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的文学史新著考证尚且精辟大胆，但目的性太强，鸟也说过。杨大春的语言身体还没读完，遑论他者，需继续搞快。批评的西方哲学史实在不可原谅，唯物主义，我很害怕了。然后收了些书，孙诒让正义到了，扶友损敌，赵一凡的续编也到了。今天不得了，得了王先谦的三家义，牧斋初学集，朱子语类和钟文烝的谷梁补注，算是古学有瘾，费钱荒淫了。倪梁康，孙周兴的随笔集买了点，怕没时间看，放在显眼处。本说，读西学尽量外文，没办法，又回到中文上。中文本说只读文言，总也自夸。

    想去想来，还是认真读完一点再说。为了应付一些无聊又必须的考试，总需要读通史之类教材。教材其实也不见得就坏，不过一有考试的目的，味道也就如同嚼蜡，苦中似乎有乐，那是自欺罢。读书本乐，怎会苦？那是需要看心境与书是否有缘。

    西学看样子难成，毕竟英文垃圾，拉丁与古希腊有书无心，法文与德语更是遥远。中学其实也没意义，读了又怎样，不读又怎样，成了职业就圈地自画，不成职业，又苦苦求之。文字本是着相深重，害人不浅，自己却还要跳去自戕，又有何太多乐趣。若是不娶老婆倒是自由，每日读点闲书，交点闲友，泡点

   QQ空间人杂事多，故又继续写博客，不得已写，不得已为。

  这厮专业气象，教授高数，喜谈经济，好背古文，读书甚多，一年居然读了一千来卷，其中集中于西方思想史，尤其于卢梭。当然，这厮为人更是好，没事就把我们这些穷学生纠出来请吃请喝。没事还要批批左派，质疑一下右派。没事总是教训我等，唉，不谈学术，多谈风花雪夜。于是我等慌忙翻出陈年诗句，冒充才子。最近这厮口风又变，曰，不谈风花雪夜，多谈经济基础。于是我等又只好大谈商机，如何赚钱。
老常最近要结婚，唉，我真不知道要送他什么。我一般碰见什么要送礼的事情，我一般都去买堆书来送。可我的好书，是老常送的。老常书多，且买书有道，我等不便再做冯妇。叫我如何是好？
云南读书人，多。能读书，多。会读书，多。会读书为人却真诚，却喜欢反思，却喜欢不固定化思维，却好礼亦质疑礼者，常有礼是也。来云南者，皆当拜访之。

中国当代学术江湖上的各派掌门

 

　　　中神通—甘阳，东邪—刘小枫，西毒—赵汀阳，北丐—蒋庆，南帝—汪晖；杨过—陈明，郭靖—郭齐勇，周伯通—余敦康，殷天正—庞朴，独孤九剑—张志扬；乔峰—康晓光，令狐冲—李猛，张无忌—林国华，石破天—林国荣，风清扬—唐逸，冲虚道长—张祥龙，方证大师—陈来，幕容博—余英时，萧远山—许倬云，玄慈方丈—杜维明，苏星河—林毓生，枯荣长老—李学勤，逍遥子—叶秀山，阳顶天—李泽厚，无名老僧—徐梵澄。还有，杨逍—黄玉顺，范遥—干春松，刘正风—邓小军，胡一刀—李强，裘千仞—刘东，灭绝师太—李银河，林朝英—萌萌，传功长老—朱苏力，执法长老—盛洪，段正淳—周国平，谢逊—苏国勋，陈家洛—梁治平，左冷禅—朱学勤，岳不群—余秋雨，任我行—邓晓芒，向问天—靳希平，韦一笑—何光沪，金轮法王—邓正来，鸠摩智—倪梁康，段延庆—葛兆光，张翠山—陈平原，柯镇恶—钱理群，苗人凤—陈嘉映，归辛树—陈家琪，包不同—徐友渔，丁春秋—刘晓波，幕容复—余世存，游坦之—摩罗，杨康—余杰，花铁干—薛涌，东方不败—远志明

   昨天与一位书友谈话，在谈到需要用主义来进行言说时，其顿时奉劝我少谈主义。话题似乎又回到民国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其实在当代理论看来，任何主义都是一种标签式话语，其根本无法涵盖所谈论之人物与思想，从而往往制造很多框架来约束谈论对象。这个常识是任何了解当代理论的人都知晓的。问题是，在言谈中是否能避免这种归约概括性话语。读了点后学，自然可以消解所谓的常识，主义之说更不消分辨，照样解构。但是解构后如何谈论一种理论上的传承或共识集团？如果主义此词可以避免，那按逻辑推导，理论自然也就随之消解，因为理论本身也是一种对普遍性概括或陈述稳定性的追求。那么再发展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谈论什么学术了。概念都已经死亡，那言说又还有什么意义。但问题是在当代谈主义是否真的没有意义？
     显然，在后现代幻象与实在界意义延异的此在中，任何言说都将面临着权力的入侵和思维的惰性。但是在这种状况中，对这种状况的揭示与权力质疑的后面还有什么？后现代是一种策略，而决不是一种价值本身。但它的运用必然具有意识形态意图与篡权情节，其运用中必然与使用者所处的场域有紧密相关的价值立场。所以后现代这种策

迷信为什么不好？科学为什么就好？科学的兴起同时也是理性的兴起，对逻辑判断的独尊，对语言秩序的维护，看似合乎情理，实则以牺牲感性经验与信仰崇拜为代价。所谓迷信，这里要定义看来并不是件容易事情。但在中国语境中，至少可以包括一类事件，这类事件是科学所无法解释或者说是不合乎科学所尊崇的科学原则。为什么把不合乎这类原则的东西就称之为迷信？譬如中国巫术，中国占星抑或祝由科等等。这类事件为何什么就天生要具备迷信的品质？诸位既然如此坚信迷信的绝对负面效应，那我就要请问诸位几个问题：第一，迷信是如何诞生的？它的诞生与科学的诞生有什么联系？你敢保证中间就没有权力的划分与斗争？而这种权力的争夺是否能保证任何一方的正义性？再反观过来，这种二元判断的合法性依据何来？凭什么这种二元划分就具有先验性的合理？第二，科学这个东西是谁来定义的？其普适性价值何时获取？这种普适性获得是否正当？是否真的存在过所谓的科学与迷信的真实事件？而在诸位科学粉丝头脑中，科学的不可置疑的正确性与迷信不可置疑的错误性来自哪里？这种来源的合理性诸位可曾思考过？是不是所谓迷信的事件天生就是个坏蛋？它在人类历史上做了哪些事件在糟糕程度上足以胜过科

  “范跑跑”事件今天才从一位老师口中得之，老师本不清楚是谁。回来上网一看，原来是范美忠。此人倒是有所耳闻。在天涯社区上他曾经为中学老师开过一长串的书单，后来才晓得此人是都江堰光亚学校的负责人之一。我对此人向无好感，因为从他开的书单上，我并不觉得中学老师一定要读，而且这些书籍也不都要什么了不起，误导似乎多于正解。

   不过这次看到范美忠从教学专家变成跑跑专家，倒是有些觉得以外。地震如此重大的事件，如此多学生在教室里，这位人民教师，这位我国培养出来的教育工作者，而且是北大毕业，学校领导之一，居然听见地震自己一人先跑，不管学生死活，不顾学生安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这难道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位范跑跑最严重的问题在哪里？显然，就是居然不顾我国多年对人民教师的培养与教育，不顾我国多年来对教育，对学生的无私关爱，在危难时刻，在汶川地震所波及的许多

昨天与一位书友谈话，在谈到需要用主义来进行言说时，其顿时奉劝我少谈主义。话题似乎又回到民国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其实在当代理论看来，任何主义都是一种标签式话语，其根本无法涵盖所谈论之人物与思想，从而往往制造很多框架来约束谈论对象。这个常识是任何了解当代理论的人都知晓的。问题是，在言谈中是否能避免这种归约概括性话语。读了点后学，自然可以消解所谓的常识，主义之说更不消分辨，照样解构。但是解构后如何谈论一种理论上的传承或共识集团？如果主义此词可以避免，那按逻辑推导，理论自然也就随之消解，因为理论本身也是一种对普遍性概括或陈述稳定性的追求。那么再发展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谈论什么学术了。概念都已经死亡，那言说又还有什么意义。但问题是在当代谈主义是否真的没有意义？
  显然，在后现代幻象与实在界意义延异的此在中，任何言说都将面临着权力的入侵和思维的惰性。但是在这种状况中，对这种状况的揭示与权力质疑的后面还有什么？后现代是一种策略，而决不是一种价值本身。但它的运用必然具有意识形态意图与篡权情节，其运用中必然与使用者所处的场域有紧密相关的价值立场。所以后现代虽然这种策略可以去蔽，但其使用往往

 

  前几日，周旭兄告之今日云南艺术学院钢琴专业研究生有毕业钢琴汇演。本来不敢轻易踏进艺术殿堂，毕竟世俗庸人，纵是人籁妙音，一到我等迟钝之耳，自然也难有启蒙之用。然汪斌峰痴人说纵然不懂钢琴，然彼处乃艺术之地，定然美女如云，旷夫光棍，当去顺便赏花，未必就无桃花事件。想来这汪痴人所言有理，于是与痴人携上小秘庞亮赴艺术学院共赏高雅。

  到后看见汇演现场周旭兄正忙得不亦乐乎。我等在旁找了位子，静心聆听仙乐。一共听了三人的钢琴妙指。费时两小时。听后三人对视无语，唉，意料中一样，对牛弹琴，我等皆牛人也。好不容易附庸风雅一次，却让我们听后没法大作评论，看来，理论在音乐面前的确是灰色的。

  而后周旭兄热情挽留，请我等到音乐学院附近一小竹屋中小酌而大嚼。此竹屋之菜确为地道，味质与川味极近，其中糖醋排骨做得很正宗，庞亮小秘极爱之。其中青梅酒也是度数低而味道醇甜。

  饭后周兄有事先走，我等自然要完成汪军师的规划，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