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王晓明、郑雄

急急忙忙的生活状态，很容易泯灭人的精神的独立性，你连定睛看一样东西的时间都不多，怎么可能有持续的思考?精神上没有根，就会随风倒，对流行的东西没有判断和抵抗力。于是媒体上的糊涂蛋越来越多，对“效率”的崇拜铺天盖地，质疑、反对的声音却很弱。

　　按：近日在网上看到两封署名在校大学本科生的公开信。一封是写给自己学院的书记（政治领导），一封是写给北大教授孔庆东（学生自认为的“精神导师”）。两封信都直接涉及到当今高校教育的深层问题，表达了部分青年学生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个人成长和社会主流观念的思想困惑。且不论这两封信的思考存在的诸多局限性以及其中传达出的那种令人担忧的情绪，如果它们真是出于那些喜欢思考问题的青年学生之手，应当值得重视。转录于此，也许可以作为大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精神做进一步讨论的素材。

第一封　致学院书记的一封信

　　您

　　今晚去参加我校学生社团“西部之窗”为本校后勤工人（主要是农民工）举办的联欢晚会，本来是想给同学们鼓鼓劲，顺便见见他们邀请来的新工人艺术团的朋友们。未料想，主持人不经意间竟然让我与食堂的师傅们同台做对歌游戏，甚至还冒充领导给优秀员工颁发了同学们制作的厨艺大赛的奖状。在对歌的间隙，一位三十多岁的工友不知从哪儿掐了一朵月季花，直接走上台献给了我。作为学生社团的指导老师，看着同学们一步步成长，心头自然有一种说不清的欣慰。同学们经历了五年的时间，已经将当年对三农问题的理论关注逐渐转化到对身边弱势人群的各种具体的关爱当中：每个周末坚持为工友们放一场电影，每周三天为工友们提供图书室服务，每年举办一次联欢会和生日聚会。这些事情虽小，但若能坚持，也值得肯定和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新工人艺术团的朋友。他们一行五人，一人在搞义卖，两个人主要搞伴奏，剩下孙恒和许多主唱。由于孙恒今天晚上要去中央电台录节目，开始先唱了三首歌就提前走了。剩下主要靠许多来唱。他唱得很投入，很有激情。我感觉他唱歌就像农民在田里干重活，一点不需要动员和酝酿

  　最近讲课时，与学生分享了王夫之《俟解》中的一段话，感觉彼此都有一些共鸣。在这个时代讲美学或艺术理论，实在需要有点豪杰的气概，不然很容易颓唐了。因此，抄录于此，对自己也是个鞭策。　

　　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  

　　下午两点，搜狐网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部门在德胜门外的孔子学院总部，举办了一场“中国－以色列教育论坛”。认坛由号称“中国研究以色列教育第一人”的出版策划人贺雄飞主持（不知这种“第一人”之类的称谓是谁首先发明的，大凡有点自省精神的人，估计听到这种太过肯定的称谓都会敬而远之）。席间，有三位以色列教育专家介绍了他们所谓的“金色教育模式”（GET），这种模式旨在为孩子提供最优的教育。三位专家相互配合，共同完成这个专题讲座，他们想以这种方式来告诉大家教育孩子学会合作是如何重要。他们强调要着眼于世界未来的各种危机来着手改革教育模式，强调要鼓励孩子每天提问题，鼓励孩子有个性化的思维，但同时要让他们在具体的实践中学会相互合作。国内专家往往以抨击现行教育制度为首要任务，这次好像也不例外。一位被称为哲学家的老先生在这个孔子学院总部声嘶力竭地大骂孔子和儒家教育（他认为中国人屈从专制和权威的劣性全是儒家教育惹的祸），但似乎对老子和希伯莱人的教育观表现出极度的推崇。当然，也有几位

　　5月1日下午2：30点，与美国朋友汤思奥一道，好不容易挤上了989路公交（在豆各庄找了几次出租，司机均拒载），经过一个小时的肉搏站立，终于到达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的皮村。　　

　　我们绕着这个庞大而杂乱的村子转了两个小时，为找工友之家问路，问到四、五个路人或摊贩，发现他们口音各不相同，但个个都很礼貌很热情，且表达指向清晰简明。这充分表明，这里肯定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朋友。村子内外到处都在新建各种房屋，说明这里的生意和人口还在持续扩张。走进村子里的每一条曲曲折折的小狭巷，临街的墙壁上随处可见各类办证小广告，墙角和路面上到处是随风飘转的垃圾。从各家出租屋的门框上，可以看到这里云集着各种小作坊和加工厂。走进这里的公厕，几乎无处下脚，刺鼻的臭味简直令人窒息。仅从这一处每个人天天都得遭遇的生存之地，就可想见民工日常生活的艰辛。而与厕所不远的低矮的出租屋里，时不时传出打麻将的声音，走近一看，有十来个人、三五个桌子正在安静地搓麻将。

　　之所以来皮村，是因为就在这个脏乱的京郊村子里，有一个工人自发建立起来的“工友之家”、打工者博物馆、打工子弟学校、新工人剧场，而且，每逢各种节日，尤其是

 　　补记：4月21日上午，在春风细雨中，坐两个多小时公交车，赶赴北京昌平城东的德陵公墓，与数百名乡建同仁，送刘老石（刘相波）最后一程。刘老石兄逝世一周年之际，他的骨灰得以安眠京郊十三陵的青山之中，给了我些许的安慰。下午与近百名青年一道乘公交包车返回北京西郊凤凰岭下的“新青年公社”，参加“乡建工作讨论会”。青年学子、志愿者、农民朋友代表、温铁军等的发言，使我辈颇受鼓舞，一切都表明刘老石的精神长在且会不断激励同仁。由于最近事务较忙，未能及时记述。特选录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同仁所收录的如下材料，留为永久的纪念。尤其是刘老石的墓志铭，依然令我无法释怀，催我奋进。期间遇到了邱建生，他希望我能为工友和农民编写乡土文化教材。这个任务非同小可，需要多多调研，虽然目前可谓有心无力，但肯定要用心做准备了。

刘老石墓志铭全文：

　　青年们是用来成长的，老师却是用来牺牲的，

 　　（转贴者按：徐斌先生将一个普通学术管理者满腹的牢骚都尽情地释放出来了，敬佩他的执着和勇敢。但反过来想，大学里的院长、系主任对于培养学生来说确实还是个重要的角色，而且总得有优秀的人来做。如何做才能更好一些，而不是让大家都去躲避这个责任，可能是一个更值得讨论的现实问题。）

　　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2004

　  按：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的问题，有一些非常有历史记录价值的对话。值得摘录存证。

　　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邓小平：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

转自《新周刊》2009年12月1日 312期　

1、随手关灯、开关、拔插头，这是第一步，也是个人修养的表现； 　　
2、每张纸都双面打印，相当于保留下半片原本将被砍掉的森林；
3、不坐电梯爬楼梯，省下大家的电，换自己的健康；
4、绿化不仅是去郊区种树，在家种些花草一样可以，还无须开车；
5、是的，一只塑料袋5毛钱，但它造成的污染可能是5毛钱的50倍；
6、完美的浴室未必一定要有浴缸；已经安了，未必每次都用；已经用了，请用积水来冲洗马桶；
7、关掉不用的电脑程序，减少硬盘工作量，既省电也维护你的电脑；
8、想避开车来说，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一不担心油价涨，二不担心体重涨；
9、没必要一进门就把全部照明打开，人类发明电灯至今不过130年，之前的几千年也过得好好的；
10、考虑到坐公交为世界环境做的贡献，至少可以抵消一部分开私家车带来的优越感；
11、请相信，痴迷皮草那不过是一种返祖冲动；
12、可以这么认为，气候变暖一部分是出于对过度使用空调（暖气）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