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我的少年血
——有关《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本多么杰出的对台湾民歌的描述的书，作者掌握了这么多第一手的资料，又有这么多人脉，他应该能够写得更好。王怡对此书的评论写得精彩，那是因为王怡借题发挥，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我总觉得，作者在思想性、或者抒情性上，任意一个方面，都可以做得更好。但现在呈现给我的，只是这么一本书，更多的是一种事件和关系的罗列，在对一些音乐和音乐人的解读上，甚至比不过一些电台的DJ。

但我还是多次被感动，在公共汽车上，我握着这本书，响晴的天，阳光照进10路车的车窗，我有流泪的冲动。好在我可以去下载那些歌曲，让我在键盘上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依然有胡德夫、有苏来、有齐秦、罗大佑、侯德建、童安格……于是我有很多遗憾，我似乎能在其中看见我的青春足迹，但这些足迹又隐没在无数的名词背后。我所有的感伤与低回的情绪，以及不能已于言的一些回忆，在这条10路车开过的路上，消失不见。在一个冬天，从晴朗到飘雪。

去年上半年，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回诸暨老家，下午在家门口拉着蹒跚学步的儿子散步，突然碰见了小野。我和小野都惊讶且欢喜，20年来头一次见，彼此的长相几乎没有变过，我心里有一种温暖的亲切感，但只是用拳头互相捶打肩膀，寒暄之后，就没有了话语，于是，一种难堪的沉默弥漫开来。20年，我们的生活轨迹没有一丝一毫的重合，我心里很难受，我知道我们已经很生份了。

20年，日子快的叫人恍惚，我们一群人，乡村中学初二的学生，总在夜晚的田野游荡，漫无目的，从镇子的边缘，像夜游神，逛到另一边，内心充斥着谁也说不清楚的一种骚动。朱七的裤兜里藏在一封情书，可是他从来没有寄出过，后来，他的那位梦中情人收到了另一位转学来的新同学的情书，要命的是这位女同学竟然动了心，朱七愤愤不平很多天。张士岚的父亲在外地做建筑小包头，已经有了原始积累，可惜在这个学期的后半段，被查出身患绝症，手术没多久便去世了，我还记得张士岚红肿的眼睛，在朱七家里，他努力不想让眼泪流下来，尤其是对着我们这些同学。朱海天，他跟随父亲从青海归来，后来，他跟我读的是同一所高中，在我哥哥的书房里，他振振有词的跟我说，他最喜欢的台湾歌曲作者是“佚名”。几年后，朱海天大学考到重庆，在嘉陵江游泳，溺水身亡。
我看着这

 我看《色戒》

等了一段时间，没等到完整版的《色戒》，也没去电影院，最终还是看了国内删节盗版版。画面效果、声音都不好，但是电影故事我算看懂了。
李安确实可以被叫做大师了。他用这个故事呈现了非常复杂的东西，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始终被李安强大的叙事性驱赶着，但我现在要用文字来表达我的所思所想，却觉得很难。
这个电影太复杂了，当然“美化汉奸”这个罪名安不到李安头上，与其说美化汉奸，还不如说李安这个电影里面有一种超越了阶级的普遍的人道主义情怀。

我仅就这个电影来说，不涉及具体人物原型。
我将这个电源看作纵横两条经纬，纵的便是王佳芝短暂的一生，从一个天真的少女，到最后死亡，这种悲剧命运，里面显示出来的便是个体在一个大时代的无可奈何。王佳芝是一个人性始终不曾泯灭的人。这里不考虑所谓的家国情仇，每一次，王佳芝都面临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香港演戏，与其说这里更多是王佳芝为了唤起民众的抗战爱国的情怀，不如说王佳芝只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她可能享受的只是她这个个体在这个过程中的愉悦。唯有她，始终是从个体出发的。当大学生将手握在一起要做一件大事的时候，王佳芝绝对不会是因为抗战这个大词才加入的。所以最后易先生在珠宝店，她说了两遍，走吧，这个时候，她也不曾考虑到易先生手上沾着多少鲜血，她只考虑到，一个活人，可能要死了。已经有一个人，她在香港时，就眼睁睁看着他死了的，当时她逃跑了，无法忍受血腥。于是很简单，于是她对易先生说，走吧。我甚至与张爱玲原著、以及龙应台的看法都不一样，并不认为王佳芝真的对易先生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就像心理学上所谓的囚徒效应。仅仅是，不愿意一个活人，就这么死于血腥。张爱玲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张爱玲便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
有人说张爱玲大节有亏，因为她喜欢汉奸。这么说王佳芝大节更亏，她保护了一个双手沾满国民鲜血的大汉奸。但这么说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在王佳芝那里，真正的大节是个人的直觉：一个人不能去杀人。若是和平时期，自然没问题，但在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王佳芝注定要成为那个悲剧人物。我能理解张爱玲到李安的一种意思，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下，一个小女子，能够做什么呢？她仅仅是一个小女子——这个思想，《倾城之恋》里面也有，《赤地之恋》与《秧歌》里面也有。我发现，在张爱玲那里，真正的普遍的人道主义，不是从宏大叙事

 重申一个公民社会的理想
——2008新年献辞

我像往常的每一天，盼望一个新的黎明的来到。每一个新的一天，也许都会让人再一次相信未来。斯佳丽说，无论如何，明天总是新的一天。今天是2007年的最后一晚，我在老家这间我生活并长大的屋子里，在午夜12点之前，在菜虫进入梦乡之后，打开我的电脑，写下我的盼望。
其实我的盼望不仅仅针对2008年而已。对我而言，2008不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年份，被认为“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将在北京召开，但我经常怀疑，纳税人的钱多大程度上用在了该用的地方，集一国之力，办一城的事情，某些政府很有经验；当然，我也企盼，奥运会能带给我们更多的为世界上多数国家信奉的价值观念的普及。我希望这不是奢望。
我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尚未实现的梦想，这些梦想一如既往的填满我的心胸，比如我希望菜虫在进学校之前，轻负担的愉快的教育能广泛的推行于各所小学；我希望在菜虫开始有记忆和足够的理解力的时候，带他去剧院看美好的童话剧；我还希望，能存点零花钱，有朝一日带菜虫去香港迪斯尼乐园玩，顺便去看看自由世界的出版情况。针对这最后一个希望，我还希望，虫妈明年能好好理财，战胜不可遏制的通货膨胀。虫妈重任在肩啊。
我很希望，但我不奢望2008会收获许多的意外之喜。这是我一生中又一个一年，这一年，也许和过去的2007年大同小异。

首先，还是让我宏大叙事一下。回首过去的2007年，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的进步显而易见。
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去看中国，这个角度里，依然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有底层民众的孤苦无依。黑砖窑，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一个词语，作为对后代解释我们曾生活的时代的名词。红钻帝国、太湖蓝藻，所谓的和谐时代，在其优美的赞歌之下，露出了黑色的幽灵。
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中国，这个荒诞的所在，这个荒诞的时段。贪官说，我贪污送女儿出国，也是为了祖国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心人已经在收集每一个年度的最佳妙语，我建议将来编成一本书，流传后世。这是时代的注脚，是后世的镜子。你可以感到羞耻，你可以为了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而啼笑皆非。
但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将发现，由于互联网，由于负责任的媒体的努力，我们的言论自由之路，正在获得筚路蓝缕的尺寸掘进。厦门散步已经能在大报纸大杂志公开讨论。并且，厦门人民以其理性、节制和智

 

转载《南华早报》反右运动50周年系列报道[翻译TM]

第一篇

今日: 为正义而战

―――幸存者不会沉默

吴薇跟踪报道：反右运动受害者的斗争――― 希望政府能在此事给一个合理的定论。

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中最小的现在已有七十几岁了，但是他们仍在要求平反以及官方的道歉。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减。今年春是这个中国最大肃清运动的五十周年，尽管政府一直禁止公众就此事进行讨论， 受害者们仍在努力工作，出版纪念文章，准备上诉要求得到赔偿，废除审查制度。

在这场由毛泽东于1957年发起的反右运动中，至少有55，000人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 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 学生， 甚至还有一些敢于直言的普通老百姓。

他们遭到迫害， 被迫劳动改造，受尽侮辱和折磨，人妻离子散。。。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此时文化大革命最终走到了尽头。后来虽然有95％的打击对象被恢复名誉，但是没有一人得到任何财产的赔偿或是官方道歉。

回首往事，许多当时的右派说他们从未想过要颠覆共产党，他们那时的信仰就是毛和共产党，相信政府能带领中国健康发展。然而这场运动却给他们贴上了“国家，人民， 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这样的标签，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他们希望党能正面历史， 不要再坚持说什么“反右运动是必须的，只是错误扩大化了”。

三月三日， 61位右派联合发表了一份致党中央， 全国人大，及国务院的公开信， 敦促当局正面自己犯下的错误，给予人们对此事的言论自由， 以及受害者经济及道义上的补偿。

接下来组织者们从全世界各地收集右派签名，至本月上旬，已有700人在请愿书上签名。

任重，原北京公安局干部，当时也被打为右派，现在一直忙于协调受害者们的赔偿战役。

他当时赞同著名的改革家章伯钧, 罗隆基等人提出的改革建议，因此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这位73岁的老人在北京郊区的院子里说： “我从未屈服， 也从未说过任何谎。 现在我要告诉这个世界，我们这些老受害者们需要社会和政府承认历史的真相，并要求得到真正的道歉―――为党和它的领导人毛泽东犯下的错误。”

但是，正如许多有着相同遭遇的人，任先生很清楚这条道路会是艰难崎岖的。

 “我不相信，在今年政府能自发进行道歉，或是全面的平反， 但是不管有没有希望， 我都会去尝试的。”

政府已经清楚表明了

 吾爱陈夫子，风流天下闻

陈夫子指的是陈丹青，用风流这个词语来形容，是我一家之言。
风流因为他率性，我看他文章，皆是我手写我心，心直口快，想到了便说。他炮轰研究生招生制度，引起海内外轰动，我认为其究竟，便在于陈丹青心直口快。他的所作所为，想必是在美国待久了，便染上了美国人的脾气，中国式的温良谦恭让不起作用了。你看他评价博士生要读英语，他说，“国中教育部认定学好外语有益文化交流，这种状况不是“讽刺”，而是“土”，是心理变态——我猜外语考试制定者可能有这么两种人：一类是自己外语不好，所以乡巴佬一样逼孩子……另一类是外语好，留过洋，外语之于他们，等于添一份政治权力，这是从前‘腐儒’与‘酷吏’那种知识专制型人格的基因遗传，极可怕。”你看，说得多么过瘾，多么快意，多么深刻啊。快意恩仇，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啊。
陈丹青就这样了，因为无法忍受，所以辞去清华的教职，这可是人家美术界老前辈担保的，用了很大的力，才给他安排的一个教职，他就拂袖而去，也不顾一点情面。这不是率性是什么？率性的人多是可爱的人，他不能够委屈自己的良心，即便他找不到任何一个具体的敌人。当时陈丹青辞去教职，刘擎有评论文章，说，陈丹青不玩了，我们还得玩下去。这也是一部分真理，我们体制内的，有不得已的苦衷。之所以是一部分，因为陈丹青此举，也是一部分真理，并且，可能是更大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听从良知的召唤呢？为什么不用更大的生活的勇气，来独立的承担自己的生活呢？这个逻辑非常有力，连岳就是这样来回答厦门日报不署名的那位记者的。当然，玩下去也不错，看你怎么玩。刘擎是明白人，他玩的也不错。

我喜欢读陈丹青的文章，有一个严重的个人癖好在里面，就是，他典雅。他率性，他还典雅，不粗俗。即便他骂粗口，也典雅。这是一种贵族精神。很少见了，这种贵族精神，除了在一些老头子身上还有，比如杨宪益等。陈丹青那一代人身上，很少见。经过上山下乡啊、文革啦、饥饿啦，身上残留的那点尊严早就涤荡殆尽，哪里去找？贵族精神不是伪贵族精神，求真务实，为了荣誉、公义等虚幻的词语，可以毫不在意的牺牲物质利益。我特意提出伪贵族这个词语，就因为现在有一些假装贵族的，但你仔细一看，他们腿肚子上泥巴还没洗干净；或者，一笑，就露出暴发户的嘴脸。还有一些是小资，似乎很有格调，但他们浮浅而缺乏担当。贵族精神是要有担当

历史的体温

傅国涌新著《民国年间那人这事》，是他在《南方都市报》专栏“民国故事”的结集。“故事”何解？非小说之虚构，解作过去的事情，正如“六国破亡之故事”之意。既是“故事”，必然有好看的人，好听的事。傅国涌就像一位熟知诸种掌故的长者，在夏天的夜晚，手摇蒲扇，娓娓而道，读者则不妨做一回聆听掌故的孩子，以手支颐，忘了归去。专栏文章结集成书，因为篇目多，篇幅短小，本来可能会失之于零散。而这本书中的吉光片羽，虽不成体系，却有着一以贯之的“道”——追寻逝去的传统。因此，可读，令人手不忍释，令人时而发出会心的微笑；可信，体现了傅国涌一贯的治史态度。读书的过程中，我多次想起了《世说新语》，颇有神似处。
历史不是冷冰冰的，不是教条，不是躺在博物馆中的发黄的文献。毫无疑问的是，过去的人们跟我们一样，也是有血有肉的，也有七情六欲，有着欢笑和歌哭。傅国涌追寻的，便是这种活生生的历史。他从小事着手，不避繁琐，用细微的片段与形象，呈现了民国年间的人物群像。书中涉及人物，包括社会各界：商界、政界、学界、新闻界。他们的言行举止，通过傅国涌的史笔，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正如傅国涌在序言中所说：历史是零散的，是每个白天或黑夜，太阳和月亮底下每个角落发生的片段；历史是完整的，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处于时间的河道之外，水流花谢，构成历史的每个瞬间……
对于我而言，其中最感兴趣的是关于商界的掌故。因为政界、学界、新闻界，诸如军阀张作霖、阎锡山，学者胡适、刘文典，报人王芸生、成舍我等人，他们的事迹流传多矣，于我并不陌生。那些军阀，并非纯粹的脸谱化的坏人，甚至也有可爱可敬之处。而那些知识者身上，则传承着最为可贵的知识分子传统，一息尚存，余韵不绝。
但是民国时代商界的奇才，很久以来，他们的身影被遮蔽了。那些曾经鼎鼎大名的人物，举手投足足以影响政界、影响时局的商界巨子，消失在了历史的烟尘中：虞洽卿、穆藕初、卢作孚、范旭东、陈光甫等等。不知道这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很少能见到流传他们的事迹。我自认读书并不少，但民国商界这些人和事，我读到还是十分惊讶，有些人甚至名字都是第一次听说，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叫人震动，叫人肃然起敬。
穆藕初创办棉纱厂，号称棉纱大王，但他办实业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而是为了实业救国。可以说当时多数企业家，都是怀抱着这样的追求。张謇是一个著名的代

 因为你不知道我的悲伤

下午跟孩子们一起看《高三》，我坐在教室的最后，听一个美好的女声唱朴树的《那些花儿》，一下子悲不能禁。这是我第三次看这个碟片，每一次都会悲从中来，身为这出悲剧与荒诞剧之中的一员，我无能为力。我的悲伤来自我深切的认识到这出悲剧的荒诞，而我必须置身其中，无法逃离。这是我的悲剧。我的悲伤还来自，这些天真未凿的孩子们，他们一个个必须通过这张布满钝刀的铣床，他们的痛苦，无处申告，还认为理所当然。这是孩子们的悲剧。
下午，我靠在墙上，听着美好的女声，眼睛湿润，装作在看窗外的雨滴。也许，更确切的，我是被碟片中他们的青春年华打动了。

前几天入梅，一直下雨。但是年轻的中学生，多么快乐啊。年轻，单纯的就会带来美好，就是美好，明媚，阳光，轻盈，飘洒……我们将用怎么样的词汇来形容这个年龄？青春无敌。这个你我曾经有过，而在不知不觉之中消逝的年龄。曾经沧海难为水呵。我的身份变化只是，从一个置身其中而不知的男孩，成了知道一切而继续置身其中无力改变的世故中年教师。

他们当然有他们的快乐。即便在深渊的底部，也没有人能彻底剥夺他们的快乐。问题是，他们本可以过得更快乐，更放松。世界很大，到处都可以放置自己的身体，你想伸开手，你便可以在任何地方伸开手，打开，让风吹过。你可以走得歪歪斜斜，你可以走得松松垮垮，你可以像陈丹青，在纽约的大街上竖蜻蜓。——你本来，可以自信到似乎根本不用自信这个东西。
但是从脸部到身体，他们被打上一个印记。你从任何角度看，都可以看到这个印记，于是你悟到，这是中国的中学生，他们美好而拘谨，他们有锐利的爪牙，但迈着柔软的步伐，生怕惊动了什么，似乎生活在丛林。他们的身体外侧，包裹着一张你看得见的透明的罩。

我的这班孩子，读高二，还有两个月就高三了。他们仍是满不在乎。班主任告诉我，有个同学说，除了语文课不睡觉，他都要睡觉。可能这就是区别，福建武平县，用王锦春的话讲，没有任何资源，只有华山一条路——考出去。绍兴的孩子，可能普遍的物质生活的水准，比武平高一些。如果，一个地区，不必再依靠高考，便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那该多好！然而，这不是真的，他们的满不在乎只是因为，他还没有认识到面前这张布满钝刀的铣床。

有一种力量，根本不希望你美好。它希望你成为平面的二

 在语言中栖止


西哲云：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对于我而言，语言意味着什么？
写作，一直以来，是蛊惑我心灵的词语。夜深人静，枯坐书房，窗外是黑暗幽深的苍穹，广阔的、无穷的宇宙，延伸到认知能力及不到之处。有孤独一人，凝望着浩渺与无穷，这时候，一种神秘主义，将我的全部占据。
写作就是这样的状态，缓慢、出神，然而，一切曾被遮蔽的物事，因为语言，得以一一敞亮。因而，语言是光，是日出，是千年暗室，一灯独明。她照亮内心的幽暗，也照亮我所置身其中的公共事务。
这样的写作，经常使我内心温暖。尽管写作必然要指向公共生活，但首先是我内心的需要。对我而言，没有写作的人生是可怕的和毫无意义的，因为毫无意义而可怕。在一次次的写作的尝试中，我确证到，我栖止于语言的家园之中。语言作为照亮的灯，也作为自照的镜，使我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和软弱、崇高与卑琐。在这个存在的家园中，我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
我追求这样的语言：
她是生活本身的，不脱离肉身而成为纯粹形而上的存在。那些对于生活之重有着深入体会，而又不丧失神性追求的语言，才经得起我们挑剔的目光。
她是朴素质木的，以简约为美，以直接为美。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照见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过份的词藻与华彩的雕饰，与其说有高人一头的精英品质，毋宁说这是空洞与虚弱的表征。
她是清峻硬朗的，清峻硬朗来自理性的力量。我不反对抒情，我反对滥情。当一种语言沦落到只有廉价感动而不能给人思想的撞击，她是可悲的。崭新的汉语，她要建立在思想、洞察与具体感受之上，我们通过理性，获得向上攀升的可能。
她还具有如下品质：真实、谦卑、平民化、口语化，用陌生和间离的手段，达到日常生活的去蔽，并通过自我言说，介入公共生活。
当我处在写作之中，我就处在这个追求的途路之中。路啊路，因为每一个意外发现而充满惊喜。

 黑暗的巨大在于你不知道它的巨大
——读崔卫平《机构与制度——三部有关中学的纪录片》

崔老师文中说的三部电影，我一部也没看过，但是不用看，只要读了崔老师的文章，就足够我们触目惊心了。正如崔老师在文章中说的，“不久前周浩、我与一群年轻学生一同观看此片，年轻人有因为片中内容笑得前仰后合的，事后周浩问她们：你们都是过来人，为什么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你们不笑？”
为什么我们这些自命为有点思想的教师平时不笑？我们都在学校中，都在“高三”之中，我们究竟选取了怎样的姿态，我们究竟做到了哪一步？这是一个严峻地逼问我们的问题。在短信中，崔老师说，这篇文章，她最希望一线教师看到。读完文章，我觉得我很了解崔老师的良苦用心，但是我却很绝望，崔老师这篇文章，摧毁了我先前建立的一些自信和自得，她从更深层次剖析了现行教育“体制”的危害，她把问题的核心直接放置到我们面前了。这下，我们逃不掉了。
我读崔老师文章很多，多数是指导性的，指引我思想往高处去，往亮处去，获得智慧的启示；或者也有有趣的，叫我想见一个学者的淘气与可爱。但是这次，我心情很不好，沉重，我觉得一定有必要形成一篇文章，把崔老师此文触动我的思考，表达出来。
其实统一高考，战争式的高考，那些决定者的谋略与制度的危害，我们也曾想到过，黄晓丹有一文，已记不得题目，讲得十分清楚。现在促我思考的是，我们自命为有点思想的教师，我和朋友们，这个天涯若比邻的思想共同体，究竟做到了哪一个层面呢。可能，我们做的根本没有意义，因为有更深层次的东西，有更为决定性的东西，我们无能为力。正如崔老师引用阿尔都塞的解释，“包含礼仪在内的纪律教育等都是“软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培养顺从人格、为现有社会提供劳动力再生产的起点”。学生被劫为人质，在制度裹挟之下，“很有可能，一度被高度控制的心理上的黑暗会将某种阴影拖延很长时间，一度被彻底压倒的经验会伴随终身——不是被他人压倒、就是去压倒别人。”我们这个制度，可能会培养出阴暗、残酷、扭曲的人性，而我们跟学生一样，也被劫为人质，实在可怕之极。这种可怕，在于这种东西，是潜在的，表面的文明教化，彬彬有礼，无法控制内心深处那种猛兽般的欲望和冲动。

王锦春老师为什么要求孩子们拿出半条命来博高考，有一个理由崔老师谈到了，便是它所使用的和诉诸的是“利益语言

 蔡从从第16个月进步报告——兼献给六一国际儿童节

蔡从从能够自由行走之后，他的智力发育就似乎有了加速度。这使我确信人类学家一个说法，直立行走，使得人类获得了更高的智能，从而最终从动物种群中独立出来。一个孩子的成长，便是一部人类进化史。
蔡从从每天都会发明一些新东西，你不知道这些想法、动作、表情，是怎样进入到他脑袋中的。晚上蔡从从睡着的时候，我瞧着他，就陷入神秘主义里面，因为那是一个奥秘，你完全不清楚，他的大脑里，在发生着怎样的微小变化，而这些变化，也许决定了很多我们无法预测的东西。所以你只好赞叹造物的神奇，会开始相信，宇宙洪荒、天地玄黄之中，一定有一个超越我们认知限度的存在，那是一个意志，或者，就是一个word。

于是蔡从从越来越向着一个古灵精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发展。
比如，五一长假后把他从老家接回来，他已经发明了捶胸顿足。当他的意愿被违背，或者他的某个强烈愿望得不到即刻满足，他就开始顿足大哭。前此，他只会哭，或者嘟囔，现在学会了顿足，就可以更强烈的表达不满意。——是可忍孰不可忍？已经是比较级了。
接着，一天下班，奶奶告诉我，蔡从从学会做鬼脸了。这也是他自己的发明。中午我没回家吃饭，据说，蔡从从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突然就朝奶奶挤眼睛，装作是个小细眼，把奶奶笑坏了。晚上我就问，从从啊，小细眼是怎么样的啊？他就朝我挤眼睛，眉头也皱起来，果然是“媚眼如丝”啊。这个发明很让我得意，觉得是可以向人家夸耀的。上周末咕咚、杨庆、周慧英一起吃饭，我就叫蔡从从表演，可惜没得到几位阿姨的猛烈开火式的铺天盖地的表扬，心里颇有几分失落。呵呵。
蔡从从热爱洗澡。每天傍晚，我回家，就跟从从说，蔡从从啊，我们洗澡啦，你去把浴盆拿出来。他马上步履蹒跚的往卫生间走，抓住塑料浴盆往外拽，不过这个体积比较大，蔡从从尾大不掉，一般我们是和他合作，一起抬出来的。
我认为，蔡从从走路，从背后看最好看。他就像一只丑小鸭，摇摇晃晃，多数时候还把两只手微曲着向前抬起，就像一个走钢丝的拿着平衡棍。
当然，蔡从从也发明坏事。比如，昨天中午，他就发明了用饭粒丢妈妈的娱乐。因为蔡从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跃跃欲试想自己用勺子吃饭，可是勺子到嘴边的时候，往往就变成了背面向上，饭粒全掉小餐桌。于是他费了很大力，还是吃不到饭，于是，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