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

　　今天贴上孙郁先生的文章《木心之旅》。孙郁先生是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前年就是他邀请我到那里讲演，结果弄出一篇《笑谈大先生》。他阅读木心先生后说出这么多见解，密集而精彩，我真高兴。在不同评论者那里，我学到许多。一年前，我在书市为《哥伦比亚的倒影》出版作了讲演，正式向国内读者推介木心。一年过去，木心先生的八本书终于出齐了，最近上市的三册，分别是《素履之往》（散论）、《我纷纷的情欲》（诗集）、《鱼丽之宴》（对话录），有兴趣的读者，应可在各大都市书店觅得。明年，木心先生可能出版的新书是：诗集《巴陇》、《诗经演》、《伪所罗门书》，散文集《云雀叫了一整天》。

　　昨日讲演，谢谢诸位捧场。我在人丛中看不出哪位是本人地摊的顾客，所以假定所有朋友都是地摊的围观者。我特意选择站立的方式讲演，因为地摊摊主通常都站着，直到散伙收摊。

木心之旅

孙郁

　　汉语的应用功能在今天与审美功能分离得越发厉害了。五十余年间，我们的文字书写与古风里的气象越来越远。文学的情况好像更糟，文字的内涵渐显稀薄，可反复阅读的文本不是很多。有几个人是抗拒流行语的写作的。钱钟书用文言著述，张中行以五四体为文，意在涵泳趣味，都不步时文后尘。其实细想都是看到其中之弊的。四年前遇到陈丹青兄，竭力推荐木心，说文章如何之好。原因也是抗拒流行体，有大的气象。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直到近日才得读几册木心作品集，像一番奇遇，自叹天底下还有这样的文字在，似乎是民国遗风的流动，带着大的悲欣直入人心。只有在读这类人的作品时，才感到我们的文字潜能，远未被调动起来，语言的新的革命，迟早要降临到读书界里，只是吾辈能否感到还是个疑问罢了。

　　木心的到来给我诸多的刺激，他在许多地方像钱钟书，东西方的诗韵在那里合一了。还有一点废名式的玄奥，鲁迅式的雄辩和梁遇春式的忧郁。看他的小说和随笔，以及诗歌，印象是久在幽谷里的鸟，忽地飞向高空，带着土地的记忆，却又远离着世人，以苍冷的声音叫出天地间的明暗。关于他的身世我知之甚少，只了解其四十年代入上海美专学画，后来屡受磨难，八十年代初

　　诸位：

　　应北京“今日美术馆”约请，本人周六（13号）下午两点半作讲演“美术馆面面观”。

　　应美术馆要求，在本人博客上发布消息，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来打发时间。

　　假如不好玩，立即可以转去美术馆内看展览，或在图书馆看画册。

　　地点：北京东城，百子湾路（国贸南端三环路东侧），“今日美术馆”西壁图书馆侧讲演厅。

　　翻检旧稿，忽然发现一篇访谈。说来是前年的事了——2005年年底，本人给南方报业的《名牌》杂志弄成年度人物之一，发来长串问题，我老实，一一答了，结果被用了一部分，今天检出来贴上，全是胡说八道，大家看看玩玩。里面提及的有些事情或意思，都过时了。

　　元月份我还会贴上应诺过的杂稿或图片。临了不称“关博”，就叫“停博”吧，好比饭局散了，留把椅子在，表示曾来过。拖延至今不停，也等于众人夜里闲聊天，老说走了走了，又坐了好一阵。从前江南人管坐着不走的客人，叫做“烂屁股”，我算博主，竟弄得象烂屁股。

　　总之，诸位有劝我别走的，有请我索性走掉的，都是美意和好意，我谢谢。

答《名牌》杂志问

　　一个人到了什么情况，会意识到“常识与记忆”？

　　陈：出国后，时时事事提醒我常识与记忆。例子太多，仅举数端：譬如82年到纽约，我才知道上海油画前辈有过陈抱一与关紫兰；文学圈有过张爱玲与沈从文；儒学界有钱穆与熊十力；史学界有过陈寅恪……那是一份很长的名单，20多年来总算陆续在国中出土见光，进入书面及影像媒体，今天不会有人太诧异了——在八十年代前，在我青年、少年和童年时代，太多人事不知道，也不许我们知道。
　　你问我“人到了什么情况会意识到常识与记忆”？说实话，我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是：四年前在东南大学做了《常识与记忆》的讲演后，一位可爱的研究生私下对我说：“你开始讲，我就想，又来了一位老夫子，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当下惭愧，好像做了错事。前年陈平原拉我去北大参加“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座谈会，又有学生发问：“为什么你认为记忆那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记得这些事？”
　　我记得这孩子一脸无辜、有点发急的表情，她显然真的想知道为什么，而且听不懂我的回答，我说：我们几十年的愚民教育太成功了，实在太成功了！

　　为什么在那个前清老兵丁身上看到了文化记忆？

　　陈：那位老兵丁的故事，说得还不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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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林和麦克卢汉给你哪些启发？

　　陈：每读一本好书，最低限度的启发是：我读书太少了。
　　麦克卢汉是加拿大人。美、加没有历史，没历史的国家自有没历史的好，他们于历史的那种想象力，古老国家好像不太有。我认识几位加拿大人，他们面对历史，心思非常干净。
　　今春读了《伯林传》，真好。给他写传的那位太体贴了。要是我们出现值得写传的人物，谁来写？哪里去找那么体贴的作者？
　　我注意到一件事，简直奢侈：伯林二战期间为英国政府做过长久的高级情报工作，直白地说，就是间谍，他的书面文件，直达丘吉尔，简直“国师”——西方好几位大文人均有类似经历，我记得的就有李维·斯特劳斯、海明威（据考证说是他自吹）。伯林在彼得堡私访阿赫马托娃的经验何其珍贵（两人聊到半夜，忽然丘吉尔的公子窗底下叫他，而他憋着一泡尿），相比当时铁幕这边对于西方的了解，就远不及。
　　西方知识分子可以非常地书斋，远离一切，也可以深度投入现实政治；可以终生与政权对立，保持批评，同时又实实在在服务政府，效忠国家——这在今天的中国文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没法子摆正知识分子与政治与国家的关系，却又被这种关系弄得扭曲不堪。中国文人的旧传统，要么出仕为臣，要么隐，隐，也还是为了出仕——或者索性为匪，做幕僚——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模式总是弄不妥贴，摆不周正。
　　李敖是个铁杆儿民族主义，一辈子不出国门，可他那套行事说话，偏偏是西方货。他来，大陆“自由知识分子”多半对他侧目，骂他作秀，骂他俗。须知伯林、斯特劳斯、萨特、约翰·伯林，到老了都把住个电视或广播，长期定期制作节目，哇拉哇拉对着整个西方叫喊。他们是第一流超级身价的知识分子啊，“俗”得很呢！

　　伊格纳季耶夫十年贴身伯林来写传记，当然非常难得。伯林战时在华盛顿的经历、从哲学转到思想史的变迁，着实令人感慨。尤其是伯林和安赫玛托娃的相遇，真是惊艳之笔。那么，你属于“刺猬型”还是“狐狸型”的知识分子？伯林以其资源、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