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税负比富人高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由于连年来我国税收增长率高出GDP增长率一倍多，而2007年的税收增长超过GDP增长两倍，税收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中有更大的比例被政府征收，留下给百姓就越来越少。税收低的时候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大。但是税收高的时候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越来越大。像现在这样的变化，税收在GDP中的比例上升，对于贫富收入分配有什么影响，值得我们密切注意。

       税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调节收入差距。其原则是从富人那里多征一点，用于帮助低收入阶层的教育，医疗，市内交通等开支。一般所采取的办法是累进所得税。可是在我国，由于财产性收入很难征到税，所得税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工资所得，而财产所得是富人的主要收入来源。结果是富人收入中有较大的部分没有交税。不过这一现象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是一个老问题。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税收在GDP中的比例提高以后，不同收入的人群受到的影响如何。

       大家对税收的印象主要是从个人所得税来的，有些收入低的人不交个人所得税，就以为自己没交税。其实在总税收中个人所得税只占7%，其余的93%也都是从老百姓那儿征来的。我国的政府很聪明，收了税还不让你知道。不像大部分别的国家，从百姓那儿收了多少税必须清清楚楚地告诉纳税人。我们从超市买东西，价格里面都包含着税，只不过收据上并不写出来。我们打电话，用电交电费，里面都有税，而且收据上都不写明白。于是大家以为政府多收了税，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关心个税的起征点是1600元还是2000元，而把纳税的大头给忽略了。

       个税以外的93%的那部分都是什么税呢？按照征收的比例高低排列，最主要的是增值税，占36.7%；其次是企业所得税。占20.0%；再其次是营业税，占14.7%；再次是进口品的消费税和增值税，占14.3%。这四项税占了全部税收的85.7%。再加上个人所得税的7%，就是92.7%。其他还有消费税5.4%，关税3.3%等。要分析税是从哪儿征来的，主要是分析这几部分税收的来源。

分析税负最后是谁在负担，在经济学里叫税负的归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从高校学费谈起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最近我在广东岭南大讲堂演讲时，有听众问起高校收费的事，我说，我同意提高收费标准同时增加对贫困学生的补助。其实提高高校收费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我也没有对此问题作过研究，但是我从一般经济学的道理出发，我是同意这个意见的。后来报纸上报道我的演讲时，对演讲的主要内容没有提及，专门挑出高校收费点问题作了重点报道，引起许多读者的批判。以后又有许多媒体通过电话采访，要我解释赞成提高收费的理由。媒体着重在“卖点”，要迎合读者的需要。往往抓错了重点。

       其实，关于高校收费的争论只是许多争论中的一个。在这场争论中一般老百姓的意见和经济学家的意见不同。发生这样的意见分歧，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一般群众关心的是当前的利益，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经济学家要考虑更长远的，更广泛的利益。一般群众希望政府更多的补贴，而经济学家还要考虑补贴的钱从哪里来。

       拿高校收费来看，现在公办大学的收费标准，大约只占全部成本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靠政府的补助。政府本身不创造财富，反而还要消费掉社会所创造的财富。政府补贴的钱是从全体百姓所交的税来的。所以高校低收费不是政府在拿钱，而是靠全体人民的纳税。于是就发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大学生要享受全体人民的税收？这部分税收由大学生享受是不是最合理的安排？为什么不让高中生（或别的某一指定人群）享受而让大学生享受？我相信高中生中的贫困生的比例要比大学生中的比例高，让高中生享受可能更合理些。从比较高中生的贫困问题和大学生中的贫困问题可以看到，大学生有较强的话语权。尽管大学生的贫困问题没有高中生大，但是吸引了全社会的注意。真正的弱势群体很难发出他们的声音。如果我们的反贫困政策没有仔细的第一手调查研究，很可能被听得见的声音所误导。

       这里附带提一下税收的负担分配问题。大家都只知道个人所得税。其实这部分税收只占了总税收的7%，其余的93%大多是跟消费有关的。比如打电话付的话费，在超市买东西付的款等等，里面都有税。而大家锁在柜子里的钱是不交税的，政府没有办法对

如何看待我国的大饥荒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防止饥荒再次发生的不只是增加粮食生产，更重要的是让百姓有交换的自由，有流动的自由。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增不了产。所以说：自由是抵抗灾害的最有力的武器。

在过去的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因为饥荒而饿死的人，总数大约为七千万人(但是在前一个世纪，即十九世纪，饿死的总人数超过一亿人)，比地方病和流行病死亡的总数略少一些。大体上又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之和。这都没有算上因饥荒导致的生育的减少和营养不良而夭折的人数。在这过去的一百年中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饥荒，就是中国的1959-61年的大饥荒。所有的重大的饥荒都是因为战争或独裁专制，真正因为人口过剩和经济落后而饿死的不是最主要的。人口过剩和经济落后都会造成普遍的，但是都是小规模的死亡。

在二十世纪以前，饥荒的主要原因还是粮食的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也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起作用。粮食不足那时候是全球性问题，各处地方都存在粮食生产问题，到处都有人饿死，但是都是小规模的。现在二十世纪以后，我们完全有把握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已经过时了。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发达，粮食既充足，又能够方便地流动，大规模饿死人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才会发生。但是在十九世纪之前的几千年里，确实是粮食的生产不足成为人类发展的障碍。人口的繁殖是几何级数的方式，而粮食的生产是以算术级数的方式增加。新增加的人口不得不到更偏僻，更遥远的地方去开荒种粮。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农民在高山峻岭的半山坡上开垦，产量极低，运输的成本极高,，但是人们不得不到这种生产条件极为不利的地方去谋生。按照我们现在的看法，这些地方根本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是马尔萨斯的规律把他们赶上去的。

马尔萨斯的理论已经过时的看法可以从近几个世纪人口和寿命的变化得到证明。在十九世纪以前的几千年里人口增加非常缓慢。根据Angus Maddison(英)的研究，公元以后到十九世纪的1800年中，人口的年增长率不到0.1%，但是从十九世纪以来到现在的二百年中人口年增长率达到1%以上，增加了十几倍

要素价格扭曲将导致宏观经济的不均衡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价格信号引导着经济的运行。价格的扭曲必然引起经济的扭曲，招来一系列难于对付的失衡，再加政策方面的违反常规，如果不能及时果断地纠正，最终难免造成大的震荡，甚至发生危机。反过来讲，只要纠正价格的扭曲，理顺经济关系，当前的大部分问题都应该能迎刃而解。

当前宏观经济方面的问题主要是GDP过分依靠投资增长，而消费却在下降；外贸的顺差造成外汇储备过高；就业压力巨大；贫富差距在扩大。同时物价上升，房地产价格猛涨，股市有明显的泡沫。这一系列问题都各自有其背景，但又都和一些基本价格信号的扭曲有关；和国家的政策规定有关。

我国的银行利息率属于全世界最低的。存款利息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储户得到的是负利率。贷款的真实利息率只有两三个个百分点。可是这样低的利息率并没有被广大的企业界所享受，而是被效率很差的国家项目和大的垄断行业所侵占。而且由于资金的成本低，投资者往往选择资金密集的项目。这些项目吸收的劳动很少，对就业的帮助不大。一个大型水电站投资几十个亿，就业只有千把人。一条地铁线，每公里投资上亿元，就业只不过一两百人。一架飞机价值上亿，解决的就业也超不过一千人。这些项目每一个就业岗位需要的资金超过一百万。其他如高速铁路，原子能电站，高速公路等项目都是如此。相反，一些配套资金很低，几千元就能创造一个岗位的服务业却得不到发展。我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从2000年到去年的六年中只增长不到半个百分点。而此期间的GDP 增长了78%。

从国际比较看，就业增长率应该与GDP的增长率相仿。例如巴西，1992-2006的平均GDP的年增长率等于就业的增长率，都是3%。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内的GDP增长率为10%，而就业的年增长率仅为1%。就业在中国应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因为就业能够缓解贫富差距，能够减少社会的矛盾，降低犯罪率。这些都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大问题。然而我们浪费了巨大的资金，光追求项目，忽视了就业。当然，这一趋势不只是利息率低所致，还有官员们追求政绩在起作用。大项目豪华壮丽，有目共睹，而增加就业受惠的是普通贫困家庭，有目也不能睹。

真实利息率的降低伤害了居民的财产性收益。在九十年代居民的财产性收益为GDP的6%以

高额赔偿把家政业变成了高风险行业

富平家政服务中心  茅于轼

最近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的一个服务员，她所带领的一个两岁孩子意外死亡。法官裁定服务员“不具有故意或者重大的过失，未实施直接伤害行为，也不存在其他恶劣行为”，但要赔偿47万元。这一裁定使得家政公司变成了比开煤矿更危险的行业。

法官裁定服务员没有重大过失，未实施直接伤害行为等等，是遵照事故发生的经过而做出的判断。换句话讲，服务员的行为不是小孩死亡的原因，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服务员按照常规要求尽了责，但是事故还是发生了。事故完全是偶然的，意外的。不论对服务员给与什么样的处罚，并不能避免以后类似事故的发生。既然如此，法官裁定给如此重的赔款，就失掉了依据。如果加重赔款有助于避免今后类似事故的发生，重罚还有对社会的益处。可是对一件偶然发生，没有直接责任者的事故，重罚就没有必要了。对没有直接的责任的事故判定重罚，违反了法律的基本精神。

任何行业都存在着想象不到的意外风险。坐飞机可能被摔死，挖煤可能被砸死，最没有危险的家政业也会碰到小孩从沙发上摔到地板上死亡这样的意外。为了处理这样的意外，让受损人得到合理的补偿，需要保险行业发挥作用。保险公司向发生事故有责任的一方，或者虽然没有责任但是被牵扯进来的一方（就像目前富平这个例子）收取保险费，用于发生意外时给受损者合理的补偿。

保险公司向众多的客户收取保险费，用以支付非常偶然的意外事故损失。他的作用就是分摊风险，使可能涉及到的各方事前付一点小钱，凑起来变成大钱，可以支付意外的损失。使大家在从事业务的时候放心。保险公司通过这种服务赚取利润。可以想象，如果意外发生事故的损失越大，赔偿越高，客户付的保险费也越多。保险公司不会拿自己的钱替客户赔偿，所有赔偿的钱都来自客户。所以客户所付的保险费是正比于赔偿额的。

我们为什么要上诉？

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经理       陈祖培

       今年二月，经富平家政服务中心介绍的一名家政服务员在雇主家中工作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由这位家政服务员看护的两岁孩子中午吃完饭后发生了呕吐，服务员把孩子放到沙发上后，为清理现场，去别的房间洗脏了的拖把。再要出来时，听到响声，过来一看，孩子倒在地上，头部受伤。与家长打完电话同时请求邻居的帮助后，服务员把孩子赶紧送到医院抢救。但因伤势过重，次日不治身亡。事后，雇主起诉富平家政服务中心。今年9月份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决富平家政服务中心赔款55万余元。

这一不幸事情出现后，我们都感到很难过，对孩子父母的悲痛心情也十分理解。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是一家非营利的公益性家政服务机构。作为一个帮助农民工就业并尽力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公益性组织，事故出来后我们并没有撒手不管。我们的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经反复计算、尽力挖潜，我们也同意代出事的家政服务员筹措最高十九万元的补偿金。但对如此的重判，说实在的，我们与富平家政中心以及关心、爱护我们的社会各届人士都感到十分意外。

判决出来后,很多好心的朋友根据以往的经验,劝我们不要上诉。经反复考虑， 我们认为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的这场官司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这一判例，对此种意外事件的处理确立了一个法律上的案例，很可能对家政行业的发展、对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甚至对整个就业市场都产生深远影响。我们有必要提请有关司法部门对此案引起重视。我们一定要上诉。同样地, 这件事经媒体曝光后, 也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辩论, 其中有很多误解,我们认为也应该把我们的一些想法说出来,供大家讨论。

从公安局的判断到各方面的分析都认为，这是一起意外事故。意外就意味着出现的概率很小。孩子从不高的沙发上摔下来死亡的可能性很小。要所有的各种因素都如此不巧不幸地凑在一起，事故才会发生。意外还意味着防不胜防。作为一个带孩子的服务员，不可能24小时一刻不离地盯住孩子。要为孩子做饭，要按客户要求干其他家务。把孩子放在不高的沙发上，去洗因擦呕吐物而弄脏的拖把，其行为也是正常的。不能说服务员有过失。父母照料自己孩子，

无妄之灾

富平发展学院理事长 茅于轼

2001年的年底，由汤敏发起，我们五个人出资三十多万元，创办了“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专门帮助贫困地区的妇女来京就业。次年初就招生开学。同时我们又投资三万元创办了富平家政服务中心，负责毕业学员的工作分配和上岗后她们的权益保护。五年来一共培训了一万多名妇女，基本上百分之百都有了工作。现在她们的平均月工资已经达到一千元。如果这一万人都继续在工作，一年创造的GDP将超过一亿元，为政府创造税收约两千万元。(和她们没有这份工作做比较，她们的新增收入最后都会形成购买力，并实现购买。任何一项购买都会产生政府税收，比如打电话，用电，在超市购物，里面都有税收。尽管她们不会交个人所得税，但是因为新增的购买政府的税收增加。我国宏观的税负比例是20%) 她们的辛勤劳动解除了许多北京家庭的后顾之忧。这是一个由私人创业，多方面造福社会的活动。

家政服务中心保证上岗就业，还为她们维权，处理与客户的纠纷。我们创办人还募款近十万元，建立急救基金，帮助服务员发生意外困难时急救之用。每到周末还组织服务员到故宫，颐和园等地游玩，组织免费的电脑培训，请专家讲授各种知识。富平家政中心已经成为富平服务员之家，深得大家的信任和喜爱。几年来虽然我们没有从中得到分文收入，但是不惜继续投入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我们多次到贫困地区招生，在萨斯病疫期间学校亏损几乎倒闭。我们以百折不饶的精神克服了办学中的重重困难，换来了贫困同胞的快乐。如果没有富平家政中心的服务，农村妇女来到北京，举目无亲，信息不通，就业将非常困难，更谈不上上岗后的权益保护了。

不幸的是今年春节前几天，我们的一位服务员看护的两岁孩子从客厅里的沙发上掉到地板上，头部受伤，到医院急救，次日不幸身亡。先是孩子呕吐，服务员为她换衣服，并去洗手间拿墩布。在这几分钟的时间内发生了孩子摔倒的事故。在客户自己家的客厅里发生这样的事，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意外，或者说不是责任事故。即使服务员在场也未必能够防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一切努力，安慰孩子的父母，送他们去乡下散心，替他们另外租房子以免触景生情。对出事的服务员，也尽量保护。因为她觉得出了这么大的事，自己又完全没有能力承担责任，只好以命抵命，想要自杀。我们派了两个人昼夜

易富贤书序言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人口对于经济的作用始终是一个谜。有人说地球上的资源有限，现在的人口已经超过地球资源所能够容纳的水平。所以人口增加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但是从微观一点的层面来看却正相反。许多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是人口密集的地区。像日本，香港，台湾，还有欧洲的许多国家，人口都非常密集，而人均收入又都很高。可见资源问题并没有成为制约因素。再具体到城市的层面看，大家都在争人口。十几年前我研究美国人口的流动时发现人口流入的地方都是欣欣向荣，而人口流出的地方都是破落败坏。各个地方当局都在争人口。不但美国这样一个相对地广人稀的国家如此，连我国这个土地资源极其紧张的国家也都在争人口。城市边缘的开发区最着急的是人口太稀少，不少高楼大厦虽然都卖出去了，可是真正入住的很少，人少繁荣不起来，房地产的价钱也就上不去。每有一户人家来到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过去大城市的户口控制极严，近年来情况大有改变。主管当局越来越明白，繁荣靠人口，抵制人口对自己并不有利，因此大大地放松了对户口的管制。我国农村经济的停滞和城市的发展也与人口的大规模拥向城市有关。当然，人口密集而又贫困的地方也很多，像孟加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总起来看，似乎二者没有什么确切的关系。因此人口和经济的关系成为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特殊值得研究的课题。

如果从人类发展的长远历史看，人口数量在近二百年间发生了爆涨。据历史学家估计在公元零年时全球人口为2.3亿，到1820年增加到10.4亿，平均年增长率为0.08%。而近180年来人口从10.4亿增加到65亿，平均的年增长率达到了1%（最近的全球人口年增长率1975-2003间平均为1.6%; 2003-2005为1.1%），比过去的两千年加快了12倍。拿更远的史前发展看，人类从非洲走出后的六万多年才增加到两亿多，其增长速度跟蜗牛爬行差不多。现在的人类学家想方设法寻找远古时代的人类化石，但是所得非常稀少。原因是那时候的人类总数大概超不过百万，分布在全球1.33亿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均起来每一百平方公里才有一个人。找起来当然不容易。这样看起来人口数量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过程，而到了上个世纪进入到了一个爆炸阶段。人口的增加远远超过了其他生物的增加。人口成了独霸地球的超级物种，把其他生物的栖息地统统都占领了，破坏了，导致其他物种的大量灭

可贵的中国企业家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中国经过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面貌已今非昔比．经济实力增加了六七倍，人民生活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正在告别屈辱的时代，开始扬眉吐气了．自从1840年鸦片烟战争以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努力，现在才结下了果实．改革前的一百六十年不是外国人欺侮，就是自己人和自己人过不去．外国人欺侮不欺侮我们，我们做不了住．但是自己人和自己人过不去却完全是不必要的．满清时是保守派和维新派斗，民国以后是军阀和军阀斗，再就是党派和党派斗．最后解放之后是阶级斗争，其实并没有什么剧烈的阶级矛盾，都是人斗人的借口．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基本上避免了自己人斗自己人．要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恐怕这是最基本的一条．自己人不要斗自己人．最好根本就不要有人和人斗，不管是自己人还是外国人．

       中国有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这三千多年中，安安稳稳的年代不多．只要看人口的变迁就可以知道．在西汉平帝时中国有六千万人，过了一千年到了宋朝真宗时，人口反而降低到1600万．一直到明朝人口才恢复到六千万．在人口统计数字剧烈变动的背后，是多少家庭的妻离子散，生灵涂炭．这些老故事其实解放以后还继续着．三年灾荒有大约5%的人没能挺过去，饿死了．文化革命中又有上千万的人挨整，整得死去活来．改革后25年的太平年代虽然时间不长，可是十分珍贵．如果我们能够再维持二三十年的太平年代，中国现代化的梦想大概能够实现了．

       为什么要回顾这些故事？因为我们有些人还不懂得自己人不要斗自己人，或者对内斗缺乏警惕性．自觉不自觉地正在走上内斗的道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和中国改革的大方向．意见的不同并不奇怪，但是如果发展到划分成为两个阵营，进而造成社会的动荡，那就值得警惕了．

       国内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位主张善待企业家，另一位认为需要善待的是工农群众．应该说他们两人都不错．主张善待企业家的也没有说不要善待工农群众；主张善待工农群众的，如果不反对善待

人权与中国经济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茅于轼

摘          要

作者试图将人权的定义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放在比较能普遍接受的基础上。他将人权定义为人人都可以享有而不会彼此冲突的权利。从这定义出发，可以得出生存权、人身权、隐私权、知情权、言论权以及所有权都属于人权，也讨论了这些人权所受的限制。与人权对立的是特权，如一些人拥有特权就会引起彼此冲突。人权之所以不能牢固地树立，正是因为有特权。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用不着去争取。人权又是没有义务的权力，所以有天赋人权之说。

    文中讨论了何以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制度能导致经济发展。进一步讨论了何以市场制度在人类历史的晚近年代才出现。作者认为是因为过去的特权制度妨碍了从交换中产生并维护共同遵守的规则，理论和经验都证明了人权社会和市场制度是互相推动和发展的。作者回顾了五四运动以来80年中的前60年因为战乱，又没有市场，结果既没有民主，又没有科学，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后20年因为有了市场、民主和科学都有重大进步。在中国追求民主科学和确立人权的历程中，市场是一个极好的老师。但市场是否一定能导致人权和法治的社会，这是尚未有定论的问题。历史经验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都有。中国政府如有灵活性，中国人民如有耐性，再过几十年中国将进入民主和法制的人权社会。

1、什么是人权

关于什么是人权的问题，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我们需要对人权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所谓“科学”就是它可以不受文化、传统等的影响，它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它是客观的。

    科学的人权定义应该是：人人都可以享受，而且不会引起冲突的权利。与人权相对立的是特权。特权是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的权利。如果更多的人都要享受这种权利就会引起冲突。

按照这样的定义，我们可以推断下面的一些权利应该属于人权。

A）  生存权是人权。地球上的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