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网喜欢纪录片的朋友们就刚刚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的纪录片《颖州的孩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起因就是小小风也写的那篇影评《我质疑摄制者的职业道德》。他在赞美这部纪录片拍摄的成功之处后，提出了被摄制者的知情权问题。他觉得用不公正的手段揭露社会的不公正，这种行为应该受到遣责。他的影评引发了关于被拍摄者知情权、影像权和被拍摄孩子的人权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

      在揭露真相的同时是否应该保护被拍摄者的权益、尊重被拍摄者的隐私？这是纪录片工作者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一直要面临的拷问，特别是拍摄人物纪录片的时候更是经常会处于这种两难的境地。摄像机是否真的具有侵略性，它会不会带给这些被拍摄者更多的痛苦，或者无情地将这种痛苦记录下来了之后又展现给别人看？将这种痛苦展示给世人是否能拯救被拍摄者的命运？面对苦难需要勇气，记录苦难更需要勇气。摄像机后面的那些人，永远都在这两难的境地中挣扎。

    被拍摄者有知情权，有保护自己隐私的权利，纪录片工作者则需要忠实于他的记录使命。这两者对立而统一。在不会恶意地以揭露被拍摄者隐私而获利的前提下，在拍摄许可签署之后，两者之间的关系经常是友好而和谐，甚至成为一定意义上的朋友。但是当被拍摄者认为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的时候或者说被拍摄者不自觉但拍摄者感觉到可能涉及对方隐私权的时候，以保护被拍摄者的利益为重是纪录片工作者应该遵守的职业。同样的，纪录片工作者也不是救世主，没有权利人为地夸大被拍摄者的苦难，从而达到拯救被拍摄者的目的。纪录片工作者只是生活的记录者与再现者，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群普通人。

    在脱离了揭秘者或救世主的幻像后，纪录片工作者慢慢会认识到：他们持有的摄像机既不是侵略者也不是拯救者，只是可以纪

        晚上，去一个沙龙看一部有关女同性恋的纪录片《伤花》。是由一群女同性恋者拍摄的一位女同性恋者的生活片断。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体裁，由女同性恋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拍摄，角度是独特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拍摄者讲故事的能力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并不是一部令人深思、让人感动的纪录片，只是一个女同性恋者的三段恋情的纪录片断。而且由于占主导地位的第二段恋情中的另一位主人公的脸是被模糊化的，大大削弱了主人公之间的互动性与纪录的完整性，纪录片的真实色彩被大打折扣。

　　在观后的讨论中，有人说是由于体裁的限制，导致此片不得不如此拍摄。因为女同性恋者在中国是很受限制的，不能公开的性取向导致她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处于半隐蔽的状态中。做为一个局外人，我很同情她们的处境。但就纪录片艺术本身而言，体裁所限却不能是降低艺术水准的借口。尤其是这样的体裁，在艺术处理上并不困难，关键是导演结构和讲述故事的能力。选择有故事，个性更强的主人公很重要，也可以多用

做为制片人，劝别人接受采访，允许摄像机记录他们的生活是我的工作之一。应该说我在与人沟通方面还算有些天赋，完全被拒绝、做不成采访的事例并不多。但其实在我的个性中就有着与我的工作相对抗的东西。重视自己隐私与崇尚自由的天性使我对摄像机不由分说地入侵，进入我的日常生活本能上是相当抗拒的。我时常会扪心自问：“你是否愿意做一部纪录片的主人公？”

　　说到底，纪录片所能承载的，最多是一个人一段时间的部分生活状态。但在这一段时间里，摄像机会纪录人的思想感情与日常生活，包括人心中最黑暗的角落。因为很多的东西在生活中人们往往习惯成自然地视而不见，但摄像机却能反映出来。比如一个人思考的时候会不自觉地闭上眼睛，平时别人甚至是他自己可能都不会太注意。但摄像机却会录下他的这一习惯。将自己的言行举止有目的地记录下来，自己看起来难免有些怪异。如果剪辑后播放出来，与自己眼中的样子一定会有差异的。如果还牵涉到隐私那更是麻烦。

　　真实纪录与保护隐私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做为纪录片工作者，总是希望能拍摄得越深入人的内心世界越好。但做为自由主义者，却知道个人的一切都是应该尊重的和保护的。所以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经常会对被拍摄者说：“

   

雅克·贝汉(Jacques Perrin)(《迁徙的鸟》的导演）

 

        吕克·雅克特（

这是一个无意中写下的题目。因为在OPEN BC的社区里有“融资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这样的讨论专题，而影视项目的融资时间长，我经历的事情又多，当然也见过各种各样的骗子。看了这个专题就想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写下来，但考虑到社区里的人大都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所以可能并不感兴趣。所以只写了个头就放在那里了。结果引来了N多的留言。大概国门大开之后，有很多公司和个人都要与国外的各种商业机构和个人打交道，许多人希望了解我的经历，也是希望提供前车之鉴。就先讲一个例子吧。

这是大约一年半之前的事，在为一部系列纪录片融资的时候，有深圳的朋友介绍了两个来自中美洲的投资人，说是两个富

纪录片对观众的作用与庭审过程中证据对于陪审团的作用是有一定的可比性的。如果把观众想像成庭审中的陪审团的话，纪录片制作者通过摄像机和麦克风将镜头和语言组织在一起，呈现出让观众信服的证据并引发观众的思考，从而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但是与庭审不同的是，纪录片制作者必须向观众呈现与案例相关的所有视点，包括正反两方面的观点，而不能象庭审中公诉人和被告的律师那样，只呈现对自己的委托人有利的证据。纪录片制作者最不应犯的错误就是在一开篇就做出结论，然后为自己的结论寻找证据。比如“一个身残志坚的女孩”，做为一个文章的题目无可厚非，但做为纪录片的题目却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因为纪录片的题目不应该有定性或结论性的语言，否则就会被指责为事先误导观众。

        如果我们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就会发现纪录片的叙述过程与庭审过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将两者进行有限类比有助于我们了解纪录片的内在逻辑和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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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询问辨别真伪：庭审中询问是对证人及其证词可信度的甄别和检验。公诉人或律师通过询问支持或否定某些证人及其证词，用一种类客观的手法将自己的结论呈现给陪审团。在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中，纪录片导演往往把对立的视点进行交叉剪辑，设法通过客观镜头的叙事呈现事实，让观众自己辨清是非。如同在庭审中的询问技巧能够体现公诉人或律师的水平一样，这一过程也最能体现导演的功力和水平。如何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证据最好地呈现出来，如何充分引用那些内容完整、引人入胜的证据，把那些需要补充的通过各种方式补充完整并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事情发展的每一阶段中，是鉴别一部纪录片成功与否的关键。

四、最后的陈述与结论：在庭审的最后，在陪审团进行判断之前，公诉人或律师会做最后的结论性陈述，强调自己的论点与论据。陪审团将根据双方各自总结的证据和由这些证据所构成的事实真相做出自己的结论。但纪录片的结论可能并不是呈现是与非、对与错，而是将这多种的声音和视点客观地呈现给观众，而将自己的声音隐藏起来。

在西方很多优秀的纪录片中，我们能够找到对应上述类比的优秀作品，比如美国纪录片大师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

 

 

 

历史纪录片的作用之一就是揭示历史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可是知道了真相真的会感觉好吗？

       俄罗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之死一直是一宗历史悬案。半个世纪之后，真相逐渐揭开。Discovery频道因此拍摄了历史纪录片《末代沙皇》。

       看完这部纪录片后第一个感觉竟然是宁愿自己从未看过这部纪录片。

被囚禁、被枪杀、尸体被肢解并被浸入硫酸中，最后被埋于淤泥之下，这就是俄罗斯末代沙皇的悲惨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