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麾下有一个人，不是北洋系出身，却最得袁信任。这个人叫陈宦，号称湖北三杰之一，与吴禄贞、蓝天蔚齐名。他本来是黎元洪的幕僚，后来投靠了袁世凯。后来袁世凯逼黎元洪来北京，就是派陈宦亲自去武汉迎接，被人讽刺说“陈宦押解黎元洪进京”。

陈宦本人颇有智谋。二次革命的时候，黄兴、何海鸣，江西的李烈钧，安徽的柏文蔚以及福建的孙道仁各自起兵，组成四省联军，还煽动蒙古、陕西、甘肃从北洋背后起事，声势十分浩大。陈宦安居平五路，建议袁派出蒙藏院院长贡桑诺尔布、范熙绩参谋本部科长李炳等分赴蒙古、云贵各地安抚，给正面战场创造了有利环境——顺便一提，这个贡桑诺尔布是蒙古电报第一人，内蒙古电报的网络赖他得以发展。

而且这个人最擅长揣测上意，好玩些小聪明。据说他每次见袁世凯，都事先写好三份不同的建议，分别藏在左右袖子和靴筒里，见了袁世凯以后，先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旁敲侧击打听袁世凯的意见。听好风向，他就挑出与袁意思相近的建议书。袁世凯觉得这人既能干，又会体察上意，而且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皇帝对待，对他极其赏识和信任。

所以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不仅委以其西南重任，还让他跟自己儿子克文拜了把子。在他离京赴任的时候，倾城相送。整个民国时期只有三个人想享这种待遇，一个是黎元洪，一个是孙中山，还有一位就是他陈宦。给一个非北洋系的人如此面子，终袁一世也没第二个人。

袁世凯万万没料到，陈宦既然能出卖黎元洪，自然也能出卖袁世凯。果然，他看出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便在四川跟好哥们儿蔡锷虚以委蛇，暗中和谈，还四处打听其他督军的态度。到了5月22日，下了决心的陈宦发表了一份通电，宣布反对袁氏称帝。

当时通电反对称帝的人比比皆是，陈宦的电报却格外引人注目。除了他的身份特殊以外，还是因为这封通电别有玄机。

这封通电的稿子是陈的幕僚邓文瑗起草的，写的很不错。其中“宦为川民请命，项诚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是文眼，一下子把陈宦拔高到了为四川请命的道德高度，不是我陈宦想对不起你，而是你袁世凯对不起四川老百姓啊。逻辑清楚，立意高标，政治上和道德上无懈可击，让人击节赞叹。

可是呢，陈宦不知失了哪门子心疯，鬼使神差地在后面又加了一句：““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

这一句，就让这封通电彻底变了味

 佩孚在北洋后期军阀里是个难得的人物，风度翩翩，号称儒将，尤其是跟曹锟、张作霖、张宗昌、张敬尧一伙儿土包子站在一起，更显得卓而不群，别有风范。连美国时代周刊都把他选成封面人物，那可是中国第一个能享此殊荣的个人。

吴佩孚之所以这么牛，除了会打仗会作诗以外，还有一个别的民国将领比不得的优势：此人擅长操纵舆论，对“通电“这把无形利器的威力，比其他军阀理解都深得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吴佩孚数次得意，无不是有通电巧妙助力，在恰当的时候把舆论的威力无限放大为己用，达成枪杆子所达不到的政治效果。化舆论为战场，通电为枪炮，与皖系、安福国会、奉系前后几次通电大战，收放自如，手法纯熟如烹小鲜，竟收全功。

饶汉祥通电写的再好，不过一个文字匠，比之吴佩孚这样的大师可差的远呢。

他第一次打通电战，是在1918年。1918年是个多事之秋，北洋军和护法军一南一北，打的如火如荼。吴佩孚当时任中央陆军第三师师长，他挥师入湘，几个回合下来，打得谭浩明、陆裕光的湘粤桂联军满地找牙，最后第三师轻轻松松占了岳州、长沙，整个湖南都被纳入北洋系的麾下。

湖南大败，让护法军政府乱成一团，求和的求和，内讧的内讧。假如这时候吴佩孚继续南下，北洋军就会占尽优势。正当全国的目光都盯着湖南的时候，吴佩孚突然不打了，把第三师摆在衡阳开始冬眠。

段祺瑞急得满地转圈，他和冯国璋斗的正凶，急需一场胜利当筹码。他一封接一封电报打过去催促吴佩孚进兵，还偷偷派张敬尧率四个师入湘，名为助战，实为监视。与此同时，他给吴佩孚扔的蜜枣儿是一个又一个，又是颁发二位大绶宝光嘉禾章，又是特任孚威将军，甚至还派心腹徐树铮带了巨款前去衡阳游说。吴佩孚呢？悠哉游哉地跟小徐吟诗唱酬，游山玩水，就是不挪窝儿。

段祺瑞千盼万盼，总算盼来了衡阳拍来一封电报，看完以后一口血差点没喷出来。

这不是一封军情电报，而是一封通电。

还是篇骂人的通电。

通电洋洋三、四百字，骂徐树铮的安福国会强奸民意，骂段祺瑞举外债内战，骂政府对德宣战处置不妥，骂皖系为私利挟国鏖战，语气十分激烈，来来去去最后就一句话：“请会同鄂赣两督通电南北提倡和平”。落款三个大字：吴佩孚。

这一份通电宛如雪夜里突然放了一个麻雷子，把北洋和南方都给炸懵了。南边儿不知道这个北洋军的师长搞什么鬼，北边儿

 饶汉祥跟康圣人相比，通电文采堪堪伯仲之间，但就政治影响力来说，两者却是霄壤之别。

原因无他，康有为是自说自话，而饶汉祥却是一位枪手。这一条名枪一生写过无数枪稿，所枪之人个个都是历史舞台上的名角：黎元洪、袁世凯、郭松龄，几乎民国每一次发生重大历史事件，通电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饶汉祥是湖北广济人，当过举人，还去日本留过学。回国以后一直不得志，直到武昌起义的时候，他被彭汉遗推荐去给黎元洪作秘书，这才一跃成名。

饶汉祥这个人胆小怕事，唯独写得一手好骈文。骈文这个东西，虽然从韩愈开始就被排斥，可它本身具有的韵律是汉语文体中最有气势的。四字或者六字一句，动辄千言，读起来琅琅上口，一泻千里，极具气势，虽则臃冗浮华，却很能吸引眼球。如果譬之于女性，骈文可以算作出胸大无脑的那种--没什么内涵，但实在是漂亮。

饶汉祥因为这手四骈六俪的手段，大得黎元洪青睐，从此一生追随他左右，为他草拟了几乎全部的通电及各类文宣稿。黎这个人一辈子没什么主见，也很难说有什么政治立场，全靠着个人名望在民国官场沉浮。骈文这种废话连篇、大而无当的文体，正适合掩盖他政治上的空泛，博取大众莫名其妙的同情。所以饶汉祥的出现，正合了他的胃口。

饶汉祥是从武昌起义的通电开始出名。在此之前，电报内容大多言简意赅，纵然有篇幅很长的，也是有事说事。大家觉得电报就该这样，堆砌辞藻在上贺表、写奏折、拜寿帖的时候才用得着。而饶汉祥独辟蹊径，开创性地把骈文和全国通电结合到了一起，让骈文的独特魅力借助通电这种高效通讯手段大放异彩---当然，他也是傍到了有钱有势的主子，否则哪家的钱经得起这么折腾。

这一篇通电也确实是好文章，雄浑大气，跌宕起伏，用典精致。读罢只觉得黎元洪真是民国第一伟人，谁又能想象他在武昌起义时惊慌失措的可笑表现。

当时有个小女孩看了他写的武昌通电檄文，兴奋到不能自已，把压岁钱十元以“幼女谢婉莹君”之名送到《申报》馆去捐献。后来她长大了，还一直保留着报馆的收条，视若珍宝。这位小姑娘后来成了位了不起的人物，起了个笔名叫做冰心。

不独冰心女士如此，当时的人都觉得饶汉祥实在是个文章圣手。无论多猥琐的事，经他这么一排比铺张，俨然变得大义凛然起来；就算是坏事，也会让人觉得其情可悯。比如黎元洪请袁世凯杀武昌元勋张振武，后来舆论汹汹不能平复，他

 康有为这位前清的康圣人、民国的宪政党党魁最喜欢发议论，每见国事，必有意见。

护法运动正打的不亦乐乎的时候，他通电呼吁南北停战；中国参与欧战的时候，他起初通电反对与德国断交，等到一战结束以后，他又通电建议中国利用一战胜利之机，收回失去的部分主权；五四运动之时，老先生又发通电，称赞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等到冯玉祥把溥仪撵出故宫，他又发通电予以谴责……总之他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通电。

个人发通电，也不是没有先例。民国狂人袁希洛就曾经自己掏腰包去通电骂孙传芳，不过那只是偶一为之。唯独这位老先生，发通电如同吃饭喝水，颇有些“有意见要通电，没有意见制造意见也要通电”的精神头儿。

康圣人发不起全国通电，他的“通电”一般只拍给几家大的报社，过过嘴瘾。即便如此，他一年下来通电的费用也得一千多银元，作为个人用度，数字相当可观。

电报是概不赊欠的行当，要求真金白银，现场付讫。康圣人一不办报，二不经商，三无大宗赞助（只有宪政党偶尔能发些补贴），经济来源本来不丰，动辄通电的习惯再加上他那五房妻妾与门下食客的开销，日子过的颇为拮据。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让自己自由地发通电玩，这位康圣人只好放下圣人的身段，卖文为生。好在“康有为”这三个字是金字招牌，卖求字求画的人络绎不绝。后来康圣人犹嫌收入不够，还纡贵降尊去报纸上和全国各大书店打出广告，上书“康南海先生鬻书润例告白”，公开叫卖，也算是民国奇景。有时候业务太忙，他甚至还找自己学生来帮忙当枪手，后来有人觉察到其中有伪，但这伪的比真的还好，一打听那学生名字，叫刘海粟……

发通电的瘾头儿到了这程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可惜康圣人那会儿早没了在前清的风头，他发的通电于时局舆论无关痛痒，最多只作茶余饭后一段轶事，叹一句“老夫聊发少年狂”而已。一直到宣统复辟的时候。他才真正过上了一次久违的全国通电瘾。

辫子兵进了北京以后，康圣人大喜过望，急巴巴化装成农民潜入北京“勤王”。溥仪回銮，总得昭告天下，清室便请这位“弼德院副院长”草拟一份通电，诏告全国各省、各报馆、各外国使馆。这次有张勋买单，无金钱之困，康圣人抖擞精神，一气写了近两千多字，名列民国通电第二长篇幅。

这份通电是篇奇文，它最著名的两个特点是：行文上辞藻斐然

前面面说过了，电报讲究的是惜墨如金，所有人都挖空心思想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信息。

可是凡事总有例外，有一种电报，非但不考虑节约字数，反而要求极尽铺排之能事，废话涛涛，洋洋千言乃至万言。这种电报，叫做“通电”。

熟悉民国的人都知道，“通电”在民国史上出现得极为频繁，深深地渗透到那一段历史的腠理中去，治史者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的--乃至于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 民国人对通电的挚爱无以伦比，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有人作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已经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搞得整个民国时代如同过年一样，热热闹闹，沸沸扬扬。

说了这么多通电，那么通电究竟是什么呢？

“有线电报系统是人类实现的第一个电信系统。它的许多概念到今天我们还能够在其他一些先进的系统中找到，比如报文交换就被应用在TCP/IP网络协议里面。由于电报系统本身只是一个点对点的结构（物理层是一个电流回路，链路层是莫尔斯编码的报文），所以要实现跨点通信，中间点就必须向下一站转发报文。整个国家的电报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包交换网络，一份报文就是一个信息包。而网络层的协议是由人工完成的。比如我有一份电报要从北京发到杭州，北京局的电报人员就会根据我的目的地把电报拍到天津，然后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每个中间局的收报人员都会根据我的目的地址转发到下一站。这个系统也支持广播（broadcasting），如果一个收报人员发现目的地地址为空，那么他就把这封电报向和他相连的所有电报局转发。当然了，同一个电报局不再转发同样的报文。大家看民国历史，里面那些老大们动不动“通电下野”“通电反蒋”，这个“通电”就是广播电报报文。”（鸣谢西北望朋友）

通电的特点是速度快，范围广，实际上属于“公开信”的一种，它是某个政党、团体或者个人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而使用的通讯手段。民国时代没有电视，无线电台也刚刚起步，新闻报纸传播范围有限，速度又慢，唯有通电才是能够把自己的主张传遍全国的最快方式，抢占舆论阵地和道德制高点，是以大受政客欢迎，简直就是“他们天生的助手。

而通电的另外一大特点与普通电报截然相反，一字记之曰长。

 前面说过了，电报讲究的是惜墨如金，所有人都挖空心思想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信息。

可是凡事总有例外，有一种电报，非但不考虑节约字数，反而要求极尽铺排之能事，废话涛涛，洋洋千言乃至万言。这种电报，叫做“通电”。

熟悉民国的人都知道，“通电”在民国史上出现得极为频繁，深深地渗透到那一段历史的腠理中去，治史者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的--乃至于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 民国人对通电的挚爱无以伦比，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有人作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已经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搞得整个民国时代如同过年一样，热热闹闹，沸沸扬扬。

说了这么多通电，那么通电究竟是什么呢？参看这一段引用介绍，并鸣谢西北望朋友指出我的原则性错误。

“有线电报系统是人类实现的第一个电信系统。它的许多概念到今天我们还能够在其他一些先进的系统中找到，比如报文交换就被应用在TCP/IP网络协议里面。由于电报系统本身只是一个点对点的结构（物理层是一个电流回路，链路层是莫尔斯编码的报文），所以要实现跨点通信，中间点就必须向下一站转发报文。整个国家的电报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包交换网络，一份报文就是一个信息包。而网络层的协议是由人工完成的。比如我有一份电报要从北京发到杭州，北京局的电报人员就会根据我的目的地把电报拍到天津，然后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每个中间局的收报人员都会根据我的目的地址转发到下一站。这个系统也支持广播（broadcasting），如果一个收报人员发现目的地地址为空，那么他就把这封电报向和他相连的所有电报局转发。当然了，同一个电报局不再转发同样的报文。大家看民国历史，里面那些老大们动不动“通电下野”“通电反蒋”，这个“通电”就是广播电报报文。”

通电的特点是速度快，范围广，实际上属于“公开信”的一种，它是某个政党、团体或者个人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理念主张而使用的通讯手段。民国时代没有电视，无线电台也刚刚起步，新闻报纸传播范围有限，速度又慢，唯有通电才是能够把自己的主张传遍全国的最快方式，抢占舆论阵地和道德制高点，是以大受政客欢迎，简直就是他们天生的助手。

而通电的

前面说过了，电报讲究的是惜墨如金，所有人都挖空心思想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信息。

可是凡事总有例外，有一种电报，非但不考虑节约字数，反而要求极尽铺排之能事，废话涛涛，洋洋千言乃至万言。这种电报，叫做“通电”。

熟悉民国的人都知道，“通电”在民国史上出现得极为频繁，深深地渗透到那一段历史的腠理中去，治史者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的--乃至于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 民国人对通电的挚爱无以伦比，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有人作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已经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搞得整个民国时代如同过年一样，热热闹闹，沸沸扬扬。

说了这么多通电，那么通电究竟是什么呢？

 

转一段专业的技术说明（鸣谢西西河的西北望朋友，感谢他指出我的原则性错误）

“有线电报系统是人类实现的第一个电信系统。它的许多概念到今天我们还能够在其他一些先进的系统中找到，比如报文交换就被应用在TCP/IP网络协议里面。由于电报系统本身只是一个点对点的结构（物理层是一个电流回路，链路层是莫尔斯编码的报文），所以要实现跨点通信，中间点就必须向下一站转发报文。整个国家的电报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包交换网络，一份报文就是一个信息包。而网络层的协议是由人工完成的。比如我有一份电报要从北京发到杭州，北京局的电报人员就会根据我的目的地把电报拍到天津，然后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每个中间局的收报人员都会根据我的目的地址转发到下一站。这个系统也支持广播（broadcasting），如果一个收报人员发现目的地地址为空，那么他就把这封电报向和他相连的所有电报局转发。当然了，同一个电报局不再转发同样的报文。大家看民国历史，里面那些老大们动不动“通电下野”“通电反蒋”，这个“通电”就是广播电报报文。”

通电的特点是速度快，范围广，实际上属于“公开信”的一种，它是某个政党、团体或者个人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使用的通讯手段。民国时代没有电视，无线电台也刚刚起步，新闻报纸传播范围有限，速度又慢，唯有通电才是能够把自己的主张传遍全国的最快方式，抢占舆论阵地和道德制高点，是以大受政客欢迎，

能不少人都还记得，小学时代的应用文训练里总有练习写电报的内容。老师先给出一件事，然后要求大家拟定电文，谁能用最少的字数把事情说的最清楚，就能得一朵小红花，让邻桌女生多看自己一眼。

我那时候好奇，问老师为啥作文都是字越多越好，电报却是字越少越好。老师回答说因为电报比较贵，所以要省钱。我生性不求甚解，没继续问下去为啥电报会那么贵。

电报最大的特点，就是惜墨如金。电文和其他文体截然不同，讲究言简意赅，能一个字说清楚的绝不用两个字。没办法，贵啊。一直到电报行将消亡的时候，它的费用在邮政手段里还是属于比较高昂的。

李敖讲过一个故事。1948年的时候，中国海军在南海抓了一个大海龟，各大报纸都把这当奇闻异事来报道。但其他报纸都说抓到的是玳瑁，唯独《世界日报》驻上海记者说是乌龟。当时的主编成舍我大怒，发去电报责问，全文仅十个字："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其对字数的计较，可见一斑。

甚至在新文化运动时争论文言文与白话文优劣时，电报还屡屡现身而出当裁判。黄侃（一说章太炎）就拿电报举过例子，说如以白话文来写："爸爸死了，快点回来呀。"实在啰嗦，若用文言文写，只须四字："父亡速归。"可见文言可适合于新时代生活。另外一个传说是关于胡适的。有一回他在北大给人讲课，免不了颂扬白话文几句，有学生起立质疑。于是胡适说前两天有人邀请他去作行政院秘书，被他推辞。他让学生以此事为例，让他们以文言文拟一封推辞电报。其中一封用字最少的文言电报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大笔一挥，用白话文只写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这两个故事都有偏颇之处，故意把反对的文体写的很长，把支持的文体写的很短，权当趣事则罢。但这也反证电报费用之贵，已经使人对字数锱铢必争的地步。

可是电报为啥这么贵呢？电报的费用主要是产生于两个环节。

第一是它的传输费用。

电报的原理很简单，说白了就是通过线路传递长、短电脉冲信号之间的规律性交替。不过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

咱们的想象中，电那和光的速度一样，都是每秒三十万公里，拿电来通讯可以瞬息跨越几大洲，无比快捷。其实没那么简单，电报原理被提出来以后，科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已经知道，电流通过电缆的速度取决于电缆的电阻和静电容的乘积，信号的推迟比例等于电缆长度的平方。换句话说

 兰是著名的低地国家，整个国家三分之二都在海平面之下，全靠堤坝撑着。这些常识丹麦人都是极熟的，此时突然被郑观应点破此节，立刻就懵了。

是啊，这还能不懵么？你不是说厦门旱线在海平面以下，所以算海线吗？那荷兰呐？你们大北公司只要承认荷兰境内的电报线全是海线，我们立马就给你们开放登陆权。

大北公司哪儿敢承认这个，以后还想不想在欧洲混了。

恒宁生又折了一阵，心想再这么下去，自己手里一点筹码也没有了，回去跟几个幕僚商议了一下，只好悻悻退了一步。谈判再开的时候，他不敢再坚持旱线登陆的话题，转而搬出中丹两国传统友谊和大北公司在中国的业绩，唠唠叨叨说了半天，最后图穷匕现抛出一套方案：既然旱线权您要收回，没问题，不过大北公司希望能继续租下去。也就是说，旱线还是一如既往地运营，只不过所有权变换了一下。他希望中国方面能够承诺永远只租给大北公司，不和别人发生业务来往。

盛宣怀心中冷笑，这恒宁生也忒天真的，只要线路在我手里，想干嘛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他让恒宁生拟一个纸面上的方案出来。恒宁生不知是计，几天就呈递了一份合约草案，其中有两条核心条款：一是"厦门旱线，由大北公司出资拆除；吴淞旱线由电报局3000两赎回"；二是"不准他国及他处公司于中国地界另立海线，又中国欲造海线、旱线与大北有碍者，不便设立"，作为交换，大北公司允诺中国政府大臣及公务往来"凡从大北电线寄发者，不取报费"的优惠政策不变。

盛宣怀把谈判结果拿给李鸿章看，很快得到了批准。中国在沿海的旱线权益就此收回，如果用史书口儿来写的话，就是简单一句话："折冲月余，丹人为之气夺。"

大北公司呢？虽然他们被迫拆除了上海、厦门的旱线，但被允许在上海附近的羊子角、福州在海上的川石山二处设趸船，将线头设于其上，权当浮动电报站，算是个折中的办法。更何况，尽管损失了旱线专利，但公司得到了中国保证的海线专营，排除了竞争对手。恒宁生觉得这次谈判失之之桑榆，得之东隅，算是从盛宣怀手里扳回一目。

他浑然不觉盛宣怀早在谈判前就和大东公司眉来眼去，这顶绿帽子早戴到大北公司头上了。

等到大北公司刚刚移交上海的旱线到中国电报局手里，没过两天，合约内容--尤其是关于海线专营的条款--就神秘地"泄露"出去。列强尤其是英国一听就急了，这他妈不是搞垄断么？那我们大东公司该怎么办啊？

结

 大北公司的中国地区总办恒宁生（J. Heningson）是丹麦方面的谈判代表。这个人颇有来头，清朝打算修筑福台电报线路时，正是恒宁生与闽浙总督李鹤年交涉（参看第一节），后来他长期担任天津电报学堂的教员，与李鸿章一直关系密切，还得过御赐三等第三宝星，算得上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跟盛宣怀也是旧识。当初朝廷计议修筑江南线时，本来是交给胡雪岩来干的。李鸿章和胡雪岩的靠山左宗棠不对付，暗中授意盛宣怀破坏此事。盛宣怀找来恒宁生，提出以三倍价格购买大北公司本来供应胡的材料，让他们卖给胡雪岩次品。结果胡刚修到三分之一，线路就不堪使用。李鸿章在朝廷借机参了胡雪岩和左宗棠一本，这条线路遂落入盛宣怀的囊中。

恒宁生觉得凭借自己在中国的资历和这份交情，盛宣怀应该不会太为难自己。可他刚一坐座，一看谈判对手还有一个郑观应，心中立刻暗暗叫苦。

大北公司和中国电报打过多年交道，恒宁生耍过的中国官员不计其数，但唯独糊弄不了这位郑先生。

清廷筹划津沪线时，承办方是大北公司，而中方负责验收大北代购电报材料的就是郑观应。郑观应拍着胸脯跟李鸿章保证，津沪线不成自己不领薪水，颇有庞令名抬棺决战的气魄。

大北公司本来以为中方官员都是些满口之乎者也的老腐儒，就算是洋务派的官员，也不过是粗通商务，对技术一窍不通，自己可以从中大捞一笔。结果他们代购的材料三番五次被郑观应退了货，还写信严厉斥责大北公司不按合同办事，还清楚地指出哪里不符合标准哪里以次充好，该用五米的冗余回路只购了四米、接线金属头成色不对，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大北公司的代表大吃一惊，我靠，这是行家啊！

等到他们派人打听出了郑观应的底细，差点给吓得一溜儿跟头。

人家郑观应早在几年之前就专门写作一篇关于电报的文章《论电报》，不仅高屋建瓴地指出电报在军事、商业、政治上的种种优势，而且详细阐述电报工作原理。后来他组织编译了《万国电报通例》和《测量浅说》，自己还在业余时间以威基杰的《电报新书》为基础，改编成了中国第一本汉字电码本《电报新编》。

说起电报，他若自谦中国第二，恐怕没人敢称第一。

大北公司这才明白，这位郑观应就算不是关羽关老爷，也是关胜关小爷，在他面前耍大刀是讨不了好的。从此他们不敢造次，津沪线修的异常顺利。整条线路1881年4月动工，天津、上海两头并起，到了12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