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战争算起，百余年来，台湾不断接受外来文化与新移民的刺激，遂也渐渐习惯了“混血”式的文化样态。近当代的台湾庶民文化，其实是日治五十年遗留的“东洋风”、战后驻台美军带来的“西洋风”、新移民带来的“大陆风”与“香港风”、加上民间自为的“本土风”，杂糅一处，混成独特的文化风景。
台湾曾经戒严近四十年（1949-1987），然而针对文化内容的管制，较诸政治体制的压抑，相对还是宽松一些，舶来文化商品繁多，各方影响之下，电影、电视、唱片、读物皆受薰染。到七十年代“寻根”风起，青年世代重新摸索“身份认同”，首先要面对的，也是这盘根错节的“混血”情结。理解台湾庶民文化，或许应当先认识这一点。
七十年代，台湾青年的创作能量，从一连串指标事件展现出来：1971年奚淞、黄永松、吴美云、姚孟嘉创办《汉声》杂志英文版，1977年改为中文版，深入探讨古迹保护、民间艺术与庶民文化。1973年林怀民创办“云门舞集”，高信疆接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大力推行报导文学，引介素人画家洪通、恒春老歌手陈达。1975年歌手杨弦在中山堂开演唱会、出版专辑，替余光中的现代诗谱曲，点燃
1997年，我在日本看Bob Dylan演唱会，认识了二十出头的小泽老弟。他是个摇滚阿宅，英文说不了几句，却会弹唱每一首Bob
Dylan的歌（这成就非常惊人，能如此声称的美国人也没有几个）。小泽无恒产、没上班，四处打零工，心血都投注在他为小众乐迷通讯写的碟评，评的都是「私酿地下录音（bootleg）」──此字原是禁酒令时代藏在靴筒里的「私酒」，后衍伸为「未经授权流出、地下流传的出版品」：演唱会实况、试唱带、未发表歌曲、相异录音版本之类。bootleg自成一门深奥学问，小泽的功力十分要得，丝毫不在亲历嬉皮时代的长辈之下。
小泽志愿担任导游，陪我逛遍了东京新宿西口巷内十几家bootleg专卖店：日本对这类出版物管理宽松，新宿西口曾是全球乐迷寻宝圣地。bootleg比正版贵得多，版本良窳落差极大，要是没有一点儿起码的专业教养，免不了要花冤枉钱。小泽以他渊博的学识和有限的英文能力替我讲解，遇到他以为不值费钱的录音，就评一句「rubbish！」。整条街十几家店几千几万张碟，能入他法眼的不多，几乎都是rubbish，替我省了不少钱。
这也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没成家，跟爸妈住在一块儿（那段日子我熬夜成习，作息和他们正好错开，有时竟几天也难得和二老见上一面）。由于喫喝作息都不正常，饿起来的时候往往饭馆已经打烊。于是常趁骑摩托车出门办事，顺便在巷口的便利商店张罗食物。
我很快注意到那间便利商店的大夜班小哥。这么多年了，他的五官在记忆中已经模糊，但他的鼻环跟那一蓬「面条头」，我是无论如何忘不了的──「面条头」也者，洋名dreadlock，原是拉斯塔法里（rastafari）教徒的发型，不朽的雷鬼摇滚大师Bob
Marley便是最著名的面条头代言人。流风所趋，半世界听雷鬼与嘻哈的青年人也纷纷留起了面条头。汉人发质与黑人殊异，留起来肯定是更费事的。
这位小哥看上去顶多二十岁，别著鼻环顶著面条头，穿著红底绿条的制服背心，一口一个「欢迎光临大亨堡现在特价喔」，偶尔蹲在棚架前清点刚到货的纸盒装鲜乳。我总在猜想，他在便利商店光洁明亮的世界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是什么模样。
1999年，只身去纽约。土包子进城不免忐忑，于是事前熟读指南，书云：从甘迺迪机场坐黄色计程车到曼哈顿，进城例价35块，加上小费通行费，最多50块。
拖著行李出关，正待找空车排班处，一高大西装黑人趋前问我要不要搭车──听他的口音，故乡恐怕曾是法国殖民地。我记起旅游指南的教导，傻傻问：「是yellow
cab吗？」他微微颔首，递来一张皱巴巴的号码牌，接过我的箱子：「这边走，先生」。
迢迢遥遥走到停车场，一辆黑色老林肯等著我。他把号码牌收了回去，它显然只具象征意义。我爬进那彷彿黑手党电影场景的后座，懵懵说了地址，老林肯喷出浓烟，奔腾上路。
我迟钝的脑袋总算感到事情不大对──没谈价钱。鼓起勇气开口：「请问车钱怎么算？」他淡淡回道：「三百。」
我脑袋「嗡」地一响：「不是35块吗？」「那是yellow cab，我这可是礼车limousine哪。」
我口干胃痛，急中生智，懊恼地说：「我没钱。」他从后视镜看我一眼：「
(2010-05-19 01:40)
那是一只在神话场景中烁烁发光的玻璃瓶。热血歌手拎著它上台，慷慨陈词，然后愤然掷之于地，霹雳一响，流光四溅，全新的历史篇章于焉开启。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日，淡江文理学院（今淡江大学）有一场民谣演唱会。据说，那个不修边幅的胖子，扛著吉他，拎著可乐瓶，上了台便说：「从国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兴，但我现在喝的还是可口可乐。」他转向舞台上刚刚唱完英文歌的同学，不客气地问道：「你一个中国人，唱洋歌，什么滋味？」
那同学愠然回道：只要旋律好，外国歌中国歌都唱。胖子显然对这答案不满意：「我们请今天主持的陶小姐回答这个问题，她主持节目十多年，一定可以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覆。」
广播人
(2010-04-18 16:46)
（Bob
Dylan与乐队在东京Zepp演出现场，这是旧友小泽君在台下偷拍，位津子电邮转寄。迪伦在右，左为吉他手Charlie
Sexton。）
「想得愈多，便愈明白我遗落在日本的是什么──我的灵魂，我的音乐，还有那位艺伎楼的好姑娘──不知道她还记得我么？假如日本人想认识我，他们可以听听这
张唱片──他们也将听见我的心脏仍在那间京都禅寺的庭园跳动不歇──总有一天，我会再去那儿把它要回来。」
──巴布迪伦，1978年为 《Bob Dylan at
Budokan》东京武道馆实况专辑所写，时年三十七岁。
「真可惜，巴布去不成你的家乡。」杰
按：今年二月，应高雄女中编辑社邀约采访，聊得挺开心。前阵子同学们寄来整理过的访谈纪录，她们把我漫无章法的瞎扯闲聊，编辑成很有条理很好读的文章，功力比我认识的许多三四十岁的专业编辑还要得。征得同意，转贴在此。雄女编辑社同学们的名字附在文末。谢谢她们。
----------
高雄女中编辑社：首先想请教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音乐以及民歌这方面感兴趣的？
马世芳：我的父亲在教书，是个作家；母亲则是一位电台广播主持人，家里有很多的书和唱片。我从小在那样的环境长大，自然对这些感到特别亲切。但要如何在脱离少年之后仍保有这份难舍的情感，则又是另一个问题。当然对音乐一直很有兴趣，但却没想过会跟我长大后的工作有关。
我高中时，第一志愿是台大外文系。我希望我能够读文学、作翻译，成为一个很好的编辑，工作是跟文字、出版相关的行业。我完全没有想过我未来的工作会跟音乐有关｜做电台主持，或者是架设音乐网站。要是回去跟十七岁的自己说：「你长大以后想做的事，未来都不会发生。」应该会觉得满沮丧的。可是人生就是有许多的意外。
上高中后感觉比较能掌控自己的时间了──当然实
(2010-02-23 23:49)
（给《上海壹周》的稿子）
没有暖场节目，没有开场影片，没有故作姿态的拖延，票面印的开场时间一到，幕后响起那句不变的介绍词：「先生女士，敬请欢迎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艺人，Bob
Dylan！」乐声大作，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便见到了他。
这是1997年2月16日傍晚五点，日本名古屋会议中心世纪厅。Dylan五十六岁，一头古铜铁灰乱蓬蓬的捲发，一身灰扑扑的西装，像是Beatles刚出道穿的款式，只是臃肿了些。强光在松弛的脸颊刻出深深的法令纹，使他看上去确乎是一位老人了。然而那陡峭的鹰钩鼻子还是旧日的模样，双目澄蓝如炬，彷彿还能窥见《Highway
61
Revisited》封面那二十四岁青年眼中灼灼的火光。偶尔他扬起嘴角，似笑非笑，那张著名的脸依稀闪现──六十年代一帧帧黑白照片一段段漫漶影片被无数年轻人追捧质问景仰唾骂而至如亲如故的脸。那张曾经和切格瓦拉和毛主席像一齐化为符号的脸。
Dylan揹著一柄Fender
Strat电吉他，然而我们都明白这不是1965年纽约新港民谣节。九十年代，横扫乐坛是悍猛的Grunge，是不可一世的Brit
Pop，连Dylan那辈的老将
按：2010年起为《上海壹周》写专栏，这是第一篇，此为原始完整版，登出略有删改。
那年，Roger Waters在香港办演唱会，现场搬演全本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几位不忘革命情感的朋友和长辈纷纷买了票请假去朝圣——既然Pink
Floyd散伙已久，去看看老团长，便是最接近「美梦成真」的机会了。
我多少有些向往，然而终究没有去。尽管生平买的第一张唱片就是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却总觉得对Pink Floyd始终听得不够深，至少，比起学长W，二十多年了，我应该还是赶不上他的。
八○年代末的夏天，刚考上大学，我们生平第一次拥有简直挥霍不完的时间。暑假百无聊赖，便和三两哥们儿约好，一块参加了由几所大学「异议性社团」在某山庄联合举办的四天三夜「营队」。那年头「营队」模式大同小异，不外在山巅水湄找个场地住几天，白天上课听讲，晚上安排各种实习活动，大伙分组作业，以最后一晚的成果展示评比作结。自由活动时段很多，所以也经常发生种种男女暧昧的传说。
那时节，这类营队都有一个响当当的
加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