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道且行善--心境花园-

             青铜般敲响生命的回音
                 ——新锐作家了一容的独特故事：《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

                                                     李生滨

    在当代文学的批评话语中，我们在盲目地呼唤大作家，呼唤史诗性的作品，其实一个作家的具体写作，是他生命的历史体验，他的自我的独特写作，可能这才是文学最有意义的东西。就论新时期以来的西部文学，在昌耀的高车、张贤亮的苦难、贾平凹的商州、陈忠实的白鹿原之后，当代文学的批评同样无法回避走进西海固的张承志，四川阿坝的阿来、抒写西藏的扎西达娃，游牧定居新疆的周涛、刘亮程。正是基于这样的自我写作的路径，宁夏年轻的一批作家已经悄然地走向全国。传奇、纯朴、独特的青年作家了一容便是其中的一位。
    了一容中短篇小说集《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 2007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质朴而天然，粗旷而细腻。我们很难用一种单一的小说观念来阐释批评，了一容的文字是生命裸露的感念与悲歌，心灵决绝的个性独白与坚守，使我们不容忽视其存在的真实和价值。从西海固的乡民生活写到河湟谷地的萨拉族、东乡族等多民族聚居地区的异域风情，从内蒙到西藏，到新疆，再到云南、青海……我们可以把了一容称之为中国新一代流浪汉作家的代表。而在流浪的生活里是什么支撑着他的信念和追求？《绝境》其实是整个集子的“序”，说明了了一容小说创作的精神路向。了一容的作品真正写出了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最独特的底层生活。他的小说叙事充满了生存艰难和心灵负重的悲郁苍凉之美，尤其是这种悲郁苍凉里凸现的底层人内心的高贵，令我们感到震惊。
    要说西部文学的刚劲和苍凉，我们自然会想起诗人昌耀。但是以坚定信念与命运顽强抗争的诗人，穿过山谷和梦中的乡途，前方还“有我的黄铜茶炊”[1]。了一容的早年生活和小说直面的却是“毛提”天使，是死亡。了一容早年的大部分作品触及死亡。生的坚守就是为了死的解释。一真一幻，最奇特的是直接描写死亡的《天使》和守护并等待死亡的《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这自然形成了了一容小说一个显豁的主题：活着就得面对死亡。死不是一件难事，关键是对死的审视和担当。
    当然，在死的恐惧和审视中，大部分时间了一容在写一个故事，讲述一个或名叫 “伊斯哈/伊斯哈尔”的小伙子（“我”）独自流浪的故事，命途的奔波，包括爱情的憧憬和梦想。我们可以先从他早年发表在刊物不在此集子中的写单纯的少年人情怀的三篇：《蓝色的钻戒》、《那一片绿土》、《白马啸啸》，这需要用同样纯净的心来阅读。《蓝色的钻戒》平实单纯地白描出一个再也简单不过的故事，但是却轻轻揭起生活的一角，悄悄体会一个人心灵的那些淳朴善良是怎样被顺流而下的生活所冲击，呼唤对其的守护。了一容在新疆放牧过马，他曾用雪洗澡，磨砺意志，《那一片绿土》，是草原上悠扬嘹亮的懵懂青春的爱恋歌谣，唱得高昂，唱得爽朗忧伤，而草原少年的忧伤却又像阳光一样明亮。《白马啸啸》，带着天山远古的生命回音和伤感。但是这样的明朗和伤感，在了一容的流浪生活和生命体验中，是牧神打盹的休憩，是一种奢侈的憧憬和想象。就像昌耀的诗所写的“我在这里躺下，伸开疲惫了的双腿，/等待着大熊星座像一株张灯结彩的藤萝，/从北方的地平线伸展出他的枝叶繁茂。”[1] 美的泥土，美的阳光，年轻人心里永远有一种渴望和力量。

了一容书法作品

    然而对于西部边穷地方的人来说，真正的生活是另一种样子，要么是《颠山》、《历途命感》、《绝境》，无法诅咒的谋生之路；要么是《断臂》、《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和《大姐》，卑微者的卑微生活。不论是普通女子凄苦命运，还是喜生林脸上一行浑浊的泪水，“大姐”的沉默，都让我们无法直面生活和自己的良知。从生活的独特和真实来批评，《历途命感》、《颠山》、《绝境》，是了一容流浪生活的三重奏。作者笔下生存艰辛与人性虚妄的双重真实和惨烈，重锤一样打击我们的心房，人在不堪忍受的卑贱穷困中，经历着人性和自我尊严的精神炼狱。生活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包含一切苦难的人生卑微和人性伤害。人间真情何在？《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是从人生的卑微写亲情和心灵高贵，“就像一曲伊斯兰古歌，一遍一遍涤荡着她的心灵”，也震撼着我们的心灵。《绝境》是如此，《大姐》也是如此。然而这样的人生写真，作者冷峻的笔触更多地凸现的是人活着的丑恶和现实之灰暗。人的善恶之念会在那一瞬间转换，面对人性的残暴和大自然的恶劣环境，人之间亲近而冷漠的东西是那么令人费解。人永远站在自我的立场上，人性的卑俗和人性的虚妄同样让人触目惊心。然而行走在大地上，生命注入了这片土地，了一容却用心灵在一点一点丈量生活。萧乾曾批评作家不自觉地会避难就易，“躲避那勇敢的写实的叙述，而采用省事的方便的写法。”[2] 而了一容恰恰相反，他迎难而上，走经典的路子，用心灵去面对生活，用信念敲打生命，让生命在生活的真实里发出青铜般的回响，因而文字写实的力度和深度，精神的冷峻和温暖，早已超越历史的时空。了一容凭借着独特的文学写作证明着自己的存在，他默默地注视着这个世界，并努力沉入自己的艺术世界，用自己独特的小说叙述，不断传达自己的存在并向世界发出自己难以被漠视的声音。这可能就是了一容特有的平民视角和悲悯情怀。虽然为“命”而活着，但了一容和了一容笔下的人物坚信：“在生命的旅途中，人的信念是压不垮的。” 所以绝境和苦难之中人性美好的坚定信念却也在葱茏地生长，孤绝坚韧地反抗着人类自我的罪孽和黑暗。
    生命的坚硬，我只能用这样苍白的语言形容了一容和了一容笔下人物的主体情感特征。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形象是我们熟悉的，然而了一容笔下的人物在外在的表现上具有一种坚忍和内敛的品格，在骨子里却是坚强的，生命的硬度在柔情和敏感中包裹。生命的坚硬变成内心的忧伤，这种忧伤又因为精神的坚韧而变成生命的倔强。张承志的早期小说显现了理想和追求，却没有了一容内心那么坚硬。所有在了一容笔下的人物体现一种生命的坚硬，多一些当下生活的质朴情怀，表现出有别于张承志的冷静和真诚。苦难中激扬生命，绝境中守护本真。这种坚硬似乎是作者在考验人的内心所能承受苦难和罪恶的极限，这种坚硬却又是一切外在的环境和人性恶的东西无法摧毁的，而同时作者又暗示生命的肉体是那么容易熄灭和腐朽。当下，文学大面积地向软性的叙事倾斜，这更加显示出了一容小说内在品质的可贵意义。当然，当代小说的这种软性叙事，从最初“拨乱反正”的历史走向中，对晚清——五四启蒙文学功利色彩和左翼文学强化政治功用，确实是一种反动，但世纪交替的喧哗骚动中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新写实小说、新市民小说到小资情调和网络情怀的青春爱情小说，尤其是小说世俗情怀追求的泛滥，更不要说美女写作、身体写作！不论是新现实主义对当下生活的关怀，还是新“官场小说”的反腐倡廉，都加入了大量的调味剂，以迎合读者。更为可怕的是，一些作家诗人打着“人性”复杂和潜意识描写的貌似深刻和丰富的旗号，在色情和暴力的另类描写中，导泻着现代人信仰崩溃和理性缺失的非正常情感和欲望。读了一容的小说之所以让人想起海明威，作家也应该鼓励生命坚硬的东西，精神独立的东西。肯定了一容，也就是因为他在宗教的精神生活和个人的内心搏斗之间写出自己的人物“形象”，作品的语言和内在的力量都是质朴的，但又是那么地坚硬和有张力，直接撞击我们的良知和心灵。这是因为他贴近生活、聆听大地，悲郁而倔强地写出了那些生活特别的、不为社会所关注的最底层最边缘的人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悲惨孤独和内心挣扎。
    有时候读着了一容的文字，我也在想，怎么样也“好让自己远离浑浊，远离杂乱的意念，变得纯粹和清明起来。”（《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所以，让我最悲伤的是《样板》借助乡村小学教师的视角。从乡村小学写孩子们的希望和乡村的穷困。在西海固生活的艰难情景里，却有着吴学武的实诚，喜生林父子俩的憨厚，我们在西海固或其他当代乡村小说的描写里并不少见，但敢于直接针砭那些天良丧尽的“父母官”、那些戴着官帽的党棍们为了名位用谎言粉饰太平的，在西部恐怕却只有了一容。《大姐》，让我想起上个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创作中，深受鲁迅影响的台静农，有一篇《拜堂》，沉郁的笔调描写凄苦阴冷的生活，读了令人慨叹悲愤，人生穷苦的精细描写，令人窒息。同样，《大姐》在一定的意义上，让我再次回顾和审视毕飞宇笔下的“玉米姐妹”，男权伦理、权力专制、人性虚妄，生活的苦难，从精神到肉体，女性要承担的最为沉重。毕飞宇的小说在切入生活的故事描写和伦理文化的批判中，却也在张扬作家的敏锐眼光和叙述技巧。《大姐》，没有技巧，只是生活的朴实记录，人性的压抑，生活的沉重，只能表现为自己的沉默。人生没有比现实更沉重的，不仅仅是“五四”启蒙者的鲁迅无法面对祥林嫂。真正经历生活，许多时候我们都无法直面现实的严峻。《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还有《小说三题》之一的“淖里的绵羊”），让我忧伤，而且忧伤不已。了一容的小说不是那么雕琢得近乎精致圆润，但却大都内容质朴，情感强烈，用青铜般的真实有力地打击读者。另外，了一容喜欢简捷地抓住生活中的某一个细节，把这个细节变成自己穿透生活和人性本真的楔子，像钉钉子一样直接戳进阅读者的心灵世界。《小说三题》都是这种细节的犀利出击。可以说，了一容小说就是凸现心灵与现实激烈冲突和矛盾对抗的“生活特写”。这种独特手法造成的独特的艺术效果，我在前面说了，不能以普通小说的单一观念来界定和批评。生命不朽，他以生命卑微和卑微生命的高尚进入我们的阅读。
    可以称得上是前辈的张承志，也曾描写西海固人精神的狂欢或悲伤，但是因为他们生活的际遇不同，形成不同的叙述方式和审美追求。我们知道，不论是宗教的事情，还是道德的东西，人们都在试图维护和遵循一种固有的美好的秩序，人需要不断地提升和完善自己。特别是在一块物质方面比较贫乏的地方，在一片无鱼的旱海中，人们就会更加强烈地需求一种心灵幻象或者说人性回归的价值认同。这也许就是文学的意义。当然，文学作品不论是在言说的过程中进行的生活想象，还是传统价值的叙事解构与回归，作家都是在努力展示人类心灵的隐秘、丰富和高贵。正是这样的意义上，有批评者认为，宁夏乡土文学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3]（贺绍俊：《宁夏文学的意义》，《黄河文学》，2006年5期）。”那么了一容的意义就更为可贵和独特。首先，他流浪的特殊生活经历和文学记录所涉及的地域无比辽阔，辐射了西部最为独特的地域风情和生存环境；其次，生活苦难和人性真实的揭示烛照更加深刻和强烈，触及生命的悲壮和绝望；然而最关键的在于作者小说叙事里灌注生命热情所体现的内心卓绝的坚韧、信念和精神，没有一个当代作家可以追随。这样的意义上，了一容的小说创作又一次丰富了当代文学对于底层生活的描写，形成自己特有的悲悯情怀和文学追求；或者说丰富了人类永远需要充实的人文精神和生命内涵；也带给自己作品其他西部作家不可取代的文学品质。读了一容的《火与冰》，我领教了他冷峻而诡异的叙事本领和驾驭人物心灵世界的天然般的能量。了一容从多民族交融的生活里，从严峻的生存环境里，用他内心的无比坚韧挖掘人性的特别价值和精神信念。他以粗厉的文风，直白的叙事，铜质般语言的朴素和硬度，建构自己的写作风格小说世界，那个小说的世界是无法摧毁的。所以了一容的创作具有双重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而且那种真实和真实背后生命坚韧的东西令人不断地被打动和震撼，那青铜般敲响的生命回声，久久地在我们心里回响。

                                回族医学

                          --------- 阐发自然生态医学奥义

    回族医学的本质是自然生态医学。它把人作为天地自然(大宇宙)、先天理象性智的被造物，以人之心身(小宇宙)来考察并揭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体心身形色性智形式的统一协调规律。把对生命性智的认识深入到更高的层次，从人、自然、社会和心身统一之整体联系中发展人类保健事业。

    在回族先贤汉文译著过程中，也大量吸收、融进了东西方诸如天文、气象、历法、星辰、物候、生物、化学、生育等当时堪称世界一流的科学成就。回族学者以儒诠经、传西学、发奥义，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些成果。可见，回族医学是纯粹反映自然与人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文化形式。因此，渊源多样与地域分布广阔便成为回族医学的突出特点。其独特的哲学理论根源，更有其人类共同的传统医学的综合基础，使之成为世界性而非区域性的民族医药文化。这样的文化形式超越了民族区域的限制，要求人们敞开胸怀、追求智慧、崇尚理智、善于观察、勤于思索，从天地的形成、日月的运转、四时的更迭、社会的兴衰、人的生老病死及灾伤疾患等自然、社会、生命现象的观察思考中寻求迹象，探索真理，获取知识，谋求人类幸福。

    阐述和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生命科学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医学思想与智慧的回族汉文译著，如《天方性理》、《正教真诠》、《清真指南》等，曾精辟地揭示了宇宙起源、生命过程、天人感应、生物遗传、性理属显等大世界(天地万物)和小世界(人身)的生态关系。而且，回族的生态医学更重视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批评和加以改革的必要与建议。如《清真指南》卷三言：“真一乃造化之原主，无极乃万命之原种，太极乃万性之原果，两仪乃万形之原本。形不离性，性不离命，命不离理，理不离真一。真一有万殊之理，而后无极有万殊之命，太极有万殊之性，两仪有万殊之形。”大世界(天地)之为理，是为小世界(人身)之为物，故“天地之秘，仙神之奥，性命之微，万物之理，莫不尽付于人……心体之光明现于周身，而后视听闻尝、运行知觉各呈其用”。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家们指出：人类之性除具有“草木之性”和“禽兽之性”的一切能力之外，还具有言语能力、求知欲、劳动和创造欲、名利欲等。其中求知欲使人对事物探本求源、孜孜以求之；创造欲使人对物品精益求精、不断推陈出新；名利欲使人们追逐名利，并因此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正教真诠》言：“灵慧之命，乃人之性，更兼生觉二性，能扶人长养，及使人知觉，而更能推论事理……大都有生之物，唯有一心，独人有两心，乃‘人心’、‘物心’；亦有二性，乃‘真性’、‘禀性’。”《清真指南》言：“真性与命同源，所谓仁、义、礼、智之性；禀性因形始具，乃火、风、水、土之性。”真性与“四气”相杂，亦称气质。现代医学定义为“个体心理特性”。但气质内容本身又涉及到了体质，体质是个体生理特征的整体性综合反映。两者的关系，就是“身”与“心”、“形”与“神”的关系。从源头的古希腊及阿拉伯伊斯兰医学时代起，就时有医贤探究气质和体质差异问题，均未形成完整的学术思潮，但历史根源的影响依然存在，《回回药方》中的“禀性衰败”和病理“根源说”就是其例。进入近现代以来，探求个体生理特性成为西方心理学的一大热门。肯定个体存在着心理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影响着个体的众多心理过程和行为活动，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西方医学近百年却围绕着人类生物的生理和病理共性，而建构起了西医学，否认个体存在着的体质和气质的生理特性，以及这类特性给诊断和治疗个体病症造成困难这一事实。

    回族医学对健康的认识是建立在外在形式和内在本质(形神)完美一体观的基础上：一方面关注现世生态对健康的影响，另一方面表达了对人类健康的完美追求。回族先贤认为“人身乃万物之精华”，又言“乾坤大，物无穷，尽在微区方寸中”(《五更月偈》)。然而，人类生活在“尘世”复杂的宇宙天地大环境中，不是生活在单一因素(如实验室)之中，影响健康的致病因素就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清真指南》言：“天地万物人极之形体浊而有朽，因染于火、风、水、土之侵构，重重帐幔……，’人之身心从胚胎发育开始就已经受到两种“污染”，一是先天的污染，即隐潜的致病因素(可能存在)；二是后天的污染，即现显的致病因素(现实存在)。这些隐潜的因素，有构成身心的要素(四性、四液)及其构成比例(质、量)，人的出生地及故乡天地生态环境，个人出生时的天文星相及物候等；现显的因素，包括个人成长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教育背景，饮食偏嗜，饥饱失常及不洁食物、饮料，劳逸失度，嗜睡贪懒，苦行劳倦，恶劣气候，居处潮湿、阴暗，暴晒，以及情志激愤、不遂、郁闷、悲恐、忿怒等。因为回族只崇奉独一无二的真主，并认为此外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物皆不具神性。

    回族医学，注重研究的是世界上万物的生成、演化和持续发展，而不是其具体的物质构成和空间的展开。研究的对象始终是有思想感情的活人，协调精神对生命的特殊意义和关键作用。因为精神是人体最高层次的功能，它所要把握的不是机体的器官实体，而是人体作为活的整体的功能与结构的关系。这种整体功能结构关系，又表现为与天地自然(大宇宙)相互和协，机体发育和生命维持的节律。从这个意义上讲，回族医学不是治(生物人的)病，而是助(社会的)人，是“赞天地之化育”；亦不是直接针对病症所在，而是“穷理尽性”，即帮助人恢复和提高人自身具有的调节能力，调动和激发人的生命潜能，从而实现祛病健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