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人民论坛》载文《追星当追袁隆平》，认为一个社会如果盛行追逐娱乐之星，青年人皆以“学得好不如唱得好”为价值取向，没有出息、不会长进。文章说，袁隆平研发的“杂交水稻”对中国乃至对世界作出了很大贡献，因而袁隆平是一颗耀眼的明星，追星就应当追袁隆平这样的科技之星、英模之星，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

随即，6月15日的《中国青年报》刊发评论《“追星当追袁隆平”需要健康舆论氛围》，进一步表达对“追星当追袁隆平”话语的追捧，并认为青少年对科学家的陌生暴露出当今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冷漠与偏见，反映了社会媚俗成风的趋势。追星当追袁隆平，不如说镜头和笔头当对准袁隆平，电视和报刊应该用多一些时间和版面来关注袁隆平。

笔者非常尊敬袁隆平先生，并高度认同党和国家对袁先生及其科技贡献的评价，但并不赞同上述两篇文章的主张。科技界和娱乐圈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在于科学家和文体明星成功（成名）道路的不可复制性。“科学之星的奋斗历程艰辛而漫长，其中贯穿着高尚的理想、信念和种种生动有趣的传奇故事”，被《追星当追袁隆平》一文认为是对青少年成长有帮助，这是纯粹的书生之见。国内外知名科学家中，有些人偏执的性格加上偶然的机遇可能会促进成功，有些人痴迷事业但私人生活领域一塌糊涂，有些人敢于在学术领域敏锐创新但也同时对上唯唯诺诺、嫉贤妒能、压制异见、制造门派界限，这不是长身体、长知识和世界观形成的青少年能够冷静辨别、批判继承的。

文体明星身上同存优缺点，现在因为媒体的炒作而放大了缺陷的部分，《“追星当追袁隆平”需要健康舆论氛围》很反感明星屁大的事儿都是不可多得的“新闻猛料”。说实话，大家都很烦这一点，娱乐圈的大小人物们大概想不出除了炒作更好的方式来保持知名度，而这个“名”就是娱乐圈生存发展的基础。所以说，娱乐圈不炒作是不可能的，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也只能加强对娱乐圈人物“越界”行为（黄、毒）的监管、促动圈内自律的加强。

而科技界需要的是“板凳要坐十年冷”，一个科技初学者、爱好者，一个科技人员，要想成长为一名科学家，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同时也有赖于成长环境、个人禀赋和机遇。科技界的运行规则本身和文艺界、体育界存在根本差异，科学家是靠学术成果以及科技的实践效用来体现价值，和追星这样的方式没有必然关系，用追星的方式来推进科学就有点不靠谱。为什么一定要让大众像熟知娱乐明星一样追捧科学家？新闻媒体主推科技之星就可以促进大众追星，并根治大众对“科学技术的冷漠与偏见”？如果有新闻媒体真的如是实践，大众不卖账是肯定的了，并且媒体很快将面临如何推捧科技之星的问题：是制造“高大全”的传统典型人物吗，我很疑心会助推某些学霸的形成；是学习娱乐人物的炒作吗，恐怕更会让人失去对科学家的敬仰之心，或者举办大量类似明星演唱会的公众活动，让科学家到处抛头露面，只会落得技艺渐荒的地步。

同时，我们决不要低估青少年自我学习、自我完善的素质，也不要把一个喜欢明星的人就简单定位为肤浅和幼稚。低估别人往往是高看自己的表现。成年人看待年轻人，如果用一些极端的个例来简单定调批评，非常无知可笑；如果没有经过科学周密的调查就下结论，这本身就是娱乐圈混淆是非的炒作手法。很多中学生能够熬夜看世界杯，能够自发组织给“超女”投票，但也不曾放松过课程学习，生活中文明礼让，并且尊重有学识、有素养的长辈。喜欢娱乐、尊重科学，本身就不是非此即彼的选项。

   《唐史十二讲》，黄永年著，中华书局2007年4月第1版

    上个周末逛街，在学而优书店看到《唐史十二讲》，草草翻阅到了两篇文章《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和《唐两税法杂考》，觉得都十分精彩，就买了这本书。细细读了两遍，才发觉买书前我翻到的两篇恰好是全书最好的；另有《武则天真相》可读性很强，但结合作者前言中的介绍，那应当是作者1980年代为了驳斥郭沫若神化武则天的研究理论，咄咄逼人则失平心静气，过于苛责历史人物；至于其他九篇，有关于唐玄宗、杨贵妃、唐代宦官等政治题材，以及唐代饮食、家具的研究，无论从考证的严密性、逻辑性还是文字本身的可读性、说服力，都没有出众之处。这里就谈谈《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一文的阅读感受。
   《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写于1970年代末，作者借助史料有理有据的撰述，被掩盖才能和功绩的唐高祖李渊、被丑化的李建成和李元吉的真实形象被还原出来，一个历史大谎言由此被揭开。文中的观点可能在现在看来并不新鲜，可在二十多年前的当时，不得不承认这是很有见地的史论。此外，该文对贞观年间李承乾、李泰效仿父辈夺位之争进行了叙述，也清晰的道明了皇权之争的冷酷和简单。后世泼在这两位王爷头上尽是污水，包括眼下央视热播的《贞观长歌》，也把李承乾、李泰的脸谱打扮得和屈死的李建成和李元吉一样，一个看起来无能庸碌，另一个很有野心为人狠毒。
   事实上，历代著名史家都对玄武门事件前的政治格局表示出极大不解，李渊当真昏庸不堪吗，李建成是否妒忌贤才的草包，李元吉没有什么显著的成绩但是正史也列不出什么确切的劣迹；李世民本人雄才大略不假，但是独揽天下统一的功绩、在玄武门事件前扮演受尽委屈的叙述都很值得怀疑。
   隋唐开国皇帝都面临统一中土的任务，按照“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的政治传统，太子很少出征，通常是皇帝的其他儿子出征，杨广和李世民都是通过在外领军建立功勋、组建个人政治班底的。李建成并非没有治军理政的能力，李渊称帝前，他与李世民同领军都完成了出师任务，并且在当上太子之后协助李渊处理朝政，史书上也找不到所谓的败笔证据。李元吉在这方面也类似于他的两个兄长，颇有才干。关键的问题是，李世民代表唐帝国平定天下，却建立起个人的威权，并以此威胁到太子李建成的威望甚至皇帝老爸李渊。在李渊的授意下，同时也出于个人地位和利益的考虑，李建成联合李元吉开始作限制、打击李世民势力的努力。按照黄永年先生的论述，玄武门事变是李世民在岌岌可危局面下的孤注一掷。
   《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一个显著的亮点是厘清了一个史学论点，此前很长时间流行的观点认为，李世民代表的是山东（此山东指华山、崤山以东，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今山东、河南、河北、安徽等相关地区）利益，而李渊和他的另两个儿子代表关陇利益，更有人将其夸张为新旧地主势力的对决。该文通过双方阵营重要人物家族渊源、政治观点等方面对比，清晰的显出那只是皇族夺权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