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N曾说，做过一个梦，梦见我们毕业了，有人组织毕业活动。我被邀请了。我跑到她那里，拉着她的手一起参加。 
    她说，这个活动是在白天举行，场地的周围堆了一些凌乱的桌椅。 
    她说，活动有一项内容，每人领一张纸，写最想说的话，给最想的人。 
    她说，我领了纸之后就开始疾书，很是别具一格，毫无往日笑颜。 
    她说，我的题目是：《青春，我想对你说......》。 
    她说，她想了很久，最后还是写了自己。 
    梦见的这一幕没有成为现实。或许太过矫情吧。充斥在现实的毕业里的是一顿又一顿的散伙饭。民以食为天，再没有什么比筹划一顿饭更简单便捷。 
    三年前，DU不止一次告诉我，他收藏了大学四年的校历，带回了河北老家。 
    我开始学他，收好了研究生三年的校历。校历的背面是课程表。 
    来得及收藏，却永远来不及细数：这些年，我到底认真上过几堂课，究竟逃过几堂课。 
    我那来不及纠正的作息，被窝生生埋葬的时光。年华已远。 
    我那来不及感谢的感动，也来不及道歉的差错。暮暮相念。 
    我那来不及开始，却已夭折的爱情。也无告别，也无音讯。 

    刚刚送走小芹菜。向着车窗，再挥一挥手。就像她自己说的：就勇敢的向前走吧。 
    此刻，我也并不遗憾，得到的都会失去，来不及实现又有什么关系。 
    就如，有些感情，一再努力，最终还是失去。而又有一些感情，自然而然，仍在继续。 
    所以又有什么大不了。 

    当宿舍的最后一根火柴，点起生日蜡烛，我闭上眼睛，闻着蛋糕香，许我的心愿。 
    我居然如此幸运，抓住校园时光的尾巴，过我二十六的生日。 
    是啊，她们说的：你总会有最后一根火柴。绝处逢生，或者一直都不曾失去希望和期盼。 
    我是幸运的。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告别，我的校园。我的伙伴。我的青春。 
    青春，难依难舍。 
    没说散，就散了。

熟悉，才能如此亲近。多么贴切的概括啊，这些年与我相依相伴的姐妹们。

这么纯洁，这么缤纷的蛋糕，正如我们的友情，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未来。

小芹菜是要举手拍什么呢？蛋糕？噢，是，是要在适当的时候拍打一下督促我。

家旭“剑”在，哈哈！以后我们还会如此放肆吗？忘记年龄，忘记烦恼，无拘无束。

和大姐一起在“花丛中”笑，哈，美，其美无比。

几次打开博来，想要码些字，几次都作罢。

也许是因为太奔波了，东西之间，骤来骤去，没有时间酝酿感情。没有时间觉得难过。

也许是我自觉幼稚了，总是忙不迭地把自己的感受唠叨给别人。可见到底天真。

成年人嘛，怎么可以乱说话。这也是师父对我的再三嘱咐。

意料中的尘埃落定之后，准法官们聚会的餐桌上，我在心底不住同自己说，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不能现出我的大条。我很努力的寻找合适的言语和姿态。我如此的用力，不知是否有人察觉。

然而已经习惯了大声说话的我，表面上始终做不出来：笑的时候也要有些保留。

所以，我仍固执的认为：藏住心思固然是一种成熟，守得太紧则显得缺乏真性情。

短暂的离开，仿佛一个隔段，让我恍恍惚惚，宛如那是别人的毕业，与我无关。

我本是一个“无情”的人，可一旦有人对我“煽情”，我却又极易“动情”。

相聚。离别。照说我应该已经习惯，但在许多情形下，我发觉我仍然有无限惆怅——

端着酒杯，聚拢来。师父说。

“谢谢你们四位。这三年你们教会我许多东西。”

教学相长。师父的谦虚坦率也许亦是一种诚恳。

那一刻，我眼泪扑簌扑簌掉下来。是感动，是心酸，我也说不清。

三年前那一场挑选。已是此生最深刻的一场缘分。显然没有后悔，也不应该有丝毫后悔。

师父拍着我们的肩膀说：无论将来你们走到哪里，师父都是你们的后台图书馆。

我将心放下。我知道我是不会失去我的依赖。

三儿说。

“今天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鼻子有点酸。”

“真的很壮观。在北大百年讲堂前。我就不禁会想歌乐山下我们的毕业典礼。心随之吧。”

北大的典礼的确不是为她而举行。她的典礼在西南。

骤然间，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我比她幸运。

至少我还可以回去，亲临那一场典礼。尽管很可能只是领导冗长的说辞和作秀。

潘大哥说。

“同学一场，定是要相送。”

收到他的关心，是非常温馨的享受。这是真正的关心，不容置疑。

因为在他眼里从来没有光怪陆离的面孔，没有荒谬做作的表情。

这是一个没让心房沾惹任何尘埃的人。

还记得入学时，各位老师让他学习如今的人际关系。那时我亦觉得必须。

可如今，我开始怀疑，是否真的必要。

像他这样直白，毫无掩饰，谁忍心算计或者伤害。

他自会有他的朋友。朋友与朋友之间本也是“门当户对”的。

箽说。

“我想通了你的选择。”

她终于也想明白我的选择。同许多人一样，工作让你也成长起来了。

在有选择时，我能够有所选择。得承认，是我的传统和老套，使我作出了理智的取舍。

寒窗那么几载，裹挟着一些荣誉毕业，不求亲不靠友，去做人情和世故的学徒。

于是，我将最后一点失落，轻轻掸去。

然后，用惊人的速度，将满满一篮，硕大的杨梅吃光。

正是，到处杨梅一样的花。

    本文由 徐昕 教授 发表在 诗性正义http://justice.fyfz.cn/blog/justice/

   中国现有各级法院3548个，法官20余万，法官与人口比已经高于日本、英国和美国， “大司法”的格局已基本形成。然而，法官素质总体上仍不够理想。仅就学历而言，法官队伍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不到12万，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不到1万，大专及以下学历仍有四成。因此，必须转变规模扩张的观念，大力加强法官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素质。高素质的法官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基础，也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
    我们应该建设一支怎样的法官队伍？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官？概括起来，三大要求：知识是司法裁判的基础，经验是司法过程的血液，良知是司法公正的最后防线，我们需要有知识、有经验、有良知的法官。

    一、知识是司法裁判的基础

    法官应当系统、深入地掌握法学知识，一般应当经过专业的法科学习。这是法官审理和裁判案件的基本条件。目前，严格按照《法官法》规定的标准，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或者通过政法专业培训取得任职资格的人员中择优遴选法官，可以保障具有足够知识储备的人进入法官队伍。同时，加强法官培训，建立法官任职前培训制度，改革在职法官培训制度，改革培训内容、方式、管理制度以及法官培训机构的师资选配方式，逐步实现从知识型培训为主向能力型培训为主、从普及性培训为主向专业化培训为主、从临时性培训为主向规范化培训为主的转变。
    知识可以靠学习、靠思考来积累。强调思考，是因为思考是法官裁判纠纷的必备要件。通过思考，法官可以领悟恰当的法律推理方式，也可以掌握一定的裁判规律，从而更公正地解决纠纷。强调学习，是因为法官应当是终身学习的职业，既要学习法律知识，也要学习跨学科知识。司法过程涉及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方面面，可能运用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文史哲等各个学科的知识。法官个人的哲学观念足以影响裁判；有历史学素养的法官，也许眼光更为深邃，能够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更睿智的判决；爱好文学的法官也许可以把判决书写得更准确、更优美、更有说服力；通晓心理学有助于法官看清当事人的心理，更为接近事实真相；有经济学背景的法官，也许会更多地考虑效率、激励和未来行为的引导；了解一些政治学，法官也许会有更多的政治智慧；掌握一定的社会人类学知识，法官的审判或许能更贴近社会贴近民生。
    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法官还需要将知识灵活地运用于审判实践。法典是有限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法律只是为我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但无法规划我们的全部生活，指引我们的所有行为。社会不断发展，生活不断变化，法律的确定性注定了其必然滞后于生活，滞后于社会现实。法律从制定颁行的那一天起，就相对固定了。要使法律相对固定的规则能够契合多变的社会生活，就需要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司法过程从来都不是法律的机械适用，不是法律知识的简单运用，不是投币式自动售货机，而是综合考量各种因素而作出判断的生动而复杂的创造性过程。

    二、经验是司法过程的血液

    从革命时期的马锡五到当代数批“十佳法官”，从电影《法官老张轶事》到《马背上的法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人民司法”的传统，感受到国家倡导的法官的理想类型——即便没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但却有丰富的经验，能够很好地处理纠纷。当然，这并不是说知识无关紧要，而是强调经验的重要性。司法涉及纠纷当事人的切实利益，轻者定纷止争，中者断人毁誉，重者判人生死，法官不懂人情世故、没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和司法技艺是不行的。
    法官的司法裁判以经验为基础，没有足够经验的人通常很难成为一个好法官。一个法官缺乏相关法律知识很难判案，但有了法律知识也不一定就可以作出一个公正的裁判。法律知识只是影响司法过程的一个因素——当然是重要因素，但还需具备足够的经验，法官才能够公平正义地判断事实、适用法律，作出一个好的裁判。正是因为掌握了司法经验和审判技巧，法官才懂得如何辨别证据的真伪，如何判断事实真相，如何进行利益衡量，如何更有效地解决纠纷，如何减少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如何将法律的精神技术性地融入裁判，如何不断地接近正义。正如美国的霍姆斯大法官极力强调的，“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
    经验的获得，靠积累靠琢磨靠提炼。法官既要有社会生活经验，也要有司法实务经验。前者通过日常生活习得；后者通过司法实践积累。书记员工作，法官助理职务，律师职业，企业法务，争端调解，公证经历……这些都可以增加司法实践的经验。律师经历尤其可为司法裁判提供丰富的经验，而且是一种“另一视角”的经验。因此，应借鉴英美法国家从律师中遴选法官的制度。同时，逐步推行法官逐级选任制度，适当推迟专业水平较高的资深法官的退休年龄。法官配置还应考虑法官是否具备审理特定类型案件的特殊经验。例如，生活经验丰富、较有耐心的年长法官可能更适合审理离婚等传统民事案件，立案庭负责庭前调解的法官应选择擅长调解的人，而没谈过恋爱或者没有结婚的法官就不太适合审理离婚等家事案件。
    既然司法作为一种技艺，司法经验便是可以领会、传授、学习和积累的。要掌握和提高司法的技艺，应向实践学习，在实践中积累。年轻法官应向老法官学习，欠缺经验的法官应向经验丰富的法官学习。法官在日常审判工作中积累的经验，若能总结和提炼，将十分有价值。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自身的审判能力，而且对于法官同行、立志成为法官的人以及法科学生有借鉴意义，还对法律学者富有启发。我就时常从法官的案例分析、审判经验总结以及对法院的调研、与法官的日常交流中获得研究灵感。

    三、良知是司法公正的最后防线

    法官可以没有丰富的知识，也可以暂时经验不足，这些都可以弥补，但决不能没有良知。良知的养成，无法靠专业学习，靠政治学习也收效甚微。我不反对法官讲政治，相反，我认为法官需要讲政治。但什么是政治？我认为，良知是最大的政治。良知的养成，没有特别的诀窍，主要依赖于从小到大对高尚的追求，特别是早期的家庭教育，中期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我就要求我指导的研究生志存高远，追求卓越，博学笃志，勤奋钻研。国家也一直强调和注重对在职法官的培养教育工作，法官职业教育，除法律知识和司法技术外，也应以良知的培养为重要内容。
良知是对法院和法官实实在在的要求。从实质而言，良知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秉承良心和正义，作出公正的裁判；从形式而言，良知要求法院和法官转变态度，树立服务性法院的理念，坚持程序中立。
    服务型法院是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盛行的一种司法理念，强调法院为社会提供服务，而非作为统治阶级的专政工具和意志体现。到法院打官司的当事人，是司法服务的利用者，是纳税人，而法院是提供司法服务的专门机构。这种理念需要大力倡导。法院应转变观念，以服务的态度面对当事人面对社会，努力建设服务型法院。法官应树立服务型理念，切实保障程序的参与性、对等性、及时性和终结性。服务型法院并不是要求法院“服务大局”、“服务中心工作”，法官应严格坚持程序中立，做到消极被动、居中裁判、毫无私心、不偏不倚、不与当事人单方接触，法官“上门服务”、“主动揽案”、“保驾护航”之类的做法应当成为历史。要做到程序中立是不容易的，但程序中立却是程序正义最基本的要素，也是服务型法院和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
    当然，对良知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忽视制度建设。缺乏制度性约束的良知是难以长久的。好的制度使坏人从善，坏的制度使好人作恶。良好的制度是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而良知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制度设计永远存在漏洞，良知正是弥补一切法律漏洞的最好方式。因此，良知具有比制度约束更强大的力量。
    良知对于法官的行为具有深刻、全面、实质性影响。法律永远不可能十分完备，司法永远存在利益衡量和自由裁量的空间，法官的良知是保障司法裁判迈向正义的基本条件。哪怕法律再完备，倘若法官没有良知，裁判也很难实现公正。民众把自己的财产、声誉乃至生死都托付给法官来裁决，当然对法官的要求很高，期望法官有知识、有经验、有良知，希望法官的心里有杆秤。美国的卡多佐大法官说：“除了法官的人格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保证实现正义。”意大利法学家克拉玛德雷在《程序与民主》一书中指出：“司法判决是经过法官良心过滤后的法律。”这些话都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良知对于法官的重要性。
    良知要求法官具有能够自我约束的职业道德。近年来社会各种消极因素对法官队伍的侵蚀较为严重，少数法官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仍时有发生，特别是极少数法院领导干部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腐化堕落，严重损害了法院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净化司法环境、促进司法公正应从提升法官职业道德抓起。为了及时和有效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规范法院工作人员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公布了“五个严禁”的硬性规定。过去，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过类似于“五个严禁”的规定，但在实践中落实得不够好。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具有24小时自动接听功能的举报电话，随时接受包括案件当事人在内的广大群众对违反“五个严禁”行为的举报。这是决心和信心的体现。希望这次“五个严禁”的规定能够切实执行，做到信息公开，及时回复，适时向社会通报对违反“五个严禁”规定行为的查处情况，并给予举报人进一步申诉的机会，同时建议开通电子邮件和网络举报的方式。希望通过“五个严禁”规定的贯彻落实，进一步规范法官的职务行为，进一步严明法官的职业纪律，不断铲除滋生司法腐败的土壤和条件，提升法官的职业道德。
    最后讨论良知，是因为它最重要。做人要有良知，做法官更要有良知。法官在作出判断、利益衡量和自由裁量的司法过程中，应当遵从良知的指引，作出衡平的裁判。良知，是一个好法官最重要的标准。

    （徐昕，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司法研究中心主任）

    徐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官”，《法学家茶座》第25辑，2009年

     昨晚上，整理电脑里的照片。看到以前录的一段视频。 

     视频里的我不开心。这种不开心扫了别人的兴。 

     当画面定格—— 我埋头拨弄我的手机。 另外两个人在交换眼神。

     显然她们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只是他们没有把我的败坏戳穿。 

     今时今日， 看到曾经这样一个自己，讨厌至极。

     对不起，亲爱的，是我看不清楚是非曲直。是我分不清亲疏远近。

     我不求原谅。因为请求原谅的资格我都失去。  因为你们早已将我原谅。

     不再说，只爱陌生人。愿意感动，就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