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一个星期日一家人驱车去长城,孩子要毕业了,拜谒一下长城是一起度假最好的方式了。
长城的名字很响亮,但是住在北京的时候几乎想不到去长城,那是旅游者的去处。其实在八达岭长城之外,还有许多所谓的“野长城”,没有游人的喧闹和景观的雕饰。今后我们一家三人聚在北京的机会不会太多了,能走走长城令人激动。
不承想刚过了水关长城,车就抛锚了。北京的服务不错,两个小时后来了拖车,我们就这样被抛在长城脚下了。早听说北京郊区的农家乐旅游发展繁盛,亲历一下,卫生和服务上确实不错,不过住宿条件与我们当年下乡插队也相距不远。
德国人在水关长城脚下的一个山沟里开了一所高档的旅馆,竟然叫“长城公社”,愕然!!
说忆并不准确, 我从来没有见过龚澎。但是,用一个忆字是想拉近与她的距离。
龚澎可以被视为中国对外新闻发布的创始人之一了,早在1939年抗战期间,她就在重庆的曾家岩周公馆从事向西方世界介绍延安、介绍我们党抗战斗争的情况。
在龚澎的女儿乔松都的新书《我的父亲与母亲》中,再现了共产党中国早期的对外新闻工作。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一方面对内反共,不真心抗战,另一方面又要争取正在艰苦抗击德日的美国盟友的支持,所以,国民党需要不断掩盖真相,它的新闻是不讲真话的。
而当
华天与他的马“爱尔兰琴弦”
华天是中国第一个参加马术三项的运动员,但是,如果他的马临时出现问题,他将存在最终无法参赛的风险。希望奥组委能够考虑中国作为主办国参赛的重要性,帮助解决华天备用马匹的困难,至少能让他的马匹医疗人员进入赛场。这是观看华天奥运竞选赛的时候听到的情况。
英国的夏天总是迟迟不肯露面,既便偶尔给你一个艳阳天,也会马上来一通阴雨系列的。夏日的一个周末,英格兰难得一个艳
春天参观牛津的Richard Doll研究所时,了解到关于吸烟与健康关系的知识,让我背生凉气。
Doll一生致力于对吸烟与健康的研究,他创建的这个研究所继续着流行病学的专业方向(Epidemiological Studies),重点从事对中风、肺癌等常见慢性病的研究。所采用的仍然是Doll的那种对大规模人群跟踪分析的做法,目前的重点是中国,因为现在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吸烟人口在中国,关于中国的研究已经进行了25年。
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大,研究所观察跟踪的人群数量从几万扩展到50万,形成的初步的结论惊人。
从中国目前的人口慢性病状况看,我们这个人口庞大的国家正在进入富裕病的时代。现在中国高血压患者有1.6亿人,高血脂1.6亿人,超重者2.8亿人,糖尿病4000万,而吸烟者则有3.2亿人。
从跟踪的情况看,吸烟者58%的人可以
昨夜下了一场大雨,清晨驱车从呼和出发,高速公路60公里就到了托克托县,黄河流经这里。
黄河真不愧一个“黄”字,沉甸甸的河水,在那绵延而生的大势的搅动下,缓缓向前流动着。在她漫长而又执着的旅途中, 黄河的河水与泥沙早已融为一体,泥黄色浑浑沌沌的流淌中,显示着自然和生命的力量。在她这里看不到清澈河水所特有的那种秀丽和婀娜,但是,那凝重的色调和带着几分停滞的流动,更有着历史的厚重。
我喜欢黄河,喜欢它的宽厚和隐忍,喜欢它的沉闷和执着,更喜欢它在拖泥带水中的那副憨然的美丽。
雨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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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最惬意的还是在书店里面闲逛。
晚上与朋友聚会后,雨大,躲进一个大书店,沿着书架子慢慢看。真羡慕现在的年青人,可以选择的书太多了,有关于经济的,炒股的、理财的、处世为人的、历史的、外国的,还有服装设计、室内装修、炒菜做饭,简直不知道生活中有什么不能在书店找到的知识。
记得80年代在国外的书店里面浏览,对琳琅满目的书类常常感慨不已,这才20年,我们已经不比人家差,也许还有优势呢。例如我们书店里面有大量的英文原版书,小说和人物传记都很多,在英国的书店就找不到中文的原版书,翻译著作都没有,有一些关于中国的英文书大多充满偏见。所以说中西的信息逆差是在西方一边呢。
我在书店里面转悠着,看到许多年青人,也许是放假了的关系,有的孩子就直接拿书做功课了。看到有几个家长在选择关于抗震救灾的书,这些书出版的速度好快呀,有5-6种呢。不过关于人民的写的很生动,关于领导的就很官样文章了,不如当时记者的文章生动。我翻看着,又沉浸到当时的感动中。
最近出的传记不很多,看到章含之写的第二本书,旁边还有龚彭的女儿乔松都写的“乔冠华与龚彭――我的父亲母亲”,不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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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提醒我的播客好久没有更新了,心中很有歉意。
实在没有时间认真写些什么,心中的感触也太多,写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想到小侄女关于现代生活读图需求的提示,我就把一组有意思的照片贴上来吧,也是一个交流。
这是5月25日伦敦周末的一景,在阿尔伯特厅门口,因为老赖在里面演讲,外面就遭遇了两股势力的挑战。这些示威一直跟随老赖在英国的行程,是让他“黯然”的原因之一。
第一股力量来自英国的留学生,他们显然有备而来,展示了大量介绍中国的图像,很吸引人。
5-12日注定要永远印在国人的心里。
我每天繁忙的工作之后,总要在电脑前粘上两个小时,仔细阅读每一个关于四川、关于汶川的消息。
在凌晨的黑暗中,我为每一个生命的存在而高兴得哭泣,也为每一个失去的生命而难过得哭泣。
我躲开身边的同事,藏起自己红肿的眼睛。
中国的大国路为什么就这么难?
难道这就是历史对中国国民心志的历练?
看到西方媒体开始赞扬中国的政府和军队,难道非要一个天大的灾难才能让世界认识一个人性的中国?
灾难让中国人空前团结,下面是牛津的小朋友募捐的日记:
美国杜克大学的王千源接受美国之音中文台的采访,好像受到很大的推崇,她也侃侃而谈,讲到奋青对她的打击,讲到她对美国的言论自由的理解,认为她设法调停支持藏独的人与反对藏独的中国学生是如何顺乎情理的事情。
当问到她为什么给支持藏独的人写“Free Tibet”的时候,她说,其实她真正想写的是“Free China”,一副为中国报答不平的样子。记者很留意地报道了她的学习,桌子上很多关于中国的政治书籍。她也很有信心地说,将来要回到中国去,搞政治,20年后,要推进中国的民主,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
看她的谈话,显然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看作了中国未来的救世主,耶稣在世吧。那些批评她的人好像都是不懂事的乌合之众,没有文化而已。
这样的人倒是比较少见,在中国这个讲究谦虚和温良恭检让的地方,女孩子一般是懂得尊重别人的。王千源犯了中国人的一个大忌,就是玩弄了小聪明,自以为高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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