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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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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多么慈祥
文集讯息

1.诗集《鲜花之侧》尚有存书,免费赠送真正热爱诗歌的诗友。

2.文随笔集《苹果为心而甜》已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大32开本,近20万字。

3.文集《肆意妖娆》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大32开本,近283千字。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野草莓丛书”之一。

博文
分类: 诗歌·shige

以沉潜之心抒写人民心声
“砥砺五年——诗歌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

 

黄尚恩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总结五年来文学事业的发展成就,文艺报社近期举办“砥砺五年”系列研讨会。8月18日,该系列研讨会的第二场——“砥砺五年——诗歌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并讲话。近20位诗人、评论家与会,围绕五年来的诗歌生态、诗歌创作成绩以及诗歌批评、翻译出版等方面的情况进行探讨。研讨会由《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主持,《文艺报》副总编辑徐可与会。

诗歌创作:聚焦时代巨变,反映人民心声

       吉狄马加谈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五年来,我们的诗歌创作总体向好,可以用“繁荣”、“多元”、“和谐”、“共生”、“回暖”等关键词来概括当下诗歌的生态。在创作上,数百万诗歌创作者用自己手中的笔记录生活感悟、反映时代巨变、书写人民心声,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其中,不少诗人通过长诗、组诗的形式,高歌中国梦,传扬正能量,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突破,可称为时代之诗。这些宏大的、具有整体性的作品,跳出小情小调,反映了国家发展的主潮、时代和民族的精神气象,能够激励和带领人民去奋斗。在这个过程中,诗歌重建了与人民大众的紧密联系,通过纸质刊物、新兴媒体等平台,优秀诗歌走进人民大众之中,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基层写作者加入诗歌创作的队伍,为诗歌的繁荣发展提供新鲜力量。同时,诗歌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稳,通过国际诗歌节、诗歌互译等途径,中外诗歌交流更加深入,产生实效。展望未来,诗人应该沉下心来,写出更多反映时代之声、人民之声,具有民族意识、人类意识的优秀诗篇。
        传统诗词的发展同样令人欣喜。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谈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诗词的发展,无论是诗词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无论是诗词队伍发展还是组织建设、诗词活动的开展,都呈现新的活力,焕发新的光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从事诗词创作的人数已达200万之众,每年创作的诗词曲作品更是以千万计。在庞大的诗词创作大军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中青年诗人,他们逐渐成为当今诗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作品题材丰富,既有反映时代新变的,也有歌咏山川新貌的,既有抒发爱国情怀的,也有书写个人遭际的,在意境拓展、修辞技巧、语言表达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
        除了一批反映时代巨变的宏大之诗,还有很多诗人的作品聚焦于个体性的观察和感悟。诗人大解认为,从朦胧诗之后,很多诗人从宏大叙事和广场抒情中退出,进入对个人经验的叙述和对个体情感的抒发,诗歌创作更为深入地呈现生活细节。他们的诗歌作品往往带着鲜活的温度和质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汉语诗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生活有着全方位的介入。因为每个人以不同的视角介入现实生活,当下生活几乎不存在死角,诗人们集体完成了对人类生活的全景写照。也就是说,一群人共同参与了一个时代的见证和言说,成就了一部共同创作的当代史诗,每个诗人都是作者之一。

诗歌队伍:新力量不断加入,诗人无处不在

        诗歌创作的繁荣发展,得益于诗歌创作队伍的不断壮大。《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说,五年来,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国家正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诗歌的创作队伍和作品数量也与国家的发展同步,呈现出空前的壮大与繁荣。诗歌创作队伍的构成非常多元,从年龄构成上看,从百岁老人到10岁左右的小学生都在写诗;从行业构成上看,从大学教授到自由职业者,从离退休干部到农民群体,都有诗人的身影。正是由于诗人的无处不在,使得我国在各个领域的深化改革获得了及时客观的反映,使得当下的诗歌作品表现出多维的审美视角。可以说,诗歌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生活,我们的诗人一直处在国家走向富强的现场,我们的诗歌一直在反映着国家走向富强的进程。
        传统诗词的创作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诗人高昌谈到,过去传统诗词诗会的参加者大多白发如霜,队伍老化现象格外突出。但近些年来,这种现象已经大为改观,青年诗词写作者的数量迅速增加。现在,老诗人们继续奉献出一系列优秀的作品。众多青年写作者的诗词作品因为反映了新的现实生活、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借鉴了新的艺术手法,也得到了读者们的关注。在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为诗词创作提供了宏阔的思想空间和历史背景,活力四射的生活与青年诗人们的火热激情对撞,迸发出了灿烂的思想火花和艺术光芒。他们带着滚烫的生命意识、创新精神和探索激情完成精神的成长和蜕变,并以各不相同的个性姿态向着中国诗坛列队走来。
        校园与青年诗人的产生、成长密切相关。诗人蒋一谈说,诗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同理心,同理心的前提是同情心,它呼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现在很多学生在中学甚至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创作诗歌了,这既基于普遍的同理心,也得益于当下良好的诗歌创作氛围。评论家孙晓娅说,在当下的校园中,一方面,在驻校制度的激发下,很多成名诗人来到校园,与学生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另一方面,校园中也自发地出现诗歌的新苗,在良好的诗歌制度和活跃的诗歌氛围影响下,他们的写作慢慢地成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歌的批评人才大多是从校园走出去的,随着这些青年批评家的不断成长,诗歌创作和批评互相激发,形成了良好的诗歌发展态势。

诗歌生态:新媒介带来便捷,新机制催生佳作

        五年来,我们的诗歌生态越来越多元、和谐,大众也更为主动地接受诗歌。《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谈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进步,导致人们的精神需求日趋旺盛,为诗歌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加上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诗歌创作发表机制,释放了诗歌的内在活力,促进了诗歌的传播和扩散。在这些因素推动下,当代诗歌迅速发展,呈现出纷繁热闹的场景。具体表现在,新诗、传统诗词创作融合共存,在创作上相互激励;诗集和诗歌选本出版明显增多,而且不少诗集变成了畅销书;借助新媒体以及众多的诗歌电视节目,重新恢复了古代的“诗教”传统;诗歌对外交流日趋频繁,诗歌翻译不断推进,中国诗人获国际奖日趋增多。总之,诗歌的影响力和受关注程度日益增强。
        良好的诗歌生态,还体现在诗歌内部机制的逐步建立和规范上。评论家何言宏认为,我们的诗歌文化越来越丰富、有活力。中国作协、各地作协和其他机构越来越重视诗歌的发展,通过扶持创作、研讨作品、举办评奖等措施,促进了青年诗人的成长。诗人们都在探寻属于自己的诗学理想,写出了一些极具辨识度的作品。在学院批评、新媒体推介、评奖等机制的共同推动下,新诗经典化的机制在慢慢成熟。诗人欧阳江河说,近些年来,我们的诗歌创作视野越来越开放,面向世界读者讲述中国故事、书写中国经验,成为很多写作者的共同意识。各地驻校诗人制度的执行、诗歌翻译工程的推进、新媒介对新诗的传播等,都对当前的诗歌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下的诗歌创作越来越多元化,诗歌阅读和批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对一首诗作出好坏判断,而是要找出它背后的隐秘文化机制,从而理解诗人为何这么写、它为何能够产生这样的传播效果。
        在新的诗歌生态下,新媒体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视。评论家王士强说,新媒体的出现,使得诗歌的发表更加便捷、自由,诗歌公共空间呈现出扁平化、民主化的特征,这极大地重构了诗歌的整个生态系统。年轻诗人对网络新媒体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他们的语言修辞能力都比较强,想象力比较独特,他们写出的作品也能够快速地传播出去,并得到及时的反馈。诗人们在不断扩展诗歌的空间,诗歌的未来非常广阔。评论家何同彬认为,在新媒介的语境中,越来越多的诗人也意识到,必须沉下心来,真正沉潜于创作之中,这样才能写出更多的优秀诗作。

 

来源:2017年08月23日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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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影像·yingxiang
黑龙江省作协举办作协会员培训班

中国作协会员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黑龙江省培训班开班式


中国作协会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阎晶明宣讲,题目是《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


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著名作家、批评家李一鸣宣讲,题目是《以传世之心、作传世之文》


黑龙江省中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现场



       (记者杨宁舒)20日,省作协举办的中国作协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培训班开班。培训班以集中授课与分组讨论、自学与大会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来自全省各地的70余名中国作协会员参加此次培训研讨。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阎晶明和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李一鸣分别以《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以传世之心、作传世之文》为题,与会员们进行深入交流探讨。
       在小组讨论和大会交流中,会员们结合自己所从事行业特点和创作实际情况,从不同角度畅谈学习讲话的体会。大家认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黑龙江省作家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今后的文学道路上,一定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志存高远,摒弃浮华,默默坚守;要有高标准、高站位的文学坚持;要有正义、担当的文学操守,努力使作品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参加培训研讨班期间,会员们还开展实践观摩活动,对哈尔滨市呼兰区萧红故居和哈尔滨大剧院进行考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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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散文·sanwen
经营散文也要望闻问切
——与《肆意妖娆》有关的题外话

2017年6月22日

吕天琳




        中医瞧病,一般都要通过望闻问切来诊治,之后再进以药石除疾祛病,调养将息,最终达到治愈。散文创作虽不要求中医之功效,但要成就一篇完整的文本,似乎也可通过中医祛病的途径望闻问切来实现。下面结合我的散文集《肆意妖娆》谈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各位师友多批评。

望:适时完成对生活的体察

        文学创作的源泉是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在对生活深入观察、体验的过程中,创作者的认知能力、情感维度、价值取向等等迅速集结,初步完成对某一主题的提炼,有了这种对生活的真切体察,与主题相关的一些文学元素次第呈现,然后再把这些从生活中捕捉到的素材整理筛除,结构一篇散文(包括诗歌和小说)就会成为可能。
        在多次去呼伦贝尔草原的游历中,我就总有一种要写写它的冲动。有一次五一节过后,我走进呼伦贝尔,在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片河谷湿地的水泽里遇到一群大天鹅,正在融化的辉河周边尚存着大面积的残冰,成群的大天鹅翩然飘落,宛如天使降临人间。我们悄悄地向它们接近,为了不吓着它们,还能看清它们的姿容,留下它们的倩影,我端着照相机贪婪地拍着。那是我对呼伦贝尔的一种新认识,先前我的心里或者说印象里只有骏马和牛羊,成吉思汗迎娶孛尔帖,阳光下的勒勒车,毡房里的马奶酒……这次意外邂逅大天鹅,我以一个癞蛤蟆的心态凝望着那片银白的生物,不断调动着自己那点儿匮乏的文化经验,我想到很多,想起草原的今昔,再联想到眼前的草原生态,波澜瞬间在心底涌起,遂作《在呼伦贝尔约会天鹅》一文。这里我要说的是,这篇小文不是什么游记,也不是单纯的即景式表达,它确是我多次深入草原积淀起来的一点感悟和思考。可见,没有深刻的人文思考与观察,没有一种怀着探求的逡巡——“望”——你是无法透过表层看到生活的肌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望穿”的能力,你就无法准确地表达出你对现实的独特观照。

闻:接八方风雨润泽心灵

        再辽阔的天空都能尽收眼底,可再博大的视野也有看不到的地方,这就是眼睛的局限,或曰盲点。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耳朵和鼻子的“补充功能”来完善和丰富“望”的片面。在对社会生活的广泛了解和体验中,我们必须要有敏感而准确地接受外部世界的能力,把世界纳入到我们的思维想象和情感当中,大到关注人类总体的命运,小到个体灵魂中寂静的角落,借以升华我们的心灵层次,结构生命,浇筑块垒。《在音乐中流亡》、《苹果为心儿甜》、《水果物语》等篇什中,我都是侧重从倾听和感觉中来理解和接纳生活的,尽管都是直观上的或者说主观上的感受,里面都表达出了我对个人生活阅历、艺术倾向的诗性体察。苹果从实物进入意象后,悦目不如嗅觉来得更直接。“闻”是比看更致命的生理需要,果香的诱惑超越了它色泽明艳的外观。通过“闻”,中医了解到的患者信息直接抵达他的经验判断,这就比“望”更能察觉到来自客体的“风吹草动”。我们可以从此获得一种启发,那就是创作前或创作过程中,我们可以尽情接受八方风雨,也就可以捕捉到大千世界的缤纷和绚丽、苦难与不幸。

问:对话实际上是最好的人间状态

        问,主要的对象是人,也可以是人间万物。万物有灵,最高级的灵长动物就是人。和中医不同,作家通过“问”了解大千世界,其实也是在问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问,事实上是最恰切的人类生存状态,在一“问”中,我们从万千疑难中求得答案,从对事物的关切中表达爱和善意,在交流中消弭矛盾与世界达成和解……
        我写散文很多时候都是通过不露声色的垂问和追问拿到生活中的不同信息,比如我写《比心还深》、《诗人的自杀倾向》、《出卖荒凉》、《历史的温度》等文。我们的写作,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疑问,然后通过文字试图寻求答案。无论是“什么比心还深”、“诗人的自杀之谜”、“我们为什么要出卖荒凉”,还是“我们身边的历史地理境遇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等等,这些答案似有似无,飘忽不定,不清晰,不确定,它让我们困惑,使我们产生烦恼,让我们不断努力地探求生活的意义。或许文学的魅力正在于此。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它要求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探索。我的一个朋友不幸罹患肝癌,每天浸泡在痛苦之中,他不绝望的原因先是因为家人和医生极力瞒着他,他觉得不是绝症还有望治愈。时间长了总也不见好转,他才开始怀疑,让妻子打电话给医生,不得已告知了他实情。许是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这回面对绝望他反倒冷静下来,寻求积极保守的治疗。目前他的状态一如常人,注意饮食,适时运动,医生告诉他还能再活5年。活命是一种本能,接下来他没有为了保命而啥也不干,而是尽量忘记患病,热心公益,走湖骑车下象棋,社区爱心捐助他也参加。原来积极的人生是可以预见的,只要我们能够坦诚面对命运的挑战,人生的下一站是可以预期的。

切:把握好世界的寸关尺

        这是个有病的世界,这让我再次想到中医。作家用自己的方式关注着这个身在其中的有病的世界,他们把手静静地扣住世界的寸关尺,通过望、闻、问,已经初步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而切脉是更重要的一种诊断方式。当代中国,文脉与国脉共时跳动,尽管还存在一些毛病,总的趋势是好的。这是我们几代人的幸运。因此,在《奥运之美》中,我注意到一个东方大国庄严华美的正面,我觉得这就是主旋律,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励精图治展现在世人面前最生动的时刻。
        在《偷看一眼鲁迅》、《别说我不懂消费》、《醒来的美国梦》等作品中,我诚实表达了对鲁迅精神的深切景仰,对消费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美国梦”的全新认识。而这些都是我从对经典作家及其著作的阅读中获得的一种方法论。
        当前中国的散文创作存在一些问题,诸如,老旧的创作手法依然在运用,直面社会与现实的作品相对较少,少见精短美文,新锐写作名不副实以及重复性写作等等。而这些也都是我在今后的写作中应注意克服的。
       总之,严肃文学的写作需要的不仅是文化经验,更多的是作家要有深远的文化自觉,不管是写诗、写小说还是经营散文创作,望闻问切实在都是必要的,它是我们感知外部世界的实践方式,更是我们回到内心世界的重要途径。诗人阿多尼斯有句诗说得好:“我写作,是为了/让唯一能浇灌我内心的泉水继续流淌。”这个“唯一能浇灌我内心的泉水”,我理解就是当下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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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远、清冽、绮艳的灵魂哨声

——读吕天琳的散文 

张学昕

  


 “地域”赋予作家的意义是持久的,根深蒂固的,甚至是终身的。它决定了一个作家写作的精神基调和美学取向。在“东北”这片寒冷而沉厚的土地上,曾经飞扬出许多异常高远、清冽、绮艳的文学灵魂的哨声,它们以特别的韵律,唱响在中国文学的星空。无疑,特别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因之而来的独特地域风俗民情,赋予作家特别的灵感和激情,正如烟花春雨的江南和荒寒多沙的西北,这丰饶而寒冷的东北大地,将它惨烈而绮艳的风格赋予它的子民。于是,我们才得以看到那“萧红式”的惨烈的诗意在“生死场”中闪烁,也才有幸听到那科尔沁草原上的歌手所唱出的“北方是悲哀的”“端木式”的忧愁。同样,当我阅读吕天琳的这部散文集的时候,我也看到了那辽远的寒冷的土地所特有的诗意与深沉,这种沉郁的抒情美学,几乎遍布于他所有的文字中。

吕天琳的这部散文集,按照所涉的主题与表达方式分成四卷,各卷当中都有十分出色的篇目,将其所思所感与追忆表达到令人赞叹的高度与深度,同时也隐露出一个诗人对现实清醒的思考精神,对真与善强烈的感知和追慕,对逝去的时间与亲人的深情怀恋,对艺术之美的沉醉与忘情。我感觉,吕天琳对童年的追忆部分写得最好,最率真,最倾情。在《消逝着的流年》中,他写姥爷的种大烟,扎大烟,以及“我”怎样去给姥爷买大烟的情景,传神而温暖,他的叙述,完全超越了人们通常对罂粟这种“恶之花”的表层理解,而是竭力凸显人性的深邃与美好。

《消逝着的流年》对“姥爷”种大烟、扎大烟的追忆,充满着无限的诗意与怅然,那是“萧红式”的对“北方”的令人神往而心醉神迷的表达。于是,我们看到了吕天琳笔下的“北方”,那是同《呼兰河传》里外祖父的“花园”一样的奇特——“大烟花儿上的露水正是晶莹明媚”,“麻雀在大榆树的梦境里啁啾”,“柿子已经上架了”,“黄瓜尚在热烈地开着花”——这“明媚”而“哀伤”的调子,有着催人泪下的悲悯,蕴藉着特殊的北方大地放达的况味。显然,这表达纯粹是属于北方的,吕天琳与那些长年浸染于绿树花海的南方作家不同,那种烟花春雨的“美艳之至”属于另一种美学风格。而这些对北方的自然景观有着奇特的表达的作家,他们都有极其罕见的艺术直觉,能够准确地捕捉到北方的诗意本质,“寒冷”与“明媚”同时透着“感伤”的烟云和雾霭,在他们洁净而高远的文字缝隙间轻扬、弥漫。

同属于这种追忆风格的,还有《后花园记》。《后花园记》表现的是“生”与“死”的永恒主题。这里的“后花园”,不是真正的“花园”,而是“墓园”——一个连接“生”与“死”的象征性的存在。它静静地躺在城市的近郊,是“城市”最终的“归宿”。所以,它也是人类在浮躁的生命之中,最能得到宁静的“精神花园”,灵魂的安栖之所。当作者因为父亲的去世而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了这座“生”与“死”的“花园”——无疑,这里也埋藏着最静谧而深沉的生命哲学。

回望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尤其探寻散文的境界,可以深刻地体味到鲁迅给我们开辟出的两个走向:一个是《野草》那样离开“日常”,在哲思中进行灵魂勾勒,精神取舍,因之而生的“诗意”,这是绮艳而极端“陌生化”的文本;一个是《朝花夕拾》那样深入“日常”,散发着浓郁情怀和体温的表达,因之而生的“诗意”温暖而沁人心脾。《苹果为心而甜》便属于后一个走向,它在对童年刻骨铭心的记忆的重现之中,流淌出温暖而感伤的诗意。仿佛鲁迅的《社戏》——“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我”也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平生第一次吃到“苹果”的除夕夜似的“苹果”,“苹果”永远地失去了童年的“除夕之夜”才有的味道,因为,那是属于时间的“苹果”,它青春小鸟一样一去而不回了——

“亲爱的苹果。我真不知道现在吃苹果怎么就没有先前那种特有的味道了,难道苹果也有时间概念吗?这些也许就是我每次吃苹果时连籽儿也吃下去的缘故吧。因为我总想把那份遥远的甜蜜永久珍藏并种植在心田里,培植起一棵枝繁叶茂的苹果树……”

在追忆、怀旧的诗意之外,吕天琳对日常之中发生在身边的无数事件,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洞悉与思索,他从容、深入地将这些思考,以深刻的批判与反思精神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便成就了他这部散文集第二卷中的大部分篇目。《别说我不懂消费》《世界杯的看客》《强盗波尔卡》《甲流之恶》《泛滥的广场》等,都带有鲁迅式的警醒,对人们“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日常状态给予深刻的解剖,显然,这种批判的眼光需要深刻的洞察力,缺乏反思精神的作家,是无法做到的。其中,《诗人的自杀倾向》对文学界的观察与分析尤为深刻,也对国民的从众心理做出了独特的反思。

显然,吕天琳对社会事件与日常的审视,延续着鲁迅的精神命题,他不喜欢退却的人生,也不喜欢过于悲壮的牺牲,鲁迅是讲究战略的,一定是要保存体力与生命,与他的对立面斗争下去,更不会轻易选择死亡,让自己的对手高兴,而要理直气壮的生存,即使不能复仇,也要让恶的势力不能畅快。在对人物命运形而上的凝视中,吕天琳承续了前辈作家最宝贵的精神、意志品质的衣钵。

《伐掉那棵圣诞树》,则对当下国人的庸俗与从众心理,缺乏真正的内心信仰,以及过于庸俗的商业化品格,表现了厌恶的情绪。看得出,吕天琳向往高贵的、独立的民族性格的形成,他的愿望,也是当年鲁迅对我们健康的民族性的深切期许。也许,正是在这些看似平常,毫无特别之处的日常生活中,吕天琳发现了我们的民众在当下的种种问题和精神困扰,感知到这种精神、灵魂荒原地带的令人恐惧。伴随着对这些司空见惯的问题的深入探察,我们看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灵魂的真相。毫不夸张地讲,吕天琳的这些表达,在当下,对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建设以及高尚和美好,是不可或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为一个作家的担当和使命。于是,吕天琳深情地发出了自己内心和灵魂的哨声。


张学昕,1963年12月12日出生于黑龙江。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吉林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现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连理工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副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曾在《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文学评论文章170余篇。曾多次获得“当代作家评论奖”“辽宁文学奖.文学评论奖”等奖项。2008年获首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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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13 21:21)
分类: 人言·renyan
时代的个人经验和个人的时代经验
 
 
    桫椤,河北唐县人,1972年生。长期关注当代青年创作和新媒体文学,在《光明日报》《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中华文化论坛》《网络文学评论》《诗探索》等媒体发表评论文章多篇,著有文学评论集《阅读的隐喻》。现为河北作协特约研究员、山东师范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现居保定,中国作协会员。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在民《天涯》、《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山花》、《诗刊》等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批评等近百万字。曾获全国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数十项。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长篇文本《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丝绸之路》、《匈奴帝国》,散文集《沙漠之书》、《沙漠里的细水微光》、《生死故乡》《历史的乡愁》《南太行民间叙事》《乡关日暮》,以及诗集《命中》等。现居成都。中国作协会员。


    桫椤看过你的作品创作年表,我想你的创作有一种为同代人正名的意味,起码在当下的散文界是这样。虽然关于作家的代际问题时有争议,但“代”的实质是人和历史及时间的关系,而人又是历史的产物,所以这个问题提出的前提是站得住的。丹尼尔•贝尔说“一代人为之艰辛奋斗的事情在另一代人那里往往被看得平淡无奇”,池田大作在与汤因比对话时也认为,代与代之间的隔阂已经是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在数量之外,你的作品显现出对历史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你怎样看待你的创作与我们这个成长代际之间的关系?

    杨献平:尽管写作多年,照实说,其实我不擅长于文章的结构,就像个人性格。其实,这也反应了我的一个问题,即人是七十年代生的,但心态和做事方式却更像80、90后。一代人和另一代人,虽然在时间和文学的河道中沧海一粟,五十年一百年都是眨眼之间的事情,但生活的环境,特别是人文环境的变迁,使得人代和代之间,有了许多难以衔接的“沟槽”甚至涧谷。人和万般事物,都必定是时间的祭品和残渣。文学中所谓的历史感能够使得作品具备一定的时间深度与时间广度,使得作品显得厚重并有纵深,但当你写下,一切就已经是历史了。相对于小说,白话散文从它落地那天起,其地位和影响力就处在了“庶出”与“第三子”的尴尬地位。在我看来,散文乃至其他文体,其实都是写作者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对世界和人的方法论与观察笔记。对于这个世界,特别是人,人群,人类,再伟大、杰出的作家艺术家也难以一网打尽,人性之丰富繁杂,人心之纷纭熙攘,其离奇、诡秘、丰饶和多维,显然不是一代或几代人可以完成的。文学本就是不完美的事业,也是接力的一项无止尽的“建筑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写作者不论从事哪种文体的写作,其实都是在为这个世界增添观察、解读、排解、镌刻、溃散、失落、创造、新生等诸多的切入和分解其“内核”的方式。
    还有一个现象或心态,我既能接受并且认同莫言、陈忠实、张承志、韩少功、刘醒龙、王安忆、刘震云、阎连科、贾平凹、张炜、阿来、杨显惠、刘庆邦等这一代作家的作品,也喜欢90后的一些人的作品,但对王蒙那一代人的作品,以及少数80后的作品,却有些隔膜。从很大的程度上说,50后的那批作家依旧是当代文学的中坚甚至“巨擘”,他们所坚持和创造的“文学景观”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作为7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那种“文学道统”和书写方式应当说是我们以为的“理想中的文学模板与参照。”而90后的写作,适才与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模式”有了真正的巨大的“隔阂”,但我看重他们的新思维、理念,特别是观察和表达的方式,书写的自由度与异质性,实在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鲜的感受,甚至启发和警示。当然,一直处在文学的“风口浪尖”的80后作家,除了韩寒、郭敬明之外,我也都很佩服和接受他们的作品。时至今天,我们的当代文学已经呈现出了几个完全不同的“壮美景观”。而70后在其中的角色,其实很尴尬,除了少数几位跃然于文坛之外,更多的还没完全“长成”就被汹涌的“后浪”基本上拍死在沙滩上。
    尽管如此,谁也不可否认,文学写作永远是一种承继的过程。“代际”在这里才是无效的。推陈出新,别样的探索与创造,才是永恒的。

    桫椤七○后的尴尬也折射出时代与作家的关系之重要,它决定了我们之为我们而不是别人。但七○后似乎成了在文学中“终结历史”的人,因为在此后,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着眼于当下生活的、“去历史化”的对日常性的书写,以及旁若无人地对“私我”的书写大行其道,文学的载荷变得越来越轻。生活也是如此,比如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在大地上的行走当作增益自身的方法,但是现代人的旅行完全是消遣性的,止于直观的审美感受而不再将这一过程或者所见的地域文化与自身发生关联。你的散文基本上落脚在两个地点:巴丹吉林和南太行。在时间之外,你觉得地域和创作是什么关系?

    杨献平:文学是一条滔滔长河,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关系,虽然不会像是父子,但其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生命的困厄,生活的状态和方向,精神的愉悦和痛苦等方面的呈现和发掘,进而以典型的群体和个体,深入探究人心人性,给生命以鼓舞、理解、悲悯、同情和祝福。正如纳博科夫《文学讲稿》所说:“文学不是表达人的生存,而是发现生存的诸多可能性。”他还说,一个优秀的作家,他必须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个教育家,一个具有诗性思考的哲学家和魔法师,而其中的魔法师至为重要。文学创作,大抵是以典型化的方式使得某个人“艺术”起来,从而使得我们笔下的人物获得另一种生命,并且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认同。
    作为具体的一个写作者,而且还是70后的,我不觉得文学的“历史感”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终结,反而坚定以为,70后在整个当代文学序列中,有着衔接上下的重要作用。这一点不论是70后小说家、诗人还是散文家,“历史感”都非常强烈。但有一个问题,即,对我们出生之前和幼儿期的某些家国历史,我们还是极其模糊的,而我们亲历的“当下史”,特别是剧变的三十年,则有着80、90后出生者所无法比拟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关于这一点,很多的70后作家在其作品中都有较为全面、客观的表现,包括诸多的诗人和散文家在内,都体现出了具有历史纵深感与当下意义的文学建构的气质与气象。
    但现在是一个极端的物质年代,一切都是沦落的,一切也都是无序的。我们的社会乃至精神状态进入到了一个激烈但又看起来一切如故、习以为常的非凡年代。有理由相信,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文学必定会有大的、更优秀的作品出现。而创造者,有可能就在诸多的70后之间。尽管物质统治了一切,但文学仍旧会是人类精神的“塔尖运动”与灵魂中最丰饶与亲和的“光束”。
    小众化是文学本身的宿命,也是一个周期性的表现。正如作家诗人大多数已经从宏大叙事向自我与“小众”靠拢并乐此不疲一样,这也是一个文学的周期。相对于70后,80和90后还处在“青春的激情状态”,他们在慢慢成熟,或者已经表现出成熟的气质。私人化写作尽管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潮流,但就国内的文学写作而言,造成私人化写作盛行的局面,我以为,不是作家诗人们主动放弃史诗般的文学表达,而是环境迫使作家诗人必须如此去做。这也非常有意味。
    再一个是地域性写作问题。任何人都是地域的产物。地域和作家创作和及其作品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并相互构建与不断丰满的过程。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地域绝对是很好的依托,甚至是一个“天然的平台”和“用来向远方的营地”。一个作家长期生活在某一个地域,必然是极其熟悉的,掌控起来比较顺当,如此写也没有什么问题。地域性写作绝对不是携带一些地理风貌、风俗人情就可以的,那只是皮毛。从前,我也如此作如是观,把某些地域性的东西表现出来,就是很好的文章。后来才幡然醒悟,打通地域限制的方法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将自己文学的笔触、思想和精神专注到“人”这个本体上来。唯有人,才是文学的通行证,才能获得艺术上的创造和认可,并且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桫椤纳博科夫的话重点在“可能性”这个变量而不是“生存”这个常量上,所以文学让“某个人‘艺术’起来”的方式就是鲜活的和创造性的。像你的《沙漠之书》和《生死故乡》这样的书和作品,在“沙漠叙事”和关于南太行的“乡土叙事”中,你打通了历史时间和自然地域与个体生命之间的界限,是对人的哲学性质一种原汁原味的形象化,这恐怕也是你的写作被以“原生态”命名的原因,意即你的写作观照本真状态之下的自然伦理和生命伦理。在这个格局下,你书写的人和物——以及人与物的关系,是自然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存在,就像很多事物之间可以形成无数的排列组合那样,你的散文内在的气韵不止于你写到的东西,它们常常带有言之不尽的意味。

    杨献平:对于《沙漠之书》《沙漠里的细水微光》《在沙漠》这类的书籍和其中的作品,我觉得施战军先生的话很准确,那就是边地文学地理书写。我以前所在的沙漠叫巴丹吉林,作为一个长期在风暴之中生存并且冥想、苦难与欣悦、困厄与向往的人,沙漠教给我的,或者一片地域,甚至整个西北在我身上和精神内里镌刻与涂抹的东西,一是大气苍凉,二是悲天悯人,三是孤独与绝望,四是柔软与刚韧。其实,这个世上,尤其文学创作上,我们每个人都孤立无援。孤独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宿命。在沙漠的那些日子,我知道自己唯有书写,哪怕是无人应和的,对自己来说,也都很有价值,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个人的一种孤傲的声名姿态及其由此漫漶开来的种种带有“体温”的生命气息。
    再回到地域这个问题上来,可以说,是巴丹吉林沙漠乃至整个西北的苍凉雄浑,使得我的书写得到了一些人的关注。尽管,在很长时间内,我的写作和作品是无人问津的。确切说,当周边甚至后起的同道名满天下之时,我还是一个独在异域的人,无人喝彩,也无人声援。直到后来,才有了几位师长给予了我诸多的扶持与肯定。当然,我一直觉得,文学创作就是孤军作战,就是一个人与世界,与众生,与绝望的搏斗和战争。当然,每一个写作者其最终都是失败的,失败是写作者的最初和最终的“枷锁”,永不可挣脱。
    评论家杨光祖有句话很对:“杨献平是野生的。”这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当年在沙漠的生存、生活状态及表现出来的那种天高地远的精神状态,另一个,则是我作文写诗,完全没有套路和章法,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倒罢了,我写东西,一向不自觉地与潮流、风气拧着干,绝对不从。至于我在2007年提出的“原生态散文”主张,充其量只是一个不成熟甚至有些偏执的口号而已。其实,文学始终是典型化和艺术化的,不可能散漫直陈,现场描摹和照搬事实。虚构是文学的伟大传统与不二法门。
    对于我个人来说,故乡是噩梦,也是暖床。一个人孤身于外,对生身之地的回想,是一种天性。我的家乡在南太行山村,封闭、落后,充满农耕色彩与古旧卑微的民间气息。起初,我很不喜欢我的故乡和乡亲们,甚至亲戚,总觉得他们促狭、无知,守旧而且刻毒,再加上家人在乡村的种种生存的逼仄,尊严的陷落,乃至公权者的不公,使得我对故乡充满了仇视与不屑。很长时间我一直以为,天底下就是我们南太行乡村人群最坏,坏得不可饶恕,以至于写文时候,总是带有一种愤恨与鄙夷。忽然有一天我明白,人原本就是如此,不分地域,不分种族。相互倾轧和伤害是动物本能的强大沿袭。慢慢地,我发现了自己的罪过,即,指责故乡的人显然也是促狭和不道的,人是一个复杂而幽秘的动物,也是文明与文化的产物,无论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怎么做,必然都会有他们自己的逻辑和理由。
    《生死故乡》其实是一个“不守规矩”和“原则”的产物,一方面回到了客观观物察人的正常状态和平常心,另一方面,采取了细节呈现和讲故事的策略。我觉得,自鲁迅以来的现代乡土叙事传统是一个伟大的开创,使得后来者有机会,有“道统”和有秉持地,轻而易举并且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传统的乡土世界当中。我觉得,人是最重要的,是文学之根本,任何体裁都是如此。因此,我第一次将目光和心力对准了我熟悉的南太行—北方乡土人群身上,以他们自己的人生际遇和生命生活状态,进而反映当下剧变时期的乡土世界,从而将诸多卑微之人从尘埃之中一一打捞出来,让他们说话和表达。当然,这个路子或许缺乏主题性,特别是在习惯于“主题论”的当下文学环境之中,《生死故乡》乃至后续将要出版的《南太行民间叙事》《作为故乡的南太行》《南太行乡村故事集》《乡关日暮》等作品,显得特别孤单与另类。每个人都是历史、自然和文化的载体和具体“反映面”,写人,并且努力让笔下人物自己开口说话,应当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尽管我做得不够好,但努力总是必要的。

    桫椤把你关于故乡的写作说成是“乡土叙事”或许不大准确,但也并非全无道理,算作是一种“新乡土”吧。孟繁华说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构成了对应关系,我们幼年的时候还可以见到真正意义的北中国的乡村。但如今你文章中关于乡土中国的想象已然不复从前,比如《生死故乡》里的那些人在当下现实冲击中形成的新的伦理关系,那些民间传统道德文化的衰亡和嬗变,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恰恰成为中国巨变的客观观察者,我们身上有历史但没有成为历史的奴隶,有当下但并没有随波逐流,你不觉得你的散文正是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和这个时代的命运的书写吗?

    杨献平:你这个设问显然是很高的。作为一个普通的写作者,我无力也无意承担任何宏大与广阔意义上的东西。写作是个体的,一个作家的作品影响力也微乎其微,特别是在当下这一种环境和气氛下。“新乡土”这个提法是靠谱的,但我们还是走在鲁迅开创的现代乡土叙事基础上,尽管有许多此类的作品,但谁也没有逃脱鲁迅已有的“框框”。有时候也觉得沮丧,文学是创造的事业,可我的创造力竟然如此匮乏与不堪。
    在当下或者今后的一段时期,乡村特别是北方的乡村世界将面临更深刻的变化,可能是一种半城市半农村的状态,也可能是一种扭曲的、渐进的乡土世界向城市文明的艰难的转变与递进的混乱、无序景观。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书写乡村这一阵痛的痛苦与新变,当是出身乡村的作家诗人的自觉担当。我敢肯定地说,自此之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世界将成真正的“历史”,新型的乡土世界融合形成之后,将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就此而言,当下的乡土书写文学的价值倒在其次,“标本”和“史志”意义将占更大的比重。
    命运是每一个人的,各个不同,但人类的命运则是大同的。我们的作家和诗人,首要的方向是给人以生命的温暖、精神的关照乃至灵魂上的安慰。作为一个平民写作者,我无力于庙堂江湖,但可以为与我同样微小的人们写一些东西,哪怕只是记录他们的现世行状,也足可安慰。文学从帝王将相转移到平民百姓,我觉得是真正的普世价值体现。认真对待每一个生命,每一种生活样式和生命抉择、精神诉求与灵魂“镜观”,并且以真诚与同情,理解与悲悯之心为他们“树碑立传”,当是一种令人心安与有意义的“劳动”。

    桫椤你提到作家和诗人首要的方向是给人以生命的温暖、精神的关照乃至灵魂上的安慰,在你的文章里就能特别容易读到一个词:灵魂。《沙漠里的细水微光》里有你一个自序,读这个序言的时候我就在想,无论是沙漠里的自然世界,或者喧嚣的尘世生活,在你看来都具有镜子的作用,鉴照出的是人的灵魂。所谓灵魂,一定是对命运的、对现实的反叛,不认命的人才有灵魂。何平在谈《生死故乡》的时候说你警惕“述异”而重视“述常”,我觉得正是“灵魂”这个东西,让你笔下的“述常”又有了区别于他者的“异常”,“篇篇见魂”使你的作品成为自我的灵魂传记。你怎么看?

    杨献平:托尔斯泰说:“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着只有他自己理解的东西。”在我看来,灵魂是我们在尘俗之中的另一种形而上的要求,其中有自律也有放纵,有愉悦更有痛楚。现实是一个强大的收集器,最终经由肉身进入到灵魂当中。对个人来说,我多数是痛苦的,也是孤独与绝望的。这种情绪一直缠绕着我,就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物质的态度。好在,文学写作是一个出口,借此,我们可以反观自照,可以在诸多的个人内心之间发觉出一些神秘或是普遍的精神纹理与内心幽微。
    何平先生的评论切中要害,他说到的“述常”和“述异”,我觉得我始终处在“述常”的漩涡当中,因为,“述异”对我来说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在沙漠的那些年,人就那么些个,而自然环境,包括其人文景观及其纵深则是庞大、辽阔的,我只能于此背景之下去写自己和自己的内心纹路,去表达和呈现周边少而雷同的人和人群。但到成都之后,我感觉一切都变了,人太丰富驳杂,即使在街上走半个小时,都会与一些令人讶异的事情迎面遭遇。
文学写作乃至一切艺术,真诚是基本要素。对于散文来说,“有我”是必然的,强调人间的烟火气和肉身的温度,乃至精神的坑槽与皱褶,也是文学写作的生命体温所在。事实上,不论哪一种体裁的写作,其实都是作者的灵魂自照和自传。或者说,文学艺术就是一个人拿着镜子,并从中看到的整个世界和人类模样的一种自恋与旁观式的“文字运动。”

    桫椤你长期关注边疆史,特别是汉和隋唐时期的西北史,对匈奴史有独到的研究,并有这方面的文学作品问世。这也看出你的“反常”,别人关注当下,你关注历史;别人进行“城市写作”的时候,你关注自然、乡村和边疆。你是否自负一种历史使命?谈谈你的想法。

    杨献平:之所以对匈奴、隋唐乃至整个西北边疆史感兴趣,大致是一种地域的作用,长期生活在匈奴、突厥、回鹘等游牧民族故地,我相信有一种冥冥中的暗示与天启。匈奴可能是历史黎明时期蒙古高原乃至“西域”最强大和最具有历史推动力的大部落联盟,他们先后三次对亚欧大陆的文明发生重大作用。我特别喜欢冒顿这个单于,他深有谋略,又还顽皮,他的一生似乎都在极度隐忍与亢奋中度过,匈奴之所以强大,能够与西汉抗衡半个多世纪,也是冒顿之功劳。
    隋唐时期的西北边地历史也很有意思,盛唐对于西域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无疑是最为深远的,可是,我们在这方面只是热衷于对李世民的武功乃至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武则天和太平公主的权斗,而缺乏对盛唐时期对外文化输出、传播的研究和表现。我觉得自己那本《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做了一点相应的工作和努力。
    写作是自己的兴趣,我不觉得只写纯文学作品就会是怎样的高大上和无上正道,反而觉得,偶尔涉足一些“旁门左道”也很有意思。功夫在诗外,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写作者,不应当把自己锁在一个框框里,要把自己放逐到瀚海大漠与雪山草原上,也要把自己安置在城市的楼宇缝隙和山野的草木之间。
    但照实说,我的写作没有任何的使命感,我只觉得,既然走上这条路,就要走下去,走得如何,那是以后的事情,目前最紧要的,是做,不断地去做,才是必要的,当然也要不断的自省,校正和调整。目前,我觉得乡村还没写够,边疆方面,我一直在断续进行一个半虚构的集束短篇作品的写作。

    桫椤正是因为你的写作以史实为依据,所以才有了那种浑然的坚实和厚重。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关于文学的非虚构话题更加引起重视。我也看到散文的叙事功能在不断增强,抒情功能在下降,你的写作中是否也有这种倾向?作为非虚构写作的重要形式,你觉得散文应该怎样面对这个复杂的时代?你获得过“在场主义”散文奖,“在场”是解决散文作家与时代关系的钥匙吗?

    杨献平:全球化进程加剧,这是不争的事实。从单一的自足和疏隔状态到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满足,特别是生活方式的雷同化,世界正在变得亲近,可触可摸与高度雷同。但对于人和人群来说,我的看法是,世界越大同,人类越焦虑;信息越发达,人们越孤独。尽管,这个世界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令我们讶异、想象无法抵达的事情。作为文学的非虚构或者非虚构文学,其戳中人心的一点便是,能够周全地告知我们身边每一件影响至深的“小事”的真相及其对更多人形成震撼的有效性。譬如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持续深入地对人间真相的再发现,特别是直接受影响的人的“事件”之后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痛楚,这是最能够体现非虚构价值的。
    关于散文的抒情性消失,一个因素大抵是当下人厌倦了“空”,再一个是如欧阳江河诗句所说:“这不是一个抒情的年代”(《草莓》),而是一个功利现实主义盛行并且作为唯一杠杆的时代,抒情当然就是奢侈品了。而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抒情在这个年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再者,无新意的抒情滥觞之后,也是对人的一种蒙蔽与误导。因此,叙事和叙述,成为散文写作的首要手段与基本特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这个年代,散文重要的是介入时代,深入发现时代的个人经验和个人的时代经验,我觉得是一个课题。相对于历史和科幻写作,我觉得书写当下不仅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具有使命意识的行为。特别是当下的中国,有如此之多的丰富、别异、新鲜,令人惊诧的现场和“真相”,为什么还要去一次次抓古人的辫子呢?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个作家拙于当下的发现和表达,应当从自身找原因。历史尽管也是当代史,但此当代史与彼当代史毕竟是有隔膜的,时代的现场乃至环境迥异之后,很多事情就具有了独特的意味,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当中的“人”,才是非虚构和散文写作的着力之处。
    关于“在场主义”或者“在场”这个概念或者提法,我以为不够科学,反而觉得“现场”更具有科学性和理论阐发的空间。因为,“在场”这个提法是模糊的,再加上“主义”二字,就有了另一种含混的意味。而“现场”则有身临其境和身在其中的要义在内,更具有现实性与时代性,也符合当下的散文写作基本要求和具有时代气质的特点规律,特别是对散文的“有我”“时代性”和“现实性”、“自由度”“”乃至基于“我在”之当下各种“现场”有着更好的概括作用。 当然,这样说,可能会使得“在场主义”散文发起人周闻道诸兄不怎么高兴,但我觉得,我的这些说法和理解,其实和周闻道兄等人的说法是不谋而合甚至高度契合的。就此,我也和他有过交流,取得的共识很多。散文理论建设不怎么景气,借此做一些讨论,我相信也是有益的。再者,对周闻道及其倡导的“在场主义”散文的各种努力和实绩,是当代散文的一件幸事。他是一个真正为散文做事的人,其热心和成效有目共睹。我也期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进来,形成一种探索的局面,进而为越来越宽泛与自由的散文乃至非虚构写作提供各种动力与勇气。

    桫椤也许是我的视野狭窄,我总觉得散文的理论体系框架与小说和诗歌相比,好像很模糊,而且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理论体系在现在颇有“过时”之感,比如我们已经无法拿过去的理论评判现在八○后、九○后的创作。当然创作脱出理论的束缚,这也是散文进步的一种体现。谈谈你对当下的散文理论的看法。

    杨献平:诚如所言,散文理论在今天的薄弱,是事实。这个和整个文学环境有关系,诗歌尽管越来越小众化,但总有一些人为之穷经皓首,罄竹以书,进行一些研究和阐发。小说是时代的宠儿,也是当下文学的重头,当然也不乏研究者和批评者。唯独散文,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局面确实有些尴尬。据我所知,有林贤治、王兆胜、陈剑晖、李晓红、王聚敏、王冰等一些专业的散文研究与批评家;如李敬泽、施战军、雷达、李建军、谢有顺、何平、汪政、孟繁华、何向阳等批评家也对散文理论建设,特别是散文的发展,提供了精准的意见。作为一个长期的散文从业者,我也从他们的言论中受益匪浅。
    但从根本上说,现在的散文理论还没有形成体系,尽管有孙绍振、刘锡庆等一些非常专业的散文研究和散文史撰述者,但我们目前对散文的理解还是滞后于创作的。倒是一些散文写作者对散文的理解很到位,如周晓枫、祝勇、张宏杰、夏坚勇、朱鸿、于坚、黄海、蒋蓝、雷平阳、吴佳骏、耿立、格致、黑陶、张鸿、谢宗玉、江子、海男等等,特别是张承志、韩少功、史铁生、贾平凹、张炜等作家,均在不同时期,以自己的写作经验和体会形诸于散文理论表达,观点切合写作实际又如众不同,从而也为散文理论研究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可截止目前,欠缺的是视野宽敞、理论建构能力强与观察独到的专业散文研究者。依我看,这个状况还会持续下去。

    桫椤我看你不停地购书,可见你没有形成电子阅读的习惯。电子时代,新媒体的出现毫无疑问为创作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你的创作受到过网络的影响吗?可以想见网络对文学的影响还在加深,你觉得散文在这种背景下会有什么样的走向?

    杨献平:电子时代,信息、网络覆盖,越是向后发展,电子阅读可能真的会替代纸媒阅读,但没有悬念的是,纸媒将会成为稀缺之物,也是物质时代最后的一道堡垒,科技信息之间的一道风景。人类的发展史,其实是反复史,消失的越发珍贵,甚至成为文物,纸质出版的不景气,将来可能会有所改观。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有着浓郁的纸质媒体阅读史和成长史,当纸媒变得稀缺,人们必将回转身来,再一次倾心于放在手里,捧在眼前的纸质书,从中找寻人类逝去的那些波澜壮阔而又显得十分笨拙的“青春”时光,特别是作为人类生存和精神史的纸质书籍。
    我之所以不断购书,也是想留存,尽可能地把一些好书留下来,作为传家之物。当然,阅读是第一位的。我的感觉是,每读一本好的书籍,感觉自己的心灵就又成长了一次,每读一本好书,也觉得自己的灵魂又再度明亮和巍峨了一些。
    电子阅读已经是主流,这不可否认。散文在此背景下,可能要发生更大的转变,一方面更要接地气,注重现场感与现实性,另一方面,也更要对这一时代做出更迅速的判断与更贴近人心、真相及其纵深、宽度的呈现和表达。人们可能更喜欢看到与自己贴近的事情,特别能够帮助他们在繁乱的现实中,迅速厘清问题,找到根源并对自己有所规诫、惊醒和触动的文章。人的阅读也是功利性的,尽管我们很多时候不承认。

                                                    来源:2016年3期《芳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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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诗歌精神的梯队式检阅
——2016《岁月》诗歌专号作品综述

吕天琳


       在谈到文学期刊如何面对新挑战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家白烨指出,文学期刊在不同的时期,都会面临着由内部竞争和外部冲击构成的双重挑战,社会环境的变革与文化氛围的变异,常常会使文学期刊处于起伏不定的状态。相对全国来讲,《岁月》杂志受到的冲击和影响并不大,除了体制的惯性支撑和社会人文环境的旷达与宽容,自然与它“推出文学精品,培养文学新人”的办刊宗旨和受众定位有直接关系。自创刊以来,凡30年间,《岁月》从未惶言忝于大刊之列,却始终饱有大刊的气度与格局,它贯以“出精品、推新人”为己任,精心打造精干的办刊团队,甘于坚守,又勇于拓展,从容面对业内的挑战和冲击,用它朴素的价值体认和鲜明的文化自觉担负起了一份文学期刊的历史责任,对推动区域文学创作、文学生产和文学阅读发挥了独特作用。特别是近10年来,它在既重视外观装帧设计、竭力追求刊发作品质量、全面提升期刊文学品位的基础上,连年推出小说、散文、诗歌作品等专号,其中越来越多的作品被《诗选刊》、《散文选刊》、《小说选刊》选载推出,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刊物的文学影响,提升了刊物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社会效益明显。
    2016年《岁月》推出的这期“诗歌专号”,整体上看作品新、阵容强、涵盖广,可以说题材上有开掘,风格上有创新,创作上有突破,审美上有深度。较之去年“诗歌专号”中的“方阵式”呈现,本期以“梯队式”推出,不但形式上有所创新,更近乎一次代际性的诗歌创作展,是对当今诗歌创作水准的一次抽样审查,也是一次诗歌精神的年度大检阅。

1940、50年代:灵犀一点是吾师

    诗性存在的根本特征在于审美个体对生命体验的深刻揭示和对本真性情的唯美表达,这在1940、50年代诗人群体的作品中反映得尤为充分。在这个梯队里,全部的诗歌节律都自觉遵从一个指向,那就是对崇高的现实确认。
    邢海珍的《时间简史》类似一部微缩的“新诗经”,“风→雅→颂”的结构清晰可见——《大国》→《朋友引》→《时间简史》——将一种几千年来的沉静与从容剪辑、播放,几分钟之内一部形象片在眼前盛开,开阔大气,美不胜收。“读不完的书,走不完的路\举目抬脚便是热土山河\一手拂过铭文般的记忆\血与泪的怀念中便有花开花落”(《大国》)。这就是我们文化经验中的大国形象吗?这就是我们倾心憧憬的大国气派吗?这就是我们倍觉荣光的大国文明吗?读《大国》,你能领略到的或许更多,这或许也是《大国》于今天的教科书意义所在。在《朋友引》里,一种看淡富贵的风雅,一番调侃牡丹的情趣,一副山水之子的禅思,相互缠绕着扩散开来,如一只陶醉的蜻蜓弄破了一湖碧水,那涟漪漫漶扩至无形。这首诗注重营造一种穿越般的意境,引人追随介入山水之间,一边在寄情与遥想中沉入对彼岸的思考,一边“把芳名留下”享受春光般荡漾的友情……“从春天的风中发芽,却不肯\在秋雨的泥土中老去”(《时间简史》),多么美好的悖论,这是《时间简史》中是对一个人缅怀式的赞美,是一曲用挽歌的方式写给时间和人类的颂歌:“一种从无到有的长度\最后留给自己”。
    《黯淡了的历史烟云》是一种极具反思性的“庞壮国读史”,其中不乏正史无法消解的“灰色智慧”。庞氏读史成诗的现象学价值在于,他能拨开历史的表象,提炼出一种有别于史学背后的“副经验”,然后置于诗学范畴内,在调侃中批判,常常出其不意幽历史人物或事件一默,忍俊不禁后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意外收获,实属难得。《魏延哭了》中以“魏延”为叙述主体来反思其个人宿命的悲剧性,用以揭示历史的局限和悲剧化的人性。你看他多高明,他站在魏延的立场批孔明,把魏延的心理活动表现得何其真实,可见其读史之认真,思辨之深刻。与早期诗歌专事探寻北方人文精神向度以揭示人类复杂经验的创作相比,时下的庞壮国几乎遁入到历史的夹层中,隐没于黄卷,倾心于暗访,以现代人的口吻与古人对话,写了大量还原历史经验的诗作,其中不乏指向性极强的深切思索。
    李云迪诗歌的基调总体上是浪漫的,却从不回避现代意识的现象学考察,他的诗节奏感很强,内在的表达唯美、清澈,且能从与现实的直观对接中释放出亲和的智慧与活力。《春天的山坡上坐满了杜鹃花》极富映像感,你不觉得一个“坐”字的故事性内核要比一个“开”字的“所指”意味更丰富吗?到了《四月雪》里,一种沉雄的思考生成为一种柔性批判,叙述主体从时令的错乱中回归生活秩序,将深切的体察置换成对人性的痛彻感悟。“我在这场雪中\迷失了时令, 这些匆忙现身的雪\让我想到世间,一些不知轻重的人\他们的轻浮和自恋\多像这场雪, 那么容易被人遗忘\那么容易被风吹散\它们留在地的, 是一摊水\最后什么都没留下”,这样的表述与其说是批判和鞭笞,不如说是警示与告慰,是一种对现实中“不知轻重”人性的一种预警性提醒,它的诗学意义已经被放大了,普惠成一种人生准则。
    但肯寻诗便有诗,灵息一点是吾师(袁枚《谴兴》)。除了上述三位,包括潘永翔、段和平、潘红莉、张永波等一大批诗人的诗艺探索均以各自的方式呈现出独特的价值存在,他们不仅“寻诗便有”,同时兼具“灵犀一点”的创作格赋,的确值得后学借鉴和学习。

1960、70年代:心跳是一种旋律

    1960、70年代诗歌群体的创作于1980年代显影成一种话语风暴,它强势掀动了由朦胧诗建构起来的诗学系统,开始寻求自己的价值确立。本期专号选发这个年龄梯队的诗人及作品,基本遵循了他们初始阶段的诗学路径,已然进入到一种平易的现实书写,他们仍然视心跳为一种抒情旋律,从传统和本位出发,在吸收中创新,于借鉴中拓展,渐成当代中国诗坛的主角。
    北野诗歌的思辨性依然延续了他一贯的价值取向,在《繁花落》中,自省的力量异常醒目:“我一个人的羞愧\并不是最后的结局\当我做了酒鬼,我才知道鞭打的\伤疤,有时不只来自霹雳\它也来自心底的阴暗和暴力”(《繁花落》)。
    诗人的深刻性往往来自于对生活的切身体认,当然包括对爱情刻骨铭心地揭示。在《你是我的海鸥》和《不再》中,孙方杰给出两种不同的情感观照。前者沉浸在对情爱梦幻般的憧憬中,类似一封深挚的情书,叙述大开大合,心迹浩然坦荡;后者在对情路的瞻望与梳理中,逐渐变得节制而世故,对人性的认识是客观的。对情的差异性思考,不仅表现在对情爱对象的态度上,更是纠结在对时间的无奈与慨叹里……
    马行无疑是勤奋的,并在勤奋中保持着不懈的创新精神。《勘探队员之歌》更接近于一部诗剧,纪实性让这首诗呈现出一种舞台效果。事实上,诗歌对生活的干预相较于其它文学样式更直接,马行熟练地用诗歌语言设置情境,编织细节,他让“勘探队员”这一特定的人物集合得到了重新定义,某种程度上亦是对劳动价值和奉献精神的艺术肯定。
    犁痕突破地理文化的局限,从北方人的视角考察江南风物世情,纵横于历史和现实的情境中,立意上竖起新帜,着眼点开阔深邃。而王勇男则是玄奥的,他的诗从来都不乏冷峻的思考和奇诡的表达,带着独立的怀疑精神和黑色幽默的韵味。他的诗一般不给出答案,总是在提出问题中消解问题。
    杨小林依旧延续了反讽的叙事风格,他不善于使用抽象的“心理意象”展开理性审视,而是按照思维惯性使用具象的“物理意象”展开想像。他努力在谐谑中保持思考的严肃性,诗中思绪腾跃翻飞,天马行空,确有其明确的价值指向。相比之下,逸臣的诗就老实恬静多了。逸臣内心方正,心思规矩,善于在“小”的或简单的营造中发现“大”与广阔,他的诗闲适而内敛,平实中见高蹈,随意中见深情,实可谓人如其诗,诗如其人呵。
    张静波的“城市诗”经营已经形成独特的美学情境了,他在不经意间对城市文化和文明的考察,决定了他的诗具备了较高的审美层次,对城市存在的意义,以及人在城市宜居的多元思考,使他的创作超越了对“大乡土”形而上学的固守,在对城市的守望中实现了诗意的栖居。而王笃坤却怡然自乐地“隐居”在大森林里,在对“田园”的深度想象中,用诗歌建造起并不只属于他自己的“桃花源”。他的“农事诗”并不拒绝城市的昌明、喧嚣与繁华,而是试图在沉静地倾诉中表达对人类福祉的永恒关注。
    郭志凌的心是自由的,体现在他的诗中也是如此。他的诗秉持高义,富有情怀,总能从超验的吟唱中调动起全部的纯净与美好。他总是从正面切入对现实的肯定与传达,喜欢用鲜花装饰真理,用热爱描绘善良和正义,是一个心田里永远播满阳光、雨露和麦种的诗人。
    邓诗鸿的诗洁净、开阔,弥漫着某种忧伤的神性,感觉上特陶醉,这样的诗易被贴上“自恋”的标签。然而,邓诗注重向内的开掘,语言灵动贴心,属于新古典主义范畴的表达。相对而言,李皓便近乎豪放型了。李皓的诗比较直观,他似乎羞于进行理性的阐发,更愿意畅快淋漓地袒露思想,表达观点。在《认养一株水稻》中,他的诗思是裸露着的,“肌肤越来越白,像一粒晶莹的大米”。
    杨勇与木叶的诗尽管视角不同,言说方式却流畅而冷艳,字里行间蕴含着深远的学术视野,有着相似的美学立场。王孝稽和胡世远都在审慎地观望着身外的世界,前者的现代性表达简洁明快,后者更接近象征主义的表现方式。
    诚然,1960、70年代诗歌群体的创作已经比较成熟了,他们的作品有对传统诗歌精神的真诚维护,也有横向上对西方经验的吸纳与变革。与60后群体相比,70后群体的实验意识更明显,诗歌的拓展努力更趋自觉和灵活。由于两个年代的知识结构相近,文化语境基本相同,所以创作观念上也存在着某种相似性。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位,李继宗、红雪、曹立光、方文竹、赵亚东、小米、杨角、申广志、苏美晴、李晓泉、古剑、夏海涛、马端刚、成路、丁艳、阿垅等,都有着坚实的思想轨迹和强劲的创作态势,俟之他日,必将写出更值得期待的作品。

1980、90年代:你无法矫直一条河流

    新诗的梯队式发展有全局性的考量,也有局部性的参照。在本期诗歌专号中,1980、90年代创作群体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成人礼和加冕礼,整体性地走上了前台,其中不乏2000后的青春身影,他们的集体亮相表明,百年中国新诗生生不息,后继有人。
    “格桑,世界上最瘦的花\我靠近她的时候,她会轻轻让开\当我的头发突然被大风刮乱\只有格桑,没有乱\纤细的身骨,在凌厉的气流里\一点不躲闪,一点不倒伏\她只是习惯在高海拔上回首人间\人间里有我,不值得一株植物\开着三种颜色的花,来爱”
    在这首题目叫《我配不上一朵格桑的爱》的诗中,你会追踪到一种远胜过格桑花的那种美,或者说“美感”,那就是作者张远伦鲜活锐气的语言表现力。80后思维方式具备一种天生的优势,他们从深刻的文化转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观念性飞跃,丰盈的知识构成,缤纷的信息维度,高速旋转的大脑,无限开阔的眼界,让他们拥有超验的灵感和充实的创造活力。
    在《原谅》、《在春节里学会》、《耗尽》三首诗中,漆宇勤通过平实的书写完成了自我实现。我们不要怀疑80后们集体丧失了追诉生活信念和道德力量的能力,当他们开始懂的用诗来反省的时候,他们内心的光芒彻底照亮了他们的面孔,从而显示出一种难得的生动。
    刘星元的《低处》,如实地泄露了一位青年思想者全部的心理现实:“这一生时光漫长呵\在漫长的时光里,不忙碌是可耻的\所以应该学着陪流水流淌\所以应该学着等一朵花开”……在刘星元眼里,尘世就是低处,那里有“世俗的幸福和世俗的信仰”,那里有漫长的时光,生长着我们的出身。
    身为女孩子,丙方心思细腻,心事葱茏。她的诗长于记事怀人,笑对命运的嘲弄,铭记曾经的苦难,崇敬母亲的刚强,口语亲和,构思精妙。
    胡海升领会生活的能力反映到他的诗中显示出一种别样的成熟与厚重。我非常惊讶80后们笔下的苦难记忆和生活压力好像并不是从父辈那里转接过来的,而恰恰来自于他们的生命体验。这一点到了90后们那里,似乎也在延续。龚旭的《霜降以后》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世间关怀同样令人动容,庞悠扬诗歌的“自我中心”和主场意识依然强烈,在一个强调和张扬自我的时代,切不可将自我从时代精神中剥离掉。
    《殷家河行纪》是艾文华的传记,一个少年人的寂寞成长,映照出土地的贫瘠和尘世的苍凉,还有已经正在发芽的爱与梦想。
    1980、90年代诗歌群体的崛起不仅源自他们成长的必然,也是中国新诗发展的一种必然。他们的创作如同沿着自然河床奔腾的流水,你牵绊不住他们,也无法矫直他们。那就随他们自由流淌吧,毕竟所有的川流都要归入大海的。
    《岁月》不是大海,它当然不能吸纳当代诗坛全部的精英诗人,更无法穷尽全部诗歌精品,这也恰恰是本期专号的局限性所在。《岁月》地处北疆,幸运的是它从未被边缘。它从未卸载文学阵地的使命,努力在市场的挤压与磨砺下光大自己的文化品牌,好整以暇地办刊,发挥应有作用,坚定地为打造北疆文艺劲旅做出了独特贡献。这是《岁月》的骄傲,也是全体《岁月》人的光荣。
                                                                                                                                                 2016年9月于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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