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过世的彼得·杜拉克（PeterF．Drucker），是惟一一个我拿起他的任何一本书，就能从头到尾好好看完的管理学家，或许正是因为他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管理学家。在企业管理之外，他有更宽阔的社会关怀，更长远的人文视野。他关心人性，但重点不只是教管理者怎样透过洞悉人性去谋取更大的利益，而是反过来让企业和“社会部门”（SocialSector，杜拉克发明的用语）成为丰满人性的工具。

杜拉克之所以成为杜拉克，之所以被称作“大师中的大师”，之所以能够一手创立了整个现代管理学，不是因为他有多少实际管理的经验，更不是因为他年纪轻轻就赚进了第一桶金，而是因为他一生都在学习，从不同的人身上学到了不同的智慧。南方朔在《旁观者》这本杜拉克自传中文版的导言说得对，想要知道杜拉克到底是谁，支撑他各种观点背后的人文价值又是什么，实在没有比这本书更好的答案了。

纵观杜拉克一生，出生在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死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加州，他实在是当之无愧的两个世界的见证人。在这一个世纪之中，那些教导过他的人的名单开列出来，可真是群星闪耀，从社会经济史大师卡尔·博兰尼（KarlPolanyi）到《时代杂志》的创办人卢斯（HenryLuce），再到传奇性的企业皇帝史隆（AlfredSloan），莫不是各个领域里面的顶尖豪杰。光看杜拉克忆述他们，就是一部动人的二十世纪群英谱了。

比如说他八岁那年在一家餐厅第一次见到佛洛伊德，和他握手。“后来父母对我说：‘你要好好记住这一天，你刚刚遇见的人是奥地利，嗯，或许该说是欧洲最重要的人了。’那时该是在大战结束前，因为听了这话，我问道：‘比皇帝更重要吗？’父亲于是回答：‘是的，比皇帝来得重要。’这件事留给我深刻的印像，因此我还记得，即使那时的我只是个小孩子”。

钢琴大师史纳白尔（ArthurSchnabel），和说出“媒体即讯息”这句名言的麦克鲁汉，在杜拉克笔下也有令人难忘的鲜活形像。这些名字，我怀疑有多少读管理的人知道，但这还不是成就杜拉克的主要源泉。在《旁观者》里面最为夺目的是一些大时代的小人物，例如大萧条时期他在美国移民局碰到的一位职员。那人看了一下杜拉克的税务纪录，没注意到那只是他刚到美国短短数月的收入，就同情起他来了，觉得他工作能力应该不错，不该赚得这么少。所以就热情地拿一份

《拿破仑的钮扣》这本书的书名来自于一个久远的传说，关于拿破仑为什么会败在俄罗斯手上的传说。公元一八一二年六月，拿破仑帝国正是如日中天，这位皇帝亲率欧洲史上还没有人见过的六十万大军东征俄罗斯。六个月后，这支军队只剩下一万人，历尽艰辛挣扎着回到法国。是谁打败了一向战无不胜的拿破仑呢？又是什么力量阻止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进一步扩散到东欧，使得俄罗斯的农奴制多延续了大半个世纪？

很多人都知道答案是俄罗斯的冬天。但法国军队为什么就这么不耐寒不堪冻呢？有一首民间童谣说那都是钮扣惹的祸。《拿破仑的钮扣》的两位作者，潘妮·拉古德（PennyLeCouteur）和杰·布勒森（JayBurreson）都是化学家，从他们的专业角度来看，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当年法军从大衣、长裤一直到皮靴，用的扣子都是闪闪发光的锡扣。而锡这种金属是会随着温度变化而碎裂的。于是我们可以想象拿破仑的大军在俄罗斯的草原上经历着前所未见的低温，而他们的衣服扣子却全在这时于风中化成粉末的样子。

简单不过的化学反应就能够扭转整个历史的动向，《拿破仑的钮扣》说了十七个类似的故事。所以这是一本历史书，也是一本化学入门；见微知著，以小观大，微小的是化学分子，庞大的是人类社会。通常这类把历史的果归为自然的因的书，都会惹来很多怀疑，怕它太过简化成了最唯物的化约论，犹如把复杂的人类感情表述为一连串的生化反应关系。但最近几年来的几位畅销作家都已变得非常成熟，例如贾·戴蒙（JaredDiamond），虽然以地理条件的不同诉说为什么有些文明会在新的病毒面前不堪一击的故事，但他不会很有野心地提出一个宏大的“地理决定论”，而是就事论事，用丰富的细节代替什么都说得通也因此说什么都是废话的伟大规律。

曾经有一段日子，每有人问起，香港有文学吗？香港有了不起的小说家吗？我就说：“有，西西。”如果有人再追问西西有什么代表作的话，我就说“有，《我城》。”但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回答很有问题。首先，什么叫做“代表作”？一部作品又能够代表什么呢？比如《我城》，它代表西西的文学技艺和成就？代表香港文学？还是代表香港呢？

曾经，《我城》被认为是一部代表香港这个城市，卸除了这个城市的特质，表现了当时正在形成的香港意识和香港身分的一部杰作。你看，这部作品没有什么显赫的政要巨富，也没有什么人人皆知的大明星，有的只是阿果、悠悠、麦快乐、阿游和阿发这伙年青人。他们只是一群普通人，是香港这个城市的“众生”。

他们都干些什么呢？例如主角阿果，曾经这么表白：“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曾碰见过这样的作文题目：我的志愿。我当时是这样写的，我说，我将来长大了做邮差，做完了邮差做清道夫，做完了清道夫做消防员，做完了消防员做农夫，做完了农夫做渔夫，做完了做警察。当时，我的社会课本上刚好有这么多种各类职业。”以今日标准而言，这叫做胸无大志，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职业选择乃七十年代以前社会课本提供的，是一整代人的希望范围，一整代基层百姓的理想人生。

西西写《我城》，原是报纸上的连载小说，但它不是那种情节紧凑得教你天天追着故事看的连载；而是随着报上刊载的每日新闻，读者每日面对的社会气氛发展转变的一种思考。因此很多人觉得这部小说反映了香港七十年代的基层青年，反映了那个年代的生活环境。连西西后来自己也说这个活泼欢快的小说是写“年轻的一代，写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城，用他们的感觉去感觉，用他们的语言去说话”。很多批评发现这些年轻人就算是做清道夫，也总是满怀希望。那真是一个起飞的年代，一切美好正面而乐观。

不过很容易就会发现《我城》不能简单地和香港划上等号，甚至不能说它“代表”了香港。不是它忽略了失败而悲苦的另一群，更不是它在今日香港环境底下显得过时。是《我城》的语言实验，和它那种被称做“童言”的叙述语调，例如开篇第一句“我对她们点我的头”。一个成熟的汉语表达没有这种孩子气，只会是“我对她们点头”。书里贯彻的视点转换，孩童般可爱有趣的叙述语调，就算不是西西的口吻，至少也是小说叙事者的口吻和观点。这种叙述方式增添了小说的快乐气氛和活泼节奏，它未必是在说香港这座城市很快活，但它肯定是作者在说“我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