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生中，我几乎从来没有求过人。

我从来没有求过我爱的人他来爱我，因为自尊心。

在乐队最为困顿，几乎要解散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求过任何人。

在我被“好人”伤害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求过他们，放过我。

而现在，我恳请你们帮助这个哭泣的，16岁的少女。

即便是退一万步，她卖淫。

耶稣用手指向那个女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更何况，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她卖淫。

我谈不上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在我的6年的职业生涯里，我一直在做不痛不痒的报道，为那些名流们刷上光亮的漆，我只是一个技术高明的油漆匠。我刷得比别人要好得多。因为某类天份，和苟且偷生的能力。

我热爱声音，远大于热爱正义和公理。因为我内心不够强大。我无法面对真正的现实。我一直做一只鸵鸟，只愿意面对心灵的波澜。我习惯了风花雪月。我不想被剥夺这样的权利。

有一点我清晰地知道，我和这些人混居在城市里。有一天，我们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而他们要承担的，我也会承担。我知道，也许有一天，我遭遇到什么，不会有一个人来替我说一句话。不会有一个人来帮我。

基于以上理由，如果我，我们能够帮到她，至少这个世上，有人被帮助过。不是我，至少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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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有关文章连接：

呼吁法律援助和媒体关注：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243c80100duvb.html

我爱祖国：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243c80100dva1.html

他们走了，忘了关灯：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243c80100dvgf.html

一个糊涂案：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243c80100dvot.html

请用法律回答：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243c80100dw5f.html

JC，你们也嫖娼吗？：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243c80100dwts.html

以上均来自吴虹飞博客。

——是中国人必看的影片。

语出陆川 2009年4月19日博客“在路上” 

《南京！南京！》，大投资，大制作，大宣传，大院线。成功，可以赚票房；失败，可以赚眼球。名或者利，陆导演立于不败之地。历史是历史，商业片是商业片，娱悲是娱悲，爱国心是爱国心，既没有无谓的抵触，也没有必然的关联。不论影片质量如何，以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为要挟，所谓“激起国民自强的心声，是中国人必看的影片”一类的宣传卖点都有点低级和下作。回首发生在汶川的这场旷世浩劫，行善的还在艰难付出爱，腐败的还在顺利发国难财。如此巨大而临近的灾难都没有改变人性，你又能指望这部影片可以激发起什么呢？有人在哭，而必然有人在笑——上映10天，全国累积票房1亿1千万；5月1日，《南京！南京！》被授予全国红军小学爱国主义指定影片——那些又一次用爱国主义赚得钵满盆溢的导演和投资人们，恭喜发财！

——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

语出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 

说实在的，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近期热播剧《潜伏》里保密局暗害我党地下革命份子的手段，搞了半天，原来要解决的不是敌我斗争，而是内部矛盾。

——这种一脱成名的事情也是不值得鼓励的。

语出国家广电总局 

对于 “绯闻明星”国家广电总局最近再下禁播令，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在谈到汤唯时说“比如汤唯出席香港金像奖在转播过程中，就不会有她的镜头，这种一脱成名的事情也是不值得鼓励的”。看来光明磊落的为艺献身是行不通的，道貌岸然的搞浅规则才有市场。众乐乐不如独乐乐——伟大的广总！伟大的剪刀锤子马赛克！

——这些年来，媒体一直没有伤害过我，因为看我很可怜，很不容易。

语出小品一号大腕赵本山 

二十年独撑春晚危局，是不容易；明知中国文体事业山高水又深依然办学校、搞足球，是不容易；从“最艰难的时候，扫黄都扫过二人转”到现在全国9家金碧辉煌的“刘老根大舞台”，是不容易。只是和那些忍饥受冻、投状无门的“可怜”相比，大叔时不时地一掷千金和抛头露脸的“可怜”是多么的和谐和主旋律。

——体育太弱，要结合地产。

语出中体产业董事长谢亚龙（新4月30日新京报） 

外号“龙王”的原足协主席，现中体产业董事长谢亚龙接受《证券日报》专访时说“受制于大的政策，体育产业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得很大、很强。所以中体产业用了体育的概念和地产相结合，这会更有效地把体育跟地产相结合，这样有利于我们的发展。”在足协时肾亏，到了中体产业终于要靠伟哥勃起。从前的金牌战略，现在的金钱战略，万变不离金本位。五行金生水，当心金子多了，迟早会来一出“大水冲了龙王庙”。

——要不你拉出一个人咱们过过手。

语出央视名嘴赵忠祥（4月29日重庆晚报） 

“王刚的那些（收藏），说老实话在我们眼睛里就叫两个字：破烂。我觉得字画不应该有人跟我比，要不你拉出一个人咱们过过手。”老子天下第一。看来赵老师患上的不是CCTV型非典型性废言，而是典型的CCTV型脑震荡后遗症。

搞定一个善良的百姓，而不是端掉一窝腐败的官员，是不是因为这样做，能够使成本最低、利益最大？是不是抓了一个永固，就能让十三亿永固？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到底该有多大的智慧和胸怀来保护她的子民？民主与法制，共和之基石，千百年的教训历历在目，难道还要用一个善良、正直、勇敢、真诚的公民的沉默来换取一个国家与民族良知的沉没吗？

由于群众与媒体的监督，一个叫王帅的无辜而正直的青年终于从冤案中得以平反。法内无私，社稷以民为重，任何一起冤假错案的存在都是国家的耻辱，保全任何一个公民的清白，都是保全一个政府的名誉。王帅事件证实了广泛而有效的监督能够确实保障公众的合法权益，也正得益于社会的广泛质疑，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吴保全案”终于启动了审判监督再审程序。

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任何一小步，都是促进文明发展的一大步。我们理应关注他们，因为关注他们就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境地、我们自己的灵魂。

[详情见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040ff7f367d3e7eb

       http://news.sohu.com/20090421/n263537159.shtml]

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前往灾区进行死难学生名单寻访登记的志愿者们依然在受到种种阻挠，拦截、审询、没收、警告、遣返……

这些阻挠者口口声声“别有用心的一小撮人”，事实证明，他们自己才是那“别有用心的一小撮人”：不顾政府颁发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中“尊重遇难者，对地震中遇难和失踪人员登记造册并予以公布”、“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的监督”和“保障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作用”的明确规定，披着和谐的外衣，干着不和谐的勾当，阳奉阴违地与中央政府对着干，故意把政府推向人民的对立面，陷政府于不真不明不公不义，其用心何其险恶！

尊重人权，就是尊重一个人存在的正当权利，一个独立的人，除需具有明确而独立的内在人格，还需具有明确而独立的外在辨析，而作为外在辨析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姓名。尊重死难者，即要尊重死难者的姓名，这便是为什么千百年来我们要在先人的墓碑上刻上他们的名字。

这一小撮披着国家机关外套却干着违背国家宪法精神的人，却为什么要对志愿者们反复问“你们要这些名字干什么？”他们真的不懂名字有什么用吗？他们当然懂，否则你让他们改个数字名字比如“二”，或者英文名字比如“SB”看看他们跟不跟你急。

他们表面上一口一个“阴谋”、一口一个“颠覆”、一口一个“被利用”，把他人都当成没有价值与是非判断能力的白痴，费尽心机与手段阻止别人的正当努力，如此危言耸听，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用以掩饰自己的失职、保护自己狭隘的地方与个人利益。身正不怕影斜，谣言总会不攻自破，我们伟大的祖国难道是“个别人”说颠覆就能颠覆的吗？这样幼稚且不合时宜的说法简直就是笑话！

数万死难者寒凉的尸骨和全国人民火热的真诚，就这样被这一小撮麻木的“幸存者”给玷污了。

身份证需要名字吗？结婚证需要名字吗？驾驶证需要名字吗？毕业证需要名字吗？

户口需要名字吗？护照需要名字吗？上学需要名字吗？入党需要名字吗？

伟大领袖需要名字吗？你大爷需要名字吗？

你妈贵姓？

社论

以人权的名义公开震亡者大名单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3日发表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承诺保障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包括人身权利、被羁押者的权利、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保障。同时保障媒体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其中还涉及保障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中的人权，为尊重遇难者，承诺对地震中遇难和失踪者登记造册并予以公布。

在四川强震发生后的300多天里，重建过程中传出过负面的行政事例，给全国民众造成了困扰和担忧。普遍的疑虑之下，政府以何种态度对待震区民众的人权，始终成为不曾转移的关切点。生者何所依，死者何所道，国家首次就此公开许诺，终于将尊重人权补充为震区重建的核心原则。虽然只有时间表，尚缺路线图，但在人权的旗帜下，提高了迈向正确方向的可能性。

可也要看到，就在即将迎来大地震周年祭祀之际，仍然没有一份完整的名单，尽数将罹难同胞和失踪者收录在内。震恸尚且不绝，无名伤逝尤其悲哀。姓甚名谁绝非无关紧要，它们的一撇一捺组成人权的基本笔画。因为每一个名字都是生命的象征，像流星指示星空那样，都代表着曾经热烈生长又迅即断裂的生活。任由亡者的姓名埋没，犹如罔顾生民的处境，人权也就无所托付。

将地震受害者与人权画上等号，不是为了将姓名神圣化，而是要强调人权质朴且直击人心的一面。归结到汶川地震，遇难者作为人存在过，也当以人的礼遇接受虔诚的祭奠，循着姓名的线索，才能寄上真实的祈祷。最坏的情形是，若不得不向无名纪念碑低头致哀，或让国民去祭拜大而化之的罹难者数字，那将是谁也不能承受的耻辱，必定会在历史上写下难以消除的羞愧二字。

以国家人权计划为衡量标准，任何将遇难者和失踪者名单作为秘密的举动都是不可理喻的，更违背这一人权行动计划所象征的民众要求。人权计划出台后，为了减少重复劳动，震区的地方政府，应公开已经掌握的名单，并彻查遗漏的姓名。而这些人权名单属于所有民众，可以被自由查阅、获取和传播，也同样可以被自由地查漏补缺。

尽管目前仍然残缺不全，但震亡者与失踪者名录是四川地震留给全体国民的遗产。政府部门曾经强调要对遇难人员进行详细核实核查，收集姓名、籍贯、遇难地点等基本信息，因此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必须分期分批公布，核实一批公布一批。应该承认，核实遇难者名单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甚至会涉及遇难经验教训总结问题，因此在四川地震一周年祭将至之时，公众对于尽快公布遇难者包括遇难学生名单怀有热切的期待，因为这也是灾区重建工程的一部分，是我们公民社会自我治愈的一个程序。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已有一些志愿者在四川自发地整理地震中遇难的学生名单，他们通过网络搜索引擎谷歌、百度提供的无数链接以及公开新闻报道，以电话或亲自拜会当地相关政府部门、遇难者亲属等咨询方式，搜集和整理相关的信息。这既是对政府部门主动行使职守去厘清谜团的压力，更是为落实人权行动计划相关承诺提供巨大动力。尊重接纳社会组织或志愿者团体介入名单的搜集、整理和发布等，而不是以狐疑或排斥的态度看待这些公民以及团队的自发努力，将是落实公民权利法案的最好见证。

强调建立并公开震亡者名单，详实登记他们的性别、年龄、籍贯、身份等，并非为了争取什么权利，只是为了抵制无时不在的遗忘，实现更庄重的纪念。名字体现人权，名字就是悲欢离合，展现往昔的生活片断。由此，呈现他们生前的笑脸，察见那些已然破碎在五月的梦想，抚慰那些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痛。在名单的帮助下，地震就不可能真的夺走那些同胞，因为他们留下了一世为人的凭据。

轰动全国的贵州习水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涉案人员很壮观，县人大代表、县政府移民办主任、县同民镇司法所干部、习水县社保局干部、县马临工业区国土所所长、县职高教师，熟门熟脸的倒也不避讳。

对于讨论这窝人的道德与原罪我没有丝毫的兴趣，想象这些人的嘴脸已经足够恶心。只是问题有两个：

一，这么一批（而不是一个）道德沦丧、行径卑劣到令人发指之徒，是怎么得以为官父母为人师表的？谁选举谁监督谁审查？

二，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8月报案，发案近达一年时间能够不被发现，报案两个多月不见说法，一名母亲报案后“怕遭报复”避走他乡，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要弄到省公安厅厅长亲自批示方能破案，谁装聋谁作哑谁包庇？

权网之中，密不透风，狼狈为奸，一手遮天，是以丧德而不畏，违法而不危。这当然不仅是道德的悲哀，更是法律的悲哀；不仅是个体的悲哀，更是体制的悲哀。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嫖宿”这样一个可悲的罪名：根据刑法，“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是的，它是这么说的，但它可没说“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官员，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没有什么新鲜的套路，没有什么新鲜的道路。所以只有持续的悲哀，而没有新鲜的悲哀。

这些幼女的家长无疑是另一种可悲，那些当权的衣冠禽兽自是施暴者，民众懦弱的忍受却是助推剂，自己的亲生闺女被人长期这么糟蹋，竟然还能安之若素，听之任之，也算是麻木到家了。哭你妈的，却为何不阉了丫的。就是因为屁都不敢放一个，所以被人骑在头上拉屎拉尿，整成了脊椎残废的屁民。

昨天的《半月谈》杂志刊登了一位乡镇信访干部近期透露的信访工作内幕：为了严格控制信访数量、无群体性上访、无越级上访，甚至零上访等工作任务不被“一票否决”，当地每到两会等敏感期，对老上访户专人监控；一旦“失控”的“接访”和“截访”，甚至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上级信访部门“销号”。这位干部不由叹道：“自从分管信访以来，我天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围追堵截，恐吓威胁、收买欺骗、打击迫害，解决不了问题就去解决人，为什么上访人被宪法赋予的合法权利总是要受到侵害？为什么有的权力部门总是要张牙舞爪、面目狰狞，欺上瞒下、阳奉阴违、串通一气，粉饰太平，不惜危害体制三公（公平、公正与公开）、社会和谐、司法权威与国家形象？

正是因为欲壑难填，魂不附体，所以法不亲民。如果不能肃清权力的监守自盗，政绩便永远是体制内自娱自乐的面子工程，纵使法不轻民，也无人做主。社会矛盾由此不断积聚，其后果可想而知。

1939 年3月29日，周恩来在拜谒浙江绍兴禹陵时感言道：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没有学好大禹治洪水这一课，都只晓得遏制，不晓得利导，所以成了专制魔王，到处受到反抗，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

如今这句话，在那些围堵专员们的眼中显得是如此地风凉。

“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进行强制治疗才是对他们的人权的最大保障”......说这话的人叫孙东东，其头衔为卫生部专家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

这两句话再一次证明了：权力在中国，没有最牛，只有更牛；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一个公民因为遭受到不公平事件多上访了两次就是“精神病”，对这些“精神病”最“好”最“人道”的做法就是“强制送进精神病院”，这是什么世道？ 

不用当专家、教授，我们也知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99%以上”这么精确的结论数据，不知道孙大人是通过怎样的一个科学调研获得的？而信访本就是中国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任何人不得践踏。一个所谓专家、教授、委员，不为天地立心，不为生民立命，随随便便置学术道德、公共判断与国家宪章于不顾，公然信口开河，想怎样冲人吐唾沫就怎样吐唾沫。他依仗的又是什么？ 

又或者是他自己“精神有问题”？可如果他真是这么个“病人”，却又如何、为何得以长居教育与权力的中枢，而未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难道是因为只有他这样的嘴脸才能准确代表他所担当的那些个头衔？ 

有人指出，孙大人去年9月份，就以卫生部专家调查组成员和法学教授的身份，在就三鹿事件答记者问时向公众明确保证“奶粉保险”、“政府处理没有疏漏”，当然事实如何我们后来都知道了，只不过当时拍胸脯的大人不止孙大人一个，大家对他没有过多地留意，这回连珠炮响，这才知道，原来孙大圣依旧无法无天。 

再想起今天看到的一则新闻，温州商人林如新在义乌设立了65天的爱心免费施粥摊因为“卫生条件问题”和“没有注册登记”在前几天被叫停了。想到被孙大人信誓旦旦担保过的“1100道检测”的国家免检的三鹿奶粉当时的“依法行恶”和林先生爱心施粥摊现在的被“依法止善”，真有点哭笑不得。

弱柳扶莺，七上八下，羞花吐蕊，一时兴起；高天远地，逝者已矣，轻风淡云，来者可追。

别莫非后，随意在陵墓间兜转，顾盼当中，猛见“吴大琨”三字，刹那间，百感涌泉，竟然一时怔忪。关于吴先生的传奇经历与学问功勋，百度一下，即可得见，此处毋庸费言。吴先生晚年恬淡从容，早已远离名利是非。大学四年级获得“吴大琨国际经济学奖金”时，是我与吴先生的唯一谋面，此后十五年，不知音容。

狭窄的过道，局促的围栏，普通的碑石，简单的叙述，一代经济学与经济史学泰斗，就这么低调地藏身于不经意间。鞍前马后原为民，花前月下笃信真。一切是因也是果，求仁便得仁。

拜了九拜，写一副对联，愿先生安息：

龙潭虎穴，几番波澜壮阔，唯大英雄能本色；

沧海福田，一派岁月静好，是真名士自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