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南路。秦末动乱时，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的中、北部），以番禺（今广州）为都城，积极与海外交往，体现了海洋文明的特点。然后因国中内乱，为汉武帝所并。从此，汉朝充分利用南越国发达的海洋交通能力，开始了派遣使者、向南海要权的路程。目前留下的文字记载见于《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庐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庐国。自夫甘都庐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

    李魁奇旣降复叛，与余党锺斌、周三舍大肆焚掠，闽海复震，猷授畧芝龙剿之。又捐俸筑铳台于鹧鸪溜石间，以扼其险。会官兵失利，贼舟抵内港，猷身亲督战，发巨炮击沉其舟，贼乃遁去。擒酒醉老斩之，寻复擒黄巽冲杨耀老等五十余名，生擒魁奇献俘于朝。

                           ——（道光《广东通志》）

    明末时期，中国东南沿海渔民或因政府压迫，或因外来诱惑，武装商船，行海盗径。盗者，官之背面也。古时候，常有豪侠壮士不拘于朝廷之规矩，不缚于现实社会之规则，另立旗帜，或占山为王，或落草为寇。然其目的，与一将功成万骨枯、千人养艳红顶子一样，多是希望可以以此来改变官家对他的要求规则，梁山之宋江当为一典型案例。陆盗如此，海寇亦然。明末尽控中国东南沿海、出入南明宫廷的郑芝龙也是在屡次降叛之后得到了自己的地位，完成了由盗到官、由黑到白的转变。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