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虽已告落,疑问依然延续。
作为当事人,我经历了此事最完整的过程。在众多的判断之中,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迷失基本的方向,并希望能够建设性地去推进问题的解决。我明了,在这个时候,聚焦在核心问题的解决比单纯的批判来得更为重要;同业的未来保障比个人当下的遭遇更为重要;相关主管部门对现有法律法规的有力执行比我们的呐喊更为有力。
在此再次引述自己8月31日所说过的话:无论之后事态如何演化,同行之后还需面对的核心问题有二,一是如何推动法律建设层面,在法律层面上给新闻从业者充分的从业保障,并因为这种权利的充分保证,促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二是,如何通过媒体的监督功能,促使企业规范化运营(包括富士康),让现有的法律法规得到真正的尊重和执行。
于同业,我希望我与王佑的遭遇是第一次,更希望是最后一次。我相信,这并非不可为。只要我们携手,把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理解,积极与各界陈述(尤其是相关的法律解释部门),按照法定的途径,获得各界的支持,最终我们就有可能获得法定的集体保障。
而这,现在应该才刚刚开始。
于那些在流水线上辛苦劳作的工人们。其实,在我们的报道
我一直都还是一个很传统很书生的人,温和、节制、体让。正如此,加上事态本身在急剧演化,此刻的我须直面更加复杂的局面。
感谢各位的支持或批评,我很清楚此事核心问题所在,在上一篇文章之中我也与诸位有过交代。在核心问题的解决层面,我都会尽个人最大之努力,也自信能予诸位圆满之交代。
方向明确之后,具体怎么做至为关键。读史出身的我明白这需要勇气,需要大勇气。而这,许多方面对我来说是新问题,新挑战,也想得到大家建设性的指教。
我所受的教育总提醒我,如何有礼有节、建设性地去解决问题。谢谢大家为我的分担,翁宝定将努力。
许多经过曲折,待事情稍事平息之后,会与诸位做完整之交代。
以平常心度之。
对我和王佑个人而言,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但远非结束。我们可以告诉同业的是,这种针对记者个人,恶意地以诉讼保全方式提出巨额赔偿的媒体纠纷解决方式,在各位同业的支持下,已经被彻底地迎头痛击。相信任何后来者真敢如此的话,不妨先回顾下此次富士康事件。
从事态的发展上来看,这也只是富士康诉讼策略的重大调整,或者,只是其丰富诉讼策略的自然延伸,之后事态的发展还待观望。无论之后事态如何演化,同行之后还需面对的核心问题有二,一是如何推动法律建设层面,在法律层面上给新闻从业者充分的从业保障,并因为这种权利的充分保证,促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二是,如何通过媒体的监督功能,促使企业规范化运营(包括富士康),让现有的法律法规得到真正的尊重和执行。
对我个人来说,这两周有几个关键的时刻,一是上周四报社正式向富士康发出四点声明,一是本周一本报决定把此事正式公开,还有就是今天下午,富士康相关方面电话中曾经试探性地提出其他解决方案,我本人当即明确地提出我的原则立场,此后过了约四小时,对方正式发布诉讼策略调整。
感谢学凌兄的热心捐助和提点,我们见过面的,我记得你
这是《南方都市报》记者王吉陆采访台湾《工商时报》记者旷文琪的采访整理,感谢吉陆兄的努力,让我们看到旷文琪被郭台铭先生“假扣押”诉讼之后的真实感怀,这也是旷文琪事经2年后的首次发言:
这是我近10年媒体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与我一起承受的还有我们的记者王佑、我们各自的家人、我们《第一财经日报》的诸位领导和同仁、众多富有使命感的媒体同行们,他们都在承受着来自台湾的,我个人曾经尊敬的郭台铭先生的压力。这种压力一半来自郭先生的“骁勇”的个性,一半则来自郭先生的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