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文学院携手哲学学院、历史学院共同推出的“乾元国学讲堂”将于7月28日开课，招生对象定位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处级以上干部以及其他国学爱好者，学制一年，每月第四个双休日集中授课，共计180学时，学时届满颁发武汉大学结业证书。

　　“乾元国学讲堂”导师队伍力量雄厚，由冯天瑜、郭齐勇、尚永亮等武汉大学三大学院的近20名博士生导师担纲主讲，此外还将兼聘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为授课导师。课程内容涵盖经史子集的国学精华，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多个方面，包括《周易》、《四书》、《道德经》、《庄子》、佛教、汉字解读、正说三国、唐宋诗词等。

    国学，凝聚了我们古代先哲优秀的、具有恒久普世价值的思想智慧，它是清新而流动的活水，时时刻刻在滋养着我们的心灵。“乾元国学讲堂”将为想走入国学圣殿的人搭建一条切实的阶梯。

 

乾元国学讲堂课程安排：

 

1、国学概说——国学是什么、中华元典精神（课时：6）
2、群经之首——《周易》的“和谐”与管理预测学（课时：24）
3、儒家的修身与治世之道——《四书》核心思想精解（课时：36）
4、道家的“自然”、“无为”与“道法自然”——《道德经》、《庄子》核心思想精解（课时：33）
5、说文解字——汉字的起源、义理与审美（课时：21）
6、正说三国——凝聚战略、战术、决策，荟萃文学、哲学、历史（课时：21）
7、流芳千古的文学盛世——唐宋诗词品析（课时：24）
8、佛禅义理——《坛经》、《金刚经》（课时：15）

　　2006年12月6日13点－13点45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郑张尚芳先生做客嘉宾聊天室，就中国古代的“普通话”话题全程与网友进行了交流，回答了诸多网友关心的问题，还用上古音和中古音分别朗诵了《诗经·关雎》和唐诗《静夜思》。

 

　　郑张先生在访谈中指出，中国在很古的时候，已经有古代当时的“普通话”。如孔夫子的弟子三千，来自各地，如果没有一个教学语言，弟子就会听不懂。所以，他当年是用雅言教的。古代读书人或者是上层的知识分子，做官的，都用雅言说话，教书，外交场合，各个国家的使节在一起，诸侯会盟来讨论问题的时候，都是用雅言。这个雅言就是正音、官话的前身。而雅言的起源很早，古代的雅言就是夏言，“雅”和夏代的“夏”是通的。夏太康以后建都就在洛阳，然后殷代也在洛阳周边。所以历代雅言标准音的基础就是在洛阳一带，这一点一直到唐、宋、元、明都是如此。现在的普通话以北京音为标准，是从清代中期才改换的。现在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语音做基础，北京话的语音里又带有东北的旗人话的影响，和古代北京的官话不完全相同。因为北京的官话和元代大都话不是一种话，元代大都话都没有了，人都被迁走了，现在基本上是以东北旗人带来的四百年前的东北话，跟北京官话的结合，再加上北京土话成分，这样结合成为一个现代普通话的基础。

 

　　乾元国学圈自开通以来，一直致力于国学的普及和弘扬。从八月份开始，乾元国学圈邀请资深圈友到新浪聊天室做嘉宾访谈，迄今已经做了四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国学的未来和希望在儿童，而国学对儿童的智力开发和人格培养也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乾元国学圈始终关注儿童学国学相关的博客，曾陆续推荐了“鲲鲲学国学”、月夜心莲的“我和孩子学《弟子规》”和华彩经典的教儿童读经系列等。

 

　　乾元国学圈于即日起征寻孩子与家长系统学习（教习）蒙学及四书等经典读物的文字及体会，择优在网络上推荐并适当安排到新浪聊天室做嘉宾访谈，共同探讨儿童学国学的意义及方法。敬请有此方面兴趣、专长的网友与我们联系（可以给圈主留言）。

    2006年10月24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学者左东岭教授做客新浪嘉宾聊天室，就四大名著在当下的境遇和四大名著对人和社会的影响等深层次问题与网友进行交流。

　　9月29日17点－17点45分，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彭林先生做客新浪，与广大网友共同探讨当代中国礼乐文化的缺失与重建。

 

　　访谈中，彭林教授特别提到了电视台主持人在节目开始前应该向观众鞠躬，既表达对观众的尊敬，同时也可以为重建中华礼仪做出榜样。彭林说：“我觉得礼仪里面一个最基本的是鞠躬，我们实际上古代讲鞠躬尽瘁，俯首甘为孺子牛，俯首也就是鞠躬，可是我们现在社会，从一个最大的层面来讲，没有人这样做。你都不愿意鞠躬了，你怎么尽瘁啊，你在人民大众面前不肯俯首，你怎么为人民大众？所以我看了像韩国这样一些国家，受儒家文化浸润非常深的一些地区，公众人物都鞠躬的，电视节目开播的，他都是要谢谢收看，大家晚上好，他也鞠躬的。现在你看香港的一些比较有文化自尊的一些公众人物、像成龙、刘德华穿民族服装，在公众场合都是行中华礼仪，他们也是想要带动整个社会，我现在觉得非常不理解的就是我们中国这样一个礼仪之邦，在像中央电视台这么有影响的节目主持人，他们没有这个意识，我想他们如果带一个头，在每次节目开始之前，能够给大家俯首一下，甘为孺子牛，要有一种非常恭敬的姿态。我想这对于全国所有的电视台很快会产生影响，而且能够影响我们社会的青少年，孩子，每天打开电视他就知道，这就是礼仪。由他们来推动，我觉得大概比我们这些人影响力要大，要快。公众人物一方面你是要求自己，另一方面你有一个示范作用。公众人物应该注意你的一举一动都表现你的文化底蕴、你的文化认同，包括你的服装、语言、肢体要给全国人民做一个榜样。08年奥运会来了，拜托了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能不能推动一下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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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为祥：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视角错位　　　　　　　　

　　　　　　　　田兆元：说苏双碧先生对“国学热”的“反思”

　　　　　　　　周国林：“国学热”真有这样危险吗？

　　　　　　　　李存山：应重视分析文革与国学的关系

　　　　　　　　乔清举：试答苏双碧先生说“国学热”

　　　　　　　　陆建华：懒得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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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苏双碧

 

　　苏双碧，1934年生、福建南安人，部级领导，著名史论家。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任北京市历史学会秘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光明日报记者、理论部主任、高级编辑；《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编审、研究员。著有《洪秀全传》、《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法》、《太平天国史综论人》、《苏双碧选集》、《苏双碧史文学理论集》等。

　　

　　·在当代，任何一种文化思潮，必须有利于改革开放，必须有利于经济发展，才是进步的思潮、有益的思潮。
    ·不能形成好古的风气，认为凡是古代的都是“粹”，祭天、拜神也大肆弘扬，这就不妥当了。
    ·一些革命者，当热衷于研究革命理论时，他们就会朝气蓬勃；而当他们不注重学习革命的理论，而醉心于读古文，醉心于以古学治国，从古书中寻找斗争的武器时，就常常会把革命引入歧途，这在中国历史上时有出现。

 

　　怎样评价上世纪发生的两次“文化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先后出现两次“文化热”，这都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文化建设方面走了一些弯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方面排斥外来文化，一方面反对传统文化，导致文化发展中出现严重的“断层”。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的打开，人们更多地关注外来文化，吸取各种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来文化，这是很自然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文化热发生时，正值十年动乱之后，人们饱受封建专制主义之苦，所以，这次文化热对封建主义的冲击较大，对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对传统文化缺乏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次文化热的主调逐渐演变成否定传统文化，从而失去了文化健康发展的前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文化热，是以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为号召的，有较深厚的群众基础，声势较大，组织了大量有关传统文化的讨论会，出版了大量“国学”研究丛书，热得有点规模。这次文化热，是为纠正前一个文化热的偏向而兴起的，形式上是以重视传统文化为出发点，实际上是对第一次文化热所出现的倾向反其道而行之，在批评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又出现对精华和糟粕缺乏认真区分的现象，盲目鼓吹儒家文化，提倡新儒学，等等。它任意拔高儒学在当前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中的地位，千方百计论证儒家思想可以指导发展现代经济，可以指导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可以铸造井井有序的伦理道德规范，并说亚洲有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因为吸收儒家文化才发展那样快的。其实，这些说法都是缺乏根据的。中国曾经受儒家思想统治达两千余年，中国封建社会就延续了两千多年，并没有首先跨入世界先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之中。至于说亚洲几个国家和地区吸收儒家文化也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前发展不快，到近几十年才迅速发展起来呢？可见，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主要还是借助了现代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而主要不是借助儒家思想。
　　

　　在当前改革、开放深入阶段，如果不加分析地大力提倡束缚人们达两千多年的儒家封建思想和文化，甚至宣扬旧的封建道德，如宣扬二十四孝，等等，无论如何，这些绝非是有什么积极意义的事。
　　这次文化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国学热”，有些人对此情有独钟，无限地拔高。到本世纪初，国学热更热得有点“水平”。例如创办宣传国学的报刊，评选国学大师，开设国学专题讲座，尽管听课费定得很高，报名听讲者仍趋之若鹜。这么多人热衷于国学，到底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思潮，这是值得世人认真思考的。
　　首先，“国学”这个概念的含义说不清楚。有一种说法认为，国学就是国粹，是中国的学术精华；另一种说法，认为当前使用的“国学”这个概念，不过是表示中国学术界的约定俗成的用法而已，并没有特殊的含义。这两点说法都有点过于简单化。
　　上世纪初，“国学”一词，连同“国粹”一词由当时旅日学者邓实、黄节等人，从日本引进中国。日本学者提倡国粹、国学，矛头是对准明治维新时政府的“欧化”政策的，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在中国，国粹、国学得到提倡，也同样是反对“欧化”的。那么，什么是“国学”呢？当时，章太炎、黄节、邓实等国学的提倡者们，存在分歧。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种界说:一是指一国所有之学；二是指先秦诸子之学；三是指孔子之儒学。界定的范围实是指古学。所以，有时他们也用“复兴古学”来概括。提倡国学和国粹，实际上都是指“复兴古学”。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根深蒂固。因此，当国学作为传统文化的根本得到提倡时，尽管对“国学”的含义有许多不同意见，“国学”还是被许多人所认同。

　　在当前，重新起用“国学”这个概念，并掀起了“国学热”，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是否有益呢

　　那么，在当前，重新起用“国学”这个概念，并掀起了“国学热”，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是否有益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要恰如其分地评价这次国学热的历史作用，恐怕还要经过此后多少年的历史实践检验，才能做到。
　　就当前来看，有些人打着弘扬国粹、国学的旗号，出版了大量的古典著作，版本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有的古著多达十几个版本。这是反映了读者的需求呢，还是出版家的炒盘，或者是什么舆论导向在起作用？我虽未作调查，却能感受到这几年古学研究和出版成绩很突出，其中也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有分量的古籍。但毋庸讳言，古学热在某些领域似乎有点热得过头了。有些内容不健康的，甚至有严重的封建毒素的古书也纷纷涌向市场。至于把古学称为“国学”，然后又把“国学”称为“国粹”，是否妥当，我以为这是很值得斟酌的。
　　如上所述，“国学”含义既然不清楚，也就未必是科学之说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范围很广，包括哲学、经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按“一国之学”的说法，就应当把这些内容都包括在“国学”之中，含义既然这样庞杂，自然不好笼统地称之为“国粹”了，因为在这些文化学术中包括儒学、诸子之学本身，必然也包含精华和糟粕。
　　就文化学术这个范畴来说，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科学、技术、文化比较发达的欧美各国。从文艺复兴以来，它们宣扬的是文化的国际化，大力向国外介绍它们本国的文化，而没有把一些有本国特点的学术文化称为“国学”。相反地，它们主张走出国门，尽力吸收异国他乡的优秀文化，这才出现了许多世界范围内所公认的优秀的思想家、科学家和学术文化大师。文化学术是历史的积淀，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它的价值必须由人类历史的实践来作定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但它却吸收了英国、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优秀思想，它是时代的产物，而不仅是一国的产物。

　　对传统文化的倾斜，要有个“度”，不分良莠，任意拔高，就可能导致迷信盛行，导致伪科学，这是应当警惕的

　　在当代，任何一种文化思潮，必须有利于改革开放，必须有利于经济发展，才是进步的思潮、有益的思潮。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出现的国学热，这本来未必是一件坏事，但是，任何事物都要有个“度”。向传统文化倾斜也要有个“度”，不分良莠，任意提倡和拔高，就会出现泥沙俱下，或者出现新的固步自封，封建迷信的泛滥，伪科学的盛行，这当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有必要反思一下，这些是否会影响我们去吸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是否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建设，甚至影响到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必须摆好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摆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实事求是地对我国传统文化作出估计，吸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不能形成好古的风气，认为凡是古代的都是“粹”，祭天、拜神也大肆弘扬，这就不妥当了。

　　推崇国粹、国学，在中国近代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其结果都被历史拖进保守思潮的行列，起了负面作用

　　其实，推崇国粹、国学，在中国近代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或则形成风靡一时的思潮，或则成为一股反对新文化的力量，其结果都被历史拖进保守思潮的行列，起到逆历史潮流的负面作用。本来国学也好，国粹也好，都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些专家学者对其深入研究，甚至用去毕生精力，在研究古代思想、文化、哲学、经济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都应当受到国人的崇敬。至于各行各业，如教师、国家干部、部队官兵、企业家等，学习一点古代汉语，读点古书，以及学习一点古代历史，以古鉴今，对增长自己的智慧，充实自己的能力，改造自己的素质，也是有益的。但是，如果是一些革命者、政治家，本来是崇尚革命理论的，但一经走入鼓吹国粹、复兴古学的思潮，尽管他们在爱国、反帝以至于革命方面，还会有许多言论，但他们既然把国粹、国学看成是精神之寄托，民族命运之所系，实际上也就是提倡用古学来指导现实的变革，他们的宣言和行动也就必然受制于古学。不管他们自觉不自觉，便多会以古学为载体，一步一步往下走。这方面，历史是有过教训的。
　　综观近代中国，自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文化的撞击，凡反对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其武器都是封建文化，或者叫国粹、国学；换句话说就是以落后的意识形态为武器，反对先进文化。这种历史现象，不但资产阶级革命有过，无产阶级革命也同样有过。一些革命者，当他们热衷于研究革命理论时，他们就会朝气蓬勃；而当他们不注重学习革命的理论，而醉心于读古文，醉心于以古学治国，从古书中寻找斗争的武器时，就常常会把革命引入歧途，这在历史上也时有出现。十年动乱中，几乎每个运动中心，都是以古学、古人、古事开道，什么“海瑞罢官”、评法批儒、评水浒；什么孔子、秦始皇、李斯，等等，以这些古代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靶子或作武器，虽然也能得势于一时，但终归不可能把革命引上正途，只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这种历史教训是值得后人认真总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