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潮兄又为浙江文学做了一件事，组织出版了这套“新实力文丛”，据说有十五本，数量之多也许并不意味浙江文学的繁荣，但至少对组织者来说，这是一件事务浩繁的事体，我想一想头都大了。所以，暗生佩服，也为“榜上有名者”暗自幸兴。

文学的艰辛和孤独令人沮丧，当中有一半缘故来自文坛本身。当今文坛之平庸、弱智昭然若揭，体现在出版上，就是一个在成长中的作家要出书太难了。出版不以质量而论，而是以名气论，七年前我磨蹭了十年的心血之作《解密》四处退稿，今天我还在想象中的文字已经有一拔拔人等着、抢着要出版。甚至——上个月，有人从成都给我打来电话，指责我的新书《暗伤》装帧恶劣，封面恶俗。我可以幽默一下：《暗伤》非我所著，而是一个和我同名同姓人氏之作。我的名字没有注册，法律允许同名同姓。

其实，在我看来，麦家的作品这些年是越写越差，之所以出版者给他如此高的“待遇和荣誉”，只因这些年他运气好，浪得了一些虚名而已。虚名比作品重要，虚名可以让一堆垃圾文字砍掉一片森林（名人之作当然要用上佳的纸张出版，据说好的纸都是用原木打成浆制造的），与此同时我们大量的优秀作品只能锁在抽屉里，或

关于“假捐款”的事已经说够多了，自己都觉得无趣。有人说，解释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我（包括我们）说了那么多，说明我们是够软弱的。但现在看来我还得继续软弱，要做个“续篇”。因为有人在质疑我：为什么我在文章中“浩称”已募到近千万？（此文就在本文博客上，详见《传递爱是人间的最真》）

我很乐意回答。

事实上，这又说到了我们做这件事的曲折和困难。阿来在博客中专门说到了，在画家刘家锟的引荐下，有广州某房产公司基金会一度介入到我们这个行动中，广州公司和刘家锟及其助手也曾专程到汶川考察，并与有关领导见面洽谈。有一阵子，这个项目已经谈成了，达成的协议是：广州公司投资800—1000万以我们这个行动的名义建一所镇中心小学，交钥匙给我们，我们再把募来的七十多万元款建一个图书馆、电脑室，最后交给当地政府。协议达成后，我和阿来专门在蓉锦一号喝了一顿庆贺酒。后来不久我调离成都，这事流产了我也不知，直到看了阿来的博文（看文章可见这事让阿来很郁闷，这大概是他懒得跟我说的缘故吧）

昨日，杨红樱来电说最近有人在清理作家捐款事情，我的名赫然在上，若拿不出凭据，肯定是要被天下人耻笑。所以，马上找。事隔一年有余，一张小小纸头，真担心找不到。但还算运气好，找到了。现张挂在此，不是炫耀，是证据。

有文章直指杨红樱虚假捐款，关于这事情我是当事者之一，出于对朋友和募捐事宜的负责，我要澄清一下。我足可宣称，杨红樱的二十万款肯定是捐了的，我见过发票，跟我一模一样的。她比我还早捐几日，记得那天正好是我、阿来、杨三人为“灾区乡村小学重建行动”聚会，杨迟到了几分钟，就是因为中途去银行划款。

有凭有据，有记忆，所以我敢胆作证：杨红樱捐款二十万，决非虚妄。

至于文章中说到杨红樱牵头发起“重建行动”，有非法募捐之嫌，这也与事实不符。这件事我虽然一直在幕后，但要说最初起头

此文由四川作家阿来所写，因他没有开搏，加之所言之事与本人有关。所以，我也乐意他借我之“地”张挂，主要是为了明确一些事。我为此也写了一篇文章，谈经过，说事实，摆证据，只有择日再挂了。麦家

今天下午接到<燕赵都市报>记者侯艳宁的电话,告诉我在新浪博客上有一篇文章,对麦家,杨红樱和我三个四川作家在5.12地震后发起为重建灾区乡村学校的捐款行动的真伪提出了强烈质疑,希望采访一下,我当即给予了尽可能详尽的说明.同时将阿坝州教育基金会负责人和阿坝州教育局长的电话给了记者,请她第一时间向对方求证,她采访的结果,我想大家应该能够从<燕赵都市报>上看到.

当时正在参加四川作家的四本有关抗震救灾纪实文学首发和研讨的会议,没有太多考虑这件事情,会后回到家中,才上网看到这篇博文.更看到网友们几乎一面倒的,似乎已经作了定论的众多跟帖,群情汹汹之下,不禁内心悲凉.最后,还是觉得有必要对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一个交待.而不是出具一张基金会的发票那么简单------因为至少有一个网友已经预设了结论,说如果杨红樱出示了收据,也可能是跟某些方面串通了提供的伪证,是事

从年初电影《风声》开拍以后，关于谁是剧中“老鬼”，制片方华谊兄弟王中磊先生抛出了悬念：电影《风声》和小说有大不同，比如谁是“老鬼”、如何把情报传出裘庄等标志性“谜密”均有新的设置，欢迎大家来猜谜。随着拍摄的不断进行，一轮轮的宣传接踵而至，《风声》真正有点儿“风声四起”的感觉。现在拍摄工作杀青，进入后期制作，有关《风声》的各路新闻我看也爆得差不多了，但是关于谁是老鬼的谜秘却一直悬而不决，制片方为了保密甚至与众演员签订了保密协议，违约金十万。

挠得人心里痒煞！

我是原著，看过剧本，也去片场探过班，媒体的人想当然地以为我一定知道，纷纷来电征询。从今年三月费起，我的手机话费一直居高不下，上个月高达八百多，前所未有。我是个闲人，交际寡淡，手机费以前也就是百把块钱，这下可谓有了“长足的进步”。我看，浙江和四川两省的移动公司要感谢媒体，因为功劳是他们立的。当然我自己也有过错，据说现在移动公司的收费名目丰富得很，有各种套餐，我只要办个具有异地接听免费功能的什么套餐就行了。看来改天还是得去办，因为离《风声》电影上映还有好几个月呢。

话说回

肥肉，在我家乡不叫“肥肉”，叫“油肉”。“红烧油肉”那是我少年最珍贵而幸福的记忆，暗红色，油汪汪，香喷喷。绵密的香气仿佛是有魔力的，穿越几十年的时空，依然是世间的最香，记忆的最美。

但我家乡照样有“肥肉”这个词，只是它指代的对象与本原已有云泥之别。是什么？白胖白胖的中青年女子！若只是胖，不白，年纪超过五十岁，是不配被称之为“肥肉”的——这样的女子统称为“胖女人”，细分为“胖囡”、“胖嫂”、“胖婶”、“胖姨”等。而“肥肉”就是要又白又胖，有年龄优势，白得洁嫩，胖得饱满，有姿态，有力度。人过五十，肌肉失去弹性，白而不嫩，胖趋臃肿，“肥肉”就不叫“肥肉”了，而是叫“胖女人”：胖婶，或者胖嫂，或者其他的什么“胖”。“肥肉”事实上是个爱称。从某种意义上说，“肥肉”是个色情词，给男人带来现实的冲动和浪漫的想象空间。萤火虫漫天飞的夏夜，我总是可以听到男人们对某个“肥肉”的津津乐道。我记得清楚，我的堂兄曾这样说过一位“肥肉”：“跟她睡觉一定像睡在乌篷船上一样舒坦啊。”

不论是“油

孩子一年年长大，望子成龙的心态是自己一直想克服的，因为我总觉得，一个人成龙成凤多半是不可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命运太复杂，我们能洞悉多少呢？洞悉了再多也许都是杯水车薪，不能定夺乾坤的。我经常告诫自己，人生的“大东西”是不可求的，我们能求索的只能是一些“小东西”，比如知识，比如道德感，比如待人接物的常理、常道，看待荣辱的心情、心态，等等。孩子从小到大，每天都面临着和这些“小东西”打交道，如果要面面俱到，那也是累死人的。忙是个托词，其实是缺乏耐心和毅力，这么多年我很少从一而终地去教促孩子学、养一个东西。只有一样：希望他学会去爱别人，这一点，我算是一直坚持下来了，只要有机会，总是设法给他灌输这方面的道理。

人到中年，经常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发现人生的诸多困难或者问题都是因为过于爱自己造成的。

我一直在试图忘掉自己的年龄。四十岁之后不过生日，尽量不回忆童年往事，不写家乡故事。这些，都是我想忘掉年龄的证据。据此说来，写作本文对我来说是一种残酷，是揭我伤疤，是捏我软勒，是落井下石，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因为，它使我试图忘掉的东西——年龄——变得必须记住，我业有的努力在刹那间，在一念之间，全着了火，化为了灰烬。此刻，我比谁都知晓：我的年龄比18岁的你要大两轮。

小说帮我走出困境

两轮就是24年。

24年前，我和你一样年青稚嫩，一样在为自己的年青而苦恼（那时我渴望自己一夜间长大），一样在为朦胧的前程而苦读寒窗，内心一样的充满向往又忧虑……不一样的是，那时我们面前的路只有一条独木桥，就是考上高校。这桥又老又窄，100个人上桥，能通过的至多是五人。百分之五的胜数，想一想都觉得可怕，何况我就读的中学不是名校，班级也非重点班。也就是说，百分之五还要打折扣，折扣下来胜数大概要以千分之来计了。我很多同学就因此而自暴算弃，我一度也加入了这些同学的行列，把读书当作了受刑，千方百计想逃避。我逃避的方式之一是读小说，小说书像课本一样夹在腋下，一有机会就读。

谍战特情剧是影视业中的一大家族，尤其在欧美，大量侦探悬疑类型小说为谍战特情剧既提供大量创作素材，也培养了一大批“类型”读者和观众。相比之下，中国的谍战特情剧起步晚，印象中，电影《敌营十八年》是开先河的，但后继者寥寥，零零星星，浅尝则止，一直没有形成规模。直到这几年，因《暗算》的热播，掀起了一个谍战特情剧的高潮。这个“高度”令人畏惧，有一天，我居然接到国内九家影视公司电话，说的都是一个内容，命题作文：写谍战特情剧。我觉得这很恐怖，吓得我都不敢再写了。

可以想见，大家这么一窝蜂去追捧一个东西时，这个东西的寿数也就注定不会长久了。坦率说，当初我创作《暗算》小说时，根本没想到它会有影视缘。后来公司让我把它改编成电视剧时，我也没想到它会火爆。市场是神秘的，中国人不知怎么的就一下子迷这个东西。据说，这两年只要是谍战特情剧，不管什么内容，制作水平如何，收视率都不俗，再次证明我的判断是“杞人忧天”。

但是收视率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对当下那么多谍战特情剧总的说感觉是谍战不“谍”，特情不“特”，打打杀杀，藏藏躲躲，故弄玄虚；有的人物性格苍白，有的故事推进方式生

世相无疑是越来越繁华、喧嚣，我们一度为此欢欣鼓舞，津津乐道，因为我们曾经是那么贫困落后，寒酸简陋，喧嚣和繁华给了我们生命色彩和尊严。但是，转眼间我们的生命似乎又是难以忍受如此的喧嚣，如此的繁华，因为喧嚣和繁华的背后我们丢失的太多，抛弃的太多。崇高，责任，忠诚，庄重，信念，理想，国家，集体，他人，勤俭，精神，恩爱，等等，这样在过去带有一定美德光环的字眼，如今无不失去了光彩，有的甚至成了迂腐、可笑的把柄。

我们的焦虑也因此而生。

我不认为自己是个抱残守缺的人，但是我也不相信现在的中国正走在阳光明媚的康庄大道上。这是一个过分看重变道而忽略常道的年代。诚然，中国要变，因为历史和现实积重都太深、太多，但再怎么变，总不能把人心、人性中的一些常道也变了，革了。就像数学上有常数，人类的精神上也肯定有常道。常道就是原则、方向、基准。没有常道的人生，就像没有地基的房屋，终归是要塌的。试想，假如一个人失去基本的信念和道德底线，我们内心里只有变异、破坏的欲望，没有坚守，没有尊重，比如甚至对友爱、仁慈、高尚、责任等等美德都不讲了，不守了，那么我们又如何来体现人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