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敏莉的博客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于 1791年12月15日获得通过。其内容是：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

有人说，毛姆是最会讲故事的作家。果然，一本六百多页的《人生的枷锁》读来毫不沉闷。这部小说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毛姆和书中的主人公菲利普均在年幼失去父母亲，毛姆本人身材矮小，有严重口吃，而菲利普则有一只跛腿，性格内向孤僻。

小说从菲利普的童年说起，父母双亡的他由伯父伯母带大，先后在德国、法国和英国上学，故事结束于他年近30岁时在伦敦医学院毕业。他的生活坎坷，但未至于一直处于社会底层，毕竟，父亲留下来的遗产可以让菲利普基本解决少年时期的读书和生活费用。他在困顿的生活中，逐步找到精神的归宿。

    很不认真地看完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感觉自己对这类小清新免疫了，看着那堆年轻人吊脚坐在蓝天下聊梦想，我已经没啥感觉，不过倒是想起了那些年，我曾经看过的小清新电影们。

    然而小清新是没有明确定义的，在我看来，小清新有着年轻的男女主角，通常不超过25岁，大部分不超过20岁，并非专业演员。场景上通常有走在长了青草的铁轨上，一起吃棒棒糖，沙滩篝火吉他，带着个坨大的耳机作遗世独立状，穿着板鞋布鞋躺于草地仰望蓝天，学校，小书店，女式自行车（最好前面还带个箩筐），洁净的小城镇（以便随时喂养流浪猫狗）……

    很多人说台湾的小清新电影源于《海角七号》，我看并不然，也许只是因为《海角七号》在票房方面成为战后以来最卖座的华语片及台湾影史最卖座影片的第三名（不计算通膨），同时也获得不少奖项，叫好又叫座的结果让台湾观众开始重新关注台湾自制电影（来源：维基百科）。然而小清新的源头，不应该算在《海角七号》的头上。

    提起小清新，我想起的绝大多数是日本台湾的电影。岩井俊二可算是不得不提的人物。《四月物语》里的松隆子迷死了

    每年最后一天，充斥在身边、网络的都是年度总结、年度评论、年度评选……虽则精彩但亦易觉审美疲劳。地震也好，动车也罢，小悦悦、校车、某村（这个年度事件难登大媒之堂，但难以否认它的“年度性”……）这些年度的事件固然可以引起我们对道德、体制等思考，然而思考往往太累，想着想着不禁堕入脑筋疲劳的深渊。

    所谓的年度，其实只属于个人，大事件再怎么大，其实也未必与你有多大的关系。就像新闻一样，只是百分之九十与你无关的信息。本人不甚爱总结，也向来少去想半年以后的计划（旅行除外），所以总结、计划一类的东西多半只用于应付（小时候应付学校、长大应付单位）。不过反正今晚还要出去拍片，下午无聊，不妨也写写属于自己的“年度”，评委只有我一人，多爽。但是在网络这么公开的地方，当然是只谈风月，不谈工作不谈情。

    年度旅行

    旅行是我最大的爱好。

    今年1月1日，在柬埔寨的暹粒醒来。两天后，满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因为我和倩妮姐都没有返回泰国的签证……幸好，旅行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当我和令华姐5月份

最近在迷董桥的书。他在《今朝风日好》这本小书里，写过几句关于书店的优美说话：“书店再小还是书店，是网络时代一座风雨长亭，凝望疲敝的人文古道，难舍劫后的万卷斜阳。”这老头最近出版了一系列的书，总序里写“纸书”写得何其标致：“荧幕上扫出一页页电子书我也试过，冷冰冰没有纸感没有纸香没有纸声，扫得出大学问扫不出小情趣，感觉仿佛跟想在镜框里的巩俐彩照亲吻。”

说实在的，读董桥的书读的不是内容，而是老派的情怀。老一辈文人的风月情怀，藏古揽卷，优雅至极。月下小酌，博古通今，我辈只好望而兴叹。

老派情怀，从“摸”上手开始。早些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今朝风日好》，是棕色书皮烫金书名，最近包括《记得》在内的系列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每本选用颜色不一的皱纸，摸着颇有质感，让人满足。难怪他说，“最后，迷的是装帧。”

他经常说起自己在伦敦求学时，经常去古旧的书店，激起了我说说书店的欲望。最近在太古汇新开张的“方所”，成为全城“文青”的热议话题，我在某个周末下午去了一趟，正好碰上一个讲座，人很多，于是我没逛多久就走了。怎么说呢，书店纵好，种类再多，也提不起太大的兴趣，因为我的怪癖是不好热闹

对于生于八十年代的人们而言，六、七十年代好像不算很远，但听起那个时代的故事，总像和听秦始皇或者凯撒大帝的故事般遥远。我们身边每天都充斥着很多资讯，很多“萌图萌人萌动物”已经足够抢眼球了，对于那个半新不旧的时代，似乎总提不起兴趣。

之前看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翻开了那个时代的难以想象的记忆。我当时在想，我要问问身边的老人，让他们讲述那些故事，可惜一直未付诸行动。近来看了科幻小说《三体》的第一本，居然也写到了那段疯狂的岁月。于是，今天我问起妈妈关于外公的故事。

记得小时候，每次去外公家里，他都会翻出一叠叠厚厚的相簿，指着上面的黑白照片跟我说：“呐，这个是我，旁边的这几个都是苏联专家。”外公年轻的时候是空军，年纪小小的我很难把眼前这个有点潦倒的外公与“开飞机”联系在一起，当然，我也没有耐性去听那些“苏联专家”的故事，于是随便附和几句，就到旁边玩去。

妈妈说，外公不大愿意提起年轻时候的事情了，因为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岁月，所以她知道的也不多。不过她模糊地记起，外公大概是连长，出入都有警卫跟随，洗衣服都有别人帮忙。新中国要建设要发展经济，不再需要这么多军人

有些纪录片在抢救一个时代的记忆，饱含着血与泪的温度。记忆有如真相，像楼兰的遗迹，一下子可能尘封上千年，有些则永远埋藏，直到与黄沙融为一体。纪录片的导演像盗墓者，凭着自己的价值判断去挖掘，最终可能挖出价值连城的宝藏。随即当权者甩出一句：“那宝藏不是你的，你挖个啥啊！”盗墓者也只落得声名狼藉，身陷囹圄。

可是有些人偏不死心，自己出钱出力拍纪录片还不算，拍了不能上映不能发行出版只好偷偷地传播，一不小心还经常遭到人身攻击，可谓心力交瘁。但，就是不死心。

《中原纪事》  艾晓明  胡杰

片中出现了高耀洁教授，她是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经历过很多苦难，多年来自费印刷防艾宣传资料，写书，救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曾经和吴仪就国内的艾滋病问题交谈。在她开的博客上，全部都是关注“血殇”。也许这是一个我们都应该记住的名字。片中有个细节让我非常心酸，那是高教授的老伴去世后几天，她像以往一样，和几个志愿者在家中“打包”她的著作准备寄往国内的一些地方。有个志愿者问高教授那条绳子把包好的书捆起来，高教授一副舍不得的样子。

“高老师，您怎么连一条

看了部禁片《西 藏 （6+1） 年（Seven Years in Tibet）》（禁不禁不知道，反正豆瓣电影列表没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派出代表到西藏谈判，其中一人对着布达拉宫的僧侣说：“Religion is poison.”当然，这只是部电影，当年这个代表到底有没有说到这样的话也许无从考究了，不过宗教是否毒药，本人认为倒是可以讨论。

我并无宗教信仰，至少目前如是。和很多同年代的孩子们一样，我们从小接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被灌输“无神论”，课本和老师对宗教传达的“真善美”向来只字不提。对宗教粗浅且肤浅的了解仅限于家中大人有时候烧香，逢年过节有时候到庙宇“烟熏”一下，当时都认为这些行为是落后过时的，甚为反感。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们逐渐知道并非如此。在稻城的老奶奶一边转经，一边轻轻地对我们说“扎西德勒”；泰国的宗教气色极浓，人们给我一种平和善良的感觉；尼泊尔的清晨，印度教徒拿起祭品喂白鸽……在艾老师拍的纪录片《中原纪事》里，河南的艾滋病村，一位尼姑免费为奄奄一息的病人腐烂的身躯涂抹草药，在超度这些“血债”亡灵的时候留下一滴晶莹的眼泪。

一位部门领导说过，越贫穷的地方，宗教越

偷懒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花了一个晚上把在尼泊尔拍的视频剪了出来。

鉴于我们的新闻“短平快”，于是2分钟时长的片子已经算很长，而且很多对话、故事是不能写在新闻里的，但我不甘心把知道的故事就此埋没，遂写下斯文以作记念。

采访将近结束，我们刚走出游泳馆，轮椅上的董明说跟我玩个游戏。她让我侧坐在她轮椅左边的扶手上，双脚离地，紧紧地搂着她。然后，她突然“开足马力”，可怜的轮椅载着我们俩一路狂奔，居然没翻跟斗。走在一旁的摄像兄弟眼明手快，帮我们拍了一段搞笑的视频。轮椅一边飞奔，董明说：“我的轮椅只让美女坐的。”这时我觉得，这位比我小一岁的妹妹，多么容易感染别人，让周围的人快乐。

缘起那天值夜班的时候，与广州日报的陈导聊Q，他介绍我认识董明。今天中午到了深圳福田党校的招待所，董明说她有事，于是先让她妈妈陪我们在饭堂坐坐。董明妈妈便和我聊起她的故事。

董明六岁进入跳水队，九岁的时候因为比赛避让队友意外受伤。董明妈妈向我演示，“就像是武侠片里扭断脖子杀人的那种”。送到武汉的医院，大夫跟她说：“这孩子没戏了。”董明的妈妈不甘心孩子就这么没了，跪在地上抱着大夫的腿求她救救孩子。大夫依旧不同意，说即使救活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