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ro从图书馆借来一本画得很好看的中文图画书《我的春夏秋冬》。给他念了几遍后,他突然说,妈妈,第一个季节是冬天。我毫不在意地纠正他,冬天是最后一个季节呀,怎么会是第一个呢?
今晚临睡前,又给他念这本书,刚翻开第一页,正念到“春天”,他又说了,妈妈,第一个应该是冬天,下雪,然后是春天……。我马上又纠正他,不对!接着灵光一现地告诉他,“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这个意思就是春天是开年的第一个季节啊。Miro似懂非懂地听着,暂不作声,而我则继续得意地讲故事。
可讲着讲着,问他春天后面是什么季节,夏天后面是什么季节的时候,他又皱着小眉头纠缠回那个冬天的问题了。也许是他的执着,我突然开了窍的反应过来,中国人的春夏秋冬是按照农历来计算的,而按照西元年来算,开年一月,当然还是冬天喽!Miro显然也是在幼儿园上课的时候,接受的这个概念,怪不得小脑瓜转来转去转不过来呢!
无论自己多肯定的事情,面对别人的不同意见,多审视一下自己的答案,总是有好处的。
在餐馆吃饭的时候,Miro突然说,
“妈妈,把一个1和一个7放在一起,然后再加个点,就是中文的‘门’”。
Aleksis两岁八个月了,从他出生起,他就无时不刻、心急火燎地向着榜样——哥哥Miro的方向奔跑着,努力着。这种兄弟姐妹间的竞争、嫉妒、羡慕和焦虑我都无从体会,因为我是独女。我母亲对我从小的教育就总是向各种各样的榜样学习,搞得我对榜样非常反感,徒生逆反心理,从此就不愿意向别人学习。这其实是走向了另一个误区,还有什么不比借鉴别人优势更省力的修身方法了呢?
Aleksis赶得好累,哥哥做什么,他也做什么,可他总也做不好,哥哥也特讨厌他来“捣乱”——有时候并非故意,而是理解力还没发展到和快五岁的哥哥同一水平。就算他有时候有自己的想法,他的语言沟通能力又有限得很,所以从表面上看,他就是在不停地“捣乱”。
以前,小哥俩一闹矛盾,外公外婆就来打圆场,一人负责一个,分开玩。渐渐地,连Miro都学会了这一招,只要Aleksis一来凑热闹,就高喊,'外公,把Aleksis抱走.'
我意识到这样发展下去,对大家都没好处.于是开始采取'不干涉内政'的方法.只要没闹到极点,对俩人的冲撞,我们都充耳不闻.终于闹到我们出场了,基本上也是鼓励他们,尤其是做哥哥的,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除非两人中有一个有明显错误,比如打人,抢东西,我们一般不做法官
(2009-10-22 05:26)
放学回家,Miro一路奔上楼,把两手小手里攥着的东西往厨房台子上一扔,原来是一些花草石块。他打开抽屉,拿出他喝水的塑料杯,接了水,轻轻地把那些“宝贝”放了进去。

Miro终于就他的图画开口了。和大牌艺术家不同,他的解释毫无悬念:
“浅蓝色的是河,红色是公路,绿色是草地,深蓝色是天空。当中像小蝌蚪一样的东西是个人。”
原来是照着一本故事书里的插画构图,大概齐地模仿。
其实所有的抽象艺术,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都是有具象构思的。所以我们在看画展的时候,总要借助阅读艺术家生平故事,听策展人介绍解读,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但艺术家也很喜欢观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阅读作品,所以艺术家本人不太会就自己作品说透,一般都是评论家在嚼舌头。
(2009-10-07 09:18)
这当然不是Miro的第一幅画,但应该是第一幅构图完整、一气呵成,充满灵感的作品。当外婆问他什么意思的时候,他说,没什么意思,就是装饰呀。(明显是从妈妈那里现成学来的句子。)

神这个概念,还没有进入Miro和Aleksis的脑海。尽管他们俩和爸爸都是受了洗的基督徒,是芬兰家乡的地区教会会员。
好朋友一家,为了让女儿能上家对面的教会幼儿园,不得不参加那个教会,捐钱是小事,真正的代价对于夫妻俩来说,是要时不时地参加礼拜。那位先生虽来自爱尔兰天主教徒家庭,却是个曾经在伦敦经济学院正经上过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他的工作也是推动美国实行全民健保福利,连他病重的老爸临死前要求两位孙女入天主教,都被他一五一十讲道理地拒绝了。尽管如此,出于实际生活的压力,他还是硬着头皮参加了教会,但居然还硬嘴鸭子一般地跟本堂牧师说,我是不信上帝的,我老婆是中国人,社会主义教育出来的无神论者,更无药可救,你看着办吧。
看了Bill
Maher的纪录片Religulous之后,我感到关于神这个概念,身为父母需要尽快想想清楚,否则有朝一日孩子问起来,无法回答,或者说无法条理清晰地回答。这可不比解释没有圣诞老人那么简单,再说圣诞老人本来也和宗教毫无关系,不过是个跳梁小丑而已。(确切地说,应该是个“跳烟囱小丑”)。
于是我和老莫就有了以下的对话:
我:你为什么还和你的两个儿
不知不觉地,Miro知道了monster和ghost。回想起来,他好像从来没有对此流露出真正的恐惧,可能是因为他从来也没有看到过真正恐怖的怪物或魔鬼的具体形象。他和小朋友很喜欢玩所谓的“鬼游戏”——其实就是自己吓自己,尖叫着“ghost”,在房间里奔来跑去,面部表情却是开心地在笑。很快Aleksis也爱上了这种游戏,跟在后面从卧室跑到客厅,乐此不彼。
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Miro郑重其事地宣布,世界上其实并没有鬼和怪物,这些都是想象中的东西,不是真的。虽然这个宣言并不影响他继续玩被鬼追逐的游戏,而且他照样玩得很投入和开心。按照他的逻辑,“那是假装的,是在玩呀。”
于此同时,他开始说一些“真理”。动物是不会说话的,车也不会说话,那些不过是电影情节而已。把毛绒动物玩具扔来扔去,他们是不会疼的,因为他们不是真的动物。我新买了一件T恤,上面的图案是一只小鸟驮着一个大眼睛小姑娘在飞。他说,这怎么可能呢?小鸟怎么小,是背不动这么大的小姑娘的。
我应该为他掌握真理而高兴呢,还是为他的失去想象力而难过呢?
终于紧赶慢赶地看完了《安吉拉的骨灰》。要不是该书作者Frank
McCourt最近仙逝,引来好友CX一番凭吊,我还想不起这茬儿。说起来CX看的由该书改变的电影,还是从我那里借去的,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却才在此时来拜McCourt先生的山头。
一段比苦菜花还苦的童年往事,在McCourt笔下,居然处处有令人哑然失笑的幽默。一个只顾酗酒而不管妻儿温饱的父亲,居然没有被妖魔化,反而具有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有那么一小会儿,我想到了《孤星血泪》,我也想到了我的小外公,一个一顿可以喝一斤金刚次(一种零拷的劣质白酒)失意知识分子,他也是第一个把《孤星血泪》的故事讲给我听的人。小时候我最烦他喝醉酒,因为他会不停地说胡话,要我充当忠实的听众。
McCourt在写这部荣获普利策奖的处女作之前,只是个无名教师。然而66岁的他突然就这么出名了。66岁,看到这个数字,你或许会理解为什么他没有把这段经历写成了血泪控诉史,尽管不是每个66岁的人都会参悟豁达。McCourt在某段采访中说,写作对他的确是有释放疏解的疗伤作用,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有幸体会到这种奇妙的过程。他被问到,是否后来和父亲有所谓的“释然”或“和解”,他说没有,因为他从没有真正走进他父
离开幼儿园前,Miro在垃圾桶旁的杂草地上顺手拔了一根狗尾巴草。
“妈妈,看!”
“嗯,这是狗尾巴草。”
“啊?”他有点不可置信地叫到,显然对这个名称很惊讶。
走到停车场,他突然说,“妈妈,那么狗看到狗尾巴草,会不会很开心啊?”
“啊?!”这下轮到我发傻了,不禁大笑起来,“不会的,”但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回答太主观,“我也不知道,你要问狗啊,你说呢?”
“狗又不会说话,”Miro说,“我也不知道。”
两个小子在车上喝果汁,Miro喝完后,率先把空纸盒扔到前排,一下子掉在我右手臂上,吓了我一跳。
“Miro!”我义正言辞,“不许这样扔东西!你不是刚看了“交通安全”守则吗?‘Don't disturb the
driver!',你这种行为就是妨碍司机!”
“Nah...”,Miro不以为然,“你又不是driver!”
那个交通安全小故事中,讲的是坐校车的规矩,里面画的司机是校车司机。
“我现在在开车,我就是司机!”为了使他和那个英语故事产生联想,我又用英语强调,“Now I'm driving, so I'm
the driver!”
“Oh!”,他顺口用英语接我的话,“So when you're taking ph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