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印度记行（一）

　只在印度转了十天，回来就想要描述一个真实的印度，可以说是在干一件痴心妄想的事。

　印度脏，印度乱，印度很不安全，时不时地会发生恐怖爆炸事件。印度的大街上到处是掂着破旧步枪的军警。即便像新德里孟买那样世界排名能进前十的大都市也充斥着惨不忍睹的贫民窟……那里每一条大小河流都已经被染黑，都已经发臭。那里的男人习惯随地大小便。网上有人告诫，一到印度，首先要做的事是买他两条铁练子，小心看紧了自己的行李。去印度务必要带治拉肚子的药，千万不能喝他们的生水，千万不能吃他们路边小店里的东西。等等。等等。应该说，这些传闻和告诫百分之八十是真实的，可靠有效的。一下飞机，就感受到德里机场的老旧和混乱，拖着行李刚出机场门，就有一些穿着花衬衣，脖子里围着一根非常皱旧的羊毛围巾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上来帮忙拉行李，其实他们只是在你的行李车上搭了一只手，跟随你到了大巴车前，他们就会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神情，向你索要小费。机场外的空气中确实弥漫着一股很明显的焦臭味。后来发现，说他们随地“大”小便是不准确的，但随地小便的男人可以说走遍印度，比比皆是。在我们经过的这三大城市（

       让我们来看看，别人是怎么对待“逃跑”和“逃跑者”的

　六月十三日，环球时报在十三版上刊登了一篇特约记者叶梦生先生从日本发回的报导：《泰坦尼克逃跑者耻辱度余生》。读了后，感慨万千。１９１２年４月１４日深夜，泰坦尼克号豪华邮轮不幸撞上冰山而沉没。当时，船长做出了一个决定，把有限的求生机会留给妇女和儿童。而事后，有人发现，一个日本男人却“粗暴地推开别人，强行乘上救生艇”。这个男人叫细野正文。当年四十二岁，是日本铁道院的一个高级技术官僚，那时候他正在国外考察，搭乘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去北美。这件事被披露后，按记者的文章所介绍，细野正文“陷入了万劫不复深渊”，他回国后，“随即被免去了高级官职．．．．．．一直到死，都背负着不够绅士的恶名，受到道德谴责。细野正文在巨大的羞辱中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对于他的‘幸运逃生’，除了日本报纸和舆论进行公开指责，当时欧洲的媒体也做了大量报导，甚至还上了欧洲国家的教科书．．．．．”但戏剧性的是，细野死后，人们发现了一些新的文件，证明，细野当时没有“粗暴地推开

　　　此时此刻，必须把“范美忠”钉上历史耻辱柱

　“范美忠”事件发生后，众说纷纭。有人谴责，有人为之辩护，甚至还有人对这个“范跑跑”寄以了极大的同情和偏袒。那个著名的境外华语电视台迫不及待地请他去做节目，北京著名的小报××时报六月七日报导这个“范跑跑”在北京接受媒体记者集体采访的消息，同时刊发了范美忠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照片。而由时报记者采写的这篇报导，对范美忠弃学生而先跑的行为，没有任何批评性的文字，不仅重复宣扬了范美忠自己的观点，而且用主要篇幅引用了范美忠所在学校的校长的话来为范辩护。这还不够，还刊发了一篇记者对范的对话，再一次为范提供了自我辩护的方便，而对社会上对范所有的谴责只提到了一句，说有这样的谴责，就如此一笔轻轻带过。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报以特别明显的位置刊发了范美忠在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的一张大幅照片。记者和编辑特意选择的这张照片，“范跑跑”气宇轩昂，理直气壮，“挥斥方遒”，一副指点江山的气派。只是在报导的右下角，用很小的一个位置，刊发了一小段对

   　　　　我们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我们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五千年了

我们一直在寻问

用轩辕的博大和神农的苍桑

我们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两千年了

我们一直在质疑

用孔老夫子的自信和程朱理学的谨慎

我们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一百年了

我们一直在哭泣

用菜市口刑场上空那沉重的阴霾和雨花台石阶上那斑剥不去的血迹

我们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五十年了

我们一直在奋争

用老人已逝的的青春和青年未偿的岁月

我们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三十年了

我们一直在反反复复地追问自己

十三亿两千三百万人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这两个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又可以去说明什么？

我们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这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回为在这个问题的前面，蹒跚着一个母亲的背影

而在这个问题的后面，又灼灼燃烧着千千万万子孙们焦虑的期待

双羊斋里的碎话

　附庸风雅，我给自己的书房取了个自认为挺不错的名字：“双羊斋”。其实，称它“双羊”，只不过因为我和妻子都属羊而已，个中并无什么“文化”、“哲理”或“韵致”方面的意味。几十年来，这两只“羊”靠几本书、一支笔（一个键盘）、一摞纸和一番辛劳挣食，实实在在地说，日子过得并不闲逸，真的没什么业余生活可言。举个例说吧，当初我所在的那个单位是北京最早实行国定休假制的。按规定，像我这样的“老职工”每年每人可以休假二十天。但时至今日，我一次也没去享受这种休假。后来又流行“长假”，什么五一和十一黄金周，我更是一次也没去“黄金”过。不是有人不让我去“黄金”，也不是因为“囊中羞涩”不敢去“黄金”。就是因为“瞎忙”。特别是搬到北京远郊的“乡下”居住以后，更是“心如枯井”，无意左顾右盼，只不过订上几份想读的报纸，又随便地在客厅、茶室、床头和所有的卫生间里扔上几本想读的书，但凡得闲，能偷空读上几页，就觉得无上的“悠哉游哉”了。

　但细想想，我陆天明真的没有一点“业余生活”么？那倒也不是。

　　　　　　　　　　　　　　　一，跑步

　不写作的时候，我干啥？吃饭

序《白骆驼》

 文学不应该仅仅是一帮“小资”手里酸不唧唧的玩物，也不应该仅仅是一帮文化商人手里挣钱的工具＿＿我想，这个命题大致上是不会错的。我说它“不应该仅仅是”，当然还有那么一层的含义，那就是，它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情愿，也不必强求，是可以由着他们继续玩和挣的，但绝对的不应该“仅仅是”，或全部都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文学的边缘化，已成了不争的事实，即便两年一次被圈内极隆重推出的文学大奖，也在中国当代民众和惯于靠炒作为生的媒体中引不起任何回响和波澜。中国文学实在是到了必须提倡一种“复苏论”，或者称它为“回归论”的时候了。它必须摆脱被玩的命运，而重新启动它作为“民族魂”的机制。这种期待应该说是历史性的，也是十分急切和紧迫的。

　我和汪泉不熟悉，只是在一次在文学研讨会上谋过一面，当时也没任何深入的交流，后来就读到了他的《白骆驼》。毫不讳言地说，我喜欢这部作品。我更尊重在灼热多变的“腾格里沙漠、祁连山的阳光”下“呼吸着沙尘暴”气息三十年、“作过五年的乡村中学教师，十年职业新闻人”这样的作者。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自己也曾有十二年大西北底层生活的磨难记忆，有过两年

                 此风长时我等怎翩跹？

　　　　　　　　　　　　＿＿从有人说李白是黑道古惑仔谈起

　中国学界这两年确实热闹，尽显一派异常“繁荣”景象。素来属“清寂雅品”的《三国志》《论语》，居然被翻检张扬得炙手可热了，早有定评的一些古代偶像，如诸葛孔明、司马相如等，也从历史的尘埃中被再度扒拉出来“暴晒”，重新加以画像。至于一直被钉在近当代思想界靶位上的至圣先师孔老先生，那就更不用说了，他命中注定是要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道德标准、人文价值取向邅替之际，被新一代弄潮儿们扛出来当起跳时必需的垫脚石的。而在文学界不幸地享有同等“至圣先师”地位的曹老先生和他的《红楼梦》，可以想见地又一次从他幽幽怨梦里被揉醒，（或者应该用“蹂”字？被“蹂躏”醒了？）还有一种热闹也是不可皇皇然掉以轻心的，那就是“痛骂和恶骂风”。骂遍公认的名人权威，首当其冲的自然又是舍其谁与的鲁迅先生。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制造这些“风潮”的学人专家都是在“作秀”，在“自我炒作”

中国作家为什么不愿意或不敢贴近现实？

    作家应该贴近现实，但中国的作家一般都不怎么太愿意贴近现实，或者说白了，都不太敢贴近现实。个中原因诚然复杂，这些原因表现在不同作家身上，也不尽相同，而论者对此更是说法纷纭，但大部分都在皇顾左右而言他，少有真正触及这里头的要害的。今天，有位署名“文学爱好者”的网友在我的博客里对这档子事，发表了一些看法，我倒觉得说得十分的贴切，精辟入理。这位“文学爱好者”先是对我一篇谈及当下中国文学现状文章的基本论点表示赞同，他说：“我赞同您的意见。中国的当代文学处于危机状态，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作家都在回避社会现实，回避社会矛盾。”然后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责任并不在中国作家。而是另有原因。”他分析道：“这几年，中国的社会矛盾逐渐加剧，就连中央都讲，中国进入了矛盾的高发时期。面对这种社会状况，某些人却要求中国的出版界，尽量少发表或是不发表涉及敏感内容的作品，因为发表这样的作品将破坏社会和谐。这些人所说的‘敏感内容’，指的就是反映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矛盾的作品。结果，中国的出版界都在躲避反映社会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