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零

从“俗谛”的正解说到陈寅恪先生的治学风范

    陈寅恪先生治学，主张从“读书须先识字”做起，因而他幼年时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的“训诂”之学曾下过一番苦功；又强调读书“每字必求正解”。有人这样称颂他：“在国学方面，一般读书人能 背诵‘四书’、‘五经’的就可以了，而他却能背诵‘十三经’，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所以，后人读他的作品，也应抱同样的严肃态度才是。

    陈先生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文》中有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梏’音gù,不读kù），真理因得以发扬。……”。其中“俗谛”二字，是应该有正确解释的，不能随便“发挥”。但最近又一次听到某电视台的《国宝背后的故事》（关于王国维的）栏目中，仍将其解释为“物质生活方面的杂七杂八的事……（大意）”，这应该视为对严肃学术用语的一种曲解，不但可能对收视者（尤其是青少年一代）造成不应有的误导，而且也是对陈先生学术风范的不尊重，实属不该！

    随便查查辞书都会知道，“谛”、“真谛”、“俗谛”这样的字眼，都与佛家用语相关联，其义都属于“道理”、“实理”、“义理”等范畴。陈先生本人也曾对自己著述中的“俗谛”二字进行过专门的解释：如1953年12月他在著名的“给北京科学院的答复”中说：“……‘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

    值得注意的是，陈先生笔下的 “俗谛”，并不单指三民主义，而是泛指一切束缚学术发展的“世俗的道理”（见《辞海·真谛》条），他在同一“答复”中说道：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

    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人要

    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国宝背后的故事》是我很喜欢的节目之一，而且从中受益匪浅。希望能在今后重播中，

火花

“焦头烂额”与“曲突徙薪”

    晨遇邻居刘公，他见面就问我：“昨天看电视了么？”他指的是最近各电视台都在热播的抗震救灾英模事迹报告的节目。我说“看了一些，怎么？”他甚有感慨地说：“你记得古代‘焦头烂额，待为上宾’的故事吧？我不是说表彰‘焦头烂额’的英雄事迹有什么不对，而是说……。”经他一解释，我弄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各报告者大都是只热情讴歌那些冒险救人或舍身取义的英雄模范们，而很少有人提到那些同样值得讴歌的 “曲突徙薪”者，诸如建筑校舍时一丝不苟地坚决保证工程质量；或者事前把有限财力用在房舍加固上；还有的学校老师平时注意训练学生做防灾疏散演习……，由于注意了“防患于未然”，因此当灾祸来到时避免了大量的伤亡惨祸。

    “焦头烂额”的故事出于《汉书·霍光传》等古书上，它与另一成语“曲突徙薪”同出一典，大意是说，有个人到朋友家做客时，发见主人家火灶的烟筒是直的，而且其周围还堆积了很多柴草，便建议把烟筒改成弯曲的，把堆积的柴草移走，不然很容易因此而发生火灾。主人听了“默然不应”，未予重视。不久，果然因此而酿成火灾，幸亏众邻里纷纷赶来，把火熄灭，主人杀牲置酒，酬谢帮忙救火者，“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座，而不录言曲突者……。”于是有人批评主人“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说当初若是采纳了客人“曲突（烟筒）徙薪（柴草）”的建言，既可避免火灾，也用不着置席请客了……。

    一场大地震和一场火灾当然不能简单类比；在日常生活（包括个人的“小”生活和社会、国家的大生活）里，“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看来也没有人会反对。但实际做起来，却往往容易顾此而失彼或厚此而薄彼。所以，这个故事里所包含的“火花”还是十分可贵并具有很现实的警示价值的。总之我深感刘公一大早就给了我上了一堂“思想”课，记得他临别时还说过“你可以写篇小文章”这样的话，故遵命录以记之。

挽 吴万 永

吴万永，当年在清华读书时之同系同学、后来又在本校政治课教研室任教期间共事；1957年 “整风反右”运动中，一起被“加冕”（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在“改造”期间，又一起被安排在《新清华》编辑部干活。据我所知，渠当年做学生期间，即在中共地下党“外围”从事过活动，清华政治课教研室成立后，出任该组（相当于系级单位）党支部书记。渠于日前（2008年6月7日）病逝，今日（6月8日）举行了遗体告别。参加者大都是包括我在内的（约20-30名）在校内之当年政治课教研室共过事的老同人。“仪式”举行得十分“从简”，无横幅，无悼词，也无书面“简历”介绍。归来颇有所感，兹作“挽联”以纪之：

萬永老領導千古

 壹系同學，壹室同事，壹難同冕，如此相同，可謂緣分；

耋龄忆往（六）
六、我的童年（二）
向  学（上）

    我自以为，自己童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向学”。——我不敢说“好学”，也不敢说“志于学”（因为那都是圣人用过的字眼）；而只能说“向学”，就是喜欢学习——至少不厌学的意思。
    我觉得我一生最大的缺憾就是由于客观条件的贫乏而没能在学识上打好基础。我常想，当一些真正伟大的学人们12岁以前，或延师在家、或入校受系统启蒙教育的时候，我却正在饥饿线上挣扎。如陈寅恪先生，他8岁时即“与兄隆恪、弟方恪读书巡抚署中” （转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下同）；10岁时“偶随父夜访书肆，购得尚有钱牧斋序文之《吴梅村集》”；11岁时，“……正月元夕，母教以姜白石鹧鸪天《柳铿枚小末教知》词。二月，仿宋椠《山谷内外集》刊成，父伯严为作题辞”；12岁那年……据陈封雄先生记述：寅恪先生随父亲寄寓金陵，“……延聘西席外，在家里又办了一所学堂。四书五经外还开有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还配备了适当的“文体设备”。除了方便自己家中子弟外，亲戚朋友家子弟（如茅以升、茅以南兄弟等）也来附学。寅恪先生诸兄弟都是在这种环境下，打下他们对国学的基础的，12岁以前所延名师先后有王伯沆（瀣）、柳翼谋（诒征）、萧厔泉（稚泉）。此时期和游日回国期间，他还充分利用他的祖父宝箴先生“藏书极丰”的优越条件，“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及佛书等等，去不浏览”。13岁随长兄师曾（衡恪）先生东渡日本游学，后又先后游学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校。再如叶企孙先生，他的父亲是科举出身，其专长是“研究古书中的经史部分”（企孙语—下同）；他7岁母丧，乃父备加疼爱，但养教从严，稍长，即攻读经书，奠定下牢固的国学根基。他从十几岁起，就

五、我的童年（一）
贫  穷

    提起我的童年，立刻浮上脑际的便是“贫穷”二字。确实，那时我们家实在是太穷了！老少三代一共7-8口人，没有一点固定的经济来源——家在农村，却没有一分一垄土地，一大家子人原本全靠在外面“闯荡”的父亲靠运气来“维持”。在我印象中，父亲绝对是个老实人，但却不是个有本事的人，听说原本是在“关东”——北满一带与他人合伙做小本生意，情况原本还说得过去，所以那些年（我记事以前）我们的家庭经济生活还不算太糟糕。但后来，据说小生意是遭了匪（当地叫“胡子”）抢，他跳进一口枯井里才避开了被掳走或危及生命危险，但财物全被抢光了，一下子破了产，不但没钱接济家庭，而且连音信也断绝了。一连十年，家庭生活全靠母亲一人在家“维持”。那些年确实是难为了母亲，起初无非是摘借、典当，他和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做点手工（如织发网之类），我稍大些时有时也给人家做点零工（如帮人家菜园子拔草、摇辘浇水；帮人家耕地拉牲口；帮人家“推磨”筛大罗……等等）。到了春种秋（夏）收时节，有地种的人家大忙，我们家也跟着“大忙”：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丁（哥哥也已被送到外面学徒了），也算得上是家里的一个“指望”，平时几乎常年在野外拾草捡柴，春天挖野菜，爬到树上去捋树叶（榆叶、榆钱等）；夏、秋收获时节到人家地里去捡麦穗、豆角、豆粒（下雨时拔豆芽）以及人家没有收干净的其他残落谷类等等。当时我家真正称得上是“箪瓢屡空”和“床匡布被之外，更无长物”，连母亲和姐姐梳头时梳子上挂下的几根乱发也舍不得扔掉，积攒起来用以换“洋火”用。那期间我们家的一食三餐主食常年是高粱（我们那里叫“胡黍”）制品，因为高粱的价钱最便宜（比玉米要便宜三分之一）。一般是早晚喝“胡（糊？）汤”（我们那里玉米面粥叫“米汤”，高粱面粥叫“胡汤”），中午才舍得用它做点干的（高粱面饼子）。最可怜的是老人们：我大祖父（爷爷的大哥）无子，我父亲一身双嗣，同时过继给他为嗣，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养他老，但为躲避挨饿，老人不得不长年住在经济上同样很拮据的女儿（我的姑姑）家。我祖父中风常年瘫痪在床（炕），但根本得不到起码的医治，也得不到起码的特殊营养，不得不跟着我们吃高粱面。他生活不能自理，常年

“清华园里的‘三家村’”

——写在校园山桃花又开的时候

眼下，又值山桃花盛开季节。不久前，《北京晚报》搞“五十周年纪念征文”活动，使我想起一件也与《北京晚报》有一定“瓜葛”的往事，原想也写篇东西寄去凑凑热闹，但考虑到在当前情势下，这样的东西颇牵涉到了一些“敏感”的话题，肯定不会让登“大雅之堂”，故而作罢。但又觉弃之可惜，故决定在自己的博克上“自我”一番，使其留在《忆往》里。

我1957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后，经济上（降去三级工资）、“政治”上（被划为“三类”右派）乃至行政上（“开除公职，留用察看”）的“处分”都无所不用其极。但我并没被彻底击垮。我常对一些知近的朋友说，我有三件“护身法宝”，可以保护我渡过任何“难关”：一是我从小过惯了苦日子，物质生活上的任何艰难困苦也难以

耋龄忆往              三、我的故乡（下）

    我的“襁褓”和“摇篮”——羊岚黄家村

    我出生并度过了13个童年春秋的羊岚黄家村，可能至今仍是全县最小、或者说是最小的村疃之一。她位于（羊岚）镇西1.5公里处，总面积为0.075平方公里（南北290米，东西260米）；幼时听村老诵俚谣曰“黄县三疃大，北马、中村、洼。南乡城不算数，也有一千二百五（十户）”。而黄家村当时总共只有不到六十户人家，可见其小；“建国前，村民吃不饱，穿不暖……（见1991年出版之《龙口市村庄志》，下同）”可见其穷。在我同年的印象中，当时黄家村人除少数较富有者外，大都过的是清苦生活：相当一部分人家生活贫困，缺吃少穿；一小部分人家（包括我家）则是生活极端贫苦，“匡床布被之外，更无长物”（我家尤甚，以致最终不得不外出逃饥），可见其穷。

    但就是这个既小又穷的荒僻小村，如今已成为我日夜魂牵梦绕、给我以无限深厚向往和情思的对象。因为她是我童年的襁褓和摇篮，我正是在他的怀抱中、吃着他的奶汁成活和长大的。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当年的黄家村是十年九旱，百业不兴；虽是“农村”，村民却大都不以务农为本，有的做些小本经营（如卖凉粉、做豆腐等），而大多数则是出外“闯荡”，主要是到东北各省市去学买卖、做生意，以便挣钱养家糊口。当时村中农业不能自给，其他经济更谈不到。当年我在家乡时，只有少数人“耍”点手艺（男的作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