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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则虞吴康南岳雅集唱和诗

 

 

    据董月华先生说,1945年秋,吴则虞先生受广州中华文化学院院长吴康之托,主办国专于炎陵山,翌年迁于南岳朱陵口。董月华先生曾于此时入学吴则虞先生之门。

    吴康院长曾来南岳会吴则虞先生,二人作有唱和诗一组。董月华先生牢记于心,晚年作诗追悼吴则虞先生,将组诗附录诗后。从这组唱和诗可以看出当时学校主管与教师之间的平等与友谊,也可以看出当时人文学者生存的艰难,令人心生感慨。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作教师,特别是人文教师的黄金时代,除了战国,大概要数东汉。看看马融、郑玄的传记,就知道那时学者的自由与学术的尊严。民国时代教师地位不高,不过还有办学自主权,所以学校主管对有真才实学的教师还有着发自内心的尊重,这又让今天的人们心向往之。谨录二吴唱和诗于后。

 

 

吴则虞先生原唱

 

满园花木影槃槃,报暝银灯初上竿。嘉会只缘文字重,好怀应遣酒杯宽。天心难障东流水,吾道谁当北斗看。枉说苫坛兴废事,且欣邂逅记清欢。

 

吴康院长次韵

 

列车北上过重峦,欲向湘江觅钓竿。愧我征尘随盖远,劳君风露压衣宽。文章入世知何用,鸿雪留痕且共看。半岭山亭同踏月,千年得失数悲欢。

 

吴则虞先生叠韵

 

有泪丸澜说忍寒,殷勤犹是问渔竿。声名于昔为身累,聚散何常强自宽。秋色信怜今夜好,清篇欲起古人看。朱陵旧结白沙屋,谁扫巢痕续往欢。

 

文章卖尽卖心肝,真悔鲇鱼枉入竿。事去终期公论出,诗清微许老怀宽。十年尽丧支颐对,八角空摩合掌看。人世奈何孤月皎,拂衣石上共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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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氏系列研究之读谱笔记十一

 

蔡襄凌氏族谱序

 

凌氏族谱序

北宋  蔡襄

凌本姬姓,卫康叔之子为周凌阴长。厥后子孙以官为氏,世居河间。汉灵帝中平二年,统公字公绩,渡江止于杭州,礼拜为辅国将军。为江陵公,以著作见试于朝,授季子殷仲公于武宗,会昌元年任闽州别驾。嘉莆为道学文邦,因胥宇于壶南,茂林奇石名山秀水间定宅而居,扁曰:“华林石室”。以姓称其乡。越四世,为周世宗顕德初大起莆之家,以实延平建置。策公应徒南剑时,偕行者莆邑十有一姓。建隆庚申,策公与杨励同举进士,为西川刺史,兼知益州,官至侍郎。六子皆仕,时称六桂。长景阳公以四川都护,疏请近养,乃改仙邑尉。 襄兄弟在麈埃稚齿,幸弃教育,思出非常。及公擢知福州,卒于官。襄奔赙,不胜哀。慕其子三,为母党士民,留居钟山。庆历戊子,襄以为母求,知于福,改本路都转运使,为公立祠塑像,以伸棠报。谓诸国器曰:昔尊莆以国士迂小子于仙邑,今小子以国族望诸君于莆阳。诸君徒,知父莹,立此者,不可离,尤当知,祖父在。彼者所,宜绳矧。剑浦既有仍居江陵,又有留邸。则嗣钟山者在二弟,而复莆南者在长兄矣。际宽居当避仕近山之日,以斯言为然。遂挈季子恢复仲公旧址,时皇佑改元,已丑岁也。襄嘉其能绍光德,乃以女孙妻。其令子良辅,于今溯流穷源,不忘所自,即首辑谱牒,属弃其首。夫襄既历台,思谊兼至,奚敢吝挥毫而逊不敏是用。按牃原以绍后裔:!前既世美,后宜世承,叹名门后族,一遭蹶掫卑猥,玷及光者末为寡。为凌氏之子孙,合亲疏长幼而最之可也。首之,列士林者达思杨列祖,而穷亦当继世风;次之,居三民者富思饬阀楣,而贫亦宜守世雅。则思师在天之灵耿耿不寐,而先代芳声,允钦若光大之,将使万斯年承天宠矣。是为序。

                           宋嘉佑三年岁戊戌阳至日

 

近日余在互联网上,偶见一《凌氏族谱序》,此序成文于宋嘉佑戊戌三年(1058),距今950余年,是凌氏族谱中非常久远的序文,纵观凌氏族谱。明清时代的居多,再于前朔,可谓是求凤毛麟角,若寻稀世珍品。

另外,此序出于北宋蔡襄名士之手,并且,蔡襄同景阳公系连襟。其序在凌氏族谱,位置就特别的重要。但是文章提供者却没有介绍此序的来源,所以不知道此序是何堂族谱所记载,也不知道是何支凌氏所承传。

鉴于此,余欣喜下载,恭敬拜读,不敢私之,呈文于此,以酬宗亲。

此处录列的蓝色文句,是网络上的《凌氏族谱序》的原文。余没有能搜索到此序的真迹照片。序文行间小字,是余添加的注解,陋言俚语,宗亲勿笑。

 

此由凌氏本支第二十代裔孙凌建风于壬辰年正月十七整于桂洋

 

                      凌氏族谱序

                                           北宋  蔡襄

 

凌本姬姓,卫康叔之子,为周凌阴长。厥后子孙以官为氏,世居河间。汉灵帝中平二年,统公字公绩,渡江止于杭州,礼拜为辅国将军。为江陵公,以著作见试于朝。

     凌姓原本姬姓,系卫康叔的支子,仕周官凌人掌冰政,履官族得受姓,以官为氏,子孙世居河间成族。

按《姓氏居里考》:溯三国时偏将军统,始为山琅琊莒人,继迁吴郡余杭。另凌统生于汉灵帝中平五年(188)

因不见原文,以为“汉灵帝中平二年,统公字公绩,渡江止于杭州”,应是“汉灵帝中平五年,统公字公绩,渡江生于杭州”。

汉灵帝中平五年(188),此年统公出生,此杭州应为当时余杭。可以理解为,操公原居莒县,避战乱南迁,操公南下渡江安居于余杭。

因不见原文,以为“为江陵公”应是“唯江陵公”。江陵公是指准公(752-808),字宗一。准公上书宰相以自荐。宰相王俖召之属对,日试万言,擢为崇文馆校书郎。著有《邠志》二卷、《汉后春秋》二十万言,又著《人文集》、《六经解围》八万言。永贞元年(805)因帝位争斗,凌准等八人遭贬官再降为司马,唐元和三年(808)冬,凌准卒于贬所桂阳(当时连州的一地名)北山佛寺。享年56岁。三年后,新立太子,赦下:尝有非其罪。准公柩得返葬,凌氏孤夷仲、求仲二子,自连州桂阳举其先人之柩,龟筮吉利,归葬于杭之新城。当时执友柳宗元又为准公写了《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墓后志》,并前志立碣于坟东南隅。

授季子殷仲公,于武宗会昌元年任闽州别驾。

     柳宗元曾师从于准公父凌士燮,与准公为同党好友,其在《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中记载,凌准公是统公后代, “孤夷仲、求仲”随父在贬所桂阳,“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人所”,也指明季子是殷仲。

按《六印堂族谱》,准公子四:南仲(高氏生)、夷仲、求仲(偏房杨氏生)、殷仲(高氏生)

    唐武宗即李炎。本名瀍,临死前改名炎。唐穆宗第五子,文宗之弟。武宗会昌元年是唐武宗李炎一年(841),从宪宗元和时期延续下来的朝廷官员的朋党之争,仍然十分激烈。为了安抚前朝遗孤,擢升准公四子殷仲任闽州别驾,也在情理之中。

嘉莆为道学文邦,因胥宇于壶南茂林奇石名山秀水间,定宅而居,扁曰:“华林石室”,以姓称其乡。

    后来的武宗即位灭佛,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佛灭道兴,殷仲公嘉喻莆为道学文邦

胥宇:是指察看可筑房屋的地基和方向相宅之举壶南属莆田辖地。

按《六印堂族谱》世系:

宫育----南仲----

宫育----夷仲--
    
宫育
----求仲--巩肇。

宫育----殷仲--林。

殷仲公在壶南勘地筑屋,为宅起名为“华林石室”。笔者推断:当时可能侄子凌华也随同到了壶南,凌华很可能就是莆田族谱中,记载成策公之叔的万硕公。

 

越四世,为周世宗顕德初,大起莆之名家,以实延平建置。策公应徒南剑,时偕行者,莆邑十有一姓。

 策公凌策,字应奇,唐朝昭宗朝仕至刑部尚书,寿六十九妣杨氏。景福二年(癸丑  893)二月十八日,诰封凌策父(凌慈)刑部尚书服。

殷仲下传四世,时值后周世宗柴荣显德元年(显德六年959)

顕德初(954)时,柴荣广泛收罗人才,继续推行改革。政治上,澄清吏治,严明赏罚,惩治贪赃,倡导节俭,力戒奢华。经济上,鼓励逃户回乡定居,减免各种无名科敛,安抚流民,招民垦殖逃户田。莆田地区官府开始招募启用名士,以充实发展延平军地区建制。并组织了小规模的移民。

    延平,是旧福建十邑之一,历史悠久,治所在今南平市延平区。唐初的武德三年(公元620)南平县改延平军,属建州;946年唐改延平军,后改剑州,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改南剑州南浦郡

    策公同家人,被从莆田举家迁徙南剑。当时同迁的居民很多,莆田十姓中就有一凌姓。     

建隆庚申,策公与杨励同举进士,为西川刺史,兼知益州,官至侍郎。六子皆仕,时称六桂。     

    杨砺(931~999)初名励,字汝励,北宋京兆鄠(今陕西户县庞光镇杨家堡)人,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举庚申科进士,是宋朝的第一个状元。官拜工部侍郎、枢密副使。享年69岁。

文中这里说凌策,按照其历官,按《六印堂族谱》记载,唐朝昭宗朝刑部尚书凌策的后代,宋朝的六印凌策

凌策(957~1018),字子奇,宣州泾县(今属安徽)人,太宗雍熙二年(985)进士。释褐广安军判官,后历知数州。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迁江南转运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六)。五年(1012),召拜右谏议大夫、集贤殿学士、知益州。九年秋,蜀还,命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拜给事中,权御史中丞。元禧元年(1017),迁工部侍郎。元禧二年(1018)卒,享年62岁。

蔡襄这里记策公与杨励是同榜,记录有误。策公是太宗雍熙二年(985)28岁中的进士,蔡襄作序这时(1058),策公已经逝去40年。以当时信息闭塞,蔡襄可能也只是依稀记得策公与杨砺齐名,以为是同榜。但是记录策公履官经历,是正确的。

按《六印堂族谱》记载凌策,六子皆入仕有名望,当时在凌氏家族中被称六桂佳话。

长子彦智,排行英三,宋祥符选进士,任浙江县令,后为钱塘县令,定居钱塘。

次子彦仁,排行英五,宋祥符登进士,任山东兖州知州,后仍归江南居住。

三子彦信,排行英七,宋天禧登进士,任东京国子监学正。

四子彦义,排行英九,宋天禧登进士,任福建盐运使,后居福建。

五子彦中,排行英十一,宋天圣进士,任浙江市舶提举。

六子彦和,排行英十二,宋庆历进士,任四川廉访使,后占籍四川

    

    此处录诗文,以及景阳公与晏殊。北宋真宗年间,侍郎凌策回家乡泾县南容访旧友李灿,过宣州,时任宣城知府晏殊设宴款待,并作《送凌侍郎归乡》诗,诗云:

     江南藩郡古宣城,碧落神仙拥使旌。

     津吏戒船东下稳,悬僚负弩昼归荣。

     江山谢守高吟地,风月朱公故里情。    

     曾预汉庭三独坐,府中谁敢伴飞觥。

     当时的年轻的晏殊,在诗里是极为尊重策公的。后来景阳公曾经向已经居高位的晏殊,推荐过蔡襄的文章,再后来蔡襄的会试主考官就是晏殊。所以从此也证明策公是景阳公父辈的人

长景阳公以四川都护,疏请近养,乃改仙邑尉。

     文中“长景阳公”是蔡襄发自内心对景阳公的尊称,此长既是师长,又是兄长。景阳公在四川都护任上,景阳公因身体病困,疏请近养,乃改任家乡泉州仙游县尉。

按史书记载,蔡襄12岁时,遇仙游县尉景阳公,是在1024年。这也是策公病逝后6年。

按《六印堂族谱》记载,景阳公父亲喜师是策公的弟弟,景阳公与六桂是堂兄弟。景阳公是凌喜师的次子仕明,排行英二,宋天禧进士,曾为仙游县尉,尝因事出游,有道士挟二童子谒见,眉目踈秀,知非凡,因留衙舍,日课以经,秩满于太守置郡学,后二子俱擢上第即。

     襄兄弟在麈埃稚齿,幸弃教育,思出非常。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原籍福建仙游枫亭乡东垞村,后迁居莆田蔡垞村,天圣八年(1030)进士,先后在宋朝中央政府担任过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出任福建路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和杭州府事。卒赠礼部侍郎,谥号忠。主持建造了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泉州洛阳桥,蔡襄为人忠厚、正直,讲究信义,且学识渊博,书艺高深,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蔡襄书法以其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

     蔡襄12岁时,仙游县尉景阳公来枫复验公事,偶然发现蔡襄兄弟聪颖可教,立即通知其父母,将两人收入县学作正规培养。凌县尉躬亲事教,襄聪明过人,大有长进。景阳公仙游县尉秩满调莆田(兴化军)任职,又将两人带去兴化军学深造。并向阁僚晏殊推荐过蔡襄的作品。此事在《魏公谭训》和南宋《仙溪志令佐题名》中都有记载。凌县尉对蔡氏兄弟有培养提携之功,自古以来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1029)初,蔡襄试为开封府第一。景阳公爱才心切,就推荐蔡交其岳父深造,亲自陪他从开封府到江阴(在江苏省)一座名叫悟空院的寺院里寄寓读书,准备第二年春再去开封参加会试。悟空院附近即景阳公岳父葛惟明家,葛本人参加过进士考试未弟,举家迁徙到江阴岛定居下来,设馆授徒,隐居不仕,家财颇丰。景阳公是他的大女婿。第二年春会试,主考官就是晏殊,蔡襄廷试中王拱辰榜进士甲科第十名。王拱辰是该科状元,榜上第一人,北宋名臣八大散文家之一的欧阳修也同在一榜。 

发榜后景阳公又陪蔡襄去江阴葛家,为蔡襄撮婚于葛惟明的小女儿(排行三)。葛家高兴地答应了婚事。来春,蔡襄赴京到吏部铨选,得授漳州军事判官。回程先到江阴迎娶葛氏夫人一道回枫亭,再去漳州赴幕府职,时年二十。蔡襄与景阳公遂为连襟。这里也证明,景阳公的夫人是葛氏

蔡襄兄弟蔡高也于景佑元年(1034)登进士第,授任长溪(今霞浦)县尉。

     景阳公与蔡襄,于理是兰桂竟芳的师生,于情是性情相投的兄弟。

及公擢知福州,卒于官。襄奔赙,不胜哀。慕其子三,为母党士民,留居钟山。

 北宋时期,福建地区置福建路,行政区划为福、建、泉、漳、汀、南剑六州及邵武、兴化二军。福建路因此包括一府五州二军;府、州、军实际是同一级行政机构,共计8个,故福建号称"八闽"

景阳公实任福州知州后,卒于任上,蔡襄前去帮助料理了丧事。

 特指:拿钱财帮助别人办理丧事。

 景阳公有三子同母亲及族亲留居在钟山。钟山地处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东北部30公里山区,素有“山区小平原”之称,

 景阳公的三子能为蔡襄所慕,说明他们亦为文人雅士,后叙宽避仕也为证。

庆历戊子,襄以为母求,知于福,改本路都转运使,为公立祠塑像,以伸棠报。

庆历四年(1044)蔡襄调任福州知州,庆历六年(1046)秋改任福州路转运使。庆历八年(1048)十月,蔡襄丁父忧,罢职回家守丧至皇佑二年(1050)十一月服除,又带着78岁母亲与妻儿赴京任职。嘉右元年(1056)蔡襄再知福州。

此处是庆历戊子八年(1048)蔡襄因丧父遗母缘故,在返回仙游丁忧途中,经过钟山景阳公旧居,为景阳公立祠塑像,以报对己提携之恩。棠(形声。从木,从尚,尚亦声。“尚”意为“摊开”、“展平”。“木”与“尚”联合起来表示“一种树冠开展、枝叶开张的木本植物”。此处是指才华施展之意。

    另外可以在这里判定,景阳公最高官职是福州知府,殁于1044年以前

谓诸国器曰:昔尊莆以国士迂小子于仙邑,今小子以国族望诸君于莆阳。

     国器,旧指可以治国的人材,这里是蔡襄对景阳公子孙辈寄予厚望的褒称。从语气判断,这里说的是在祠堂里,蔡襄面对景阳公儿子及其后辈说的话,前句是感恩,后句是勉励。

诸君徒,知父莹,立此者,不可离,尤当知,祖父在。彼者所,宜绳矧。

     绳,指准则,矧,是况且。南剑州南浦郡简称剑浦

     这里是蔡襄的交待嘱咐:你们以后不管走多远,都要牢记自己的父亲祖辈在这里,居住在地的,不可背离祖茔,适时祭扫,勿忘祖上,居住在外地的,也以此为准则。

剑浦既有仍居江陵,又有留邸。则嗣钟山者在二弟,而复莆南者在长兄矣。

剑浦的后人,既有仍居江陵的,还有留居老宅的(应该是是指会稽)。现在(指定)由二弟在钟山嗣承祠堂,而长兄分迁莆南定居。

    此时蔡襄虽然仅36岁,却已是位及福州知州、诗文独步杏林,并且其先是景阳公钟爱并提携的学生,尔后又为景阳公的连襟兄弟,在景阳公子孙面前有绝对的威信。

    这里还透出一个情况,景阳公丧事时,景阳公三子都居住在钟山,在蔡襄立祠塑像后,长子宽同其第四子,应小姨父蔡襄之嘱,分迁去了莆南。从后面的序文还可也知,外迁居于莆南的长子宽,其家业颇丰,并且小儿子(季子)已经成年。

际宽居当避仕近山之日,以斯言为然。遂挈季子恢复仲公旧址,时皇佑改元,已丑岁也。襄嘉其能绍光德,乃以女孙妻。

    避仕,是避而不仕;不从征召。指自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之人。古人云:“仁者近山,智者近水”。此处“日”可能是“曰”之误,原文可能是“曰”。

此时期的宽公,正在近山避仕隐居,认为此言(蔡襄的话)(于情理)是正确的,应该遵照执行,。于是带领自己的第四子,回到了壶南,修复祖了上殷仲公之旧址“华林石室”,时间正值皇佑改元,岁在已丑(1049)

    :是带领的意思。可以推宽公和季子就在莆田壶南“华林石室”旧址定居。

此时蔡襄32岁,是已位居福州知府,且是宽之小姨父,但宽年长蔡襄许多,又颇具文学修养,才会出现宽表示赞同(蔡襄)的语气,并以行动延伸了(蔡襄)的意愿。

蔡襄赞许宽父子的此举是绍光祖德,就将孙女许以景阳公孙子即宽之季子为妻。这个婚姻是亲上加亲。而且,这桩亲事还是姨表亲,两新人外祖母是老祖公葛惟明的大小女儿。

    从此语气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宽公,应该是家境颇丰的半大老者了,因为,小儿子已能承事,并且到了婚娶年龄了。

其令子良辅,于今溯流穷源,不忘所自,即首辑谱牒,属弃其首。

 宽让子良辅尊宗朔祖,探本求源,创立家族谱牒。

 这里隐含:良辅应为长子。因为古制沿袭是长子承嗣传谱。其没有随父亲及弟分迁莆南,还以祠堂为中心居住在莆田钟山。另,此谱耗时十年,应是精品。

夫襄既历台,思谊兼至,奚敢吝挥毫而逊不敏是用。

按牃原以绍后裔:!前既世美,后宜世承,叹名门后族,一遭蹶掫卑猥,玷及光者末为寡。为凌氏之子孙,合亲疏长幼而最之可也。首之,列士林者达思杨列祖,而穷亦当继世风;次之,居三民者富思饬阀楣,而贫亦宜守世雅。

则思师在天之灵耿耿不寐,而先代芳声,允钦若光大之,将使万斯年承天宠矣。

    是为序。

                               宋嘉佑三年岁戊戌阳至日。

      宋嘉佑戊戌三年(1058),莆田景阳公支(钟山)族谱立定告竣,蔡襄镌序族谱乃成。蔡襄此时42岁,距在钟山为景阳公立祠塑像,已经过去10年。 

 

读完谱,余有识,录于后:

蔡襄为宋朝名士,其言可信度极高。并且蔡襄与景阳公为连襟,景阳公父亲是谁,当然不会说错,但是没有说,嘿嘿。对于景阳公的祖上是准公,从唐朝的策公,也就是上朔了五代,当然也不会搞错。另外,准公是统公后裔,这是族谱和名家文案以及人文传记都已经确证无疑的。

蔡襄此序确证了两位策公.策公是准公派下。

凌氏六桂佳话具实存在,在此得以确证。

“六印加剑”是泾县历史上的一个典故。此典故出自《宋史·列传凌策》,书曰:初,策登第,梦人以六印加剑上遗之,其后往剑外凡六任,时以为异。

凌策“梦人以六印加剑上遗之”,结果六莅蜀境,仕于剑外。最后一次,是“知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后人也有以梦印得官,将“六印加剑”意含策公子六子皆仕,誉为六桂。所以现在看来“六印加剑”,于策公是剑外六任,于策公子是六子得官。然而,官印是其勤奋诗书、寒窗苦读之结果,岂能神授之。所以“六印加剑”是后人褒誉策公功绩卓著、家庭门德延传而附会的传说,当有言之,却不能为据。

序中指出了凌氏渊源与凌氏郡望,并叙述了景阳公的世系,景阳公祖上是准公,殷仲公因闽任而定居在莆田壶南。越四世至唐朝策公,策公早年先居莆田,尔后迁南剑南浦,后来迁徙宣州。策公子六俱登仕。景阳公子三,长子宽,居莆田壶南,次子和三子居莆田钟山。宽公子四(已知有四子,暂定宽公子四),长子良辅。

序中还透露出一个景阳公长子外迁情况,在景阳公殁时,其三子俱在钟山,当蔡襄在钟山立祠塑像时,长子已经外迁在莆南隐居避仕,尔后应蔡襄立祠塑像之举,也延伸的做了两件事,一是带领季子在皇佑元年(1049)恢复了壶南殷仲公旧址“华林石室”。二是令子良辅创立族谱。此族谱耗时十年,后由蔡襄镌序乃成。

为什么认定宽公是景阳公长子呢。是因为,如果宽公居住在钟山,他带领季子去恢复壶南殷仲公旧址,蔡襄序中就会用“赴”或“去”,所以,宽公是景阳公长子,迁居壶南避仕,他带领季子就近恢复了殷仲公旧址“华林石室”。

这部族谱应是莆田钟山族谱,因为除宽公同其季子居莆南外,宽公的二弟和三弟,以及宽公的前三个儿子,都以蔡襄创立的祠堂为中心,居住在莆田钟山。所立的族谱应为祠堂所承传。

蓦然间,余思记起广东吴川谱,其祖上引就是莆田支系。此莆田族谱余未曾见,由何时立,不知其详。但观后世修谱者之序,在其中是可知一些情况的,宋淳熙十一年(1184),策公直下九世祖鸿公修谱,序中说明,所修之谱是承,六世祖凌引公所修之谱之下而修,其在序中还说明了一情况:“本宗长房已分三小房者,修书而细考之,其傍支迁者又忽之。”可以看来,这部莆谱记录的直系长房,傍支从简而略。从吴川谱记载,还反映这部莆谱,于策公直下二十四代孙凌遑公字思将,居住在同安,在明正德辛已年(1521)又重修,此次重修后的同安支谱,成为了吴川永公九世孙凌士颜公修编广东吴川族谱的祖引。

在这部莆田分支族谱中,介绍的世系是:一世祖策─景阳─世宽─良肱。谱中这几位世祖,都是只列有名字,名下没有任何记叙。取景阳公子三,长子宽公同季子分居莆田壶南,次子和三子居莆田钟山,宽公长子为良辅。编者推定,良肱公应是宽公之季子。

因为在莆田钟山,以祠堂为中心而居的凌氏,是有族谱传承的,而分迁莆田壶南的宽公成了新支系的始迁祖,后裔就会会另立宗谱,那么始迁祖的父亲就是始祖,即一世祖是景阳公。而且良肱公派下族谱,应该是五世祖即良肱公之子所建,他是在良肱公去世后,依据良肱公生前零星述说而记录,当时的谱本是很简略的。理由是,此谱本后经六世祖引公修后,并没有建序,到了九世祖时,鸿公才将谱本成型。如果是良肱公生前建谱,他会去祠堂找大哥抄谱,其所建谱本就会比较详细,并且世系的一世祖就会是准公,其中还会有蔡襄的序。毕竟蔡襄的序问世时间,要比鸿公时早126年,以蔡襄在历史上的声望,以及蔡襄与本家家族的姻亲关系,其在谱前镌序,也是家族之荣耀。如是,鸿公1184年修谱时,就会提及早于自己126年的此序及祖上的蔡襄

对比景阳公的世系,前面三位世祖是相同的,蔡襄之序佐证了此莆田世系。如此,吴川谱沿袭的莆田族谱应该是莆南支族谱。

蔡襄之序蕴含的信息非常的多,并且是非常的重要,却不知道此族谱在何方,余思之非常,还望俱有此族谱的宗亲以传阅,余不甚感激!定为凌氏溯祖探源贡献力量。

 

                     吉公嗣三十四世孙凌冰再次撰编于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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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2 11:49)

考坑长春庵

长春庵又名“木石居”,位于晏公考坑南二华里,由巧峰叶、赵二姓于清顺治年间建。长春庵共有瓦房17间,前后三进,有地藏王殿、大雄殿、韦驼观音殿。殿内匾额对联很多,多为清代进士赵青藜所书。庵内有石碑一块,上刻名人竹画一幅,人物生动、竹木灵异,惜已不存。庵边有楼房九间,为僧人行医救人的诊所。

庵后百米处有一泉孔,久旱不涸,僧人用毛竹50根,通其节,接入池,供僧人饮用。另建有盥水亭一座,为每年夏季对外施茶之用。庵左右有石阶百梯,直通山脚。山下建有瓦房一所,跨于人行道中。

清时庵内有一高僧胡照。在《中国古代国画家辞典》中记载:胡照,字见明,号古岩,长熟人,居安徽泾县长春庵。山水学王原祁,兰竹学石涛,俱能得其形似。年未三十,足迹遍历楚、越,所至名士争相酬赠,汇刻之,名《韫玉集》。有《古岩诗钞》。另《历代僧侣书法家略录》云:释胡照,清代高僧,字见明,号古崖,住安徽泾县长春庵。工书画。

在《肖岩诗钞》中有专门的《见明上人传》一节,“见明以诗画播于遐迩,而巧岭又当徽宁孔道,一时文士之往来岭下者,皆慕其名而假宿山中,与相酬唱。尝自绘岩关古刹图就,过客索诗。新安曹宫保竹虚先生为作五律二章,而大江南北之能诗者续有题赠,遂归为一册,梓而藏之,其自刻《岩石诗钞》。”“盖数十年以来泾之诗僧罕有其匹者。”“见明识趣通达一切,能空所有,何慕于名。”对僧人见明的为人、为诗、为画作了高度的评价。胡照曾作《登白马山》一诗:山高接远天,稠叠万峰连。积霭常遮寺,闻香可悟禅。孤云生片石,古树拥寒泉。飞鸟没何处,苍茫横暮烟。在肖岩诗钞中有首《和若颠和尚长春庵原韵》,是当年池州府石埭县杯渡庵的若颠住持与见明相约游九华过长百庵所作:矫首池阳隔暮霞,欲寻杯渡兴空赊。到门忽驻雲僧锡,满座纷飞鹿女花。苦学风餐无慧业,悟通水镜有诗家。何时撒手从君去,九子峰头夜煮茶。

因长春庵环境清幽,泾人赵良作《借读长春古刹》诗:广陌轮蹄纷襍遝,敝盧儿女苦啼号。出门只受寻孤鹤,涉世谁能识二豪。云里一灯仙梵静,雨中双屐乱峰高。分将竹榻容鼾卧,苦茗醺人胜濁醪 。另有《云起寄读长春庵因留宿二日》:老去难堪离索愁,弟兄相遇且淹留。一春入梦酬灵运,四海知心有子由。得句斜阳芳草外,联床夜雨乱峰头。明朝又向山前别,懒看风花独倚楼。

寺庵以历史和人物见之于记载的较多,长春庵当属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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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2 11:16)

白云寺

在泾邑水西崇庆寺左,俗称下寺。据《江南通志》载:寺与宝胜、崇庆均在水西。唐上元中建。寺后白云泉,在半山间,有涧水出焉。又有东峰亭,即淳于氏送客亭,前瞰赏溪,登览最胜。唐乾宁二年为白云院,明正统间为西方院,后改今额。

白云寺的兴废与凌岩寺同。唐昭宗乾宁间,赐额曰“白云院”。据《钱志》记载:“伏虎禅师开道场于大宁寺,距此三十里,尝乘虎徃来,晨食白云寺,午食大宁寺。今虎迹石已隐,塔现在寺后。”在唐时距白云寺十五公里有一大宁寺,其住持名乾应禅师卓锡,因与水西僧友善,闲暇时往来大宁寺与白云寺两地,自己乘黑老虎,前有二虎导从,晨食白云,午食大宁,途人见者谓其众,因号其寺为伏虎禅师道场,后归白云院。白云寺后有虎伏虎禅师石,今其石已隐。这个故事增加了寺庙的神奇性。至明英宗正统年间,院圮。僧知原重建改为“西方院”。明武宗正德年间迁小塔前。明世宗嘉靖年间重建,明穆宗隆庆年间重建法堂。因其枕山峦之秀丽、面溪水之萦绕,为一方之胜景,明思宗崇祯间改称“水西首寺”。


白云寺小方塔

唐贞元年间及第、曾为宣歙观察使的吴人沈传师作《白云寺》:僧爱白云溪上飞,白云深处敞禅扉。莫言便是无心物,思着故山依旧归。白云飞处建白云禅院,僧处其内,风生腋下,煎茶品茗,真是神仙居处。江苏宜兴人、北宋熙宁中被谪监宣州税务的蒋之奇也有《白云寺》诗:白云潭上白云寺,山后凌岩在半腰。三日徘徊未能去,含情更上赏溪桥。北宋宣城诗人梅尧臣游水西,作《拟水西东峰亭九景》,历数“垂涧膝、岭上云、古壁苔、栖烟鸟、幽径石、寒溪草、阴崖竹、临轩桂、林中翠九景,亭中的云鸟、竹木、草石均为其吟咏对象。

白云寺附近有小方塔各一座,名乾应塔,建于南宋绍兴三十一年间,又名绍兴塔,七层四面,砖石结构、塔形方整,整体又给人以小巧玲珑之感。每层叠砌飞檐,每方皆筑塔门,塔心内空贯顶。第一层塔壁上有石刻和记事碑,石刻的佛像雕工精细,线条流畅,碑文记述塔的建造情况。它与水西山的崇宁塔200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半山间的白云泉,清沏见底。相传唐宣宗为太子时曾潜居于水西寺沐浴其内,因而又得名为太子泉。因恐伤及圣体,当时的住持请仙降旨灭去了水中螺蛳的尖顶,因而此地的螺蛳均迥异于别处,其形椭圆细长,平展光滑。

白云寺边有与其同名的白云茶,康熙壬寅岁贡的泾邑人翟士鳌,字永维,《青虹阁诗评》为:永维诗如灌将军坐上,目无武安,四座皆惊。其有《白云茶》诗二首,其一为:松声铛底桃波熟,百和花香春露玉。白也重来听踏歌,酣倾七盌裁新曲。其二为:摘来岭上白云赊,夜焙风前处士家。三月报残春未老,东园才说鍜梅花。明嘉靖《泾县志》载:“白云寺有寻丈之地,面阳,而在山之腰,茶甘而香,号白云茶。”清嘉庆《泾县志》也有记:“水西山,在格山东南,去县西五里,其左峰曰白云,产美茶。”此茶与宣城敬亭绿雪茶齐名,在宁国府各县之中茶品最高,嘉庆《宁国府》记载:白云山产美茶,下有白云潭。泾县城西南七里白云山旧产茶入贡。但因其茶产量小,所以没有被推广开来。郑相如在其《泾川丛书》中有篇“白云茶赋”,为李白来来泾只知有酒而不知有白云茶,表示了一种遗憾。

白云寺和众多的寺庙一样,没有逃脱自然界水火破坏的命运。至清顺治初间,毁之于火,仅存故址及内屋三间,亦早没遗址于榛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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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是否为吴氏写过这篇佚文?

作者:吴李才  文章来源:华夏吴氏网 2015-8-1

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搜索到在吴氏和洪氏家谱中,发现有文天祥的两篇佚文:第一篇是文天祥《题吴氐谱像跋》,(图1)第二篇是文天祥《题洪氏像跋》(图2),它分别代表了吴氐宗谱(1793年清代)和洪氏宗谱(1628年明代)为现知的较早录入时间。这两篇在《四库全书》的文天祥撰《文山集》中找不到记载,故称为佚文。

据我从网络平台检索,与这两篇佚文类同的有:王、刘、罗、汤、巫、吴、许、樊、胡、方、金、戴、周、徐、谢、汪、蔡、段、顾、张、邓、沈、包、郭、洪、李、凌、陈氏等,合计有28个姓氏家谱之采用。他们在各自的家谱中“亮相”,声称是文天祥写的,这不符合文天祥作序跋的常理和史实!

笔者选录其中为吴氏和洪氏写的佚文作比照,探讨、研究、辩析文天祥这篇佚文,把原件和几点思考意见写在下面,供参考。

第一篇:《题吴氐谱像跋》文天祥书

(笔者注:本佚文是草书版,无标题,但在每页面的左侧,简称为“文序”。为比照之便,我选用了“无锡吴氏宗谱-1851”中的佚文标题。)

【笔者点校】世以谱传,而不能以像传;能并以传者,必先人勋业著于当时,道德鸣于斯世,乃能留其像欤?凡摸容虽盛不久夫,亦无谱之故也。吴氏谱像灿然,可传千百世而不朽。子孙瞻先人之像,读先人之谱,而不兴起仰止之心者,未之有也。——吉州文天祥


1、《题吴氐谱像跋》文天祥书,载自安徽-涇縣-延陵吳氏宗譜[12]-12,1793,120126微缩版 张数),〈注:笔者把原文中的助词“与”校释为“欤”字,表示反诘、感叹等语气。〉

本谱写明“各分暨外迁阄分字号领谱名次”,有44个字号,每字号1,这一本是“阳字号”,收藏于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Family History Library of Utah)。

与本佚文类同或近似内容的家谱,有江蘇-無錫-吳氏宗譜[36]-1851、江西-南城-涵田吳氏宗譜[2卷首1]-1836、江西-南豐-吳氏洪公重修族譜[不分卷]-1854、湖南-長沙石板橋吳氏族譜[20,6]-1934、安徽-涇縣-茂林吳氏支譜1-1934、無錫-吳氏大統宗譜[7]40-1951等(全部藏于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

第二篇:《题洪氏像跋》文天祥书

【笔者点校】世以谱传,而不能以像传;能并以传者,必先人勋业著于当时,道德鸣于斯世,廼能晋其像与谱皆永也。洪氏之宗,其以德业辉映后先,呜呼!盛矣。则若谱若像,自可千百世而不朽,子孙瞻先人之像,读先人之谱,而不兴起仰止之心者,未之有也。——吉川文山文天祥书


2、《题洪氏像跋》文天祥书,载自江蘇-丹陽-丹陽洪氏譜,1628,274275(微缩版 张数)〈注:廼[nǎi] 同“乃”。〉

本谱写明是“斗字号”、“云源2簿”中的第1簿,本谱写上“以迁徒世代之远近为先后,以二十八宿为字号,又以洪氏正脉统谱图书钤之,共计58簿,如无字号及图书者,即是假伪,故记之以俟后之考谱察焉”,收藏于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

与本佚文内容完全相同的家谱,有安徽休宁《丹阳洪氏宗谱》为明代洪中正修篆(陈学文先生发现的本佚文,藏于浙江图书馆善本室);安徽-休寧雲山洪氏家乘1-1742、安徽-休寧洪氏系譜-1册等(均藏于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

阅读以上两篇,有如下几点思考:

一,从佚文录入家谱的时间作分析,文天祥根本不可能为这么多姓氏题跋或写序,通常只可能为一个地方一份家谱而作。如果说文天祥仅写过一篇,必然是选择这篇《题洪氐像跋》,因为它比《题吴氐谱像跋》录入时间要早165年,文天祥还活着为吴氏题跋文吗?

二,从佚文内容作分析,两篇的相同点是前段:“世以谱传,而不能以像传;能并以传者,必先人勋业著于当时,道德鸣于斯世”,后段:“千百世而不朽,子孙瞻先人之像,读先人之谱,而不兴起仰止之心者,未之有也”。不相同点是中间段,读者一看便知。前段和后段一般难以改动,而多数修补改者或造假者,都在中间段下功夫,甚至把三段都修改过,没有可信度了。

三,从吴甄源先生撰《朱熹、文天祥也兼职?!》(1)一文作思考,作者以“世以谱传而不能以像传”为关键词检索,列举了15个姓氏家谱都有文天祥这篇类同的序跋,为什么如此之多,内容却又如此类同?他说得对,究其原因,一方面专门替人伪造家谱世系的“谱师”、“谱匠”的抄袭、造假,另一方面,攀附显贵、光宗耀祖的心态助长了假谱序、假谱系的泛滥现象。

四,从陈学文先生《新发现的文天祥一篇佚文》(2)一文作思考,作者对文天祥《题洪氏像跋》作了中肯的评价,这篇“像跋虽仅93个字,却字字珠机,言简意赅,展现了文天祥的文学才能,彰显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表达了他对入谱人物传文与图像相互关糸和取材标准的见解。”

五,笔者写过一篇“文天祥撰《跋吴氏族谱》的辩析”(3),故不在这里重述其思考方法。在我们自家的宗谱、族谱、或大统宗谱等记载中,如果有文天祥的这两篇类同的跋,不妨比照一下,其可信度有多少?

陈学文老教授以敏锐的目光,可以在“不意”中《新发现的文天祥一篇佚文》给我们宝贵的史料。我相信后来人,也会更多的“不意”中有所新发现。我们在巳知中追求未知中不断前进,并努力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

今天,把这两篇佚文“曝光”,在欣赏这两篇”书法作品”的同时,宗亲读者不妨思考一下,文天祥是否为吴氏写过这篇佚文?到底是谁抄谁的佚文?或者会是什么呢?这些问号,还是请教谱牒专家、学者作出解读吧,希望有一个满意的答案。

参考文献

1)朱熹、文天祥也兼职?!作者:吴甄源,“吴甄源的博客”,

《新浪博客》2013-12-32)新发现的文天祥一篇佚文,作者:陈学文,《天中学刊》,200506

3)文天祥撰《跋吴氏族谱》的辩析,作者:吴李才,《华夏吴氏网》2015-6-2

(本文在《华夏吴氏网》发稿,致感谢!)

附件:

1《朱熹、文天祥也兼职》,作者:吴甄源(图3

2《新发现的文天祥一篇佚文》,作者:陈学文(图4

3文天祥的书法(局部)欣赏(图5

3、《朱熹、文天祥也兼职》,作者:吴甄源

笔者注:吴甄源先生是知名学者,以《吴甄源的博客》为题集,吴实求真,目前现有博文共214篇,在《新浪博客》有众多的读者,我闲常阅读他的著作,引导入门思考,深受教益,致谢意。

4、《新发现的文天祥一篇佚文》,作者:陈学文

笔者注:陈学文先生,现年81岁,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长期致力于徽州学、明清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20117月由黄山书社出版出品了《陈学文集》,全书共635万字,收录了作者自1955年至今的论著59篇,在发现解读文天祥的佚文作出了贡献。我多次阅读过这篇文天祥佚文,使我进一步开拓思维,又新发现的文天祥这篇佚文,在江蘇丹陽《丹陽洪氏譜》1628年版中。故写出本文,致感谢。


5、文天祥行草书,签名印章的真迹

笔者注:右图,文天祥《草书木鸡集序卷》(局部),书于宗度宗咸淳九年(1273)冬至,文天祥时年38岁。左图,文天祥《谢昌元座右自警辞》(局部),均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供读者对本文的文天祥的佚文书法作比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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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9 12:42)

载《皖南晨刊》《宣城记忆》 2017.12.25(星期一)

 泾县古城墙的前世今生

文/叶彩霞  吴小元

       泾县县城原来在泾溪的西面,宋嘉定年间县令王栐移至溪东,但因频遭水患,元至正年间,县尹施正大将县城从泾水之东迁至现在的位置。明嘉靖甲子年(1564),知县陈廷芝开始筑城,同时建小东门一座,南、北水关各一处,内外均用方石筑火道一丈多宽。县城三面环墙,西临大河,石堤砌护。

       万历二十四年(1596),知县陈大绶,自西门至北水关,重筑石堤十余丈,改文明门为水西门。崇祯甲戌年(1634),知县尹民兴因流寇警,增筑城墙,改拱辰门为拱极门。四城谯楼,俱树以碑。乙亥年(1635),建月城于西门外,在东北二门新开河,各造石埠两处,城上造炮台四十座。

       顺治十六年(1659),知县刘鸿磐筑西门护城。康熙二十一年(1682)知县蒋云翼拆除护城,河水东徙,城墙自此被冲坏。自二十九年(1690)起,河水多次冲入南城西角、北城西角,冲毁城垛三十余个。雍正八年(1730),河水冲西城南角,塌十余垛。

       乾隆二年(1737),知县阮彩重建四城谯楼。九年(1744),河水入城,南门内城、小东门、城内外东北角均发生坍塌。乾隆二十九年(1764),知县李元标奉修泾城,正月起工,九月完竣。

       嘉庆五年(1800),河水冲损西南城两处,达十余丈,护堤四十八丈,知县杨荣先倡议捐修,当下动工兴修筑南水关,修城一十八丈五尺,护堤四十七尺五丈。北水关也动工修复,但杨卒后工程没有竣工。

       道光时,县城墙的毁损情况在续志中未有记载。咸丰年间,泾县是太平军的主战场,官府更是没有财力和精力来加固城墙。同治光绪年,大清朝气息奄奄,如果修缮,应该也是民间为之。但自道光以后,泾县县志未能编修,所以城墙的毁损和修复状况只能是一种猜测。

       民国27年(1938)、28年(1939),泾县县城多次遭日机轰炸。出于人员撤退疏散的安全角度出发,泾县国民政府决定拆除泾县东、南、北三面城墙。

       考虑到泾县城墙自南门经西门至北门一段,滨临大河,时有水患,在民国28年十一月的县务会议上,泾县国民政府决定保留此段城墙。所以,在县城墙拆除工程完全结束时,西门口的这段城墙得以保存。直至今日,沿河保留的西门口旧城墙成为后人凭吊的场所,泾县人民政府立碑以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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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6 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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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文化

杂谈

分类: 茂林吴氏

载《皖南晨刊》《宣城记忆》 2017.11.13(星期一)

 邳州知州吴崇寿二三事

文/叶彩霞  吴小元

      吴崇寿,字少篯,泾县茂林人。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由海州州同擢升知州,加运同衔,赏戴花翎,摄赣榆、溧阳、溧水、丰县各县事,后升任邳州知州。

    咸丰年间,吴崇寿到苏州任职。当时长江中涨有河沙,地段界于常熟江阴靖江三县之间,各县为黄沙所有权打起了官司。京师难以决断,下令属地县役前往勘察。吴君说:沙子出自长江,就以江为证。先从府县志、图经类的书籍中查找依据,再到实地驾船就水流的范围拉绳度量,以此确定界址。最终沙了断归常熟,百姓们心悦诚服,建生祠以祭。

    同治九年(1870)任职于溧水。溧水临江之地有一贩运食盐的商贩,因操南方广西口音,被人疑为洪杨余党。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官方紧急下文至溧阳都司及吴君,授意会捕。吴君说:如县真有叛贼而我作为地方长官却不知晓,那真是没用。正待遣役,都司率领士卒先行前往缉拿。当地正在赛神演剧,集市上人潮汹涌。成百上千的人看见有人被缉拿,争相询问。卒隶对周围百姓既打且骂,众人怒起裹挟盐商而去。都司回城报明吴君,请求大军镇压。吴君说:你这样不是真要逼人造反么?过了几天,盐贩自己到县衙投案,禀明自己只是一个做了几十年生意的商人,和洪杨乱军没有联系,并且告知自己在赛神会上逃离的前后原因。吴君说:也幸亏听了你的解释,我差点将你作叛党要遣人前去缉拿了。

    溧水之地有一个嗜赌的风俗,麦苗还长在田间就被指作赌资,输者往往地里庄稼收获时一粟不存,有时甚至以妻女作抵押。吴君知晓其事后,派人伪装成赌者,将其拘押,以使其他人收敛行径。对屡教不改的人,在探明姓名后,在其深夜单人匹马前去聚赌时将其擒获。因为每次都如此,大家不明白其中原由,都认为赌博一事倒霉。赌风最后平息,民众辄安。

    邳州濒临大河,河堤高于楼堞,夏秋涨水,城墙极有可能倒塌,东门河堤尤当其要冲,最容易被冲毁。吴君说:如果堤坝不修,城里的百姓一定会成为水中鱼虾的。禀明上司后,将城楼架高城墙加固,自己亲自督察指挥。光绪七年(1881)加固工程完工。过了两年河水决堤,沿河诸州县淹死者众多,而邳州独因为东堤坚固,当水绕自西门而入时,百姓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撤离了。

    吴君最终葬于其家乡茂林。留有四子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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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4 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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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旅游

历史

分类: 泾县资料

载《皖南晨刊》《宣城记忆》 2017.10.15(星期一)

 民国时期的泾县茶贷

文/叶彩霞  吴小元

      民国时期,为调剂金融,辅助地方实业发展,安徽地方银行屯溪分行对所属的泾县、太平两县茶农互助会成员发放茶叶贷款,以三个月为限,最高金额不得超过2000元。申请贷款的程序是:

    凡申请贷款会社应先向当地县政府办理贷款登记手续,经县政府调查确实,呈报皖南行署核准后,通知地方银行屯溪分行携带现款分赴各县,依照银行放款办法直接发放。此项贷款以收获毛茶为担保借款,会社于采摘毛茶后将收获数量以书面形式报告当地县政府,由县政府派员监督,出售所得价款尽先扣除贷款本息。地方银行对于贷款会社所产毛茶有优先承购之权,其购价按照产地贷款利率,按月息八厘计算。可以进行转贷,但需交转贷金十元。

    民国二十八年(1939)四月,泾县政府据境内所辖第二区(榔桥区)和平乡联保主任张品三、保长王祝三、纪玉铨、李荣尧、赵允樑、汪明焕等呈文县政府请求办理茶贷,泾县国民政府又以函文恳请皖南行署泾县地方银行办事处按照放款办法迅速发放茶农贷款。考虑到“时令已届采摘毛茶之际,刻不容缓,茶农盼放发贷正如涸辙之鲋,急待西江之水,茶棵之渐长老,救款仍属画饼。为此情迫不已,缕述民间隐痛,呈请钧座赐鉴,迅予函知泾县地方银行办事处从速按规发放茶贷,以救茶农急需。”

    除报告外,另附有皖南茶农申请毛茶贷款登记表,登记表中包括县名、会社名称及代表人姓名、会社所地、产茶地点面积、产茶数量、产茶品质、贷款金额、毛茶担保品数量、附注、具申请贷款登记人、县、会社代表人、盖章、时间等项内容。泾县办事处将报告呈报安徽地方银行总行后,后者指示:泾县府呈称:据本县第二区署呈送该区各保茶农申请贷款登记表三册到府,经查尚属确实。惟组织方面似欠妥善。现以时期过短,若再迟缓恐失时效,除一面派员前往各保分别整饬以期健全组织外,谨先俭同该区茶农申请贷款登记表二册,电呈鉴核,并恳知安徽地方银行转饬泾县办事处迅予负责经办贷款事宜,以资救济。

    在办理过程中,为规避金融风险,安徽地方银行总行提醒:毛茶贷款应照行署颁布办法办理,贷款数额与规定不符应予更正,未便变通办理;借款保证人最好择殷实铺保,倘系县府或财委会负责担保亦可照办。此次在泾县第二区发放的涉茶贷款共41户,总额为23855元,贷款人员全部为泾县第二区和平乡、丹阳乡茶农互助会成员。贷款经额最高为2000元,最低为400元。

    在具体的贷款操作时,由总行知照屯行办理,屯行通知泾县办事处经放此项贷款,随时以报单连同借约及借款收据报屯行转账外,并报总行。屯行接到泾县放款各办事处报单后,随时转账收付,并在透支账中分户登记。放款各推事处除分报屯行及总行转账外,另立放款登记簿备查,并于四、五、六月底,将各月份放出数目逐户抄列账单两份,以一份寄屯行核对,一份报总行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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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茂林吴氏

载《皖南晨刊》《书海泛舟》 2017.10.23(星期一)

 “善道俗情”的《道听途说》

文/叶彩霞  吴小元

潘纶恩,泾县茂林人,生于乾嘉年间。一生举业蹭蹬,功名仅以生员终。三十岁左右就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出游各地的浪迹生涯。道光六至八年曾在其兄潘锡恩的署中参办政事。后又游历长江中下游一带,对芜湖、扬州等地的风土人情极其谙熟。道光十八至十九年入安庆知府陈煦幕负责刑名案狱之务。道光十九年后归乡,整日竹笠草鞋,访村农野老于田头垅旁,絮语不休。丰富的阅历使潘纶恩在咸丰三年前后完成了笔记小说《道听途说》。

《道听途说》全书12卷,收录小说110余篇,大多数为情节曲折的传奇体之作。作为一部创作于清代道光中后期至咸丰初年的笔记小说,大部分内容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吏治、人伦中的各种不堪。但是在这部寓言式的现实题材作品的字里行间,又不经意地记录了市井村野的逸闻轶事,让人藉此可以约略一窥160年前江南各地尤其是泾邑一地的面貌。

首先是对民俗的细腻刻画,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如:金陵风俗,新婚三日后必夫妇偕归母家,谓之回门;金陵的香火:七月二十八日清凉会香火殷盛,沿路设锦棚,张灯悬彩,自塔影桥至清凉山,士女如云,络绎不绝;水运:常州往无锡经水程,例有班船,价贱而客众;芜湖玩鸟:鸠兹地(芜湖)多无赖子,游手街坊,拖鞋侧帽,布带缠腰,层衣不钮。左手握尺许烟杆,粗过手指,右手托樊笼,调驯鸟。每晨集茶肆中,数十笼排列檐下,鼓翅喧鸣,嘈杂聒耳。鸟经练习能引吭作丝竹声,或鸡叫喔喔或猫唔唔,百响间作,各以善鸣争胜;歙县赛神:每岁六月廿三日为徽郡歙县“赛神日”,祭筵整洁,尚街张幕,彩棚相望,户户断荤,熏沐维谨。费重金征梨园子弟昼夜笙歌不绝。祈愿者无远近无老幼,无男女,道路横溢,数十里香烟缭绕,人声腾沸,而神威赫濯,王法无其严肃。另如南京人逛城墙、扬州俗闹洞房等无不声形毕肖,可见可闻。

其次是对泾人经商业的描写,反映当时泾县人的经营领域和富裕程度。如纸业:泾县郑氏在姑苏遇有同乡贩纸者;爆竹业:邑城南门内,设有爆竹铺;蚕丝业:有孟贾之者,邑人之职经纬业者也。贩布作客,往来淮泗间;泾邑桑柘,连阴比户,皆勤蚕事,计什一之利,抱布尚不如贸丝,金陵去淮城四五百里,为吾乡赴淮适中之地,往来较便,倘益以千金资本,创丝业于白门,庶乎多财善贾;商业和钱庄:泾人胡常者,开设红坊于汉口镇,资本巨万,佣工数十人,屋宇深邃连数进,货物充溢。有季弟设钱肆于湖南之常德府;烟业:朱大善,泾之东乡人,客武穴镇,为朱大兴掌管烟栈核算;时有歙商侨寓(泾)邑城之东门,贩烟具为业。对门有质库。形形色色,门类不一,嘉道年间泾邑商业足迹远至南京、汉口、常德等地,繁盛状况可见一斑。

第三是对泾县地名和人事的记录,加深了泾县人对本土乡邦文化的了解和亲切感,印证和弥补了县志和史料记载的不足。如人物:邑人赵南中,生明末时,少读书颇负才名。后值崇祯甲申之变,王师入闽,赵以投诚授陕西按察副使,分巡宁夏兵备道,此赵南中即为县志中所载的赵如郊;无锡人顾蒹塘曾担任泾县县令,这在县志中没有记录;地名类:道光年间,泾人吴复轩,应试郡中(宣城),由郡及泾城,路中经桑坑,转过平冈,经幕山,抵北城。时因考试城门不闭,由县城隍庙至城南;邑西南八十里包村,有枕乾庵;邑之北境,有一地名山门;歙邑田翁,设肆于藤溪(今榔桥),去其家七十里;邑北之双浪都(昌桥),人有贸易汉江者;时有查生,言其村缭绕山谷间,层岚绵亘相对峙,溪水界其中,望衡对宇,各据东西两岸。溪阔仅容桥三板,水深不盈尺,鸣泉穿袭石罅,泠泠可听。此处的描述不知是否为现在的查济;邑南八十里,丹山之麓曰乌泷坑,有潭甚巨,土人相传为龙的洞穴;物产:茂林西山之西,松杉蒙密,有猎户寻击獐麂,偶窥一虎。证明当明茂林的山林中曾有老虎。另有县域内外地名、姓氏的偶然提及,如芜湖鸡窝里、繁昌的荻港、南陵的分界山,宣州贡氏、桃花潭翟氏、黄村黄氏、新丰王氏。这些姓氏、地名从一个侧面证明泾县及周边地域文化和姓氏文化历史的悠久。

潘纶恩辞世后,光绪元年其堂弟潘筠谷为《道听途说》一书作序。上世纪九十年代,此书被列入《笔记小说名著精刊》的出版计划,因而得以重新面世,最终实现了潘纶恩自述的“将藉是以有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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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8 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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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泾县资料

载《皖南晨刊》《宣城记忆》 2017.10.15(星期一)

 民国时期的泾县学田

文/叶彩霞  吴小元

民国时期,泾县国民政府相关部门以征信录的方式向外界公布经手公益款项收支情况。学田作为泾县国民政府教育部门的一项重要收入也在公布之列。

泾县国民政府教育部门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田亩附加收入,其不敷部分需要由文会学产、学田及附加收入解决。民国十四年(1925年),泾县教育局所属的学田共有293.05亩,地32.7亩,每年收租谷216.58石,钱23800文,洋23元。学田主要位于县境的岸前都、泉北都、双浪都、青东都、礼辞都、大成都、九都及北隅水西桃叶沙坡荡等地,与县财政局的田亩相交错,由佃户贺兴、陈魁、王志、王宣四人承租。但是租户耕种的学田存在着租谷收入上缴计算过低的问题。

泾县民间田地按肥瘠分为九个层次,耕种上上之田每亩年可收二石,下下之田不下一石。即使以下下之田计算,学田每年亦可收293.05石,若以中下田计算,每年可得租谷410.27石,以谷价每石两元计算,年可得谷价洋820.54元,地租洋32.7元,两者共计洋853.24元,与常年收支预算表收入项下学田租谷约洋500元相比较,年可增加收入353.24元。以此数计算,则十年以后可得3532.4元,再加以屡年外放的利息,为数也可以千计。

学田并非下下之田,佃户不愿担任加租,是由于经管田亩人员不力、放任佃户舞弊、私相授受的结果。所以有识之士提出要革除学田之弊:即先由县教育局调查其田之坐落四至,及浇灌的水路、佃户的姓名,详细登册以便查阅,并使佃户送存租约于县教育局。如果原佃户不愿承租该田时,可去局将原约缴回,由局另招人租,以杜私下授受的弊病。至秋收时由局委派人员四乡分收,对于各族宗祠的祭田,其田远而多的,可假各宗族存储;田少而近的,由佃户自己送到局内,待价而售,将其应得的余洋储存银行,以取其利。如此数十年后,所增加的收入对于教育大有裨益。

学田经收人员沿旧例经管田亩租谷,照当时谷价酌给薪金,也有要求取消此职位的呼声,然而从历年经收的情况看,大多尚能称职。坐落九都七甲南村志屋里山冲田亩共计23亩,但仅折银15元,租价太少,难保无隐匿短少的情况发生,需要由县署通知该乡士绅认真处理。因为无人专管经收造成此地租谷收入异常,所以经收人员一职去留与否要慎重考虑。

民国初期,泾县新办小学以私立居多,大多从各村、各宗族的私塾转化而来,其所对应的学田也相应地沿袭划拨。至民国十八(1929)年,全县共有公私立小学33所。二十九(1940)年,根据上级命令,泾县各乡镇公私立小学统一改名为国民中心学校和保国民小学,前者经费由县款支给为主,不足部分自行筹集;保小以自筹为主,县政府发给补助费;成年教育在教育经费项下支给。民国三十三年(1944),由县政府查明各公学田亩数、坐落地点,学校附近的公学田划归所在地的学校试用;各姓祠产照其总数拨提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八十或全部,各地文昌会及寺庙等产也捐拨一部分或全部。中心小学每班筹足六十亩,国民小学每班筹足五十亩,以所拨之田每亩所收租谷一石为标准办理过户手续,由县政府电请田粮处免收验税价款。乡镇保长切实负责分期筹足各校学田租谷:第一期(本学期)筹足半数,第二期(三十三年第二学期)筹足四分之三,第三期(三十四年第一学期)筹足成数。乡镇长及基金保管委员会于第一期内将各姓祠产及文昌会寺庙等产查明列表,呈报县府核办。

民国时期的泾县教育经费入不敷出,但县政府仍苦心孤诣兴办教育事业。各学校经费不足部分大多由私人捐赠、祠堂款产、学田来补充,同时政府积极清理公学款产,县内的有三隅公所、青云庄,县外的有南京泾县会馆、芜湖耕余别业等,而就仅学田收入一项,对于补充县教育经费、实施民众教育,提高地方民众素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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