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一位网友在QQ聊天时发给我一句话:朋友满天下,知己有几人?我感觉很新鲜、很耐人寻味。
是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一生能有一个知己就已经足够了,说明了知己的确难求,甚至有不少人一生也没有一个知己,够遗憾的了。可如今在茫茫网海,真可谓“朋友遍天下”了,然而又有几个人遇到了真正的知己呢?
何谓朋友?网络上说:朋友是一种相遇、相知、相助、相思、相伴。眼下朋友很多,生意场、工作间、酒桌上、舞厅里、牌摊前、马路边……都能遇到朋友,都可以成为朋友。
朋友,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也在随之变化。有权有钱之人,朋友大多是不找自来。他们多是朝着你的权力和金钱而来,有了你这样的朋友,日后好有个照应,有个依靠。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或许和你处在同一个利益圈之中,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势。这类朋友多是“挥霍时光的伙伴”,今天请你喝酒,明天约你打牌,后天找你K歌……还有一种朋友,表面上亲哥密姐地叫着,背后却包藏祸心,常常在暗地里给你使绊,给你做套,让你时不时地上当受骗。
何谓知己?知己就是互相理解、互相认同,属于心有灵犀的那一种。一句话、一个眼色、一个动作,就能使对方心领神会。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似乎很多人都在寻找一位或几位异性成为自己的知己,并被冠以“红颜”、“蓝颜”之词。如果这类红颜、蓝颜知己真的能成为知己,应该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因为和异性之间的关系,向来很难把握好。其实所谓知己,我理解,应该是介于朋友与情人之间的纯洁而无性的。这种比朋友关系近一点,比情人关系远一点的限度,又有几个人能掌握得恰到好处呢?
我还觉得,作为知己,应该是相互默契、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相依一生的,那么,妻子、丈夫成为自己的知己有什么不可以呢?现在,“朋友遍天下,知己无几人”,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不要企望有什么“两肋插刀”的朋友,更不要奢望有什么真正的“知己”。因此,但愿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知己,都是自己的妻子或丈夫。
现在的文学老年,大都是当初的文学青年。上个世纪80年代初,人们刚从十年“文革”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文学成为了一代青年人的追求与向往。我们铁岭地区也很快就有一批文学青年崭露头角。后来,他们有的成了著名的专业作家,有的成了报纸副刊的著名编辑,有的成了政府官员。他们是我们那一代文学青年的佼佼者,也是我们那一代文学青年的骄傲。
当然,与这些卓有成效的文友们相比,绝大多数的文学青年还是默默无闻地在基层岗位上苦苦挣扎。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悄然发生了变化。有的为生计所迫,只得忍痛割爱,抛弃了这本不能养家糊口的文学爱好;有的混上了一官半职,感到了仕途的美妙,便不屑于再干这种不痛不痒的营生了。也有的看到了商品经济社会的巨大商机,下海经商,发誓等赚了大钱,再像托尔斯泰那样心无旁骛地写作。可他们一旦发了大财,成了款儿、腕儿,就全身心地浸入漫漫红尘,不仅远离了文学,还会对自己青年时期的“幼稚无知”嘲笑痛悔。
现在看来,在当年相约以文学为终生追求的青年人中,真正能坚持下来的连10%都达不到。当然,这也正常。因为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凭什么非要“一条道跑到黑”?因此,在如此急剧变化的时代,文学早已边缘化了。所以,能从青年时代一直到年老退休,依然对文学一往情深,甘当“文学老年”者,实属难能可贵。目前我省正在进行的,由《辽宁老年报》编辑部组织的“老同志自费出书评比活动”,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半年多来,已有一百多位“文学老年”积极参加了这项活动,已有100多本出自“文学老年”之手的各类书籍的书评见诸报端,引起了广大老年读者的极大关注和好评,对许多跃跃欲试的“文学老年”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自然,如今的文学老年们,早已不再做作家梦了。倒不是因为现在的作家太多太滥,而是对作家的桂冠看淡了许多,早已不再像文学青年时那样的羡慕、崇拜了,但却仍然喜欢当个业余作者。平时读书看报有感而发,动笔写些短文,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偶尔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老友们传阅点评,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许多喜庆色彩。眼下的文学老年们,偶尔也谈及长篇小说,觉得如今的长篇小说粗制滥造的多,内容低俗的多,且大都琐碎冗长,因此对长篇小说兴趣索然。大家最喜欢的还是散文、随笔、杂文及诗词等作品。尤其喜欢一些纪实性的文学传记,有些事件、人物,比较熟悉,甚至有亲身经历,读来亲切感人,令人浮想联翩。
和文学青年相比,文学老年对文学的爱好少了功利色彩,因此更纯粹、更虔诚、更理性。升官也罢、发财也罢、成名成家也罢,那都是青年人的事了。多半辈子的经历告诉文学老年们,能一生保持对文学的坚贞爱情真好!文学老年们的生活,因此有了文学这个共同爱好而如晚霞一样五彩斑斓,绚丽多姿。人活到这个份上,值了!
人到老年,“耳畔常闻故人去,眼前但见新人多。”六十岁,如同一个门槛,只要一跨进这个门槛,就开始了死亡,就到了靠回忆过生活的老年期。
哎,“人这一辈子”,这是老年人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简简单单五个字,说来容易,听来平常,可想起来却很深沉。有时,它能使人在软弱时变得勇敢。不是常常听老年人说:“我是要死的人了,我怕啥?”它能使人在骄傲时变得谦虚,在晚辈们赞扬老年人的功绩时,老人们不是常常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它也能使人在颓废时变得积极,老人们不是经常吟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最美不过夕阳红”吗?它还能使人在痛苦时变得喜悦,大街小巷的秧歌队,公园广场的合唱团,活跃着的不都是老年人快乐的身影吗?
“人这一辈子”,当你想到了这句话,一下子就会感觉到时间的紧迫,该做的事得赶紧做,该说的话得赶紧说。当然,该做的事,一定要量力而行。如我的一个同学,用了20年的时间,已经出版了200万字的书籍;现已年过花甲,却还要创作出400万字的书籍来。雄心壮志,令人钦佩,可也要考虑考虑身体是不是允许啊!至于该说的话得赶紧说,也应该适可而止。七老八十的人了,还去寻找年轻时的初恋,还要当面告诉她(他),“我爱你!”就不觉得难为情吗?
人这一辈子,一过了六十岁,生与死的界限竟是如此的模糊。今日过去了,便不会再来;这一辈子过去,便什么都消逝了。年轻人谈论死亡是诗意的,而对于一个六十岁的人来说,谈论死亡,则像谈论癌症、前列腺炎、阳痿一样现实。所以我们都有这个感觉,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衰老只是祖父祖母那一辈人的事情,怎么也难把死亡跟自己的生命联系到一起。可是眨眼工夫,死神就已经溜到了自己的身边。
人这一辈子,想不开时想想它,以求释然吧;精神颓废时想想它,以求感恩吧!因为无论怎样,你毕竟还是很幸运地拥有了这一辈子,不管时间长短,不管是富是贫,都要好好珍惜,好好活着,怎么也不能白来一遭啊!
李鸿章有句“名言”:“世界上最好做的事就是做官,一个人如果连官都不会做,那他还能做什么呢?”李鸿章之言未必可信,但也不是没有一点缘由。许多人都认为,在当代中国,在政府做官是风险最小的职业。在当今社会,做官的收益虽然未必最大,但确实是一种典型的低风险职业。只要你不去碰为数不多的几条“高压线”,无论是做好大喜功的腐败官,还是做无所作为的太平官,乌纱帽被摘的风险都微乎其微。
为了遏制日趋严重的官员腐败现象,党中央先后出台了《党内监督条例》和《党纪处分条例》,这无疑给做官增加了一定风险。近些年,各地给做官的加大风险的措施也陆续出台,如一些地方的“万人评议政府行政部门”、“民意罢免城管局长”、实行“民主弹劾制”,等等。上海市委、市委组织部还发出通知,规定领导人员“称职票”低于60%,可能要被撤职。长沙市某区推行的一项举措,更是在官员中引起了轰动。他们请电视台记者将辖区机关干部的陋习暗访拍成一部名为《问政》的专题片,作为反面教材在公务员中反复播放,以此警示全体机关干部。据说这部专题片播出后,让这个区的500多名副科级以上在职领导干部惊出一身冷汗,无不感叹做官难,尤其是做好官更难。
其实,让官员们感到“做官难”,这才是正常的官场生态环境。政府官员掌握权力,要对百姓负责,本来就应该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做人做事。但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和媒体的有关报道看,能有此谨慎心态的官员还是太少。腐败高官们的翻船落马,让人眼花缭乱。那一个个鲜活人物的故事和命运,总是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而在震惊之余还有些许的悲伤和无奈。因为,那些官员的不慎失足落水,不仅仅是他们个人和家庭的悲剧,也是我们国家、民族的不幸和悲哀。因此,政府官员一旦大权在握,就要秉公执法,对国家、对人民认真负责,就应该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寸步不离党的方针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等词汇来形容官场的职业风险真是太恰当不过了。
秦晋同志在开原的土地上牺牲,已经整整63个年头了!
1945年12月,时年24岁的共产党员秦晋,受党的委派,千里迢迢从山西来到开原,1946年1月任开原县第四区(嵩山堡)区长,接收敌伪政权,建立党的组织。可惜的是,秦晋同志任区长仅三个多月就被叛徒杀害了。据有关史料记载:1946年4月,开原嵩山区中队少数人,在叛徒,时任副区长的王吉福的策划下,倒转枪口打死区长秦晋同志和秘书朱筱飞(与秦晋同从山西来),还有去嵩山堡联系工作的尚阳堡区司务长孙宝峨同志也当场牺牲。
叛徒王吉福,开原庆云堡人,1945年在我辽北省保安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后,被派往开原县政府工作,后提为四区副区长,因受国民党新六军特务策反,串通宁振山等人,开枪打死了秦晋等同志,事后携械投靠了国民党。1949年解放后,王吉福改姓更名为朱振山,混入我本溪煤铁公司工作。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经群众检举揭发被捕,定叛变革命首要分子,于1951年6月27日被枪决。为秦晋等烈士报了仇。
秦晋同志至今已牺牲60多年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尚无任何史料介绍其生平事迹,也从未见过任何回忆文章。想想这位从山西来开原工作不到五个月就牺牲了的年仅25 岁的区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现存关于秦晋烈士的资料实在太少了!他究竟牺牲在哪一天?当时的场面如何?他牺牲后安葬在何处?他的出生地在哪儿?他的家境怎样?来开原前他在干什么?他长得什么模样?他结婚没有?他有没有后代?可惜60多年来一直无人知晓,也无人去收集这些资料。看来,关于秦晋烈士的这些疑问,可能将成为永远的不解之谜了!
由此我想到,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有多少革命烈士像秦晋同志一样,无声无息地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甚至还有许多烈士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毛主席教导我们:“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革命先烈秦晋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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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开原市旅游景点“象牙山”的名称有误,其本名应为“向阳山”。对此,我查阅了有关史料。其中,2004年出版的《铁岭旅游》一书,称“象牙山,旧称向阳山、嵩山、松山,风景旖旎,远近闻名,是开原八景之一。清咸丰年间,改向阳山为象牙山。” 为了验证上述史实,我查阅了清光绪34年(1908年)的《开原县志》,该志载:“象牙山距城120里,高有百余丈,山阴积雪,四时不化。”可见早在1908年史书上就不再叫“向阳山”,而称之为“象牙山”了。同时,我也查阅了民国六年(1917年)的《开原县志》,该志云:“嵩山,沙河南岸之山。嵩山为沙河发源之处分为南北二支,南即沙河,南岸为象牙山”。特别是1997年出版的《铁岭市志》对象牙山名称的由来阐述得更为明晰:“象牙山位于开原县松山乡和马家寨乡境内,距开原镇30公里,属长白山哈达岭余脉。因山形似象牙状,清咸丰年间改向阳山为象牙山。” 综上所述,我认为1995年出版的《开原县志》所记载的:“在松山堡乡英城子村南,有象牙山。其中有一陡崖峭壁为旧八景之一。称为‘嵩山象笏’,即在此处,象牙山最高峰海拔615。2米。”这些史料是有翔实可靠的依据的,因此,如果要追溯象牙山的历史,在清朝咸丰之前确实叫过向阳山,但此后就不再叫向阳山,而叫象牙山了。所以,新版的《开原县志》关于象牙山的记载并无不当。 (本文发表于2007年10月10日《铁岭广播电视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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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青年是诗,中年是小说,老年是散文。我赞成这个观点。年轻人踌躇满志、激情满怀,对未来充满着梦想和憧憬,正如同一首诗;中年人渐渐明了人世,为生存、为家庭奔波,生活不得不被琐碎的柴米油盐充斥,如小说般写实;老年人尝遍沧桑五味,历经艰难坎坷,终能谈笑淡定,如散文般闲逸。
我年轻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就是散文,没有诗歌那样动人心弦的语言,没有小说那样引人入胜的情节,平平淡淡、拖拖沓沓。可是50岁以后自己写的最多的却是散文,当然这也说明自己老得很快,至少是在心态上。现在退休了,再也不用前怕狼后怕虎了,可以说说真话了。因为散文就是属于真话的。过去在工作岗位上,有许多真话憋在肚子里说不出来,到了老年,“解放”了、随便了(当然是不能突破底线的),想说就赶紧说,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
日子过得飞快,特别是过了60以后,日子更是加速飞行。想想过去每年的大年三十夜,我们一家人都要与我的父母一起吃饭,共度除夕。可是8年前父母都走了,我和老伴现在就只能和儿女们吃年夜饭了。望着父母的遗像,不禁悲从心来,让人唏嘘不已。父母没有了,人生就缺失了许多,就会有不少的遗憾。记得一位哲人说过,父母是一道墙,父母这道墙倒了以后,挡在最外面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了,我们也就老了。对这话深有体会。
过去父母在时,每到双休日,我都要去看一看,陪父母吃顿饭,唠唠嗑。我现在退休了,天天都是休息日,可又没地方去了。偶尔看到父母过去的住处,心中只有无尽的失落和痛苦的回忆。而现在的我也只有写些散文来抒发情怀,一吐深藏在心中的喜怒哀乐。作为一个60多岁的人,我经常睡醒了,发现自己在梦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应该算是思念吧。“老来多忘事,唯不忘相思”。似乎这是写爱情的。其实,老年人在晚年对爱情多半都淡漠了,一直平平淡淡的心态,开始反复出现远去的岁月、难忘的往事、难舍的亲情……
多次在梦里我回到了辽西农村,自己出生的土平房,可是那里早已经拆得面目全非,再也看不到房前的小溪、窗前的桃树、屋后的菜园……我想见儿时一起玩耍的伙伴,想见我上学时的第一位老师……面对“物是人非”的情景,我又一次地领悟了“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的叹息。是啊,老年人的散文无法构思,写到哪里算到哪里,一旦辍笔,就是文章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