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读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有感
“美”者，羊大为美，一种来源于物质世界的灵感带来了这个农业文明时代的“美”的定义；“美”者，媚也，一种来源于感官世界的触媒带来了这个颇有小资情结的“美”的定义；“美”者，引起爱的特质，一种来源于精神世界的体验带来了这个感性度较高的“美”的定义。而我们伟大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年），却在其《大希庇阿斯篇》里借着他老师苏格拉底之口坚定地告诉我们：美是难的！
起——美之辩论
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智者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年——前399年）与诡辩派人物希庇阿斯之间来了一场围绕“美是什么”的辩论。而这场辩论的文本成了西方美学史上第一篇系统讨论美的著作，它拉开了关于“美”的讨论的序幕。
那么，苏格拉底与希庇阿斯究竟辩论了些什么呢？
苏格拉底试图要给“美本身”下个定义，而希庇阿斯则以各种美的事物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再三的论辩下，逐次出现了这样的结论：第一，“美就是一位年青漂亮的小姐。”第二，“黄金是使事物成其为美的。”第三，“恰当的就是美的。”而苏格拉底则把这些结论一一否定，就第三个最有可能成立的定义，他也同样让它的意义完全消解。他认为“恰当”是一个原因，而一个原因只产生一个结果，那么它就不可能同时产生“实际美”和“外表美”两个结果。所以，辩论至此，几乎到了山穷水尽，而希庇阿斯也颇想临阵脱逃了。于是，此时的苏格拉底换了一个讨论方式，他自己提出一些可能的定义来逐一探讨。第一，美就是有用的。第二，美就是有益的，用于善的方面，产生好效果的。第三，美就是视觉和听觉所生的快感。但是，就第三个定义来讲，它所指快感是由视觉和听觉两种感官共同孕育的，而事实上，仅视觉或者听觉就不能产生感觉的愉悦性了吗？难道只有视觉和听觉公有而且每种也独有的共同性质才是产生美的源泉吗？这是“美本身”吗？[1]
苏格拉底的回答是否定的。而此时的他，只好感慨地引用了一句古谚：美是难的。所谓“美是难的”，其实也就是要给“美本身”下一个定义是难的，探究美的本质是难的。而这也的确像一块大石头，“它的存在注定了西绪福斯终生劳苦而毫无所获的可悲宿命。”[2]然而，几千年来研究者们皓首穷经之志依然难能可贵。
承——论之分析
对于《大希庇阿斯篇》的文论价值，如前我们已经承认了它的开天辟地之功。然而，当时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依然处于萌芽阶段，对于“美本身”始终都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概念。但在他的美学思想体系逐渐形成以后，他作了一定的交代。在他看来，“美本身”又可以叫做“最高的美”，它“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它只是永恒地自存自在，以形式的整一用于它自身同一，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泉源，有了它那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但是那些美的事物时而生，时而灭，而它却毫不因之有所增，有所减。……先从人世间个别的美的事物开始，逐渐提升到最高境界的美，好像升梯，逐步上进，从一个美形体到两个美形体，从两个美形体到全体的美形体；再从美的形体到美的行为制度，从美的行为制度到美的学问知识，最后再从各种美的学问知识一直到只以美本身为对象的那种学问，彻悟美的本体。”[3]从《会饮篇》的这段论述来看，在柏拉图心目中，美本身是一种绝对的、永恒的美，而它并不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人间。
第一，他忽略了存在的相对性。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相反，事物的内在和外在结构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而它们存在的这个世界也始终处于运动状态，于是，我们肯定：没有绝对的静止，只有相对的静止。那么，柏拉图所谓的“美之永恒”也便无从说起了，因为“美”无论抽象还是具象，它既然存在，它就必然运动，它就必然有相对性。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柏拉图所谓“绝对的、永恒的美”就是错误的。
第二，他割裂了个体与一般之间的联系。具体说来，他剥离了美与美之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过分地强调“美本身”，而始终否定美的事物。当希庇阿斯摆出各种具体的美的事物来让柏拉图感知的时候，柏拉图并没有抽取它们美的特点的共性，相反，他用这些事物的个性缺陷来否定甚至言辞激烈颇有批判意味。而我们知道，美的观念其实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而美的事物又体现了这种美的观念，所以它们形成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孤立的观念与事物。
第三，他将美抽象化、神秘化，而未注意到美之感性。这些具体的事物之美是感性的，它们能让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而使人产生愉悦感。但是，我们的哲人却非要从这感性的美的事物中寻找一个完全抽象的概念“美本身”，这不得不使人望而生畏，不得不让人与美产生距离感。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美学论文选》中说道：“生活本身就是美。”“生活就是美的本质。”[4]既然美的源泉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而实实在在的生活又需要美的点缀与充实，又何必非要把“美本身”看作是我们不可企及的事物呢？它又何必只存在于天上，而不能存在于人间呢？
转——析之我言
基于上述对伟大的哲人柏拉图的“不敬”之辞，小子还想粗浅地谈一下自己对于“美”的理解。窃以为，美是非功利的。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告诉我们：“那规定鉴赏判断的愉悦是不带任何利害的。”[5]“从而将审美活动与认识和实践活动区别开来，即审美活动既不是概念性的认识，也不是为着道德目的的实践活动。由此开始，‘非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便成为现代西方美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6]笔者在这里援引这一术语，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理解。
第一，美的创造是非功利的。
美的创造者在创造美的事物之初，假若心怀欲望也便产生了功利性，此时，他将遭到欲望的羁绊而很难一心一意、全身心地投入到创造美的活动中去，于是，他的体现在物质形式上的作品也就带有了欲望的痕迹而显得不够纯、不够真。相反，很容易让人看出刻意雕琢的痕迹，而无法达到“无我”之境。也因此，所谓“有用、有益、给人快感”等都不能成其为美的本质，因为它们都抹上了一层功利主义的色彩。而要达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境界，创造者就必须摒弃一切杂念，让自己完全沉浸到美的创造中去。
第二，美的欣赏是非功利性的。
同样道理，站在美的欣赏者层面来看，“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7]个人经验虽然会给艺术欣赏带来干扰，但这并不是我所要说的功利性，因为这是经验使然而欣赏者在获得经验以后往往在无意识间将这种经验调动起来而无可避免。那么，笔者所谓“欣赏的非功利性”主要是指欣赏者在欣赏作品时不带任何功利性的目的，比如对于作品物质价值的评价、出于商业目的的鉴赏等。
可见，美的非功利性的创造和欣赏其实也是难的，因为毕竟很少人能真正完全超然于物外，也便使笔者的这种期许变得有些乌托邦，虽如此，却美好。
合——言之归流
美的具象事物是无限的，美的创造与欣赏是非功利的，美的本质的探求是艰巨的，所以，“美是难的”。这也正与希腊语中“美是难的”的另外一层含义“好事多磨”得到了照应。
引用佛教六祖慧能的偈子“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原因在于：第一，与柏拉图所认为的美之“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见”的互答；第二，非功利性就是“空”，创作者与欣赏者心境之空，才能真正感受到作品深处蕴藏的“美”。
行文匆匆，资料欠丰，但以伟大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的《大希庇阿斯篇》为发端，引我对“美”的思考。
——————————————————
注：[1]
[2]
[3]
[4]
[5]
[6]
[7]
犹抱琵琶半遮面
春愁让人感伤，“一夕轻雷落万丝”，春雨淅淅沥沥如剪不断的愁绪。
春暖让人倦怠，“云淡风轻近午天”，春日的温柔抚照如母亲的手般。
沪上的春天总是时雨时晴，而晴的时节又远少于雨的日子。于是，看着阴霾的天空屈指细数春的信息，总不那么如人意。春天似乎就是江州司马笔下那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女子，隐隐约约，似有似无。
这样的年岁让我习惯了在夜晚临睡前躺在床上读读中国古典小说，惬意而温馨。小说者，虽为“小道”，却总是能传达出其他文体所不能传达的人本主义来。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在那样一个思想多多少少遭受禁锢的年代里，能有无数次冲破窠臼的冲动那怎么不是一种“开天辟地”呢？所以，枕边的书页给这个似真似假的春天带来了真正的春之讯息。
山色晴岚景物佳，暖烘回雁起平沙。东郊渐觉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堤上柳，未藏鸦，寻芳趁步到山家。陇头几树红梅落，红杏枝头未着花。
孟春时节正是这个样子，暖烘烘，乱糟糟。闲散地坐在大草坪上，那还都是去年枯黄的草叶，毛毛刺刺地吸附在我的毛绒外套上，像朵朵碎花一般，惹人讨厌又惹人喜欢。康健园的茶花开得甚好，满树都是红的、粉的，那朵凋零这朵怒放，这朵待发那朵含苞，争着要得众人的夸赞。只是此时尚没有“时时舞”的“流连戏蝶”，只有来来往往逸致闲情的游人。
每日青楼醉梦中，不知城外又春浓。杏花初落疏疏雨，杨柳轻摇淡淡风。浮画舫，跃青骢，小桥门外绿阴笼。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帘第几重？
仲春的光景恐怕不外如是，直让人有种郊游的强烈愿望，那会儿完全脱卸下厚重的冬装，筋骨也完全舒活了，挎上背包，登上运动鞋，去爬山最是美妙不过的事了。只是那多少看来是个美丽的乌托邦，真正能如此惬意又在何时呢？只好去纸质书页中寻找这种美丽的实现罢了。
先自春光似酒浓，时听燕语透帘栊。小桥杨柳飘香絮，山寺绯桃散落红。莺渐老，蝶西东，春归难觅恨无穷。侵阶草色迷朝雨，满地梨花逐晓风。
春尽连着夏日，满园飞花飘絮之时，已入成长之年。不见梨花带雨，不见海棠含笑，只为蚊虫常叮咬，燥天躁心时撩人。又到那离别时，满怀悲慨的心情在散伙席上涕泗流。凤凰花开的路口，奏响《祝福》曲。
未想在这“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春天，丝竹悦耳，梵音空灵，思绪纷飞。或正因这是大学的最后几个月罢，行将毕业时的春天，来得如此晚，也将非常短。历历在目的生活片段让人无法割舍，离别的哀伤时时袭上心头。
四年前，高中毕业。高考结束后，我粘着表姐去了她的大学——南京师大。那是我第一次踏上南京的土地，也是第一次得到老妈的应允远行他乡。那正是表姐本科毕业的时候，看着他们的离别，感觉那些伤感离我好远好远。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散伙饭，无疑是一次又一次地在伤口上撒盐，谁都不可能忍受分别的苦楚，因为四年大学生活让一群又一群孩子脱离青绿，走向了成熟。四年后的今天，我即将大学毕业。曾经憧憬的大学生活在四年的完全体验中即将画上句号，我不能忘怀每一个瞬间，它们已渐行渐远，于是，只好将这些记忆深埋心底，用一生去怀恋。
这四年，我笑过、哭过、累过、乐过……奉贤两年、徐汇两年，我结交了许多同学和朋友，你们对于我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细数起来，最难忘者莫过于那些专属于我们几个的故事了。
属于我和长的故事：
一直都觉得我们俩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在观念上、在经历上、在感情上，我们一起体验，一起疯狂。我们一起看海，一起喝酒，一起奔跑，一起欲哭无泪，一起……太多的一起让我难以忘怀。在那些特别的事件、那些从来前无后无的体验之后，我们都长大了。但是，对于朋友以及我们共有的回忆，我总难以割舍，藕断丝连，这些虽已成过往，却丝丝缕缕牵念着，总让我在梦中看到。
属于我和五位战友（婷婷、毛毛、珊珊、娇娇、阿庄）的故事：
我们六个在一起整整相处了两个月，虽然来自不同的班级、不同的家庭，但当我们朝夕相对，一起听课、研习、谈论各自班级的学生、商量管理事务时，我们从陌生走向了熟悉。在汇中的日子里，我们六个是一体的。于是，对于战友的感情，比及其他体验，总要深刻得多。因为我们真正一起携手磨砺了整整两个月，在那个我们都曾陌生的地方。
属于我和小新的故事：
我们是老乡，但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并没有被分到一个寝室，所以虽然相识却并不熟识。大三回本部，我们被分到了同一个寝室。语言上的相通总会让人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对于故土的眷恋让我们快乐地打造着1210这个小家。两年来，我们总是过着两人世界，无论寝室里的成员如何变迁，都始终把我们俩留住了。我们俩都属于“未长大”的孩子，见阳光洒满大地的时候，便手挽手快乐地带上零食去郊游，午后沐浴着阳光，在操场上，在康健园，在水乡古镇，我们快乐地呼吸自然，敞开心扉。
属于我和卡卡的故事：
2008年12月21日，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的连绵细雨中，在味千我和玲在他对面哈皮地吃着红豆冰。2008年的最后一天，忙完了我的学期课业也要告别倒霉的2008和不顺心的大四第一学期了，下午开完党组总结会后，我们相约共进晚餐挥别2008迎接2009。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每天过着懒猫的日子，蜗居在寝室，或者漫步在雨中，享受着幸福甜美的爱情。开学了，我的工作落实了，我们要告别憧憬开始仔细规划了。
都市文化人類學視角下的“鴛鴦蝴蝶派”
意象形態文學，它“是以大眾的趣味為自己的趣味，以迎合大眾來吸引讀者、佔據市場的商業化寫作的結果。”[1]這是 葛紅兵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學精神》中給出的一個定義。那麼，僅就這個定義而言，意象形態文學似乎充滿了功利性，有比較突出的世俗化傾向。“但是，這不等於說意象形態文學沒有自己的審美標準和價值追求，……它的存在豐富了人們的閱讀層面，提高了文學的娛樂功能，對意識形態化文學的衛道、宣道寫作是一種反撥，對意志形態文學的孤高、不群是一種挑戰”[2]。而我們即將要討論的“鴛鴦蝴蝶派”便是中國現代意象形態寫作的代表。
“鴛鴦蝴蝶派”興起於清末民初（即20世紀初葉）的上海，盛行於“辛亥革命”後至“五四”運動前後，而後一直延續到解放前。它生存的時代是中國動盪不安的年代，它誕生的土壤則是被冠以“紙醉金迷”等貶義辭彙的都市文化。社會是人的社會，城市是人的城市，與都市文化休戚相關的必然是居於這個城市的自然人，無論過客還是定居者。所以，筆者試從都市文化人類學的視角粗淺地談談對於“鴛鴦蝴蝶派”的認識。
灘塗文化——都市文化學範疇
上海，這個一個很特別的城市。它雖然是直轄市，卻很少有人習慣用“上海市”來稱呼它；而“上海灘”這個詞卻為大多數人認可並使用，凡說到“上海”之所，必然呼其曰“上海灘”。假若用滬語來說，這三個字會變得更加生動形象，因為我們的腦海中一定會浮現黃浦江和外灘。
“灘，水濡而幹也。”它往往是河、海、湖邊淤積而成的平地。其中，因河流或海浪的衝擊而在入海處之所形成者，就叫“海塗”、“海灘”或“灘塗”。顯然，把上海稱為“灘”是很符合客觀實際的。
就地理特點而言，上海生成于長江入海口的灘塗地帶，位於中國東部沿海。最初，它只是一個小漁村，而在1843年即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簽訂以後的第二年11月7日，上海正式開埠。從此，小漁村的故事就宣告終結，而它優越的地理位置正促進了它經濟上的勃發與騰飛。開埠前，至清嘉慶為止，上海不過是個只有60條街巷的小縣城。然而，在開埠近20年之後，上海的外貿出口便超過了中國最早的通商口岸廣州。1861年，上海的出口份額佔據了全國出口貿易總額的半壁江山；九年後，廣州已不敢望上海之項背（上海63％，廣州13％）。上海經濟上的飛躍正使它如一顆新星般在中國東部沿海閃耀，就像1904年蔡元培的社論《新上海》中所盛讚——上海是黑暗世界中“光焰奪目之新世界”。
所謂“黑暗世界”，主要是因那個時代的歷史特點而言的，也即“鴛鴦蝴蝶派”誕生發展的那個年代。當時，中國封建帝制徹底垮臺，向以“文以載道”為己任的中國傳統文學，在突然間失去政治所指且學院知識份子文化集團尚未形成之前，形成了文學上的“真空期”；而封建科舉制度的破碎也正為文學界輸送了一大批經過古典文學薰陶的優秀寫手。
而上海的商業之發展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商機，於是人口流動之高潮在這個時期來到了。勞動力需求的增多讓上海的街頭人頭攢動，知識份子也同樣因各種各樣原因在這個“真空期”裏來到滬上，尋找出路。根據易中天先生《讀城記》所述，1852年，上海人口僅54.4萬，到1949年，則已增至545.5萬。[3]這在當時是多麼驚人的數字啊。
交通的發達、商業的繁榮、人口的流動、歷史的變遷，用“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來形容上海的狀態，恐怕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吧。而這些因素，又正都與灘塗“開放”之特點暗合。於是，獨特、自由、包容、多元、開放、融合的都市文化形成了。加之這種文化又是在中西兩大文化浪潮的衝擊下積澱而成的產物，所以，我們稱之為“灘塗文化”似無可厚非了。
移民部落——都市人類學範疇
因著灘塗文化，上海“人”的生活方式與處世態度也便有些獨特。他們與傳統文化格格不入，也不同於其他新興城市的“都市新人類”，因為上海的城市發展本就與其他傳統城市之發展相迥異。它的崛起是被強加的，而速度卻是迅捷的。同時，上海的人口組成主要以移民為主，無論外國的還是外省市的，三教九流齊集於上海灘上。所以，我們將這群生活在上海都市中的人類區別地稱作“移民部落人”。
那麼，就“鴛鴦蝴蝶派”這一文學流派而言，從“人”的角度看，它主要涉及到生產者和消費者。筆者將“創作者”（作者）和“欣賞者”（讀者）稱作“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原因，主要在於“鴛鴦蝴蝶派”文學之誕生是一種商業化的結果，作家成了專業寫手，他們以寫作小說為職業，並以此來過生活；而讀者則為著消遣娛樂這個目的，花上一點小錢，買本讀物來看看，以打發無聊的“禮拜六”生活。於是，《禮拜六》刊物誕生了，“禮拜六派”出現了。
從事“鴛鴦蝴蝶派”小說創作的作家多是身兼數職的，如包天笑、周瘦鵑、範煙橋、張恨水等既是副刊的撰稿人，又是報刊主編。所以，在上海報刊業蓬勃發展的年代裏，他們有著最清醒的傳媒意識，對於目前的市場以及市場的前景有著比較清晰的認識，因為報刊的發行量將直接影響到報刊的生命期以及他們的報酬，而報刊的內容往往對報刊的命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所以，這群作家為了滿足讀者的心理，往往有意識地調整自己的創作。但這不能說他們沒有主觀立場，因為他們的人生閱歷與知識積累時時刻刻都在影響著他們的創作，所以在形式上和語言上都是能很好地體現出他們的文字功力與文學修為的。而他們所要調整的主要是小說的故事情節等，因為這與消費者的“接受”密不可分。
童慶炳先生在《文學理論教程》中有這樣一個概念：“在文學閱讀之前以及閱讀過程中，作為接受主體的讀者基於個人或社會的複雜原因，心理上往往會有一個即成的結構圖式，叫做期待視野。也就是說讀者在閱讀理解之前或過程中對作品呈現方式已有了定向性期待。”[4]而“鴛鴦蝴蝶派”的讀者同樣體現出了這種“期待視野”，他們要的是假日的輕鬆與節期的愉悅感，所以，他們期待的小說必然帶有明顯的消閒娛樂的功能。這種小資趣味正可以補償由緊張的生活節奏帶給現代都市人的壓抑和絕望，“愛”這個人間永恆的主題往往被運用發揮得淋漓盡致。同時，上海的移民部落往往生活在一個“罐頭式”的空間裏，他們與外界的交流往往是比較狹隘的，回到家時便會習慣性地關起大門，然後窩在幾十平米甚至更小的屋子裏而與外界隔絕起來。而況是在那個動盪的、導致人們精神虛空的年代呢？所以，我們的消費者群迫切需要“鴛鴦蝴蝶派”小說中的各種各樣的愛情來填補他們心理上的空白。
結
在上海都市的獨特土壤中，這樣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出於那樣的創作意圖，我們的“鴛鴦蝴蝶派”能不落人口實嗎？因為畢竟這些小說相對于傳統所謂“正道、人倫、社會觀念”是相背離的，它們往往顯得有些另類。但是，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客觀的環境因素決定了“鴛鴦蝴蝶派”的誕生及繁榮，而它的最終的衰落也是歷史主潮所趨，不可避免。
於是，筆者慨歎：任何一種文學形式都有它存在的理由與價值，假若我們都用“灘塗文化”的包容態度來看待的話，相信它們能發展得更好！過去的“鴛鴦蝴蝶派”當受到這樣的對待，未來的“新鴛鴦蝴蝶派”也理應被正視！
注：
[1]
[2]
[3]
[4]
[5]
一個不會變成落花碎影的美夢
——記戊子歲臘月廿七卯日故地重遊
卡卡心心念念古壇的兩棵百年銀杏樹，於是，歸來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搖坐三輪驅趕至瀛洲公園。此時，我們看到的百年銀杏終因為冬天的來臨早已落葉成泥呵護老根了。而曾經門庭若市的公園門口，人跡也已如落葉般很顯凋零。
當我們相攜進入公園後，記憶的潮水如即將見到的長江水般滾滾湧來。
我早已不記得何時第一次來到這裏，只能依稀記得是小學時的某個清明節，在新河烈士陵園掃墓後全校師生一同來到瀛洲公園遊玩。而卡卡卻能清楚地記得，他第一次來是在他小學二年級的時候，也是先去烈士陵園掃墓，也是隨後來此遊園。奮展想像的羽翼，我能看到綠蔭下穿著藍白色海軍服的卡卡在公園追逐嬉戲的情態。而時光卻如此易逝，站在我身旁的已是一個大小夥了。
“看！那邊是小火車，每次來我都會去玩。”我興奮地喊起來。
“是呀，以前這個位置還有旋轉飛人。”卡卡也應聲道。
那鏽跡斑斑的鐵軌證明了荒廢已久的事實，而原本屬於旋轉飛人的位置也由蹦蹦床所替代，此時此刻只有一兩個小朋友在那邊玩耍了。令我們振奮的是，願意為同樣遭遇廢置命運的遊船，雖然歷經了滄桑，卻依然能順利航行於清澈的河面上。垂柳雖然已無一片殘葉，叢叢翠竹倒影在清水中，愈加如漂浮在水面下的碧玉了。
拾級而上便是長江大堤了。“以前我最喜歡來這裏吃田螺串……”“是啊，是啊，每次來我都要吃好多好多！”“哈哈哈哈……”只是現在已經沒有了田螺串，沒有了做這個行當的阿姨。兒時的記憶，在相同的地點，面對相同的景物，卻如此不堪推敲，一下子似乎那個美麗的夢就破滅了，而我們，也長大了……
帶著無限遐想與遺憾，我們已來到海天一色的長江面前。我和水有緣，所以每次見到水都能興奮到無法控制。於是，我要求卡卡和我一起到下面去，到漲潮時淹沒的地方去。我們是奔向江岸的，殘留的灘塗在丁字壩的邊上，枯萎的蘆葦搖擺著她的蘆花腦袋正和我們打招呼。散步在水泥堤岸上，那種感覺很奇妙，淡淡的喜悅，淡淡的憂愁，一切都顯得如此恬淡，似乎生活就該是這個味道，就該是這樣一種理想的狀態，或許這和人的心境有關吧。
“君住長江頭，妾住長江尾”的日子宣告結束，一起坐在長江邊上呼吸著接天江水一路奔騰後的風塵僕僕，借江風拂去塵埃。霧氣濛濛中，太陽只如一個小圓盤，卻依然讓江水泛著粼粼的波光。不遠處的港口傳來陣陣汽笛聲，就在那裏，船來船往、人去人至；就在那裏，夢想啟航、滿載而歸。踏過的灘塗上已站上一對新人，新娘飄逸的白色婚紗、新郎筆挺的白色西服，彼此甜蜜地依偎著，一如岸上所有的情侶；幸福地面向東方憧憬著無限美好的未來，一如這滾滾不絕廣袤無垠的長江。滌蕩了所有的埃塵，剩下的只是完整的美。
待他們離開，我和卡卡沖向丁字壩。剛開始，倆人還能肩並肩向前邁進，小心翼翼地注意著腳下的坑坑窪窪；漸行漸遠，漸遠漸窄，只容許一人通過了，於是，卡卡在前我在後，倆人像兩隻大螃蟹一般繼續往前。壩上的浮水印很明顯越來越深了，為了安全起見，卡卡停了下來並阻止我繼續前進。這裏氤氳著更乾淨的空氣，霧中的我們也變得迷蒙起來，水汽很大，卻美得無法用語彙來形容。我深深地呼了一口氣，孕育我的母親河讓我聞到了兒時的奶香，讓我感受到了溫暖的懷抱。突發奇想希望永遠能在這麼美的地方看風景，雖然我知道堤岸上的人們正看著看風景的我們，誰叫我們已和風景一道幻化作了美麗的夢呢？
在這個定鼎的地方，注目遠眺，遠方是什麼？那是多麼美麗的一個夢啊！
原路返回到瀛洲公園內，這裏有許多石頭和泥土堆成的假山，許多年來依然如故，唯一發生改變的就是原本稀疏的樹木已長成茂密的林子。在沒見過大山之前，我和卡卡都曾爬過這裏被稱為“假山”的土堆，也是在這裏，我們都曾幻想真正的大山是怎樣的景致。兒時的想像為我們編織了一個又一個美麗的夢。重拾起這些美妙的片段，卻讓我有似曾相識的感慨，或許現在這樣的情形真在我的夢中出現過，而現在已變成現實。我們在這裏呆了很久，看綠葉蔥蘢的桂樹，聞疏影橫斜的浮動暗香，聽悠揚婉轉的鳥鳴。
站在這裏，我看到了曾經的那個調皮的我。因為從這個角度看過去，正可看到當年誤擾鴛鴦的那個地方。那是一座完全用石頭砌成的假山，有兩層，有亭翼然淩駕於假山之上，而下面一個小小的山洞也正辟出了一片小小的空間。今天在這裏，依然山上山下兩對鴛鴦。而不知道何時的那個曾經，牛頓那個蘋果沒有砸到我頭上，卻偏偏誤落山下洞中，擾了一對鴛鴦，尷尬情狀不言而喻，小朋友的第一反應就是撒腿就跑。在今天看來，似乎我也只好慨歎一句：瀛洲景依舊，只是人不同。
是啊，無數次來到這裏，除了原本的猴山不見一點蹤影而變成一片大草坪以外，其他都已物是人非。光陰荏苒，改變了人，改變了人的心境。每次同來的伴侶總是不同，而每次來的年歲也總不同，於是每次來此的心境也便不同了。兒時的童趣，少年時的困惑，青年時的浪漫。似乎瀛洲公園成了一本要用一生去讀的書，每個階段來此都將有新的感觸。於是，她更成了一個美麗的地方，成了一個美麗的夢，我也願用一生去體味這用不能變成落花碎影的夢。
戊子歲末記於離島草廬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對於這句即便是耳熟能詳的熟語，卻從未細細體味過它所包涵的內蘊所在。因為人從來不會在沒有任何契機的情況下去思索這些那些，而往往是從生活中汲取了現存的養料，於是聯想將腦海中的記憶提取出來，然後重新組成資料——資訊的量化形式，再次存入大腦。
也正因此，今天午餐間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引起了我對於“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句話的思索。
一
韓國料理，顧名思義，主營韓式風味的餐食，這裏的食物很正宗，因為是韓國老闆請了韓國師傅過來做的料理，所以，每天來此用餐的人也便絡繹不絕，這裏也便門庭若市了。每到正餐時間，這裏就如一個小小的地球村般，各種膚色、各種語言、各種聲音在這裏協調著暖暖的食物香味，為小小的兩間餐室營造出了溫馨的氛圍。五湖四海的夥伴們相聚一堂享受美味的食物，也便有了一個不可多得的觀察人的機遇。
在濟濟一堂的主餐廳裏，一位音樂學院的大四同學在我們鄰桌的一個空位上坐了下來。就在她的凳子還未坐熱的時候，又一位音樂學院的研究生在得到那位同學的許可後在她對面的空位上坐了下來。這似乎本就只是一席很簡單的午餐，沒有什麼懸念，也沒有什麼戲劇性。然而，同學的一句話，卻在走出餐廳後，引起了我的思索。
“那個研究生是上海人。”
我順其自然地瞥了一眼鄰桌，在第一時間內作出了判斷：“她是外地來的。”
“沒有啊，我覺得她的衣著打扮很明顯是上海人啊。”
“不，我覺得她沒有那種上海人的感覺。”
一陣默然，倆人繼續享用著面前美味的食物，但此時似乎都沒有全心全意在享受美食，反而都在側耳傾聽著鄰桌兩位陌生人的對話。她們很顯然在彼此搜尋著對方與自己的共通之處，從音樂學院聊起，到老師，到論文，到工作，然後很自然地過渡到了各自的家鄉。研究生先問本科生：“你家鄉哪里？”本科生很坦誠地答道：“浙江溫嶺。你呢？”“江蘇南通。”
談話聽到這裏，我和同學相視而笑。因為這簡單的四個字證實了我的判斷。
可是，我作出該判斷的依據究竟是什麼呢？僅僅是直覺嗎？還是她的衣著舉止呢？抑或另有其他呢？
二
不是衣著，也不是舉止。
論修養，她是修習藝術的研究生，很顯然有著很好的藝術修養，舉止行為大方得體，絕對沒有那種來自外地偏遠地區的缺乏素養的表現。而她的衣著打扮，也同樣並不庸俗，色彩搭配也很是悅目，絕看不出來鄉村的氣息。
論語言，她的普通話發音很標準，沒有濃重的鄉音，更沒有嚴重的語音問題。根本就很難從這方面根據方言區的特點來判斷她的故鄉在何處。
細細考量我的判斷，其實主要原因是她身上的“氣質”。請允許我借用心理學上的這一專業術語“氣質”，因為找不到合適的語詞來表達，所以暫時委屈一下“氣質”一詞。根據語境，我所謂的“氣質”主要是指一種來自於故鄉泥土所賦予人的特殊氣息，或更貼切地說是影響。就像我們面對一群同是黑頭發、黃皮膚的日本人或韓國人時，我們可以很準確地判斷出他們的國籍一樣。而這種判斷來自於主觀上的對於陌生人的距離感。通過這種距離感，在視覺形成圖像以後會馬上輸送到我們的大腦中，然後大腦根據收到的資訊立即開始分析解碼，根據我們本能的地域感作出準確的判斷。
那麼，這種地域感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物質”呢？它作為判斷對方的媒介，究竟擔任著一個怎樣的角色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追根溯源這種地域感的源頭。但是，我不是生物學家，也不是人類學家，要瞭解這個問題，恐怕上述的及下述的一切也都只是猜測罷了吧。
個人之見，孕育我們的故土給了我們對於地域與距離概念的本能。每個生命個體都與他們的故土息息相關，就好比母親與孩子之間的血脈相通一般。無論是土生土長的孩子，還是祖輩時期就已移民他鄉的遊子，任何人都有他的根之所在，而這個“根”便是他們的先人最初誕生的地方。先人們喝著這裏的水，吃著這裏土壤培植出來的生物，他們便與這水的生命、與這土地的生命生生世世不可分割了。於是，一代又一代的繁衍過程中，他們的血管裏始終有了這水這土，有了這根。
每個人便因之有了他所特有的“氣質”，無論他們生在何時，行將何處，他們身上與身俱來的“氣質”是不可改變的。即便是在一個移民城市裏，操著這個城市的純熟話語，但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氣息也是很容易被“嗅”出來的。
三
於是，對於本就深愛著故國土地的中國人來說，這種“氣質”便引起了鄉土[1]情结與尋根意識的誕生。
20世紀20年代，中國文壇上刮起了一股“鄉土文學”風。彭家煌、王魯彥、許傑、許欽文、王任叔、台靜農等一批寓居於京滬大都市的比較接近農村的遊子在“為文學”的文學旗幟下，將農村生活作為敘寫對象，以農民疾苦為主要內容，他們目擊了現代文明與宗法農村之間存在的差異，在魯迅先生“改造國民性”思想的啟迪下，帶著對童年和故鄉的回憶，用隱含著鄉愁的筆觸，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莫過於沈從文和王魯彥了。沈從文從多角度為我們描繪了一個澄澈的湘西世界，“翠翠”二字幾乎成了鳳凰與人性的代名詞。而于魯彥，我最喜歡《柚子》、《菊英的出嫁》這兩篇小說。前者將便宜的柚子暗喻為廉價的人的頭顱，對於揭露湖南反動軍閥屠殺人民的罪行生動形象而鏗鏘有力，“（看過殺人後）重擔落在我們的心上，我們的腳拖不動了，我們怕在墳墓裏，也怕離開墳墓，只是徐緩的搖著軟弱的腿。”[2]擲地有聲的話語不僅讓我們看到了殺人如麻的封建軍閥的猙獰面目，也讓我們痛心疾首愚昧無知的圍觀者。讀罷小說，我們也同魯彥一樣發出這樣的感喟：“湖南的柚子呀！華南人的頭呀！”[3]而後者更是借民間風俗冥婚，講述了菊英的母親為了給菊英配一門“親”省吃儉用終於得償所願，但菊英其實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因患白喉而去世了。這樣的民間習俗即便是在當今21世紀的農村也依然存在，還屢見不鮮。我們且不說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的現代作家們的現代意識，就僅作品的內容來看，作家們能夠刮起這樣一股文學思潮並頗有影響力，與他們筆下的題材的獨特性休戚相關，而這些題材都源自他們的生命體驗，源自賦予他們生命的土壤，於是那片土壤也便成了他們創作的土壤。
正因為鄉土意識是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所以我們才能在文學作品中找到無數民間非物質文化的影子，也能從文學作品中尋覓到消逝的種種習俗民風。我們要感謝我們的作家們，更要感謝土地賦予他們的獨特“氣質”。然而，當他們漂泊了太遠、漂泊了太久的時候，當他們受到來自異地之風的吹襲、受到來自異域之風的侵擾時，這種與生俱來的集體無意識又喚醒了沉睡的尋根情結。種子落在哪里，根就在哪里。
1985年韓少功在論文《文學的“根”》中說道：“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的文化土壤中”。汪曾祺先生如他的老師沈從文先生一般，為我們繪製了一幅清新秀麗的江蘇高郵圖，這裏民風淳樸，民意單純，生活簡約，卻處處透著生命的意趣。陸文夫踩踏著青石板路，吟著陸遊的詩句“小樓一夜聽春雨，明朝深巷賣杏花”把我們帶到了江南蘇州的小巷深處。路遙讓土生土長在僻遠山村的高加林和劉巧珍演繹了一段戲劇性的悲劇，卻不忘將高家村的老黃牛和綠田野搬上舞臺，而這個背景，比人物故事更具有吸引力。
於是，依託這靜態的文字，我們看到了動態的鄉土景，動態的鄉土情。源自心底的情感總是最真切，最能引發共鳴。
四
我曾經在喧囂的都市里遇到過一位和我同籍的學生，其實這本不是什麼稀罕事，因為畢竟我的祖籍和我現在所在的這塊土地並不遙遠，相反，我的祖籍隸屬於此。但是，那位學生的家長在驚訝于我是他的同鄉並一點都沒有從我蹩腳的上海話中發現一絲崇明方言的痕跡時，他很坦率地告訴我：他的祖輩曾在島上生活過，但那時就已舉家搬到了長江的南岸——上海；他的父親，只在戰爭年代去島上避過難，惶惶也匆匆，直到今年9月份去世，享年83歲，也無緣再回島上看看；而他和他的兒子，從來沒有去過小島，也不知道他們的老家究竟在哪個確切的位置，只瞭解了一個大概；他也只年輕在寶山當兵時，眺望著長江的北岸，卻始終對崇明——他的故鄉感到迷茫與好奇。所以，在他心中，始終有一個夙願，那就是：帶上他的妻子和兒子，一起回家鄉去看看，認認自己的根，也希望後代不要因為棲居都市而忘了自己的根之所在，即便從來久不曾在這裏生活過。
近年，有很多年輕時漂泊去城市闖蕩的遊子們，在歷經了人生滄桑以後，回到島上，在鄉間蓋起了自己的房舍，攜著老伴，拜過祖墳以後，便定居落戶在了故鄉的土地上。他們說：這裏空氣新鮮，環境優美，最重要的是，這裏有親切感，其他地方都無法給予的親切感。
或許那正是人的潛意識中最深刻的戀家情結了罷，家是港灣。無論你在外面如何，血管裏流淌著的鮮血，賦予了那樣的氣質，而這氣質將世世代代衍承下去。
注：
[1] “鄉土”，此指故鄉泥土，包括城市和鄉村。
[2]《中國現代作家選集：魯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08月，P17。
[3]同上，P19。
詭異的湘西趕屍
在一個交通不便的偏遠地區，一個人跡罕至的僻靜小路上，有一隊形跡怪異的人匆匆走過。領頭的是一個法師模樣的人，只見他身上套著一件青布長衫，頭戴一頂青布小帽，腳上穿著一雙草鞋，腰間系一黑色腰帶，腰帶上還掛著一包符。他的後面是一個或幾個披著寬大黑色布袍的人，動作僵硬一跳一跳地跟著往前行走。他們被草繩一個一個串起來，每隔七八尺一個。他們頭上戴著一個高筒氊帽，額上壓著幾張書著符的黃紙，那黃紙一直垂到臉上，使人看不清長相……他們是人嗎？為什麼打扮得那麼奇特，行走的姿勢又那麼僵硬？慘澹的月光下，我們發現那似人非人的、動作僵硬的、一跳一跳往前行走的竟然都是屍體！陰森地、幽靈似地穿行在小道上，間或那法師模樣的敲一下手中的小陰鑼，那聲音，在空曠的荒野更顯得陰森慘厲，令人毛骨悚然。
這個故事是吉首大學 陸群副教授在她的《湘西趕屍》（P2～3）一書為我們講述的湘西民間關於“趕屍”這一神秘詭異的民俗的傳講。
據李冬生先生在《中國古代神秘文化》一書中關於“趕屍”一俗的闡釋，是這樣的：
趕屍是曾經流傳於湘西沅陵、瀘溪、辰谿、漵浦一帶的奇特而又神秘的風俗。湘西沅江上游一帶，地瘠人貧，農民無以為生，多赴黔東山區采藥、狩獵，或作小販。這些地方崇山峻嶺，瘴氣很重，惡性瘧疾流行，環境極端惡劣，外地人進入山區，很容易染病身亡。漢族在傳統上“落葉歸根”的觀念很重，人死以後定要將靈柩運回故里安葬。但是，在外謀生的人家大多經濟困難，無力跋山涉水將死去的親屬從外地運回，於是，巫師就創造了一套奇特的運屍辦法。
過去，在湘西沅江上游一帶的沿途村鎮裏，夜晚聽到由遠而近的敲鑼聲，人們就知道是趕屍者經過，行人趕快避開，養狗的人加則把狗關將起來。趕屍，由法師走在前面領路，邊走邊敲鑼，被趕的屍體跟在法師後面，像麻雀似的跳著行走。如有兩個以上屍體則用草繩聯繫起來，每隔六七尺系上一個。屍體戴著高筒氊帽，額頭壓著幾張畫著符咒的黃表紙，一直垂到臉上。趕屍晝伏夜行，白天住旅店。那一帶的旅店一般都做趕屍者的生意。這種旅店一年到頭不關大門，因為趕屍者都在黎明前進店，入夜後離去，屍體放在門後倚牆而立，如遇雨霧天氣，山路難走，往往一停就是幾天。盜賊從不光顧這種旅店。情景雖似荒誕不經，但據民俗學家調查，曾經在這一帶開過旅店的老人大多親眼目睹過趕屍。據他們說，趕屍者是身穿道袍的法師，不管多少具屍體，都由一個人趕。屍體之所以能夠跳行，全靠蒙在屍體臉上的那一紙黃表符咒。進入旅店後，法師首先要將那張符咒揭下來，不然屍體就會自動跳動起來。
趕屍這一行業流傳於湘西一帶，與這個地區的自然條件、風俗習慣密切相關，若在其他地方也就很難通行。因為，首先住店就成問題。其次夜間行人聽到鑼聲不知避讓，反而去看熱鬧，豈不出事。加上山區路少，趕屍非從村中經過不可，按照民間習俗，一般是不准屍體進入村莊的。再一敲鑼，狗跑出來，扯住屍體，那就麻煩了。而在湘西由於習俗使然，這些問題就不復存在。直至抗戰期間，在重慶街頭仍可見到“代辦運屍回鄉”的招貼，據內行人說，“運屍”就是湘西的趕屍。（P139～140）
面對這種神秘的原始習俗，除了聳人聽聞以外，就是理性的剖析了。
湘西有著它獨特的地域特點——崇山峻嶺，山清水秀。但是，它的交通落後，資訊閉塞，根本無法和現代化的大城市相比擬。但這也正成了它產生這種源遠流長習俗的土壤。我並不想將“趕屍”的內幕赤裸裸地揭示給眾人看，當然，在陸著《湘西趕屍》一書中已詳盡地將內幕昭示給了世人，所以我也不必多費口舌了。那麼，我在這裏最感慨的主要是以下兩點：“崇鬼拜神的民間信仰，“落葉歸根”的傳統觀念。
原始先民對於許多無法解釋的自然現象往往是抱著恐懼和崇敬的態度的，因為無法用他們現有的知識解釋，所以，為這些現象蒙上了一層神秘莫測的色彩。然而，他們並不是對這些產生質疑，而是崇拜。但現在的我們，很多時候仗著自己已知的一點皮毛便妄下斷言甚至否定一切不可知的現象，以為一切都是迷信，以為自己堅持的就是科學。可是，我們難道能信誓旦旦地肯定我們肉眼看到的就是真實嗎？那不可能。所以，從這個層面上講，原始先民要比我們理智、也比我們謙遜，他們看到未知的現象和事物，第一反應是崇敬。正是出於這樣的心理，我們的先民發明了一整套完整的巫術。
所謂“巫術”，我們可以從著名人類學家弗雷澤的著作《金枝》中找到依據。（以下轉摘自：http://www.everlook.cn/articles/sympathetic.html）
英國著名的人類學家弗雷澤在《金枝》一書中提出交感巫術理論，將全部巫術歸結為兩種類型：一是基於“同類相生”或“果必同因”的相似律原則，採取比擬或模仿的方式施術，即模仿巫術，也叫順勢巫術；二是基於接觸律或觸染律的原則，通過一事物的某部分或與其相關之物來影響該事物，即接觸巫術。弗雷澤將這兩類巫術合稱交感巫術，認為“物體通過某種神秘的交感可以遠距離地相互作用”。參考弗雷澤《金枝》，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頁。
相似律巫術（imitative magic）：交感巫術（sympathetic magic）的一種類型，其理念是基於「同類相生」，把彼此相似的東西看成同一種東西。民間因此便借由此種巫術，對那些被視為有神力的東西進行模仿，以便也能同樣獲得那種神力。
接觸律巫術（contagious magic）：交感巫術的另一種類型，認為經由接觸的過程，可將神力傳遞給被接觸者，較為普遍的「開光」儀式就是此類思維的表徵。
對於神鬼世界的恐懼與崇拜，正可以從湘西人森森的鬼魅世界中得到印證。
而就“趕屍”來看，鑄就它經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其實在於中國人傳統的“落葉歸根”的觀念。這種觀念幾千年來一直深深地埋藏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作為集體無意識，所有人都會在臨近死亡前要回故土看看，在死亡後期待重歸故里。這種回歸故土的思想正促成了趕屍的誕生。不遠千里的遊子，雖然生命不再了，但軀體也要與故鄉的泥土同化。就像艾青說的那樣：“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中國人就是這樣，對於故土的依戀達到了一種近乎瘋狂的地步。而我們也將繼續為之瘋狂！
——————————————
參考資料：
1．陸群/著《湘西趕屍》，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06月；
2．李冬生/著《中國古代神秘文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03月；
3．朱師旭強《儺裝神弄鬼七千年》，《中國地名·旅遊地理》2006年第12期；
4．CCTV-4《湘西趕屍調查記》。“愛情”的誕生
——兼談影片《費城故事》
柏拉圖曾說過這樣的故事：
從前，人都是滾著行走的，因為每個人都是“雙面人”，有分開的兩個頭，脖子以下合二為一。而“雙面人”總共有三種類型，一種是男男雙面人，一種是女女雙面人，還有一種是男女雙面人。有一天，人類觸犯了上帝，上帝一怒，就把人給劈開了，讓他們歷盡磨難去茫茫世間尋找另一半。所以，人世間也就有了三種愛情：男男之戀、女女之戀、男女相戀。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發現，在柏拉圖的時代，人們已經發現了這三種不同的性取向，並且把它們當作一種客觀自然現象來看待，而不帶有色眼鏡。而在今天，我們將前面兩種性取向稱之為“同性戀”，後一種則稱為“異性戀”；當然，還有一類性取向是“雙性戀”。但是，在柏拉圖時代被認為極為正常的“同性戀”，到了近代、現代甚至當代，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某種歧視。
正像好萊塢影片《費城故事》裏的那個故事所展示的那樣：精明能幹的律師安迪·貝克雖然業務出色、成績斐然、年輕有為，但因為他是一個同性戀者、因為他患上了愛滋病而受到了歧視——來自單位、來自同行、來自社會……影片中，我們可以多次看到社會上的人對於“同性戀”者的態度——嘲諷、譏笑、唾棄，而對因為“同性戀”而患上艾滋的病人，更是厭惡、侮辱、避而遠之。這種現象的產生從根本上來說，其實是對於“同性戀”和“愛滋病”的認識之缺乏。影片中，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愛滋病”這種傳染性的疾病是很容易傳播的，即便握一下手、坐在附近、觸碰物體都會感染上，於是，人們對於艾滋的恐懼和排斥也就變本加厲了。而對於“同性戀”，尤其是因“同性戀”引起的“愛滋病”，人們更是不僅從愛滋病本身引起的身體病變上徹底地厭惡，還從引起這種病變的根本原因上深惡之。影片攝於1993年，在那個已經比較發達的美國城市來說，猶然如此，而況其他更為落後的地區呢？
當然，這種歧視在當今雖存在，卻已明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這要歸功於人們對於“愛滋病”的科學認識，也要歸功於全世界人的共同呼籲和努力。但是，我們說，對於“同性戀”的認識，我們還停留在比較膚淺的層面，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接受了這種性取向，但總體而言依然對他們的行為帶著有色眼鏡。近年來，以同性戀為題材的影視作品明顯增多，《霸王別姬》、《春光乍泄》、《斷背山》、《刺青》……這些作品的出現對於人們就“同性戀”的認識可以說是有某種促進作用的，因為肯定了這種非大眾化的“愛情”，肯定了這種性取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於“同性戀”的無知看法。但是，要真正除下這副有色眼鏡，我們還是要從認識“愛情”之產生因由出發。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雖然無法從故事中去考證，但依據已經得出的科學結論，我們有必要對此感知認識一下。
BBC有這樣一集紀錄片《兩性奧秘》，通過對於兩對問題夫婦的解決過程，我們找尋到了這樣的答案：第一，互相溝通是前提；第二，當熱戀過去，真愛才真正開始，此時才可取創造美滿姻緣。而對於導致愛情衰落的原因，據頂尖關係專家侯活馬文的說法則是：
一、撤退被稱為上帝的請求，通常由男人主導，而女人卻會對這面孔窮追不捨；
二、逐漸擴大將負面的資訊越擴越大；
三、負面詮釋舉出負面例子，遷移到他們的感情生活中去；
四、失效當你以口頭或者身體去攻擊對方，這段關係大多會分手失場。
這段資料雖然沒有直接明確地從生物學的角度去分析愛情誕生的原因，但我們從這裏還是看到了一點很重要的原因：吸引與溝通。而實例更讓我們體會到了“平淡是真愛”的道理。
那麼我們說，既然吸引與溝通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事情，那我們對於性別的要求也就要淡化了，而此時，對於“同性戀”與“異性戀”的區分也就沒必要那麼明確了。
教育实习日志（七）
雨中惜别
十一月七日，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七”以星期为单位，一星期是七天，星期七就是一星期的最后一天，意味着一个礼拜的终结。于是，推演到更大的时间范围内，它意味着一个阶段的结束，酝酿着新的开始。
“七”，巧合到正好是第七篇教育实习日志，也是最后一篇教育实习日志。因为两个月的实习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褪去老师的身份，回归学生时代。正应了它表示“结束”的内涵。
而今天，在二十四节气中，是立冬日，再一次意味着结束与开始。秋天结束了，冬天来了，在连绵不断的秋雨中，上海的秋天宣告终结。而在雨中，我也和我的学生们一一惜别。
我们留到了最后一刻，因为所有的不舍都让我们在最后一刻才宣告这一个时段的结束。今天，是孩子们期中考试结束后的第一天，也是他们秋游的日子。原本很HIGH的心情全被滴滴答答的雨破坏了，本要去苏州乐园的计划也只能作罢，于是我们去了熟悉的上海科技馆。虽然没有原本高涨的热情，但科技馆里的氛围依然是欢愉的。
孩子们让我带她们去儿童科技园玩。一路上，她们要我穿上她们的校服扮成她们的同学，实在好笑，不过也许我假若真的穿上她们的校服扮成初一学生样，基本上也很难有人认得出来我已经远大于初一学生的年纪，呵呵……其实，我从来就没能进入过儿童科技园，因为这里明文规定十二周岁以上的不能进入，而我前几次来的时候，都已远大于十二周岁。但于我的学生而言，她们没有师长的带领也不能进入儿童科技园。所以，机缘巧合之下，我和她们一同进入了儿童科技园。这里很有趣，靠呼喊能喷水，靠灯光能让飞机转动起来；当我们进入人体的肺部时，除了看到一颗颗肺泡以外，还能听到喇叭里的讲解。
“ 梅老师——你在哪里？”
“我在‘肺’里——”
然后，孩子们和我一起进入了肺部。有同学打趣说：“老师，我在‘肺’里喝水！”“我在‘肺’里打喷嚏！”“哈哈哈……”一阵欢笑过后，有同学发现了更好玩的东西。那是滑滑梯，但它包括了好几个部分，有管道、瀑布、楼梯、网等等，而当我们看到小朋友正快乐地玩的时候，我们决定也脱了鞋子去玩一下。但是，预谋未遂，就有阿姨来阻止了我们，她很严厉地说：“只有一米三以下的小朋友可以玩，你们很明显都已经超过了嘛！”唉，无奈之极，我们要是能变矮就好了。所以，好玩的不能玩，那就去测测心率吧……“请徐汇中学初一8班的同学们马上到出口！”广播里已经向我们下逐客令了，只允许我们15分钟，还没好好玩够，我们就要离开了，而以后，她们基本上也不会再有机会来这里玩了，因为她们马上都要满12周岁了，儿童时代对他们来说，也即将远去。
来时雨，去时雨。在雨中，我们离开了科技馆；在雨中，我将离开徐汇中学。当车子在徐汇中学门口停下的时候，我在车上和他们一一道别。有同学问：“老师你为什么要走，不能留下来么？”有同学说：“老师，我们舍不得你走。”……得到学生的肯定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在雨中，Y同学说要给我拍照，让我留在她的手机里。在雨中，L同学对我非常不舍。在网上，看到孩子们给我的留言，看到孩子们在群上说的话，我觉得两个月的实习对我来说是值得的，当时选择去实习是正确的。
这是一份美丽的回忆，对我来说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孩子们，谢谢你们两个月来带给我的一切，祝你们过得开心，过得幸福！
再见，孩子们！
再见，老师！
再见，徐汇中学！
也许以后我还会回去看你们的。
小店風雲
——一個有關改革開放三十年歷史變遷的小故事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個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
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跡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春雷啊喚醒了長城內外
春輝啊暖透了大江兩岸
啊，中國，中國
你邁開了氣壯山河的新步伐
你邁開了氣壯山河的新步伐
走進萬象更新的春天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個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
天地間蕩起滾滾春潮
征途上揚起浩浩風帆
春風啊吹綠了東方神州
春雨啊滋潤了華夏故園
啊，中國，中國
你展開了一幅百年的新畫卷
你展開了一幅百年的新畫卷
捧出萬紫千紅的春天
最近聽這首歌，真的很感慨。
10月30日晚上，校黨校結業典禮上，紅色歌聲飄滿了整個禮堂。平時很少會唱這些歌曲，然而，在今天晚上，所有節目都是紅色的，舞臺上一片鮮豔的火紅，像燃燒著的火苗一般，在我心中燃起。思想彙報沒有能夠像寫散文一樣，過多的模式化束縛了真切情感的宣洩。於是，我情願這般，在荒誕地裏，抒發自己內心對改革開放的真實情感。
聽多了靡靡之音，再回到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來，突然發現這些紅色歌曲似乎更有感覺，因為它的視野是宏觀的，因為它傳達的情感不是娛樂的。而它們，又正激起了我對自己成長歷程的回憶，於是，這種抒發或許就要變得自傳化了吧。
我出生的時候，已經是1987年了。那個年代，距離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已過去了8年零9個月。在這將近九年的時間裏，我沒能看到祖國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後來的九年裏，我卻對身邊發生的變化深有體會。
我一直記得在五歲那年，鄰居家開了一間小賣部。那時候，我家住在河的南岸，鄰居家的小賣部則開在河的北岸。河上沒有橋，只有一條廢棄的水泥船，兩頭格搭著一條窄窄的木板。但對那時的我們來說，無疑是一件再美不過的事情了，因為我們以後的零食可以隨時在這裏買到了。開張那天，在熱鬧的鞭炮聲中，我們一群小屁孩也顧不上木板的寬窄，爭先恐後地跳上了那條廢棄的船，蹦到了小店門口。
小店很小，東西其實也不多，但對當時的我們來說，那是莫大的恩賜了。香甜的花生糖用五顏六色的塑膠紙包著，每顆只要5分錢。於是，每次嘴饞的時候，就偷偷從儲蓄罐裏拿一毛，去小店買兩顆糖。而最喜歡的是，還能得到那些五顏六色的塑膠紙，所以每次都讓阿姨給我不同顏色的糖果，收集起來，做成一朵朵小花，很美，很有趣。我一直記得當時我搜集了許多許多，每次在姐姐面前還能小小炫耀一番。
對於零食的記憶，除此以外，便是火腿腸、營多拉麵了。那個時候，奶奶聽別人說小店新來了一種食品，叫“火腿腸”的，聽別人說很好吃。於是，我從奶奶處拿了點零錢，好奇心驅使我奔向小店買來了“火腿腸”。紅色的包裝，細細的腸狀，第一次享受這樣的食物，真的覺得很美味，那種美好的味道也只停留在了那個時候。到現在，明確了這是一種垃圾食品以後，對它也多有不屑了，呵呵，不知究竟是成長還是丟失。而營多拉麵留給我的，更是一樁說來天真的事情。當時，電視上有營多拉麵的廣告：“撈撈撈，許多撈面。”伴隨著的是一雙筷子在撈啊撈拉麵。因為廣告裏面那種快樂的情緒，促使我花了不少的零花錢買了一包（對當時來說，那真是一件奢侈品）。然後，回到家裏，也便學著廣告裏的樣子泡好以後不停地撈，以為會越撈越多的……那實在是美好的記憶，於是，那個胖乎乎的小女孩似乎真在對著我嘻嘻微笑了，似乎那個不是我，倒像是別的什麼人一般。
而那時最記憶深刻的一件事還不在於此。記得有一天，外甥女（比我大30多歲的堂姐的女兒，比我大近十歲的外甥女）和大嬸嬸（她的外婆）來我家玩，我這個“姨媽”興奮得很，從儲蓄罐裏拿了一大把零錢，然後就沖出了門。由於太興奮，在木板上一腳踩空了，摔到了河裏。只聽到對岸阿姨喊了一聲，還沒等她來得及營救我，我就已經一骨碌爬到岸上了。然後，滿腿污泥、一身河水地和她說：“我要買零食。”……而直到現在，那件事在大人回憶起我小時的情景來時，他們還是津津樂道。
後來，上小學以後，光顧小店的次數也越來越少了，有關小店的趣事也越來越少了，對那段記憶也變得模糊起來。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小店和我一樣也在長大。大概在兩三年後，小店由泥地變成了磚鋪地，而也在那個時候，我們搬離了老屋，離小店也越來越遠了。大概在我小學快畢業的時候或者稍早一點的時候，小店再一次進行了整修，原本的磚鋪地也不見了，隨之取代的是水泥地。地面一次又一次改變，但那兩間屋子始終沒有發生變化。直到我高中的時候，小店進行了改頭換面的翻修。兩間屋子被完全打通了，而且門也由木門改成了卷閘門，門外還搭了一個很大的涼棚讓過路的人和等車的人閑坐一會兒。說到等車，或許也正因為那條公路的煥然一新以及公共汽車的通車，小店才有了徹底的翻新。地板也鋪上了地磚，嶄新而寬敞。小店在成熟，那條水泥船也在某一天悄然離開了我們的視野。船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條寬兩米左右的橫跨整個河面的水泥橋。說實話，似乎更懷念以船代橋的那段歲月，因為它是在給了我們這些孩子樂趣。
它不僅僅是一條連接兩岸的水上之路，還是我們釣魚養魚的好地方。因為船舷兩邊都可以坐，所以，每到夏天，都會有很多人安靜地坐在這裏釣魚。而釣完魚，就把它們放在敞開的船肚裏，因為有水，所以魚還能自由自在地嬉遊。我們這群孩子，還能在船上跑跑跳跳，玩得很歡呢！可是，這一切都已成過去，一切都被放進了記憶的相冊。
現在，路上的汽車越來越多，灰塵也越來越少。以前，但逢有車開過，便會揚起彌漫的灰塵，要過許多時才能完全散盡。而等它散盡的時候，又有車要開過了。所以，在路旁的小店，總是要不停地擦灰。現在，行人越來越少了，因為大家都匆匆地回來，又匆匆地回到工作的地方。人口的驟減似乎越來越嚴重，到現在，我們村子裏幾乎都是老頭老太了，而像我父親母親這樣年紀的，已經成了村裏最年輕的人了。
的確，改革開放真的讓我們的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真的讓我們過上了富裕的生活。但是，人口的嚴重流失和城市人口的嚴重失衡，成了一個極大的問題。交通的不便讓許多出外以後的年輕人都不願再回到這裏工作……真的不知道該喜還是該憂！
——有感于謝晉導演辭世與公墓變為旅遊資源
其一
每天都要經過龍華殯儀館，因它坐落于繁華鬧市的緣故罷，從來就不因它的屬性而有所介懷，即便有時晚上十一點多路過，也同樣心態平靜得很。
10月27日，我卻沒有一如既往地平靜。
昨天，也就是10月26日，是謝晉導演在人間停留的最後一天，他的靈柩安放在龍華殯儀館的大廳，偌大的廳裏四圍都是白色的花籃，正中謝導正安詳地和大家一一告別。謝導照片上的笑容在那一刻永遠地停留了，不會因笑得時間太久而僵硬。……第二天早晨，我乘車經過殯儀館門口的時候，腦海中突然閃現了這樣一個問題：生與死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距離？
其實，那距離或如度日如年般漫長，或如轉瞬即逝般短暫，一切都取決於你活著時候體現的人生價值，也即真正活著的那段時間。或許有人活100歲，可他真正活著的時間是20年、10年甚至更短；或許有人活10歲，可他真正活著的時間是100年，甚至百世流芳。於是乎，“活了多久”與“活著多久”雖是一字之差，卻有了截然不同的意義。就像臧克家說的那樣：“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謝導安詳的笑臉還在學校櫥窗裏懸掛著，因為“謝晉影視學院”的關係，在我們學校櫥窗中展示著他的作品，他的英容笑貌。雖然他的軀體已在10月26日下午火化了，但電影事業將繼續下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啊！
其二
萬人追悼的場面雖然隆重而莊嚴，但後來者紛至遝來墓地的憑弔更令人覺得神聖、感動。
余秋雨先生曾經在新加坡探幽索秘過這樣一個墓地：在那裏，埋葬著數萬名日本皇軍的骨灰，他們作為侵略者來到南洋，來到新加坡，戰敗後，他們永遠地留在了異地他鄉；在那裏，埋葬著300多名日本妓女，她們因國內經濟蕭條而顛沛流離到這裏屈辱謀生，她們沒有留下任何可以詳查的資料，只能告訴世人，她們皈依了佛門；在那裏，埋葬著一位孤獨的文人——二葉亭四迷，一員日本現實主義文學的大將因病而永遠地留在這裏，他俯瞰著戰敗者同胞們，俯瞰著在他死後許多年發生的血雨腥風。然而，無論是軍人、女人還是文人，他們的墓一律坐東朝西，而不是面朝自己北方的故鄉。或許，因為西方乃極樂世界罷，他們或許最終多數信奉佛教罷，也或許是一個美好祝願罷，無論出於什麼原因，他們都安靜地面向西方，安靜地接受佛祖的點化。於是，這個墓地相對於熱鬧的日本遊人而言，顯得更加寧靜，更加祥和。
正是這種寧靜，是許多公墓所特有的。法國的拉雪茲神父公墓，有巴爾扎克，有歐仁·鮑狄埃，有蕭邦，有莫里哀，有拉封丹……所有遊人的駐足停留都沒有破壞這裏的寧靜，反而使墓地變得更加神聖。而托爾斯泰墳墓“逼人的樸素”更讓人肅然起敬，茨威格稱它“世間最美的墳墓”一點也不為過。
死亡，本是令人恐懼的東西，但在這裏，卻絲毫找不到它的蹤影，絲毫影響不了遊人來此瞻仰的熱情。這不禁讓我想起了坐落于徐匯區南丹路上的徐光啟墓。
每星期六我都會乘車經過這裏，記得第一次路過這裏時，看到許多人在一個公園裏早鍛煉，於是便想當然地以為這只是一個普通的公園。第二次經過，猛然發現了兩旁站滿石人、石馬的甬道，盡頭是一個白色的大十字架，這才想起，光啟公園就在這裏吧……第三次經過的時候，我發現了馬路邊上的碑牌上赫然刻著“科學先賢”四個醒目的草書字體，，這才真正確定了這樣一個事實：這裏就是徐光啟先生的墓地。在這裏，其實還葬著一位外國傳教士。“徐家匯”就因為“徐光啟”而得名，天主教堂、育嬰堂、徐匯中學、市四中學、南洋模範、藏書樓等等一切歷史建築都在這個現代繁華的喧囂鬧市中變得格外安靜，只有光啟先生的墓地，每天早晨迎來一大批鍛煉的人。沒有人因為這是墓地而感到恐懼而不敢前來。這裏儼然成了附近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於是，“徐光啟”這個大名被永遠地銘刻下來了。
其三
徐光啟墓是如此，那麼其他公墓呢？
今年“十一”黃金周期間，許多人都來到公墓遊玩，包括奉賢海灣寢園、青浦福壽園。這些公墓成為旅遊資源，雖說明人們漸漸在克服對死亡的恐懼心理，但同樣也讓我們產生了這樣的憂慮：這裏還能保持公墓的神聖與寧靜嗎？
雖說“蟬噪林俞靜，鳥鳴山更幽”，但事實上是如何，我們誰也說不清！因為旅遊者的素養決定了這裏未來的命運，墓地本應是肅穆的，也應是肅穆的。活著的人前來瞻仰，那是死去者活著的價值證明；死去的人擁有活著的價值，因為他們生前的功業。
活著，就要更好地活著；死了，是為了永遠地活著。於是，生與死之間的距離，也便是那段好好活著的歲月以及因此而永遠地活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