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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君恩和他的《诗》学名著
鸣
近几年来，在海内外经学、诗学研究热潮中，戴君恩的名字，以不断增高的频率，纷纷出现在各类媒体，特别是各种学术论坛期、专刊，大专院校学报，出版社经学、诗学丛书上。撰文者不仅有大陆文史哲专业和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大学生、研究生，也有港、澳、台学者、作家、文学批评家；更有一批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知名的汉学专家。通观这些文章，比较趋于一致的观点认为：“戴君恩是明末清初‘賞析派’《詩》評家代表人物”；戴君恩的《读诗臆评》，“从文学的角度解读《诗经》，形成了一种《诗经》评点的风气”。“是《诗经》文学研究高潮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而且“是 一部用评点的方式标举诗之艺术情味的上乘之作”。更有专家直接的说： “二十世纪前期开始以马列主义观点研究《诗经》的学者是郭沫若” ，而“从纯文学角度欣赏评论《诗经》、开拓文学研究新天地的人则是明代的戴君恩”。
因此，戴君恩和他的经学、诗学著作，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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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阳书院执教的十位名师录
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澧阳书院建成，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为澧州官立中学堂，澧阳书院历经了113个春秋，有过不断规范、完善、发展的历史，创造了古澧州教育史上的辉煌。史志记载，新兴的澧阳书院，一时“多士云集，数年来，采芹藻，登贤书者，济济相绎，几于希风岳麓矣。”所谓“几于希风岳麓”，就是指其声誉直追岳麓，几可与岳麓书院的成就比肩。能获得如此佳誉，一个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坚持聘用名师。现在，至少可以列出十位名响于世的担任过澧阳书院的山长、主院、主讲、教席等的名师大儒。
1、张九钺主持澧阳书院：澧阳书院建成的第三年（乾隆57即1792年），人称“湘中诗老”和“楚中骚雅才”的长沙府湘潭县籍诗人、戏曲作家张九钺返归故乡后，澧州人即聘来主持澧阳书院数年。张九钺，字度西，号紫岘、陶园，是清代中叶一位深负盛名的大儒。后人誉他为“诗老”，称其诗是乾隆盛世一大宗，甚至把他和屈原、李东阳并提，推崇为“楚中骚雅才”。他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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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典籍记载，李群玉（约807—858），唐诗人，字文山，澧州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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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文、极俊、有诗名”的唐才子之誉终身执教的李宣古 鸣泉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了一本迄今为止洞庭湖史志的最新权威之作——《洞庭史鉴》。该书指出：“洞庭湖区（此指环洞庭湖的长沙、湘潭、益阳、常德、岳阳及荆州江南的滨湖县、市、区）最早的书院是唐代咸通年间（860—873）或以前兴建的澧州文山书院，位于今澧县城关镇仙眠洲，李群玉读书处，以李群玉号文山而得名。”这说明，唐代的澧州，距中国书院之名的出现仅仅一百年左右，就诞生了全洞庭湖区域内最早的书院。而且这个书院比同区域内称誉全国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还早了近一百年（该书认定岳麓书院“为北宋开宝9年即976年建”）。地处1200年前“南蛮”前沿的澧州城，书院文化教育为何能引领江南？人或说，是因为出了一位“诗名冠李唐”的诗人李群玉，但不少书院文化研究者认为：唐代的澧州，能创建起全国现已查到的唐代49所书院中，地方史志和《全唐诗》均有记载、可视为具有“双重证明”的四所书院之一的文山书院，除了李群玉的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力外，还得益于有李宣古这样一位名师。
唐太和元年（827），殿中驸马都尉杜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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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碑版、澧阳石刻和《澧阳帖》 鸣 泉
近两年，澧阳城的日新月异，常令我忍不住漫步其中，大街小巷走来，最叫人心动的，是大大小小机关、商铺门面高悬的招牌、匾额。那些牌匾，多是名家高手的大笔，而且澧籍或职澧、旅澧名人的墨宝居多。像文选德、杨汇泉、颜家龙、周用金、杜修岳、樊哲礼、刘大林、易平等一大批人各具特色、书韵竞呈的字迹，被精心的装裱后，再配以非常时尚的灯饰，真可谓美伦美奂！不仅炫示了澧州古城的繁荣，更让人感受到澧州文韵的沁润！此时，我会情不自禁的感叹：真不愧是一座产生过《澧阳帖》的古城！《澧阳帖》传播的中国独特的书法艺术，在近一千年后的盛世澧州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之所以产生这种感慨，其实是我这个一辈子读书不多，或者说因生逢“书荒”时，连家乡熟土历史上深具影响的《澧阳帖》也一无所知。只是近两年无事滥翻书，才得知：“澧阳旧有法帖石本，其后散失，仅存者右军数帖而已”。
这是《直隶澧州志》根据《法帖谱系》一书所作的记载。经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法帖谱系》是南宋曹士冕于淳祐乙巳年(1245)写成的一部十分著名的书史,是对《淳化阁帖》版本的考证汇编。曹士冕字端可，号陶斋，为曹彦约（别号昌谷）之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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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主讲澧阳书院的名臣和学者澧州漫谈之九鸣
泉澧县一中这所三湘名校的前身是澧阳书院，清代大名臣和大学者陶澍曾经在澧阳书院担任主讲席三年之久。按流行的纪庆年算法，
2004年，应该是进入了陶澍主讲澧阳书院200年这个值得纪庆的年份了！澧县一中在对澧阳书院的遗迹洗墨池修葺的过程中，决定为陶澍雕铸铜象以作纪念，我认为是有意义的。
陶澍来澧阳书院主讲的具体时间，大约在1805年的古历五、六月间，到2004年，是可以算做200年的。在当前的文化建设高潮中，那些历史悠久的学府，都是把书院文化当做直接的宝贵遗产来研究和继承的。据查，澧县一中的前身是澧阳书院，建立于1789年（清乾隆54年），但澧阳书院的前身又是溪东书院，建于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而溪东书院的前身则是“范文正公读书堂”，后曾改名为文正书院，建于南宋宝庆二年，即1226年。这表明，澧县一中实际上是有800年悠久历史的知名学府，而在这近800年的澧州书院历史中，位居主讲席三年之久的陶澍，是第一个最知名的朝臣兼学者，也是第一个最具历史影响力的主讲，还是第一个留有直接咏澧诗文且流传至今的主讲。同时，陶澍又是个“上承王夫之经世致用思想遗风，下启林则徐、魏源等务实变革思想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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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州神童”和他的“三边”功业
鸣泉当前，在各地十分崇尚名人效益、名人品牌、名人文化的时刻，明代中叶的首辅大臣杨一清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大大小小的媒体上，其频率之高，涵盖面之广，涉及的专题之多，堪称少见。据粗略的统计，不仅有史事研究、诗文剖析、人文景观、安边政策、长城沿革，茶马贸易、名胜遗迹、智谋佳话、饮食文化、围棋运动、文物遗存等好多类专题涉及；而且有云南、广东、湖南、江苏、北京、陕西、山西、甘肃、宁夏等多个省、市、区的一些地（市）、县级政府和众多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职能部门、企业单位，事业机构等竞相打出杨一清之牌；更有广播、电视、报纸、广告、学报、专刊、书籍、教材和数十个网站的专页、特刊、评介、论文等传媒倾情加入，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
“杨一清热”。看到这些，我先是有点心动，继而就有些心痛了。因为我发现，“名人效益”的驱动,使得各个地方都在争夺杨一清这个无形资产，但这种争夺，却使杨一清的一些原本明了的基本情况炒成了模糊和浑乱，由此驱使我忍不住也要写这篇小文，企图申述一下：杨一清，这位以文德武功名扬天下、早就被清代赵藩赞为“将相功名一代中，诗歌卓有杜陵风”的明代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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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浦佛光 鸣 泉
最近，我重阅《直隶澧州志》，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但却为以前不曾在意的问题，那就是：澧浦之地的佛教和佛文化，它曾是：“佛光照耀何其早；禅院宫庵何其多；禅灯永续何其神；高僧显祖何其尊！”这不能不说是古澧的一大荣幸；也不能不说是今澧的一份骄傲！我们知道，作为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诞生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左右的古印度（天竺）国，是由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乔达摩（即释迦牟尼）创立的。传说悉达多虽贵为王子，但他面对“人生苦短，忧思无量”的人生之苦，于19岁时毅然出家学道，30岁时“大彻大悟”，明白了造成世间苦难的原因，创立了脱离苦海的“四谛圣法”；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然后带领弟子，四处游化，说法49年；直至80岁涅磐
。悉达多逝世后，被摩揭陀等八国的古印度僧俗人众尊为“释迦牟尼大佛”，而他的思想、理论、修炼方法等，则形成为佛教经典，广为传播。约500年后，释迦牟尼的佛教开始进入西汉武帝统治下的中华帝国，但直到东汉明帝永平8年（公元67年），朝廷正式派人赴西域取经、迎请天竺僧人摩腾等人来到京都洛阳、建造起中国第一座专门译、传佛经的白马寺，佛教才算正式立足中华。从此，佛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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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三袁”的澧州情结
鸣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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