点。




东北的秋天。热烈,奔放;
东北的秋天。浓郁,大气;
这就是黑龙江的秋天,
城市之秋,山野之秋;
这就黑龙江的秋天,
东北的秋天,
东北性格的秋天。




带着梦想走进黑龙江的秋天
去寻找五彩缤纷的童话
这是一个温暖的季节
秋高气爽
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果实累累




黑龙江五花山最佳时间
9月15日——10月10日。黑龙江幅原辽阔,各地的气候状况有所不同,秋色的时间也不尽同请注意各地最佳观赏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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