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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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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多么慈祥
文集讯息

1.诗集《鲜花之侧》尚有存书,免费赠送真正热爱诗歌的诗友。

2.文随笔集《苹果为心而甜》已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大32开本,近20万字。

3.文集《肆意妖娆》已由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大32开本,近283千字。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野草莓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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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诗歌·shige

以沉潜之心抒写人民心声
“砥砺五年——诗歌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

 

黄尚恩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总结五年来文学事业的发展成就,文艺报社近期举办“砥砺五年”系列研讨会。8月18日,该系列研讨会的第二场——“砥砺五年——诗歌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并讲话。近20位诗人、评论家与会,围绕五年来的诗歌生态、诗歌创作成绩以及诗歌批评、翻译出版等方面的情况进行探讨。研讨会由《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主持,《文艺报》副总编辑徐可与会。

诗歌创作:聚焦时代巨变,反映人民心声

       吉狄马加谈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五年来,我们的诗歌创作总体向好,可以用“繁荣”、“多元”、“和谐”、“共生”、“回暖”等关键词来概括当下诗歌的生态。在创作上,数百万诗歌创作者用自己手中的笔记录生活感悟、反映时代巨变、书写人民心声,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其中,不少诗人通过长诗、组诗的形式,高歌中国梦,传扬正能量,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突破,可称为时代之诗。这些宏大的、具有整体性的作品,跳出小情小调,反映了国家发展的主潮、时代和民族的精神气象,能够激励和带领人民去奋斗。在这个过程中,诗歌重建了与人民大众的紧密联系,通过纸质刊物、新兴媒体等平台,优秀诗歌走进人民大众之中,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基层写作者加入诗歌创作的队伍,为诗歌的繁荣发展提供新鲜力量。同时,诗歌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稳,通过国际诗歌节、诗歌互译等途径,中外诗歌交流更加深入,产生实效。展望未来,诗人应该沉下心来,写出更多反映时代之声、人民之声,具有民族意识、人类意识的优秀诗篇。
        传统诗词的发展同样令人欣喜。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谈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诗词的发展,无论是诗词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无论是诗词队伍发展还是组织建设、诗词活动的开展,都呈现新的活力,焕发新的光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从事诗词创作的人数已达200万之众,每年创作的诗词曲作品更是以千万计。在庞大的诗词创作大军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中青年诗人,他们逐渐成为当今诗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作品题材丰富,既有反映时代新变的,也有歌咏山川新貌的,既有抒发爱国情怀的,也有书写个人遭际的,在意境拓展、修辞技巧、语言表达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
        除了一批反映时代巨变的宏大之诗,还有很多诗人的作品聚焦于个体性的观察和感悟。诗人大解认为,从朦胧诗之后,很多诗人从宏大叙事和广场抒情中退出,进入对个人经验的叙述和对个体情感的抒发,诗歌创作更为深入地呈现生活细节。他们的诗歌作品往往带着鲜活的温度和质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汉语诗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生活有着全方位的介入。因为每个人以不同的视角介入现实生活,当下生活几乎不存在死角,诗人们集体完成了对人类生活的全景写照。也就是说,一群人共同参与了一个时代的见证和言说,成就了一部共同创作的当代史诗,每个诗人都是作者之一。

诗歌队伍:新力量不断加入,诗人无处不在

        诗歌创作的繁荣发展,得益于诗歌创作队伍的不断壮大。《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说,五年来,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国家正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诗歌的创作队伍和作品数量也与国家的发展同步,呈现出空前的壮大与繁荣。诗歌创作队伍的构成非常多元,从年龄构成上看,从百岁老人到10岁左右的小学生都在写诗;从行业构成上看,从大学教授到自由职业者,从离退休干部到农民群体,都有诗人的身影。正是由于诗人的无处不在,使得我国在各个领域的深化改革获得了及时客观的反映,使得当下的诗歌作品表现出多维的审美视角。可以说,诗歌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生活,我们的诗人一直处在国家走向富强的现场,我们的诗歌一直在反映着国家走向富强的进程。
        传统诗词的创作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诗人高昌谈到,过去传统诗词诗会的参加者大多白发如霜,队伍老化现象格外突出。但近些年来,这种现象已经大为改观,青年诗词写作者的数量迅速增加。现在,老诗人们继续奉献出一系列优秀的作品。众多青年写作者的诗词作品因为反映了新的现实生活、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借鉴了新的艺术手法,也得到了读者们的关注。在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为诗词创作提供了宏阔的思想空间和历史背景,活力四射的生活与青年诗人们的火热激情对撞,迸发出了灿烂的思想火花和艺术光芒。他们带着滚烫的生命意识、创新精神和探索激情完成精神的成长和蜕变,并以各不相同的个性姿态向着中国诗坛列队走来。
        校园与青年诗人的产生、成长密切相关。诗人蒋一谈说,诗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同理心,同理心的前提是同情心,它呼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现在很多学生在中学甚至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创作诗歌了,这既基于普遍的同理心,也得益于当下良好的诗歌创作氛围。评论家孙晓娅说,在当下的校园中,一方面,在驻校制度的激发下,很多成名诗人来到校园,与学生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另一方面,校园中也自发地出现诗歌的新苗,在良好的诗歌制度和活跃的诗歌氛围影响下,他们的写作慢慢地成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歌的批评人才大多是从校园走出去的,随着这些青年批评家的不断成长,诗歌创作和批评互相激发,形成了良好的诗歌发展态势。

诗歌生态:新媒介带来便捷,新机制催生佳作

        五年来,我们的诗歌生态越来越多元、和谐,大众也更为主动地接受诗歌。《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谈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进步,导致人们的精神需求日趋旺盛,为诗歌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加上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诗歌创作发表机制,释放了诗歌的内在活力,促进了诗歌的传播和扩散。在这些因素推动下,当代诗歌迅速发展,呈现出纷繁热闹的场景。具体表现在,新诗、传统诗词创作融合共存,在创作上相互激励;诗集和诗歌选本出版明显增多,而且不少诗集变成了畅销书;借助新媒体以及众多的诗歌电视节目,重新恢复了古代的“诗教”传统;诗歌对外交流日趋频繁,诗歌翻译不断推进,中国诗人获国际奖日趋增多。总之,诗歌的影响力和受关注程度日益增强。
        良好的诗歌生态,还体现在诗歌内部机制的逐步建立和规范上。评论家何言宏认为,我们的诗歌文化越来越丰富、有活力。中国作协、各地作协和其他机构越来越重视诗歌的发展,通过扶持创作、研讨作品、举办评奖等措施,促进了青年诗人的成长。诗人们都在探寻属于自己的诗学理想,写出了一些极具辨识度的作品。在学院批评、新媒体推介、评奖等机制的共同推动下,新诗经典化的机制在慢慢成熟。诗人欧阳江河说,近些年来,我们的诗歌创作视野越来越开放,面向世界读者讲述中国故事、书写中国经验,成为很多写作者的共同意识。各地驻校诗人制度的执行、诗歌翻译工程的推进、新媒介对新诗的传播等,都对当前的诗歌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下的诗歌创作越来越多元化,诗歌阅读和批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对一首诗作出好坏判断,而是要找出它背后的隐秘文化机制,从而理解诗人为何这么写、它为何能够产生这样的传播效果。
        在新的诗歌生态下,新媒体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视。评论家王士强说,新媒体的出现,使得诗歌的发表更加便捷、自由,诗歌公共空间呈现出扁平化、民主化的特征,这极大地重构了诗歌的整个生态系统。年轻诗人对网络新媒体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他们的语言修辞能力都比较强,想象力比较独特,他们写出的作品也能够快速地传播出去,并得到及时的反馈。诗人们在不断扩展诗歌的空间,诗歌的未来非常广阔。评论家何同彬认为,在新媒介的语境中,越来越多的诗人也意识到,必须沉下心来,真正沉潜于创作之中,这样才能写出更多的优秀诗作。

 

来源:2017年08月23日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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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影像·yingxiang
黑龙江省作协举办作协会员培训班

中国作协会员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黑龙江省培训班开班式


中国作协会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阎晶明宣讲,题目是《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


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著名作家、批评家李一鸣宣讲,题目是《以传世之心、作传世之文》


黑龙江省中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现场



       (记者杨宁舒)20日,省作协举办的中国作协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培训班开班。培训班以集中授课与分组讨论、自学与大会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来自全省各地的70余名中国作协会员参加此次培训研讨。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阎晶明和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李一鸣分别以《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以传世之心、作传世之文》为题,与会员们进行深入交流探讨。
       在小组讨论和大会交流中,会员们结合自己所从事行业特点和创作实际情况,从不同角度畅谈学习讲话的体会。大家认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黑龙江省作家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今后的文学道路上,一定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志存高远,摒弃浮华,默默坚守;要有高标准、高站位的文学坚持;要有正义、担当的文学操守,努力使作品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参加培训研讨班期间,会员们还开展实践观摩活动,对哈尔滨市呼兰区萧红故居和哈尔滨大剧院进行考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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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散文·sanwen
经营散文也要望闻问切
——与《肆意妖娆》有关的题外话

2017年6月22日

吕天琳




        中医瞧病,一般都要通过望闻问切来诊治,之后再进以药石除疾祛病,调养将息,最终达到治愈。散文创作虽不要求中医之功效,但要成就一篇完整的文本,似乎也可通过中医祛病的途径望闻问切来实现。下面结合我的散文集《肆意妖娆》谈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各位师友多批评。

望:适时完成对生活的体察

        文学创作的源泉是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在对生活深入观察、体验的过程中,创作者的认知能力、情感维度、价值取向等等迅速集结,初步完成对某一主题的提炼,有了这种对生活的真切体察,与主题相关的一些文学元素次第呈现,然后再把这些从生活中捕捉到的素材整理筛除,结构一篇散文(包括诗歌和小说)就会成为可能。
        在多次去呼伦贝尔草原的游历中,我就总有一种要写写它的冲动。有一次五一节过后,我走进呼伦贝尔,在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片河谷湿地的水泽里遇到一群大天鹅,正在融化的辉河周边尚存着大面积的残冰,成群的大天鹅翩然飘落,宛如天使降临人间。我们悄悄地向它们接近,为了不吓着它们,还能看清它们的姿容,留下它们的倩影,我端着照相机贪婪地拍着。那是我对呼伦贝尔的一种新认识,先前我的心里或者说印象里只有骏马和牛羊,成吉思汗迎娶孛尔帖,阳光下的勒勒车,毡房里的马奶酒……这次意外邂逅大天鹅,我以一个癞蛤蟆的心态凝望着那片银白的生物,不断调动着自己那点儿匮乏的文化经验,我想到很多,想起草原的今昔,再联想到眼前的草原生态,波澜瞬间在心底涌起,遂作《在呼伦贝尔约会天鹅》一文。这里我要说的是,这篇小文不是什么游记,也不是单纯的即景式表达,它确是我多次深入草原积淀起来的一点感悟和思考。可见,没有深刻的人文思考与观察,没有一种怀着探求的逡巡——“望”——你是无法透过表层看到生活的肌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望穿”的能力,你就无法准确地表达出你对现实的独特观照。

闻:接八方风雨润泽心灵

        再辽阔的天空都能尽收眼底,可再博大的视野也有看不到的地方,这就是眼睛的局限,或曰盲点。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耳朵和鼻子的“补充功能”来完善和丰富“望”的片面。在对社会生活的广泛了解和体验中,我们必须要有敏感而准确地接受外部世界的能力,把世界纳入到我们的思维想象和情感当中,大到关注人类总体的命运,小到个体灵魂中寂静的角落,借以升华我们的心灵层次,结构生命,浇筑块垒。《在音乐中流亡》、《苹果为心儿甜》、《水果物语》等篇什中,我都是侧重从倾听和感觉中来理解和接纳生活的,尽管都是直观上的或者说主观上的感受,里面都表达出了我对个人生活阅历、艺术倾向的诗性体察。苹果从实物进入意象后,悦目不如嗅觉来得更直接。“闻”是比看更致命的生理需要,果香的诱惑超越了它色泽明艳的外观。通过“闻”,中医了解到的患者信息直接抵达他的经验判断,这就比“望”更能察觉到来自客体的“风吹草动”。我们可以从此获得一种启发,那就是创作前或创作过程中,我们可以尽情接受八方风雨,也就可以捕捉到大千世界的缤纷和绚丽、苦难与不幸。

问:对话实际上是最好的人间状态

        问,主要的对象是人,也可以是人间万物。万物有灵,最高级的灵长动物就是人。和中医不同,作家通过“问”了解大千世界,其实也是在问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问,事实上是最恰切的人类生存状态,在一“问”中,我们从万千疑难中求得答案,从对事物的关切中表达爱和善意,在交流中消弭矛盾与世界达成和解……
        我写散文很多时候都是通过不露声色的垂问和追问拿到生活中的不同信息,比如我写《比心还深》、《诗人的自杀倾向》、《出卖荒凉》、《历史的温度》等文。我们的写作,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疑问,然后通过文字试图寻求答案。无论是“什么比心还深”、“诗人的自杀之谜”、“我们为什么要出卖荒凉”,还是“我们身边的历史地理境遇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等等,这些答案似有似无,飘忽不定,不清晰,不确定,它让我们困惑,使我们产生烦恼,让我们不断努力地探求生活的意义。或许文学的魅力正在于此。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它要求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探索。我的一个朋友不幸罹患肝癌,每天浸泡在痛苦之中,他不绝望的原因先是因为家人和医生极力瞒着他,他觉得不是绝症还有望治愈。时间长了总也不见好转,他才开始怀疑,让妻子打电话给医生,不得已告知了他实情。许是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这回面对绝望他反倒冷静下来,寻求积极保守的治疗。目前他的状态一如常人,注意饮食,适时运动,医生告诉他还能再活5年。活命是一种本能,接下来他没有为了保命而啥也不干,而是尽量忘记患病,热心公益,走湖骑车下象棋,社区爱心捐助他也参加。原来积极的人生是可以预见的,只要我们能够坦诚面对命运的挑战,人生的下一站是可以预期的。

切:把握好世界的寸关尺

        这是个有病的世界,这让我再次想到中医。作家用自己的方式关注着这个身在其中的有病的世界,他们把手静静地扣住世界的寸关尺,通过望、闻、问,已经初步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而切脉是更重要的一种诊断方式。当代中国,文脉与国脉共时跳动,尽管还存在一些毛病,总的趋势是好的。这是我们几代人的幸运。因此,在《奥运之美》中,我注意到一个东方大国庄严华美的正面,我觉得这就是主旋律,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励精图治展现在世人面前最生动的时刻。
        在《偷看一眼鲁迅》、《别说我不懂消费》、《醒来的美国梦》等作品中,我诚实表达了对鲁迅精神的深切景仰,对消费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美国梦”的全新认识。而这些都是我从对经典作家及其著作的阅读中获得的一种方法论。
        当前中国的散文创作存在一些问题,诸如,老旧的创作手法依然在运用,直面社会与现实的作品相对较少,少见精短美文,新锐写作名不副实以及重复性写作等等。而这些也都是我在今后的写作中应注意克服的。
       总之,严肃文学的写作需要的不仅是文化经验,更多的是作家要有深远的文化自觉,不管是写诗、写小说还是经营散文创作,望闻问切实在都是必要的,它是我们感知外部世界的实践方式,更是我们回到内心世界的重要途径。诗人阿多尼斯有句诗说得好:“我写作,是为了/让唯一能浇灌我内心的泉水继续流淌。”这个“唯一能浇灌我内心的泉水”,我理解就是当下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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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评论·pinglun
一次诗歌精神的梯队式检阅
——2016《岁月》诗歌专号作品综述

吕天琳


       在谈到文学期刊如何面对新挑战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家白烨指出,文学期刊在不同的时期,都会面临着由内部竞争和外部冲击构成的双重挑战,社会环境的变革与文化氛围的变异,常常会使文学期刊处于起伏不定的状态。相对全国来讲,《岁月》杂志受到的冲击和影响并不大,除了体制的惯性支撑和社会人文环境的旷达与宽容,自然与它“推出文学精品,培养文学新人”的办刊宗旨和受众定位有直接关系。自创刊以来,凡30年间,《岁月》从未惶言忝于大刊之列,却始终饱有大刊的气度与格局,它贯以“出精品、推新人”为己任,精心打造精干的办刊团队,甘于坚守,又勇于拓展,从容面对业内的挑战和冲击,用它朴素的价值体认和鲜明的文化自觉担负起了一份文学期刊的历史责任,对推动区域文学创作、文学生产和文学阅读发挥了独特作用。特别是近10年来,它在既重视外观装帧设计、竭力追求刊发作品质量、全面提升期刊文学品位的基础上,连年推出小说、散文、诗歌作品等专号,其中越来越多的作品被《诗选刊》、《散文选刊》、《小说选刊》选载推出,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刊物的文学影响,提升了刊物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社会效益明显。
    2016年《岁月》推出的这期“诗歌专号”,整体上看作品新、阵容强、涵盖广,可以说题材上有开掘,风格上有创新,创作上有突破,审美上有深度。较之去年“诗歌专号”中的“方阵式”呈现,本期以“梯队式”推出,不但形式上有所创新,更近乎一次代际性的诗歌创作展,是对当今诗歌创作水准的一次抽样审查,也是一次诗歌精神的年度大检阅。

1940、50年代:灵犀一点是吾师

    诗性存在的根本特征在于审美个体对生命体验的深刻揭示和对本真性情的唯美表达,这在1940、50年代诗人群体的作品中反映得尤为充分。在这个梯队里,全部的诗歌节律都自觉遵从一个指向,那就是对崇高的现实确认。
    邢海珍的《时间简史》类似一部微缩的“新诗经”,“风→雅→颂”的结构清晰可见——《大国》→《朋友引》→《时间简史》——将一种几千年来的沉静与从容剪辑、播放,几分钟之内一部形象片在眼前盛开,开阔大气,美不胜收。“读不完的书,走不完的路\举目抬脚便是热土山河\一手拂过铭文般的记忆\血与泪的怀念中便有花开花落”(《大国》)。这就是我们文化经验中的大国形象吗?这就是我们倾心憧憬的大国气派吗?这就是我们倍觉荣光的大国文明吗?读《大国》,你能领略到的或许更多,这或许也是《大国》于今天的教科书意义所在。在《朋友引》里,一种看淡富贵的风雅,一番调侃牡丹的情趣,一副山水之子的禅思,相互缠绕着扩散开来,如一只陶醉的蜻蜓弄破了一湖碧水,那涟漪漫漶扩至无形。这首诗注重营造一种穿越般的意境,引人追随介入山水之间,一边在寄情与遥想中沉入对彼岸的思考,一边“把芳名留下”享受春光般荡漾的友情……“从春天的风中发芽,却不肯\在秋雨的泥土中老去”(《时间简史》),多么美好的悖论,这是《时间简史》中是对一个人缅怀式的赞美,是一曲用挽歌的方式写给时间和人类的颂歌:“一种从无到有的长度\最后留给自己”。
    《黯淡了的历史烟云》是一种极具反思性的“庞壮国读史”,其中不乏正史无法消解的“灰色智慧”。庞氏读史成诗的现象学价值在于,他能拨开历史的表象,提炼出一种有别于史学背后的“副经验”,然后置于诗学范畴内,在调侃中批判,常常出其不意幽历史人物或事件一默,忍俊不禁后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意外收获,实属难得。《魏延哭了》中以“魏延”为叙述主体来反思其个人宿命的悲剧性,用以揭示历史的局限和悲剧化的人性。你看他多高明,他站在魏延的立场批孔明,把魏延的心理活动表现得何其真实,可见其读史之认真,思辨之深刻。与早期诗歌专事探寻北方人文精神向度以揭示人类复杂经验的创作相比,时下的庞壮国几乎遁入到历史的夹层中,隐没于黄卷,倾心于暗访,以现代人的口吻与古人对话,写了大量还原历史经验的诗作,其中不乏指向性极强的深切思索。
    李云迪诗歌的基调总体上是浪漫的,却从不回避现代意识的现象学考察,他的诗节奏感很强,内在的表达唯美、清澈,且能从与现实的直观对接中释放出亲和的智慧与活力。《春天的山坡上坐满了杜鹃花》极富映像感,你不觉得一个“坐”字的故事性内核要比一个“开”字的“所指”意味更丰富吗?到了《四月雪》里,一种沉雄的思考生成为一种柔性批判,叙述主体从时令的错乱中回归生活秩序,将深切的体察置换成对人性的痛彻感悟。“我在这场雪中\迷失了时令, 这些匆忙现身的雪\让我想到世间,一些不知轻重的人\他们的轻浮和自恋\多像这场雪, 那么容易被人遗忘\那么容易被风吹散\它们留在地的, 是一摊水\最后什么都没留下”,这样的表述与其说是批判和鞭笞,不如说是警示与告慰,是一种对现实中“不知轻重”人性的一种预警性提醒,它的诗学意义已经被放大了,普惠成一种人生准则。
    但肯寻诗便有诗,灵息一点是吾师(袁枚《谴兴》)。除了上述三位,包括潘永翔、段和平、潘红莉、张永波等一大批诗人的诗艺探索均以各自的方式呈现出独特的价值存在,他们不仅“寻诗便有”,同时兼具“灵犀一点”的创作格赋,的确值得后学借鉴和学习。

1960、70年代:心跳是一种旋律

    1960、70年代诗歌群体的创作于1980年代显影成一种话语风暴,它强势掀动了由朦胧诗建构起来的诗学系统,开始寻求自己的价值确立。本期专号选发这个年龄梯队的诗人及作品,基本遵循了他们初始阶段的诗学路径,已然进入到一种平易的现实书写,他们仍然视心跳为一种抒情旋律,从传统和本位出发,在吸收中创新,于借鉴中拓展,渐成当代中国诗坛的主角。
    北野诗歌的思辨性依然延续了他一贯的价值取向,在《繁花落》中,自省的力量异常醒目:“我一个人的羞愧\并不是最后的结局\当我做了酒鬼,我才知道鞭打的\伤疤,有时不只来自霹雳\它也来自心底的阴暗和暴力”(《繁花落》)。
    诗人的深刻性往往来自于对生活的切身体认,当然包括对爱情刻骨铭心地揭示。在《你是我的海鸥》和《不再》中,孙方杰给出两种不同的情感观照。前者沉浸在对情爱梦幻般的憧憬中,类似一封深挚的情书,叙述大开大合,心迹浩然坦荡;后者在对情路的瞻望与梳理中,逐渐变得节制而世故,对人性的认识是客观的。对情的差异性思考,不仅表现在对情爱对象的态度上,更是纠结在对时间的无奈与慨叹里……
    马行无疑是勤奋的,并在勤奋中保持着不懈的创新精神。《勘探队员之歌》更接近于一部诗剧,纪实性让这首诗呈现出一种舞台效果。事实上,诗歌对生活的干预相较于其它文学样式更直接,马行熟练地用诗歌语言设置情境,编织细节,他让“勘探队员”这一特定的人物集合得到了重新定义,某种程度上亦是对劳动价值和奉献精神的艺术肯定。
    犁痕突破地理文化的局限,从北方人的视角考察江南风物世情,纵横于历史和现实的情境中,立意上竖起新帜,着眼点开阔深邃。而王勇男则是玄奥的,他的诗从来都不乏冷峻的思考和奇诡的表达,带着独立的怀疑精神和黑色幽默的韵味。他的诗一般不给出答案,总是在提出问题中消解问题。
    杨小林依旧延续了反讽的叙事风格,他不善于使用抽象的“心理意象”展开理性审视,而是按照思维惯性使用具象的“物理意象”展开想像。他努力在谐谑中保持思考的严肃性,诗中思绪腾跃翻飞,天马行空,确有其明确的价值指向。相比之下,逸臣的诗就老实恬静多了。逸臣内心方正,心思规矩,善于在“小”的或简单的营造中发现“大”与广阔,他的诗闲适而内敛,平实中见高蹈,随意中见深情,实可谓人如其诗,诗如其人呵。
    张静波的“城市诗”经营已经形成独特的美学情境了,他在不经意间对城市文化和文明的考察,决定了他的诗具备了较高的审美层次,对城市存在的意义,以及人在城市宜居的多元思考,使他的创作超越了对“大乡土”形而上学的固守,在对城市的守望中实现了诗意的栖居。而王笃坤却怡然自乐地“隐居”在大森林里,在对“田园”的深度想象中,用诗歌建造起并不只属于他自己的“桃花源”。他的“农事诗”并不拒绝城市的昌明、喧嚣与繁华,而是试图在沉静地倾诉中表达对人类福祉的永恒关注。
    郭志凌的心是自由的,体现在他的诗中也是如此。他的诗秉持高义,富有情怀,总能从超验的吟唱中调动起全部的纯净与美好。他总是从正面切入对现实的肯定与传达,喜欢用鲜花装饰真理,用热爱描绘善良和正义,是一个心田里永远播满阳光、雨露和麦种的诗人。
    邓诗鸿的诗洁净、开阔,弥漫着某种忧伤的神性,感觉上特陶醉,这样的诗易被贴上“自恋”的标签。然而,邓诗注重向内的开掘,语言灵动贴心,属于新古典主义范畴的表达。相对而言,李皓便近乎豪放型了。李皓的诗比较直观,他似乎羞于进行理性的阐发,更愿意畅快淋漓地袒露思想,表达观点。在《认养一株水稻》中,他的诗思是裸露着的,“肌肤越来越白,像一粒晶莹的大米”。
    杨勇与木叶的诗尽管视角不同,言说方式却流畅而冷艳,字里行间蕴含着深远的学术视野,有着相似的美学立场。王孝稽和胡世远都在审慎地观望着身外的世界,前者的现代性表达简洁明快,后者更接近象征主义的表现方式。
    诚然,1960、70年代诗歌群体的创作已经比较成熟了,他们的作品有对传统诗歌精神的真诚维护,也有横向上对西方经验的吸纳与变革。与60后群体相比,70后群体的实验意识更明显,诗歌的拓展努力更趋自觉和灵活。由于两个年代的知识结构相近,文化语境基本相同,所以创作观念上也存在着某种相似性。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位,李继宗、红雪、曹立光、方文竹、赵亚东、小米、杨角、申广志、苏美晴、李晓泉、古剑、夏海涛、马端刚、成路、丁艳、阿垅等,都有着坚实的思想轨迹和强劲的创作态势,俟之他日,必将写出更值得期待的作品。

1980、90年代:你无法矫直一条河流

    新诗的梯队式发展有全局性的考量,也有局部性的参照。在本期诗歌专号中,1980、90年代创作群体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成人礼和加冕礼,整体性地走上了前台,其中不乏2000后的青春身影,他们的集体亮相表明,百年中国新诗生生不息,后继有人。
    “格桑,世界上最瘦的花\我靠近她的时候,她会轻轻让开\当我的头发突然被大风刮乱\只有格桑,没有乱\纤细的身骨,在凌厉的气流里\一点不躲闪,一点不倒伏\她只是习惯在高海拔上回首人间\人间里有我,不值得一株植物\开着三种颜色的花,来爱”
    在这首题目叫《我配不上一朵格桑的爱》的诗中,你会追踪到一种远胜过格桑花的那种美,或者说“美感”,那就是作者张远伦鲜活锐气的语言表现力。80后思维方式具备一种天生的优势,他们从深刻的文化转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观念性飞跃,丰盈的知识构成,缤纷的信息维度,高速旋转的大脑,无限开阔的眼界,让他们拥有超验的灵感和充实的创造活力。
    在《原谅》、《在春节里学会》、《耗尽》三首诗中,漆宇勤通过平实的书写完成了自我实现。我们不要怀疑80后们集体丧失了追诉生活信念和道德力量的能力,当他们开始懂的用诗来反省的时候,他们内心的光芒彻底照亮了他们的面孔,从而显示出一种难得的生动。
    刘星元的《低处》,如实地泄露了一位青年思想者全部的心理现实:“这一生时光漫长呵\在漫长的时光里,不忙碌是可耻的\所以应该学着陪流水流淌\所以应该学着等一朵花开”……在刘星元眼里,尘世就是低处,那里有“世俗的幸福和世俗的信仰”,那里有漫长的时光,生长着我们的出身。
    身为女孩子,丙方心思细腻,心事葱茏。她的诗长于记事怀人,笑对命运的嘲弄,铭记曾经的苦难,崇敬母亲的刚强,口语亲和,构思精妙。
    胡海升领会生活的能力反映到他的诗中显示出一种别样的成熟与厚重。我非常惊讶80后们笔下的苦难记忆和生活压力好像并不是从父辈那里转接过来的,而恰恰来自于他们的生命体验。这一点到了90后们那里,似乎也在延续。龚旭的《霜降以后》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世间关怀同样令人动容,庞悠扬诗歌的“自我中心”和主场意识依然强烈,在一个强调和张扬自我的时代,切不可将自我从时代精神中剥离掉。
    《殷家河行纪》是艾文华的传记,一个少年人的寂寞成长,映照出土地的贫瘠和尘世的苍凉,还有已经正在发芽的爱与梦想。
    1980、90年代诗歌群体的崛起不仅源自他们成长的必然,也是中国新诗发展的一种必然。他们的创作如同沿着自然河床奔腾的流水,你牵绊不住他们,也无法矫直他们。那就随他们自由流淌吧,毕竟所有的川流都要归入大海的。
    《岁月》不是大海,它当然不能吸纳当代诗坛全部的精英诗人,更无法穷尽全部诗歌精品,这也恰恰是本期专号的局限性所在。《岁月》地处北疆,幸运的是它从未被边缘。它从未卸载文学阵地的使命,努力在市场的挤压与磨砺下光大自己的文化品牌,好整以暇地办刊,发挥应有作用,坚定地为打造北疆文艺劲旅做出了独特贡献。这是《岁月》的骄傲,也是全体《岁月》人的光荣。
                                                                                                                                                 2016年9月于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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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轻松阅读中完成对世界的发现
——读王如长篇小说《追太阳》

吕天琳


      提供轻松阅读,对文学作品的创造者、生产者来说,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不脱离审美主旨的本体追求,或者说是一种文学自觉。王如从诗歌创作尝试向小说创作转型的过程中,基本上遵循了这一“潜规则”。事实上,任何一部文学经典,都在不断加持其思想内核的同时,不露声色地为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一种轻松流畅的心灵之旅,从这一点上,《追太阳》不啻是在向经典致敬,更是在鼓足勇气地向经典靠拢,它深知,只有让读者在开卷后迅速进入到作品营造的文学情境中,产生阅读兴趣,并将这种兴趣自然转化成一种畅快的审美愉悦,才能让读者的注意力和兴奋点“寄居”在主要人物身上,进而满足阅读者的审美需求,完成他们对世界的独到发现。
    王如当然意识到了这种可期待的创作追求能给读者带来什么,所以他从《追太阳》立意之初就不遗余力地开始了这种探索。他知道,最重要的是要首先讲好一个能打动人的故事,其次才是故事的架构,然后他推出了一个“复合型”的具有悲情色彩的主人公。在哈日查盖九岁的视野里,太阳是充满神性的,它是时间和生命双重打开方式,它承载了人世间无限的梦想与可能,有了它,绝症从不代表绝望,截肢后的“小夸父”一样能够追逐生命的意义和梦想,即使双目失明,音乐的光芒却给了他一双卓越的眼底,让他仍然能够“看的见”有祖母、有妈妈,有光明、有色彩的“眼前”的世界……
    在超越了现实的极端想象中,王如设计了这样一个形象或许有的读者会觉得太过残忍,甚至会暗叹作家的心太狠了。然而这恰恰是一种设计上的成功,在故事起始就标出这样一种极大地戏剧性的反差,能够拉升读者普遍的阅读期待。王如并没有向他的读者要同情,他给出的现实可能性完全符合世态和情节发展的生活逻辑。某种程度上,《追太阳》散发出来的焦灼与痛感其实已经被作家从主观上故意克制而弱化了,因为现实表面本身就是滚烫的。这种源自深切体察产生的深度思考,来到小说里已经洋溢出一种“笑着流泪”的温情了,足见作家是克制的,是愿意从苦难中提炼出一点点坚韧和美好的,这是一种企望,亦是一种善举,体现出隐忍的人文性表达。
    哈日查盖没有被塑造成英雄,这是我们愿意想到的,也是作家生活智慧和文学智慧媾和的一种高明。哈日查盖依然行走在我们身边可感知的日常温度里,他的痛苦我们能想到,他的欢乐也能够被我们的内心捕捉到,他是无忧无虑的“仅仅少了一条腿”的病天使,他是包龙山和袁雪梅这对普通又不幸父母时刻憧憬着飞天的小秃鹰,他是“虽然聪明,但有时会马虎”的邻家少年,他是“折翅”后坐在轮椅上赶着快乐的音符给大家的送去温暖和力量的雄鹰,他是天际线上的一个最明亮的斑点,一个从不幸中发现幸福的童话英雄……
    我们愿意相信王如并没有非要把《追太阳》放到“儿童文学”这个集合里的主观刻意,简单地看,他就是在写一个残疾少年逆风成长和追梦的故事,他没有预先选择读者对象,从文本上看,《追太阳》应该适合所有年龄阶层读者的口味。小读者们喜欢它,或者在家长和老师的指导下阅读它,从他们的角度实现与主人公哈日查盖的“无缝对接”,说明孩子们的心灵世界是相通的。成人读者读它,更多的是沿着作家的指引进入到小说情境中去,感受到了主人公顽强的生命意志和生命态度,他们怀着本能的悲悯跟着小哈日查盖一同欢喜流泪,一同挣扎怒放,在唏嘘中感知作家温良的笔触,从文字传递出来的痛感中体验生命价值,膜拜人性的坚韧。
    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它的文学内涵往往是超越其文本意义的。当前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尽管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却也存在诸多问题,诸如创新精神仍未被完全激活,一段时期以来创作态势仍被市场操控,而且出现了“极端唯美主义”和“极端快乐主义”两种不良风向,产生了一些故意迎合孩子和家长胃口的作品。直到以“古典唯美派”著称的曹文轩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问世和获奖,儿童文学及其创作再次受到广泛关注。诚然,王如目前的儿童文学写作还不具备曹文轩那样高远的人文情怀,但他已经自觉地以此为模板进行写作,《追太阳》中已经显露出这种沉实的思考,已经非常可贵了。
    有人说《追太阳》是一部励志性的文学作品,我想问的是,古今中外有多少文学作品不是“励志”的?可以肯定的是,《追太阳》不是一部类型化小说,它关注的不是某个特定领域或行业的价值定位和观念冲突,尽管它以孩子为主要书写对象,揭示的却是那个古老又常新的永恒主题——爱——包括对美好的追求和对残缺的接纳,关涉关注的是“人”在残酷的生命和成长经历中的现实处境。如果我们仅仅看到《追太阳》诗意和励志的一面而未着眼残障儿童全部的社会境遇的话,我们是无法理解接受作家和他的小说主人公哈日查盖为什么忽略对人生苦难的刻画与体味,而是怀着一颗饱满抑或快乐的心态书写崇高和追问生命意义了。我突然想到电影《蒙古王》里的一个情节,扎木合报复铁木真,被俘后不解地问铁木真:都说蒙古人惧怕闪电,你为什么不怕?铁木真略一沉吟,回答道:因为我无法躲避闪电,所以我不惧怕。哈日查盖也无法躲避闪电般的厄运,所以也就无所谓惧怕了。
    王如早期写诗,题材多是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却是浪漫主义的,意象写实是其主要的风格特征。表现在小说创作上,他基本延续了这一特征。在《追太阳》中,“鹰”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出现频率非常高,几乎贯穿全文。它是小哈日查盖精神的符号学呈现,带着刚毅、果决的进取意味。这从“小秃鹰”—“雏鹰折翅”—“鹰的蜕变”—“雄鹰展翅”这一显著的脉络顺序,基本可以得出上述结论。希腊神话里讲,鹰是宙斯的鸟,可见鹰在人类文明观照里是具有神的属性的。蒙古族族源神话里,鹰更是堪称“神鸟”。相传成吉思汗十一世祖孛端察儿依靠养的一只猎鹰捕来猎物维持生存,孛端察儿后代繁衍兴盛起来后形成孛儿只斤氏,遂把鹰作为保护神崇敬起来,鹰由此成为蒙古人崇敬的对象,逐渐上升为一种图腾崇拜。哈日查盖属蒙古族,王如借用蒙古人崇拜神鹰这个事实,结构成《追太阳》的叙事策略,这种来自诗性的总体构思,为整部小说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格局,更为全部情节的展开提供了必要的结构性支撑。
    以语言为主要表现元素的文学作品,终归是要进入读者的消费系统产生其独特价值的。总观《追太阳》这部小说,其语言传导的信息层次还是清晰的,站在小读者的角度考量,它没有过度的语言游戏生产,没有太过超验的哲思性阐述,行文总体看是流畅的,这使所有的阅读行为更容易也更便捷,不至于因晦涩难懂制约了一般读者的惯性阅读体验,更多的是带给读者一种容易进入的轻松与快慰。优秀的作家都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或情节简化成一种类似童话的语言清欢,而不是故弄玄虚。由此可见,赢得读者而不是迎合读者这一点特别重要,只要你的作品没有淡化文学性、思想性,总是会受到读者欢迎的。《追太阳》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它引领读者进入轻松阅读的状态,将文本意义得以最大程度地拓展,从对一个蒙古族少年的自我救赎中把握人物命运,进而推人及己,回到对自身运程的关注和思考上,光大人生,放飞梦想,从小说人物的心灵世界发现爱与强大,发现美与辽阔。

                                                            2016-8于泰安绿地公馆
                                                            2016-9-1改于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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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上的生命号歌

——在长篇小说《青马湖》首发式上的发言

 

□吕天琳

 

 

各位领导、各位作家、批评家朋友们:

首先祝贺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知名作家王鸿达长篇新著《青马湖》付之梨枣,出版发行。

还是一个月之前,鸿达兄湖边约书,赠我新版《青马湖》。接书在手,受宠若惊。爱书之人,再没有比作者本人赠其新书作为礼物更令人欣喜的事了,晚上回到家即展开捧读。那些日子,我的背包里只带了两本杂志和这本书,每天看几章,看完之后再给每一章加一个小标题,前后历时一个月读完。

鸿达兄是一位为人真诚坦荡、为文朴实清澈、创作上又非常勤奋的作家,近年来他的文学创作可谓风生水起,佳作迭出。特别是今年,继春天时出版长篇小说《青春斑驳》后,不出半年又推出长篇力作《青马湖》,一年内出版两部长篇小说,不能不说其创作活力四射,到了真正的爆发期,可喜可贺,同时更值得我们学习,争取像他一样写出更多好作品。

《青马湖》这部小说围绕肇州地方青马湖区域辐射性展开,时间跨度从清末延展至民国、伪满洲国时期,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实现光复,历经六十余年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艰辛岁月,既着重表现出对我们这片黑土地上早期先民艰苦劳作和无畏抗争由衷赞美的文化考量,也有对长久萦绕于怀国恨家仇的历史性缅怀。小说以乔邹两大家族为线索交叉演进,塑造了一群真实可信、可亲可敬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勤勉聪慧闯关东来的主人公山东汉、命运多舛的驿站站丁、鲜活亲和的民间艺人喇叭匠,还包括抗击日寇的东北军军官、散落民间的抗日斗士,甚至还有学生、郎中、胡子等等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小说结构清晰严谨,语言本土气息浓烈,好多关于场景的描摹和细节的刻画,都遵从了一种“这片土地”上固有的文化经验,浓墨重彩中洋溢着作家深耕吾土的炽热情愫,婉约的素描里静静流动着作家不露声色的文学功力和深切地哲学思考。作家怀着对吾土先民的无限敬仰和热情追慕,将长期深入生活获得的现实思考,以忠于历史和生活的态度,以诚实率性和温暖的笔触,将乔邹两大家族三代人的欢笑与血泪、无奈与痛楚,进取与抗争,胆识与命运,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其中不乏对历史苦难的批判性追诉,对时代悲剧的现实关切,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戚和焦虑,对普通民众命运的切肤式同情。由此可见,《青马湖》并非一般意义上描写闯关东流民史的长篇小说,也不只是一部单纯描写关东黑土地上抗战题材的类型化小说,它是一部具有饱满历史叙事品格的作品。它笔墨温和,近乎一种唠家常式的表达,描绘出一幅极具东北地方风味的风俗画卷,历史地理背景可参可考,人物形象呼之欲出,文化语境旷达唯美,作品中跳跃着无尽的人情美和人性美……

当下的西方史学界涌动着一种有些矫情的论调,他们认为,历史不过是后人的穿越式想象再加上一点点偏见的化学反应式的结果。这种结论,《青马湖》是不认可的。王鸿达在小说里,充分表达了这样一种历史观,那就是,尊重历史原貌的文学表达是一个具有使命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作家的本分,这不仅仅是对人类历史客观上的尊重,更是对我们自身命运和人格尊严的本能捍卫。

任何时代的文学创作,主观上体现的都是作家的是一种现实担当。作家不忠实于历史原貌,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不忠实于真相,进而等同于不忠实于真理。作家反映时代,是历史赋予作家的一种形而上的文化权利,因此,一个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只有充分用好这种权利,才能写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作品,才能不负生活的期待和时代的重托,成为一个真正大写的人。

长篇小说《青马湖》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的定点深入生活创作作品。为此早在2012年,王鸿达就深入到肇州体验生活。为写好《青马湖》,他在肇州县及所属乡镇走访调研运思了一年多,走村屯,查县志,多方接触当地百姓,适时了解这片土地的今昔,储备了相当丰富的史料和素材,历时两年,最终捧出这部长篇力作。他穿行于脚下这块早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乡土,平和其执念,思索与吐纳,努力把情感楔进到“青马湖”的文化身份中去,像考据一件文物,既考察其品相,又把玩其包浆,用审视的眼光用心打量身处其中这块丰饶又沧桑的土地,竭尽全力发掘肇州的苍凉与壮美,设身处地地为青马湖人作传,然后照进现实,用他内心的热爱激励今天的肇州人踏着先民的足迹策马扬鞭走上更加富足之路,慰藉今天肇州人的精神世界……

鸿达兄是一位富有高远理想和文化情怀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儒雅真诚为人持重的兄长,今天能够参加他长篇新著《青马湖》的首发式,我非常高兴,也特别激动。生活中,他乐观谦和,创作上,他博学勤勉,是我今后学习、写作和生活中的一个可敬可爱的向导。常听有人说,一个不懂得欣赏自己的人是难以快乐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解读这句话,生活常态中的王鸿达是很随和的,随和的人一定是快乐的,由此可以推断,他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懂得欣赏自己的人”。同样,能写出如此厚重又真诚作品的王鸿达,写作中也一定是快乐的,所以,他同样也懂得欣赏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作品就是作家的孩子,没有谁不爱自己的孩子,也没有谁不欣赏自己的孩子,即使是批评自己的孩子,大致也都会情不自禁地带着欣赏的成分。

因此可以说,创作出《青马湖》这样一部好作品的王鸿达是好样的,用时下一句时髦的话界定,王鸿达是成功的。他的这部作品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立足于本土,讴歌放垦先民的创业精神和煌煌业绩,还在于他用创作实绩很好地回馈了养育他的这块土地和父老乡亲,包括在他深入生活期间为他提供巨大帮助的肇州人,以及为他创作付出重大支持的大庆文化局及省作协的领导和朋友们,还包括为作品出版付出辛苦的出版社的老师和朋友。因此我也为鸿达兄感到由衷的高兴。的确,一个作家的成长离不开他生活其中的文化氛围和创作环境,鸿达兄也是如此。是大庆文化届的领导和兄弟们共同构成了大庆这片热土上的“文化襁褓”,故此才会有今天像王鸿达这样的俊才一飞冲天的可能。我为生活在这样的城市、这样的文化土壤、这样大力扶持包容并力挺的朋友们中间感到无比地骄傲和幸福,我愿借此机会说出我对你们的感谢和祝福,希望你们永远健康快乐,更希望我的作家朋友们像王鸿达那样多出好作品,来回报我们生长其中的土地,回报所有朋友的关注。谢谢大家!

 

20158月于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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