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唱的？”我拍拍梦阳，“钟立风”，“噢”。
我说好听。他又按了按放大音量键。
一件事可以改变很多事，一首歌可以改变一个想法。猛醒之后是无尽的失落，仿佛一切又有了可能。这不是一个美好的时刻。
我觉得我还没想清楚，即使是对于考研这样的事情（至少算件大事吧）。我在计算得失，计算代价，盘算着倒计时器上的分分秒秒，我知道我得崩溃，我希望这天早点儿到来。
在这个总能勾起人莫名幽思的十月深秋，激情和疯狂的生命们开始腐朽落魄。日复一日，我生活在永不停息的自我否定中。我早已过了奢谈理想的年龄，不再享受恣意妄为的岁月。当我把那个不断跳动的蓝色倒计时器拖进回收站的时候，我又躲进了温暖的小窝。我知道我还想着一些什么，那个朦胧的、不可理喻的幻觉，它牵绊着我，我甚至说不清它是什么！
我又插上了耳机，这次是钟立风和他的博尔赫斯。熄灯后，我在走廊里等凡凡出去吃东西，我哼着“One Last
Breath”，他说他听过，我说这是“Creed”，我还说我喜欢70年代的摇滚乐。一个九十年代的乐队却拥有七十年代的气质。我喜欢那个“思想贫瘠”和充满蓝调摇滚的年代。
我想停止思考，然后去做一件事情，直到把它完成。但优柔寡断又占了上风，我知道继续下去已没有意义。前天晚上，我目睹了凡凡的小兔慢慢死去。我看着凡凡红红的眼圈，拍拍他的肩，我想说些什么来安慰他，又说不出来。
我说，我小的时候养过一只松鼠。它死的那天，我很难过，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意识到“生”或“死”的问题。我目睹着从希望到希望破碎的全过程，我想多为它做些什么。它望着我，直到闭上眼睛。
从此我在养小动物这个事情上再也不能释怀。
小兔、松鼠，和所有生命一样，它们太脆弱。我们试着为这些脆弱的灵魂负责，我们也学着坚强，但我们终归不能摆脱生命自身的忧郁。海德格尔说人要诗意地栖居。可是那“诗意”的代价太大，它与北京这个繁芜丛杂的光鲜世界始终还是格格不入的吧。
有人说我具有某种“性格决定论”，我承认那带有一点宿命论调调的东西常常让自己感到无可奈何。可我还是想品尝一下和我性格相悖的东西。而结局也只不过让我意识到生活只是一个摆在橱窗里不能奢求的艺术品罢了。
这篇文章是我从前读到的，也是我读过的关于Dylan的评论中最好的一篇。最近又翻出Dylan的歌听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Dylan的那点儿认识也变得暗淡和不确切了。他仿佛一个悄然进入密室的陌生人，坐在暗处一言不发。所有和他有关的幼稚的幻想和晦涩的呓语如今已让人感到无地自容。我突然发现当有人问起我Bob Dylan是何人时，我竟然顿生焦虑，“一个有着卷曲头发和茫然眼神的美国人。是啊，也许我从未认识他。”
当我们想把目光聚集在他身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团“虚无”。最耀眼的舞台灯光也制造了最灰暗的阴影世界，他坐在那阴影里，关注着世界，也逃避着被关注。正向海因斯的那部传记电影的名字一样：i'm not there。
索性把这篇杨波的文章拿出来与人分享。
我最终还是决定用他的六首有代表性的歌词翻译取代一定会相当冗长，且可能模糊矛盾的文字来讲述bob
dylan，这种方式可能是最准确的，他不但胜于用年份和专辑名录来定义他（那几乎是一种栽赃），亦会胜于你偶然从城市角落的昏暗店铺搞到他一张用尘土与塑料粉末包裹的打口磁带。
美国的乡村民谣与说唱乐在流行音乐领域来讲是地域性相当强的两个范畴，除了音乐风格本身的原因以外，两者更注重的其实并非音乐本身，而是歌词——所以，对于不同语系的乐迷来说他们的可接受程度小于那些更注重音乐性的摇滚种型，虽然相对而言，民谣当然更亲切一些，但对于bob
dylan这样的歌者，当一个完全不懂他唱什么的人说为了他的音乐泪盈了眼眶，这几乎可以说是对他的污蔑。我当然不是在否认bob
dylan的音乐部分，但也承认包括他那几张可听性最强的专辑，如1963年的“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和1976年的“desire”,实际上对那些哪怕可以爱上dire straits与bob
seagre的中国乐迷来说亦是乏味的。从而引出bob dylan最好的，划时代的唱片，如1963年的“the times they
are changin”1965年的“highway 61 rivisited”与1966年的“blonde on
blonde”虽然这三张唱片在音乐上有一个从民谣保护主义到为新民谣摇滚运动掌舵的跨越，但总而言之对它们的聆听过程于诸位难以从舞曲节奏和重型和弦中脱身的现代少年来说类似于嚼蜡。
bob
dylan那引起许多60年代美国人生理反感的粗砂噪音亦在歌唱时似乎刻意地在弱化节奏与旋律的意义。他很清楚，他必须将他所唱的每一个音节都非常清晰地发出，那远重要于怀中的吉他与项中的口琴——这里绝对不可以出现误解，所有将bob
dylan称为“60年代青年代言人”的人，他们所强调的正是这个：歌词。
这也正是bob dylan很少与jimi hendrix;grateful
dead,甚至doors一起被谈及的原因，他们似乎不站在同一个阵列而似在两条相对平行的轨道上滑行。就像后世将不断提到bob
dylan的人一定是诗人、社会改良分子、为民权流血的革命者，当然还有骗子、传记作家和摇滚名人祠里呆傻的管理人员，而不是食古不化的乡村歌手或那群将后现在音乐再后一次的先锋作曲者。
bob dylan认为：
是摇滚，而不是摇滚乐。
如果说60年代大多数的摇滚英雄神话了摇滚乐的形象，并将它在艺术价位上做一次次的升腾飞跃，但他们幼稚而浪漫地对这世界的控诉与叛逆或多或少被以上两点磨去了棱角，他们的局限性在于绝无错误的个人主义——它妨碍了对痛苦的深究并抹杀了社会责任的光环，bob
dylan则为摇滚这艘现代青年精神方舟彻底完工——
我有话要说。
我有许多许多话要说。
我永远不会说完。
除了死亡，谁也休想堵住我的嘴。
bob
dylan融化在百姓中，他大众化的衣着，及更主要的——口语化、通俗易懂却又不失锋芒与诗意的歌词力证了这一点。他有百姓的立场，他为百姓找到敌人，包括恶俗的社会、残酷的战争、专制的政府、愚蠢的官员。这本书已谈到的“摇滚的底线”，（这句话源自《自由音乐》2的开篇前言，此文论述了关于“摇滚的底线”的问题）而任何否认、蔑视这条底线却又固执地将摇滚当作始乱终弃的自渎器具的虫子，bob
dylan是我甩给你的冷笑。
永不逃避，他忧郁地冲锋陷阵的姿态是60年代西方摇滚的脊骨。他以堪称神秘的做法不断地毁掉乐迷和评论界对他的定位及希望，这一方面是可贵的自我颠覆，另一方面则是有意识地避开高高在上的偶像身份。当bob
dylan抱着电吉他出现在哄骂、反感与退场的民谣观众面前时，那绝对与kraftwerk拿着手提式电子控制仪上台时美国朋克给予的哄骂、反感与退场不同，那更类似于法国学生将日记中的字句涂到市政大厅的大门上，这种或许可以嘲笑的形式化由于其确定的对抗性质而得到升华，而让那个弱小的黑衣美国卷毛农民成为摇滚中心广场上的雕塑。
他始终反对被界定为过去岁月中的某个光点或什么什么的奠基人，当他入进摇滚名人祠并被颁发终身成就奖时，他窘迫茫然的表情告诉人们那并不是属于bob
dylan的荣誉。时至今天，他几乎从未停止过巡演和出专辑——虽然后期作品无法媲美于60年代——他刚出道时唱道：“让我死在自己的足迹中”得到验证，这才是bob
dylan最真实的宣言与主张，他可以被尊敬的主要来源。
那些中国的、摇滚的、不写歌词或胡写歌词（风花雪月与毕加索都看不懂的所谓抽象派）的人，你们如果是腌咸菜的、和尚或老鸨那没有问题。社会监督与政治抗议，这才是一个音乐家在应该愤怒、应该举旗、应该牺牲的国家中最自然的身份，那远强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忍忍忍的饥饿和痛苦，这个40年前已经伟大的歌者，又让中国人蒙羞了。
秋天来了，让人一阵阵眩晕。
在这个季节，人们已经习惯于庆祝些什么；他们高喊着、高喊着什么，我听不清，我感到眩晕。
明天醒来，我们还得继续，我时常想。
还得继续。
生活像是一种回归，日日、月月、年年，我们不断回到这里，不断回头看。
就像今晚，我又翻出了从前的歌，我想回到两年前、三年前...朦胧的街光、微凉的城市，伤心的人们沉沉睡去，一切的不平静归于平静，何等美好！
我们尽情地欢笑、流泪，在那个美好的夜晚。
你会说你记不清了，你也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说那些东西只活在我们的幻想里，我很生气，大喊着：他们在那儿，看啊！他们在那儿！
我笑了、流泪了，“他们在那儿！”
我说，那幻想就是我们的世界。那时，我只有你，和那点幻想，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是属于我的。
你问我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永恒的，我说，这个季节，家乡的叶又该落了吧。
几个月后，生命和骄傲又将重新占领这个世界，可那树下的我已不在。此刻，我好想再回去看看那片希望，和你一起，牵着我们的幻想。那时我们再来谈谈“永恒”如何？
太过凌厉的剪辑，让人不能承受，于是，我和电影里的人们一起受苦。
这是一部只能用来体验的电影，那种看完了却说不出话来的电影。所有的理性分析，都不会是对这部电影的最好诠释。
绝望、忧伤、死亡......这些字眼在我脑中旋转。
波兰斯基曾说，“我喜欢电影中的阴影，但生命中的阴影则不然。”
即使你是一个忠实的黑色电影迷，你也不会喜欢这部电影中的黑色。因为这部电影的黑色，不是电影里的黑色，而是生活中的黑色，你身边的黑色。
你会时不时地从屏幕前转过头来，惊恐地看看你生活的这个世界和你自己。
这个体验是独特的，你为终于可以暂时摆脱那阴暗的调调而长舒一口气。
整个故事从夏天开始，到冬天结束，却没有春天。我甚至怨恨导演太过残酷，在90分钟结束的时候，观众已经看不到希望。
希望毕竟只是希望，有些希望是用来麻醉的，有些希望是用来击碎的。
有人说这是一部关于灵魂与肉体矛盾的电影，我宁愿说它是关乎沉沦的。
所以，今后你会有一个好的理由告诉自己不要沉沦。这个理由不是《猜火车》，也不是《远离赌城》，而是《梦之安魂曲》。
昨天完工了。是那种带灯光的。除了地面不咋地，玻璃的篮板还是比较上档次的。
下午，楚哥兴冲冲地领着黄黄跑过去。
结果居然按小时收费......
园园昨天回来说，那个球场没什么人打。他是想说这回好了，人大球场紧张的历史终于一去不复返了。既然总有空场，也就不愁想打球没处去了嘛。
回来的路上，我向新球场的方向瞟了一眼，果然没人。我开始明白这球场肯定不是给我们修的。
还没到暑假的时候，我就开始琢磨着回来以后可以天天打球了。
人大建了个新球场，带灯的那种......
从事哲学专业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喜欢反思。其实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对周围世界和自身反思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他们同龄人和哲学圈外人的想象，因为他们通常不和圈外人探讨哲学问题。甚至更多时候，他们只谈些世俗的东西，就像他们的所有伙伴一样。闲谈时陶乐提到罗尔斯的本科论文是关于宗教题材的。很难想象一个如此执着于“正义”的政治哲学家会如此关注上帝的问题。陶乐给出的猜测是，宗教问题可能更多地被罗尔斯看作是私人的东西。这个人的内心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不得而知。
生活在世俗世界中，有着普通人的爱恨欲求，这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哲学系学生的羁绊，我并不能给出一个十分确切的答案。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此有切身的体会。徘徊在世俗生活和精神自由之间，牵绊于生活的繁重压力和责任之中，他们深知单单精神不能养活自己和心爱的人。时至今日，当我准备和我深爱的学问分道扬镳的时候，我感到深深的遗憾和烦恼，我不能再平静。
两年前梦阳告诉我，这是每一个文学青年所要面临的“生死选择”。想活命，就要放弃自己追求的东西；写些大众化的东西来养家糊口，却又不甘年轻时的理想就此沉沦。叹息之余，恍然发现，所谓的“哲学青年”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它的“反知识主义”倾向已初具规模，它的大学和它培养的人不再“为知识而知识”了，它本身则鄙视知识，嘲笑知识分子。
当那些哲学的“大问题”被个人生活的“小问题”所烦扰的时候，我妥协了，人们妥协了。
由于兴趣所致，我极少接触欧洲大陆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我不喜欢后现代主义的原因在于，我个人认为它的破坏性要远大于建设性。最近我在想，反观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英美哲学，它本身也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具有确定性的东西。我曾当着我论文导师的面“讥笑”我这几年的“收获”——放弃了以前所深信不疑的全部信念，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就像后现代主义“真理在时间维度中被解构”的道理所揭示那些东西一样——啊，对我人生的最大讽刺莫过于此吧！
通过批判思维的养成，哲学拒绝对任何信念的盲目信从。这是它引以为傲的地方。我的导师告诉我，哲学从未停止反思自己的使命，今天的结论是，它不能给人带来知识，它更多地提供方法的工具集。于是我再也不能在生活中找到那些确定无疑的东西了。
哲学让我失望了吗？它引领我进入永恒的痛苦之境，夺走了我手上最后一根生存下去的意义的救命稻草，却不给我指出逃脱的道路。它把忧郁放进我的内心深处，却拒绝给予我对抗忧郁的有效药方。但他也给了我太多的东西，让我不再是从前那个毛头小子，所以我舍不得她。
从这个意义上说，笛卡尔是我所崇敬哲学家。尽管不一定是最伟大的，但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对我产生深层影响的哲学家。对我而言，怀疑不只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和建构的手段，它还具有精神救赎的价值。他表示了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反思世界的开始。（在去年的一次玩笑中，我们决定制作一副哲学家的扑克牌
，我们毫不犹豫把笛卡尔放进了最伟大的四张“A”中，另外三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
很难想象如果不接触那些艰深刻薄的理论问题，我的思维和气质还会停留在高中生的水平上，而这正是绝大多数大学生所处的状态吧。这是社会的悲剧，对此我深信不疑。所以我舍不得哲学，我舍不得她。
不管如何，我已决定回到现实中去，看看外面和煦的阳光和人们的善良，尽管我依然有充足的理由质疑这些以及一切的真实性、价值的合理性。在问到外部世界的真实性问题时，罗素拍案而起，“看看
你面前的桌子，它是假的吗？看看吧！”当然在最严格的理论哲学看来，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的对怀疑论的反驳。但它告诉我们“做学问，先做人”的道理。这里的“做人”与道德无关，它是叫我们回到世俗生活中去，回到人际关系中去，先做一个世俗的“人”。
休谟是我最尊敬的哲学家之一。就今人掌握的史料来看，尽管持最彻底的怀疑论态度，但休谟本人却是一个道德境界十分高尚和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典型英国绅士形象。也许休谟深知这一点：理论问题毕竟是理论问题，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的嘛。看看你的周围吧，你不是尼采，也不是叔本华，不是那些天才中的任何一个，所以你不能像他们那样的生活，但你必须尊重那样的生活，因为说那是一种道德理想并不为过。
虽然不承认有普遍性的知识和真理，但在生活的问题上，休谟说：“习惯是生活的伟大向导。”我喜欢这句话。有人说这句话是一种妥协，但我说是一种乐观和很高的精神境界的体现，立志投身于哲学工作的人，应该好好想想这句话的深意。明天太阳还会从东方升起，尽管这点并不能演绎地得到证明。即使所有的知识和信念都是可疑的，都是不能得到有效辩护的，我依然拥抱他们，因为没有了它们，我便一无所有。
所以从这一刻起，我决定，继续痛苦地沉思，同时世俗地生活。
这是我看过的Todd Hynes的第二部电影，不用说，第一部是大名鼎鼎的Velvet Goldmine。之前我曾想过应该写一篇Velvet Goldmine的影评，可是在屏幕前始终有种无从下笔的感觉。其实，对Velvet Goldmine的溢美之词大多流于形式，Todd Hynes不是在拍纪录片，是他自己有话要说罢了。
虽然出自同一导演之手，但这两部片子在风格上有很大不同。相较之下，如果Velvet Goldmine是极尽华丽的话，那么，I'm not there则含蓄深沉。
对于Bob Dylan，我想不必做过多介绍。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的耳机里始终放着creed的one last breath。这些年来，我开始逐渐意识到，即使在摇滚乐已经渐趋衰落的今天，Bob Dylan的影响依然“阴魂不散”。在60年代摇滚乐兴起的过程中，我认为有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Jim Morrison和Bob Dylan。如果说Morrison定下了摇滚乐的基调和形式的话，那么Dylan则真正赋予了它以灵魂。
在66年的英国巡演中，Dylan遇到了John Lennon。这便是影片里那句“do you suffer from sore eyes,groovy foreheads,and curly hair?”一句的来历。有人说，如果没有Bob Dylan的话，就不会有The Beatles，更不会有The rolling stones的Beggar’s Banquet。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关于Dylan的生平，我基本上只知道他离过婚、隐居过。因而这样一部晦涩难懂的传记片对于我而言，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好在影片里那些配乐还都是些耳熟能详的作品，这在很大程度上增添了观影的乐趣。
如果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摇滚乐迷，那么你一定对Bob Dylan有所认识，这部片子就肯定不会令你失望。
应该说，那个暗指早期Dylan的黑人小孩儿和Blanchett饰演的Jude是两个完全对立Dylan的写照。在影片中，从到医院看望将死的Guthrie到指责Guthrie的民谣已经腐烂，Dylan经历了一个从热衷现实生活到虚无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观众看到了一个不断拷问自己“意义”问题的Dylan的心路历程。在摇滚乐中，Dylan发现了他过去所关注的东西其实是毫无意义的，他过去的理想开始破碎。当Jude出场的时候，观众会被他（她）身上的颓废气质所打动，这种颓废来自于一种对现实生活的痛苦反思，不是一般年轻人的那种“为了颓废而颓废”。
在六个形象中，只有Health
Ledger扮演的Robbie与Dylan本人的差别最大。我把这个形象理解为“迷失的Dylan”，这种迷失更多的是生活中的。基于这一点，导演引出了Dylan第一任妻子Sara（在片中是由Charlotte
应该说，相比Bale和Blanchett的表演，Richard Gere和Ben Whishaw并不出彩。我想大概是因为Jack Rollins和Jude Quinn在气质上最接近Bob的缘故吧。于是Billy和Arthur也只有被观众遗忘的下场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Billy代表了Dylan的逃离与回归，所谓的“Riddle”也是他音乐新的起点。另外，Julianne Morre饰演的Alice的原型应该是Joan Baez，这是显而易见的，就不多说了。关于两个诗人Arthar Rimbaud和Emily Dickinson对Bob的影响，在片中也有体现。特别是Allen Ginsberg，作为“垮掉一代”的诗人，更是和Dylan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和Jude一见如故。
这部影片的最大特点是，虽然这是一部关于Dylan的纪录片，但是全片中没有出现一个名叫Bob的人。导演用六个形象分别表现Bob Dylan的一个侧面或人格。我个人最喜欢的是Christian Bale的Jack Rollins，尤其是他很沧桑的嗓子和南部口音。不过客观的说，Cate Blanchett的Jude无论是在精神气质还是在形象上都是与Dylan最接近的一个。Jude可能暗指Judah，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因为在66年的英国巡演中，因为不满Dylan民谣风格的转变——插电和摇滚乐化，英国观众曾斥责其为“Judah”。Judah（Jude）暗示了Dylan音乐风格和思想状况的第二次转变。第一次发生在62年，Bob受到Woody Guthrie的强烈影响，并开始关注政治（越战、穷人等社会问题）和现实生活。
关于“第二次转变”，我愿意多说一些。50多年过去了，以今日的视角来看，Bob的第二次转变，更多的是一种超脱而不是堕落。在影片中，Jude和Lennon谈到了“救赎”的问题。66年的Bob Dylan，开始意识到他过去理想的幼稚和现实的残酷，意识到人类生活的缺乏意义和荒诞。Jude的病态特征，也是战后人们心中迷失和空虚的表现。人们说Dylan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其实他只是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他太渺小，太寂寞，以至于从来就不能为那些东西负责。
我觉得I'm not there比velvet goldmine更为成功，因为对于绝大多数观众来说，Velvet Goldmine只留下了Evan McGregor的Curt Wild。而I'm not there则让他们记住了Bob Dylan。
Captain, Captain
Crooked Still
Captain, Captain, tell me true
does my sweet Willie sail with you?
No my dear, he isn't here
for he is drowned in this ocean, dear
Answer me, oh give me joy
for I love my soldier boy
Oh no, lady, he's not here.
Dropped down dead in the gulf, my dear
Get me a chair to sit upon,
and pen and ink, come write it down
On every line I will shed a tear；
on every verse cry oh, my dear.
Captain, Captain, build me a boat,
out on these waters I must float
Searching for my Willy dear,
for he has drowned in this ocean dear
You Belong To Me
Bob Dylan
(From Natural Born Killers Soundtrack)
See the pyramids along the Nile
Watch the sunrise on a tropic isle
Just remember, darling, all the while
You belong to me
See the marketplace in old Algiers
Send me photographs and souvenirs
Just remember when a dream appears
You belong to me
I'll be so alone without you
Maybe you'll be lonesome too
Fly the ocean in a silver plane
See the jungle when it's wet with rain
Just remember 'til you're home again
You belong to me
I'll be so alone without you
Maybe you'll be lonesome too
Fly the ocean in a silver plane
See the jungle when it's wet with rain
Just remember 'til you're home again
You belong to me
3.7 自治，合理性和责任
上面这个主张的一个更加受限制的版本声称我们有不干涉自杀的权力。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姑且把有关对其他人的义务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只要一个自杀的行为是个人基于理智的选择，或者用一个康德哲学的术语（Kantian vernacular）来说，如果它是“自治地（autonomously）”执行的（if it is undertaken autonomously.），我们就可以允许自杀这种行为。这一立场比“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的观点要弱化了许多，因为它认为只有当自杀行为是以个体理性的选择为基础时，它才是被允许的，同时它承认当一个自杀行为的发生不是以理性为基础时，其他人就可以被允许来干涉它。
这一思路引发并产生了关于什么是“理性自杀（rational suicide）”的条件的一系列极富哲学深意的著作。这些著作和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把理性自杀的条件分成“认知条件（cognitive conditions）”和“利益条件（interest conditions）”两个部分。其中感知条件保证了个体关于他们当下处境的评价是理性的和全面的（rational and well-informed）。而“利益条件”则确保了自杀行为在事实上的确是根据个体所考虑到的利害关系做出的。Richard Brandt把这个思路的精神实质做了如下概括：
一个企图自杀的人很明显是在各种未来世界的不同进程（future world-courses）之间做出选择。这些未来世界的进程包括他的死亡，话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在晚些时候包含了他的死亡的几个可能事件等等。为了决定他选择哪个未来世界的进程是最好的或最理智的，他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考虑到他本人的所有愿望，在最好地利用他目前所掌握的所有信息的条件下，他将（would）如何选择。伴随着澄清所有被考虑进去的可能性，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我们现在想要什么的问题。我们的喜好会变化，并且在决定作为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时，我们也应该考虑明天我们想要什么，而这一点和考虑今天我们的喜好一样都是正当合理的。
这个思路的另一个例子是Glenn Graber，他声称“如果一个关于当前状况的合理评估显示出一个人还是死了比较好。”（Graber 1981，65）那么自杀就是合乎理性地正当的。根据Graber的观点，如果一个人对她现在和大致未来的价值的可能性和正在被满足的她的喜好做出理性地判断，那么这个评估就是理性的。Graber认为，如果自杀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评估——这个评估涉及自杀将促进还是阻止他本人全部利益的实现——所产生的结果，那么它就是合乎理性的行为。Margaret Battin区分了理性自杀成立的三种认知条件（其中包括一个关于因果性和推理的工具理性，拥有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以及和本人决定相关的足够多的信息。），连同两个利益条件（包括死亡使得个体避免了未来的伤害以及死亡根据的是个人最基本的利益和义务做出的决定。（and that dying accords with one's most fundamental interests and commitments，Pabst Battin 1996，115）
自杀的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会出现身体系统的不合理性的状态（systemic irrationality），法律意义上的精神错乱现象就出现得更少了，（Radden 1982）并且除了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之外，个体的自杀行为都是以自由意志为导向的。但是，这些事实和那些进行自杀行为的非理性的选择也是相协调的。并且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些自己造成死亡的现实案例满足理性自杀的条件，这一点到底有多常见？的确，理性自杀的可能性（其能够成立）要求关于自杀个体的理性自治（rational autonomy）这个确定无疑的假设成立，但是在很多案例里，这个假设可能并不成立。一个人的采取自杀行动的选择可能并不能反映他本人真实的自我（true self），并且在一个更加冷静更清醒的状态下，他自己造成的死亡（self-inflicted death）这一行为可能就不会发生了。换句话说，即使存在一个暗示了自杀是一种自我决定的权利（a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它同时也暗示了仅仅当决定是一个人的真正自我做出的时候，自杀才是一种权力。并且事实上有无数的因素能够影响到个人的理性自治从而使得做出自杀的决定不能反映一个人真正关心的价值和目标。其中的一些因素会在认知层面上歪曲行动主体关于是否自杀的深思熟虑。自杀行为经常是冲动的和未经反复思考的产物，这一点反映了自杀者心理上的严重弱点和不稳定的倾向性。（Cholbi 2002）自杀者相信（假设不存在死后的生活）死后他们将继续做那种拥有有意识的经验的主体。在以“dyadic suicides”这个名字而被人们所知道的那种自杀中，自杀主体事实上期待自己死后能够尽情享受对另一个人的侮辱和迫不及待的复仇。
特别令人不安是自杀的想法和精神疾病（比如抑郁症（depression））之间的明显联系。尽管反对意见对这种联系所具有的力量大小表示怀疑，（Pabst Battin 1996，5）抑郁症和情绪紊乱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自杀行为的可能性这一事实却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一些关于自杀的研究表明超过90﹪的自杀者在死亡前都显示出抑郁症的某些症状。另一方面，有人估计患有临床性抑郁症（clinical depression）人群的自杀率至少是一般人的20倍。假设自杀的确和抑郁症有着密切联系，那么个人对他们自身死亡的态度就被蒙上了强烈的负面色彩，并且因为偶然被扭曲的关于他们生活状况（事业前景，人际关系等等）的信念而受到影响。正如Brandt（Brandt 1975）所观察到的，抑郁症能够“使一个人的智力过程粗糙化（primitivize）”从而导致对可能性的错误估计和一种非理性的关注，即关注个人现在的遭遇而不是未来较好的事态的可能性。（“leading to poor estimation of probabilities and an irrational focus on present suffering rather than on possible good future states of affairs.”Brandt 1975）这种自杀性的沮丧也表现出一些充满浪漫色彩和宏伟壮丽的信念，这些信念涉及他们的死亡会带来的一些可能后果（殉难、复仇的错觉等等）。此外，自杀者经常对他们自己的行动感到犹豫不决，希望他人能够前来干涉自己甚至向别人发出了希望被干涉的信号。最后，尽管一个人多次尝试自杀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对自杀行为的刺激却只是短暂的并且会被它自身的调节所驱散。综上所述，这些思考表明，即便存在自主决定的权利，那些基于真诚的并且经过深思熟虑和理智的自我价值评估的自杀行为可能只占少数。因此，即使非理性的原因使得它是可以被原谅的，那些本身是理性的或精神上可以被允许的自杀也只是偶然出现罢了。（Philip Devine甚至争辩说自杀必须是非理性的行为，因为没有人有过死亡的体验，一个自杀的个体缺乏必备的知识来判断选择继续的生命还是别的什么。（Devine 1978）类似观点也可以在Cowley 2006那里看到。）另外，如果自杀常常不是个体——关于他们福利的——基于理性的自我决定（r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所做出的表达，那么这就意味着其他人出于有一个表面原因（prima facie reason）来干预自杀行为，这同样也意味着普遍的不干涉自杀的权利是不存在的。（参看 3.7）
3.8 对自杀的责任
自由至上论者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他人不能侵犯的权利，即他们不得干涉他自杀意向的权力。如果排除了自由至上论者的这个立场，目前我们所列出的所有有关自杀的道德立场看起来都能够证明干预别人的自杀计划这个行为是正当的，至少在某些场合是正当的。如果它旨在阻止别人的自杀行为但采用了非强制的方式，那么这个行为本身的正当性就几乎是不需要什么辩护的。向一个自杀者恳求，尝试使她相信继续活下去的价值，推荐她一些咨询服务等等，这些在道德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些行为除了在个体的理智层面上做文章外（Cosulluela 1994，35；Cholbi 2002，252）没有干涉到她的行动或计划。一个更具挑战意味的道德问题是：更多的强制措施如身体克制（Physical restraint）、药物治疗（Medication）、欺骗疗法（deception），或者将尝试自杀者送进专门机构等等在阻止自杀方面是否被证明有时是正当的，并且在何时是正当的。简而言之，干涉自杀的问题是一个如何证明家长式的干预行为（paternalistic interference）是正当的问题。
在3.6中我们提到，推动自杀的刺激往往是只是短期性的、矛盾的，并且会被诸如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影响。虽然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也不能证明干涉别人的自杀意向是正当合理的，但是它们提示了这样一个思路，即自杀行为可能在不完全合乎理性的条件下发生。基于自杀本身不包含在自杀者可能理性地考虑的那些利害关系之中这一背景，并且给定死亡是不可撤回的进程（death is irreversible）这一额外事实，当这些因素都起作用的时候，它们就能联合证明干涉他人的自杀计划这一行为是正当的。我们也许把这个称为“无怨无悔”或者“站在生命的一边犯错误（err on the side of life）”，这两个名字近似于“干涉自杀”（suicide intervention）的意思。（Martin 1980；Pabst Battin 1996，141；Cholbi 2002）既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另外一个人想自杀时，我们并不能确定他的自杀行为是基于理性的选择，那么此时我们最好暂时阻止“一个考虑到几乎所有问题并且完全能控制自己的人自杀”而不是“什么也不做，却说特别是如果我们阻止了这次自杀，这个可能实现的自杀行为十之八九将会导致另一次自杀的尝试并且既然自杀的选择一旦成功将是不可撤回的（irreversible if successful）。”（Cosculluela 1994，40）更进一步的精神和身体医学检查可能有助于解决关于自杀者的决定是否合乎理性的问题。强制措施的使用应该同自杀者试图尝试死亡所表现出来的认真程度成正比。
关于我们是否对自杀者负有责任，有一个方面是容易被忽略的：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对于帮助别人自杀，我们可能负有道德责任。（或者换句话说，在某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有责任帮助别人自杀。）（这种可能性与医生援助自杀（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和一个更大的问题——自杀的权力是否是一个要求权力（claim right）——直接相关。）如果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为了制止非理性或者和与个人利益相悖的自杀的发生所进行的干涉被证明是正当的，那么相同的家长式的原理（paternalistic rationale）也就可以证明对于那些基于理性选择并和个人利益相一致的自杀，我们帮助它们发生同样是正当的。作为普遍的道德承诺，帮助别人自杀可能预示着真正的道德困境，因为它开启了一种可能性，即帮助别人自杀的权力可能因各种形式滥用、操纵、过分施加压力使得本来是非理性的自杀理性化（irrational suicide rational）而变得脆弱不堪。（Pabst Battin 1996，145-157）举例来说，一个长期患病的人的家人和卫生保健供应者可能会因为经济压力或者照顾这样一个病人的负担而决定采用不合规格的药物治疗来使自杀对病人来说更具吸引力，诱导病人自杀。因此，通过许可帮助别人自杀的行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允许人们因为某人的自杀会给其他人带来好处或便利而鼓励自杀，而不是因为这些自杀在事实上是考虑到自杀主体利益所做出的最佳选择。的确，那些围绕着医生援助自杀（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的好的思考起因于这样一种忧虑：即允许别人援助理性自杀同时阻止对这种援助的滥用和操纵这一点是否可以在法律和制度的实践上得到明确的表达。
4.结论
正如前面的那些讨论所表明的，自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也仍将是哲学研究调查的丰富领域。近来在医学领域里技术的不断进步引发了哲学对一种新的自杀方式——安乐死（euthanasia）或医生援助自杀（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的广泛关注。不过更多在这里没有列举出来的自杀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这些自杀的动机往往是某些心理上的痛苦。这多少有点儿不幸，安乐死和医生援助自杀提出了一系列超出自杀本身的问题，包括医疗资源的分配，医生职业的本质是什么，病人医生的关系以及允许如安乐死等将导致更多在道德上令人不安的死亡方式的产生的前景等。
自杀是否是一种权力，这不只是一个哲学关注的问题，自杀这一话题本身也是哲学的学多分支学科思想资源的重要来源。这些学科以道德哲学、伦理学、社会和政治哲学、关于人的形而上学、自由意志和行动理论等名称而被人们所知晓。更为重要的是，自杀问题存在于哲学和某些经验科学的交集中。正是在哲学家和其他人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才能不断取得对自杀——这个一直以来困扰着我们的人类行为的更加准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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