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的第四天,黑熊就病了,一个壮汉变成了一个一碰就要碎的瓷娃娃。
我伸手试一试他的体温,这人烧得滚烫。
“别,别,别,别碰我。疼,疼,疼,疼。”那位躺着的同学说。
“哪里疼?”我呈贤惠状。
“哪里都疼。”病人有气无力地说。有人疼的孩子会耍娇呢。
贤惠的女人围着病人转来转去,把家里的地拖了一遍,把各处的灰尘擦了一遍,把开水烧了一遍,把粥熬了一遍,余下的时间用来琢磨这个时候其他真正贤惠的女人还应该做点什么。贤惠的女人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如果你爱一个男人的话,这个男人就是病了,胡子拉渣、憔悴不堪,你还是一样将他当作帅哥爱的。因为这个时候,他就更像你的无助的孩子了。平常则大多数时候他演爸爸你演小孩。
这一天,我大学最好的女友小林从外地来京,半个月前她就和我约好这个晚上在她家见面。为了免于让自己沦落成“重色轻友”的天地,我在征得病人的同意之后,还是去赴小林的约了。
八点半钟,我便匆匆往回赶,一心急,地铁坐反了方向。古人
“我想跟你们俩个商量个事。”小美态度诚恳地坐在饭桌前,看着我和黑熊说。
“苹果公司又出什么新产品了?”我紧张地问,我如同爱财如命的葛朗台小心翼翼地看管着自己的钱袋。小美前两次向我们要“爱疯死爱死”(IPhone4S)和“爱拍得儿”(IPad2)态度就是这么诚恳的。
“不是了,不是要买东西。”小美说。
我舒了一口气。
“我班艾妮的妈妈给她生了个小妹妹,现在又给她怀上了个小弟弟。
很多年前,离了婚的我哭哭啼啼地抱着个孩子来到北京投奔兄嫂,在北京这个城市,我不曾有过学习和工作经历,因此没有朋友。于是我混在网上,遇到了梦醒、小路、片儿、棒儿、悠慧、溪水、兰妮、顽童以及观鱼姐等一群女朋友(排名不分先后,感情最好的有可能排最后)。
认识这些朋友后,我明白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道理,哪个中年妇女没有一本血泪史呢。于是,我不再哭哭啼啼,而是和我的这群姐姐妹妹们混在一起,我们谈文学(主要是谈诗歌)、谈经济(主要是谈股票)、谈政治(主要是谈绯闻)、谈男人(主要是谈男人多么不值得信任)。认识黑熊后,我不再参与最后一个话题的讨论,转为耐心听取其他中年妇女的意见,并以频频点头以示赞成
我站在温哥华的塔瓦神码头等女儿小美。
小美在离我们温哥华船程一个半小时的维多利亚市读私立住校高中,每隔一、两周她会在周末回家一次。
温哥华的冬季的天空一如既往地飘着雨,温哥华的雨是清新的,雨丝中似乎不夹渣一丝灰尘。
当人群已经走得差不多的时候,才看见小美和她的同学克里斯蒂娜一起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两个女孩上了车,黑熊司机在黑暗中启动了车,女孩子也就开始了她们的叽叽喳喳。
“嘿,你知道吗?咱班那个北京来的杰克,他说他祖父当过省长!”
“我室友说她家祖上是韩国的高官,她爷爷主管韩国航空公司!所以,她学习压力大,她不能比她爸爸和她爷爷混得差。”克里斯蒂娜说。
“妈妈,”小美有点沉不住气了,“我爷爷是什么?我们家祖上是什么?”
我很高兴地说:“小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爷爷是农民,目前看来,你怎么混都会比你祖上强了!”
“喂,我告诉你,”克里斯缇娜接着神秘地说:“弗兰克说他家特有钱,他爷爷做大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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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跟我说,如果苍天夺走人的一项机能,苍天就会给此人另外的一些优势,以利于此人生存。比如说聋哑人,他们听不见说不出,作为弥补,苍天让他们长得楚楚动人,也让他们脑子好用。
黑熊来到北美后,面对着说英语的人们,不幸沦落成了聋哑人。
黑熊成为聋哑人之后,令我失望地也没有脱变得“楚楚动人”,不过,他的脑子在某一方面还真开始好用了。当一个人听不懂别人说什么的时候,此人便学会了观察他人面目表情、形体动作。一个傻乎乎的东北爷们,愣是成为了一个察言观色之人。生活啊生活,你真能塑造人!
黑熊学会察言观色之后,我家的第一个损失就是侦探片没法看了。片子没演五分钟,黑熊就指着屏幕上的某人道:“看出来了,看出来了,那个就是凶手,人是他杀的。”结果还真是这么回事。
两个月前,我们一家坐游轮去墨西哥旅游。墨西哥人一说西班牙语,黑熊就特别高兴。这倒不是说黑熊懂西班牙语,主要是我们全家其他成员都不懂西班牙语,这时候掌握肢体语言的家伙便一花独秀,独领风骚了。
墨西哥是一个阳光充足的国家,在阳光多的地方
在北美读过几天书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梦想…》这一文献,它是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塞金的知名讲演,它掀起了美国反对种族歧视的巨浪,鼓舞了一代又一代拥有平等思想的人们。
这学期,我们在英文课堂第二次学《我有一个梦想…》,无疑,它坚定了我反对种族歧视的决心,尤其是反对其他种族歧视我们中国人的决心;但它并没有改变我种族歧视的倾向,尤其是我对印度人民一直没能怀有美好情感的不良倾向。
我的种族歧视与生俱来。它是如何根植于我的血液之中的,我一直没搞明白。我最初的记忆是在我三岁的那一天,妈妈在收拾家里的书柜,书柜里掉出一本书,清风不识字,所以翻扉页。扉页中一位印度老人的长胡子的脸一下子跳进了我的眼帘。我吓得一哆嗦,然后转身就跑,身后传来我那年轻的妈妈乐得笑翻了的声音。
年轻的妈妈把我的恐惧印度人的秘密无意间告诉了我的哥哥,这下子可算给我哥哥无聊的童年增加了无限的乐趣。哥哥将那本如获至宝地藏在我的小床的床垫下面,每每在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刚刚睡醒觉的时候,他便忽然将印度老人及其他的长胡子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吓的“哇”
1月11日早八点三十,我挤在北京西二旗的地铁里动弹不得。
我费力地抬起头,看看一米之外我想钩而够不到的把手,我觉得钩住把手其实只是一个心理需要,并不是一个现实需要。如果地铁紧急刹车,挤在一起的人们无一人将会摔倒——摔倒需要有空间。建议有关部门以后在设计北京地铁时可以省略把手,以便节省资源。
另一可以省略的东西是地铁里的暖气。大家靠得那么紧,每个人都无私地用自己的体温为他人送温暖,我们还需要其他方式供暖?难道我们不可以省下地铁暖气以节省能源?
谁说我们的社会不和谐?虽说是初次谋面,老男人贴着曼妙少女,少女都不骂老男人流氓;男青年冲着美貌姑娘吐恶气,姑娘都不嫌男青年早饭吃了大蒜,走遍全世界,哪找这样的地方让人类这般彼此包容、紧密相间?
有人说,在北京高峰时段乘地铁太费劲,说这话的人太不负责任了。在北京坐地铁不费劲,上车下车你根本不用用一定力气。你只要把自己放在人流中间,前面的刚给你开出了一丝缝隙,后面的立即将你推向前。你连脚都不用抬,就已经随着人流越过了车门,到底自己怎么过来的自己怎么整都整不
一月九日我回到北京看望母亲,在母亲家里住了几天后,我回自己昌平的家拿些东西,打算住上一夜。
离开温哥华的时候,黑熊同学谆谆教诲我说:“你回家把电闸打开就行了,别动水闸和煤气闸,要吃饭喝水你就去楼下餐馆。”言语中明显地透着对一位更年期妇女智商的不信任。
问题主要出在我家厨房的那一排橱柜上。当年装修的时候,千挑万选找了一家便宜的。来了一个“设计师”,前量后测的,最后做出的橱柜准确地将水闸和煤气闸堵死,造成了一个你不把橱柜卸了就甭想关上或打开水闸和煤气闸的结局。伟大的设计师啊,他怎么丈量得那么准?
回到家后,我想起了领导的教诲,便一切按领导的意思行事。电闸打开之后,屋里暖和了起来,我家暖气是采用电暖的方式,我喜欢这种方式。
在楼下饺子馆美餐一顿之后,我去给黑熊买了一条烟。卖烟的人硬要赠送我一个打火机,不要都不成,我老大不愿意地随手把它扔到装烟的朔料袋里去了。打火机这个东东,人家不让带上飞机,卖烟的,你赠送我一个打火机干嘛?
回到家后打算睡觉,睡觉之前必须洗个热水澡。我看了
回到北京我妈家的第二天,我哥来看我。
“我新买了一辆奔驰,”我哥高兴地宣布,随后又谦虚地补充了一句:“工作需要。在我们那个圈子里,面子上的事还是必须的。”
“多少钱啊?”我好奇地问。
“一百多万呢。”哥说。
我很不给面子地说:“在加拿大七、八万加元就买下来了,合成人民币不到五十万吧。”
哥说:“那倒是,不过,在中国开奔驰和在加拿大开奔驰感觉不一样。”
我心服口服地点头称是。在加拿大开奔驰没人艳羡啊,艳羡这个事,如果给个价码,应该值五十万以上吧?
在加拿大开奔驰,一脚油门下去,飞出去几公里,没有见到人,麋鹿倒是有可能碰上的,麋鹿们睁着迷茫的眼睛看着奔驰,继续停在路中央。身为麋鹿,看见奔驰都不知道让路,做鹿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呢?
再一脚油门下去,飞出去几公里,倒是遇见了人———那人是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的白人。
再一脚油门下去,飞出去几公里,终于遇见华人了———人家也是开奔驰的。
我发现:莎士比亚他爸是李刚。
我们的英文课开始讲莎士比亚戏剧。介绍莎翁生平时,琳达老师说莎士比亚的老爸当过市长。琳达还说,莎士比亚早年远离故乡是因为他在一个属于某贵族的森林里偷打了一只野鹿,被发现后,为了躲避法律诉讼,莎翁远离故乡。他不得已在一家剧团当了个跑龙套的混混,一不留神客串了一把编剧,然后,就成了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了。
我立即把手举起来了:“莎士比亚不可能因为这事离开故乡。”我很确定地说。
我觉得:咱怎么也不能给文学巨匠这么个鸡鸣鹿盗的名声吧?咱怎么也应该说人家是因为伟大的革命理想而写作的吧?
“为什么他不可能因为这事离开故乡呢?”琳达好脾气地问。加拿大老师就是这样,你在课堂上怎么调皮捣蛋,她都视你为勤奋好学、不耻下问。就为这个,我爱在加拿大读书。
“莎士比亚他爸是李刚啊!”我理直气壮地说,全班有十几个同学,其中五人是中国人,是中国人的都笑了,然后,我用英文解释了一下,听得懂英文的也都笑了。
关于上学,从小时候算起,我似乎就没有开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