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的命运

　　　　　　　　　　　　　　　　雷　颐

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描写的是煤矿小城克拉斯顿诺青年抵抗法西斯占领军、成员最后大都英勇牺牲的故事，50年代也是我国青少年的必读书。不知多少青年为书中英雄人物感动得热泪盈眶，说此书影响了我国一代青年毫不为过。然而，法捷耶夫和《青年近卫军》的曲折遭遇，却少有人知道。

没想到，现在看来正统得不能再正统、旋律“主”得不能再“主”的《青年近卫军》，也曾险遭灭顶之灾。出生于1901年的法捷耶夫十月革命前就接近布尔什维克并参加革命活动，1918年入党，1919至1921年在远东参加红军游击队。不久就开始了以俄国国内革命战争为题材的文艺创作，特别是小说《毁灭》，赢得高度赞誉。

后来他担任苏联作协总书记、理事会主席，成为文艺界的高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听说了克拉斯顿诺一些青年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国占领军的故事，深为感动，便到此采访，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小说《青年近卫军》。小说歌颂了反抗侵略者的英勇行为，作者又是作协总书记、理事会主席，所以1945年出版后，大获好评。然而好景不长，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突然发文严厉批评小说，最严厉的谴责是：“小说忘记了一个最主要的东西，一个能说明共青团员生活、成长和工作特征的东西，这就是党的、党组织的领导和教育的作用。”（闻一：《“青年近卫军”：未讲完的故事》，《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12期）此文一发，舆论立即从一边倒的赞扬变为一边倒的批判，以前赞扬过他的作者又纷纷撰文批判。

原来，此书一出就有电影导演将小说拍成电影。没想到，却因此惹了大祸。因为斯大林看完电影后勃然大怒，这些青少年的行动都是自发的，“共青团组织哪里去了？党的领导哪里去了？”再一了解，电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期大林如此态度，报上必须立即安排严厉批判《青年近卫军》的文章。法捷耶夫得知事情原委，立即在《真理报》发表公开信，承认这些批评是公正、正确的，并答应修改小说。他根本不敢辩白，当时克拉斯顿诺的党的领导人许多已被杀害，领导机关已经转移他处，青年的反抗完全是自发的。爱伦堡回忆，此事发生不久与法捷耶夫会面，法对他说自己“没有修改正文，而是增写了几章――写几个老布尔什维克，写党的领导作用。他沉默片刻，又

　　　　　　　　　　　继续清除“文革话语”

　　　　　　　　　　　　　　雷　颐

毁于地震的汶川是异地重建还是原址重建，是个科学问题、学术问题。不同的科学家掌握的资料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看法，完全正常。究竟建在何处才对灾民最有利，科学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究竟孰对孰错，要通过平等的学术争鸣、讨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这种讨论、争鸣中，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信宝强烈反对异地重建，坚决主张原地重建，作为一家之言，当然可以。然而，在7月5日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的《汶川，重建的选择》节目中，他却将主张异地重建的不同观点者扣上了“逃跑主义”的大帽子，上纲上线，将不同观点者置于“政治不正确”的位置，将学术、技术问题“伦理化”、意识形态化。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用的是完完全全是“文革话语”。“文革”前的1965年，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科教片《泥石流》，上映后广获好评。然而，在一年后开始的“文革”中，这“科教片”却也遭到严厉批判，其罪名是：“影片把泥石流这种自然现象写得很可怕，好象人根本没有办法制服它。在影片解说词中说：‘在山区建设中，遇到这种特大泥石流，以避开为宜’，宣扬刘少奇的逃跑主义和活命哲学，与毛主席‘人的因素第一’的教导唱反调。”（祁晓萍编著：《香花毒草：红色年代的电影命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页）

按照“政治教科书”的标准解释，“逃跑主义”即机会主义遇到军事斗争，往往不敢正面斗争，而是以逃跑来应对，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表现。不知道张信宝研究员年龄多大，是否经过“文革”，但他对这种“文革话语”的熟悉，随口即出，却说明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但“文革话语”、那种思维方式仍有相当影响。

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在“文革”前已经逐步形成，但在“文革”中达到顶点，并灌输到民众之中。例如，对一项工程，往往会有同意与反对两种观点，二者各有各的理由、道理，完全是个“技术问题”，应该平等争论。然而，反对建设者往往被扣上“右倾”、“保守”等政治性大帽子。当年“三门峡水库”的反对者，不是被打成了“右派”么？

再进一步说，把“技术问题”政治化、伦理化、意识形态化，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清末有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时，反对

　　　　　　　　　　　“名”易改，“实”难变

　　　　　　　　　　　　　　　雷　颐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大发展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千千万万男女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打工，为城市、为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特有的“农民工”，为这三十年的大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由于身份限制，“农民工”从工资到各项福利都远不能与城市居民相比。近几年来，这种不公正、不公平的状况已引起起广泛关注。因此，一再有人建议要取消“农民工”这种带有歧视性的称谓。这种建议当然是出于好心，出发点当然无可非议，但结果反可能有害。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三十年，必然使大量的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然而，中国的“特殊国情”使这种大转移深具“中国特色”。建国初期，确立了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计划经济必然要求对粮食和农副产品全都实行“统购统销”，也因为只有“统购统销”才能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形成“剪刀差”、从农村抽取大量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6－1957国务院连续4次发出“防止、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到1958 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种城乡二元结构被固定下来，公民也从此被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种壁垒森严的不同身份，而占人口少数的“非农业人口”一直享受着由国家提供的比“农业人口”多得多的各种优惠，农民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上，几乎“寸步难行”。而且，农民的子女生下来就只能是“农民”。“农民”，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身份”。

改革开放使这种严格、刚性的社会结构渐渐有所松动，“公社”的解散、各种票证的废除使农民开始可以进城打工。然而，由于“身份”的限制，虽然是做工，但身份仍是“农民”，在工资和各种劳保福利待遇远不如城里人。尽管如此，用“欢天喜地”形容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进城打工时的心情恐不为过；社会各方也为农民初步能摆脱土地的束缚而喜悦。毕竟，几十年来第一次可以自由“进城”；毕竟，进城打工的生活比当时温饱都难无保障的农村要好得多。

现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已整整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令世人瞠目，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城乡二元化的基本格局并无根本改变，

　　　　　　　　　　　　　　避免体制性荒诞

　　　　　　　　　　　　　　　雷　颐

“文革”后期的1975年，我离开插队几年的农村，来到空军航空兵某部队当兵。我当的是“地勤兵”，为“特设”分队的“航空电器员”，维修歼－6飞机的电器设备。地勤部队有个特点，就是干部多、老兵多，“干部”如机械师、无线电师、军械师、特设师，再加上正副“长”、“指导员”等，几乎要占三分之一，这些干部，有的已有近二十年的军龄；一些技术好的老兵，也有近十年的军龄。

这些“老干部”、老兵，见多识广，自然时时闲谈起在部队的种种经历。他们经常谈及的，是“文革”高潮时的部队许多荒诞好笑的“怪现状”。据他们说，有一度我们部队曾规定列队不许喊“向右看齐”，只能喊“向左看齐”。检查飞机无线电频道时要两人在不同飞机检查联络，以前规定，检查好一个频道转到下一个时，彼此说“下一个”，此时规定只能说“前进”。当时部队装备的还是比较落后的歼－5飞机，在发动机点火发动时，机械师或飞行员在座舱按下按钮时要喊“点火了”，机械员必须在飞机尾部看燃烧室点火是否成功，如果成功，就喊：“成功了”，座舱里的人就可推油门继续发动；如果不成功，必须喊“不成功”，因为如果点火不成功而推油门，很可能会烧坏发动机。此时，规定开始点火时座舱端不能喊“点火了”，必须改喊“打倒刘少奇！”，如果点火成功，机尾端的应答是“打倒了”；如果不成功，则回答说“继续打倒刘少奇”。有一次，点火不成功，站在机尾的机械员是个新兵，一时紧张，竟连连喊道：“打不倒刘少奇”、“打不倒刘少奇”。这虽是一个“政治事故”，但我们部队领导还颇开明，查明情况后并未给这位机械员任何处分，只是要他检查了事。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想象不到那个时代的荒谬和疯狂能到这种程度，或许以为这只是“个别”。其实，这并不是我所在部队的“特例”，而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当时“各自为政”，各种荒唐规定五花八门。李瑞环回忆说：“许多事情，今天年看来非常的离奇、荒谬、可笑。有个人被打为反革命分子，理由是他擦屁股的报纸上有领导人的名字。当时做早操要喊口号，一些地方规定，听到向左转的口令要喊‘毛主席万岁’，听到向右转的口令要喊‘打倒刘少奇’，有人喊错了，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

　　　　　　　　　　“帝国民主”的结局

雷　颐

　　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论述伊朗“白色革命”失败的文章，现在仍感有旧话重提的必要。尤其是巴列维国王宣扬的以“皇家调查委员会”这种自我监督机构作为重要反腐机制能否真正反腐、他宣扬的“帝国民主”究竟误在何处，现在更有细述的必要。

1978年，中东石油大国伊朗在巴列维国王领导下进行的“白色革命”已整整十五个年头了。在这十五年中，由于国王的锐意革新进取和石油价格的飞涨，古老落后的伊朗在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取得了令人眩目的成就。但就在这年年底，权柄赫赫的巴列维国王却极出世人意料地被“黑色风暴”──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的“伊斯兰”革命所推翻。在这十五年里，伊朗民众的人心向背发生了从支持改革到反对改革的根本性变化，其中必有深刻的原因。

　　伊朗人为古波斯人的后裔，公元七世纪时，伊斯兰教成伊朗“国教”，伊朗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伊朗逐渐衰败。1941年，年仅二十二岁的巴列维继位。经过二十余年的历练后，他于1963年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想藉此使伊朗在2000年成为“世界第五工业强国”。这个一揽子的现代化/世俗化方案，一开始就遇到以威望极高的霍梅尼为领袖的什叶教派的激列反对。双方1963年初夏在德黑兰街头发生流血冲突。结果，冲突以获得多数民众支持的政府动用军队对教会力量的镇压而告结束，霍梅尼被迫流亡国外。

　　巴列维国王在《白色革命》一书中对这一“革命”作了详细的说明。他声称：“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指出建设新社会行之有效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也要与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国家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其民族特点、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相适应，并能尽快地使我们达到和赶上当代世界最先进社会前进步伐的目标。”具体说来，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佃农制，把可耕地的四分之一分给三万多农户，但这却严重侵犯了教产。在城市把一些工厂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向发达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兴办大量现代学校，培养了大批现代知识分子，对妇女的各种规条得到进一步放松。不能否认，这些使伊朗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许多巨型现代化

被打出来的“海军司令部”

　　　　　　　　　　　　　　雷　颐

“船坚炮利”，可说是近代国人对西方列强的最初印象。但清政府建造近代海军的过程却一波三折，极不顺利。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直接与英国侵略军交战的林则徐深刻感受到近代海军的威力，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最早提出了建立近代海军的构想。但当时朝野却仍昧于世界大势，还认为中国是位于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外国仍是远逊于中国的“蛮夷之邦”，“师夷造船”有失“天朝”体制，所以不仅安于现状，而且反对买船造船。林则徐提出购买、仿造近代军舰的想法和实践遭到朝野上下的激烈反对，道光帝甚至在林则徐建议造船的奏折上硃批道：“一片胡言”。

林则徐建立近代海军的方案被否定，有名无实、落后腐败、早就不堪一击的绿营水师仍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水军。虽然后来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湘军在江南多次与太平军进行水战，不得不建设水师，但仍然都是旧式水军。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侵略军从海上进攻，最后直入都城，使朝野深受震动，一些人开始认识到近代海军的厉害。从19世纪60年代初清廷开始考虑仿造或向西方购买军舰，这时，距林则徐提出的建立近代海军的的建议已整整20年矣！而就在这20年间，西方的海军发生了飞跃性发展，蒸汽舰已逐步取代帆舰成为海军主要舰只。

1874年末，李鸿章曾上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使清廷开始较以往重视海军建设，开始北洋海军的初创。但与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和面临的险恶的国际形势相比，清廷对海军的重视显然不够，所以十年来，海军发展很不理想，除北洋海军外，其余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水师发展极其缓慢。更重要、现在看来也更难理解的是，全国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海军指挥机关，各支水师皆由当地督抚管辖，本就很难协同作战，而各督抚更将水师看作是自己的私产，更难调遣。例如，福建属南洋管辖，南洋大臣名义上有对福建水师的节制权，但1879年5月两江总督兼南洋海防大臣沈葆桢曾奏请将南洋各省兵轮每两月调至吴淞口会操一次，以便彼此协调，遇到紧急情况才能更好互相支援作战，对此，福州将军庆春、闽浙总督竟以种种理由推托。南海海防大臣的号令都很难在自己所辖的福建水师中贯彻，全国海军的整体状况便可想而知。简单说，清廷仍是用管理传统水师方法管理近代海军，根本未意识到近代海军

　　　　　　　　　　　汪洋一片“曾不见”

　　　　　　　　　　　　　雷　颐

1975年夏秋，我离开“插队”的河南许昌农村（叶县，1980年代划归平顶山市），在部队当兵还不到一年。这时，传来河南许昌、驻马店、南阳一些地方发生特大洪水灾害的消息，我们部队这几个地方的河南兵多，他们更是心忧不已。由于我曾在那里“插队”数年，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所以也很关心灾情。为了稳定情绪，部队专门派干部和几位家中被淹的老兵回去看望。他们回来，详细述说了灾区情况，除了到处见到浮尸之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说见到铁轨被拧成麻花一样，我这才第一次知道，洪水竟有这样巨大的力量。

但是，这次巨大的水灾却长期没有公开报道，一片汪洋“曾不见”，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中原大地曾经沦为泽国。直到2002年底，当时自始至终深入水灾现场采访调查的新华社“内参”记者张广友，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共党史资料》第84辑发表了《1975年淮河大水灾亲历记》才将近三十年前的特大水灾首次公开。随后，他的《目睹1975年淮河大水灾》（《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和《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新华出版社2008年出版），对这次大水灾作了更为详细的描述和分析，令人震憾，亦发人深省。

1975年8月5日至8日，地处淮河上游伏牛山和桐柏山区的河南省驻马店、许昌、南阳地区连降特大暴雨，山洪日暴发，56座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垮坝，其中大型两座、中型两座，几十亿立方洪水汹涌而下，淹没了豫中平原20多个县，千里平原一片汪洋。8月11日，张广友随中央慰问团乘专机来到灾区。他们从灾区上空掠过，看到了白茫茫一片，犹如汪洋大海，一眼望不到边。为了让大家看清灾情，飞机低空飞行，灾区的许多县城都已泡在水中，高大的烟囱只有半截露在水面上；在漫无边际的涛涛洪水中，随时看到顺水漂流的死猫、死狗、死牛、死羊，还有不少死人的尸体……飞机在灾区从南到北飞行了30多分钟，直线距离从地图上看没有千里也有好几百里。洪水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请看飞机着陆后，他们了解到遂平县的情况：铁路路基、桥梁都被冲毁，旅客列车也被冲翻，工厂机器也被冲走，县化肥厂四吨半重的锅炉被冲到远处的湖中，解放军炮二师靶场上的大炮竟被冲得无影无踪！

由于水库垮坝在凌晨突然发生，人们没有提防，来不及逃生。究

　　　　　　　通海地震与刘心武的“亏心事”

　　　　　　　　　　　　　　雷　颐

1970年春，“文革”仍在高潮。以前的“历史问题”是许多人惨遭迫害的原因，此时二十八岁的青年中学老师刘心武，当然没有“历史问题”，所以不必担心被当作“历史反革命”被揪出来。不过，他却十分害怕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为当时稍有不慎，说错一句话、甚至没有说错话也会被人“上纲上线”，而日记、书信之类，更是“危险品”，许多人只因日记、书信中的一句话便成了“反革命”、“阶级敌人”。此时，他只能谨言慎行“过日子”，只求“不出事”。

那时他还单身。一天，一位比他年长的同事夫妇两人请他到家里吃饭，在同事家的书架上，他发现有本“文革”前出版的一位埃及作家的小说《日子》。同事两口子老家是云南的回民，在“文革”初期“破四旧”时没等红卫兵上门抄家，主动处理了许多图书，可能由于家中前辈好几位都曾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过学，而《日子》描写的恰是爱资哈尔大学的生活，所以还是冒险将此书悄悄留下。他与同事夫妇是彼此“信得过”的朋友，就从他们家借回此书。那时候，只有“信得过”才能彼此借书。

回到宿舍，当他打开这本书时，突然从中掉出一张折叠得很薄的纸，未加考虑，便展读起来。原来是云南老家一位亲戚寄给同事两口子的一封家信，末尾注明的时间是那一年的春节。但是，“我读完不禁从床上惊跳下地，把信凑拢电灯正下方又读了一遍，心里马上乱了。”因为“那是一封报丧的信。告诉他们家乡那一片地方在1月5日深夜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都塌光了，压死了很多人。信中还一并列出了与我那位同事及爱人有关的一个名单。”名单很长，前面开列的是类似哥嫂侄甥叔姨舅那样的至亲，后面则是一些邻里同窗，最后说还有许多受伤者，“兹不详赘”。

　　“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捏着一封别人的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广播里没那广播过。”如果真的发生了地震，“光与他们俩位有关的亲友就死了那么多，那地区一共该死了多少人呢？”“在‘文革’时期，像我这样的普通的中国人，被一种‘革命思维’所训练，那思维逻辑里，不要说人祸一定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就是天灾，也应该是资本主义国家首当其冲。我们这边即使偶有天灾，也终究是人定胜天，

　　　　　　　　　　　“文革”中的三次地震

　　　　　　　　　　　　　　雷　颐

突发性事件、灾难，往往最能反映一个社会、时代的特点。“文革”时期的三次大地震，将那个时代的特点暴露无遗。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发表，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到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震发生时，文教界的大批判已经十分激烈，杨尚昆、陆定一、罗瑞卿等一些高层领导人已被渐次打倒，“序幕”已近尾声，第一幕即将开始。

地震发生后第三天，3月1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关于邢台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3月1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邢台发生地震的消息，标题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大力救灾》；据3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由中共中央委员、内务部长曾山率领的中央慰问团，十日分成五路到达地震中心地带，对灾区人民进行亲切慰问。以后，又陆续报道抗震救灾情况。但对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往灾区慰问视察，当时却并未公开报道。

当时的报道，已开始显示“文革”特点，强调“突出政治”、强调“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一定能战胜灾害等等。3月14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天津上海支援邢台地震区”的报道，必须加上“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怀受灾人民”这个副标题。因为，当时特别强调“阶级”，反对、批判抽象、普遍的“人”，强调对“阶级敌人”要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不能提“爱心”、只能提“阶级情”。

但此时毕竟只是“文革”的“序幕”阶段，针对那种畸形的“突出政治”，周恩来批告赴邢台“救灾宣传”的解放军某部：“一个月救灾宣传工作，要同时帮群众搞生产，在春耕春播、追肥浇水间隙中进行宣传教育，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以致延误农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28页）如果对当时的背景缺乏了解，则很难理解周恩来此“批告”之不易。此时已开始提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一定要保证政治学习的时间”，而且罗瑞卿被打倒的一大“罪状”就是在军队搞“大比武”、反对“空头政治”。周恩来仍“批告”前去专做“宣传”工作的解放军要在生产的“间隙”进行宣传教育、“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是有相当风险的。

虽然电台和报纸对邢台地震的报道时断时续，并很少上

学术腐败与两种学术生产机制

　　　　　　　　　　　　　　　　雷　颐

在人们的心目中，“学术”应该是一方净土。但近年来“学术腐败”的现象却越来越严重，不能不令人心忧。当前的学术腐败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最明显的是抄袭、剽窃他人成果。例如，2001年第1 期《社会科学论坛》发表的《中国现代史上的张申府》一文，完全抄自我在1998年第2 期《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中国现代史上的张申府》一文。抄袭者居然“诚实”或懒堕到“改头换面”的功夫都不愿做，不仅标题完全一样，通篇文章竟只改了几句话就拿出去发表。这倒也让我省却了“论证”抄袭的功夫，只把自己的文章寄给该刊，不久就收到了抄袭者的道歉信，抄袭者也是某“中央级”理论研究单位“研究生部”的一位博士研究生！由于与己有关，因此本人对这类事开始有较多关注。

此类事屡屡发生，首先当然是抄袭者本人的道德品质问题，然而与一些现行规定也不能说全无关系。例如，博士研究生抄袭现象越来越多，就与一些规定有一定关系。在“读博”的三年期间，第一学年要全部用来学外语、政治课、基础理论课、跨学科选修课、专业基础课……对多数人来说，外语课压力尤大，如果有考试不及格或学分不够，第二学年还要学。第二、第三学年是写博士论文的时间，但实际上多数人第三学年一开始就不得不着手“跑单位”，找工作；不久又要准备论文答辩，忙于校对、印刷之类，而且论文还要提前一段时间送交有关评委，所以论文要早早写出，因此这一学年写论文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只有几个月。三年下来，写博士论文的时间实际只有一年多，而且有关规定要求这期间还必须在相当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两篇论文。发表确有新意的学术论文谈何容易，在这种压力下，有人难免会走抄袭之“下策”。当然，种种不合理的规定并不能成为抄袭的理由，但确实是抄袭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而更普遍的现象是成堆成堆的所谓“学术成果”毫无新意，一篇篇填充版面的“学术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低水平重复，在一番宏论的后面却是空洞无物，真正有新意、有创见、哪怕是把一个小问题的研究稍微向前推动一步的文章都屈指可数。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学术的行政管理部门实行越来越繁重的“量化管理”，对研究者每年必须在何种“等级”的学术出版机构“生产”多少字有着严格的规定。在评定职称、津贴、奖金等方面，字数而非质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