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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2016-10-13 21:21)
分类: 人言·renyan
时代的个人经验和个人的时代经验
 
 
    桫椤,河北唐县人,1972年生。长期关注当代青年创作和新媒体文学,在《光明日报》《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中华文化论坛》《网络文学评论》《诗探索》等媒体发表评论文章多篇,著有文学评论集《阅读的隐喻》。现为河北作协特约研究员、山东师范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现居保定,中国作协会员。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在民《天涯》、《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山花》、《诗刊》等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批评等近百万字。曾获全国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四川文学奖等数十项。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长篇文本《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丝绸之路》、《匈奴帝国》,散文集《沙漠之书》、《沙漠里的细水微光》、《生死故乡》《历史的乡愁》《南太行民间叙事》《乡关日暮》,以及诗集《命中》等。现居成都。中国作协会员。


    桫椤看过你的作品创作年表,我想你的创作有一种为同代人正名的意味,起码在当下的散文界是这样。虽然关于作家的代际问题时有争议,但“代”的实质是人和历史及时间的关系,而人又是历史的产物,所以这个问题提出的前提是站得住的。丹尼尔•贝尔说“一代人为之艰辛奋斗的事情在另一代人那里往往被看得平淡无奇”,池田大作在与汤因比对话时也认为,代与代之间的隔阂已经是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在数量之外,你的作品显现出对历史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你怎样看待你的创作与我们这个成长代际之间的关系?

    杨献平:尽管写作多年,照实说,其实我不擅长于文章的结构,就像个人性格。其实,这也反应了我的一个问题,即人是七十年代生的,但心态和做事方式却更像80、90后。一代人和另一代人,虽然在时间和文学的河道中沧海一粟,五十年一百年都是眨眼之间的事情,但生活的环境,特别是人文环境的变迁,使得人代和代之间,有了许多难以衔接的“沟槽”甚至涧谷。人和万般事物,都必定是时间的祭品和残渣。文学中所谓的历史感能够使得作品具备一定的时间深度与时间广度,使得作品显得厚重并有纵深,但当你写下,一切就已经是历史了。相对于小说,白话散文从它落地那天起,其地位和影响力就处在了“庶出”与“第三子”的尴尬地位。在我看来,散文乃至其他文体,其实都是写作者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对世界和人的方法论与观察笔记。对于这个世界,特别是人,人群,人类,再伟大、杰出的作家艺术家也难以一网打尽,人性之丰富繁杂,人心之纷纭熙攘,其离奇、诡秘、丰饶和多维,显然不是一代或几代人可以完成的。文学本就是不完美的事业,也是接力的一项无止尽的“建筑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写作者不论从事哪种文体的写作,其实都是在为这个世界增添观察、解读、排解、镌刻、溃散、失落、创造、新生等诸多的切入和分解其“内核”的方式。
    还有一个现象或心态,我既能接受并且认同莫言、陈忠实、张承志、韩少功、刘醒龙、王安忆、刘震云、阎连科、贾平凹、张炜、阿来、杨显惠、刘庆邦等这一代作家的作品,也喜欢90后的一些人的作品,但对王蒙那一代人的作品,以及少数80后的作品,却有些隔膜。从很大的程度上说,50后的那批作家依旧是当代文学的中坚甚至“巨擘”,他们所坚持和创造的“文学景观”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作为7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那种“文学道统”和书写方式应当说是我们以为的“理想中的文学模板与参照。”而90后的写作,适才与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模式”有了真正的巨大的“隔阂”,但我看重他们的新思维、理念,特别是观察和表达的方式,书写的自由度与异质性,实在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鲜的感受,甚至启发和警示。当然,一直处在文学的“风口浪尖”的80后作家,除了韩寒、郭敬明之外,我也都很佩服和接受他们的作品。时至今天,我们的当代文学已经呈现出了几个完全不同的“壮美景观”。而70后在其中的角色,其实很尴尬,除了少数几位跃然于文坛之外,更多的还没完全“长成”就被汹涌的“后浪”基本上拍死在沙滩上。
    尽管如此,谁也不可否认,文学写作永远是一种承继的过程。“代际”在这里才是无效的。推陈出新,别样的探索与创造,才是永恒的。

    桫椤七○后的尴尬也折射出时代与作家的关系之重要,它决定了我们之为我们而不是别人。但七○后似乎成了在文学中“终结历史”的人,因为在此后,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着眼于当下生活的、“去历史化”的对日常性的书写,以及旁若无人地对“私我”的书写大行其道,文学的载荷变得越来越轻。生活也是如此,比如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在大地上的行走当作增益自身的方法,但是现代人的旅行完全是消遣性的,止于直观的审美感受而不再将这一过程或者所见的地域文化与自身发生关联。你的散文基本上落脚在两个地点:巴丹吉林和南太行。在时间之外,你觉得地域和创作是什么关系?

    杨献平:文学是一条滔滔长河,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关系,虽然不会像是父子,但其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生命的困厄,生活的状态和方向,精神的愉悦和痛苦等方面的呈现和发掘,进而以典型的群体和个体,深入探究人心人性,给生命以鼓舞、理解、悲悯、同情和祝福。正如纳博科夫《文学讲稿》所说:“文学不是表达人的生存,而是发现生存的诸多可能性。”他还说,一个优秀的作家,他必须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个教育家,一个具有诗性思考的哲学家和魔法师,而其中的魔法师至为重要。文学创作,大抵是以典型化的方式使得某个人“艺术”起来,从而使得我们笔下的人物获得另一种生命,并且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认同。
    作为具体的一个写作者,而且还是70后的,我不觉得文学的“历史感”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终结,反而坚定以为,70后在整个当代文学序列中,有着衔接上下的重要作用。这一点不论是70后小说家、诗人还是散文家,“历史感”都非常强烈。但有一个问题,即,对我们出生之前和幼儿期的某些家国历史,我们还是极其模糊的,而我们亲历的“当下史”,特别是剧变的三十年,则有着80、90后出生者所无法比拟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关于这一点,很多的70后作家在其作品中都有较为全面、客观的表现,包括诸多的诗人和散文家在内,都体现出了具有历史纵深感与当下意义的文学建构的气质与气象。
    但现在是一个极端的物质年代,一切都是沦落的,一切也都是无序的。我们的社会乃至精神状态进入到了一个激烈但又看起来一切如故、习以为常的非凡年代。有理由相信,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文学必定会有大的、更优秀的作品出现。而创造者,有可能就在诸多的70后之间。尽管物质统治了一切,但文学仍旧会是人类精神的“塔尖运动”与灵魂中最丰饶与亲和的“光束”。
    小众化是文学本身的宿命,也是一个周期性的表现。正如作家诗人大多数已经从宏大叙事向自我与“小众”靠拢并乐此不疲一样,这也是一个文学的周期。相对于70后,80和90后还处在“青春的激情状态”,他们在慢慢成熟,或者已经表现出成熟的气质。私人化写作尽管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潮流,但就国内的文学写作而言,造成私人化写作盛行的局面,我以为,不是作家诗人们主动放弃史诗般的文学表达,而是环境迫使作家诗人必须如此去做。这也非常有意味。
    再一个是地域性写作问题。任何人都是地域的产物。地域和作家创作和及其作品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并相互构建与不断丰满的过程。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地域绝对是很好的依托,甚至是一个“天然的平台”和“用来向远方的营地”。一个作家长期生活在某一个地域,必然是极其熟悉的,掌控起来比较顺当,如此写也没有什么问题。地域性写作绝对不是携带一些地理风貌、风俗人情就可以的,那只是皮毛。从前,我也如此作如是观,把某些地域性的东西表现出来,就是很好的文章。后来才幡然醒悟,打通地域限制的方法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将自己文学的笔触、思想和精神专注到“人”这个本体上来。唯有人,才是文学的通行证,才能获得艺术上的创造和认可,并且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桫椤纳博科夫的话重点在“可能性”这个变量而不是“生存”这个常量上,所以文学让“某个人‘艺术’起来”的方式就是鲜活的和创造性的。像你的《沙漠之书》和《生死故乡》这样的书和作品,在“沙漠叙事”和关于南太行的“乡土叙事”中,你打通了历史时间和自然地域与个体生命之间的界限,是对人的哲学性质一种原汁原味的形象化,这恐怕也是你的写作被以“原生态”命名的原因,意即你的写作观照本真状态之下的自然伦理和生命伦理。在这个格局下,你书写的人和物——以及人与物的关系,是自然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存在,就像很多事物之间可以形成无数的排列组合那样,你的散文内在的气韵不止于你写到的东西,它们常常带有言之不尽的意味。

    杨献平:对于《沙漠之书》《沙漠里的细水微光》《在沙漠》这类的书籍和其中的作品,我觉得施战军先生的话很准确,那就是边地文学地理书写。我以前所在的沙漠叫巴丹吉林,作为一个长期在风暴之中生存并且冥想、苦难与欣悦、困厄与向往的人,沙漠教给我的,或者一片地域,甚至整个西北在我身上和精神内里镌刻与涂抹的东西,一是大气苍凉,二是悲天悯人,三是孤独与绝望,四是柔软与刚韧。其实,这个世上,尤其文学创作上,我们每个人都孤立无援。孤独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宿命。在沙漠的那些日子,我知道自己唯有书写,哪怕是无人应和的,对自己来说,也都很有价值,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个人的一种孤傲的声名姿态及其由此漫漶开来的种种带有“体温”的生命气息。
    再回到地域这个问题上来,可以说,是巴丹吉林沙漠乃至整个西北的苍凉雄浑,使得我的书写得到了一些人的关注。尽管,在很长时间内,我的写作和作品是无人问津的。确切说,当周边甚至后起的同道名满天下之时,我还是一个独在异域的人,无人喝彩,也无人声援。直到后来,才有了几位师长给予了我诸多的扶持与肯定。当然,我一直觉得,文学创作就是孤军作战,就是一个人与世界,与众生,与绝望的搏斗和战争。当然,每一个写作者其最终都是失败的,失败是写作者的最初和最终的“枷锁”,永不可挣脱。
    评论家杨光祖有句话很对:“杨献平是野生的。”这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当年在沙漠的生存、生活状态及表现出来的那种天高地远的精神状态,另一个,则是我作文写诗,完全没有套路和章法,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倒罢了,我写东西,一向不自觉地与潮流、风气拧着干,绝对不从。至于我在2007年提出的“原生态散文”主张,充其量只是一个不成熟甚至有些偏执的口号而已。其实,文学始终是典型化和艺术化的,不可能散漫直陈,现场描摹和照搬事实。虚构是文学的伟大传统与不二法门。
    对于我个人来说,故乡是噩梦,也是暖床。一个人孤身于外,对生身之地的回想,是一种天性。我的家乡在南太行山村,封闭、落后,充满农耕色彩与古旧卑微的民间气息。起初,我很不喜欢我的故乡和乡亲们,甚至亲戚,总觉得他们促狭、无知,守旧而且刻毒,再加上家人在乡村的种种生存的逼仄,尊严的陷落,乃至公权者的不公,使得我对故乡充满了仇视与不屑。很长时间我一直以为,天底下就是我们南太行乡村人群最坏,坏得不可饶恕,以至于写文时候,总是带有一种愤恨与鄙夷。忽然有一天我明白,人原本就是如此,不分地域,不分种族。相互倾轧和伤害是动物本能的强大沿袭。慢慢地,我发现了自己的罪过,即,指责故乡的人显然也是促狭和不道的,人是一个复杂而幽秘的动物,也是文明与文化的产物,无论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怎么做,必然都会有他们自己的逻辑和理由。
    《生死故乡》其实是一个“不守规矩”和“原则”的产物,一方面回到了客观观物察人的正常状态和平常心,另一方面,采取了细节呈现和讲故事的策略。我觉得,自鲁迅以来的现代乡土叙事传统是一个伟大的开创,使得后来者有机会,有“道统”和有秉持地,轻而易举并且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传统的乡土世界当中。我觉得,人是最重要的,是文学之根本,任何体裁都是如此。因此,我第一次将目光和心力对准了我熟悉的南太行—北方乡土人群身上,以他们自己的人生际遇和生命生活状态,进而反映当下剧变时期的乡土世界,从而将诸多卑微之人从尘埃之中一一打捞出来,让他们说话和表达。当然,这个路子或许缺乏主题性,特别是在习惯于“主题论”的当下文学环境之中,《生死故乡》乃至后续将要出版的《南太行民间叙事》《作为故乡的南太行》《南太行乡村故事集》《乡关日暮》等作品,显得特别孤单与另类。每个人都是历史、自然和文化的载体和具体“反映面”,写人,并且努力让笔下人物自己开口说话,应当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尽管我做得不够好,但努力总是必要的。

    桫椤把你关于故乡的写作说成是“乡土叙事”或许不大准确,但也并非全无道理,算作是一种“新乡土”吧。孟繁华说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构成了对应关系,我们幼年的时候还可以见到真正意义的北中国的乡村。但如今你文章中关于乡土中国的想象已然不复从前,比如《生死故乡》里的那些人在当下现实冲击中形成的新的伦理关系,那些民间传统道德文化的衰亡和嬗变,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恰恰成为中国巨变的客观观察者,我们身上有历史但没有成为历史的奴隶,有当下但并没有随波逐流,你不觉得你的散文正是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和这个时代的命运的书写吗?

    杨献平:你这个设问显然是很高的。作为一个普通的写作者,我无力也无意承担任何宏大与广阔意义上的东西。写作是个体的,一个作家的作品影响力也微乎其微,特别是在当下这一种环境和气氛下。“新乡土”这个提法是靠谱的,但我们还是走在鲁迅开创的现代乡土叙事基础上,尽管有许多此类的作品,但谁也没有逃脱鲁迅已有的“框框”。有时候也觉得沮丧,文学是创造的事业,可我的创造力竟然如此匮乏与不堪。
    在当下或者今后的一段时期,乡村特别是北方的乡村世界将面临更深刻的变化,可能是一种半城市半农村的状态,也可能是一种扭曲的、渐进的乡土世界向城市文明的艰难的转变与递进的混乱、无序景观。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书写乡村这一阵痛的痛苦与新变,当是出身乡村的作家诗人的自觉担当。我敢肯定地说,自此之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世界将成真正的“历史”,新型的乡土世界融合形成之后,将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就此而言,当下的乡土书写文学的价值倒在其次,“标本”和“史志”意义将占更大的比重。
    命运是每一个人的,各个不同,但人类的命运则是大同的。我们的作家和诗人,首要的方向是给人以生命的温暖、精神的关照乃至灵魂上的安慰。作为一个平民写作者,我无力于庙堂江湖,但可以为与我同样微小的人们写一些东西,哪怕只是记录他们的现世行状,也足可安慰。文学从帝王将相转移到平民百姓,我觉得是真正的普世价值体现。认真对待每一个生命,每一种生活样式和生命抉择、精神诉求与灵魂“镜观”,并且以真诚与同情,理解与悲悯之心为他们“树碑立传”,当是一种令人心安与有意义的“劳动”。

    桫椤你提到作家和诗人首要的方向是给人以生命的温暖、精神的关照乃至灵魂上的安慰,在你的文章里就能特别容易读到一个词:灵魂。《沙漠里的细水微光》里有你一个自序,读这个序言的时候我就在想,无论是沙漠里的自然世界,或者喧嚣的尘世生活,在你看来都具有镜子的作用,鉴照出的是人的灵魂。所谓灵魂,一定是对命运的、对现实的反叛,不认命的人才有灵魂。何平在谈《生死故乡》的时候说你警惕“述异”而重视“述常”,我觉得正是“灵魂”这个东西,让你笔下的“述常”又有了区别于他者的“异常”,“篇篇见魂”使你的作品成为自我的灵魂传记。你怎么看?

    杨献平:托尔斯泰说:“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着只有他自己理解的东西。”在我看来,灵魂是我们在尘俗之中的另一种形而上的要求,其中有自律也有放纵,有愉悦更有痛楚。现实是一个强大的收集器,最终经由肉身进入到灵魂当中。对个人来说,我多数是痛苦的,也是孤独与绝望的。这种情绪一直缠绕着我,就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物质的态度。好在,文学写作是一个出口,借此,我们可以反观自照,可以在诸多的个人内心之间发觉出一些神秘或是普遍的精神纹理与内心幽微。
    何平先生的评论切中要害,他说到的“述常”和“述异”,我觉得我始终处在“述常”的漩涡当中,因为,“述异”对我来说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在沙漠的那些年,人就那么些个,而自然环境,包括其人文景观及其纵深则是庞大、辽阔的,我只能于此背景之下去写自己和自己的内心纹路,去表达和呈现周边少而雷同的人和人群。但到成都之后,我感觉一切都变了,人太丰富驳杂,即使在街上走半个小时,都会与一些令人讶异的事情迎面遭遇。
文学写作乃至一切艺术,真诚是基本要素。对于散文来说,“有我”是必然的,强调人间的烟火气和肉身的温度,乃至精神的坑槽与皱褶,也是文学写作的生命体温所在。事实上,不论哪一种体裁的写作,其实都是作者的灵魂自照和自传。或者说,文学艺术就是一个人拿着镜子,并从中看到的整个世界和人类模样的一种自恋与旁观式的“文字运动。”

    桫椤你长期关注边疆史,特别是汉和隋唐时期的西北史,对匈奴史有独到的研究,并有这方面的文学作品问世。这也看出你的“反常”,别人关注当下,你关注历史;别人进行“城市写作”的时候,你关注自然、乡村和边疆。你是否自负一种历史使命?谈谈你的想法。

    杨献平:之所以对匈奴、隋唐乃至整个西北边疆史感兴趣,大致是一种地域的作用,长期生活在匈奴、突厥、回鹘等游牧民族故地,我相信有一种冥冥中的暗示与天启。匈奴可能是历史黎明时期蒙古高原乃至“西域”最强大和最具有历史推动力的大部落联盟,他们先后三次对亚欧大陆的文明发生重大作用。我特别喜欢冒顿这个单于,他深有谋略,又还顽皮,他的一生似乎都在极度隐忍与亢奋中度过,匈奴之所以强大,能够与西汉抗衡半个多世纪,也是冒顿之功劳。
    隋唐时期的西北边地历史也很有意思,盛唐对于西域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无疑是最为深远的,可是,我们在这方面只是热衷于对李世民的武功乃至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武则天和太平公主的权斗,而缺乏对盛唐时期对外文化输出、传播的研究和表现。我觉得自己那本《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做了一点相应的工作和努力。
    写作是自己的兴趣,我不觉得只写纯文学作品就会是怎样的高大上和无上正道,反而觉得,偶尔涉足一些“旁门左道”也很有意思。功夫在诗外,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写作者,不应当把自己锁在一个框框里,要把自己放逐到瀚海大漠与雪山草原上,也要把自己安置在城市的楼宇缝隙和山野的草木之间。
    但照实说,我的写作没有任何的使命感,我只觉得,既然走上这条路,就要走下去,走得如何,那是以后的事情,目前最紧要的,是做,不断地去做,才是必要的,当然也要不断的自省,校正和调整。目前,我觉得乡村还没写够,边疆方面,我一直在断续进行一个半虚构的集束短篇作品的写作。

    桫椤正是因为你的写作以史实为依据,所以才有了那种浑然的坚实和厚重。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关于文学的非虚构话题更加引起重视。我也看到散文的叙事功能在不断增强,抒情功能在下降,你的写作中是否也有这种倾向?作为非虚构写作的重要形式,你觉得散文应该怎样面对这个复杂的时代?你获得过“在场主义”散文奖,“在场”是解决散文作家与时代关系的钥匙吗?

    杨献平:全球化进程加剧,这是不争的事实。从单一的自足和疏隔状态到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满足,特别是生活方式的雷同化,世界正在变得亲近,可触可摸与高度雷同。但对于人和人群来说,我的看法是,世界越大同,人类越焦虑;信息越发达,人们越孤独。尽管,这个世界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令我们讶异、想象无法抵达的事情。作为文学的非虚构或者非虚构文学,其戳中人心的一点便是,能够周全地告知我们身边每一件影响至深的“小事”的真相及其对更多人形成震撼的有效性。譬如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持续深入地对人间真相的再发现,特别是直接受影响的人的“事件”之后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痛楚,这是最能够体现非虚构价值的。
    关于散文的抒情性消失,一个因素大抵是当下人厌倦了“空”,再一个是如欧阳江河诗句所说:“这不是一个抒情的年代”(《草莓》),而是一个功利现实主义盛行并且作为唯一杠杆的时代,抒情当然就是奢侈品了。而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抒情在这个年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再者,无新意的抒情滥觞之后,也是对人的一种蒙蔽与误导。因此,叙事和叙述,成为散文写作的首要手段与基本特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这个年代,散文重要的是介入时代,深入发现时代的个人经验和个人的时代经验,我觉得是一个课题。相对于历史和科幻写作,我觉得书写当下不仅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具有使命意识的行为。特别是当下的中国,有如此之多的丰富、别异、新鲜,令人惊诧的现场和“真相”,为什么还要去一次次抓古人的辫子呢?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个作家拙于当下的发现和表达,应当从自身找原因。历史尽管也是当代史,但此当代史与彼当代史毕竟是有隔膜的,时代的现场乃至环境迥异之后,很多事情就具有了独特的意味,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当中的“人”,才是非虚构和散文写作的着力之处。
    关于“在场主义”或者“在场”这个概念或者提法,我以为不够科学,反而觉得“现场”更具有科学性和理论阐发的空间。因为,“在场”这个提法是模糊的,再加上“主义”二字,就有了另一种含混的意味。而“现场”则有身临其境和身在其中的要义在内,更具有现实性与时代性,也符合当下的散文写作基本要求和具有时代气质的特点规律,特别是对散文的“有我”“时代性”和“现实性”、“自由度”“”乃至基于“我在”之当下各种“现场”有着更好的概括作用。 当然,这样说,可能会使得“在场主义”散文发起人周闻道诸兄不怎么高兴,但我觉得,我的这些说法和理解,其实和周闻道兄等人的说法是不谋而合甚至高度契合的。就此,我也和他有过交流,取得的共识很多。散文理论建设不怎么景气,借此做一些讨论,我相信也是有益的。再者,对周闻道及其倡导的“在场主义”散文的各种努力和实绩,是当代散文的一件幸事。他是一个真正为散文做事的人,其热心和成效有目共睹。我也期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进来,形成一种探索的局面,进而为越来越宽泛与自由的散文乃至非虚构写作提供各种动力与勇气。

    桫椤也许是我的视野狭窄,我总觉得散文的理论体系框架与小说和诗歌相比,好像很模糊,而且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理论体系在现在颇有“过时”之感,比如我们已经无法拿过去的理论评判现在八○后、九○后的创作。当然创作脱出理论的束缚,这也是散文进步的一种体现。谈谈你对当下的散文理论的看法。

    杨献平:诚如所言,散文理论在今天的薄弱,是事实。这个和整个文学环境有关系,诗歌尽管越来越小众化,但总有一些人为之穷经皓首,罄竹以书,进行一些研究和阐发。小说是时代的宠儿,也是当下文学的重头,当然也不乏研究者和批评者。唯独散文,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局面确实有些尴尬。据我所知,有林贤治、王兆胜、陈剑晖、李晓红、王聚敏、王冰等一些专业的散文研究与批评家;如李敬泽、施战军、雷达、李建军、谢有顺、何平、汪政、孟繁华、何向阳等批评家也对散文理论建设,特别是散文的发展,提供了精准的意见。作为一个长期的散文从业者,我也从他们的言论中受益匪浅。
    但从根本上说,现在的散文理论还没有形成体系,尽管有孙绍振、刘锡庆等一些非常专业的散文研究和散文史撰述者,但我们目前对散文的理解还是滞后于创作的。倒是一些散文写作者对散文的理解很到位,如周晓枫、祝勇、张宏杰、夏坚勇、朱鸿、于坚、黄海、蒋蓝、雷平阳、吴佳骏、耿立、格致、黑陶、张鸿、谢宗玉、江子、海男等等,特别是张承志、韩少功、史铁生、贾平凹、张炜等作家,均在不同时期,以自己的写作经验和体会形诸于散文理论表达,观点切合写作实际又如众不同,从而也为散文理论研究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可截止目前,欠缺的是视野宽敞、理论建构能力强与观察独到的专业散文研究者。依我看,这个状况还会持续下去。

    桫椤我看你不停地购书,可见你没有形成电子阅读的习惯。电子时代,新媒体的出现毫无疑问为创作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你的创作受到过网络的影响吗?可以想见网络对文学的影响还在加深,你觉得散文在这种背景下会有什么样的走向?

    杨献平:电子时代,信息、网络覆盖,越是向后发展,电子阅读可能真的会替代纸媒阅读,但没有悬念的是,纸媒将会成为稀缺之物,也是物质时代最后的一道堡垒,科技信息之间的一道风景。人类的发展史,其实是反复史,消失的越发珍贵,甚至成为文物,纸质出版的不景气,将来可能会有所改观。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有着浓郁的纸质媒体阅读史和成长史,当纸媒变得稀缺,人们必将回转身来,再一次倾心于放在手里,捧在眼前的纸质书,从中找寻人类逝去的那些波澜壮阔而又显得十分笨拙的“青春”时光,特别是作为人类生存和精神史的纸质书籍。
    我之所以不断购书,也是想留存,尽可能地把一些好书留下来,作为传家之物。当然,阅读是第一位的。我的感觉是,每读一本好的书籍,感觉自己的心灵就又成长了一次,每读一本好书,也觉得自己的灵魂又再度明亮和巍峨了一些。
    电子阅读已经是主流,这不可否认。散文在此背景下,可能要发生更大的转变,一方面更要接地气,注重现场感与现实性,另一方面,也更要对这一时代做出更迅速的判断与更贴近人心、真相及其纵深、宽度的呈现和表达。人们可能更喜欢看到与自己贴近的事情,特别能够帮助他们在繁乱的现实中,迅速厘清问题,找到根源并对自己有所规诫、惊醒和触动的文章。人的阅读也是功利性的,尽管我们很多时候不承认。

                                                    来源:2016年3期《芳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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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诗歌精神的梯队式检阅
——2016《岁月》诗歌专号作品综述

吕天琳


       在谈到文学期刊如何面对新挑战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家白烨指出,文学期刊在不同的时期,都会面临着由内部竞争和外部冲击构成的双重挑战,社会环境的变革与文化氛围的变异,常常会使文学期刊处于起伏不定的状态。相对全国来讲,《岁月》杂志受到的冲击和影响并不大,除了体制的惯性支撑和社会人文环境的旷达与宽容,自然与它“推出文学精品,培养文学新人”的办刊宗旨和受众定位有直接关系。自创刊以来,凡30年间,《岁月》从未惶言忝于大刊之列,却始终饱有大刊的气度与格局,它贯以“出精品、推新人”为己任,精心打造精干的办刊团队,甘于坚守,又勇于拓展,从容面对业内的挑战和冲击,用它朴素的价值体认和鲜明的文化自觉担负起了一份文学期刊的历史责任,对推动区域文学创作、文学生产和文学阅读发挥了独特作用。特别是近10年来,它在既重视外观装帧设计、竭力追求刊发作品质量、全面提升期刊文学品位的基础上,连年推出小说、散文、诗歌作品等专号,其中越来越多的作品被《诗选刊》、《散文选刊》、《小说选刊》选载推出,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刊物的文学影响,提升了刊物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社会效益明显。
    2016年《岁月》推出的这期“诗歌专号”,整体上看作品新、阵容强、涵盖广,可以说题材上有开掘,风格上有创新,创作上有突破,审美上有深度。较之去年“诗歌专号”中的“方阵式”呈现,本期以“梯队式”推出,不但形式上有所创新,更近乎一次代际性的诗歌创作展,是对当今诗歌创作水准的一次抽样审查,也是一次诗歌精神的年度大检阅。

1940、50年代:灵犀一点是吾师

    诗性存在的根本特征在于审美个体对生命体验的深刻揭示和对本真性情的唯美表达,这在1940、50年代诗人群体的作品中反映得尤为充分。在这个梯队里,全部的诗歌节律都自觉遵从一个指向,那就是对崇高的现实确认。
    邢海珍的《时间简史》类似一部微缩的“新诗经”,“风→雅→颂”的结构清晰可见——《大国》→《朋友引》→《时间简史》——将一种几千年来的沉静与从容剪辑、播放,几分钟之内一部形象片在眼前盛开,开阔大气,美不胜收。“读不完的书,走不完的路\举目抬脚便是热土山河\一手拂过铭文般的记忆\血与泪的怀念中便有花开花落”(《大国》)。这就是我们文化经验中的大国形象吗?这就是我们倾心憧憬的大国气派吗?这就是我们倍觉荣光的大国文明吗?读《大国》,你能领略到的或许更多,这或许也是《大国》于今天的教科书意义所在。在《朋友引》里,一种看淡富贵的风雅,一番调侃牡丹的情趣,一副山水之子的禅思,相互缠绕着扩散开来,如一只陶醉的蜻蜓弄破了一湖碧水,那涟漪漫漶扩至无形。这首诗注重营造一种穿越般的意境,引人追随介入山水之间,一边在寄情与遥想中沉入对彼岸的思考,一边“把芳名留下”享受春光般荡漾的友情……“从春天的风中发芽,却不肯\在秋雨的泥土中老去”(《时间简史》),多么美好的悖论,这是《时间简史》中是对一个人缅怀式的赞美,是一曲用挽歌的方式写给时间和人类的颂歌:“一种从无到有的长度\最后留给自己”。
    《黯淡了的历史烟云》是一种极具反思性的“庞壮国读史”,其中不乏正史无法消解的“灰色智慧”。庞氏读史成诗的现象学价值在于,他能拨开历史的表象,提炼出一种有别于史学背后的“副经验”,然后置于诗学范畴内,在调侃中批判,常常出其不意幽历史人物或事件一默,忍俊不禁后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意外收获,实属难得。《魏延哭了》中以“魏延”为叙述主体来反思其个人宿命的悲剧性,用以揭示历史的局限和悲剧化的人性。你看他多高明,他站在魏延的立场批孔明,把魏延的心理活动表现得何其真实,可见其读史之认真,思辨之深刻。与早期诗歌专事探寻北方人文精神向度以揭示人类复杂经验的创作相比,时下的庞壮国几乎遁入到历史的夹层中,隐没于黄卷,倾心于暗访,以现代人的口吻与古人对话,写了大量还原历史经验的诗作,其中不乏指向性极强的深切思索。
    李云迪诗歌的基调总体上是浪漫的,却从不回避现代意识的现象学考察,他的诗节奏感很强,内在的表达唯美、清澈,且能从与现实的直观对接中释放出亲和的智慧与活力。《春天的山坡上坐满了杜鹃花》极富映像感,你不觉得一个“坐”字的故事性内核要比一个“开”字的“所指”意味更丰富吗?到了《四月雪》里,一种沉雄的思考生成为一种柔性批判,叙述主体从时令的错乱中回归生活秩序,将深切的体察置换成对人性的痛彻感悟。“我在这场雪中\迷失了时令, 这些匆忙现身的雪\让我想到世间,一些不知轻重的人\他们的轻浮和自恋\多像这场雪, 那么容易被人遗忘\那么容易被风吹散\它们留在地的, 是一摊水\最后什么都没留下”,这样的表述与其说是批判和鞭笞,不如说是警示与告慰,是一种对现实中“不知轻重”人性的一种预警性提醒,它的诗学意义已经被放大了,普惠成一种人生准则。
    但肯寻诗便有诗,灵息一点是吾师(袁枚《谴兴》)。除了上述三位,包括潘永翔、段和平、潘红莉、张永波等一大批诗人的诗艺探索均以各自的方式呈现出独特的价值存在,他们不仅“寻诗便有”,同时兼具“灵犀一点”的创作格赋,的确值得后学借鉴和学习。

1960、70年代:心跳是一种旋律

    1960、70年代诗歌群体的创作于1980年代显影成一种话语风暴,它强势掀动了由朦胧诗建构起来的诗学系统,开始寻求自己的价值确立。本期专号选发这个年龄梯队的诗人及作品,基本遵循了他们初始阶段的诗学路径,已然进入到一种平易的现实书写,他们仍然视心跳为一种抒情旋律,从传统和本位出发,在吸收中创新,于借鉴中拓展,渐成当代中国诗坛的主角。
    北野诗歌的思辨性依然延续了他一贯的价值取向,在《繁花落》中,自省的力量异常醒目:“我一个人的羞愧\并不是最后的结局\当我做了酒鬼,我才知道鞭打的\伤疤,有时不只来自霹雳\它也来自心底的阴暗和暴力”(《繁花落》)。
    诗人的深刻性往往来自于对生活的切身体认,当然包括对爱情刻骨铭心地揭示。在《你是我的海鸥》和《不再》中,孙方杰给出两种不同的情感观照。前者沉浸在对情爱梦幻般的憧憬中,类似一封深挚的情书,叙述大开大合,心迹浩然坦荡;后者在对情路的瞻望与梳理中,逐渐变得节制而世故,对人性的认识是客观的。对情的差异性思考,不仅表现在对情爱对象的态度上,更是纠结在对时间的无奈与慨叹里……
    马行无疑是勤奋的,并在勤奋中保持着不懈的创新精神。《勘探队员之歌》更接近于一部诗剧,纪实性让这首诗呈现出一种舞台效果。事实上,诗歌对生活的干预相较于其它文学样式更直接,马行熟练地用诗歌语言设置情境,编织细节,他让“勘探队员”这一特定的人物集合得到了重新定义,某种程度上亦是对劳动价值和奉献精神的艺术肯定。
    犁痕突破地理文化的局限,从北方人的视角考察江南风物世情,纵横于历史和现实的情境中,立意上竖起新帜,着眼点开阔深邃。而王勇男则是玄奥的,他的诗从来都不乏冷峻的思考和奇诡的表达,带着独立的怀疑精神和黑色幽默的韵味。他的诗一般不给出答案,总是在提出问题中消解问题。
    杨小林依旧延续了反讽的叙事风格,他不善于使用抽象的“心理意象”展开理性审视,而是按照思维惯性使用具象的“物理意象”展开想像。他努力在谐谑中保持思考的严肃性,诗中思绪腾跃翻飞,天马行空,确有其明确的价值指向。相比之下,逸臣的诗就老实恬静多了。逸臣内心方正,心思规矩,善于在“小”的或简单的营造中发现“大”与广阔,他的诗闲适而内敛,平实中见高蹈,随意中见深情,实可谓人如其诗,诗如其人呵。
    张静波的“城市诗”经营已经形成独特的美学情境了,他在不经意间对城市文化和文明的考察,决定了他的诗具备了较高的审美层次,对城市存在的意义,以及人在城市宜居的多元思考,使他的创作超越了对“大乡土”形而上学的固守,在对城市的守望中实现了诗意的栖居。而王笃坤却怡然自乐地“隐居”在大森林里,在对“田园”的深度想象中,用诗歌建造起并不只属于他自己的“桃花源”。他的“农事诗”并不拒绝城市的昌明、喧嚣与繁华,而是试图在沉静地倾诉中表达对人类福祉的永恒关注。
    郭志凌的心是自由的,体现在他的诗中也是如此。他的诗秉持高义,富有情怀,总能从超验的吟唱中调动起全部的纯净与美好。他总是从正面切入对现实的肯定与传达,喜欢用鲜花装饰真理,用热爱描绘善良和正义,是一个心田里永远播满阳光、雨露和麦种的诗人。
    邓诗鸿的诗洁净、开阔,弥漫着某种忧伤的神性,感觉上特陶醉,这样的诗易被贴上“自恋”的标签。然而,邓诗注重向内的开掘,语言灵动贴心,属于新古典主义范畴的表达。相对而言,李皓便近乎豪放型了。李皓的诗比较直观,他似乎羞于进行理性的阐发,更愿意畅快淋漓地袒露思想,表达观点。在《认养一株水稻》中,他的诗思是裸露着的,“肌肤越来越白,像一粒晶莹的大米”。
    杨勇与木叶的诗尽管视角不同,言说方式却流畅而冷艳,字里行间蕴含着深远的学术视野,有着相似的美学立场。王孝稽和胡世远都在审慎地观望着身外的世界,前者的现代性表达简洁明快,后者更接近象征主义的表现方式。
    诚然,1960、70年代诗歌群体的创作已经比较成熟了,他们的作品有对传统诗歌精神的真诚维护,也有横向上对西方经验的吸纳与变革。与60后群体相比,70后群体的实验意识更明显,诗歌的拓展努力更趋自觉和灵活。由于两个年代的知识结构相近,文化语境基本相同,所以创作观念上也存在着某种相似性。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位,李继宗、红雪、曹立光、方文竹、赵亚东、小米、杨角、申广志、苏美晴、李晓泉、古剑、夏海涛、马端刚、成路、丁艳、阿垅等,都有着坚实的思想轨迹和强劲的创作态势,俟之他日,必将写出更值得期待的作品。

1980、90年代:你无法矫直一条河流

    新诗的梯队式发展有全局性的考量,也有局部性的参照。在本期诗歌专号中,1980、90年代创作群体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成人礼和加冕礼,整体性地走上了前台,其中不乏2000后的青春身影,他们的集体亮相表明,百年中国新诗生生不息,后继有人。
    “格桑,世界上最瘦的花\我靠近她的时候,她会轻轻让开\当我的头发突然被大风刮乱\只有格桑,没有乱\纤细的身骨,在凌厉的气流里\一点不躲闪,一点不倒伏\她只是习惯在高海拔上回首人间\人间里有我,不值得一株植物\开着三种颜色的花,来爱”
    在这首题目叫《我配不上一朵格桑的爱》的诗中,你会追踪到一种远胜过格桑花的那种美,或者说“美感”,那就是作者张远伦鲜活锐气的语言表现力。80后思维方式具备一种天生的优势,他们从深刻的文化转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观念性飞跃,丰盈的知识构成,缤纷的信息维度,高速旋转的大脑,无限开阔的眼界,让他们拥有超验的灵感和充实的创造活力。
    在《原谅》、《在春节里学会》、《耗尽》三首诗中,漆宇勤通过平实的书写完成了自我实现。我们不要怀疑80后们集体丧失了追诉生活信念和道德力量的能力,当他们开始懂的用诗来反省的时候,他们内心的光芒彻底照亮了他们的面孔,从而显示出一种难得的生动。
    刘星元的《低处》,如实地泄露了一位青年思想者全部的心理现实:“这一生时光漫长呵\在漫长的时光里,不忙碌是可耻的\所以应该学着陪流水流淌\所以应该学着等一朵花开”……在刘星元眼里,尘世就是低处,那里有“世俗的幸福和世俗的信仰”,那里有漫长的时光,生长着我们的出身。
    身为女孩子,丙方心思细腻,心事葱茏。她的诗长于记事怀人,笑对命运的嘲弄,铭记曾经的苦难,崇敬母亲的刚强,口语亲和,构思精妙。
    胡海升领会生活的能力反映到他的诗中显示出一种别样的成熟与厚重。我非常惊讶80后们笔下的苦难记忆和生活压力好像并不是从父辈那里转接过来的,而恰恰来自于他们的生命体验。这一点到了90后们那里,似乎也在延续。龚旭的《霜降以后》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世间关怀同样令人动容,庞悠扬诗歌的“自我中心”和主场意识依然强烈,在一个强调和张扬自我的时代,切不可将自我从时代精神中剥离掉。
    《殷家河行纪》是艾文华的传记,一个少年人的寂寞成长,映照出土地的贫瘠和尘世的苍凉,还有已经正在发芽的爱与梦想。
    1980、90年代诗歌群体的崛起不仅源自他们成长的必然,也是中国新诗发展的一种必然。他们的创作如同沿着自然河床奔腾的流水,你牵绊不住他们,也无法矫直他们。那就随他们自由流淌吧,毕竟所有的川流都要归入大海的。
    《岁月》不是大海,它当然不能吸纳当代诗坛全部的精英诗人,更无法穷尽全部诗歌精品,这也恰恰是本期专号的局限性所在。《岁月》地处北疆,幸运的是它从未被边缘。它从未卸载文学阵地的使命,努力在市场的挤压与磨砺下光大自己的文化品牌,好整以暇地办刊,发挥应有作用,坚定地为打造北疆文艺劲旅做出了独特贡献。这是《岁月》的骄傲,也是全体《岁月》人的光荣。
                                                                                                                                                 2016年9月于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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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轻松阅读中完成对世界的发现
——读王如长篇小说《追太阳》

吕天琳


      提供轻松阅读,对文学作品的创造者、生产者来说,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不脱离审美主旨的本体追求,或者说是一种文学自觉。王如从诗歌创作尝试向小说创作转型的过程中,基本上遵循了这一“潜规则”。事实上,任何一部文学经典,都在不断加持其思想内核的同时,不露声色地为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一种轻松流畅的心灵之旅,从这一点上,《追太阳》不啻是在向经典致敬,更是在鼓足勇气地向经典靠拢,它深知,只有让读者在开卷后迅速进入到作品营造的文学情境中,产生阅读兴趣,并将这种兴趣自然转化成一种畅快的审美愉悦,才能让读者的注意力和兴奋点“寄居”在主要人物身上,进而满足阅读者的审美需求,完成他们对世界的独到发现。
    王如当然意识到了这种可期待的创作追求能给读者带来什么,所以他从《追太阳》立意之初就不遗余力地开始了这种探索。他知道,最重要的是要首先讲好一个能打动人的故事,其次才是故事的架构,然后他推出了一个“复合型”的具有悲情色彩的主人公。在哈日查盖九岁的视野里,太阳是充满神性的,它是时间和生命双重打开方式,它承载了人世间无限的梦想与可能,有了它,绝症从不代表绝望,截肢后的“小夸父”一样能够追逐生命的意义和梦想,即使双目失明,音乐的光芒却给了他一双卓越的眼底,让他仍然能够“看的见”有祖母、有妈妈,有光明、有色彩的“眼前”的世界……
    在超越了现实的极端想象中,王如设计了这样一个形象或许有的读者会觉得太过残忍,甚至会暗叹作家的心太狠了。然而这恰恰是一种设计上的成功,在故事起始就标出这样一种极大地戏剧性的反差,能够拉升读者普遍的阅读期待。王如并没有向他的读者要同情,他给出的现实可能性完全符合世态和情节发展的生活逻辑。某种程度上,《追太阳》散发出来的焦灼与痛感其实已经被作家从主观上故意克制而弱化了,因为现实表面本身就是滚烫的。这种源自深切体察产生的深度思考,来到小说里已经洋溢出一种“笑着流泪”的温情了,足见作家是克制的,是愿意从苦难中提炼出一点点坚韧和美好的,这是一种企望,亦是一种善举,体现出隐忍的人文性表达。
    哈日查盖没有被塑造成英雄,这是我们愿意想到的,也是作家生活智慧和文学智慧媾和的一种高明。哈日查盖依然行走在我们身边可感知的日常温度里,他的痛苦我们能想到,他的欢乐也能够被我们的内心捕捉到,他是无忧无虑的“仅仅少了一条腿”的病天使,他是包龙山和袁雪梅这对普通又不幸父母时刻憧憬着飞天的小秃鹰,他是“虽然聪明,但有时会马虎”的邻家少年,他是“折翅”后坐在轮椅上赶着快乐的音符给大家的送去温暖和力量的雄鹰,他是天际线上的一个最明亮的斑点,一个从不幸中发现幸福的童话英雄……
    我们愿意相信王如并没有非要把《追太阳》放到“儿童文学”这个集合里的主观刻意,简单地看,他就是在写一个残疾少年逆风成长和追梦的故事,他没有预先选择读者对象,从文本上看,《追太阳》应该适合所有年龄阶层读者的口味。小读者们喜欢它,或者在家长和老师的指导下阅读它,从他们的角度实现与主人公哈日查盖的“无缝对接”,说明孩子们的心灵世界是相通的。成人读者读它,更多的是沿着作家的指引进入到小说情境中去,感受到了主人公顽强的生命意志和生命态度,他们怀着本能的悲悯跟着小哈日查盖一同欢喜流泪,一同挣扎怒放,在唏嘘中感知作家温良的笔触,从文字传递出来的痛感中体验生命价值,膜拜人性的坚韧。
    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它的文学内涵往往是超越其文本意义的。当前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尽管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却也存在诸多问题,诸如创新精神仍未被完全激活,一段时期以来创作态势仍被市场操控,而且出现了“极端唯美主义”和“极端快乐主义”两种不良风向,产生了一些故意迎合孩子和家长胃口的作品。直到以“古典唯美派”著称的曹文轩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问世和获奖,儿童文学及其创作再次受到广泛关注。诚然,王如目前的儿童文学写作还不具备曹文轩那样高远的人文情怀,但他已经自觉地以此为模板进行写作,《追太阳》中已经显露出这种沉实的思考,已经非常可贵了。
    有人说《追太阳》是一部励志性的文学作品,我想问的是,古今中外有多少文学作品不是“励志”的?可以肯定的是,《追太阳》不是一部类型化小说,它关注的不是某个特定领域或行业的价值定位和观念冲突,尽管它以孩子为主要书写对象,揭示的却是那个古老又常新的永恒主题——爱——包括对美好的追求和对残缺的接纳,关涉关注的是“人”在残酷的生命和成长经历中的现实处境。如果我们仅仅看到《追太阳》诗意和励志的一面而未着眼残障儿童全部的社会境遇的话,我们是无法理解接受作家和他的小说主人公哈日查盖为什么忽略对人生苦难的刻画与体味,而是怀着一颗饱满抑或快乐的心态书写崇高和追问生命意义了。我突然想到电影《蒙古王》里的一个情节,扎木合报复铁木真,被俘后不解地问铁木真:都说蒙古人惧怕闪电,你为什么不怕?铁木真略一沉吟,回答道:因为我无法躲避闪电,所以我不惧怕。哈日查盖也无法躲避闪电般的厄运,所以也就无所谓惧怕了。
    王如早期写诗,题材多是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却是浪漫主义的,意象写实是其主要的风格特征。表现在小说创作上,他基本延续了这一特征。在《追太阳》中,“鹰”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出现频率非常高,几乎贯穿全文。它是小哈日查盖精神的符号学呈现,带着刚毅、果决的进取意味。这从“小秃鹰”—“雏鹰折翅”—“鹰的蜕变”—“雄鹰展翅”这一显著的脉络顺序,基本可以得出上述结论。希腊神话里讲,鹰是宙斯的鸟,可见鹰在人类文明观照里是具有神的属性的。蒙古族族源神话里,鹰更是堪称“神鸟”。相传成吉思汗十一世祖孛端察儿依靠养的一只猎鹰捕来猎物维持生存,孛端察儿后代繁衍兴盛起来后形成孛儿只斤氏,遂把鹰作为保护神崇敬起来,鹰由此成为蒙古人崇敬的对象,逐渐上升为一种图腾崇拜。哈日查盖属蒙古族,王如借用蒙古人崇拜神鹰这个事实,结构成《追太阳》的叙事策略,这种来自诗性的总体构思,为整部小说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格局,更为全部情节的展开提供了必要的结构性支撑。
    以语言为主要表现元素的文学作品,终归是要进入读者的消费系统产生其独特价值的。总观《追太阳》这部小说,其语言传导的信息层次还是清晰的,站在小读者的角度考量,它没有过度的语言游戏生产,没有太过超验的哲思性阐述,行文总体看是流畅的,这使所有的阅读行为更容易也更便捷,不至于因晦涩难懂制约了一般读者的惯性阅读体验,更多的是带给读者一种容易进入的轻松与快慰。优秀的作家都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或情节简化成一种类似童话的语言清欢,而不是故弄玄虚。由此可见,赢得读者而不是迎合读者这一点特别重要,只要你的作品没有淡化文学性、思想性,总是会受到读者欢迎的。《追太阳》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它引领读者进入轻松阅读的状态,将文本意义得以最大程度地拓展,从对一个蒙古族少年的自我救赎中把握人物命运,进而推人及己,回到对自身运程的关注和思考上,光大人生,放飞梦想,从小说人物的心灵世界发现爱与强大,发现美与辽阔。

                                                            2016-8于泰安绿地公馆
                                                            2016-9-1改于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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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山川灵息 织出心中锦绣
——《石油文学》部分散文作品扫描

□吕天琳
    
    常听人说,对文学的选择是心灵的需要,表现在散文创作上,尤其如此。纵读《石油文学》创刊以来刊发的一些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散文作品,不难看出,这些作家基本上都是从心灵的需要出发来选择自己的文学表达方式的。同诗人和小说家的创作心理观念和思维方式不同,散文作家更注重真实性的语言表达,当然它并不拒绝诗性的情境设置,也不排除小说那种对细节和故事性的结构性安排,这当然是由它“散”的特性决定的。
    关于散文的“散”,季羡林先生曾指出,理想的散文是淳朴而不乏味,流利而不油滑,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其精髓在“真情”二字上。他还强调,散文最忌平板,“必须有波涛起伏,曲折幽隐,才能有味。”
    潘烽的散文《撑起天地一粒米》和《一炉红焰》读起来就很有这样的味道。在他眼里,乡村,土地,庄稼,粮食……构成了他少年时代最刻骨铭心的风景,对应这种成长中“风景”的,是他在深思中生成的关于“饥饿”的深切记忆。“一粒米,之所以传达出强大的力量,它听得了扑簌扑簌汗的拍打,来自一双粗粗粗砺砺的手,来自于山崖沟壑。想到,光着脚丫的农民,田梗上,地滑滑的,乡村的泥土值得信赖,和人没有一点的隔阂。”在这样深情的怀想中,“一粒米”的形象逐渐在读者的心壁上“卡通化”地高大起来,撑起了天和地;明亮起来,仿佛一颗巨大的养育人类的襁褓。在这样的表述中,你看不到过度的语言矫饰,也没有虚假的状物抒情,它只让人真切地感觉到,真理果然是用最朴素的语言说出来的,可见好的作品一定出自真情。
潘烽的情感是深挚而清澈的,他非常善于捕捉相关联的意象展开唯美的诗意表达,客观上打上了“原乡人”诗性乡愁的烙印——

    月亮,想看一眼他们的影子都看不到。多孤独的月亮,陪伴它的,只有庄稼。粮食是长着眼睛的,且有思想的反刍。把月亮当成镜子,看看自己,梳理,从容,用长大的声音,与月亮对话。庄稼爱月亮,胜过人的一百倍。

    这是一个虚静的世界,月亮——庄稼(粮食)——镜子,在这种多维的想象中,空间仿佛一个实在的坐标被填充进无限多的沉醉与美好,三者的逻辑关系自然地合成一种可以触摸的形象现实。面对这样的情境,人一定是恬静、宽和、友善的,无论如何也不会做出苟且和乖张的事来。关于人类为什么会犯错的话题,经济学家张维迎曾坦言:第一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是因为我们的无耻。作家营造出美好的人文境界,某种程度上或许正是为了反证这个问题。试想,一个心怀热爱、深知感恩的作家,在面对世间美好的事物时,是断不会有“犯错”冲动的,相反还会消解这种冲动,导引人的意识到积极的认知常态中去。
    区别于《撑起天地一粒米》微言大义般的个体性书写,《一炉红焰》中那种显著的仪式感更能让人领会到对劳动精神的由衷确认和赞美。作家仿佛一位拜山的圣徒,除了表现“征服自然”这一原始母题外,更重要的是对伐木人群体形象的浮雕式塑造及其品格情怀的宗教性礼拜。这篇散文采取两组对立的文化矩阵展开“攻势”:油锯和斧头明显地站到了开山树和紫椴树的对立面,伐木人变成了中立者,那具有缅怀意味的香火和祭祀代表的是勇敢者的朝觐和敬畏,那带着工具神性的斧头和油锯自然象征一种无谓的创造和进取精神。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当中,作家发现了伐木人这炉“红焰”在二者中间的契合意义。从这个角度看,这篇散文的构思是非常精到的。

    读完朱凤鸣的《北疆植物绘》,我的心头自然泛起法国作家雨果的一句话:所有的植物都是一盏灯,而香味就是它的光。铁线莲、耧斗菜、银莲、假报春、勿忘我……一定都有自己的气味,这是上天赐予一切生命的奖赏。在朱凤鸣的眼中,他们无疑都是一盏灯,猜想中或逡巡中,让我们心头为之一亮。
    事实上,《北疆植物绘》的写法让我想起尼采的《曙光》和佩索阿的《不安之书》,只不过朱凤鸣比这两位大师更偏重文学性的表达。在这里,作家的阐释是克制的。朱凤鸣的每盏“灯”里都安置了一个让你确信的“故事核”,基本上都有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我”在其中更加强调了叙述主体的“在场感”。仅以《西伯利亚铁线莲》为例,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支撑起来的情境中,西伯利亚铁线莲瞬间点亮了作家的心境和旅程——

    旭日慢慢升起,将金光洒向大地,洒向这边的山坡,对面的山坡,温暖如薄雾一样渐渐升起。金色的群山的轮廓,金色的长长斜坡,金色的草场,金色的树——
对了,金色的高大的云杉,在半山坡上,开了一树皎洁的白花,因这晨光照耀,这一树白花披上了一层金缕衣。
    披着金光的我,那一刻,惊鸿一瞥。

    仿佛一组蒙太奇镜头闪过,最后指向“那样一树安静温暖的白花”。在这里,语言的放大功能传导到读者的脑海里迅速形成影像,这本是一次意外的“闯进”行为,却悄然演变成一次神奇的发现之旅。美是不经常的,神奇的美就更是带有某种宿命的偶然性,邂逅始于一种缘起,当它变成一种独特的审美或生命体验后,它就自然进入了怀念的部分,成为装饰回忆的一种莫可名状的美丽的忧伤……
    可以说,《北疆植物绘》属于一种诗思美文,它的叙述策略是低调的或边缘的,努力用诗意烘托的方式表达一个终极的愿望,它强烈地克制着不去说理,却含着一种高明的意趣。评论家王兆胜清晰地指出,优秀的散文家无不与时代拉开距离,而是以边缘人的立场、身份、心态从事写作的人,他们不盲从,不焦虑,不功利,不类同,而是心静气闲地感悟天地自然、人类社会的道心。以此来界定朱凤鸣的散文,窃以为是中肯的。

    《幽灵一样的爱情》叙事上接近一种“非虚构”的表现方式,仅从题目看就会让读者瞬间产生“偷窥”的欲望。老实说,赵钧海深具独到的结构故事的能力,他能从世俗化的情感废墟上发掘出那个特定乃至极端年代爱情的隐秘,即使对今天的读者也有某种预警或抚慰意义。
    我们愿意相信文章中的人物都是真实的,他们有名有姓,活跃在旧时光里,在差不多“潜伏”了30多年后,重新被作家典藏的文学荷尔蒙激活。这可以被看作是“文化霍乱”时期的爱情,它注定带着一个时代的印记,灰暗,严肃,压抑,是一种极具标本意义的爱情形式,让人窒息,也让人疯狂。遥想传统的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恪守媒妁之言,却也没有阻挡住两情相悦,更没有阻遏住人口的增长。到了《幽灵一样的爱情》时代,人性的光辉愈发璀璨,只是其表面被蒙上了世俗的灰尘。羁绊源自心性的迷乱,赵钧海的努力在于用自己的方式廓清人们心头的雾霾,重建一种人性的秩序,所以他的创作主旨不在揭丑,而是以温良谐谑的笔触将“那个年代的爱情”洗濯一番,重现其简单、纯净与热烈的一面,它让人确信,风平浪静中的爱情也有漩涡,苦难和浩劫一样也能滋生不同寻常的爱情。

    中国西部地区历史积淀深厚,文化底蕴丰足,可谓文脉昌隆,不乏绝响。石油题材文学作品生产接地气,有生活,起点高,品质好,为这一地区增色不少。第广龙以诗扬名,兼有其他样式作品行世,其散文或许只是他调节生命节奏放飞生活信念的一种“自由弹拨”。他的《气源地》以纪实性的笔触展开回忆,用俗常的语言讲述当年,勾画出一幅碳化氢社会的现实图景,深刻指出了文明与福祉的“起源地”,真实地来自于石油人的创造性劳动,来自于他们的付出与奉献。而《季大羊》这篇散文容易让人想起丁玲的《杜晚香》。《季大羊》吸收了小说的叙事节奏,人物形象鲜明,情节娓娓道来,手法上真实自然无技巧,让人确信真实的人物是无需刻画的。仿佛为人作传似的,第广龙内心的诚恳漫溢于字里行间,对人物内心的把握通透而全面,它直接成就了对人物品格与操守的美学塑造。不难看出,季大羊的心灵层次是非常丰富的,年过半百了,他屈从于环境的制约,又不乏自全之策,不甘于命运的摆布,经常调动一下内心的狡黠来消解苦难,又难以调和与周遭的现实矛盾。与杜晚香不同,季大羊不是体制制造出来的模范或先进,他只是个普通的小人物,在多艰的世事中翻腾,尽管梦想越来越模糊,却还是苦苦挣扎,与命运搏斗,在落寞中等待苦尽甘来的那一天。在《季大羊》中,第广龙提取的只是一个生活现实的截面,是对人在“过程”中真实处境的身份和价值的再确认。我们需要多从生活之镜中照一照自己的人生姿态和悲喜表情,进而及时反省,如此才不会被生活嘲弄。

    同样表现石油人生活际遇和人文情怀的还有潘顺梅和尹建国的散文。在《榆林生处石油家》中,潘顺梅心目中的“榆树林”印迹是非常醒目的,她是怀着一种敬意在写一首赞美诗。尹建国的《荒原夫妻井》近乎一种DV式呈现,将常年据守辽河油田一座单井井站的夫妻巡井护油的工作和生活生动地展现出来。作家们并没有简单机械地复制一线石油人的劳动场景,也没有肤浅地评价,而是把石油人的创造热情和奉献情怀沉浸在平实的书写和描述中,须知这种朴素的自然主义的写法,更需要作家袒露出深厚的文学功底。难怪泰戈尔说,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了。

    近年来,《石油文学》杂志从行业实际出发,立足石油平台,放眼辽阔大地,朝花夕拾,兼收并蓄,编发了一大批叫响全国的文学作品。上述扫描到的只是众多散文作家中的一部分,不能穷尽全部刊发的作家作品,其中难免有遗珠之憾。可喜的是《石油文学》的作者群体业已形成,且势头强劲,他们恪守自己的文学立场,不断更新创作观念,脚踏坚实的大地,取材火热的生活,真诚地吸纳山川灵息,竭力织出心中的锦绣。只要我们的作家坚持“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的价值认同,就能写出更多无愧于本心和时代的好作品。
                                                                                                                                                     2016年9月于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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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上的生命号歌

——在长篇小说《青马湖》首发式上的发言

 

□吕天琳

 

 

各位领导、各位作家、批评家朋友们:

首先祝贺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知名作家王鸿达长篇新著《青马湖》付之梨枣,出版发行。

还是一个月之前,鸿达兄湖边约书,赠我新版《青马湖》。接书在手,受宠若惊。爱书之人,再没有比作者本人赠其新书作为礼物更令人欣喜的事了,晚上回到家即展开捧读。那些日子,我的背包里只带了两本杂志和这本书,每天看几章,看完之后再给每一章加一个小标题,前后历时一个月读完。

鸿达兄是一位为人真诚坦荡、为文朴实清澈、创作上又非常勤奋的作家,近年来他的文学创作可谓风生水起,佳作迭出。特别是今年,继春天时出版长篇小说《青春斑驳》后,不出半年又推出长篇力作《青马湖》,一年内出版两部长篇小说,不能不说其创作活力四射,到了真正的爆发期,可喜可贺,同时更值得我们学习,争取像他一样写出更多好作品。

《青马湖》这部小说围绕肇州地方青马湖区域辐射性展开,时间跨度从清末延展至民国、伪满洲国时期,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实现光复,历经六十余年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艰辛岁月,既着重表现出对我们这片黑土地上早期先民艰苦劳作和无畏抗争由衷赞美的文化考量,也有对长久萦绕于怀国恨家仇的历史性缅怀。小说以乔邹两大家族为线索交叉演进,塑造了一群真实可信、可亲可敬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勤勉聪慧闯关东来的主人公山东汉、命运多舛的驿站站丁、鲜活亲和的民间艺人喇叭匠,还包括抗击日寇的东北军军官、散落民间的抗日斗士,甚至还有学生、郎中、胡子等等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小说结构清晰严谨,语言本土气息浓烈,好多关于场景的描摹和细节的刻画,都遵从了一种“这片土地”上固有的文化经验,浓墨重彩中洋溢着作家深耕吾土的炽热情愫,婉约的素描里静静流动着作家不露声色的文学功力和深切地哲学思考。作家怀着对吾土先民的无限敬仰和热情追慕,将长期深入生活获得的现实思考,以忠于历史和生活的态度,以诚实率性和温暖的笔触,将乔邹两大家族三代人的欢笑与血泪、无奈与痛楚,进取与抗争,胆识与命运,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其中不乏对历史苦难的批判性追诉,对时代悲剧的现实关切,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戚和焦虑,对普通民众命运的切肤式同情。由此可见,《青马湖》并非一般意义上描写闯关东流民史的长篇小说,也不只是一部单纯描写关东黑土地上抗战题材的类型化小说,它是一部具有饱满历史叙事品格的作品。它笔墨温和,近乎一种唠家常式的表达,描绘出一幅极具东北地方风味的风俗画卷,历史地理背景可参可考,人物形象呼之欲出,文化语境旷达唯美,作品中跳跃着无尽的人情美和人性美……

当下的西方史学界涌动着一种有些矫情的论调,他们认为,历史不过是后人的穿越式想象再加上一点点偏见的化学反应式的结果。这种结论,《青马湖》是不认可的。王鸿达在小说里,充分表达了这样一种历史观,那就是,尊重历史原貌的文学表达是一个具有使命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作家的本分,这不仅仅是对人类历史客观上的尊重,更是对我们自身命运和人格尊严的本能捍卫。

任何时代的文学创作,主观上体现的都是作家的是一种现实担当。作家不忠实于历史原貌,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不忠实于真相,进而等同于不忠实于真理。作家反映时代,是历史赋予作家的一种形而上的文化权利,因此,一个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只有充分用好这种权利,才能写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作品,才能不负生活的期待和时代的重托,成为一个真正大写的人。

长篇小说《青马湖》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的定点深入生活创作作品。为此早在2012年,王鸿达就深入到肇州体验生活。为写好《青马湖》,他在肇州县及所属乡镇走访调研运思了一年多,走村屯,查县志,多方接触当地百姓,适时了解这片土地的今昔,储备了相当丰富的史料和素材,历时两年,最终捧出这部长篇力作。他穿行于脚下这块早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乡土,平和其执念,思索与吐纳,努力把情感楔进到“青马湖”的文化身份中去,像考据一件文物,既考察其品相,又把玩其包浆,用审视的眼光用心打量身处其中这块丰饶又沧桑的土地,竭尽全力发掘肇州的苍凉与壮美,设身处地地为青马湖人作传,然后照进现实,用他内心的热爱激励今天的肇州人踏着先民的足迹策马扬鞭走上更加富足之路,慰藉今天肇州人的精神世界……

鸿达兄是一位富有高远理想和文化情怀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儒雅真诚为人持重的兄长,今天能够参加他长篇新著《青马湖》的首发式,我非常高兴,也特别激动。生活中,他乐观谦和,创作上,他博学勤勉,是我今后学习、写作和生活中的一个可敬可爱的向导。常听有人说,一个不懂得欣赏自己的人是难以快乐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解读这句话,生活常态中的王鸿达是很随和的,随和的人一定是快乐的,由此可以推断,他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懂得欣赏自己的人”。同样,能写出如此厚重又真诚作品的王鸿达,写作中也一定是快乐的,所以,他同样也懂得欣赏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作品就是作家的孩子,没有谁不爱自己的孩子,也没有谁不欣赏自己的孩子,即使是批评自己的孩子,大致也都会情不自禁地带着欣赏的成分。

因此可以说,创作出《青马湖》这样一部好作品的王鸿达是好样的,用时下一句时髦的话界定,王鸿达是成功的。他的这部作品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立足于本土,讴歌放垦先民的创业精神和煌煌业绩,还在于他用创作实绩很好地回馈了养育他的这块土地和父老乡亲,包括在他深入生活期间为他提供巨大帮助的肇州人,以及为他创作付出重大支持的大庆文化局及省作协的领导和朋友们,还包括为作品出版付出辛苦的出版社的老师和朋友。因此我也为鸿达兄感到由衷的高兴。的确,一个作家的成长离不开他生活其中的文化氛围和创作环境,鸿达兄也是如此。是大庆文化届的领导和兄弟们共同构成了大庆这片热土上的“文化襁褓”,故此才会有今天像王鸿达这样的俊才一飞冲天的可能。我为生活在这样的城市、这样的文化土壤、这样大力扶持包容并力挺的朋友们中间感到无比地骄傲和幸福,我愿借此机会说出我对你们的感谢和祝福,希望你们永远健康快乐,更希望我的作家朋友们像王鸿达那样多出好作品,来回报我们生长其中的土地,回报所有朋友的关注。谢谢大家!

 

20158月于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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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你面容的亲切,光彩如一个节日

无论是你身体的恩宠,仍旧神秘而缄默,一派稚气,

还是你生命的延续,留在词语或宁静里

都比不上如此神秘的一个赐予

 

用博尔赫斯《爱的预感》一诗开首几句形容20139月一群人“在北京”的行迹及其所历、所获似乎恰如其分,尽管有些隐晦,或还有些暧昧成分。但每一个事物都不会只有一个指向,也不会孤单到只有它们自己。人也是如此。群体性的生活不仅可以相互检阅日常行为,还可以洞彻每个人的识见、气度、思想,甚至精神和灵魂层面的更多的隐与现。从这个层面说,四个月的北京对于一群来处各各不同的人而言,不仅是一种不约而同的邂逅,且还是带有一种冥冥之中的神意。原本,一群人,长时间分散在中国各地,遍布在这个时代的诸多位置;原本,大家可能在漫长的以前和以后只是相闻其名,而不谋其人。

可命运如此高贵,她给予了每一个人以优雅而独特的生命轨迹,且还能让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群人和另一群人的相互交集。这种简单的社会性聚会虽然频繁,但对于物质时代与无信仰岁月之中的这一些坚守者与创造者来说,则是一场幸会。曹操《短歌行》诗句说:“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一片深海,也都是一枚云朵;是一个人,更是一个丰富的、明净的、内蕴的与持续释放的个体。更多的人在此汇合之后,便是一道妖艳之风景,更是一片苍然之森林。

人的一生都在生长,向内,也向外,更向上;因此,以文字形式的聚合,从某种意义上就具备了永恒性。这种永恒性更是在乎心,每一个人的。众多的心簇拥一起,就是明月丽日,就是浩瀚宇宙与繁华星空。

需要说明的是,鲁迅文学院是中宣部委托中国作协组织举办的常设性文学培训机构,学员大都是当年或在某些时期有一定影响的新作家,莫言、余华、阎连科、王安忆等一线作家均在此有过学习经历。本书的内容主要收录第2149名学员作品。他们的作品从个人生活和文学体验出发,以生动的笔法,记录了个人在北京的深切记忆,并对当下时代、思想、艺术、生活乃至喧嚣时代种种物事进行了深切体验与艺术发现。既是一本记录外地人在北京生活的现实档案,又深刻自由地展示时代深处另一种多彩风景。

他们的名字是:张瑞江、霍君、于忠辉、张乐朋、郭岩君、贺颖、于德北、薛喜君、张冠仁、杜怀超、高鹏程、项丽敏、蔡伟璇、王彦山、邢庆杰、孙青瑜、苏瓷瓷、余红、林汉筠、潘小楼、王海雪、杜雅熙、黎明泰、姜东霞、聂勒希顾、尼玛次仁、张芳、赵殷、扎西东主、牛红旗、程静、黄文生、刘雯、葛瑞英、李云、吕天林、孙大顺、任海青、李蚌、严荣、杨献平、钟法权、赞歌、孙学军、蔡晓航、罗英、李庆和、向 娟、曹毅。

其中,还有一个生命在此期间孕育。王海雪是他的准妈妈。也在我们之间。许多天后,他以真正奇迹的方式,在海南诞生。他的名字叫林道晨。他的爸爸名叫林森。这样一来,鲁21不是49人,而是50位。

于此,还有一些人的名字,已经与这些人粘连在一起,成为可资一生在回味中微笑和感念的重要人生和灵魂印记。为此,我们有理由在这里一一列出:钱小芊、成曾樾、李一鸣、王璇、温华、郭艳、陈涛、王祥、孙吉民、李蔚超、张俊平、赵俊颖、王冰、司丽平、张帅、齐学忠、冯建国、纪彪、赵兴红、聂梦、谭杰、王妍丁、姬逸舟、赵飞、朱耐东、王德刚、宿风阵、田贵海、王军。

敲下这些名字,无端地想起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作《我用细小黄蜂的视力武装自己》,开首几句,用于此文之后,也颇觉合适。

我用细小黄蜂的视力武装自己,

它们在吮吸着大地之轴,大地之轴,

我预感到一切,我与它们不得不遭遇,

我是那样熟悉,我会无端地想起……

 

杨献平执笔

 

 

目录

我们内在的声音

 

散文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1月第一版

 

鲁迅文学院21届高研班全体学员   

  

 

卷一  自我的默诵

 

逃离与遇见/程静

Secret garden:神秘园/贺颖

未曾见你,就已喜欢/赵殷

昂贵的证据/李蚌

一塘闪亮的日子/岩溶

芍药居四记/桫椤

我们相亲,也相爱/霍君

仰望与匍匐(外一篇)/杜怀超

 

卷二  内在的舞蹈

 

凌晨三点/高鹏程

光中微尘/项丽敏

密码/王海雪

一根虫草(外一篇)/薛喜君

我一直在陌生的世界里潜行/聂勒

翅膀/岩君

 

卷三  检视的高度

 

倒是白露看得穿(外一篇)/任海青

2013:从秋到冬的记忆/蓝天

坐在/孙大顺

在国家大剧院/姜东霞

奇异之“场”/黎民泰

一个新疆人在北京/黄闻声

长停短驻都是情/张冠仁

 

卷四  向上的美誉

 

带花絮的第四季/牛红旗

期待一场雪/向娟

写作治愈一切/蔡晓航

当我们接近星辰/吕天琳

无关风月/林汉筠

一个人的札记/李舍

恰同学北京/蔡伟璇

 

卷五  盛放的痕迹

 

阅读记/张乐朋

清空,也充满/李云

芳草碧连天/余红

曾经的盛放/刘雯

就这样与你相遇/清扬

我的老师盛允双/王彦山

三季三色/钟法权

我们内在的闪电和玫瑰/杨献平

 

跋:杨献平执笔

附: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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