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不可如此趋利

文/王军

如今的大学办得越来越像企业，这个“企业”呈现的却是让人不可思议的状态——它似乎并不关心“产品”的销路。这边厢，大学生就业难；那边厢，撒开膀子招生创收。毕业生能不能找到工作，似乎只是他自己的事情，与学校无关。这时，它倒像个企业了——以收钱为第一。只是这样的“企业”过于初级，还很难说能否持续。

笔者希望以上这些说辞，是对当今大学的误判。可是，总是有些大学以实际行动为这样的“误判”提供“口实”。

一家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国内有6大类学科在校生规模“恶性膨胀”，包括管理学科专业、经济类专业、计算机与电气信息类专业、外语类专业、艺术类专业、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其中，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本科在校生约15.5万人，专科在校生约1.2万人。而目前我国拥有记者证的人数只为18万人。

实难想象被卷入如此“恶性膨胀”的青年学子们，在支付完数量可观的学费后将面对何等就业情形。不知有多少高校会在意这样的事情？一些高校的负责人坦言，如果说十年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办好”高校的话，那么现在的主要任务已变成如何“经营”高校。教育部的统计显示，目前我国高校债务已超过2000亿元。国家审计署对18所部属高校的财务收支审计结果显示，高校债务增长额中，因基础建设形成的债务占82%。这便是一些高校“以钱为纲”的理由。

一家钢铁公司今年在招聘时出了道考题：如何在一个两极电源插座上取得三相电，这居然难倒了大多数前来应聘的、经过4年“机电一体化”专业教育的毕业生。一家电气重工集团的总裁感叹，现在机械系的本科教材与机械加工企业的岗位说明书相比较，“80%没用，20%有用但一时用不上”。

这些年来，已有不少用人单位提出不接收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招收有工作经验者，向高校的教育质量亮起了红灯，使得因高校“恶性膨胀”而导致的“大学生就业难”雪上加霜。也不知有多少高校会在意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即使这样的情况恶化下去，那些高校仍会生源不断，因为它们“绑架”了人们继续受教育的权利。

可是，我们还是要问：难道高等教育的供应者就不该想想，当你收取了这些孩子这么多的学费之后，他们买到的是怎样的教育服务？也许，对于那些把收钱

住房保障机遇

文/王军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基于良善的制度设计，住房保障已不再是政府的财政包袱，相反，它还是经济增长的机遇。

这个机遇意味着良好的住房保障，能使劳动力成本得到控制，竞争力得到充实，工业化、城市化得到加速，社会和谐得到巩固。

但这还不够。事实上，住房保障本身，已表现出一种强大的可持续的生命力，并成为能够产生稳定回报的投资品。

“住房保障经济”——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说的话——它的实现方式不一而足。英国在二战之后的经济增长期，大量廉价劳动力进入城市，可他们无钱安居，也没有房贷信用。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大规模发展社会住宅，提供廉租住房。到1980年代，在这些劳动力积累了足够的经济实力之后，再将社会住宅私有化，收回了投资。

大量从银行借贷的社会住宅投资因此实现了回报，而最大回报获得者是整个社会。一个人操劳一生能换得一套房产意义重大，这意味着他还能“以房养老”。

近年来英国政府再一次推动住房保障建设，伦敦2004年新规划把可负担住宅的2016年理想目标提高到50%，2016年现实目标锁定为35%。

住房保障温暖人心，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它还是一种增长方式。

2007年8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出台。今年3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成立，“抓紧建立住房保障体系”被列入《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神州大地，住房保障已时不我待。

此时，中国正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内外经济形势。如何遏止CPI过快增长，如何吸纳泛滥的流动性，如何应对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经济失速，是中国经济必须解决的难题。置身这样的背景，中国的住房保障政策应该有怎样的抱负？

对美国式郊区化的“诊断”

在汽车走进每家每户的这个时代，驾驶私家车随意地到达城市任何地方的权利，恰恰是毁灭这个城市的权利。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与高速公路》

免费停车场并非真正免费。事实上，每一个车位的成本超出了每一辆汽车的成本。为这些配套停车场付费的，最早是开发商，然后是租户，再后是租户的客户。如此这般，直至停车场的成本被弥漫到整个经济之中。我们卖东西的时候，下馆子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都在间接地为停车场付费，因为从汉堡包到住房，每一样东西的价格里都包含着它的成本。对停车场的补贴是惊人的，涉及医疗保险或国防预算的规模。免费停车场还包含其他成本：它滥用了交通自由，扭曲了城市形态，恶化了环境质量。

——唐纳德·肖普，《免费停车场的高昂代价》

如今的街道好似电视节目，暴力而媚俗。沿线景观不过是一些零散布置的卡通式建筑或商业建筑。通常，我们以88公里的时速飞快地与它们擦肩而过，然后迅速将它们忘却，因为这些商店彼此实在是太相似了。除了机械地兜售商品外，它们从不搞任何形式的庆典。因而，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回想起它们。沿途没有任何景色可言，到达目的地后亦然。下次仍然如此，而且次次如此。我们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已经到达了某个地方，因为四处都千篇一律而且毫无特色可言。

——詹姆士·霍华德，《无处之地理》

公共政策应当鼓励紧凑的、以步行规模为基础的开发，并将购物、服务和办公设施布置在住宅附近。遵循这一规则将获益匪浅：社区将不再零落不堪；父母们将不用在难得的休闲时间内还得被迫充当子女们的车夫；孩子们将更有可能自理，获取更多的生活经验，并为责任重大的成年期做好准备；老年人会发现他们常年居住的这个社区中的障碍更少了。整个邻里日趋稳定，生机勃勃，让人们在压力日益沉重的现代生活中找到放松和休憩的场所。

——菲利浦·兰登，《更好的居所》

街道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在美国，城市开发用地的25%~35%要用来供公众通行，大多数用于街道……如果把街道设计得很成功，有各种各样的场所，那么，就相当于成功地设计了三分之一的城市，而且会对其余部分产生巨大的冲击。

——阿兰·B·雅各布，《精彩的街道》

《瞭望》新闻

城市郊区化的中国叙事

“我们的规划是把城市切割成郊区的地块，我们是在城市里面建郊区。”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军

上海黄浦江畔，设计寿命100年、服役仅11年的延安路高架下匝道正在被拆除之中。

徜徉在外滩的游人不时把相机朝它举起，记录下这个被上海人称为“亚洲第一弯”的桥梁戏剧般的结局。

“不是绝望地冲下去，而是兴高采烈地冲下去，然后和这个城市合为一体。”当地一家媒体追忆起当初从匝道上驶入外滩的感受，“眼前豁然开朗，建筑物沉着地反射出阳光的金色，浦江水像透明的一般静静流淌，你从未试过在这个视角打量她，一刹那为那种华丽开阔的美屏住了呼吸。”

“可是，这样的景色是给小汽车准备的。”一位支持拆除此处匝道的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应该让老百姓能够从地面上慢慢地步行到黄浦江畔来欣赏这样的美景，这是多数人的权利。”

2月23日启动的这项拆除工程，是上海外滩地区交通综合改造工程的一部分，整个工程计划于2010年3月在世博会开幕前竣工，届时，全长3720米、纵穿外滩的城市主干路将从地下通过，地面上将由宽阔的人行道和休闲区组成宜于步行的空间。

“这项工程让人们看到了一个观念的转变，就是从‘以车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一位在上海有着20多年规划经验的专家对此发表评论。

“可现在国内的许多城市，还是在迎合汽车的需要。”这位人士说，“可以肯定的是，将来中国城市面临的，不是旧城改造，而是新城改造。”

被汽车“绑架”的城市

在上海外滩上演的这出城市戏剧堪称美国波士顿大开挖工程（The Big Dig）的中国翻版，波士顿从1991年开始，用了15年时间，耗资146亿美元，把1959年在滨海地区建成的13公里长的高架中央干道彻底拆除，将过境交通引入地下隧道，恢复地面步行系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在城市里建了许多大马路，甚至出现了一批超大街坊、靠大马路和小汽车维持的城市。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样的城市是非人性的。”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苏解放（Jeffrey L. Soule）告诉《瞭望》新闻周刊。

“在一场反对街道的圣战中，它们将行人向上布置在高架高速公路，向下布置在

北京，宣南的消逝

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中，宣南是绕不过去的存在。

那里见证了北京城的源远流长，成就了清代士文化的盛极一时。

在过去的3000多年里，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那一带发生。其间风云变幻，诚如《桃花扇》所记：“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这些年来，北京市宣武区在文物保护方面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全区文保单位的修缮率达到了52.5％。

2003年至2006年，宣武区完成了先农坛、报国寺、中山会馆、正乙祠等6处文保单位的周边环境整治，拆迁单位18个，腾退、搬迁居民1935户。

整修后的湖广会馆，每晚文戏一台、武戏一台，既保护了文物又创造了效益，成为一处典范。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长椿寺，随着447户居民、7家单位的搬迁，恢复了故有风貌。

可是，我们仍会把最为热切的目光，投向宣南最后的砖瓦。

因为，那里有着剪不断的乡愁。

宣南士乡之殇

“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家，你给足我钱，我走都行，可宣南文化拆没了就太可惜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军

11月20日上午，北京市宣武区菜市口胡同84号，三位民工爬上了潮州会馆前院的东厢房和倒座房，用铁镐用力向下砸去。

“太可惜了，”一位尚未迁出此院的老人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叹道，“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要拆呢？”

潮州会馆现存建筑为清代中后期建造，至今仍保存着两组三进院落，正房面阔五间，宏敞高大，旧式木质屏门、棂条花格清晰可见。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这个房子一点儿动静都没有，质量多好啊。”那位老人说，“当年潮州进京赶考的举子就住在这里，他们当中还出了不少进士呢，听说还有一对是父子进士。”

一番锹飞镐舞之后，前院那几间房子徒余残垣断壁。会馆东侧，瓦砾堆成了小山，几位包工头模样的人站在“山头”警惕着周围的情况，上前将记者劝出现场。

潮州会馆一带的老城区，在近期相继启动的房地产开发中，正在变为废墟

丹江口文物悲剧

文/王军

谈起丹江口库区的文物保护，当地人颇为激动，因为他们曾目睹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在1967年蓄水时，均州古城及武当山响水河至草店沿线35公里的地段内，173处古建筑在未采取有效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全部被淹没的事实，其中包括著名的迎恩殿、净乐宫、周府庵等；在地下文物方面，被淹没的以淅川下寺遗址最为著名，此处被疑为楚都丹阳所在地。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所造成的损失，是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罕见的悲剧。

北修紫禁城，南修武当山，是明永乐皇帝做的两件大事。公元1412年，永乐帝下旨，命工部大臣率20万工匠，历12年修成“九宫九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的武当山道教建筑群，并派兵驻守，成为明代皇帝的家庙，以喻“君权神授”。武当山道教建筑群从均州古城内的净乐宫开始，“五里一庵，十里一宫”，延绵至武当山金顶，气势宏大，可在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中，三分之一的部分被库水吞没了。

“抢下来的东西，也就是净乐宫等处不到2000件的石构件，被分送到武当山老营镇和丹江口市的两处地点，现在还在露天散放。”丹江口市文物局副局长陈智忠说，“木建筑根本就没有保，不是被水淹掉，就是被大家拆去盖房子，或是当柴火烧掉！”

1957年国务院曾拨款33万元用于丹江口库区文物保护，主要是保护均州古城及其周围的文物。丹江口水库1958年开工，途中苏联专家突然撤走，工程一度暂缓，文物保护未能及时跟进，至1966年“文革”爆发，33万元的文物保护款尚余11万元没有花掉，而面对“破四旧”的大潮，就再没有人敢动这笔款子了，索性还给了国家。

一期工程文物保护欠账带来的问题今天举目可见。2000年8月库水消落，两处碑帽探出头来，丹江口市文物局组织打捞，救上来的竟是周府庵精美的透雕石刻。由于库水的冲刷，大量古墓葬暴露出来了，盗掘活动猖狂。“库水消落的时候，我们一看，到处都是古墓葬，有墓的地方，草都长得不一样！”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桃元说，“这里的楚墓成千上万，其表层的汉墓被冲散，砖头跟砾石似地堆在岸边，过去我们常说哪个地方埋藏丰富，可到这里一看，都不值一提了！”前几年李桃元到消落区搞了一次发掘，随手一挖竟是一处带车马坑的大型楚墓。

均州古城被淹让陈智忠非常难过，小时候

辽金的胡同也是人文财富

　　胡同是城里的小巷，有连接畅通的意思，与城同时并存。具有千年历史的街巷居然要毁于一旦，这终将成为日后的遗憾

　　文/王越

　　近年来，北京市政府先后公布了4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其中，旧城内30片，元明遗址和明清街区占有很大的比重，可惜古老的辽金胡同却被排除在外。

　　日前，到北京宣武区的南横街办事，看见拆迁的布告赫然贴在街北的墙上。从胡同东口向西望去，已是一片狼藉。拆迁办把这里定名为大吉片，即宣南骡马市以南、南横街以北、米市胡同以东、粉房琉璃街以西，包括果子巷、潘家河沿、羊肉胡同、大吉巷等一批金朝留下的街巷胡同。具有千年历史的街巷居然要毁于一旦，这终将成为日后的遗憾。

　　胡同是北京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伴随着三千年北京城的发展，演绎了老北京人生活方式独有的“京味”特色。“文革”时期，有人提出过“水井假说”，认为胡同可能是元代蒙语的汉字表音。接下来，未经考证的假说被搬上银幕，以讹传讹的结果是某些媒体、出版物，甚至导游词、中学语文书也纷纷效仿，把胡同说成是来自蒙语“水井”几成定论，竟然忽视了北京早期胡同的存在。

　　随着对胡同研究的深入，珍藏古籍和考古成果不断被发掘，“水井假说”遭到质疑。比如“假说”认为，北京地名中有二眼井、四眼井，可能就是元代用蒙语称井为“胡同”的证据。事实上，“四眼井”指井有四个井口，在元朝以前已经存在。如杭州的四眼井、六眼井，为唐邺候李泌所开六井之一；安徽池州市“包公井”，又称四眼井，浚于宋代包拯任池州知州时。以上城市中的四眼井均在元以前得名，这里的小巷也都不称胡同。四眼井还是宋代标准的水井形式，在建立元朝前300年已绘入《清明上河图》中。可见，这些地名与蒙语没有关系。

　　说到蒙语井的读音，与汉语胡同的发音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元世祖忽必烈时，命人编撰的蒙汉对译辞书《至元译语》地理门里，蒙语井曰“忽都”；明洪武二十二年（1382年）所编诸蕃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辞书《华夷译语》中，蒙语井曰“古都黑”。我在内蒙古、东北、新疆等地采访专家及民众得知，现代蒙语井的发音是“忽都格”。无论元明时的忽都、古都黑，抑或现代的忽都格，蒙语井的发音都不可能变成胡

让物权的阳光照亮社会的和谐

文/王军

物权法10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许多人期待已久的时刻。这部法律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将2004年确定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演变为制度安排，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公私财产平等保护的法制原则。同时，物权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诸多既有制度予以确认，有利于让人们尽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进一步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

物权法的正式施行，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人类的文明史正包括了物权的发展史，人类最朴素的物权意识所衍生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物权是最为基本的人权，保障物权就是保障人权。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失去物权保障的社会，将是一个失去人格尊严的社会；失去了物权之基，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就无从谈起。

历史的经验同样明示：保障物权不但可增值社会财富，还可增进社会和谐；物权既关系财富的所有，又关系财富的分配；一个物权良善的社会，必是一个鼓励创造的社会，同时还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社会之公平正义，不在于绝对地平分财富，而是要创造均等发展的机会。一个起点公平的社会才不会在财富的分配上失去最为基本的平衡，保障物权正是保障人们公平地创造和分享社会发展与社会财富的权利；只有公民真正对自己的财产享有了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均衡发展的社会才有了一个最为可靠的前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权力将变得无所作为，而是它的行使必须建立在公私财产平等保护这个社会基石之上；这样做并不是混乱了社会，而是发育和健全了社会。

物权觉醒的社会更珍视社会程序的建设。当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创造并分享财富之时，自下而上的社会建设，理性、宽容的文化精神，便有了一块可以根植的土壤；从单位人格走向社会人格，从身份关系走向契约关系，必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精英社会将让位于公民社会，普通人的力量将汇聚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潮流；公共参与将成为社会决策的常态，协商与谈判不仅仅意味着讨价还价，它更被认同为一种文明……这一切，无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所不可或缺的内容，它关系社会的现代化，更关系人的现代化。

物权的阳光照亮的不只是社会的财富，更将照亮社会的和谐。（完）

住房双轨制高调登场

持续多年的房地产调控，终于把火力对准了与市场平行的住房保障。

1994年住房制度改革启动以来，以国务院名义直接下发了三个与住房制度改革相关的文件，包括《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决定》以及最近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这三份文件构成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住房制度的总体框架。前两份文件开启和实现了住房制度向市场体制的转轨，使住宅业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份文件则进一步完善了“保障+市场”的双轨模式。

“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的呼声这些年来像房价那样高涨，如今得到了高层的回应。与住房相关的政策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民生冷暖，社稷安危，尽在其中。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走出计划模式的阶段性举措，它最终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成为了历史。

这一次，住房双轨制又在叙述怎样的传奇？

住房“双轨”艰难铺设

“一种制度的良善与否可以从民心中考究出，实践是检验制度得失的试金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军

全国城市住房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8月27日，天安门广场南侧前门地区的194户被拆迁居民，在政府部门的安排下，在北京西北郊的回龙观选到了经济适用住房。

虽然那里与前门相距约20公里，但每平方米2600元的价格还是让他们感到满意，毕竟经济适用住房已是稀有之物，那附近的商品房已涨到了每平方米7000元。

49岁的王俊花则没有这样的运气，这位已办理病退的公交车女司机今年4月遭遇了强制拆迁，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使她失去了在北京东八里庄的家。

“拆迁办说给我们找经济适用住房，但他们一会儿说有，一会儿又说没有。经济适用住房现在到哪儿去找啊，他们有那么大的能耐吗？”王俊花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最后，他们让我们拿十来万块钱走人，靠这点钱我们到哪里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