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微微一笑。
他报以微笑。你考虑过——突然打住。他会说出来，我却无法预见他要说出什么来。接着，来了，轻得像耳语：“自我毁灭指令吗？格雷科？”
话一出口，我对他的推想中存在的一处空白迅速填充，满溢出来。这处空白一填充，他在我头脑中的形象立即大不一样。他指的是语辞：一句话，一旦出口，便会摧毁听话人的意识。雷诺兹表示，那个传说千真万确。也就是说，每一个大脑都有一个内置的触发器，对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句子，可以将他化为一个白痴、一个疯子、一个紧张症患者。而且，他声称知道毁灭我的那一句话。
我立刻转移全部用于输入的感官，将它们指向一块抗干扰的短期缓冲记忆。接着，我编制出一个自我意识的模拟器，用来接受输入，慢速吸收。我的意识则作为高端编程者，间接检测模拟器。只有确认了传感信息是安全的，我才会实际接收。如果模拟器遭到毁灭，我的意识就应该被隔绝起来，我会顺着原来的路径，一步一步折回毁灭点，获取信息，重新编制我的意识。
雷诺兹说出我的名字时，我已经一切就绪；下一句话可能是毁灭指令。此刻，我以一百二十毫秒的时间滞后接收我的传感输入。我再次审视我对人类意识的分析结果，以检验他的论断是否真实。
……
雷诺兹以一种戏剧化的姿势举起手来，食指前伸，似乎要强调一个论点。我的信息不够，看不出他的毁灭指令，所以暂时只能招架。如果我抵挡住了他的进攻，就有时间发动反击。
他竖起食指。他说道：“领悟。”
起初我没有领悟。接着，恐怖的一刻——我领悟了。
他设计的指令不是为了宣之于口，甚至根本不是传感触发器。它是一个记忆触发器：该指令产生于一连串的知觉，这些知觉单个是无害的，但他却将它们成批植入我的大脑，如同一颗颗定时炸弹。由这些记忆结果所形成的神经结构此时消解收缩，成为一个模式，形成一种心理形态，这个形态注定了我的死亡。我其实等于自己吐出了那一句言辞。
我的大脑立刻高速运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迅速。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自我毁灭意识。我竭力止住联想，可是抑制不了这些记忆。我的意识导致联想过程，这一过程正在发生，冷酷无情、不可遏止。我仿佛是从高峰坠落，不得不目睹这个过程。
时间一毫秒一毫秒地过去了。我的死亡历历在目。
……
【特德·蒋短篇小说集《你一生的故事》之《领悟》】
昨天半夜的时候，有个朋友打电话来说她外公快死了。我问什么叫快死了，她说脑死亡了一半。情况是这样的，她外公平时一个人住，晚辈们每天会打个电话，前晚上没人接，第二天早赶过去，发现老人在家昏倒了，送到医院抢救，结果被宣布脑死亡了一半。
残酷的精确，我心想。但我没打算安慰她，在这种事情上，我向来缺乏表达能力。我说你休几天假陪着外公吧，她说嗯。我说你自己保重身体，她说知道了。晚安，我说。我就那么躺着，过了好一会儿才难受起来。不知道持续了多久，后来我起身拉开窗帘时，天已经有些亮了。我见过她外公，一个很好的老头。无论结果，但愿他少些痛苦。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其实只是一段经历，没什么像样的情节。我们有时编一个故事，说那是真的；我们也会谈起一件真事，假装是个故事。但不管怎样，没有人喜欢听一个充满了废话或是述者情绪的故事。我将尽量避免这么做。
六年前我搬到了南城，租了某垄断行业职工小区的一个房子。房东是该行业一位级别不算低的官员。房子为一居，新装修之后没人住过。双方对彼此的情况都很满意，顺利入住。此后近四年时间我一直住在那里。我说一直，意思是我几乎不曾在外面留宿过。我宁愿带不同的女孩子回家过夜。你明白了吧？房子住得很舒服。后来我有了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再后来她固定地留在外地工作。她每月回来一次，每次回来我都把她弄哭。我大概以为那是我的责任。女人，如果你不能哄她笑，就要逗她哭，你总得做点什么，否则她对爱情没有存在感。但问题是我有哄她笑过吗？有过，我想，起码刚开始有过。
我不记得我们具体从何时开始考虑买房，应该在一起没多久。我们坐在租来的房子里聊天，觉得很惬意，觉得人生的希望好像我们粘在墙上的挂钩到处可见。买这样大小的一个房子也不错噢。我们讨论卧室刷什么颜色比较好，她建议淡紫色，我说你还不如杀了我，我坚持米色，我们互不相让，于是她打我，我抬起胳膊抵挡，她疼得哭了。几个月内我们去了不下二十个楼盘的发售现场。
看完最后一个楼盘的情景我迄今记得。我交过两万元预订金后，心力交瘁地坐上了一辆咣当作响的公汽。首付十四万，还差九万——我当时是怎么打算的？过了一会儿她从外地打电话来，我伤感片刻后说，不要问了，我不买了。然后我立即下车，取回了预订金。你一定想得到这件事的悲剧性在于短短几年之后，我再用三倍的价格也不能买到同等条件的房子。那我们先租房好了，反正也不着急，她说。那年我二十六岁，她二十二岁。
如果那时有人跟我说，错过这次之后你将再也没有机会买房了，我会以为他疯了。过了这些年，如果你问我现在心底还有没有希望，我只会说，我希望我有。
搬离那个房子是在冬天。房东打算趁着大好形势将房子出售。这没什么，难道你还指望在出租屋里生儿育女天荒地老么？只不过我刚好失业了。我很快又找了个房子。意外发生在搬家的两天前，新房东打电话来说房子不租了。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解释或是铺垫，但我肯定在电话里说得明白无误：你别回来了，我们分手吧。她照我的建议做了。其实我多想再看看她，哪怕对她再说一遍，你的眼眸似深潭，我甘心溺毙其中，这样虚无缥缈的话。但我相信，从我人生的某个阶段开始，及时离开喜欢我的女孩子，是我对她们能做的最好的事。
来不及找到新的住处，但我如期搬走了。办法很简单，除了生活必需品和书，我半送半卖掉了所有东西。包括冰箱和沙发。你一定奇怪我买了这些物件，但我以为下次搬家的终点会是自己的房子。接下来我在招待所里住了几天。马修·斯卡德陪我度过，那时他还住在纽约西五十七街的一家小旅馆，与我处境相似。我们每天喝酒。我说，敬你。
我将尽量避免叙述的废话或情绪，我是这么说了，我显然没有做到对不对？但你不该相信这句话。凡是加了尽量二字的承诺，你都不能信。
交接那天我将屋子打扫干净，连阳台都清洗一新，只等房东来验收。我的猜测一点不差，她果然对着合同上的清单仔细检查了每个角落和每颗螺丝钉。最终她打开厨柜时发现了问题，那可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里面怎么有油污呀？我把房子交给你时可不是这样啊。她的表情极其严肃，我理解她的意思，这房子从前是个处女，我花了四年时间把它糟蹋了。作为一名世界上最优级别的房客，这就是我的下场。
即便我力求了一个生动的结局，这依然不能成其为一个故事，枉费你忍受我许多的坏情绪读至此处——如果这件事是虚构的，我将对此无能为力。但它是我的现实经历，于是它还有超出我可怜的想象力的后续。
年初的某天，我正在等地铁。手机响了，号码不认识。按下通话键，原来是那位前房东。她寒暄了几句，问我现在住哪，我随口说在北边，她说唉呀你把北京都住遍了，我说哈哈是啊，您有什么事吗？她说，是这样的，我那房子不是又租出去了嘛，最近那个抽油烟机坏了，维修的人说应该有个遥控器，要找到遥控器才能修……我当时给过你遥控器吗？还是你把它放哪了？
我沉默了足足十秒钟。我以为我会发怒。但我没有。我只是平静地说，对不起，我没见过什么遥控器。她似乎终于意识到有些不妥，连连说哦哦我想也是我想也是……我挂了电话。
你几百年前住过一个人的房子，她为了租一个更好的价格将你扫地出门，几百年后她还存着你的电话，来问你有没有见过她的遥控器，还说什么需要遥控器才能修理机器的鬼话。而此时你仍然租着房子，还将继续搬来搬去，并且看不到尽头。说真的，这一点儿也不好玩。
他妈的抽油烟机遥控器，你见过这种东西吗？我没见过，但我想可能真有。很多我都没听过的事物，到头来发现确实存在。可这种该死的遥控器能用来干什么呢？
他们晚上性交时，其中一个突然停下来说，什么动静这么大呀，另一个说哦，是抽油烟机，然后淡定地拿起床头柜上的遥控器，啪地一声把隔了几个房间的机器关掉，然后接着刚才的干。或者早上他们坐在马桶上，想到下一秒钟要吃的早餐，忍不住按下遥控器，让厨房里的抽油烟机先预热着……我可怜的想象力仅及于此。
我为蜜蜂伤心欲泪。它们毁于敌我双方的军队。在沃伦地区蜜蜂绝迹了。
我们玷污了蜜蜂。我们用硫磺烧蜂巢，用火药炸蜂巢。在蜜蜂神圣的共和国内，破布片冒着浓烟，散发出恶臭。垂死的蜜蜂乏乏地飞着，其营营之声微弱得几乎听不见。我们没有口粮可吃，便用马刀割蜂蜜而食。沃伦地区再也没有蜜蜂了。
日常暴行的记录像心脏病那样，时时刻刻憋得我透不过气来。昨日是布罗德城下浴血大战的第一天。我们在蓝色的大地上迷失了方向，不论是我还是我的朋友阿弗尼卡·比达对此都深信不疑。战马自早晨起就大嚼麦粒。黑麦长得很高，太阳高悬空中，然而心灵享用不了这阳光灿烂、轻云飞渡的晴空，心灵在等待不急不忙走来的痛苦。
“各个村子的娘儿们，”排长开腔说，他是我的朋友，“都在那儿大谈蜜蜂，谈蜜蜂的心眼儿有多好，谈得可神哩。当年人们戏弄了耶稣，或许压根儿没戏弄过，——这事儿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迟早会弄清楚的。各个村子的娘儿们说，不管怎么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闲得发愁。于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蚊子便朝耶稣飞了过去，要狠狠地折腾他！耶稣抬起眼睛，望着这一大群蚊子，打心底里为它们伤心。可是多得数也数不过来的蚊子却没看到他的眼睛。这时有只蜜蜂也在围着耶稣飞来飞去。蚊子一个劲儿地朝那只蜜蜂喊：‘螫他，跟咱们一条心，螫他！……’那只蜜蜂一边在耶稣头上张开翅膀，一边说：‘我没这个能耐螫他，他可是木匠阶级的……’”我的排长阿弗尼卡结束他的话说：“应当懂得蜜蜂。但愿蜜蜂逃过这场大难。为了搭救蜜蜂，兴许我们能琢磨着干点什么事……”
阿弗尼卡说罢挥了挥手，唱起歌来。他唱的是黄骠小公马。阿弗尼卡全排成员——八个哥萨克给他帮腔。
“黄骠小公马，名叫齐吉德，主子是上尉，上尉好喝酒，”阿弗尼卡睡意蒙眬地唱到，嗓子像根弦，“每逢节庆日，纵酒更无度，酒后误大事，论律判杀头，今天杀头日，他要喝五升，喝完第四升，驱马上西天。西天路遥遥，小马是忠马，勉力登天去，归天再拿酒，不见第五升，忘在尘界地，一场空欢喜。大尉失声哭，忠马竖起耳，望着它主子，主子泪涟涟……”
阿弗尼卡这么唱着，睡意蒙眬地唱着。歌声像烟雾一样飘散开去。我们迎着落日走去。夕照似沸腾的河流，沿着如同绣巾一般的农田滚滚前去。宁静透出玫瑰红的色彩，大地横卧在那里，活像猫的背脊，覆盖着闪闪发亮的庄稼的绒毛。前面的山冈上有一座像个驼子似的、脏兮兮的、名叫克列格托夫的小村。布罗德那死气沉沉的、锯齿状的幽灵就在山口后面等待着我们。不料在克列格托夫村村口，有人朝我们劈头盖脑地砰砰射击。两名波兰士兵从农舍里探出身来观察着我们。他们的战马拴在系马桩上。敌军的一个轻炮连杀气腾腾地开上了山冈。子弹像一条条线那样飞射到路上。
“冲过去！”阿弗尼卡说。
于是我们撒腿就跑。
啊，布罗德！你那些七情六欲遭受压抑的木乃伊将一股股致命的毒气朝我喷来。我已感觉到你噙满冰冷的泪水的眼眶内涌起死亡的寒意。可说时迟，那时快，我的坐骑已飞驰着把我带离了你的一座座犹太会堂弹痕累累的石墙……
【《红色骑兵军》，〔俄〕伊萨克·巴别尔/著，戴骢/译】
他的猎犬丢失了。
他的栗色马丢失了。
他的斑鸠，也丢失了。
而他只是沉默。
仿佛一位连环杀人狂，
寒冬再次启程。
被宰割的命运，居然
没有列阵等待。
为了获得一个神谕，
人们宁愿知情过多。
而他只是，沉默。
那些旧的尸体，
那些时间的刀痕和空洞
以及果核里面的奥义，
必将在每个大雪的夜晚
被反复想起。
《沉重的时刻》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
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
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
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
望着我。
《秋日》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壮大。
把你的阴影投到日晷之上，
让秋风刮过田野。
让最后的果实尽快成熟，
再给他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迫使它们成熟，
把更多的甘甜酿入浓酒。
谁，此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在林荫道上来回不安的，游荡。
《给冯·卡尔克诺依的挽歌》节选
命运是怎样地，在诗中一去永不复返，
它是怎样地，在诗中成为模糊的影像？
所有发生过的事物，总是先于我们的判断，
我们无从追赶，难以辨认。
不要胆怯，如果有死者与你擦肩而过，
同他们，平静地对视吧。
无数人的忧伤，使你与众不同。
我们目睹了，发生过的事物，
那些时代的豪言壮语，并非为我们所说出。
有何胜利可言？
挺住就是一切。
杀牛者的房子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或者更早。从我有记忆开始它就在那了，据说是方圆十里内的第一座多层建筑。直到我几乎永久地离开小镇时，杀牛者还住在那个破败的二层小楼里。其时已随处可见高大的楼房。
杀牛者很有钱。只是他不需要一座新的房子。他没有老婆和孩子，父母或亲戚也不与他同住。而且他是一个长年在外的人。我能理解他把钱用在除了房子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你是聪明人，你就该知道一旦你在某件事情上出过风头，下次便不能再重复它。杀牛者就是这样的聪明人。他只做别人没做过甚至想都没想到的事，并且见好即收。我不记得镇上有比他更成功的投机商人。
没有人称他为杀牛的，杀牛只是他众多生意中的一项。他经常往外地跑，多是倒买倒卖之类，人们很难弄清他具体干了什么。只有当他在家门口贩卖水产或屠宰牲口的时候，人们才能从直观上理解为何他比自己挣的多。我清楚地记得他是第一个收购小龙虾的人，那时池塘沟渠遍地是这种东西，当地少有人吃，小孩子爱捉来玩，他一呼百应，以极低的价格收进，然后整车整车地运往周边的城市。我们那儿管屠夫叫杀猪的，因为很难见到有人专门杀别的动物。但他就是专门杀牛的。而我也曾亲眼目睹过。这便是我以杀牛者来叙述他的原因。
他的小楼南临小河，西靠马路，河水经桥洞流过。河岸与马路夹角的空地便是露天的屠宰场，边上有条小沟通常聚积着半干的血水，蝇虫飞舞。那是我第一次见现场屠牛，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条黄牛体型不算大，看上去很温顺，被拉到空地时四腿发抖，满眼恐惧，却并无像样的反抗，当杀牛者的助手拽紧它的鼻栓时，它仅仅摆出往后退的姿势。杀牛者嘴里叼着一根烟走过来，手上是一把二十公分长的普通螺丝刀。他站于牛的一侧，抚摸牛的后颈，螺丝刀比划两下，便贴着牛的脊背快速插了进去。牛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扑通跪倒在地，随即身子歪下来。助手立刻上前用一把锋利的弯刀将牛的脖子整个切断，深色的血涌了出来。然后是开肠破肚。接下来的工序曾经令我不解：一桶水被吊在木柱上，通过塑料管从牛身的刀口缓缓流入。数年以后，当注水肉作为众多中国特色产品之一繁荣起来时，我才意识到杀牛者是该行当的先行者。
那天从牛牵过来到注完一桶水，整个过程大约半个多时辰，自始至终有个女人呆在他家的楼上。精明强悍的男人娴熟地宰杀一头牛，他从外地带回来的漂亮女人安静地坐在窗前观看——那扇窗只能算是一个大洞。这可真够酷。只是这里有一个小问题，除非你别出心裁地认为它导致事情变得更酷了，否则势必对这幅景象造成致命的破坏：他是一位知名的阳痿患者。
没有人知道他领回过多少女人，因为她们都不会留太久。他应该是在自己的隐疾被公开之后开始将目光投向外地的。我相信仅凭他的口才便足以让一个女人千里迢迢跟他回家。每次新的女人出现，然后过些天不见了，人们就说，看来他还是不行啦。如此情节反复发生，人们便习以为常了。但无人刻意嘲笑。一个心智正常之人不会去嘲笑一个男人生理上的阳痿，除了他自己的女人。成功但他人无法羡慕，苦闷但他人难以关怀，于是杀牛者是我见过最寂寞的屠夫。
我在读奈保尔的《米格尔街》时想起他，但想起之后就与本书无关了。启动我们记忆的遥控器上有一些数字按键，它们直接指向那些重要的频道而无需搜索。杀牛者就属于这类按键。但我不能想象他现在的情景：他一如既往地阳痿，或是又在做其他什么买卖。惟能肯定他已老了。而我只是叙述。我是说，有时候你会以为你发现了命运的秘密，可你真的不能太自信。根本上你永远看不大清。别去阐释它。
有个男人歪倒在地铁的座椅上，眼镜歪倒在他鼻梁上。他双目紧闭，裤子拉链半开。他喝多了，他真可怜。我没有闻到酒味，我感冒了。但我看得见他眼圈泛红，脸颊微肿。我喝得再多也不会这样，我是说我喝得再多也很清醒。我见过太多的人与我一醉方休之后开始胡言乱语，讲一些平时不敢或不便讲的话。这真是个悲剧。我是说一个人居然可以永远保持清醒，这真是个悲剧。我并未刻意这么做，可是谁有办法让我喝到昏过去之前意乱情迷？我上一次喝醉的时候，当街狂吐，晕头转向，然后自己叫出租车回家，没有丢任何东西，下车还记得要了发票。这种经验令人发指。醉对我来说只是生理行为，无关精神。我宁愿我一杯酒下去就开始放浪形骸。
马修·斯卡德说，我叫马修，我今晚只听不说。我现在听也不想听。或许是我的悲观作祟，我感觉这个世界已经崩坏。坏的消息总是有所保留以便受众的信心苟延残喘，好的消息虚假得连发布者自己都不好意思。这到底是怎么了？马修说，我无话可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三百万人口，有一千三百万个故事，有一千三百万种死法。我们是孤单的存在。我厌倦了路上遇见的每个人，厌倦了每个人疲惫的神情。真的，我越来越无话可说了。我只是在坚持。我得做点什么。就像一本小说里写的：文字像锚一样，拴住记忆之船，以免船在暴风雨中沉没。
城市生活容易让人萌生出感伤的自然情怀。城市人看自然是花园，或是窗棂外的风景，或是自由的舞台。农民、水手、牧人更加有头脑。自然是力量和抗争。自然是没有承诺的存在。如果自然能够被人类当作是舞台和背景，那么它必须被当作既有助于善，也有助于恶的自然。自然的力量冷漠得可怕。生命的第一需要是庇护所。庇护所反抗自然。最初的祈祷是祈求保佑。生命的第一个迹象是痛苦。如果造物主是有目的的，那么它的目的是隐秘的，只能在征兆里不可企及地探寻，永远不可能在真实的迹象里找到。
正是在这样荒凉的自然情境里，我们遭遇美。这遭遇究其本质是不期然的、无法预料的。风平浪息，海水从土灰变成宝蓝；雪崩后滚落的巨石下长出小花；破败小镇的上空升起月亮。我举这些极端的例子是为了彰显情境的荒凉。反观更多日常的例子，无论我们是如何遭遇美，美始终是个例外，始终是“尽管”。这正是美打动我们的原因。
——《讲故事的人》（约翰·伯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