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秃没文化

再见韦先生

刘敬文

   韦政通先生是我见过的最像老师的人。

   我第一次见他是因为工作，我是记者，他是著名学者，到深圳来讲学。不过，“著名”一词当时我是小心翼翼加上去的，之前我并没有听过他，也没读过他的书。

   见面的时候当然我是已经读了他的书的，尤其是急就章读了他的一本自传，拼命列了许多问题，貌似认真老到。

   第一次见面就很聊得来，韦先生并不是那种让年轻人看起来讨厌板着脸孔的老头，而是很亲切的老头。当时就聊起很多他和他的老师的事情，因为他的老师的确相当著名，像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又聊着聊着，他就问，喝酒吗？“当年牟先生也跟我这样喝酒。”韦先生这样说，让我那顿酒喝得很舒服。临走的时候，韦先生问我，你想看我的什么书？我就说了两本。

   借着酒兴，回去我

研究文革就是研究今天

刘敬文

我读王绍光的《超凡领袖的失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不是被书中那些怪诞而混乱的细节而吸引，而是被作者的研究态度所吸引，正如王绍光在一个谈话中说的那样，“研究‘文革’就是研究今天，一个社会在动荡的时候，社会的基本矛盾便都展开来了，这是研究它，把握它的最好时机，‘文革’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候，它把社会的各种矛盾，乃至最细小的矛盾都以放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把中国社会无论是传统的东西还是解放以来我们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包含的矛盾都以夸张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甚至推向极端。‘文革’的作用，它本身的影响，同我们现在遇到的大量问题，不论是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都有着直接的联系。”

而更为有趣的观察是，参与过文革，后来成为文革研究者的学者王绍光如今

前日赴港买书，有三本值得推荐。

1、《巨流河》，作者齐邦媛，腰封说，1949迁台一甲子，最重要最温暖的时代纪实。

我的购买理由是：这本书的题材类似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可对照阅读，齐邦媛为台大外语系的教授，白先勇等人的老师，写自己自东北迁台的整个过程，而且书的样子很典雅。

2、《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三卷本）

购买理由：郑超麟是中共早期人物，托派。托派是典型的里外不是人，国民党抓，共产党也抓，于是老郑先生几乎一辈子都在监狱里，磨难是他生活的常态，不过老郑心态超好，居然活到21世纪。大陆东方出版社也出过《郑超麟回忆录》，可是删得一塌糊涂，奶奶的，终于让我买了本全的，而且湾仔天地图书打了个折扣，三大本才105港币。

3、《今生今世》全本  胡兰成

 购买理由：还是因为它是全本。老胡

大炮的粉丝以日本居多。其中宫崎寅藏是铁杆，而做过日本首相的犬养毅就是宫崎介绍认识的。某日，犬养问大炮，您最喜欢干啥。大炮满口夏威夷英文：Revolution（革命）。那排在第二位的爱好呢？大炮眼珠滑滑瞄着犬养夫人，犬养着急追问。大炮说，

1894年，29岁的孙大炮突发奇想，写了篇很长的文章想求见李鸿章，最后李鸿章由于太忙没空理他。

李敖考证：据孙大炮的哥们陈少白说，大炮躲在翠亨村写了篇很长的《上李傅相书》，药房的生意也不管了，跑到上海去找老乡郑观应，在郑家里碰到长毛状元王韬，韬哥中过长毛贼的状元，也到英国旅游过，学问很好，他就把大炮修改文章，还找了个在李鸿章手下做事的人扯关系。这时候，中日正当开战之时，老李都烦死鸟，只说了一句：“打完仗再说吧！”

1896年10月1日，大炮自美国抵达伦敦，11日被清朝使馆扣留，其实在美国的时候大炮已经被盯上了，没抓他是因为中美当时没有引渡条约，到了伦敦仍然存在这样的状况，大使馆一直付钱给伦敦的私家侦探跟踪他，不料大炮却自己送上门来，他到使馆去主要原因是找个老乡聊聊天，顺便问问有没有可能帮他走走后门去参观白金汉宫。

大炮在使馆里坐牢的条件可以媲

卷一 周纪一 威烈王十三年（前403年）

喜欢砸缸的司马光一开始就唠叨三个字“礼、分、名”。礼是啥，就是伦理纲常。其他人可以不懂，做皇帝首先要懂，为啥世上千千万万人就你能做皇帝？不是你拳头大嗓门大，而是你懂礼。那天子主要的工作不是在后宫搞搞震，而是维护伦理纲常，只有这个东东在，天子才有存在的合理性。

让革命闹的，我们现在对等级很反感，人们都憧憬革命能够荡涤出一个无等级无差别万物平等的社会，实际上，革命就像玩魔方，换一个顺序而已。而顺序乱了，社会很有可能大不如前。奥威尔的《动物庄园》说的就是这个事。老钱锺书的一句话很在理：革命实践的成功就意味着革命理论的失败。

老孔说，天尊地卑，本来是这样的。所以他在王面前走路跟猫一样蹑手蹑脚的，还提拉着裤子。尊卑是稳定的基础，可是尊卑几乎必然导致贵贱，那就难搞了。你做老总可以，拿100万年薪，可是承受的东西也很多，你拿钱多你活该。我每月拿

    据说写《李自成》的老姚不卖郭老的帐，他说：“郭沫若这个人我一生最不佩服。他说是因为刘宗敏霸占了陈圆圆,清军才入关。其实根本没这事。清兵入关,大顺朝生死存亡,怎么可能因一个妓女误国呢?再说当时北京烟花女子有的是,这怎么可能呢?”

   老姚还说，吴晗在北京饭店夸他的《李自成》第一卷写得比《三国演义》好。老姚对吴的赞扬照单全收，说这是肯定的。解释道，“我比罗贯中晚生了六百年，我懂历史唯物主义，他不懂。”论到吹牛逼，老姚不比老郭弱。

    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流入明代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0多万公斤白银，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25万公斤，西班牙佛郎机这群鸟人逼印第安人和黑人挖了白花花的银子，要拿一半来中国买丝绸和瓷器，估计丝绸是拿去斗牛用，瓷器是贵族喝酒和拉尿用。

    有位仁兄说，日本本来没白银，突然在16世纪发现了一个大银矿，而且不需要挖的，都是地表上！操，拉屎拉到小鸡鸡上了！

“适者”带来的种族狂热和发展焦虑

“适者生存”（survival of fittest）应当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印象最深的一个词组之一，《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还超浓缩地搞了另外一个词组与之配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国家亡了，明末大儒顾炎武还能咬文嚼字弄个“亡国”和“亡天下”之辩，现在严复老老实实告诉中国知识阶层，不做“适者”，种族都会亡，而且这是“天命”！实在是把爱讲天命的中国文人吓得半死。

我很长时间都认为“适者生存”（survival of fittest）是达尔文说的，后来才知道是H.斯宾塞在在1864年于其著作《生物原理》中提出的，斯宾塞和达尔文同是当时英国一些最为活跃的思想者的晚膳会所X会所的成员，斯宾塞的介绍人正是被称为“达尔文守门犬”的赫胥黎。

其实在斯宾塞提出“适者生存”之前，历史基本都是按照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