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2003年夏天,我阔别多年的老首长王亚坤在成都宾馆里对我说的。可以想象,这次谈话他是作了精心准备的,也许在对我说之前他已经在心里默念过多遍,所以谈得很沉着。王的谈话中又夹着另一个人的谈话,都是录了音的。这是录音记录,我基本未作调整,只是分段分行而已——
那天下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家的,找到我家时我和妻子正刚午睡起床。
是五年前,你知道,福州是没有冬天的,部队上的生活又很单纯,一年四季我们都有午睡的习惯。我记得,他开始叩门的声音很轻,以至我听了好久也吃不准是在敲我家的门。那声音很缥缈,很不真实,也许更像是记忆中的声音,或是在敲旁人的门。后来,有一声敲得有些近乎绝望的用力,我终于听清楚是在敲我家门,便去开门,看见一位银发老人,穿一套毕挺的西服,头上戴一顶黑色的礼帽,手上还握着一根漆亮的拐杖,跟电影中的人物似的,有种我陌生的风采。我想他一定是敲错门了,因为我家的门从来没有被这样的人敲开过。但出于对老人的恭敬,我还是客气地问他找谁。他问这是谁家吗,问的是我妻子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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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报道过,我在创作《刀尖》小说时曾几度伤感落泪。所言非虚。但我要声明的是,我不是简单地为故事本身所打动,而是有那么几个瞬间,我为那一整个时代人的情感故事而悲伤。
说到爱情最折磨人的地方,大部分人能感同身受,无非是“想要而得不到”,或“得到后却失去了”。经典的爱情故事的情节也证明了这两个模式的成立:想要而得不到的是《梁祝》,得到后却失去的是《白蛇传》。这两种模式在《刀尖:刀之阳面》里都能找到投影,想要而得不到的是革灵和金深水,得到后又失去的是刘小颖和陈耀。事实上,其中有更多的人物关系和情感纠葛是以这两种模式为原型的复合型模式,不是那么纯粹、简单。
在写《刀尖:刀之阴面》时,真实的史料让我“灵感突发”,试图创作出一种新的折磨人的“苦爱情”模式,就是:得到了却比失去还要折磨人。虽然《梁祝》和《白蛇传》的两种模式具备万世不朽代代传颂的情感强度和悲剧厚度,但这种新模式无疑包含了更多的压抑、逼仄、焦虑、牺牲和自毁式的控制力。
林婴婴和高宽
无可否认,对我《刀尖》改变叙述风格一事,我确实说过一句话:“我不愿为没有读者的纯文学奉献才华,《刀尖》是我对读者空前的一次忠实。”想不到这会被人断章取义,进而演变成我背叛纯文学的把柄。这几天记者频频来访,问的多是相等的意思:据说文学界质疑你《刀尖》采用通俗的口语化叙事是一次文学的堕落。
我很想反问,据谁说的?是谁在代表这样的文学界?
算起来,《刀尖》背后的故事关乎了七十年的命定和缘,其中和我直接相关的,就有三十年。三十年太久,足可使人格巨变,使百业生灭,使我从一个理科生变成文字雕琢者,也足使我从一个面薄虚怯的小伙子变成饱历世情的大叔。
回顾自己还算幸运的人生航线,除了我这一意孤行的掌舵者,自也离不开许多爱我助我的导航者。而王亚坤夫妇,更是这些导航者中举足轻重的。他们对我恩情的厚,以及三十年时光的重,都

因为新书《刀尖》的出版,这些天,媒体访问时反复提到一个问题
半个甲子前,准确说是1981年8月30日,十七岁的我生平第一次踏上了异乡的土地:福州。与我同行的有六十个浙江籍新生,和三位穿着四个兜军装的军官:他们是代表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福州分院负责招生的教官,我们是被他们录取的幸运儿。

长久来,我一直以为,马拉多纳、三剑客和三马车时代的意甲赋予我们这一代球迷的集体震撼,实在要大于今日巴萨、皇马的西甲赋予我们的传奇含义。如果说西甲的书籍里有一切关于进攻的诠释,可以读作烈焰的腾空或者《沁园春·雪》的诗情画意,那么,我记忆中的意甲,宽敞大方的古朴居室,不动如山的落日碉楼,或者装载罗密欧忠贞泪水的酒壶,则宛若一首旧曲,缓缓流淌出没有皱纹的音符,以及负债的红塔山,以及一段岁月的沦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