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名叫《蛛丝马迹：犯罪现场专家讲述的故事》，很好看。其中有一个故事，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我将它逐字敲下来，给它起了个名字：关于寻找的故事。我觉得你也会喜欢。
1995年10月，在北泽西的哈德逊河上，一具尸体被河水冲到了岸边。那具尸体基本上已经完全腐烂，变成了骷髅。我对尸体进行了检查，以确定他的年龄、性别、种族和身高。我得出的结论是：他是一名白种男子，年龄在40—60岁之间，身高大约在1.43—1.65米之间。他的嘴里仍然有部分假牙，并且他长着一副反颔。
我们将这些数据输入全国数据库，但是没有找到匹配的记录。贝尔根县检察官办公室请我给这具尸体作面部复原。我在1996年1月完成了这项工作并将这个复原了面部的颅骨还给了他们。他们在举行新闻发布会之前将它摆在了一个人的办公桌上。
有个人走进了检察官办公室。经我复原的头像就放在一个办公桌上。他看见之后说道：“这是我的朋友！”
他说在过去一年中他在纽约市到处寻找这位朋友，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他。他后来想：我在纽约已经找遍了，现在我要到新泽西州去找一下。
他们记录下了他所提供的信息。他的朋友是在1993年12月由他的妻子在纽约市报告失踪的，他们有他的牙科记录，他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但是他的死因一直没有被确认。
死者那位一直在寻找他的朋友是一名医生，他在国外待了好几年，直到1994年才回国。他说：“我一到纽约就开始向死者的所有熟人打听他的消息，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任何情况。我很惊讶地发现，他的家人为了保留他们的廉租公寓而一直没有把他失踪的消息告诉他们的房主，他们把这件事看得比寻找失踪的亲人更为重要。他们从来没有向认识被害人的邻居们打听过他的消息。”
死者的这位朋友不断地向认识死者的人打听他的消息，曼哈顿警察局告诉他应该去失踪人口部门登记。在那里工作人员向他展示了自从1993年以来在纽约市所有六个区发现的几百具无名尸体的照片。他们告诉他，搜寻他的朋友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他最终在1995年放弃了这一努力。
1996年，他向他的一个侄子谈起了他失踪的朋友。他的侄子说：“你为什么不到哈德逊河的对面去找一下呢？”于是那位医生就给贝尔根县警察局打了电话，他们让他去找县检察官。那时我刚刚将这个复原的头像送过去，当他走进检察官办公室的时候，那个头像正好就放在办公室的一个桌子上。
他们至今仍然不知道被害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的家人甚至都懒得去报告他的失踪。但是他却有一位朋友一直在寻找他，并最终找到了他。
我每天经过一个长长的地铁换乘通道，那里经常人流汇集。我走路很快，不得不在人群中穿行，当近距离超过一名女性时，我往往要小心她快速、大幅度摆动的手臂——无论你们身高相差多少，她总有办法打到你的那个地方。很奇怪。当然，不会太疼，只是有些丢脸。她们会因此回头看你，眼睛里有疑惑、尴尬、羞恼，最后才有可能是歉意——当你看见那种眼神，你只想说：哦，没关系的，你没有打中你担心的那个部位。我的总结并不表示自己经常被打到，但我确实经常差点儿被打到。
生活很危险，真的。我只是不想跟在人后走路，就有可能被袭击要害。
但这不算什么，我知道，即使被击中，也不过是上班途中的小插曲。我不会因为这个死亡或者残疾——身处一个越来越疯狂的世界，这是幸运的。
如今我们时刻走在危险之中，大家各凭天命，有的人躲过去了，而有的人没有。
有时候我一觉醒来，发现四肢尚能动弹，身上除了死过一只蚊子的地方再无其他血迹，我就感到欣慰。
也许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将因贫穷而死，而这个代表极少数人的国家则会由于太有钱了而亡——这么讲没意思，你知道任何事情的本质或结局都很丑陋。我只是想说我越来越真切地体验到恐惧和悲哀——环境的荒诞性与黑色幽默已经无法再淡化它的险恶与恐怖，你不能一直假装那是超现实主义。你得接受这样的现实：你被伤害被搞死或搞到生不如死的机会相当多。
你可能被一整幢楼倒下来压死——没有地震，也没有人正在爆破它；可能被一个看上去很嗨或很醉的人开车撞死——你坐在高大的公汽上也不见得安全，因为没准有人打算放火烧你。建筑物垮塌，火车出轨，飞机失事，轮船沉下去，效果都差不多。
你可能在半夜被一群陌生人拖出屋外暴打，等到抽空一看，你家房子已成废墟——就算你有燕赵之风，向来慷慨悲歌，也没法喜欢这个——第二天你就会在一份合同上签下你的名字，然后自愿搬迁。如果你是女的，家里又穷，你可能在未成年时被官员们嫖宿，长大后被官员们强奸——你反抗太积极的话还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你不能随便批评县太爷，否则他们的衙役会告你诽谤追你到天涯海角；找他们的上级申诉也很危险，你将遭到围追堵截，最后被鉴定为精神病关起来。你尤其得当心进公安局或看守所哪怕只是作为嫌疑人去问个话，因为你进去后很容易被自杀。你要是路边小贩就惨了，随时有机会被派出所或城管局的临时工打死。当然，警察们自己也不安全且委屈，被人拼个鱼死网破还没有群众支持。有时候你也会在比较温馨的关系中丧命，比如被你的学生刺死或者被你的老师逼死。
最可怕的是，有一天你好好走在街上，突然有几千个人冲过来乱砍乱杀，说是因为民族矛盾政治问题恐怖主义，结果你在极端害怕中毫无准备地死掉了……事实上，你随便遇见的哪个人都有可能因为日子过得太差或太好而伤害你、抢劫你、强奸你或谋杀你。
谁孤独地生活，却有时想和别人交朋友；谁考虑到日时、气候、职业情况以及诸如此类的变化，却随随便便地想看到任何一只他可以抓住的手臂——那么，没有一扇临街的窗户，他是难以坚持下去的。而他的情况却是这样的：他根本什么也不寻求，不过是感到厌倦的人，让自己的目光在民众和天空之间上下地移动，他走到自己窗子的栏杆旁边，但他什么也不想做，只是把头微微向后仰，所以，下面的马匹得以把他拉下去，拉进马匹身后的车子和喧哗之中，从而也把他拉进人世间的和睦之中。
——卡夫卡
我不喜欢这种情形发生。
已经第四次了，我对着镜子看见的是陈再的脸。
或许我不该刮胡子，每次我刮完胡子，幻觉就会出现。
这不是什么舒服的体验。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入戏渐深。
我不太肯定这是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我叫杜越，三十岁。陈再是我的好朋友，二十八岁。
过些日子我就可以跟人说我三十一岁，再过一年三十二，如此继续，说不定我能活到八十岁。但陈再的年龄不会变了。两个星期前他死了。
他算不算我杀的不重要，因为尸体是我处理的。
我将它埋在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地方，埋得很深。现在后悔也没有用，我不可能跑到警察局说，我和我的朋友出了车祸，这是他的尸体，埋了十几天，刚挖出来。
我只能按最初的计划去做——进入他的生活，替代他的存在，让人们以为他还活着，以为他不过是躲家里，而不是呆在土里。
只要我这么干上一两个月，就不会有人知道他失踪的真正时间，就不会有人发现他从坐进我的车后便再没出现过。
那天当我瘫坐在陈再家的沙发上时，已是凌晨一点。
四个小时前，在我们驱车前往火车站的途中，一辆卡车黑乎乎的像座巨型棺材压过来，避让间我撞向了路边的一棵大树。
我的脑袋碰到了什么地方，醒来时疼得好像有人正在摘掉它。
陈再安静地靠在他的座位上，看上去很完整，几乎没有流血，除了右眼窝露出一小截金属。那本是一杆二十公分长的工艺笔，我记得之前拿在他的手上。
一个钟头像一只病蟑螂慢慢爬过去。
陈再的房间很干净，半具蟑螂的尸体都没有。
这很可笑，我还有心情制造一个比喻。我是在哪里看过这句话吗？
想不起来了。但时间确实慢得吓人。煎熬接管了它。
陈再死了，我心想。如果由他来开车，也许他就不会死。他是那么提议了，可我没有答应。每次出去旅行，都是他送我到火车站，然后把我的车子开回去。我应该往返都让他当司机吗？不应该。
但如果这次破了例，也许结局就不同。
不管有意无意，我这一生犯过许多无可挽回的错误。这次还是。
我是个旅行爱好者，一年有六个月在路上，要么独自，要么和陌生人。所以不用担心有人需要我，我有自由的时间来专职扮演我死去的朋友。
陈再的房子是租的，他一个人住，我从他口袋里拿了钥匙——事实上在被扛进那个深坑时，他的身上只剩下一条内裤。
我在他手机里查到各种号码。首先向单位请了长假，这没费多大劲，他不是什么不可或缺的人物。我们长得完全不同，声音却很接近，稍加修饰，骗过电话那端的人毫无障碍。
电脑的开机密码难不倒我，不过他根本就没设。
我甚至找到一个不起眼的文档，里面记着他各种网上身份的密码，聊天工具、邮箱、社区、网络日志等等。几乎没有重复的。他真是个细致的人。这个文档省去了我不少麻烦。
这栋住宅楼的格局不错，但装修潦草似一个自暴自弃的家庭主妇。
小区大门的保安聊胜于无，如果他有了钱，势必立刻醉生梦死。
楼里没有门房，没有摄像头，没有管理员，没有电梯司机。
清洁工一百年来一次。
没有想和你打招呼的邻居，没有上学放学叽叽喳喳的小孩。如果看见墙角缩着一只猫，你大可作势踢它，它不可能有一个主人跑出来。
在这样的地方，不会有人发现对面或是隔壁换了一个房客。
但我还是尽可能昼伏夜出，并避免与人交谈。
只有一次，我在电梯里碰见一个女人，她突然问，上回你买的几盆仙人掌养得还好？
还好。我说完就愣住了。
我一路困惑回到家，下意识地看了看阳台——当然，那里连一株草也没有。就是这样，如果你身负一个重大秘密，别人随便什么无意识或误会的言行都有可能令你错乱。
这证明我对自己扮演陈再的心理暗示有多强。那是一种来不及关闭的条件反射，好像我一直就是陈再似的。
不过当第一次从镜子里看见陈再时，我还是大吃一惊。或许是刮胡子造成了易容效果，或许是注意力过于集中。好在幻觉瞬间即逝。
我用他的电脑，坐他的沙发，睡他的床，往他的马桶里撒尿，在他的卫生间里洗澡，但并不希望在镜子里看见他的脸。
我甚至偶尔穿他的衣服，有些似乎比我自己的还合适。只是他的书柜我始终没有兴趣。我不知道他如何对付那些小说、诗歌和历史书。我宁可翻翻旅游杂志。
现在第三个星期了，我还看不出有被人发现的危险。
如果不是陈再的女友就要回来的话。
陈再的女友叫小梵，在外地工作，我曾见过几次。一开始我就知道，只要骗过了小梵，我就能骗过所有人。一旦小梵产生怀疑，整个计划就会失败。
我设想了各种情形，却只能被动等待。小梵的第一个电话就把我吓坏了，她劈头就问：你还活着啊？我差点把手机扔掉。我说我还活着。
这是整个事件中最别扭的部分，因为你难以理性对待爱情，哪怕你是替别人在做。我们几乎每天通电话，短则十分钟，长则半小时。甚至有几次我主动打过去。我想我是疯了。但我不得不这么做。
我是陈再，她是小梵，我们是恋人。我们发短信，我们打电话。我们说爱，我们吻别。我们不在一起，我们想在一起。我们不应该觉得相隔两地是个负担，尽管它是。我为这个女孩感到悲哀，尽管她自己不觉得。
陈再死了，但他的女朋友还蒙在鼓里。
很久没有任何人看见陈再了，但他活得比真实还真实。
陈再上线了，陈再你好啊，陈再拜拜，陈再吃饭了没有？陈再晚上出来喝酒吗？陈再什么时候上班？陈再好久没有写日志了……对，我好久没有更新日志了。陈再不是我，陈再每天写日志，每天读书。
那么我自己呢，冒充先生杜越呢？
我没有兄弟姐妹，没有正式工作。我钱挣得不怎么流畅，但尚能自给自足。我在不止一个城市有不止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但都不太固定。我有一辆破车，不常开，如果有人偷走了，我也不会去报警。如果有一天我被人杀了，并且藏起来，大概永远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心无旁骛地过着陈再的生活，假装他还活着。我甚至模仿他的语气写了一篇网络日志。没有人说陈再你的风格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的计划进展得完美无缺，现在小梵即将回来，正好就此结束。我离开的这天，将来人们会说，那是陈再失踪的日子。
我收拾好我原本为旅行准备的衣物，然后清理了房间。我毕竟不是陈再，房间比我进来时脏乱了许多。移动东西的时候甚至窜出了几只蟑螂。
唯一闪闪发光的是巨大的蟑螂，它们四处疾行，像电影拍摄现场里打扮光鲜的打杂的小弟……又是比喻，对吗？其实我讨厌比喻。它一定是我从他妈的什么书上看到的。
一个钟头像一只病蟑螂慢慢爬过去，爬过去，爬过去。
我回头看那个书柜。对着它这么多天，我没准随手翻过几页呢。一定是这样。
那么这些该死的比喻是出自哪本呢？我不记得了——这是自然，我最多翻过几页而已，我说了我没兴趣，只有陈再才会读完这些书——不过我猜一个出自《漫长的告别》，而另一个出自《微物之神》，是这样的吗？
这是个费神的问题。我撑在书柜上，开始觉得头疼，很快疼得好像有人正在锯它。
这时我听见有人用钥匙开了门。
然后小梵站在那里。她满脸惊愕地看着我。
陈再，她叫我。
你的头怎么受伤了？她将脸卡进我的锁骨和下颌之间，紧紧地抱住我。
你为什么不刮胡子，你从来不这样呀，你去把胡子刮了好不好？
我想她大概疯了，她看不见我是杜越吗？但我听见自己说好。然后我走进陈再的卫生间，对着陈再的镜子，用陈再的剃须刀开始刮胡子。刮完后，我又看见了陈再的脸。
我像上几次那样闭上眼睛。又睁开。还是陈再。我一定是入戏太深了。
我开始做一件之前不愿做的事：回忆那个残酷的夜晚。我得记住自己是杜越，不能被眼前的一切搞得精神错乱。几乎每个细节历历在目，卡车，大树，眼睛，笔杆，尸体，坑……无可挽回的错误。只有一点，我突然想不起当时究竟有没有答应陈再的那个提议。不过已经不重要了。
就好像关于蟑螂的比喻到底出自哪一本书，其实也不重要。
转帖的事实没什么新鲜，它们一直在发生，有目共睹。罕见的是这篇毫不闪烁其词的文章居然来自官方言论和主流媒体，并且列出了较新的数据。
尤其，它几乎作出了某种结论：倘若不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就无法阻断这样的循环链条……从而给社会的动荡埋下了伏笔……要对权力进行限制，但是在目前格局下，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而不是越来越轻。
我该说什么呢……
这是一个惨烈的时代，一个荒诞的时代，一个害怕真相却毫无敬畏之心的时代，一个既适合无耻者又适合正直者醉生梦死的时代，一个有能力思考者和没能力思考者同样值得同情的时代，一个令人对前辈们感到抱歉对子孙们感到遗憾的时代，一个新生永远赶不上腐朽的时代，一个和谐——即消灭——的时代。
时代周报6月25日讯 中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倾向。在日前召开的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上，中国财富的“集中度”正在受到政协常委和委员的热切关注。
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有钱人”是谁
查阅了几组权威数据显示，中国财富的确在以全球最快的速度流入富人钱包。
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
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凯捷咨询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而中国国内的一份报告，则清晰地表明了社会财富集中在什么人手上。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不患寡而患不公
3.8亿元一套的别墅，1.4亿元一架的游艇，4300万元一辆的汽车，1800万元一只的腕表，天价奢侈品纷纷登场。
6月10日，《福布斯》中文版首次发布的“中国奢侈品市场调查”显示，当全球陷入经济衰退之际，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奢侈品品牌最看好的市场。6月22日，“中国第一豪宅”汤臣一品一天内卖出了5套，均价每平方米11万元。这并非个案。5月底，深圳华侨城推出的7套别墅一天全卖光，均价每平方米12万元。
在蔡继明看来，正是这种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格局，导致了中国的畸形消费现象。
目前，畸高的房价成为财富过度集中的一种典型体现。对中国的中产阶级有着深入研究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表示：“高房价成为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的主要障碍。在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不仅伤害着底层的人民，也开始伤害中产阶级。”
可以被划为中产阶级之列的副厅级干部、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在6月20日表示，“以目前的广州楼价，有七八成广州市民买不起房。”他还以自己为例说明，“广州很多房子价格超过2万元/平方米了。我是副厅级职称，每月工资8000多元，两个月工资也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
据资料显示，如今出现了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倾向，精英循环与精英结盟成为一种定型，其他阶层的发展空间不断遭到侵占。1994到2004年10年间，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垄断企业并无企业精神，它们只是权力的衍生品。
难解权力魔咒
《法国大革命讲稿》作者、19世纪英国知识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阿克顿爵士说过一句被后人广为引用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当下的中国，改革的聚焦点，仍然是如何对过度集中的权力进行限制。
“倘若不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就无法阻断这样的循环链条：社会不公平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必然地阻碍科教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放缓，最后痛苦的承受者必然是底层百姓；老百姓的痛苦又会转化为对利益集团的痛恨，从而给社会的动荡埋下了伏笔。”一位分析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周晓虹说：“改革30年来，能够肯定的是，经济的总量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对资源的分配，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向好的方向发展”。邓小平曾言，如果改革造成了两极分化，那改革就是失败的。目前，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在周晓虹看来困难重重：“讲白了就是要对权力进行限制，但是在目前格局下，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而且，30年中间我们看到，经济总量在越来越增加，权力对经济的掌控是越来越高，而不是越来越低。格局不改变的话，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而不是越来越轻。”（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韩洪刚）
话说我最近读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在那两天，我出门前都不忘往腋下喷洒香水，从头发中找出最恰当的几绺抹上啫喱，鞋子擦擦干净，挑一件干爽不侧漏的T 恤，进了车厢就站得笔直，保持面带微笑或者神情坚毅…总之看上去我的人生正处于上升期，没准正值一生中最具有建设性的阶段。
因为实在不想有人将我同我手中的书对号入座——地铁里向来不缺像我这样的变态观察者——那个书名衰得不能再衰，偌大几个字：走下坡路的男人。
不过小说是真好看（翻译极赞），有些《大教堂》的味道，虽不及后者老到，但备足了可口的幽默和机灵。我们从那些每况愈下，失意、落魄，甚至形同怪物的普通人身上所见的也远非消极，更有勇气和真性情——这类故事的魅力正在于此。
上午在地铁，邂逅了一位穿着整齐、神情落魄的中年男同学。他举个纸牌子从车头一路走来。牌子普普通通（小旅店在火车站广场拉客的那种），一面画着几个圆和几条线。
牛逼的是另外一面，赫然上书“数学家刘×”。
他一边挤过人群，一边不停地说，我叫刘×，是一名流浪数学家，我发明了一种线性空间的算法，成果写在这张报纸上，请大家花两块钱购买之。（不要问了，之字是我加的）
流浪数学家，那是个他妈的什么鬼东西？亏他想得出来。我还是失忆的火星人呢，但我说了吗说了吗说了吗说了吗说了吗说了吗？有病。他也不管人家都不正眼看他，麻木而认真地重复着。我不知哪来的愤怒，真想上去把他鸡巴割了。
雅歌塔在书中借主人公之口说，“一切须属真实。我们所描述的是我们所看见的人、事，所听到、所做过的事。”“表达情绪的字眼太含糊不清，所以最好避免使用这样的字，而尽量去作事物、人物、自我的描写，也就是忠实地描绘事实。”
真实到极致的时候还剩下什么？冷酷。只有冷酷。
当一位作家以近乎白描的方式在你面前呈现了一个荒诞而残忍的世界时，你不妨说——哪怕只此一次——让那些细腻的心理描写和冗长的情感告白见鬼去吧。
尤其，不必怀疑“荒诞”的合理性。仅仅因为这位作家未就其笔下的事物向你提供任何解释、借口或妥协，你便认为它们背离了真实，这不仅不公平，还会导致你进一步的错误论断。
但你可以说它们是病态的。尽管你很可能清楚，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更加病态——在接受该事实的往复式过程中，我们有意无意习惯于佯装不解或反应滞后。除去虚伪或无知，我理解这是一种自我保护。
在《二人证据》结尾，一个改变整部故事的惊人秘密若隐若现，《第三谎言》因而更是让人期待。我不认为作者在玩什么叙述性诡计。注意第一部的名字，恶童日记，重点在于日记二字。如果“恶”出自想象，那么它的唯一目的只能是抵抗，令人绝望的抵抗。我不确定我是否猜对了，即使猜对了我也不会失落。
我想雅歌塔有办法制造一个比我的推测更为残酷的结局，并且无须证明就能令我相信是合理的。但我不会说那才是人生的真相。我不想在这里说这样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