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和凯文·麦克唐纳(Kevin
Macdonald)与YouTube合作,通过全球网民掌镜,在2010年7月24日,以「爱」和「恐惧」为题,集体创作了80,000段,共4,500小时的影像。这些来自五大洋七大洲的创作,经过大师导演的剪辑加工,变成了一个九十多分钟的完整电影,表达这荡荡乾坤、茫茫世界中芸芸众生的庸常一日。
影片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事,呈现了活在2010.7.24这一天的景象,那许多满载欢喜、哀愁、困窘、失落与幸褔的故事:从繁华的大都巿到被世人遗忘的乡野,从驾名车的富豪到街边的擦鞋童,从寄人篱下的生活到色彩缤纷的狂欢世界,饮食起居,生老病死,一切都是我们见怪不怪的……
影片没有苦心经营的戏剧性,没有煽情,没有说教,甚至没有勾引你看下去的贯彻始终的人物、情节,但是,那种挥之不去的氛围,那种自然流淌的情绪,那种日常得平庸的日常,却总是透露出直击人心的力量,召唤出生命深处的感应和感动,不知为什么会如此。
在我们这里流行的“艺术”,早已断绝了这种日常的感受,也少见这种感受和表达日常的
知道前南斯拉夫,知道奥斯曼帝国,知道二十世纪以来巴尔干半岛常常被称为火药桶,但从来没有深究过那个地方复杂的历史纠葛,更没有深究过那里的人民,他们在地理、民族、宗教、文化传统的多重夹缝中的流离转徙与挣扎。
电影《巴尔干最后的贵族》给我补了一课。电影分为连续的四部:风之王国、鹰之子、红军、魔鬼的金子。每一部都值得看。作为电影,在艺术上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看过后,你一定更明白,一个人、一个民族如何纠缠在身不由己的历史与现实之中,一定更懂得,乱世中的亲情爱情如何悲凉,如何残酷,一定更痛惜,夹缝中的人道与人性如何伤痕累累,难以究诘……
我们平时阅读的历史,常常是所谓“大历史”,关于大人物、大国、大时段,但是,对于艺术来说,只有具体而微的个人生活及其命运才是真实的,只有真实地观照了个人生活及其命运才会“与我心有戚戚焉”,才会令人惊悚和震撼,《巴尔干最后的贵族》中的人物,带给了我们这样的真实。
(2012-04-14 20:41)
我们习惯用“血浓于水”作为种族认同的依据,这个词事实上还隐含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思想。今天,我们也经常可以在主流媒体上看到,人们以“血缘”伦理召唤一种“胳膊肘不往外拐”的民族情怀。但是,启蒙时期以来的人文主义,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这种情感的“宿命论”。包括爱与恨在内,也许并不存在所谓天然的情感归属,一个人的情感其实更可能是在后天的教养中形成的,现代社会甚至在法理上也不再支持“血浓于水”的观念,这可以从中西戏剧两个不同的《灰阑记》对于“亲子”的抚养判决中看出来。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抚养”相对于“血缘关系”所具有的情感优势,即使在动物世界,这样的事情也俯拾皆是。前不久在老家就看到一只母鸡幸福地抚养着三只鹅宝宝。
我在长沙认识的朋友吴昕孺兄,前不久在他的博客“昕孺阁”上贴了这篇文章,与我有关,我十分惊讶他那样认真地读了拙书,以他富有创造力的诗人和散文家身份。地球人都知道,这些年来,不止作家不屑于读所谓文学理论书,连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如果不是为了稻粱谋,大概也是不读的了。可是,昕孺兄居然读了,而且不是随便翻一翻。我想,也许只有两个原因可以给出解释,第一,他对诗歌的虔诚深入骨髓;第二,他对于朋友送书或者送书给朋友并不仅仅当做一种礼数,而是希望像老人家当年说的,“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诗歌虽然是我所说的“弱者的事业”(这里的所谓弱者,是从上帝眼里看出来的,是只有上帝眼里才可以看出来的),在昕孺兄那里,或许是一个需要全力以赴聚精会神不可儿戏的事业吧。向昕孺兄致敬!
孟泽兄的大著《何所从来——早期新诗的自我诠释》,放在我案头大半年了。在完成西方经典的一系列读书计划之后,我首先拿起的便是这本由九州出版社付梓、位列“中国诗歌研究文库”之一的《何所从来》。其实,它一直在我的肘边,我经常看着它出神,有时
郭丽峰在《新学期……》后给我留言,让我很激动,回复了一段话,贡献出来。
最近看了一部意大利电影《最好的青春》,向几位朋友推荐了。推荐的当然是电影本身,但其中我还看到了一个别人未必注意导演也未必想到的意思,就是那种传承着古老文明的国度,其政治往往很不“纯洁”。这种情况似乎也被俺们撞上了,木有办法,将就着活吧。
谢谢你的认同,泪流满面下次就省了,这伟大的时代,你一动心就难免上当,小心啊。
另外,想告诉关注我的朋友,我开始把一些与具体生活关联度不高的胡说八道,放在凤凰网的“博报”,当然,这里的博客暂时还不会关闭,不想关闭的最大的原因是我实在不能放下好朋友特别是我的弟子们的留言!矫情一点说,我是为他们活着的。
在《庄子》中,得了“天眼通”的老子,心驰八极,视通万里,因此可以把满世界的是非恩怨看做是“动物世界”里的故事在继续搬演,没什么需要大惊小怪的。在这样的老子面前,忧心忡忡、辗转不得安宁的孔子就显得愚不可及,他周游列国落得像“丧家之犬”的下场,也纯粹是“咎由自取”。
鲁迅在几乎要被我们看作是“后现代”的“前现代”中国,如今的处境跟老子眼中的孔子正相仿佛,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出鲁迅像唐•吉诃德一样的孤立、狭隘、偏执、莫名其妙:他作为“民国”的元老而自寻烦恼地沦落成“民国”的“遗民”乃至敌人,他说,“我久已不知道有所谓中华民国”,“先前是作为奴隶,革命后却做了奴隶的奴隶”;他涉足“新文化运动”,不经意间成为“旗手”,不小心又“众叛亲离”,因为“有的高升,有的退隐”,以至莺鸣求友,不免凄惶地呼唤“新的战友在哪里”;他置身左翼文艺阵营,却“锱铢必较”、“是非丛生”,不断被老中青年的文人们“看破”,被各种名头的“奴隶总管”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供奉”或者“围剿”;他忍不住感慨“生丁此时此地,真如处荆棘中,国人竟有贩人命以自肥者,尤可愤叹。时
过完春节,又到了开学的时候。
当老师多年,新学期到来的激动已经谈不上,但仍然会有一点不明就里的兴奋、紧张和隐隐约约的期待,足够让自己收拾起假期的懒散和松弛,凝聚心力,抖擞精神,准备上课。想必,这也是每一个当老师的人都有过的经验。
对我来说,这些年还多了一点惶恐不安。
因为不
“饱暖生淫欲”,在汉语世界中似乎从来就是一个真理性的表述,充满炽热的道德关怀。其实,这个词的构成在宋明以后,见于“劝善惩恶”的话本小说。此之前,国人并不反感饱暖安逸,对于“淫欲”甚至也别有诠释。
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亚圣强调的是“教”——教育、教养、教化,他的意思是说,吃好穿好住好了,还得有教养,否则就容易回到动物世界去,但是,“饱暖”与成为禽兽,并没有可怕的因果关系。至于“淫欲”,固执而不失高明的道学家在理论上也大体认为,“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它们是互相包含着的,离开人欲,天理何在,离开天理,人欲何为。而“淫”的本意,是“多”,是“充分”,是“雨水奔流”“覆水难收”,是
“挡不住”“搁不下”,并不仅仅是后世不肖者直指脐下三寸的所谓“万恶淫为首”的“淫”,即使“淫”,也是人之为人的题中应有之义,明代大儒陈献章说,所谓“人
”,就是“能行淫欲”、会说话的“一包脓血”而已,并不深奥,也未必崇高。
当我们一度把人之所以为人的某些基本欲望,界定为不可宽容的罪错
骆宝善先生主持和参与《袁世凯全集》整理26年,年近80,日前在《湖湘讲堂》讲袁世凯,应邀对他做访谈,访谈的问题如下:
【】袁世凯的家族关系非常复杂,他是所谓“世家子弟”,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官宦子弟”“干部子弟”,或许还可以算是“高干子弟”,这样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是否影响甚至多少决定了袁世凯日后的“出息”,是否影响甚至决定了他日后的为人处事方式?
【】袁世凯有十房妻妾,子女众多,他的“家政”如何?是否如曾国藩那样“整齐严肃”,讲究“祖德流芳”“克绍箕裘”“承上启下”?
【】慈禧太后戊戌政变的发动,并不是起于袁世凯的告密,那么,袁世凯在戊戌变法过程中,都干了些什么?他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大儿子袁克定屡出昏招,譬如1908年袁世凯被载沣罢斥,逐
我是双峰人,“双峰”建县,在1952年,此前,世上无“双峰”,“双峰”全境属湘乡。
说到湘乡,不能不提曾国藩、罗泽南。因为行政区划的改变,他们从湘乡人变成双峰人,稍有历史记忆的人都难免觉得别扭,对于多情敏感者来说,别扭之中也许还会有某种无法复原的东西被无端撕碎了的痛惜,这暂且不说。曾国藩首领的所谓“湘乡派”,是湖南仅见的几个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命名的流派之一,作为乡后辈,真是与有荣焉。曾国藩的结拜兄弟、相期无负平生的另一个理学名臣刘蓉,也是湘乡产,一度算是涟源人(涟源由安化、湘乡与邵阳的一部分组成,最初称为蓝田县,同样是1952年的新建置),他生长之地现在已经纳入娄底市区。
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在我面前念叨曾国藩的家训“早扫考宝”“耕读为本”,念叨刘蓉家的教子格言“一室之不治,何家国天下之为”,当时不太懂“早扫考宝”“耕读为本”“家国天下”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曾国藩、刘蓉是何方神圣,但父亲强迫我必须早起,必须每天扫地,必须对着字帖练毛笔字,尤其早起,是很令我“记仇”的事情,大冬天包括过年的寒假,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