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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风满族,任过教师,当过图书编辑,小说、散文、诗歌作品曾发表于《民族文学》《北京文学》《北方文学》《青春》《雨花》《百花园》《天池》《短篇小说》《青年文学家》《星星诗刊》《绿风诗刊》《诗神》《诗林》等文学杂志,另出版过历史人物传记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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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用笔记体书写传奇作者:杨晓敏


记体书写传奇

                                       杨晓敏

小小说发展30多年来,人才辈出,精品叠现,为一种新文体的繁荣也为作者自己赢得了尊严。孙方友算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创作了8卷本《陈州笔记》和6卷本《小镇人物》共计600多篇笔记体小小说,构建了中国小小说发展史上一道充满传奇色彩的风景。

每一方钟灵毓秀的水土,均会孕育出不同凡响的人物。古时的陈州府,即今天的周口市淮阳县区域,历来人杰地灵,这里除了古迹太昊陵、平粮台和曹植墓等,更因为是戏剧《下陈州》、《陈州放粮》的发生地而蜚声海内外。孙方友是极典型的农家子弟,文凭不过初中,凭此起点,写小说自然非易事,但他在四处流浪中,靠一支笔闻鸡起舞,通过在社会底层多年的人生历练,28岁时因发表小说而跳出农门,然后是乡文化站站长,县文联秘书,省级期刊编辑,一直到今天的河南文学院专业作家。如此跳跃式的传奇人生背后,个中甘苦唯孙方友自知。

1978年开始至今,孙方友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小小说和电视剧等方面,共创作计600多万字,卷帙浩繁,规模宏大。论及他的最高创作成就,其笔记体小小说是一座艺术高峰,他被誉为笔记体小小说之王8卷本《陈州笔记》和6卷本《小镇人物》,可谓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让当年一代清官包拯赈灾放粮之地,在800年后以一种文化形态重放异彩。

《陈州笔记》偏于叙事,写作背景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小镇人物》重在写人,时间跨度从新中国诞生至今。著名评论家孙荪先生曾经评价道:前者可称乡村社会的百科全书,后者则是底层人生的百姓列传。根植于多年来对小小说的坚守与参悟,方友精心打造的陈州笔记小镇人物两个浩大的系列,不仅亮出了他最为独特的艺术名片--“笔记体小小说,还用这一文体删繁就简的形式和见微知著的技法,构筑了发生在陈州大地上三个朝代的百年历史。毫无疑问,孙氏笔记体小小说,己成为陈州古地乃至中原的一个文化符号。

所谓笔记体小小说,以传奇为主色调,传奇的人,传奇的事,传奇的风物,孙方友的传奇自成一家,亦庄亦谐,厚重深邃。在孙方友笔下,颍河水流过的陈州府(这里的陈州已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区域),弥漫着神秘氛围和传奇色彩。其三教九流、风物人情、历史掌故,纷至沓来,次第涌入笔端。他一直在有意识地打造陈州地域性的文学色彩,把一个又一个活灵活现的艺术典型请进文学的艺术殿堂。地域性文学艺术的开掘,犹如打一口深井,令后来者无法逾越,只好绕井而过。

《蚊刑》是一篇小小说精品,也是最能体现孙方友写作特点的一篇作品,给读者带来了奇妙的阅读快感,显示了作者的文字功底和文学素养。 1400字不到的篇幅,用了近800字的闲笔来交代陈州的花脚蚊子之烈之害,导致火艾供不应求。一方父母官贾知县为搜刮民脂民膏不择手段,将火艾生意垄断,发明了神奇的灭绝人性的蚊刑。被刑者惨痛无比,难逃一劫。这些交代读起来如临其境,毫无阻塞干巴之感,收到了阅读奇效。蚊子猖獗--火艾供不应求--贾知县实行垄断,发明蚊刑--被蚊刑者大多一命呜呼--贾知县被土匪蚊刑--安然无恙,这样的故事情节编排,跌宕起伏,枝繁叶茂,既有古典笔记小说的神韵,又有现代小说的艺术成分,令读者感慨万千,思绪绵绵。可以看得出来,《蚊刑》是一篇经过反复打磨技法娴熟的心血之作,一些细微处的艺术处理颇具匠心,耐人寻味,譬如故事背景的时间是不知从何代开始,譬如贾知县,譬如给贾知县施刑的是土匪而非民众,譬如看似无意提及的包公等俏皮话,使这篇作品常读常新,多义丛生,即使搁置当下,依然有很强的时代感和认知感。

孙方友除了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外,还善于吸纳现代小说的诸多因素,比如注重气氛的渲染,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注重细节的描写。《蚊刑》也有这特点,里面对蚊刑场景的描写可圈可点,动静结合,虚实相间,形象生动,栩栩如生,有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的神韵,作为小小说,写到这等境地,近于天成。四两之所以拨动千斤,靠的不是孔武有力,而是巧劲。试看《蚊刑》的结尾--

这就怪他们自己了!蚊刑中有明文规定:天明不死者放生。可他们耐不住,来一批蚊子刚喝饱,他们便摇头晃身,把它们赶跑了,于是又来了一批!一夜之间,赶跑一批又来一批,赶跑一批又来一批……如此循环,那血哪有不被喝干之理呢?寥寥数语,似裂帛之音,揭示了人性深处的劣根性。虽然略显牵强,但却在审丑中得出了一个类似荒诞不经的生活悖论。

《雅盗》或许是作者写得最有文化味儿的一篇。主人公赵仲曾中过秀才,后不得已沦为盗贼。因粗通琴棋书画,便自诩盗亦有道赵仲说,这叫落道不落价,也叫雅癖。古人云:有穿窬之盗,有豪侠之盗,有斩关劈门贪婪无比冒死不顾之盗;从未有从容坐论,谈笑自若,如名士之盗者。--赵某就是要当个例外!他在行窃之余欣赏一幅名画时,被画中的落魄景况所感动,竟感慨于自己的身世。在险境中以聪明才智脱身后竟金盆洗手,以自我救赎的方式开始一种新的人生。生活自食其力之余,常在夜晚读《灞桥风雪图》而泪流满面。一个通俗的故事由于被赋予了文化背景,便显出清濯之意。《泥兴荷花壶》同样精彩,写挑壶是行家里手,赏壶是专业术语,击壶却是生活境界支配行动,一气呵成,语言,神态,动作,各臻其妙。

孙方友的小小说善于出奇制胜,而的背后,则是人生正道,天理良心。他的传奇,扎根于传统文化土壤,而又不囿于传统文化的束缚,能够以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反思。《女票》、《女匪》等一系列作品,都能以时代精神为参照,以纵向的思考途径,以历史发展的目光,发掘出合乎时代进步的人格价值。在创作技法上,孙方友的传奇,吸收了古典笔记小说的神韵,叙述从容,描写简洁。情节一波三折,尺幅之内高潮迭起,给人以较高的阅读快感。孙方友的传奇小说讲究情节的延伸和突转,着力于一个字,常常给人以兴奋和惊喜,这就使得他的大部分小说兼具了雅和俗的特质。

孙方友关于写好小小说曾说要有翻三番的能耐。这种能连续把读者带入阅读奇效的手法,在他的小小说里比比皆是。比如《神偷》里改邪归正的贼王最后交出来的一筐手指头,《女匪》里主人公的土匪立场女性立场人性立场的一层层开掘推进,都成为孙氏写作制胜的法宝。

笔记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国粹,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从《诗经》、楚辞以后,叙事文学发轫并开始兴盛,也可以说从《搜神记》《世说新语》、唐宋笔记,《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一路走来,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两大写法。其实《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也可以看作是豪华版的笔记体。所以,笔记体作为一个文学传统或者流派,是源远流长的。当代名家如汪曾祺、孙梨、冯骥才、谈歌、阿城、聂鑫森、魏继新、野莽、张晓林、杨小凡等,都在此领域创有佳绩。现在我们来看孙方友的《陈州笔记》,洋洋洒洒数百篇,数质兼俱,一时蔚为大观,本身就是对这种文学传统的极好的继承与发展。

有人说孙方友是被评论界低估的作家。其实对作家与作品,历来就有两个互补的或弥合的评价体系共同存在着,一是我们常说的体制内或曰主流,二是民间或曰文化读写市场。事实上当下的一些文学评判机制在指导或引领文化读写市场方面是乏力的。而孙方友在老百姓的读写中影响很大,这个体系就是庞大的读者群,社会各界读者一直对方友的作品情有独钟,有着追星一样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作家孙方友并没有被低估、被冷落和被边缘化。

小小说作为一个近三十多年才兴盛繁荣的时代文体,有庞大的写作者和两代以上的热心读者,有数以百篇计的名篇选入大中专以小学教材,既是对传统文学的一脉相承,又有独特的文体特征和艺术规律界定。小小说与小小说作家,在中国乃至更大范围内,正在成为一个具有时代创新性的字眼。一个文体,当然会产生它的代表性作家和经典性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孙方友就是小小说这种新兴文体的重要代表性作家之一,因为方友的小小说创作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比如就曾被《小小说选刊》转载过近百篇小小说作品,荣获六次两年一度的优秀作品奖。再就是他有大量的小小说精品佳构作支撑,《蚊刑》《雅盗》《女匪》《神偷》《狱卒》《泥兴荷花壶》等等,作为一种系列创作既可以成为一个作家自身创作的厚度,作为单篇看,这种经典篇什又支撑了一个文体的高度。

    倘若把孙方友作为一个小小说文体的忠诚实践者、开拓者和奠基人,或许更加能够在一种宏大视野中凸现他的不可取代的意味,也会为我们研究和拓展当代文学创作,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营造当代文学乃至文化意义上的生态环境,提供出某种建设性的参照。

因为塑造了各个不同时代、各种不同性格命运的数百个传奇人物,孙方友成为了当代小小说领域的重要代表性作家之一,他本身也书写出一种人生传奇。

孙方友先生因心脏病复发,于2013726日不幸逝世,享年64岁。我写的挽诗是:

 

送方友

 

当年泛舟汤泉池,从此缘定笔记体。

灵感袭来情如潮,巧绘小镇人物谱。

帝王将相风流迹,三教九流逐心底。

市井从来多逸闻,野花照例香入脾。

神偷女匪或雅盗,包氏袁家陈州里。

邮差狱卒皆异人,霸王别姫催人泪。

煌煌八卷五百篇,翻三绝技名鹊起。

唐诗宋词小小说,华夏文脉多盛事。

黄钟大吕余韵长,长河小溪浪花美。

天下谁人不读君,蒲氏之后续新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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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学杂谈

让“乡土”自己说话

                     ——评叶炜长篇小说《福地》


杨光祖 张亭亭

 


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话说得很精辟。因此,只要一谈及历史悠久的华夏文明,乡土文化是不可绕过的话题。作为农业大国,中华文明源于乡土,长于乡土,成于乡土。“乡土”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和密码,它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兴盛衰亡,也折射出一脉文化的独特韵味。“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的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但在这“乡土”之中衍生出的乡土文化,在21世纪的中国,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土文化正因现代化的迅速发展而面临着破碎与衰败。宛如一朵朵曾艳压群芳的牡丹,在花期末时,呢喃出凋零与枯萎的生命残语。然而,乡土之情于大部分中国作家来说,是其用生命浇灌的创作的灵感来源。离开乡土,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便不能完整地呈现;离开乡土,一切形式的生命之歌也都将变成无力的呻吟。在激发乡土的力量与记忆的过程中,作家们呕心沥血创作的文学作品为此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同时,在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们也扮演着让“乡土”自己说话的启蒙角色,让其自行去讲述曾发生在它发肤、肉体以及血液中的那些关于过往宠辱不惊的岁月。

而那些关于乡土记忆的回放,在叶炜的《福地》中我们看到了。


一、动植物视角叙事的神秘窥见


在《福地》的文本写作中,神秘文化的注入,使得小说充满了趣味、荒诞与想象。从人、鬼、老槐树、鼠王等不同视角来讲述麻庄在历史变迁中的面貌更迭,是长篇小说《福地》最为别致之处。乡土文学,起源乡土,离开土地之根,便不能很好地营造出“纯粹”的乡土之气。自华夏文明诞生以来,“盘古天开辟地”、“女娲补天造人”,关于神、鬼、灵、怪的传说不胜枚举。早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之前,对于鬼神的崇敬,是广大农民乃至达官显贵们的精神寄托。由于古代科学技术的局限,但凡出现奇闻异象,人们往往将此归结为鬼神的神秘力量。

在叶炜的长篇小说《福地》中,开篇第一卷因难产死去的“绣香”,在整部小说中虽然戏份不多,但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每当老万遇到家族难题,作为鬼魂的“绣香”都会出现并帮其解决。这种神秘力量的介入,让原本沉重的文学文本看上去轻盈了几分,也还原出乡土文化的真实面貌。第二卷,老槐树便开始回忆自述五百多年前麻庄的模样以及它在麻庄的生长史。老槐树人格化的写作处理,让这棵见证麻庄百年历史的生灵形象跃然纸上,成为对麻庄人生存状态最为熟悉且最有资格评议麻庄大小事理的“土地公”。而大地主万仁义对老槐树的“疼爱有加”,更是体现出老槐树在麻庄不可动摇的尊贵地位。于是,《福地》中就有了多篇老槐树自述麻庄的描写,且每次老槐树的出现都是以一种“神灵”视角,它知晓麻庄发生的一切,也能够看到将要发生的一切。“我身在高处,看得清楚。不知道是因为我活得时间长,五百年的修行让我经多识广,还是因为麻姑神附体,使我有了一些灵性,透过那乌云形成的两条黑龙,我仿佛看到了万福和万禄的自相残杀。但我法力有限,只是模模糊糊地有些预感。”这段老槐树的自言自语,起到了承接下文,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也是从老槐树的视角来肯定青皮道长预言的准确性。

作者的借物喻人,也是小说设置老槐树视角的重要因素。在大多数小说作品中,对于人物的描写总是具体、形象的,但对于人性的刻画却总是抽象、隐蔽的。我认为,此类问题的产生大概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是血肉融汇而成的,与生俱来的生命感带有很强的吸引力,是存在的可以被扩大化的。而人性往往隐匿在皮囊的深处,它具有张弛之力,非时时刻刻都公之于众。于是,作家们开始为自己的作品披上魔幻的外衣,寻找合适的能够衬托出人性幽暗或美好的实物载体。对于载体的刻画,用力过多会显得作品有灵无感,用力过少却又承不起文本自身之重。在《福地》中,老槐树曾多次暗示它与老万之间的关系。“他对村里人说,麻姑庙没了,但老槐树还在,老槐树就是麻姑神在世。麻姑是个大寿星,老槐树也是个大寿星,可见,他们是一体的他们都是麻庄的守护神!老万的话让我很温暖。我隐约感觉到,老万就是我在麻庄的人身,而我则是老万扎根大地的树灵”。“以前,老万曾经带领着乡亲以这样的仪式来祈求老天降雨。而以这样的方式来让雨停下来,还是第一次。只听他嘴中念念有词:老天开眼,烟消云散;麻姑有灵,停雨风来;槐树在上,保佑生灵!”“念毕,老万抬头望天,大雨依旧不止。他张开双臂,大呼:老天爷,你咋不开眼呐!话音未落,天空忽然划过一道闪电,接着传来一声炸雷,刹那间雨停了。”“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和麻姑以及老万——树、神、人三位合体,浑身充满了神秘的力量。”品读这两段老槐树的自述,我们不禁要问究竟麻姑神是麻庄的守护神,还是老槐树是麻庄的守护神?其实这两者都不是,真正的守护神是万仁义!诚如老槐树所言:我则是老万扎根大地的树灵。而大地不就是老万想世代守护的麻庄吗!


二、人的动物性的符号揭示


人,作为灵长类最高级动物,骨子深处依旧存在着动物性本能。《福地》中鼠王视角的设置,即通过动物来看人的动物性。小说中老万与滴翠、万福与滴翠、嫣红与陆小虎、万福与香子等众多和“性”有关的人物的描写此起彼伏。于乡土小说来说,似乎书写乡土,我们的作家们就离不开对“偷情”的细节刻画。“两个人在麦秸垛旁完了好事。不知道是万福很卖力,还是香子身子软,这一次两人的动静大,惊醒了南场上的鼠王。它带着一群老鼠站在不远处,盯着香子和万福,看他们一会儿一动不动,一会儿突然一动,感觉很好玩,兴致很高地围着两人转来转去,最后终于明白那是人类在行苟且之事。鼠王受了刺激,找了个母老鼠,也动作起来。”这一段是作者对万福和香子偷情画面的描写。万福与香子、鼠王与母老鼠,这样的搭配似乎是作者有意拿万福、香子同鼠王和母老鼠作对比。“性”是动物的基础本能。在哺乳动物中,“性”是其繁衍生息的途径,不受道德伦理的约束。但人类不同,人作为高级动物,有思想、有文化,更有规范秩序的道德文明。香子是老万的干闺女,也就是万福的干妹妹。虽然两人没有血缘关系,但在社会道德上两人偷情就是乱伦,是不能够被人所接受的。而且,早在年轻的时候,万福就同自己的继母“滴翠”偷情生下万春。被老万赶出家门后,又接走滴翠,娶其为妻。在《福地》中,万福偷情形象的设置,恰恰展现了人类在“性”这一文化上丑陋的一面。

饥饿灾荒的年月,人同鼠蚁并无区别。动物性的求生本能,让麻庄的百姓把一切能吃的不能吃的都用以果腹。“所有活动的野物都被吃光了,麻庄的人就开始吃老鼠和蚂蚁。当几乎所有的老鼠都被吃光的时候,有人发现了那只鼠王,它站在南场边上嚎啕大哭,哭着哭着突然倒地身亡,几个人蜂拥而至,把鼠王生生地吃完了。小孩子们都守在蚂蚁窝前,用细长的树枝蚂蚁,一旦上来一串,当即就放到嘴里吃掉。运气好的,能到许多,直到吃的满嘴白沫。有人开始撸树叶和扒树皮,用水煮了吃,一开始是榆树、杨树,后来不管什么树很快就变得光秃秃。在这段中,目睹万福和香子偷情而受刺激的鼠王在倒地身亡后被人们吃掉,预示着伴随性符号鼠王的死去,麻庄男女在饥饿的生存状态下,偷情的闲情逸致也死去了。随着饥荒的加剧,麻庄人求生的愿望愈发强烈。面对生存,人格与道德早已荡然无存。“有人说。隔壁小王庄食堂的大师傅用芋头窝头勾引了大半个庄的小媳妇大姑娘。”“还有人说,西集的一个老财主从枣庄换来了两筐子白面馍馍,用其中的一半换来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美得跟下凡的天仙似的。”随着饥荒年月的逝去,麻庄的新“鼠王”再次登基上位,这也代表着麻庄又恢复了往日的勃勃生气。纵观整体,小说中鼠王视觉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精准地剖析了人类的动物性特质。


三、时代变迁中乡土中国的真实写照


“《福地》是用六十甲子做每一卷的题目,从辛亥革命开始,到丙子卷结束,中间跨度80多年。六十甲子是中国的传统的纪年法,每60年一个轮回,起点也是终点,终点也是起点,这种表达方式表达了中国古人对历史变化的认识。”在这一长达80多年的历史跨度中,大地主万仁义一家作为故事发生的主体,在叙事上推动着麻庄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前进的脚步。麻庄是中国广大农村的一隅,在麻庄发生的一切故事,都能够折射出当时中国的社会风俗以及大的环境。

在中国的历史中,地主往往同宗法制度联系在一起。譬如,小说《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既是族长也是“地主”。不过,在《白鹿原》中白嘉轩是以族长的身份同读者见面的,并且作者陈忠实先生也是从族长的角度来塑造白嘉轩的形象。虽然,《福地》的故事发生地麻庄是一个只有地主没有族长的朴实乡村。但是,老万在麻庄却同族长一般无二,面对麻庄有着极强的责任感,世世代代守护麻庄,是他毕生的心愿。在小说中,老万是一个开明乡绅的角色定位。老万视老槐树为麻庄守护神,老槐树在,麻庄就在。老槐树则视老万为自己的肉身,自己就是老万那扎根大地的树灵。诚如前面我们所分析的,老万不仅仅是麻庄的守护神,更多了中国传统乡绅文化代表这一身份。老万作为麻庄的“守护神”,在每次大难面前都挺身而出,保卫麻庄。为使麻庄不被匪患血洗,他先是同意自己的女儿万喜做孙大炮的义女随其上抱犊崮为匪,然后又自愿出资组建民兵团;他支持自己的子女参加革命,驱逐日寇……即便在解放以后的土地改革中被划为地主,受到陆小虎的折磨与辱骂。但在灾荒年月,老万仍旧将自己偷藏的一点粮食分给乡亲,召集乡亲们打井,因为只要有了水,麻庄就会恢复往日的生命力。

在历史的更迭变迁中,麻庄也逐步步入现代化社会。村组织的建立,人民公社运动的开展,都昭示着麻庄的宗法制社会结构已瓦解破碎。老万不再是麻庄的大地主,也不再拥有百亩良田,而是同普通的麻庄百姓一样,自耕自食,响应国家的号召。老万所代表的中国传统乡绅文化,在时间巨轮的碾压下,早已不复存在。麻庄橡胶厂的建立也预示着麻庄开始进入新的纪元。“转眼间,老万走了十年了。这十年麻庄发生了很多事。乡亲们不再一辈子看守麻庄,都开始纷纷往外走了。尤其是年轻人,考上大学的就再也不回这个小山村了,没考上大学的小青年就到北京、上海、广东去打工。他们背起行囊说走就走,没有丝毫的犹豫。我站在麻庄的村口,目送着每一个离开麻庄的年轻人,他们的背影是如此决绝,似乎要把身后的麻庄永远地抛在脑后。”这段是站在麻庄村口百年老槐树的自述。这些都是目前乡土中国的真实写照。在现代化潮流中,老槐树口中的麻庄的生活状态,不正是眼下中国广大农村所面临的困境吗?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空巢老人数量的增多,土地闲置逐渐贫瘠。我们曾经赖以生存的家园,究竟命归何处?叶炜的《福地》留给我们深深的思考。

总之,《福地》是一部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他不仅思想新颖,而且叙事也很前卫。它不是那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其中包容了很多超现实主义的写作技法,老槐树视角叙述、鬼魂叙事、动物叙事,都让小说充满了灵动和幻象,既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也颇具先锋性。

 


 

注释: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8月,第6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8月,第6页。

   叶炜:《福地》,青岛出版社,20153月,第90页。以下凡小说引文,都出自《福地》,不再注明。

   贺仲明  刘文祥:《乡土文学的自主性建构——以叶炜的〈福地〉及“乡土中国三部曲”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5期。

 (原刊《创作评谭》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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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瞬间风景

▲伊春嘉荫茅兰沟

进入九月,黑龙江秋天的脚步就开始急促起来。从九月中旬开始,大兴安岭金黄色的秋色便开启了黑龙江秋天的缤纷大幕,那五花山色的斑斓便像打翻了调色板,将小兴安岭、张广才岭、完达山脉的森林尽染。


▲大兴安岭

九月中旬至十月上旬,是黑龙江浩瀚的森林、广袤的土地、江河湖畔色彩最为丰富的时节,今年的秋色旺季正直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很多朋友节日准备出行。


▲哈牡高速公路

黑龙江是最适合自驾游的地方,交通便利,重要的是路上车少景色好。看看场盛大的秋宴,你不动心都难吧?!


▲大海林太平沟原始林公园

秋宴
文/绿虾   图/馨子

    当第一缕霞光悄悄染上群山
     树梢最先燃起灿烂的火焰
     当黑夜的睡袍缓缓褪去
     秋阳给层林披上斑斓的彩衣
     它把喧闹与热情交予白天
     森林懒懒的结束一夜窃窃私语

    
▲桃山悬羊峰

看呀  是谁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
粉红  草绿  藕和紫  柠檬黄
大片大片的颜料将层林尽染
可分明是一场精心布置的色彩盛宴啊
秋浓妆艳抹着闪亮登场
我怎能以无端的惆怅  
使它的热情暗淡


▲镜泊湖

静静地  聆听马儿咀嚼青草
静静地  聆听雁儿呢喃在林梢
静静地  聆听溪流淙淙欢快小跑
静静地  你听到了吗
俏皮的风儿
把整座森林当成它的乐器
那树叶尖上的颤动
是它弹拨的节奏


▲五常秋收

秋阳同秋影交叠成斑驳的旖旎
草色和烟光旋舞出朦胧的诗意
误入秋韵深处  
闻听秋虫呢呢
是谁奉献这五彩缤纷的宴席
让我与山川万物共醉于迷离
群岚背后有炊烟升起  
谁记起



根据黑龙江省旅游委去年推荐的最佳秋季旅游观光线,根据自己的了解的情况,提前为想来黑龙江秋季采风的朋友推介几个最有看点的线路:

黑龙江揽秋第一条线:大兴安岭-兴安林海天路
加格达奇、松岭、新林、呼玛、塔河、呼中、漠河
特色:以黄色为主,间有红绿
时间:9月10日——9月25日左右


▲南瓮河嫩江源湿地











黑龙江揽秋第二条线:伊春-探秘小兴安岭
伊春市、五营、上甘岭、汤旺河、嘉荫、桃山、铁力、朗乡、带岭、南岔、金山屯、美溪、西岭等
特色:伊春的秋天是黑龙江最美的五花山色,色彩丰富,姹紫嫣红
时间:9月20日——10月初


伊春兴安森林公园云海日出

伊春兴安森林公园之晨

嘉荫茅兰沟森林公园


嘉荫茅兰沟森林公园


南岔仙翁山


桃山森林玉温泉


带岭大青山


西岭宝宇温泉度假村

朗乡石林地质公园


汤旺河森林地质公园

金山屯鹿苑


五营森林自然保护区


黑龙江揽秋第三条线:一池两湖-湖光山色之秋
即五大连池、镜泊湖、兴凯湖的周边,包括黑河、牡丹江、鸡西、双鸭山
特色:多彩绚丽的湖光山色
时间:9月25日——10月10左右


五大连池

五大连池老黑山


五大连池温泊


五大连池龙门石寨


镜泊湖吊水楼


镜泊湖地下森林公园鸳鸯湖


镜泊湖火山熔岩

牡丹江大海林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太平沟原始林公园


牡丹江三道关森林公园


鸡西兴凯湖湿地公园


鸡西珍宝岛湿地自然保护区


饶河乌苏里江

黑龙江提揽秋第三条线:哈尔滨市-纵贯张广才岭
哈尔滨市区及周边的阿城、尚志、五常、双城、通河、呼兰等区、市(县)
特色:色彩丰富、城市与山林完美响应
时间:色彩最好时间在10月初——10号左右



哈尔滨伏尔加庄园


伏尔加庄园如油画一般

伏尔加庄园秋叶满地




阿城金龙山吊水壶

阿城金龙山林间小路
五常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高山花园国庆期间会邂逅一场雪,景色非常独特


五常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曙光红叶王国


西泉眼水库风光


阿城平山神鹿风景区


呼兰河口湿地公园


哈尔滨亚布力虎峰岭森林公园


虎峰岭森林公园






金秋时节,收获的季节。黑龙江的大农业风光是农业观光游的亮点,农垦建三江万亩大地号、友谊农场北大荒农机博览园、七星农场旅游名镇、哈尔滨农科院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五常市稻花香生态旅游体验区等农业休闲区,是美丽乡村游的亮点。




东北的秋天。热烈,奔放;
东北的秋天。浓郁,大气;
这就是黑龙江的秋天,
城市之秋,山野之秋;
这就黑龙江的秋天,
东北的秋天,
东北性格的秋天。




带着梦想走进黑龙江的秋天
去寻找五彩缤纷的童话
这是一个温暖的季节
秋高气爽
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果实累累




黑龙江五花山最佳时间
9月15日——10月10日。黑龙江幅原辽阔,各地的气候状况有所不同,秋色的时间也不尽同请注意各地最佳观赏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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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坛信息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

来源:中国作家网  时间:2018年8月11日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告

[2018年]第3号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各评奖委员会对经过公示的提名作品进行了认真评审,于2018年8月11日分别投票表决,产生了七个奖项的获奖作品。现将获奖作品名单和各评奖委员会、纪律监察组及评奖办公室名单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2018年8月11日

 

第七届(2014—2017)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

(以发表或出版时间先后为序)

中篇小说奖

短篇小说奖

报告文学奖

诗歌奖

散文杂文奖

文学理论评论奖

文学翻译奖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评奖委员会

主 任:李敬泽

副主任:周大新 孙甘露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春林 李 浩 吴 俊 何 弘 张 柠 张燕玲 季 宇 额尔敦哈达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评奖委员会

主 任:廖 奔

副主任:梁鸿鹰 鲁 敏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步升 东 西 乔 叶 刘 琼 张志忠 范 稳 赵海虹 贺绍俊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评奖委员会

主 任:张胜友

副主任:胡 平 王宏甲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晓原 冯秋子 李掖平 李朝全 杨黎光 肖亦农 罗 勇 郑彦英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奖委员会

主 任:吉狄马加

副主任:杨 克 宗仁发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立云 罗振亚 姜 涛 娜 夜 耿占春 雷平阳 熊东遨 霍俊明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评奖委员会

主 任:阎晶明

副主任:刘亮程 张锐锋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力平 石一宁 李一鸣 杨 扬 汪 政 郭 艳 葛一敏 穆 涛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评奖委员会

主 任:施战军

副主任:何向阳 朱向前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兆胜 王鸿生 刘复生 李国平 张未民 岳 雯 饶 翔 郭宝亮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评奖委员会

主 任:陆建德

副主任:张 涛 范 晔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红旗 文 铮 刘宪平 刘雪岚 肖 谊 罗选民 赵 伐 董 强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纪律监察组

组 长:李 梅

成 员:陈德龙 胡健玲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主 任:何向阳 张 涛

副主任:李朝全 赵海虹 赵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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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学杂谈


河南文学:厚重而多元


作者:何    弘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8月8日第7版



中原作家群是一个以中原文化为背景的庞大创作群体,既包括坚守在本土的河南作家,也包括寓居外地的河南籍作家。新时期以来,论活跃作家的数量、创作成就以及实力和影响,地域性创作群体能与之匹敌的不多。

从宋金对峙开始,中原屡屡成为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争夺政权的主要战场,加上黄河的屡次泛滥改道,苦难成为中原人最基本的人生体验。长期的苦难体验,长期的不屈抗争,使河南人形成了直面苦难、坚忍不拔的生存态度,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机智以及狡黠投机的性格。这使得河南人面对苦难时既有勇于正视、顽强不屈的一面,又有善于变通以求生生不息的一面。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河南人特有幽默和坚韧,他们敢于自嘲,甚至敢于自黑。而这样一种能够直面苦难、笑对苦难、敢于自嘲的河南人,往往在土气的外表和略带自卑的心态下,有着一种内在的大气和厚重。河南人的这种性格表现在作家的创作中,就是形成了关注现实、尊重历史、注重对价值和意义追求的基调,在题材上则以对苦难的抗争和对造成这种苦难的中原文化的反思为基本内容,在表现上则以厚重而风格多样为基本特点。这样的创作特征从中国新文学发端起一直延续到整个新时期。

  关注现实的优秀传统

进入新时代,中原作家群继承保持关注现实的优秀传统,在题材和表达上大胆开拓,改变了之前以乡土题材和历史题材创作为主的状况,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开拓题材领域,表达也更加多样化,开创了新时代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具体来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老作家继续保持旺盛的创作势头,不断有优秀的新作问世;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创作走向成熟,开始成为中原作家群的中坚力量;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开始崭露头角,继承中原作家群的优秀传统并有所创新,保证了河南文学队伍梯队的完整。

近年来,周大新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创作状态,相继出版了反腐题材长篇小说《曲终人在》和反映老年人生活状况的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曲终人在》是周大新对反腐题材小说创作全新开拓的结果,作品不回避人性中复杂幽暗的成分,但更多地表现了主人公在为社会发展、为百姓做事等根本问题上,踏踏实实所做的一切,寄托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天黑得很慢》关注中国社会老龄化现实问题,写出了生命的蓬勃与死亡、爱与疼惜。李佩甫继《生命册》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又创作出版了《平原客》。李佩甫的作品从底层人物不断向中低层官员、城市白领、企业精英、知识分子拓展,终至《平原客》开始描写高级知识分子、中高级官员,延续了他一贯描写在特定文化土壤中人性的生长的主题,并有新的开掘。刘庆邦的《黑白男女》描写的是三个死难矿工家庭面对灾难互相温暖、自尊自强自立的故事。他的散文《我就是我母亲》则真实而详细地记录了作者在母亲病重到离去的日子里陪护母亲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视角独特、思想敏锐,表达了对生命的深切理解和深深的感恩之情。田中禾继《父亲和她们》《十七岁》之后又创作了《模糊》,仍然是通过主人公的人生经历表达对人生、社会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刘震云等作家也有新作面世。这些作品在题材的开掘上,显然已不能再用“乡土小说”进行简单的概括,而是与时代发展同步,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更为广阔的生活。

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家,尤其是其中的女性作家,则走出了以个人情感体验为主要描写内容的局限,开始更深入地关注广阔的社会现实,作品变得深沉而厚重。邵丽以其挂职经历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如《刘万福案件》《第四十圈》《大河》等,直面当下社会问题,在表达上更加朴素真实,却更加有力。乔叶从《拆楼记》开始创作出现明显的转向,作品不再重点表达情感和身体性体验,而是开始关注社会现实,特别是《认罪书》,显示出人性和灵魂拷问的力量。《藏珠记》则是探索新的表现手法的大胆尝试。梁鸿继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之后,创作了虚构作品《神圣家族》和《梁光正的光》,作品重在表现普通人内心的“光”,即对远方和理想的追求,殊为难得。计文君的《化城》表现的则是生活在北京的“北漂”对理想生活的追求。申剑近年来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表现出强劲的势头,作品切实地指向了当下社会问题和人的内心世界,表达相当到位。

  揭示个体和大时代的关联

赵大河注重叙事的先锋性,注重揭示个体生命和大时代之间看不见的关联。赵瑜常常从日常生活细小的切口入手去表现当下人物的生存和心理状态。继二月河之后,历史小说依然在河南长篇小说创作中占有较大比重,程韬光以其对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著名诗人的持续书写而引起关注。作为小小说创作重镇,河南拥有一支庞大的小小说创作队伍,张晓林以其笔记小说创作独树一帜。

2016年,河南省文学院根据中青年作家的创作状况,选取安庆、尉然、宫林、张运涛、赵文辉、李清源、陈宏伟、南飞雁(以出生年月为序)等8位小说家集中进行研讨,名为“中原八金刚”。8位作家中,南飞雁的写作主要以机关普通公务员为描写对象,表达他们面对复杂人际关系时微妙的内心体验和生存现实;安庆注重语言美感,而且对社会现实的表现细腻独到,对人物内心的揭示深刻敏锐;陈宏伟的作品对人情世故和人性有深刻体察,使看似普普通通的生活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意味;李清源的写作则更多对命运的探究和精神的探索;尉然的作品带有一种反讽的意味,在对生活夸张以至荒诞的表现中,对农村生活的现实和底层人的命运做出了有力的表达和深刻的揭示;宫林的写作更为质朴,更多以正面强攻的姿态来真实表现农村生活的现实和生活在其中形形色色人物的性格与心理;张运涛对当下现实的认识和表达真实而准确,作品重在对个体的深入把握;赵文辉以对农村现实的洞悉与表达为基调,常常让平凡的故事变得动人心扉,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深刻的启示意义。此外,更年轻的作家如张艳庭、尚攀、智啊威、墨柳等也都开始显露出各自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才华。而活跃在北京、广东等地的郑在欢、寒郁等在小说创作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

  散文诗歌作品丰富

河南的散文写作这些年也相当活跃。除王剑冰、鱼禾等专业散文作家之外,不少小说家、诗人、评论家也都不断有散文佳作问世,陈峻峰的《闽南纪行》、青青的《落红记》、胡亚才的《水的血脉》等都值得称道。近年来,河南有一批年轻的散文写作者崭露头角,阿慧、韩晓民、叶灵等是突出的代表。河南的诗歌创作形成了郑州、信阳、平顶山、周口、开封等多个群体。在河南的众多诗人中,蓝蓝之后,扶桑表现得非常突出,她更多通过日常的生活意象书写个人的内心生活,作品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高金光、张鲜明、吴元成、温青对社会与自然也都有着良好的诗性表达。儿童文学方面,孟宪明以其《念书的孩子》《青石臼》《花儿与歌声》持续书写着农村儿童,引起了广泛关注。肖定丽也屡有佳作问世,同时周志勇、潘红亮、韩宏蓓、原草等也开始引起关注。特别需要提起的是网络文学,柳下挥、庚新、度寒、高阳、苏迷凉、九哼、豫西山人等都相当活跃。但与浙江、江苏、上海、广东等地相比,河南网络作家中的大神级写作者还相对较少。

总体来说,新时代,中原作家群仍然保持着老中青相结合的完整人才梯队,继承关注现实、注重对作品价值和意义追求的优秀传统,以现实主义为基调,题材开掘更为全面,作品表达更加多元,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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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学杂谈
http://www.frguo.com/ 2018-04-16 《文艺争鸣》  孟繁华

 

 
 

尽管大家对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莫衷一是甚至谁也说不清楚,但似乎强调批评的文体意识肯定是正确的。于是,从80年代至今,文学批评一出现问题,文体意识就一定适时地被提出来。有时我们肯定一个作家、批评家时,也会将“文体家”的桂冠一并奉上,以强调某人的与众不同或卓然不群。但我的看法可能略有不同。文学批评的文体确实重要,它甚至是一个批评家辨识度的“logo”。鲁迅、李健吾、李长之莫不如此。他们几乎就是现代文学批评有文体意识的典范,特别是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但是,李健吾也是后来“被发现”的。他的“印象主义”批评在他的时代并非主流。时过境迁,当左翼批评家如成方吾的“政治批评模式的”批评、冯雪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周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评”等,越来越暴露出单一、简单、片面等局限性的时候,李健吾的批评才显示出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重提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显然也有一个未被宣告的对象,也就是学院批评。我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学院派批评”是谢先生1992年提出来的。学院派在过去多指带有教条、刻板语义的研究和做派,是一个具有贬义性的概念。谢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这个词并赋予了新的意义我觉得很重要。这个“学院派批评”实际上是对庸俗社会学的一种拒斥。此前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几乎是一统天下。到了20世纪90年代就需要用一种很知识化的方式,即学院派批评的方式来从事专业的文学批评,以此屏蔽庸俗社会学对正常的文学批评的干扰和强侵入。学术性和学理性的强化,使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遭到了不做宣告的质疑。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是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一种普遍思潮的反映。当时陈思和提倡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离开广场,重进书斋。陈平原的《学人》杂志同仁在倡导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这些学者思考问题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内在的理路是一样的。但时至今日,这一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年“学院批评”提出者的诉求已经完全被颠倒,学院批评已经形成了新的僵化机制,完全失去了生机。有人玩笑说,当下中国学院出身的教授、博士生的文章,几乎就是美国东亚系的文章。在这样的语境下,提出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是有具体针对性的。但是,我觉得只谈批评的文体意识,以期纠正当下批评的真问题,可能还是没有抓到要害。比如,很多“学院派”的文章,像《作家》发表的张英进的《鲁迅……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流变》、《文艺争鸣》发表的张均的《悲剧如何被“颠倒”为喜剧———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土匪史实考释》以及众多的有简介的学院批评文章,这些文章言之有物,既了解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也再现了被历史遮蔽的过去。假如有人想推翻这些文章的材料或论点,他会感到十分为难。这就是文章的力量。你能说学院派的文章都不好吗?

因此,我们现在的困境表面看是文体的问题,而本质还是对文学是否有真知灼见以及态度的问题。关于文学批评文体的讨论,我读过耿占春在访谈中这样一段话:

对文体与修辞的兴趣,应该来自于“非常道”的背景,有些意义似乎是躲避语言的。我对写作上的更隐秘的渴望是什么?你说得已经非常准确,对自由形式的渴望,对经验与话语形式的“多重跨界”的渴求。我经常注意到自己写作中的一种通过“修辞越界”的冲动。

耿占春是当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体会。这就是“对自由形式的渴望,对经验与话语形式的‘多重跨界’的渴求。”对自有形式的渴望,就是最本质、最深刻的“文体意识”。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深厚的文化和文学积累。积累的越多,自由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世界的认知就会越深刻,文体就会越自由。所谓态度,就是对文学批评对象说出诚恳的体会,就是鲁迅所说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最朴素的道理实践起来又是最难的,甚至也不是理论可以解决的,它更是文学批评实践的问题。比如2016年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际社会对此评价不一在预料之中。而中国批评家陈晓明认为这是诺奖评委们的一次“行为艺术”;青年批评家徐刚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没有众望所归的时候”,它“顽强地提示人们,在主流文学之外,它一直在关注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而这,对于我们今天面对的不断‘程式化’的文学形式与经验,无疑具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不同的看法告诉我们,不仅诺奖评选结果引起文学界的巨大分歧早在意料之中,同时也告知我们,见仁见智的文学不会有一成不变的标准。诺奖如此,对当下中国文学的评价同样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同的意见就是正常的。评奖本质上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经典化的一种形式,诺奖是国际公认的最权威的文学奖项,它的巨大影响力,使获奖作品常常引发或带动一种新的文学潮流,因此,诺奖具有鲜明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这是它引起广泛关注的最重要的原因。争议终将平息,而获奖的作品未必都是伟大的作品。

但是,对于文学批评而言,它基本的评价尺度还是存在的。文学界内外对文学批评议论纷纷甚至不满或怨恨由来已久,说明我们的文学批评显然存在着问题。我们在整体肯定文学批评进步发展的同时,更有必要找出文学批评的问题出在哪里。在我看来,文学批评本身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整体的“甜蜜性”。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尖锐”的不同声音,但这些声音总是隐含着某种个人意气和个人情感因素,不能以理服人。这些声音被称为“酷评”,短暂地吸引眼球之后便烟消云散了。因此还构不成“甜蜜批评”的制衡或对手。所谓“甜蜜批评”,就是没有界限地对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的夸赞。在这种批评的视野里,能够获得诺奖的作家作品几乎遍地开花俯拾皆是。批评家构建了文学的大好河山和壮丽景象。而事实可能远非如此。这就是对待文学批评的态度的不端正。

我们知道,肯定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困难的。这种肯定是在比较中形成的。它需要批评家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广博的文学视野,有恒久注视文学的耐心和犀利的审美眼光。需要批评家对“上游”的文学知识,比如中国古代文学;对“横向”的文学知识,比如西方文学,都要有一定的修养和积累。这样,对作家作品的肯定才会可靠;当然,批评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也是困难的,它对批评家的要求与肯定一个作家作品是一样的。这里,诚实和诚恳的态度,尤其重要。这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它和先划地为界然后再命名的所谓“研讨”或伪批评风马牛不相及。“甜蜜批评”可以没有要求,不要研究,只要是千篇一律的夸赞即可完成。我们在各种研讨会上听到的耳熟能详的那些发言就是如此。在这种批评风气盛行的环境里,文学批评几乎没有争论,更不要说像样的文学论争。新世纪以来,批评界在“祥和”的气氛里相安无事岁月静好。

另一方面,真正文学批评的缺失,与我们当下的大学的考评机制大有关系。现在文学批评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高校。从事各专业的教师首先面对的,就是高校的各种评估。评估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专业。对当下包括评估在内的学术体制的反思和批判,应该说早已展开。有反思批判愿望和能力的学者,发表了大量言之有物、言之有据的文章,希望改变当下的学术体制以及由此滋生出来的严重后果。但是,这些身怀学术理想和有责任感的学人的声音,似乎刚刚发出就被浊浪排天的世俗声浪所湮灭,很少、甚至没有人愿意倾听这种声音。这时我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体制力量的强大。强调学术GDP的评估机制,促使批评家发表文章为第一要义,只要发表能够应对考评,其他都不重要。这种心态如何能够写出好的批评文章。在这样的考评环境里,我们也大致理解了当代为什么难以产生大批评家和有影响的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建立良好的批评环境,改变当下文学批评的状况,除了“文体意识”之外,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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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学杂谈
            有幸成为了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近十年乡土散文写作的考察对象,谢谢李保森同学的关注!

068 东吴学术 2017年第5期
散文研究
怀旧视野下的乡土散文
——以近十年的乡土散文创作为考察对象
李保森

摘 要:在文学写作中,怀旧与乡土天然相连相生,几乎每一位作家提笔写故乡时,
都会以怀旧的姿态进行观照和表达,这一现象充分显示了情感表达与书写对象之间的契
合:怀旧是对中国传统诗文中重要的抒情方式之一,乡土则是中国人的有效情感慰藉空
间。近十年来乡土散文写作中的“怀旧”,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更是一个重要主题。这
        一时期的“怀旧”既延续了人们一贯的情感书写脉络,又更多地受到了现实因素的刺激。
        后者使得这些乡土散文书写呈现出复杂深刻的意味:这究竟是一种暗流涌动的情绪,还是别有幽怀的寄托?同时,怀旧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使得这时期的乡土散文创作不仅是个人情感的书写与流露,更是对时代语境下乡土变迁的文学回声。
关键词:怀旧;话语;乡土散文

        无论是乡土中国,还是城乡中国①,乡村
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中重要的地理空间、生活
空间、精神空间、情感空间和文化空间,几乎
每一个中国人都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联
系。乡村所具有的文化传统、环境特征、精神
氛围、情感指向,以及经由时光打磨的记忆积
淀,使得大多数人对之抱以深深的眷恋。这一
前置的社会学背景,形成了乡土散文创作在乡
土文学中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即直接书写个人
的乡土情感和现实观感,也因此保证了以“散
文”这一特定研究文类进入“乡土”的合法性
和有效性。
        本文所用的“怀旧视野”不仅是指在怀旧、
记忆等相关理论的参照下,对乡土散文进行意
义解读,更是指这些文本中所含蕴着的怀旧情
感与意味。从后者来看,本文的研究对象或可
更具体的指向乡土散文中的怀旧话语。所谓的
“怀旧话语”,是指写作者在乡土散文写作中,
有意追溯乡村往事和见闻,呈现个人的乡村记
忆,抒发对故乡的怀念之情,显示出哀婉、忧
愁和惆怅等美学特性。
        近十年来的乡土散文写作中怀旧话语的
生成,既延续了一贯的乡土抒情传统,即写作

① 参见周其仁《城乡中国》(上、下),北京:中信出版
社,2013。
DOI:10.16100/j.cnki.cn32-1815/c.2017.05.009

2017 年第5 期 东吴学术069
者受到自身年龄、阅历、心境等诸多因素的影
响,主动把目光投向在时间维度上一去不复返
的“远方”,在时光交错与空间置换所构成的
语境中,回味个人的乡土记忆。此外,由于乡
土社会更多地受到了时势因素(如现代化、城
镇化、新农村建设等)的影响而日渐褪色乃至
失落,乡土记忆由此在这一时代语境中被激发
而出。正是后者,使得这一时期内的乡土散文
创作显示出更为复杂的意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话语”指的
是观念的表述与生产,“一定地域的或一定社
团中的人组成一个或多个话语交际网。在这个
交际网里,人们约定俗成的意义类型反复出
现,通过每个人参与其中,不断证实、修正、
完善、传播”。①这不仅表明了话语的意义生产
性质,也表明了话语具有的集体交往与传播功
能。这就使得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不仅关注具
体篇章的写作方式、审美特性,也注重探讨当
这些篇章形成一种话语类型后所承载的社会
意识、民众心理和时代情绪等。也就是说,本
文所具体论述的“怀旧话语”旨在突出这一话
语类型对乡土现实是如何进行选择与表述的,
并在这一过程中寄寓了怎样的想象和情感。因
此,本文从日常生活、情感喟叹和身份认同等
三个角度来展开论述。
    一、日常生活:乡土散文中的场景描写
       繁琐的日常生活②为空白的岁月填充了恰
当的、芜杂的、斑驳的内容,使时光因此变得
丰富多彩而又丰厚充实,由此人们才能够在平
凡而易逝的岁月中感到踏实与安稳。日常生活
的这一特性,与散文这一文类具有同质性,尤
其适宜于散文的话语形态:零散而又活泼。因
此,乡土散文中多有对日常生活不厌其烦地叙
述和描写。而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属于典型的
情绪记忆,“情绪记忆,又叫情感记忆。指当某
种情境或事件引起个人强烈或深刻的情绪、情
感体验时,对情境、事件的感知和记忆。在这
类记忆的回忆过程中,只要有关的表象浮现,
相应的情绪、情感就会出现。情绪记忆具有鲜
明、深刻、生动、情境性等特点。”③写作者的
内心情感由此得以通过场景、情节或细节而实
现外化、具体化,使情感有所依托。这种处理
方式既是对乡村温馨往事的追忆,同时也是对
这种朴素安稳的生活方式的肯定。
       在更具体层面上,乡土散文中经常出现一
系列繁杂密集且互相关联的旧事物,它们如
珍珠一样照亮了曾经的日子,又仿若一个个
要素,集中拼凑出了记忆中的乡土模样。写作
者的情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有效的表现与
传达,“用艺术形式表现情感的唯一方法是寻
找一个‘客观对应物’,换句话说,是用一系列
实物、场景、一连串事件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
感:要做到最终形式必然是感觉经验的外部
事物一旦出现,便能立刻唤醒那种情感。”④
举凡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悲
欢离合等构成了绵密的乡村日常生活,形成了
具有深长意味的记忆对象,容易使人产生情感
上的依恋和遐想,“现在想来,一切日出日落、
人间风物对于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无
形,却很似传说中那根人参娃娃头上所系的红
绒绳,使一个人无论遁在泥土的何处,在人群
和岁月里已藏得多么深,飞上天空,都能留下
特别明晰的一方水土的踪迹,为其所困,自己
却不知”。⑤刘家科《乡村记忆》、魈鸣的《那些
温暖的乡野物事》、海男的《乡村传》、阎连科的
《乡村八题》、周伟的《乡村功课》等散文集都有
对乡村日常生活情景的细致描述与深情回忆,
集中展现了乡村这一特定空间的独特魅力。
可如今,人们所熟悉的这些场景都已经淹

① 李美霞:《话语类型研究》,第92 页,北京:科学出
版社,2007。
② 近些年来,日常生活成为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常用
词,与此相关的则是日常生活在文学中得到越来越
多的表现。这一现象,无疑点明了社会中的某种意
味深长的转折:曾经被压制的终于再度得到张扬,
被否定的终于又获得肯定。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
论及“日常生活”,并非要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予以
肯定,而是借此展示乡土生活的丰富性。
③ 杨治良:《记忆心理学(第三版)》,第416 页,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④ [ 美] 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第13 页,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⑤ 苏宁:《尘埃如何落定》,《一座消失的村庄》,第
185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070 东吴学术 2017年第5期
 没在时光的尘埃之中,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是不是也是一种退步呢?
至于以乡土为写作背景,写出其中的所蕴
藏着的温暖和慰藉的散文就更多了。老愚的
散文集《暮色四合:故乡在童年那头》、焦波
的散文集《俺爹俺娘——一代中国人的家庭记
忆和乡村岁月》、陈满意的《喜鹊是村庄的标
点》、黄开发的《从消逝的村庄走来》等是这一
主题的代表作。限于本文主题所限,这里仅略
作交代,不一一展开论述。
       为了更详细地凸显乡村特性,更好地呈现
这些写作者的表达意图,本文从舌尖记忆、农
耕劳作、乡间身影等作家们着墨最多的三个方
面来展开论述乡村的日常生活。那唇齿留香
的道道美味、汗流浃背的劳作场景、走街串巷
的底层人物,充分展示了乡村一贯的热闹与跃
动,也使得个人的乡村记忆更加动人。
        1. 舌尖记忆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播出,集中展
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多彩,诱发着人们遍
尝各地美食的欲望,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各自
故乡的怀念,“怀乡症里包含了时空差异,所
谓‘故乡上的食物’,涉及了今昔之比,异地他
乡与故里老家之比”①。饮食之所以如此受到
欢迎,不仅是因为它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
位置(“民以食为天”),满足着人们基本的口
腹之需,同时与故乡构成了互相指代的关系,
因为不同地域的饮食习惯与该地域的地理环
境、生产方式、生活习性等因素之间是相互塑
造的关系。从后者来看,食物是一种“有意味
的形式”,是保存故乡记忆的一种途径,而享受
家乡美味就成为了缓解乡愁的一种有效方式。
在乡土散文中,对日常饮食、地方风味小
吃、家乡特产的描写与叙述甚多,这是因为“一
是乡愁与食物的‘天然’联系,二是视此种记
叙为当然的‘艺术’。前者是情感与感官记忆
的特殊关联,后者则是对这种关联的‘表述’,
其表述在文化传承的脉络中具有深厚的合法
依据。”②从前者来看,食物即如上文所说的“有
意味的形式”;从后者来看,则是指对食物的
描写已经构成了一条明显的文化书写链条,如
袁枚的《随园食单》、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
《北平的茶食》以及汪曾祺、王世襄、贾平凹的
散文创作等。
        在具体篇目中,这些作者不仅详细叙述了
家乡美味的制作程序,展现了工艺方面的可观
性,同时把与之有关的人、事也记述下来,赋
予食物以特定的情感意义。因此说,写故乡美
食,实质上则是写那份挥之不去的记忆,借此
抒发心中对生养之地的深深眷恋之情。
在各个散文集中,苏宁笔下的猪肉炖酸
菜,周彩人笔下的黄茅草籽炒面、榆钱儿麦饭、
鸡汤糊锅、老汤卤肉、美味羊肉,沈成嵩笔下
的安豆饼、炒小圆子、荠菜汤圆、油糍、草炉
烧饼、炕山芋、麦芽糖、炒米糖,王向阳笔下
的杨梅粿、饼粿、擂头粿、米胖、火糕、火炉饼
等,单是这一串串名字已经说明了乡间美味的
丰富性,至于其中涵盖的文化意味和心理慰藉
功能,则因人因地因时而异。
        王崇熹的散文集《乡风食俗》集中描写了
乡间的各种食物,展示了陕西一带的风土人
情。他对食物的书写,不止于口腹之欢,也在
文化视野中讲述食物所裹杂的风俗意味,同时
讲述食物中所凝聚的诸种情感,如感恩、思乡
等等。因此,集子中的文章,既有食物的由来、
制作工艺、风俗等介绍,也有对往事的追忆和
讲述穿插其中。在《浓浓乡情玉米面》一文中,
作者以玉米面为表现对象,开篇即交待了这一
食物在物质匮乏时代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既而
交代了玉米面的多种做法,常见的有玉米搅团
和玉面窝头,其中玉米搅团最为讲究。玉米面
是农民的主要食材,补充着他们的体力,也陪
伴作者度过了少年时期,因此作者才会说到:
“当我现在又吃上了这略带甜味儿的玉面窝头
时,心中蕴藏的不仅仅是那段艰苦时日的苦涩
之情,也还有着一股浓浓的乡情在里头呢”。③
《香甜的洋槐花》、《钟爱于香椿》、《难忘的芥
儿菜》等篇什也是这样的写法。在这些篇章中,
作者选择日常化的题材作为书写对象,并以口

①② 黄子平:《故乡的食物——现代文人散文中的味
觉记忆》,《害怕写作》,第67、58 页,南京:江苏教
育出版社,2006。
③ 王崇熹:《乡风食俗》,第203 页,西安:陕西人民
教育出版社,1999。

2017 年第5 期 东吴学术071
语化的行文风格,把其中的故事娓娓道来,使
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容易获得一份亲近感
与自在感。
       这些小吃、佳肴、正餐等都裹杂着丰富的
记忆,饱含浓浓情感:或在饥饿年代帮助人
们填饱了肚子、补充了能量,或者是在幼年时
期尝到的难忘美味。这些食物作为“客观对应
物”,支撑着作者的记忆框架,唤起了作者对
与食物相关的故事的回忆,寄托着对故乡的眷
恋之情。
        2. 农耕劳作
        农耕是乡土社会最重要的生产方式,也影
响了乡村生活方式的形成,因此与农业生产有
关的器物、节气、场景和故事等就成为乡土散
文的重要写作题材,“说到底,乡愁就是乡情、
乡韵、乡恋,就是民风、民俗、民情,就是以
农耕、农时、农具、农人为主体的农耕民俗文
化”。①对农耕活动及相关因素的回忆与记录,
不仅显示了写作主体对往日劳作场景的熟悉,
同时也是保存农耕记忆的重要方式之一,“最
为常见的记忆形式就是农耕生产。农耕生产的
本质就是肌肉能量与自然能量的交换,但它的
直观形式就是农耕技术与农具的使用”。②
时至今日,农业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机械
化,传统农耕方式已经遭到离弃。但作为乡土
社会中长时期存在的劳作方式,深深嵌入并影
响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劳作中的辛苦自不待
言,但那份收获与自足更值得回味。
        周同宾的《乡关回望》一文对农耕社会中
使用的诸多工具样式、性能以及不同行当进行
了描述,如轮车、石磨、石碾、石磙、油坊等等,
寄予着自己的思乡之情,“即便想起一件普通
的器物,望见一片早被岁月的流水冲淡的风
景,也倍感亲切,低徊不已,像又追回消逝了
的时光”③ ;海男的《乡村传》中也有此类风物
的介绍与描述;苏宁在散文集《一座消失的村
庄》中,对小时候的村庄生活进行了较多地梳
理与描写。在《秋收》一篇,记录了乡村秋收时
节忙碌的情形,同时也呈现了乡民们收获时的
满足:“一个‘收’字,含了无尽的对自己对万
事的心意”④ ;谢宗玉在《浇灌》一文中,描写
了灌溉这一常见的农耕场景,并发出了这样的
感慨:“我想,我得把农耕时代整个家族的生
活场景完好无缺地送给儿孙后代。工业文明已
把世界搞得一团糟了,谁知道世界以后变成什
么样呢?”⑤这是在强调传承农业文明的重要
性,同时也隐含着对现实的不满。
        沈成嵩、王喜根的散文集《农耕年华》可
以说是一本农耕社会的备忘录。犁、镰、锄、
磨、扁担等常见农具,立春、雨水、惊蛰、春分
等影响农业生产的农时,做田埂、挖排水沟、
放蜂等日常劳作,算命先生、媒婆、接生、牙
医等民间行当,都被作者一一生动地叙述出
来,如同为这些器物作传记,再现已经日渐走
远了的乡村社会。在具体篇目中,作者在描述
对象时,不时插入古诗文,这既证明了描写对
象的历史久远,又增强了文章的文化气息。如
《芒种》一文,作者写到“芒种”这一节气,在
农事中的功能是“芒种一到,不问老少,插秧
落谷”,叙述了农民收麦的情形,又以《红楼梦》
为例,说明了这一节气里的风俗——“女子都
要摆上各种供品,祭花神,给神送行”⑥,因此
这一天也称“女儿节”,文章末尾又引用温庭
筠的《晚归曲》作结,极恰当地显示了此种风
俗的悠久。
        3. 乡间身影
        以前的乡村,经常游荡着流动的身影。这
些三行五作,在近乡邻村之间,走街串巷,连
接万家,沟通有无,既满足了普通民众的日常
生活需求,又为平淡的乡村增添了趣味与色
彩。他们在时代进程中的消失,意味着乡民的
物质文化需求得到了满足,证明了乡村的进

① 沈成嵩、王喜根:《农耕年华》,第338 页,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② 张柠:《乡村器物中的农具研究》,《媒介批判(第
一辑)》,第147 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③ 周同宾:《乡关回望》,《乡关回望》,第38 页,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④ 苏宁:《秋收》,《一座消失的村庄》,第130页,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⑤ 谢宗玉:《浇灌》,《村庄在南方之南》,第195 页,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⑥ 沈成嵩、王喜根:《芒种》,《农耕年华》,第90-91 页,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072 东吴学术 2017年第5期
步。他们如浪花跃动而后又消退,而那闪现的
一瞬间意味着他们在乡土记忆中的份量。在乡
土散文中,对他们的描写,也就是在描绘乡村
过去的生活景观。陈满意的《想起乡间的吆喝
声》描述了小时候飘荡在乡间里的各种各样吆
喝声,写出了这些人带给乡村的喧闹,带给孩
子的欢乐,带给乡民们的方便。但如今这些声
音已经哑然,只能追忆,“那些记忆里的声音
不浪漫,但每次想起都会感到很温暖。”①
这些挑夫贩卒多为乡村中的穷苦之人,或
零售杂货,如货郎;或以物易物,如卖豆腐;
或提供某种服务,如剃头匠。写作者在展现他
们各自的职业行为或高超技艺时,也对他们的
精神品行表示敬佩。
        周同宾在散文写作中,对此类人物多有描
述。在《阉猪记》一文中,作者细致描写了刘猴
子的阉猪技术,生动有趣,但当作者提及阉猪
匠在乡村中的卑微地位时,一丝心酸从中自然
流露;在《货郎担儿》一文中,作者以小说写
法叙述了小货郎与桂花姐之间的故事,尽管他
们最终并没有在一起,但作者描写的重心显然
是在呈现卖货郎这个人物的坎坷命运;在《剃
头挑儿》,作者详细描写了剃头挑儿走街串巷
的“装备”:“剃头挑子的扁担都短,一头儿是
一尺多高的铜锅,下面烧木柴,锅里温着水,
另一头儿,是一把短凳,四条腿儿之间镶了木
板,安了抽屉,像一个梯形的小柜子;抽屉里,
放着剃刀儿、磨刀石、铛刀布之类”②,肩负如
此沉重的担子行走,其中的艰辛可见一斑,而
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人们对他们的轻视。
        与周同宾在叙述中所生发的一丝沉重或
一缕同情不同,王向阳在散文集《乡愁中国》
中的叙述更多一些童趣,这里有孩子式的发现
与惊奇。比如,同样写到剃头匠,王的文章充
满了儿童趣味,欢声笑语掩盖了生活的磨难,
使人们从中感受的是达观。
        上述这些曾经在乡村中发生过的趣事奇
闻、响起过的欢声笑语,在在说明了乡村的活
力。这种活力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而
迸发,但当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必要性大大减
弱时,这种活力也就随之淡化。
       如今的乡村已是一片寂静,这些喧哗场景
已经在乡村消失,也在岁月中隐去,他们的技
艺也已失传,他们的风采只能在文字上被记载
或在口头上被言说或在记忆中被回味。乡土散
文中所描写的这些物件、声音、身影和故事,
如同一盏盏灰暗的灯,照亮了尘封已久的记
忆,铺成了一条重返故乡的路,却又显得朦胧
不清,随风摇曳,似真似幻。
        二、情感喟叹:乡土散文中的时间意味
        谈及怀旧、记忆,离不开时间这个尺度。
记忆是在时间的河流中生成的,这既是指记忆
的后发性,即必须在经历过后才能经由某些生
理器官,保留对事件的大致轮廓或局部印象,
从而形成记忆,又是指记忆在时间的洗刷中,
日渐变得模糊,形成了一种不确定的、模糊的
美。因此,文学中的记忆书写离不开时间这一
维度,写作者通过它来呈现记忆对象的面貌,
进而进行恰当的叙述和抒情,在这一过程中寄
予个人的情感与想象。乡土记忆也概莫能外。
在以抒发怀旧情感为主要内容的乡土散
文中,“时间”一般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外
在维度,标示事物的线性变迁,在这一过程中
描绘日渐远去的乡村场景、叙述流年往事、表
达复杂情感;另一则是制造距离,在“叙述往
事的时间”与“往事发生的时间”之间拉开距
离,造成往事的模糊化、审美化,生成回味往
事时所需要的特定情绪氛围。
        在具体文本中反复出现的种种细节、事
件、感受,都显示了乡村在个人记忆中的重要
性。从前、小时候、那些年等具有标识意义的
时间状语,村庄、田野、小路、家等地点状语,
这些作为修饰物的语词点明了写作时的回望
姿态,同时也暗示了其中所蕴含着特定情感态
度,即深深地眷恋:“十年二十年过去,不管
外在的生活和一个人的内心发生了多么大的
变化,乡村的纯净美好和个人的一切际遇,都

① 陈满意:《想起乡间的吆喝声》,《喜鹊是村庄的标
点》,第59 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② 周同宾:《剃头挑儿》,《乡关回望》,第219页,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2017 年第5 期 东吴学术073
是不需言说而只可用时间来清洗留证的。”①
乡土散文中的时间意味,既表现为个人在
成长过程中的得失,也表现为村庄在现代与传
统撕扯中的溃败。就前者而言,它凸显的是处
于童年时期的个体从村庄中获得的精神滋养;
就后者而言,它强调的则是村庄所特有的自然
人文景观在时代滑行中渐渐成为绝唱。这两种
情形都表明了乡村之于人们的重要情感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些年的乡土散文中,
更多表现的是一种历时性乡愁,而非以往诗文
中所表现的共时性乡愁。②从共时性乡愁到历
时性乡愁,不仅是人们记忆方式以及记忆书写
方式的变化,同时也是社会文化信息的流露,
暗含了记忆对象的时代变迁。
        1. 童年记忆与成长诉说
        乡村作为一块地理空间,既亲近自然又
有烟火气息,以宽广丰富的空间(既是物质的
也是精神的)为一代代人的成长提供了爽朗的
底色。同时,它又是一种精神标示,指向着原
始、自然、单纯、自足等这一空间的特有印记
和本色。童年意味着无忧无虑、纯真无邪、自
由自在等。在乡村度过的童年,我们开始了对
生命、生活的认知,并在具体的实际人生中,
实践并强化这种认知,锤炼个人品性,形成了
影响个体生命的重要内在支撑,“作为独特自
然条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组织单位,它
们所具有的物质化自然空间和非物质化文化
空间,那些带着鲜明农耕文化特质的东西,曾
经给在那生活过的孩子,最初的关于生活的教
育”。③
        乡土散文的作者在叙述童年往事时,多采
用童年视角。这种叙述方式既突出了时间因素
对于作者个人的影响,表明了特定情感的萌发
与持续,又增添了文章的趣味,为那些即便是
充满苦难和阴郁的日子,着上了快乐的色彩,
同时还生发了一种今昔对比之后的感伤,怀乡
的情感浓度在这一过程中也得到了强化。前文
提及的散文集《乡愁中国》即采用这一视角。
他写乡村里的行当、民俗、小吃,都充满着童
真的趣味,而这种趣味在童年的玩耍中体现得
更为充分,比如他写到的小时候爬树、嬉水、
猜谜语、放风筝等游乐活动。
        姚化勤的《家乡的月奶奶》由自己对在城
里所仰望之月的失望写起,回想儿时故乡与月
亮有关的种种记忆,“仰望大都市黯淡的月色,
我的心禁不住又飞回了故乡”。那时那地的月
亮又圆又亮,饱满圆润,而不是现在都市里所
看到的月“像极了刚挣扎出油锅的荷包蛋的蛋
黄,被蒸腾的灯罩笼罩着,朦胧、憔悴,一幅
饱受煎熬病恹恹的样子”④。这种“亮”使得“我
们”从小到大都在月奶奶的爱抚之下,从幼时
的嬉戏玩耍到长大后的月下传情、辛勤劳作后
的月下洗澡,月亮陪伴着我们在乡村里渐渐成
长。家乡中秋愿月的习俗,表达的正是对月奶
奶的感恩之情。作者以“月”为媒,把现实和
过去勾连起来,表达的是对清静、纯洁的乡村
生活的怀念。周同宾的《歌谣的黑土地》以飘
荡在童年里的歌谣为描写对象,展示了童年生
活的快乐。这些歌谣牵连着他对童年的记忆,
“我短暂的童年,童年的月亮和草地,月下草
地上的美丽憧憬,已被岁月的风尘掩进遥远的
过去。偶一回望,仍留一丝温馨。”⑤
         这些书写集中展示了乡村在个人成长过
程中所具有的重量,突出了乡村在怀旧语境
中的空间背景意义。乡土散文中的童年记忆书
写,是在回味难忘的成长时光,重新感受岁月
的单纯明朗,不过当作为回忆对象进行书写的
时候,不免会夹杂着难以稀释的感伤和无奈。
         2. 乡村传统的现代命运
        相比于一九二○年代乡土散文中显示的
批判和启蒙意味,在近十年来的乡土散文中,
写作者更多地流露出怀念之情,这与他们写作

① 苏宁:《青年点》,《一座消失的村庄》,第125 页,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② “历时性乡愁”指的是现在——过去式的乡土回望
与守护,作者在表达乡愁时多描写从前的乡村时
光,而“共时性乡愁”指的是彼地——此地式的乡
土思念,主要表达的是客居他乡时对家乡的思念之
情。
③ 苏宁:《一座消失的村庄• 后记》,第188-189 页,南
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④ 姚化勤:《家乡的月奶奶》,《人民日报》2014 年5 月
21 日第24 版。
⑤ 周同宾:《歌谣的黑土地》,《乡关回望》,第163 页,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074 东吴学术 2017年第5期
姿态的设定、时代语境的转换有密切关系。这
一时期的写作者,亲身目睹、经历了乡村的时
代变迁,在今昔对比中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惋
惜、追念之情,“在这个行进途中,一座村庄
的消失意味了一个时代正在将被另一个时代
替代,一种生活空间秩序正将被另一种生活空
间和秩序取代。消失的,只是我们共同过掉的
时间”。①在这一类散文中,写作者往往描写乡
村生活中某一特有的物质或现象,通过展示它
们的命运变迁,呈现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
落,如周同宾的《乡井》、《乡村的树》、《魂牵
梦绕地方戏》,孙文辉的《乡音渐稀》,周彩人
的《磨坊的变迁》、陈满意的《村口的石碾》等。
在《魂牵梦绕地方戏》一文中,作者以地
方戏为表现对象。地方戏曾经是乡村最常见的
文娱项目,而今它已经被流行歌曲取代。这两
种文艺形式在节奏上的快慢,折射的其实是时
代的更替。这种现象意味着以地方戏为代表的
缓慢的、封闭的传统生活方式已经被打破,无
法适应新的现实生活。这仿佛一个信号,闪烁
出农村的蜕变。当作者以此作为表现对象时,
在深层处是对乡土文化的怀旧,同时也对之日
渐失落感到无奈和感伤。
        在《乡音渐稀》一文中,作者以自己从事
教师的职业经历为线索,叙述了学生日常使
用语言的变化即普通话与地方方言此消彼长
的过程,乡音最终变得依稀。语言变化从侧面
表现了现代化的进程。作者在这一进程中,经
历了从“重新浸溺于在外人听来舌啅噪的乡
音里,我渐渐悟到了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深
层根由”到“在乡音越来越稀薄的父母之乡,
我会不会最终沦落为最终无所皈依的流浪儿
呢?”②的心理感受,流露出复杂的情绪感受。
这篇文章语言雅洁而有韵味、脉络清晰、节奏
轻缓,作者对现实实际变化的客观描述与呈
现,以及面对此种变化所发出的喟叹,共同促
成了情感的有效表达,打动了读者。
     《“碗”如昨日》讲述了与“碗”有关的往事。
作为一种盛饭的工具,碗曾经被普遍珍视,乡
间一度流传的打碗花禁忌:“摸了它会打碗
的”、孩童打破碗后受到长辈的责骂以及对破
了的碗的修补,显示了碗在物质贫乏时代里的
珍贵;而碗里的“内容”则与生活的富足程度
相关,“剩饭根儿,长不高”的恐吓是在衣食欠
缺的年代引导孩童珍惜粮食,而过年时的丰盛
与平常的清汤寡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人
渴望“铁饭碗”,因为它不仅意味着碗的牢固与
可靠,而且保证着碗中内容的丰富。与“碗”有
关的酸甜苦辣,是一代孩童的成长记忆。“碗”
的珍贵与平常、碗里的稀稠与滋味,是作者对
往事进行追溯时所倚赖的两条线索,在具体的
描述中呈现了乡村的变迁轨迹。这篇文章线索
明了,结构清晰,情真意切,回首往事,悲欢
都成笑谈,而“曾经被误解的喇叭花、灯笼花
仍无喜无忧,在家乡静悄悄地生生灭灭,成为
记忆中,故乡的背景。”③
        这些写作者深情地追述乡村往事,表达一
己怀念之情:怀念一种恬淡自然、宁静和谐的
生活方式,怀念那种缓慢悠闲、从容自在的生
活状态,怀念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往来、人与自
然间的友好共处,怀念乡村独有的风景。
        如今乡村被时势推动着艰难前进,她所特
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景观都已随风而散,徒留
一场欢喜在记忆中不断上演,供人自娱自乐,
但这也正是怀旧所散发的情感能量。
         三、身份认同:乡土散文中的记忆书写
        怀旧经由记忆机制的启动和参与,使个体
在对往日时光的想象中释放了自身的乡愁,但
它的意义不止于满足个人的情感需求,同时具
有自我身份确认和反思等社会功能。由于反思
所具有的现实指摘性,这里仅对身份认同作一
探讨,着重关注怀旧话语的深层意义。
       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断裂,影响着我们的心
理活动、情感倚赖和身份归属,“断裂意味着
我们的生活没有根基,而怀旧就是要借助‘复
活’历史记忆的方式来回返到过去,重建根基。

① 苏宁:《一座消失的村庄• 后记》,第188-189 页,南
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② 孙文辉:《乡音渐稀》,第11-12 页,《语文学习》,
2016 年4 期。
③ 怡然含笑:《“碗”如昨日》,《光明日报》2016 年7
月29 日。

2017 年第5 期 东吴学术075
通过真实的回忆和虚幻的想象,怀旧赋予我们
一种‘似真似幻’的连续性和完整感,使我们
的生活世界得到平衡。”①这在指出了现代社会
的精神状况的同时,也说明了怀旧所具有的社
会意义和文化功能,强调了怀旧之于人们情感
慰藉的重要作用。
        对现代中国城乡社会的经历与体验,使得
人们时常陷入身份迷失之中,这在许多文学作
品中都有所体现。当人们在此种境况中,努力
试图重新建立自身有效的身份认同时,所倚仗
的便是已有的文化记忆和日常记忆。所谓文化
记忆,“是一个和文化、历史等范畴紧密相连
的概念……个人的记忆受它所处的社会、文化
环境的影响”②,而日常记忆则侧重于个体对
日常生活的感知和理解。
        作为文化记忆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民俗
活动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文化记忆以
回忆的方式得以进行,起初主要呈现在节日里
的庆祝仪式当中。只要一种仪式促使一个群体
记住能够强化他们身份的知识,重复这个仪式
实际上就是传承相关知识的过程”③。群体的
认同与参与,是民俗得以形成的重要前提。这
些民俗多表现为某种严肃庄严的仪式,如扫
墓、祭祀、拜神、庙会等等,显示着普通民众
的敬畏与信仰,凝聚着群体的认同与共识,承
载着丰厚的文化意味,或怀念先祖,或表示感
恩,或祈求风调雨顺、生活美好,同时也发挥
着沟通彼此、交流情感、团结家族、形成向心
力的重要作用。乡土散文中对民俗的描写,既
丰富了乡土散文的题材选择,又容易引起人们
的情感共鸣与认同。
        民俗是乡村的节日,而节日在乡村社会内
部有着重要的想象、调节与凝聚功能,“一年
三百六十五节日,年节之外,都是寻常日子。
若无着年节从中支撑提携,那一年真是如同百
年”④。乡间的传统节日,大都伴随着一种古
老的民俗活动。各种各样的民俗表演节目,诸
如舞龙、舞狮、踩高跷等,既是一种娱乐形式,
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标签,“设若一群体一分为
二,一些成员留在老地方,物质客体仍然存在,
他们仍与这个物质客体保持着联系;其他人
则离开此地,但都带着关于这个物质客体的意
象。”⑤这些民俗活动即是重要的“物质客体”,
是促成人们怀旧的重要生发点与落脚点。
        周同宾的散文《龙王庙庙会》描绘的是乡
村庙会的情形。庙会是乡间的集会,既有文娱
表演活动,又有商业行为。在这一天,附近的
村民来到庙会,或看热闹,或采购商品,或品
味小吃,大人和孩子都能够从中获得快乐;
鸣的《中秋夜,入园偷摘不算偷》写当地的中
秋节习俗,表达了收获时节的喜悦心情;周彩
衣的《打春》描述了酒泉乡下打春的习俗,从
制作春牛到打春仪式都做了详细描述。当地人
打春是为了祈求四季平安相伴,百病不侵,此
习俗沿袭甚久。这些多样的民俗活动,既是乡
民们平淡生活中的一个高潮、一种调剂,同时
也在其中寄托着他们对美好日子的企盼。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既显示了乡
村风俗的多样性,又表明了不同乡村风俗的独
特性。因此说,民俗具有重要的标示度和区别
意义,使个体对故乡产生文化上的认同感,获
得精神上的归属感和依赖感,进而获得自我身
份的确认。
          不仅文化记忆之于个人的身份寻找具有
重要性,日常记忆同样如此重要的功能。很难
想象,当一个人失去记忆会是怎样的场景。在
时间的链条上,过去与现在构成了一个完整
的线索,支撑着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对明天的
想象,“无论怎说吧,过去的一切都不可移动;
实在,所以可靠;明天的渺茫全仗昨天的实在
支撑着,新梦是旧事的拆洗缝补。”⑥对乡土的
记忆,正是在对生命起点和过去时光的不断

① 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第317页,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② 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 文化记忆》,第351 页,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③ [ 德] 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
回忆和社会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第87-88 页,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④ 苏宁:《日月清华》,《一座消失的村庄》,第170 页,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⑤ [ 法] 莫里斯•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
华译,第335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⑥ 老舍:《无题》,《老舍散文》,傅光明选编,第66 页,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076 东吴学术 2017年第5期
回望中,完成或实现着对身份归属的找寻和
确认。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一直以乡土为依托,他
的作品形成了反映新时期以来乡土变迁的审
美谱系。之所以如此衷情于大地及生活于此的
人们,与他的自我认知密不可分:“做起城里
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
鸡一样,那是乌在骨头里的”①。这种身份意识
的确立与强化,来自于在实际生活中的感知,
表现了自身对乡村生活经验的深刻认同。
       作为学者和翻译家的林少华,他的散文清
爽灵动,常常涌动着感情的泉水。他在《乡关
何处》中,讲述了乡间老屋的失去及由此带来
的身份迷失,“老屋的失去,使我失去了故乡,
因而失去了根据,失去了身份。原本我的身份
就迷失了一半,在乡下我是城里人,在城里我
是乡下人。现在又成了城里迷失的乡下人,由
此走上不断追问乡关何处的人生苦旅。”②这段
表白说明了记忆之于身份认同产生的重要性。
文中描述的“老屋”虽然破旧,却是作者找寻
过往记忆、明晰自身身份所仰赖的重要实体,
它的象征价值显然大于实用价值。
       不只是“老屋”,乡村中的许多“老”物都
消失掉了,导致乡村形象日渐模糊,使得人们
的乡村辨认变得困难,“保存了千百年的先人
遗产,件件毁灭,联系往昔的一切旧物,统统
消身匿迹。村庄便没了来路,村民便没了根
脉,古老的乡村便失去了历史感、深沉感,消
失了撩人情思的文化味、家园味。”③
        从贾平凹和林少华来看,身份归属更多时
候是心理上的认可、接受以及情感上的依赖、
寄托,而非回到具体的场景中,为个人的身份
作出实际证明。这些写作者大多数生活在城市
中,与乡村失去了紧密的生存联系,正是这种
“不在”生成了他们对“属于”的渴望,如摩罗
所言:“我仄身在城市的夹缝里,以格格不入
的孤独情思,与乡野兄弟姐妹内心的苍凉遥相
呼应”。④
        面对重新回到村庄的现实,如果说在鲁迅
式的“在而不属于”的困境中含有不能融入的
被动性,那么如今的写作者对此则更多地流露
出主动拒绝的意味,这种情感与理性、心理与
现实之间的矛盾,再度体现城市与乡村的错位
式对立给人们的情感倾向带来的影响。这种矛
盾态度、复杂情感也与他们对乡村的日常感知
有着莫大关系。
       “虽然我离开农村进入都市已经十好几年
了,但感情还是农村的,总认为一切还是农村
的好,但假如真让我回农村去当农民,肯定又
是一百个不情愿。”⑤莫言的这句表白,可以从
两个角度来解释:从心理维度来看,他对故乡
确实含有情感上的喜爱和依恋;从现实角度
来说,他则对农村持以拒绝的态度。前者是怀
旧式的抒情,后者为实际上的体认。这种情形
并非莫言独有,是从乡村走到城市这一人群的
共同体验、共有情绪,显示了“乡村”在时代中、
在人心里的复杂状况。
        韩浩月的《大埠子》同样描写了一情形。
他以略显沉郁忧伤的调子,写出了自己与村
庄之间的相互牵扯。大埠子是“我”的故乡,
这里埋葬着父亲,收藏着“我”的若干记忆。
“我”对它怀有恐惧,很早就离开了这里(实
际情形),但一直就没有离开过(心理层面),
“我生命中的每发生一件大事,都是要来一次
大埠子的”。这就是村庄之于游子的意义,无
论是物理距离还是情感距离,都从未真的远
离或是遗忘,“它在我内心最隐秘的一个角落
里,它像一个在风雨里的鸟巢,它悬挂在我心
上。而我,一直那么小心翼翼那么敏感地守护
着它。”⑥
        以上种种都显示了村庄、故乡、家等具有
同质性的意象对于个人的重要意义,“临别,
起一阵风,枝头残留的黄叶纷纷飘落,簌簌有

① 贾平凹:《秦腔• 后记》,第541 页,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2013。
② 林少华:《乡关何处》,《乡愁与良知》,第17 页,青
岛:青岛出版社,2013。
③ 周同宾:《乡村的树》,《乡关回望》,第151页,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④ 摩罗:《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农民的儿子》,林
贤治选编,第21 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⑤ 莫言:《故乡往事》,《莫言散文》,第18 页,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⑥ 韩浩月:《大埠子》,《错认他乡》,第22-23页,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5。

2017 年第5 期 东吴学术077
声,像是叹息,像是叮咛,像是切切嘱咐我,
这里毕竟是根,是人生旅程的起点站,即便走
到天涯,也不要断了一丝记挂”①,点明了故乡
在个人生命履痕所刻下的深厚烙印,它是我们
无法改变的起源,更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归处,
在这之间承载着人们的无尽情思。
       无论是写作者的对乡土的主动寻觅,还是
乡土之于写作对象的召唤意义和补偿功能,乡
土的意义以及怀旧的情感能量都在这一过程
中得到了有效的揭示。
        四、结语
       怀旧如同一块自由的飞地,脱离了具体
环境与人事的限制,赋予我们自由想象的权
利和空间,从容地对已然消逝了的过去进行
个人化的选择、整理与重新组织,并赋予过去
以新的价值坐标和情感意义。怀旧话语中的
乡土表述,勾勒了一个唯美的、安静的、温情
的乡村形象,令人时时怀念。“故乡”在表示个
人的生长之地的同时,也是一种氛围、一份寄
托,承载着人们的渴望与情思。因此,回到故
乡,既是回到实际的地理空间,同时也是指回
到一块抽象的心理空间、一种熟悉的社会环
境。人们对故乡的寻找,也就是在找寻一种自
由自在、可以安放心灵的氛围和感觉。“乡村”
的这种形象是在现在与过去、现代与传统、城
市与乡村、他乡与故乡等多重关系的错位距
离中生成的。
        生活在当下这样一个“速朽”的时代,一
切似乎都显得虚无缥缈、难以把握,只有在对
过去的回望中,才能建立起自身的连续性,这
个意义上的怀旧不啻于一种自我拯救,是为了
建立一个完整的、具有连续性的自我。同时,
怀旧书写建构了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乡村
记忆,从而实现对正在消失的乡村风景的再
现,并试图以此抵抗遗忘的侵蚀,“我在纸上
建筑另一个村庄的妄想显得徒劳,但这一对抗
遗忘的想法让人安慰”②、“希望我的书成为一
座纸上的农耕文化博物馆,虽然很不完备,毕
竟聊胜于无”③。怀旧不仅具有情感慰藉功能,
同时也具有社会反思功能,它在呈现过去的乡
村图景时,隐含着对当下现实的不满。
        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诉诸于种种事
物、人之上的怀旧,只能是一种记忆、一种想
象,它给我们的是抽象的安慰。怀旧的主观
性、目的性、意向性和选择性,使得这一心理
活动更多地把对象寄托在美好的事物上,这
个时候的怀旧就显得单一、片面。而当怀旧者
进入往事时,则是对现实的暂时抽离。怀旧者
在临时性的畅想中,故意拒绝了往事中可能包
含有的不堪,同时也把现实中的矛盾、丑陋给
有意地忽视了。因此说,怀旧容易进入“温柔
的陷阱”之中,被往事所缠绕,而有意地与现
实隔绝。这里并非要否定“怀旧”的情感价值,
而是要说明怀旧所具有的强烈主观性,容易使
人们沉浸于特定的情感氛围中,形成虚假的抒
情,与现实对立起来,置乡村的物质落后于不
顾,置留守村民的真实境况于不顾,自顾自地
发出感慨与遥叹,天然地以为“过去了的都是
好的”,如周佩红所言:“这是错觉,这是误解,
但时间已经渐渐地将它们演变为常识”④。
        从文体角度来看,在这一话语类型中,抒
情叙事散文最为常见,这再次显示了写作体裁
与情感表达的天然性关联。这些写作者在回忆
的过程中,纷纷津津乐道于精彩纷呈的故乡往
事和熟悉的人,仿佛重新置于若干年前的场景
之中,其中带来的欢快可想而知。因此说,情
感的抒发必须筑基在叙事的真实与深刻之上,
才能得到共鸣并使人感动,否则就容易陷入空
泛之中,如同任意摇摆、无所支撑的风中芦苇。

【作者简介】李保森,武汉大学文学院中
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
国现当代文学思潮、散文。

① 周同宾:《乡关回望》,第235 页,天津:百花文艺
出版社,2009。
② 黄金明:《田野的黄昏• 作者手记》,第1 页,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
③ 周同宾:《乡关回望• 自序》,第3 页,天津:百花文
艺出版社,2009。
④ 周佩红:《穿过记忆的我的乡村》,《仍在远处:周
佩红散文》,第223 页,厦门:鹭江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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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发展之后: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的状况
张颐武

 

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如何理解当下文学面临的时代,可以说是今天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围绕这一议题,也有诸多不同的议论和分析,形成了许多不同观点。这里的关键之一是新媒体带来的重大的不可逆的改变对文学的生产和阅读方式的深刻的冲击和改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高速的发展和带来的诸多重大变化使得文学本身深受影响。新媒体带给了文学许多新的因素,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发展的格局。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新媒体的崛起,文学的形态和整个二十世纪已经完全不同,形成了一种新的形态。这种形态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是文学阅读和写作的整个流程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则是文学与社会和生活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我们原来所习惯的文学再也不是原有的样式了,这就是巨大的变化。

 

 

“平移”与“平行”

所谓“新媒体”指的就是以网络为中心的媒体。新媒体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网络,网络既是一个人们了解信息、沟通交流的大平台,也是传播知识、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大平台。它的崛起将人类的生活带入了“网络时代”。今天人们已经不能想象没有互联网的生活形态。这对于文学的冲击和改变同样巨大。从基本的形态上看,有两个方面的变化最为关键:

首先是造成了文学的原有的出版平台的改变,文学出版的平台由具体可见的纸质载体,转化为“虚拟”的互联网载体。这个变化一方面存在“平移”的现象,就是原有的文学资源都已经平移到了网络之中。新的以纸质发表的作品也会迅速地在网上传播。传统的纸质文学已经无障碍地“平移”到了互联网的空间之中。原有的文学刊物或文学书籍都有了自己的网络化的版本。这虽然并不改变纸质文学的传统的特性,但这使得原有的纸质文学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网络,尤其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他们阅读传统的纸面文学也更加依赖网络。人们所讨论的纸质书的“危机”等就是这种状态的体现。“平移”使得原来的文学传播和阅读的路径发生了重大的、不可逆的变化。纸质文学当然依然存在,仍然存在纸质出版的整个体系和运作的模式,其运行仍然有效,但受到的冲击巨大。人类的整个文学的遗产和当下的写作,通过这种有效的“平移”,被网络所包容和吸纳。这种包容和吸纳其实是文学的生成机制和运作方式的重大的改变。“平移”到网络空间的整个原有纸质文学的资源自然地成为了人类的网络文化的一部分。虽然这种改变的意义由于“平移”的时间并不长而还没有能够完全清晰,但其趋势不可改变,其发展的路向已经清晰。

其次是形成了一种和纸质文学不同性质的,“平行”于纸质文学的网络文学。这种网络文学已经突破了原有的纸质文学的限度,是由网络中生发的文学形态。其发表的空间在网络上,阅读的空间也在网络上。它们中有一些已经形成了线下的纸质书,但这已经是网络写作和阅读的衍生品,而不是原有的纸质文学。应该说,它的运作的方式和纸质文学有着极大的差别。和纸质文学同步平行地展开,相互之间也没有内在的深刻的联系,难以互相影响和难以相互融合。这种平行发展的格局使得文学是网络文化产生的最重要的增量。在原来网络难以对影视等文化产生影响的时期,就已经快速地成为一枝独秀的网络文化的成果。应该说,华语文学中的网络文学的运行是在全球最为完整和成熟的,这些年来,网络文学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划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网络文学的发轫期,这一时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到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几年,网络文学开始建立自身的类型属性,已经出现了诸如今何在的《悟空传》、这样的重要的作品。也有了诸如青春怀旧,奇幻玄幻等等重要的类型。一些网络小说的所谓”大神“开始出现,网络小说也有了自己的稳定的,以青年为中心的相对较小的阅读群体。后来涉入传统写作的安妮宝贝、李寻欢、邢育森等也都是那个时期出现的网络作家。第二个阶段是大概从2004年左右到2010年,这可以说是网络文学的发展期,这一阶段网络文学的发展更加迅猛,读者迅速扩大,一些后来成为影视剧改编源头的超级IP很多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各种新的类型层出不穷,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如穿越、职场、盗墓等类型都有很迅速的发展。第三个阶段大概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开始,这可以说是网络文学的成熟期。这一时期一面是网络文学已经成为和纸质文学“双峰并置”的时期,可以说网络文学已经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的体系,也已经受到了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同时也成为影视改编的重要的来源。现在看来,很多重要的影视作品都来自网络文学的作品,这些超级IP的对影视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像《甄嬛传》、《芈月传》、《花千骨》等等作品都是网络文学的作品。而像一些依赖微博等新的媒介形式的小说,如张嘉佳的现实题材的短篇作品也开始受到读者的欢迎。网络文学已经突破了原有的局限,变成了文学的未来发展的关键的部分。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年轻的作者和读者很多都是在网络的文学空间中写作和阅读的。这种“平行”发展的形态让原有的文学生产机制发生改变。

 

“平行”带来的结构性的变化

   “平移”与“平行”两者带给文学的冲击是不同的。“平移”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平台转移,对于文学本身的冲击不大,仍然是按照原有的纸面文学的方式来运作,只是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方式来查找和阅读的路径,它是传统的纸面文学的延伸和展开,而不是它的根本性的变化。但“平行”发展所出现的新的情况却会改变文学运作的整个结构。这种”平行“的发展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在开始时并没有和原有的纸质文学直接地展开竞争,而是在原有的文学空间之外”平行“地展开了另一个空间。这是一种新的增量的出现,而不是旧的存量的减少。传统的纸质文学的发展并没有由于网络文学的出现而直接萎缩,而是通过这个增量的不断的扩大让原有的文学空间的“绝对”的缩小,反而原有的纸质文学的阅读其实还是比较平稳的,也受到多方面的支撑和支持,而是从“相对”的眼光看受到了影响。原来是文学的“唯一”的空间,现在变成了两个相互并不重叠的平行的文学空间。

这种“平行”发展造成的文学变化是多方面的,主要在三个方面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它改变了文学写作的诸多“形式”特点和想象方式。可以说,现在的网上写网上读,突破了原有的纸质文学的媒介的限制。“纸质”载体的存在让写作深受其影响,但现在文学作品是在无边的网络空间中存在的,其存在方式不是纸面印刷而是网络中的存储。因此形成了许多只有在网络中才有的新的形态。如纸质的长篇小说,一般到三四十万字就是很长的作品了,长达几百万字的作品受到载体的限制很少出现。在报刊等上面发表的连载小说,也受到字数的局限而每天发表的字数很有限。但在中文网络文学中随着网络的无限量的存储,和网络写作每天更新的特点,往往每天更新的字数超过一万字。最终形成的网络小说,几百万字的比比皆是。网络小说从一开始就有其完全不同于原有纸质文学的许多新的类型和新的表达方式。如微博就产生了依附于其上的短篇的小说写作,如张嘉佳流行的所谓“睡前故事”就是范例。这些都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形态。而这种新的写作路径也造就了完全不同的类型结构和想象力。如穿越、玄幻等完全将历史重构的新类型就是原有文学中无法见到的。许多小众化的类型也能够找到在网络中的生存空间,众多的新的类型化的写作也创造了完全不同的文学的规则和互文的相互影响。

   其次,它改变文学的生产和消费的机制。传统的纸质文学,由于出版的成本相对较高,出版经过相对严格的筛选。而网络平台有无限的空间,其发表完全是作者的个人行为,几乎没有门槛。而其市场选择直接由阅读者通过打赏等方式直接付报酬,其中的作者和读者的直接的网络互动也极大,读者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作品的情节的走向和甚至作品的存在。。这改变了文学的消费方式和路径,改变了受众和作者的关系,实际上取消了原有的中间环节。这也造成了文本直接和读者见面,完全依赖市场选择的情况。这形成了复杂的情势。一方面让读者的选择权加大,让文学写作通过读者的真实的反应得到更为有效的筛选。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于写作者应和读者反应的过度的压力。一个网络作者所受到的直接的读者的反应的状况是

    其三,它改变了文学的读者和作者的构成。传统的文学自现代以来一直有“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划分。“纯文学”是一种小众的、以复杂的技巧和对人性的复杂理解而形成的精英化的阅读。“通俗文学”则是自普及了现代的教育之后的更广大的人群的阅读。而作者也是依赖这两个方向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群体。而网络文学则不同于这两者,而是能够让更多的年轻群体能够参与阅读。它的类型的多样性让更多的人能够在其间找到自己的需求,因此让原来并非文学读者的相当一部分大众作为文学阅读的读者的“增量”参与到文学的阅读之中。也使得许多不同的年轻的写作者在这个空间中找到了职业写作的可能性。大量的年轻的读者和作者从网络文学的入口进入其中。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二十一世纪初的“80后”作者如郭敬明、韩寒、张悦然等,都是传统的纸质文学的作者,他们的作品仍然是在纸质文学的框架之中存在的。早期的一些网络文学的作者也会在被纸质文学出版成功之后放弃网络写作,如安妮宝贝等。但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现在出现的90后的作者对网络的依赖愈来愈强。而一些网络文学的所谓超级IP,已经成为影视改编的最重要的资源,这些作品几乎都没有经历过纸质出版的过程,从根本上越过了纸质出版。这其实使得作者和受众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纸质文学的读者除了在网上或在影视剧中接触网络文学之外,已经无法接触到网络文学。这其实使得纸质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平行”发展的状况更加稳定。而网络文学的受众主要是年轻一代,纸质文学的读者的年龄相对偏大。这就会影响平行发展的两者的消长。

 

文学的“可能性”:后文学形态

     网络文学的兴起是新媒体发展的重要的部分,也是所谓新媒体时代的重要的象征。它从来也没有试图“替代”传统文学,反而是另辟蹊径,开拓了另外一个文学空间。这个空间中的文学的“想象力”的展开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的写作。这些情况是纸质写作时代没有见到的。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人们常常探讨文学写作的“后现代性”,在中国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研究中,对后现代的探讨也是重要的主题。这种后现代还是从传统的纸质文学中发掘其后现代的因素。现在看来后现代的多元、平面化、发散性、想象的奇特等等特点其实从网络文学的发展中可以得到更清晰的呈现。我们可以看到在“虚拟”空间中的写作和阅读所带来的“后现代”其实是从平台本身开始的,网络平台本身的多样和丰富驳杂,正是一种后现代的表征。我们在讨论这种文学情势的时候,会发现传统的纸质文学的存在依然是稳定的,但网络通过“平移”和“平行”的运作所带来的新变,才是文学的新的状况的来源。这既改变我们的文学的阅读和写作方式,也改变文学的整个结构。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二十一世纪的这十几年中,网络文学所带来的巨变其实是非常深刻的。这会让文学走向一个新的情境中。这种情境和我们原来理解的文学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这是否意味着一种不同的“后文学”形态的降临?

    我们会发现,阅读和写作本身不会死亡,它只是不断地变换方式,而对文学的理解和认知也需要新的路径和方法。我们似乎是在一个新的文学状况的门槛上。问题是,是否有一种“后文学”需要我们重新理解和面对。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IxMDM1NA==&mid=2247483860&idx=1&sn=91662f93042fe52ccf2975655416cbfd&chksm=a69bcb4991ec425f111f1c02757402eee1b684c2d90a7fd8597bb7e47d8aca3e97b551666530&u=zhangyiwu&t=495406060557028&msgfrom=&area=msgtext&clickfrom=3&clickscene=other#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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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评论家张清华感慨当代文学正走向衰败和平庸时,他实际上感慨的是,当代作家缺乏应有的能力来更好地处理现实问题。“当然,我指的不只是技巧方面,更主要是观念方面。读很多作品,你都会觉得缺少大的文化背景,也没有回应当下的艺术潮流,显得不够开阔,也缺少新鲜和异质性的东西,失之于平庸。”

在张清华看来,当下作家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写现实写得不准确,不酷似,而在于他们都是从生活逻辑,世俗逻辑出发,来建构自己的艺术逻辑。但真正的作家、艺术家不应屈从于现实逻辑。“古往今来,一切遵从于现实逻辑的作品都是失败的作品,都是完成度非常低,或者说是未完成的作品。”

张清华之所以在日前于北京举行的“鲁敏长篇小说《奔月》研讨会”上发此感慨,也因为基于这样一种对比再来读鲁敏的这部小说,更能觉出其饶有意味之处。“鲁敏在小说里,用寓言的方法来处理现实,来处理我们肉身和精神共同面对的困境,她用特别现实的笔法来构造一个寓言,来传达我们共同的经验。可以说,她在无边的现实主义的背景下让写作有了一点新的突破。”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评论家雷达表达了对鲁敏的肯定和赞赏。雷达表示,这部小说的意义不在于它本身,在于它可能对今天的文坛会有所提醒。“我总有一个感觉,我们眼下的写作还是比较单一。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也偏于教条化,更多是在照搬生活,甚至把创作搞成资料的堆积。我们也遗失了浪漫主义文学里绚丽的想象,夸张的手法,对理想世界的追求等等。但鲁敏在这部小说里,传达了她的想象力、好奇心,我们也能看到她对人的困境,人性的复杂有浓厚的兴趣,并在一定程度上上升到了哲学层面的探索。”

问题是这样的探索达到了何种深度。雷达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示了自己的保留态度。在他看来,鲁敏通过这样一个假定性的故事,固然写出了人想摆脱一切现实关系的欲求,但未必写出来了人所能达到的真实的生存状态。小说里小六出走的根据和意义都还不算深刻,这个女性人物也难以承载这么深刻的命题。当然,鲁敏能很好利用自己的生活积累,尤其是写好她最熟悉南京和南京市民阶层的生活,就已经非常出色了。”

评论家吴俊也对此深有同感。在他看来,22万字作为一个长篇的体量,不算是怎么庞大,但它里面包含的密度却是非常高的,这部小说里呈现出来的力量和密度,是为不少写得很松垮的小说所缺乏的。但让他感到不满足的是,鲁敏没有给出一个足够有说服力的动力,来把小说的故事推向结尾,也没有提供给读者更多想象性的东西。“说老实话,要从抽象的意义上讲,小说并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无论是小六的出走还是回归,小说给出的动力、理由都似乎不够充分,这样在叙事的推进上就缺乏力量感,没有完成我们对于故事的期待。”

然而,雷达所说的“不深刻”,吴俊所说的“不满足”,在青年评论家杨庆祥看来却恰恰是让他感到惊喜之处。他表示,出走是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母题,这样的写作最后往往会有一个升华,让小说里的人物,最后被某一种力量导引到更高得更完美的世界里面去,但鲁敏没有去升华,也没有给出一种大团圆的结局。“一个中产阶级妇女无法忍受平庸的日常生活,她选择了逃离,但走了一半又回来了,也没有回来得彻底,也没有找到别样的生活。应该说,鲁敏写出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逃离,也写出了小说开题就点出的荒谬性。”

以杨庆祥的理解,小六生活在假定性里面,这部小说也不像很多小说一样,对应家族史或者日常生活史,它只是在小说和艺术的逻辑层面上展开。“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称之为原小说,我不是指它是关于小说的小说,而是说它体现了小说的总体性,换言之,这部小说说明,小说本身也能提供总体性的认知,它让小说回到小说本身,回到叙事本身,回到假定性本身,就像中国的京剧还有其他戏曲一样,一切都是假定的。这种假定性,也要求作家回到更为自由的写作状态。”

评论家陈晓明也表示,鲁敏作为一个已经成熟的作家,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她总是想突破自己,改变自己,给自己找到一个更大的表达空间,《奔月》也体现了她在创作上有一种飞跃的渴望,也可以说是她写作上的一次“奔月”。“我把这部小说理解为一种本质化的写作,这个本质不是意识形态的本质,而是体现了文学面对眼花缭乱的世界的,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既干脆又直接的处理方式。就像麦克尤恩在成名之作《几何图形》里试图在游戏当中把握某种本质一样,鲁敏在这部小说里也在做出类似的努力。”

事实上,无论小说在多大意义上取得了成功,与会作家、评论家都肯定了鲁敏的探索精神。评论家阎晶明表示,就艺术形式或艺术风格个性化的追求而言,鲁敏不只是在中短篇写作上,在长篇写作也显得执着、决绝。“这部小说是有一些漏洞的,但这些漏洞也是她在艺术上不顾一切的追求造成的,鲁敏不局限于现实人生的表达,她有更高的追求。” 作家范小青也表示,鲁敏没有路径依赖,她一直在挑战高难度,一方面是她自身努力,一方面也因为生活不断给她新的冲击。“我相信鲁敏在写的过程当中是纠结的,因为要把现代生活中既真实又荒诞的东西写出来,既要有生活的体验和积累,也要有超常的想象力。”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评论家白烨对“70后”作家寄予希望。他说,当下“50后”和“60后”作家偏重现实主义,以他们为主导的写作,普遍存在同质化的问题。“鲁敏等‘70后’作家有新的可能性,他们没有太多传统的负累,又能接受新的事物,对当下社会、文学思潮做出比较快速的反应。我们或许可以期望,他们对今后的文学带来整体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比较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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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部长篇小说,或是我们时代总体的创作,自然会有各种不同的评判标准,但也未尝不是如评论家李敬泽在日前于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举行的“张炜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新书发布会”上所言,有一个复杂的相对性的尺度。他的理解,这个尺度体现在一个作家的创作能否直面我们的现实,以及对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况提出自己的疑难,并在总体上做出真诚而有力的表达。

以此对照,李敬泽表示,2017年,很少有中国的长篇小说达到了这一标准。在他看来,我们的作家有很多的想法,可以做出很精致的、很可爱的东西,但这个时代真正有意义的作,真正有力的写作,还是要能处理和把握我们的现实。“这也是最终衡量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准。现在大家都喜欢用一个词,叫“正面”,但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

 

 

 

             “搬动”庞大的现实,需要有大气魄的写作

 

 

 

当然,有困难并不是说作家就不该去做这样的努力。恰恰相反,即使明知“搬动”庞大的现实,很可能失败,却依然能迎难而上,才能像李敬泽说的那样,体现出一个作家的胸襟和气魄。在他看来,张炜进行的就是这样有大气魄的写作。

《艾约堡秘史》通过私营企业巨头淳于宝册吞并风光旖旎的海滨沙岸的典型现代事件,聚焦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既高度依赖又相互纠结的尖锐现实,直指工业化城市化和资本膨胀过程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淳于宝册历经磨难,由一个当年的文学青年成长为当今声名显赫、举足轻重的大实业家。由他亲手缔造的狸金集团成为一个无坚不摧的北方王国,然而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在与一个小小渔村的对峙中却陷入了一场胜负难分的痛苦鏖战。

某种意义上,淳于宝册这个人物集中了这个时代很多精神困境,也正是张炜要处理和解决的难题。李敬泽表示,我们会在一些作品里,看到一个人物身上集中各种各样的矛盾,最后这个人会被这些矛盾,被这个时代所谓的现实感压得动弹不得,到了就是一声叹息。但我们看到,淳于宝册依然是有内在和外在行动力的,不仅面对内在的困境,同时在经过艰苦过程后,依然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这是特别可贵的。我不知道现实生活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人,这不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就写了这样一个,而且整部小说让人信服,这就叫艺术和小说高于生活。

在李敬泽看来,张炜的这部小说,为我们时代的写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它对当下文学是有意义的,我是说对作家如何站立在这个时代的高处写作是有启发的。”李敬泽表示,张炜一直活跃在新时期文学里,已然是一个经典性的作家,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还是那个荒野上的少年,那个不怕失败的少年。他依然能够打着赤脚,像一个孩子一样,直接扑到生活的泥泞里去,扑到世界的说不清的地方去,去面对那些复杂的、困难的、说不清的东西。“对写作来说,最核心的是气力,还有就是勇气。作为文学的新作者,勇气不难。但对于一个有了名声和历史地位的作家来讲,勇气比什么都重要。”

确如其言,张炜表示,这次写作于他是一次冒险。他这么说是因为眼下一说到企业家,大家脑子里都会浮现出影视等媒介里塑造的形象,换言之,这个形象已经概念化了,所以出那个真正的不是那么概念的企业家困难。再一个冒险是写爱情。影视剧里,有很多爱的呈现,针对企业家爱情,也有一套现成的体系和模式。要把企业家的爱情写得像那么回事,就得把概念化的词语全都粉碎了,要拿出自己的表述。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恐惧、谨慎去寻找自己的语言,走入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和自己,这个意义太重了。

事实上,为了这次写作,张炜可以说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这不仅在于,他阅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接触了一些所谓财经的人,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生活、爱情乃至于家庭和睦等细节,还在于他这部小说是时间慢慢沉淀出来的。张炜回忆说,1988年,在外边游走的时候,碰巧遇到了一个老板,他一眼就认出十几岁时遇到的一个文艺青年那时,他们彻夜谈文学,他说他写了好多稿子,大概七八百万字,都没拿出来发表。“问他,准备拿写的那些作品怎么办?以后还写不写?他说,我以后还要写一点,我有钱,我可以把我过去写的东西,用小牛皮烫金的书封包起来。我真是觉得这是一个有吸引力有魅力的人,他有那个文学雄心,确是超出了一般老板的抱负。

当时,张炜就想总有一天,他会写写这个人物。到如今,他终于1988开始思考的东西,冒险写出来。这正应了他自己的话:“我写长篇没有一个少于15年的酝酿。这样的长篇出来以后,它是有重量的。仅仅一两年、两三年甚至四五年的思考,这个作品肯定是写不好的。

某种意义上,正是基于张炜的深入思考,评论家陈晓明这部小说中感受到了非常直接的精神上的冲击和挑战。陈晓明坦言,小说写出了他那一代人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这一代人是脱贫致富了,奔小康了,但精神和心理上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落差。“在这部小说里,张炜不断在追问,淳于宝册在物质上什么都有了之后,他的精神、他的内在、他的心里还存留着什么东西?

 

 



 

现实主义兴起后,浪漫主义依然顽强地活着

 

 

 

    正是这样的追问,让陈晓明强烈感受到张炜的写作中,依然有精神的东西在焕发。“可以说,张炜扛起了一面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浪漫旗帜,这在当代文学中是非常欠缺的,也是极其可贵的。其实,中国文学中浪漫主义应该说发展得非常充分,但现实主义兴起后,就被压抑下去了。张炜以非常丰富、非常个性的方式把它给呈现出来,标示出中国文学里非常可贵的一种经验和高度。”

话虽如此,浪漫主义艺术探索的路上,或许并不缺乏同行者。至少红柯是如评论家贺绍俊所说一个很难得的一直张扬着浪漫主义写作的作家。作为“天山—丝绸之路系列”文学创作的一次总结,他的长篇新作《太阳深处的火焰》采用复调式的结构。一条线集中书写的是当代知识分子坐困书城的精神困境。另一条线讲述渭北大学徐济云教授和新疆姑娘吴丽梅年轻时的浪漫爱情故事。红柯突破以往单纯描写人和动物、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一次在作品中写到人和人的共处,细致刻画陕西关中民间皮影艺人的日常生活、工作状态及内心世界。

以贺绍俊的观察,红柯写作伊始就追求那种非常奔放的浪漫主义气质,这与当代文学主流并不是那么合拍。“虽然我们呼吁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但实际上在当代文学里占主流的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是被压抑的。”在贺绍俊看来,或许正是红柯一直坚持浪漫主义写作,使得他比较“慢热”,而他的浪漫主义一方面源于他的个性,更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是陕西出生的,八十年代跑到新疆,后来长期在陕西生活。我们也知道,新疆就是酝酿浪漫主义的肥沃的土壤。这样的生活经验,使得红柯在这部小说里,让新疆和陕西进行了精彩的对话,也让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做了很好的融合。”

红柯能做到这样的对话与融合,同样得益于他漫长的积累。或许只是巧合,和张炜一样,也是在1988年,红柯在新疆读到哈萨克生命树创世神话,由此点燃了小说最初的“火焰”。那一年,他带学生实习穿越沙漠戈壁无数次碰到大漠红柳,2000年,他参加中青社‘走马黄河’活动,考察黄河中上游各民族民间艺术,在这过程中,剪纸与皮影又激起了他对生命树神话和大漠红柳的深层感受。“从1983年发表第一首诗到2015年完成这部小说,我的创作就是一个核心:火。西部各民族的皮影从古到今以油灯、汽灯、电灯取光。当我感悟到皮影背后太阳的光芒时,红柳就成为大漠火焰,成为地火。当宇宙天地万物的生命进行对话时,我就放弃了抒写法显、鸠摩罗什、玄奘这些高僧的打算,重点抒写丝绸之路古道上被历史遮蔽的卑微的生命。万物皆幻影,幻影的背后有神灵。”

实际上,当红柯转向抒写“卑微的生命”时,他的写作就不由增强了批判意识。贺绍俊表示,如果说在红柯的文学世界里,新疆是热的,是浪漫主义的来源。那么陕西就是冷的,面对陕西的现实,他是有批判的。在贺绍俊看来,这一点对红柯来说是很重要的。“红柯对现实肯定有不满,但他以前很多作品,其实是有逃避现实的倾向的,只要进入到文学写作中,他宁可暂时回避现实,放大浪漫的东西,但在这部小说里,他正视现实,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他在批判现实的时候也在寻找答案,在思考我们的世界为什么会出问题?”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评论家白烨更为关注小说里有关西域与关中的文化冲突。他认为,小说里有着红柯笔下常见的西部风景与浪漫情怀,但最为独特的,立足于文化自省的文化批判,以及对于生态文明与学术清明的深切呼唤。与此同时,白烨强调,在红柯的作品里,能读出一种为其他作家作品里少有的,很深厚、很坚定的生命意识。“红柯希望生命能够自由成长,所以对生命充满了很多歌颂、赞扬,所以生命是他创作中非常重要的点,也可能是解读这部小说重要的观察点,红柯从来不是简单地写生活,而是写生命,写生命的状态。”

 

 



 

            好小说有必要把现实感和人文性做好的融合

 

 

 

毫无疑问,作家周大新的长篇新作《天黑得很慢》,正是写的一种生命状态。这部全面关注“变老”话题的小说,也凸显了周大新对生命的深度思考。

小说以“拟纪实”的方式,用万寿公园的黄昏纳凉活动安排结构全书。周一到周四,是养老机构、医疗保健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健康专家的推介活动。周五到周日,是陪护员用亲身经历讲述陪护老人的故事,通过这样的近距离观察,小说透视了养老、就医、亲子关系、黄昏恋等等中国当下社会的种种问题。

由此,恰如评论家吴义勤所言,小说把现实感和人文性做了非常好的融合。“周大新对现实非常敏感,他能在非常快的时间里,对一些现实问题进行文学化的处理。同时,在这样的处理中,也浸透了他那种细腻的、悲悯的、人道的人文主义情怀。小说从题材上、从主题上就非常具有冲击力。写出了当下老年人生活的痛感,那种无以言说的孤独,既有沉痛的东西,又有温暖的东西。

而在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小说在结构上的创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评论家何向阳认为,周大新是有先锋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先锋意识主要就体现在小说结构的探索上。他的很多小说,不管是《第十二幕》《21大厦》,《战争传说》《湖光山色》,还是近年的《安魂》《曲终人在》,都有独出机杼的结构。周大新在这方面无疑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事实上,结构并不只是小说写作的一种手法,而是体现了作家对世界的独特理解,也代表了作家观察和书写时代的一种角度。无论张炜、红柯,还是周大新都以自己的角度,写下了对我们置身其中的时代的感受和理解。套用电影《寻梦环游记》的一句话:“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对作家来说,真正的活着是时代“记得你”,因为你在写作中留下了时代深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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