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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Ｙ ＱＵＥ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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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
（再版序言）
写《关河》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并且我知道他们再也回不来了。写完《关河》以后，我没有再看过它，但我一次又一次地在脑海里描摹着它。从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八年，每一次地我都想到《关河》，想到杜若，想到杜善，想到杜彻，并且很难不在再一次想到他们的时候，眼含泪水。我在心里换了无数种方式，无数种可能来讲这个故事，每一次我都认为我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它了——是的，我是一个善变的写作者，或者说我在写作上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无数次我想到重写《关河》，但我终于放弃了，我放弃了对这个文本的一切修改和掩饰。这个决定关乎的问题不是《关河》本身，或者十八岁的我把它写成了怎样一部小说，而在乎将要伴随我一生的小说和写作者——我终于明白，我不知道什么是伟大的小说，也很难找到一部小说是其他的任何小说都难以比拟的，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在小说上的野心在于，我想要写出一部最贴合我内心的小说——《关河》现在不再是那样的小说，但它那时候无疑是的——很多年以后我终于翻开书页，想要再看一次关河，奇异的是，我很难相信这真的是一部由我写出的小说，我用
别忘记第一个饼
1927年，23岁的巴金在巴黎开始写《灭亡》，23岁这个年龄让我很感兴趣，我试着想象曾经是我同龄人的巴金，在异国他乡是怎样拿起了笔来，激动地写下了一本同《三言二拍》或者《红楼梦》全不相同的小说。我想那个时候的巴金也很难想象，到了2008年的现在，江湖上居然开始有一种传言，内容是：“巴金的文笔不行。”
实际上，我对这个说法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就像很多年以前作为一个在小说创作上野心勃勃的青少年，我也觉得《坎特伯雷故事集》简直烂透了，怎么可以被叫做伟大的小说？——我忘了的一件事情是，在乔叟写《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时候，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还不知“小说”为何物，勉强知道的一些则对它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表示极大的怀疑。同样地，我也想提醒现在那些聪明的：在巴金开始写作的时候，中国的很多人都还在用文言文写作，而开始用白话文写作的那些，则完全是在蹒跚学步的状态。
我现在放弃用看似高雅的比喻，直接用最粗浅的俗话来解释这件事。大家都知道第一个把美人比作花的叫做天才，最后一个把美人比作花的
我看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很久以前，“后结构主义”对我来说是个神秘的词，我更要承认我主要是通过本雅明和萨义德的名字爱上他们的——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论中，名字好像是个很重要的事，特别是在各种场合被谈论到的时候，“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很酷，“解构（deconstruction）”听起来也很有文化，“后现代性（post modernity）”未免稍稍有点落伍，而迄今为止，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在非专门讨论它的场合提到过酷儿理论（queer theory）——这和歧视同性恋没有任何关系，我敢肯定只是因为这四个字真的不够震撼。
没错，有些东西变得很热闹了，我们一直不断地提到他们，就像很多年前不提到博尔赫斯和卡夫卡，你就不配做一个中国文艺青年，而现在，如果不在人前提到胡塞尔或者海德格尔，就显得你真的很落伍了——同样的道理，黑格尔显得有点过时了，毕竟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伊格尔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