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庐山谈国事

傅国涌

“三一八”惨案的发生，死了那么多青年学生和无辜市民，不管背景有多么复杂，开枪杀人，段祺瑞身为执政，永远都难辞其咎。不到一个月，他就在政变中黯然下台。这位“北洋之虎”从此离开权力舞台，闲居天津，以下围棋、读佛经打发光阴，很少出门。有人说，他这是闭门思过。“三一八“确实成了他一生抹不去的一个污点，“九一八”之后，在日本人的利诱威胁面前，他却经受住了考验，保住了晚节。

1931年11月，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与他多次接触，要提供500万活动经费支持他出关，去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因为他拒绝了，日本人才盯上溥仪。他以行动证明自己是个有骨气、有操守的中国人。所以，当他1933年1月20日飘然南下时，《大公报》专门发表一篇社评《送段芝泉先生南行》，对他评价很好，称他此行是举国团结的新象征。这一年他已69岁。

对段祺瑞这样一个重要的在野领袖留在北方，蒋介石始终不放心，担心他被日本人挟持，因此派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带亲笔信前往天津，劝说他“南下颐养”。他表示如果自己南下对国事有益，随时可以动身。当他到

大人物和小玩笑

傅国涌

湖南私立福湘女中是一所教会中学，创校于1914年，杨开慧1920年曾在此就读。学校除了重视课堂教学，对学生的课外活动也很注意。学生自治会很活跃，经常举办文艺会、辩论会和演讲会，高年级学生必须自己选题目、找材料，写成讲稿，参加演讲。学校或学生自治会还会组织讲演比赛，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在全校比赛中胜出的学生有机会参加校外的比赛。更吸引人的是辩论会，事先不做准备，临时宣布辩题，思索五分钟，确立正、反双方辩手，然后就展开辩论，最后由所有听众表决决定胜负。当然论题都是同学们平时熟悉的热门话题，一般贴近时事，由国文教师出题。1935年上半年，日本在占领东北之后又步步向华北进逼，却喊出什么“中日经济提携”的口号，有一次就拿“中日应不应该经济提携”作为辩题。正方是赞成日本的立场，理由站不住脚，辩起来难免捉襟见肘，反方义正词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不仅容易以理服人，而且能以情动人。结果自然是反方获胜。在演讲和辩论中，学生可以得到很好的锻炼，比起单纯的读书来，更能提升学生的

转贴：中国的暴富者群体是怎样产生的？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点思考

作者：赵俊臣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的现象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另据统计，2005年中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８％，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贡献率高于其他产业，而是因为这些行业能获得巨额垄断经营利润。在失控的工资增长与减少过程中，大量的民营企业员工工资增速很慢，有的甚至于负增长，而国有垄断企业职工工资却一枝独秀，稳居高位。由此，人们有理由认定，中国的贫富差距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但是，据我

试论萨达姆雕像的倒掉

傅国涌

举世皆知萨达姆残暴无道，是个毫无人性的暴君、独裁者，在他的铁血统治下，伊拉克人不敢怒、不敢怨，任何小小的不满意见都将招来杀身之祸，刺刀、特务、告密……一句话，二十几年前，是暴力建造了萨达姆帝国的大厦，二十几年来，也是暴力支撑了萨达姆帝国的大厦。即使在经历了1991年海湾战争的打击之后，萨达姆不仅没有收敛，而且变本加厉地采取强有力的镇压手段，将任何稍有不同的宗教、种族、政治、文化声音扼杀在摇篮之中。十多年来，惨遭萨达姆杀戮的人不计其数，连他的女婿、兄弟如不顺从，也一样从肉体上消灭，毫不留情。萨达姆以100%的得票率当选，是因为敢于不投支持票的人成批地失踪了。萨达姆和他的家族胡作非为，一方面以军队、警察、法庭、监狱，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国家机器威慑全体伊拉克人， 动不动就杀无赦，人命如草芥，杀人不闻声，连一声微弱的呻吟都不会有；一方面任人唯亲，大量培植来自他故乡的亲信，把持要害部门，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一方面利用特务、线人严密监控全国人民，监视别人的自己也被监视着，最终造成人人自危，除了效忠萨达姆别无

新月如钩夜如磐

傅国涌

《新月》在1928年问世之初本是个文艺刊物，因为发表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批评时政文章，暖暖的一弯新月，在如磐的夜色中，看上去有了如钩般的锋利，幽幽地闪着青光。“新月”从此不仅是抒情诗中的新月，而且获得了思想史、言论史的意义。梁实秋晚年，在海峡的对面，遥望似水流年，写过一篇《忆新月》：

“《新月》杂志在文化思想以及争取民主自由方面也出了一点力。最初是胡适之先生写了一篇《知难，行亦不易》，一篇《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这两篇文章，我们现在看来，大致是平实的，至少在态度方面是‘善意的批评’，在文字方面也是温和的。可是那时候有一股凌厉的政风，不知什么人撰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只许信仰，不许批评。胡先生说：‘上帝都可以批评，为什么不可以批评一个人？’所以虽然他的许多朋友如丁彀音、熊克武、但懋辛都力劝他不可发表这些文章，并且进一步要当时作编辑的我来临时把稿迳行抽出，胡先生还是坚决要发表。发表之后，果然有了反响。我们感到切肤之痛的是《新月》被邮局扣留不得外寄，这一措施延长

“联省自治”曾是知识分子共识

傅国涌

    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浪潮中，许多不同派别的杂志，包括《民国》、《甲寅》、《中华》等不约而同地倡导起联邦思想来，戴季陶、章士钊、张东荪、丁佛言等纷纷发表文章，表达类似的观点。这些声音随着袁在1916年6月的猝死而暂时停息，这一波对联邦制的呼唤还只是小范围的。

    到了1920年后，“联省自治”论突然高涨，《时事新报》、《改造杂志》、《太平洋杂志》、《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联省自治”的紧迫性和可行性，许多名流包括蔡元培、章太炎、胡适等都站到了这一行列中。李剑农等人办的《太平洋杂志》尤其是排头兵，李本人一连写了三篇《论民国统一问题》的文章，倡导“联省自治”。北大教授丁燮林、王世杰、李四光等人还联名发表《分治与统一商榷书》，提出一整套有关“联省自治”的具体方案。当时新崛起的军阀吴佩孚是武力统一的信徒，胡适在《努力周报》发表反驳吴氏的文章：“吴氏的军事天才，是很可佩服的；但他的政治主张，我们可不能不认为幼稚。‘联省自治’这个名词虽然

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

傅国涌

    在北洋军阀你争我夺的乱世中国，地质学家丁文江有个观点——少数人的责任，他在燕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这个“少数人”是指那些因为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的原因，在社会上占有一定地位，成为一种势力的人，他们是社会的天然首领，国家的中流砥柱。他心目中少数优秀的分子，包括他本人，他的好友胡适，以及许多受过高深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知识，有智慧，有能力，改变社会是他们“少数人”的天然责任。在专业领域之外，他倡导少数人要在公共领域负责任，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他认为，无论世道多么的浑浊、多么的可恶，只要这些“少数人” 有知识也有能力，有道德而且愿意负责任，他们有不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就可以扭转风气，转换时代的精神。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时局变幻，政权更迭，外患日深，他的这个观点都没有改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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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的真精神到底是什么？

傅国涌

一、体育的目的  奥运的宗旨

奥运会是全人类的狂欢，整个地球村的节日，四年一度，全球瞩目。奥运会是所有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肤色、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们共同的盛典，它首先当然是一场体育的盛会，借助没有国界、种族、阶级之分的体育比赛，这个世界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对话方式，通过体育沟通、交流，彼此竞争、彼此友爱，在这里，赛场上的胜败其实已不是最重要的，奥运会的宗旨十分明确，比“更快、更高、更强”更重要的无疑是“没有任何歧视”，是“和平、友谊、进步”，这也是体育本身的目的所决定的。

如果我们追根溯源，体育的目的大体上无非有三个，一是个人性的，以健康为唯一诉求，体育只是锻炼身体的手段和方式；二是团体性的，在体育活动中可以得到合作的训练，包括群体性的庆祝、联欢和娱乐等；三是竞赛，由体育的个人性和团体性逐渐发展出相互之间的竞赛，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竞技体育。

“这与你无涉”

傅国涌

1932年12月，上海老牌的《申报》老板史量才起用 28岁的黎烈文改革 “自由谈”副刊。在一年多时间内，鲁迅一个人就在“自由谈”发表143篇含沙射影的杂文，结集的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此外，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陶行知等人也在上面发表了大量评论、杂文，“自由谈”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超过了国民党当局容忍的尺度。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向史量才施加压力，要他撤掉黎烈文。没想到他竟回应说：“《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章依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不撤换。”“感谢诸公惠临施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到1934年5月9日，黎烈文为了不连累史量才，主动提出辞职，主持“自由谈”1年6个月零9天。

《良友》是1926年在上海创办的一本综合性画报，没有政治倾向性。1933年，左翼女作家丁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之后，《良友》发表她的一篇小说《杨妈的日记》，主编马国亮还在后面写了个编者按，称这是她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