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锐行走

宾得

西拉木伦公园 20120526

街拍：夜色长春（东盛大街上一家咖啡简餐厅）2012.05.20

《长春的风花雪月》

第二章房屋

谁谁的客厅、谁谁的房间，以及一些不为人知的场所、建筑和故事瞬间带来的各种感念。

电影的生与殁

这是个讲述电影生与殁的城市，关乎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厂的“三宅”一生及至临终落泪

    如果你有一天走在长春的街头，忽然知道这原来是霍殿阁呆过的城市，“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康德第一保镖传奇》一下又回到你的记忆中。继续走，这原来还是电影《滚滚红尘》的拍摄地，当年林青霞秦汉和你一样经过长春火车站前卖雪糕的大娘身旁，在拥挤的人流中走向了各自的感情归宿。所以三毛也“来过”。如果你是个喜欢电影的人，这是个讲述电影生与殁的城市，关乎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厂的“三宅”一生及至临终落泪。

    2005年的老夏，每天骑着自行车，从城东去城西上班，要走很远的路。我们也许在某些个路口，无数次擦肩而过，但真正的遇见，是在小白楼。老夏出来倒水，一下溅到我沾满工地泥巴的鞋子上，他吓了一跳，我也吓了一跳，互相打量，院子里的狗在旁边狐疑的看着我，又询问的凑向老夏：要不要咬她？

    老夏摆摆手，意思是一个小姑娘，凶地不要，就扼要甄别了一下我的身份——大抵是比崔永元拍《电影传奇》的剧组安全得多的一个小女子，就把我迎进屋去。经过一楼玄关处，头顶悬着一张挂满灰尘的蜘蛛网，我按下相机快门的瞬间，像抓住了一根时光的稻草。转眼看见嘈杂的历史人物从我身边蜂拥，装束迥异，时代不一，带起阵阵风声。

    我无法看着老夏说互相懂得的话，因为我脑子里想的是除了这小楼，电影厂还剩下些什么？这么想的时候，外面工地的工人进来和老夏说话，我就起身上了楼。信不信由你，我一边上楼，一边像绣娘一样捡起地面上的“线头”——那些我个人穿行在时光里遇到过的直接或间接的“过往”，比如我总会觉得不远处的湖西会馆还在，我眼瞅着会馆里的甘粕正彦用铅笔在稿纸上写了几个字：“诸位，再见。甘粕”然后自杀身亡。时，1945年8月19日晚，“满映”（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厂——东影的前身）解体。

    后来我在绿园区青龙路天融养老院里看望“满映”老演员张奕时，他说：年轻人，谢谢你来看我，如果有一天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请记得我今天和你说过的话，和你交代的一些事情，如果你能将它们记录下来，并告诉给更多的人，我的生命将因此而得到永生。谢谢你。

    张奕在甘粕正彦自杀的那天晚上，刚刚见过他，是在“满映”谢幕的一个“演艺会”上，“甘粕上台说：……‘请大家为我默哀一分钟’。”几小时后，日本宪兵队长出身、特务、伪满警察的最高头目、“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自杀身亡，就在离小白楼不远处的湖西会馆里。

    “满映”在物理时间场里谢幕了，门前的“红熙街”进入战乱中的“东影”时代。

    60年过后，还在省图后身的长春旧书市里遇见一个书贩子，他打量了我好一阵儿悄声说：我家里有一些长影老艺术家的档案资料，要不？我忙不跌的跟过去，花了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在文化活动中心附近一个老居民楼里，一只老猫蹲在门口，胡子上粘了几张碎纸片。书贩子挪开猫，带我跨过不打紧儿的书山，在一个宝贝箱里翻出《张巨光手迹》们。张巨光，老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老勤爷，《刘三姐》中的阿牛爹，东影和长影的著名演员，蒙难于“文革”。我为这样一些不经意的遇见而庆幸。2007年，著名学者、回族教育家张巨龄先生，辗转得知遗落于长春的其家兄张巨光的《手迹》，找到我作为中间人，取回了它。至今我的电脑里还留有几张《手迹》照片，我像怀念一个人一样怀念我遇见它的所有样子。

    已故的上官缨（潘芜）老先生曾对我说，要写“满映”和长影，去采访王则的后人吧。我就又回到那条熟悉的小路——明水路上，那里有我的母校长春工程学院。2004年底明水路飘着雪，我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看到一位老先生——74岁的杨秀森，他正在路边等我，几分钟后我见到了王波女士。前者是吉林省最早记录艺术界发展的摄影师，后者是已故“满映”导演王则之女。历史随着老俩口闭合的家门徐徐展开，我听得好入神。

   如果时光是一部大电影，我便和我遇到的城市街道树木房屋人群以及天气一起，构成了历史这部大电影中的若干场景。原来，这座城市还是老电影《黑三角》中女特务的扮演者凌元呆过的城市。凌元，原名张敏，“满映”著名演员，曾与王则是恋人关系。伪满期间，王则因“反满抗日”被迫害致死，地点在今天自强街218号的吉林大学第二临床医院内，当时是“新京特别市立第一医院”。

    好一部“滚滚红尘”的电影，无须刻意叙事，剧本自然天成。

    上世纪80年代末期，真正以《滚滚红尘》命名的电影在长春开拍，林青霞和秦汉在这里留下大量照片，一部分长春人也因此留下了大把回忆，并被转述改写新说各种五六七八次不止。而我常常“穿山越岭”，一眼望向了撒哈拉沙漠的那个女人——三毛，《滚滚红尘》的编剧。一边听《回声》里三毛的旁白，一边翻看她剧本的前言：“能才、韶华、月凤、谷音、容生嫂嫂以及余老板的性格中，我惊见自己的影子……不经意的流露出自身灵魂的告白。”红尘事小，人生别过事大，有一种追忆叫无可追回。我怎么就从电影开头邵华自杀的片段想到了张爱玲呢。拍这场戏时，八旬老太张爱玲以永不回家的姿态，定居美国洛杉矶，作品《余韵》、《续集》、《表姨细姨及其他》和《谈吃与画饼充饥》等陆续出版中。

    而同一时期的长春，还有一部电视剧诞生——《康德第一保镖传奇》。“康剧”代表着一个时代，我想给它的“禁播令”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了解和感受历史不应只是一种形式。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都会怀念因该剧带来的无数快乐时光和美好回忆。霍殿阁，逊帝溥仪的武术教师，1932年随溥仪来到长春。1937年“大同公园事件”发生后，日本人威胁溥仪解除护军武装，霍殿阁也遭到了处置。此后一直到1942年，霍都客居在长春，曾在三马路武馆广泛传播八极拳。三马路是我常去的一个地方，从那里坐车可直达红旗街电影厂。路上至少30分钟，我从车窗向外看，一次也没看见过小白楼的老夏，但我们注定相遇。

    现在想来，我依然很羡慕2005年老夏的工作，小白楼的历史里有他一页，就像电影厂的历史里有“满映”、东影和长影的“三宅一生”一样。

    一年被很多故事推着向前走，去电影厂，再去工地里的小白楼。关于文物保护，想到一个不恰当的事例，即二战盟军前线部队里多附有专家，随军担任保护沦陷区或敌国古建筑之责。

    “临终”有很多种意向，比如电影厂作为一个标识，被一个人从心理上放弃，也算。我每次听见以“长影”命名的楼盘又开发了云云，都难过的背过身去。我想我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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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作者手记

    2004年采访上海路的时候，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当时路中间的小楼还在。

    转过头来，2005年7月的一天，忽然接到小杜的电话：“上海路小楼在拆呢，就这会儿，来看看吧！”城市的发展，就经常会发生许多类似的无法预期的变化中的事。赶紧赶了过去……那一眼，是我见过的上海路最通明透亮的一个印象，现在都比不了，因为通常事物在发生变化的初瞬间，给人的视觉冲击力最强也印象最深。

    2009年初，《一个人的长春地理》出版，我特意将这张照片放了进去，只加了一句简短的图片说明。时光别过，2012年已经渐渐熟悉了上海路的宽敞平坦一往见底，但不意味着也不应该忘记了那小楼——或许当时把它留下来成为一种文物单位也好，或许拆掉了还一条马路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都好，但历史不会重来，今时的我们能认真想想就是好的发生。

                                                                                                          （陈锐）

上海路小楼拆除后

拆除前

《长春的风花雪月》

第一章夜色

我们从当下的夜色长春进入时间的隧道口，开启一场正史之外的风花雪月城事。

本周入口：渡口

城市也是一个渡口，时光和人群熙熙攘攘，那一场举世争端与巷陌离情，背影流离

摄影_唐戈

    午夜时分，霓虹灯下，桂林路长庆街那扇沉静的人家门前，渐渐停起了打尖的出租车。一个老外打开车门，独自走过来，走进去，木板门吱呀作响。

    1997-2007，渡口酒吧，停泊十年，夜灯长明，阴晴不误，只为等待那些摆渡出海或疲倦归来的人们，诠释知遇之恩。青春是一场不散的记忆，这座渡口一直在。

    进门，依旧是那个晃晃悠悠的弯吊桥，木地板颤颤微微，本色的方桌，航海的物什，陶土的灯罩，粗麻绳、向日葵，再以及角落里荡着秋千的座位，十几年间似乎一直闲那么一两桌。过道尽头，罗大佑的大幅海报，“思考者”的厕所标识，都还在。那个孤独但不寂寞的老外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坐在各色皮肤中间。他说他这些天努力回想前些年在这里认识的一个女孩，他想起她的容颜，她的Beautful smile，她的习惯动作，她的沉静而温暖的存在。但老外却怎么也想不起她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当记忆沉淀成一部无声的黑白影片，所有人都成了沉默的观影者。

    渡口的老板很低调，却礼数周全。有熟人来了，过去递杯酒然后悄悄走开。“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们年年的成长……”有一种光阴的故事，拂去尘埃仍旧历久弥新，我们称之为永远。夜深人静，人群渐次散去，留下木板门吱呀作响，门外的出租车排着队，载走了渡口一拨又一拨送别与回归。

    城市也是一个渡口，熙熙攘攘，时光和人群，那些散发着举世争端与巷陌离情的记忆，都记录在过往身影当年走过的暗夜里、街道旁。

    截取几个点，体验这座城市裹着人潮的历史泅渡——用游泳的方式游过时光的大河。

    因为近10年的坚持记录，“他们”后来变成了和今天的我相遇的故事中的主角。

    那个在我眼里和梁思成一样倔强坚毅严谨治学的学者、东北史学家于泾老先生，扶着轮椅给我找他的《长春史话》：就出这一辑，身体不行了，还有很多没整理。书中记载，1952年，长春城的最后一座老城门——东门拆除了，后来我一度认为，那是城市和历史连接的最后一个码头，我追着它的身影试图回到过去。于老说你去现场转转吧，趁现在（2004年），还能遇到一些上岁数的人记得。

    年久已不很平整的东门里路，不再有旧城的任何一丝痕迹，除了一群沉默的老人。

     一个忘记问姓名的胡须长者说：50年前，东门一拆，仿佛一夜之间什么都不记得了，但那些城门是真实存在过的，长春老城像一座废弃的房子，丢在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的记忆里。我听了好不忧伤。

    而不远处68岁的张秀琴，那一刻正站在南关大桥（今长春大桥）桥头，心情复杂，谁一和她搭话就噼里啪啦掉下泪来。没有人能理解她那么走来走去一上午一下午甚至连着好几天是为了什么，然后一拍头想起：“八成是大桥要拆的过儿”。

    张秀琴给我看几日前他和老伴在桥头拍的照片，她说这是当年（1948年）长春围困时，她们一家人出城的卡子，“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当年就是国民党（60军）的士兵，只要上了桥，脚一迈过去，国民党就没有权利管我们了。从这座桥上过去，是新华印刷厂，再往乐群街方向去，就是解放区。”

    2004年3月10日，南关大桥被爆破拆除，新的长春大桥开始修建。这是伊通河上最具有转折点意义的现实与历史、发展中的城市内与外的通道，其他的桥梁都无可替代，包括自由大桥，因为它在城中央，但它在记录国民党进城后的学生暗战环节占尽了天时地利，所以凡事物都有合适的位置和时机。

    在张秀琴出卡子的那些个日夜，长春城另一个重要关卡红熙街（今红旗街），站着前“满映”当红演员张奕，“把妻子和孩子送出去，然后去沈阳转道北京的叔父家”。然而想是这么想了，三天后家人捎回信来，称在“三不管”地带卡住了根本出不去，身边都是死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围城期间的“通道”只是一个物理概念。张奕算是个“水性”好的人，满头大汗，骑着自行车城里城外的通融，费尽了周折，最后一家人总算又都回到城里，熬到了1948年10月18日长春解放。60年后的2008年，在长春天融养老院里安度晚年的张奕对我说，他是个“自由散漫”的老人家，一生经历太多，晚年需要清净，所以没和孩子们在一起，养老院的鸟儿是他的伙伴，说着说着话就把自传写了出来，藉由这些文字，仿佛回到了人生的起点时光。老人于那一次见面后没过多久就辞世了，我在接到保姆打来的电话时看了看外面的季节，一句话都没有说，因为属于我们的时光已不再。

    每一次相聚与分离，每一段成长与过往，都是我们生命之舟的渡口。渡口酒吧以及时光渡口里的传说，就是你我的传说，也是城市成长的传说。

    这城市的成长，还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大移民，即长春事实上在伪满洲国期间被日本人作为了一个可上岸栖息的渡口，寄予期待和各种把持——包括平民的迁徙。

    1945年8月17日，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三天，20岁出头的中国青年张崇礼（曾是伪满协和会青少年科职员），走在回杨家店祖母家的路上，目睹了日本移民集体撤离的场景。长春解放前，城东杨家店一带有过两个日本移民村——出云村和力行村，这里的日本侨民数十户，他们最早自1938年听从日本当局的鼓吹和煽动来到“满洲”……“力行村的村民从南面的拉拉屯一直走到杨家店的出云村，两村汇合后没有停留，直接向长春市内进发。他们经过我身边时，表情慌凉。我问：上哪儿去（日语）？回答：上东京。当时还没到深秋，但他们却穿很多，拉家带口，一副不回来的样子”。但凡风雨都会侵蚀岁月，殖民是一把双刃剑，故土难离的日本民众，终于在日本军人战败后回了自己的家。

    如果时光再向前推，20世纪三十年代的长春，还像一座建设中的码头、渡口，人口嘈杂，社会秩序凌乱，各种势力交织，战争无限漫长。9岁的山东少年李福财，随家人来到长春，辗转至一个日本商会找了个刷地板、搬运货物的活儿，“可没过多久就被撵了出来，所有中国人都被撵了出来——因为那里属于南满火车站的附属地，不允许中国人呆……”。李福财说自己的一辈子，被日本人赶来赶去，最后在八里堡度过了余生。2004年采访的这位老人，他帮助我了解了那样一段时期的长春风貌。不久老人去世，之前我去看过他，但因为健忘他已不再记得我。

    我称长春城是我人生的一个渡口，在我最美好的光阴里，听过它的很多故事。

    痕迹，在这样由清晰到隐藏的过程中，也褪色了诸般争端与恩怨，平静是人类的终极梦想。

    有时我会想，从城市建设的角度，如果将历史的一些过度时光和不同地点的截面，整理出来，会是一件特别的事，好看且具有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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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作者手记

    长江路昔日的落寞显而易见，但都过去了。那天从外地回长，得闲信步重走人民大街站前段，两边的建筑经过修缮，韵味十足，是我中意的一种“古色古香”，其间不乏现代商业气氛的渗透和鼓动。没一会儿，长江路在马路对面向我招手，天儿好热，那边正是个纳凉的好去处。

    除了每天生活必须经过那里的人，我时隔N年再去探望，仍是那个循着风声行走的人。风带来暗语，希望得到时代人群的破译。事实上，长江路一直能听得懂岁月的风声，那些过往岁月里掩藏的失落、萧条，以及现时光阴里的偃旗息鼓、从头再来……它等待注视它的人给它开启“希望”，一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就更远。一路走下来，是这样的。

                                                  （陈锐）

《长春的风花雪月》

第二章房屋

谁谁的客厅、谁谁的房间，以及一些不为人知的场所、建筑和故事瞬间带来的各种感念。

溥仪的客厅

每个人都是一个时代，这个男人差点让长春变成了永远的殖民地，但他的身上有着纯正的清室血统

溥仪（资料图片）

    但凡角度都保有温度。我似乎更多的是做一个温和而试图客观打量“历史”的后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善意是我们打开时光之门的最好钥匙，比如我看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我看他在长春生活过的14年，我看他出现在照片里的在街头在房间里在不明晰的背景里来回踱步、发呆和瞬间充满了忧伤迷茫的身影，我看他后半生在改造的岁月里字里行间透出的哽咽，我常常这样一路看下来一路想过去就掉下泪来。

    我把长春比做溥仪的客厅，这是个不大不小的课题，我姑且只着意于小幅叙事的介入和到饭时的抽身离开。

    溥仪，这个有着多重身份的主人或者客人（客人也需要客厅），带有已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皇族血统，是一位不被中国大历史所承认的伪政府的“执政”，是一个在某一时间段上潜入长春的历史“偷渡客”。这里作为他的“客厅”带有多重含义，他的生命中走过太多的男人和女人，分别扮演着政客、拥趸、爱人或其他，太嘈杂，而最后每一张面孔都成了历史的碎片，如同寒风中的秋叶四零八落好不凄凉。每每替之遥想那若干经年，如己出般怅然若失。

    如果把时光停顿在1945年8月，败局已定的日本人像吞咽时光一样把在另外一个国家的14年殖民图景卷成铺盖往家带，拉家带口。不仅如此，他们要带走的还有一个人，即退位后与日本人结为政治伙伴一住盐仓14年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时光的放映机不停地在播放着历史的影片，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前的很多个日夜，盐仓里的“康德皇帝”，一天里无数次躲进防空洞躲避空袭，又一天里无数次从防空洞回到地面，他的最后几天小宫廷日子就这样倒数着结束了。

    5年后，1950年8月，在密封的押运列车上，刚被从前苏联引渡回国的溥仪似已神经错乱，列车行驶到长春站时，溥仪坐卧不宁，这里是他当“满洲国”皇帝的地方，这里是改朝换代物事已非又被他路过的地方，它到底是怎样一副样子，溥仪好想知道，但他看出去的每一眼都心惊肉跳。

    为什么要把人弄成这个样子？

    长春也很无辜，它首先被张学良的东北军弃之历史的荒野，之后被日本人选作殖民地的大本营，理由各种。通常殖民统治都需要一个傀儡政权，清朝废帝溥仪堪称最佳人选。1932年3月8日，溥仪首赴长春，他希望这是一条继承祖业的道路，于是长春站吉林八旗旧臣欢迎“大清宣统陛下”的场面似可将时光倒流，恍如大清历史还未走远。逊帝顶着一路风尘，在这里找到了被臣民庇护的感觉，他挺直了腰板。然而第二天，他站在了伪满执政的舞台上，就任仪式在长春原道尹衙门（今道台衙门旧址处）内举行。就如同事实上他只是这个院落的短暂过客，此后10余年间，一直都是如此，傀儡的身份什么都给不了他，除了屈辱。

    就任“执政”24天后，溥仪迁入原吉黑榷运署——今长春伪皇宫博物院所在。14年间，这个男人在这里会见过李顿调查团，接待过清朝遗老、太傅陈宝琛，日本天皇裕仁之弟秩父宫雍仁、高松宫宣仁、东条英机、汪精卫，还有那个像膏药一样贴在他身旁10年的“帝室御用挂”吉岗安直。自然，更少不了他感情嘈杂野史纷弹的家人陪伴：皇后婉容、淑妃文绣、谭玉龄、李玉琴以及御弟溥杰等等……

    如果说伪满皇宫是溥仪的一个小客厅的空间场，长春则是其大客厅的历史舞台。

    他有时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有时坐在他的专车里，身着陆军正装，胸前挂满勋章。

    他通常被摆放在一群日本军人中间，向前走或者向后退，样式考究质地优良的戎装渗透着森森凉意。

    他经过的路线大体是：从长春东南隅的盐仓出来，经过长通路、七马路、朝日通（今上海路）、再东行或西行，也许顺行大马路，也许直行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

    1934年3月1日溥仪的第三次“登极”大典，郊祭仪式设在杏花村（今文化广场），溥仪的出行路线必然经由了大马路和大同大街（人民大街）。历史像政客手掌中把玩的多米诺骨牌，关键一点上拨动一块牌，整个局势边顺着一个指引悉数翻倒过去。日本人自“接管”了溥仪的第一天起，就制定了一个潜规则——“满洲帝国”不是“后清”，因此即便在“登极”祭天礼上，龙袍也只是瞬间道具而已，礼毕即换回了日本人喜欢看的大元帅礼服。

    他不苟言笑藏着深深的心情出现在伪满协和会年会上，出现在长春飞机场“登极大典纪念观兵式”上，出现在伪大同公园（今儿童公园）的“建国慰灵大祭”祭场上，出现在长春南岭体育场的伪满“建国十周年”活动现场里，出现在新发广场“关东军司令部”院里。沿街看见他的百姓将头压得很低，眼睛的余光忍不住打量这个不可思议的男人，也许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懂得他，除了帝师庄士敦——这位英国老头，1934年用写给自己和溥仪的《紫禁城的黄昏》的版税，购置了苏格兰西部的一个小岛，悬挂伪满国旗，陈列中国文物，展示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顶戴及各种古玩。1938年庄士敦病逝，时年64岁，就埋葬在《紫禁城的黄昏》换来的小岛上。庄士敦死后的第7年，1945年8月18日，溥仪在通化乘飞机逃往日本，中途降落沈阳，成为前苏联军队的战俘，伪满历史就此终结。

    所有那些与这个“皇帝”有关的人事物，就着各种颜色和各样场景逐一消融。

    所有与这个“皇帝”有关的长春城的一草一木、一街一巷、一宅一院，时至今日作为历史“客厅”的时空底片，已还原成风物本身——那些建筑和宅邸无论消失还是依然存在，如果你的目光够深邃，如果你够懂得这座城市，它们所承载过的年代和故事场景依然在那里，如果再在你站里的时光隧道口贴上自己“有来过”的标签，在现世生活里记载和转承着一些什么，它们的生命便会源远流长。

    我深切同情长春这个历史“客厅”里的这个男人。在他作为俘虏的年月里，留下大量将自己贬入十八层地狱的文字。他作为一个历史符号、标本被放在中国历史的书页中，那些亦真亦幻的图景，仿佛历史的衍生物，最后只和时光、事件有关，而和他本人没有关系。

    每个人都是一个时代，爱新觉罗·溥仪差点让长春变成了永远的殖民地，但他的身上有着纯正的清室血统。可是没有他，长春也会沦为殖民地，日本人已经站到你的城市内中心来了，殖民还需要理由吗不需要，殖民还需要诸多借口吗也不需要，因为这个男人被中国历史潮流替代下来，所以恰当时被侵略者利用了一下而已，从辨证的角度来看，这个男人是无辜的。

    时光是什么？只要过了1912年2月12日，便早已不是龙旗翻腾的世界，这个男人却仍以逊帝的身份幻想着大清早已结束了的千秋大业。

    历史是什么？此一回望，满地都是清朝的顶戴花翎，转瞬间成了戏台上的道具。

（参考篇目：《溥仪与长春》王庆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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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作者手记 

    10年前，我走在人民大街上，那是我了解长春的一个入口。此后近10年时间，我一直在这条路上行走。对于一个怀旧的人而言，思维总是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速度。人民大街上的风景有留有去，人民大街上行走的人群有消有长，通常季节转换时我总要去看一眼它，春花与秋月，落叶与飘雪，城市行走的光阴在我的世界里绵延。常常我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城市的过客，一个风尘的行者，一个离家赶路或久别重逢的人，各种角色都会强调一种真实——人与城的关系，通常不在你经意的时候告诉你它是谁有过怎样的经历和心情，只在你错身别过的时候会示意你时光已不再我们该有怎样的想念、珍视和依依不舍。

   （陈锐）

《长春的风花雪月》

第一章夜色

我们从当下的夜色长春进入时间的隧道口，开启一场正史之外的风花雪月城事。

本周入口：单行道

城市在人类交往方式的演变中从武力走向和平，并最终在和平中滋生各种事端，你站在哪里

摄影_唐戈

我不老，也不太年轻，所以常常介乎新事物和旧习俗之间左顾右盼。我不喜欢夜生活，但喜欢夜色，因为经常有灵感冒出，墨墨迹迹透着股子夜的贼性。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工作的原因，我协同高大英俊的摄影记者走进长春的夜色。这让我除了正儿八经从史书中打量长春外，还从此长了一双穿越的眼。

单行道的夜，绵藏于一扇大铁门里，进门前要在狭窄的门洞前摸索墙壁上的机关叫门，一耽搁后背就被暗里裹藏的犀利的风打透了。单行道是间酒吧，位于有着80年历史的建设街上。这条老街眼下是单行线。顾名思义，单行线单行道，从单纯行走的概念上讲，是车辆只能朝一个方向行驶，可以有多条车道。而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酒吧，单行道有股子人生哲理的味道，是说去那儿的都是单身男女，女人的T型台，男人的狩猎场。和一条老街比起来，单行道意味着一个新型人际交往时代的到来。

夜愈深，门声愈紧凑。人群醉影叠加，聚拢来消散去。

三个女人端庄坐于舞池边，装束整齐而考究，灯光一打璀璨得像演员。其中一个穿着雪白职业装，长发随意束起，格外风情。女人们点要酒水的动作仿佛锤炼了百年。她们很快进入到人们的视线，转眼间桌上摆满了追逐者的纸鹤。角落里，一个男人孤独而专注地看着舞台上的表演，眼睛的余光却有意无意也照顾到三个女人。女人们矜持着，仿若只来谈谈心，更仿若成竹在胸。但见三两成群的男人渐次前往又渐次离开，只有孤独男人神情依旧。一只纸鹤“飞”将过来，“长”着洁白翅膀的吧员手指向职业装，那边低头埋起了神色。孤独男人并不急于回复便笺，只和吧员说了句什么。职业装藏不住的失落，抖抖衣襟理理头发。吧员走过去，递上一杯可乐，说明含意，女人神采起来，抬头遇见孤独男人的目光。男人很快加入到三个女人中间，喝酒聊天，貌似无主题变奏……转瞬间座上便少了一双。

我是个煞风景的人，看到这里打了个哈欠，收工回巢。不是不解风情，而是动了穿越之念。30岁之后，我的穿越性思维把我累得精疲力尽。从单行道离开，我脑子里冒出一句话——“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所有现代人的行为都带有前人的基因。”不牵强，和平年代下超直接的人际交往方式，因赖于我们祖先曾有过漫长的战争战乱史，尤其长春这座不太老也不太年轻的城市，在200年间有过一段14年的伪满洲国历史，够典型够标志性。要客观体验单行道里的人群交往“神色”，需要渗透些城市发展的进程和性格，这关乎人与人交往方式的时光演变。

今时今日，长春与其他城市一样形成了很多一体化的面相特征。从共性上来讲世界必定朝着多元一体化的趋势发展，从差异性来讲我认为在不了解一座城市的前提下一猛子扎进它的夜色清晨里，势必有着看山非山看雾非雾、先入为主置身世外的隔离感，所以这差异性你甚至不以为然。

长春周边最早关于人群出现的记载是榆树人，如果放到一个故事场景里，大抵是——远古年间，荒蛮之地，林海雪原，野兽成群，人际罕见，鲜有田园，僻静处小有生息……后因人口膨胀，争夺资源和土地，爆发部落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场战争——牧野（今河南地界）之战，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与商纣王之间，最后周武王胜，商纣王逃回朝歌自杀身亡。

故事可长可短，因为华夏五千年，因为时光稍纵即逝。截取的这一盏战火，是想说明人类交往史上，和平相处只是昙花一现的珍贵瞬间，战争从来无可避免。长春也是一样，市区东10余公里的石碑岭，有一处金代墓地，相对于墓地荒草凄凄的场景，我更愿意说起墓主人完颜娄室生前的那些生动战事。

完颜娄室，一生跟随四主，驰骋沙场，参加了几乎所有金攻辽侵宋的战争。长春，是完颜娄室厉兵秣马游牧狩猎的地方，因而被选做他死后的长眠之地。1130年，石碑岭完颜蒌室墓地落成。70年后，郭靖杨康“被出世”。再783年后，83版《射雕英雄传》开播，罗文甄妮的歌声叙事娓娓动听，“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在剧集中一一复现……似乎今时今日作为汉族集居地的长春，只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对应出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和距离。

战争的硝烟，一波又一波，及至清代柳条边的出现。为确保大清“龙兴之地”风水不变，防止满人汉化，清王朝入关后于东北地区修建一道边墙。长春市区的柳条边遗址位于新立城长春厅旧址旁。遥想当年，各族居民进出边门生产，须持有证明，从指定的关卡验证，否则便是“私入禁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文化在发展，人群在交融，封禁界线渐被突破，到了乾隆年间如1792年，柳条边已形同虚设——长春尽管依然处于“封禁状态”，属蒙地一游牧草原，然而，手搭凉棚，已人烟稠密，村落集市自成。1800年，长春厅设立，这是清代开国以来在蒙地设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此一节点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说明人群具有可融合性的特征，也即除了战争，会有更多更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和争端。但是没有战争又几乎是人类历史上不可能的事情。

1865年，长春官府为抵御“马傻子”农民起义军的攻打，在原来宽城老城的基础上，挖域壕，修城垣，设城门。经此战事，长春初见了城镇模样。农民起义推动中国历史踏步前行，东北农民站在渗透民间的“国境线模糊地带”，又遭遇了形迹可疑的“老毛子”。

“雨水下在我们土地上，也下在你们土地上；我们有两只手，你们也有两只手；我们土地上生长万物，难道你们的土地上就不生长？为什么来抢我们的！”老电影《傲雷·一兰》中，面对伪装成商人的沙俄侵略者，傲雷·一兰的爸爸愤怒地说。20世纪初，沙俄割占中国东北，长春铁北至今还留有那一时期沙俄宽城附属地的痕迹。

不仅是“老毛子”，日本人也进来了。长春人民蜗居在长春老城商埠地内，小心过活。战争在家门口继续上演，发生在两个入侵者之间，最终日本胜出。二战爆发之时，长春已作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伪满洲国“首都”多年。1945年光复前后，长春又经历8年国共内战以及解放后的各种恢复与重建，当然也绕不过新中国历史上的三反五反、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和上山下乡……

当下，这是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年代，就像油价脏话门透出来的那股子老百姓眉宇间的无奈，就像“膝盖体废话诗杜甫很忙皮鞋很忙”这样的阵风一阵阵霜打你的衣襟。城市在人类交往方式的演变中从武力走向和平，并最终在和平中滋生各种事端，你站在哪里？也许一切无需答案，人生也是单行道，怎样走走向哪里记住些什么风景破译些什么密码何时何地得到些怎样的开悟和救赎都不是你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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